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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书讯:纪念彭德怀元帅诞辰120周年的精装纪念版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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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纪念彭德怀元帅诞辰120周年和他的夫人浦安修同志诞辰100周年,去年年中我就开始筹划出版一本大型影集,经过曲曲折折的艰难过程,目前已经和中国文史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交齐了700余张两位老人家的历史照片。出版社已经向中央审批机关报批,但是何时能获准出版,则是无法预料的,耐心等着吧。
      2014年6月,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不信青史尽成灰——彭德怀的铁骨与柔肠》,这本传记文学颇受读者青睐,半年多就连续再版了三次。今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同仁们怀着对彭老总的一片深情,又决定出版这本书的精装纪念版。近两个月责任编辑李文华日夜兼程,辛辛苦苦完成精装版的全部编辑工作,作为作者,在文华编辑的指挥下,我为精装纪念版做了重要的修订,还增补数张从未发表过的历史照片。我深深感谢中青社的朋友们,环顾当下国内出版界,能够不惧风险,排除万难,为缅怀民族英雄彭老总而出版纪念图书,堪称凤毛麟角。
      请看这本书的封面设计:




      深绿色部分是布面,上面的文字是用特殊印刷技术烫上去的。
      特地为该书做的腰封:




      版权页的文字如下:

(京)新登字08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信青史尽成灰:彭德怀的铁骨与柔肠/滕叙兖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8 ISBN 978-7-5153-5107-0

 

.①… Ⅱ. ①…Ⅲ.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Ⅳ.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2783号责任编辑:李文华

书籍设计:瞿中华

 

出版发行:中国青年出版社社址:北京东四12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57350504门市部电话:(01057350370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32.5

字数:450千字

版次:20189月北京第1

印次:20189月北京第1次印刷定价:88.00

 

      立秋刚过, 9月份就要到了,敬请我的网友们关注这本具有特殊意义的图书出版上市动态吧。

 

[转载]终于弄清楚跟彭总谈话的都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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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德怀元帅是第一位视察哈军工的中央领导人,那是1953年8月上旬,他在朝鲜开城签署完停战协定后,回国途中在东北各地视察,特地到哈尔滨来看看即将开学的哈军工,陈赓院长陪同他去市里斜纹二道街看望老教师,又给院系部的干部讲话。遗憾的是当时的院机关连一台照相机也拿不出,彭总在学院的许多活动场面,包括他在松花江畔,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1958年9月初,彭总第二次来视察哈军工,他离开省委为他安排的高级宾馆,住进哈军工简单的招待所,也不要任何院系领导陪同,首先提出要去学院实习工厂去看一看在那里实习的学员。
      这一次学院的宣传部干部不含糊,抢拍下一张成功的照片。这张照片记录下当时彭总与学员交谈时心情愉悦,笑容满面的场面。后来《解放军报》把这张照片发表在某日的第一版,在全国全军影响很大。也是哈军工照片第一次公开见报,当年我在国家图书馆查找历史资料,特意把这一张旧报纸调出来看看。


               

      20年前,我在撰写《哈军工传》时选用了这张照片,当时弄不清照片里的人物都是谁,费了许多周折,才打听到彭总右手边那一位同志是实习工厂厂长欧阳。其他的人就无从询问了。
      昨天老友吴新明同学发给我一个微信,哈军工原空军工程系七科的老学长李增惠最近写了一篇回忆录,解开了我多年的疑问。
     李学长在文章中说:  
    “欧阳厂长右肩上半个头是我,我侧面戴白帽子的是副班长宋同义,再外侧拿大手套的是班长刘衡,与彭元帅对话的是康济滨同学,康后侧的是谢迈群。
彭元帅先问康身材多高?康答一米五五,有点害羞的样子,彭总和大家都笑了。”
      当时李学长是从海军工程系航道专业调入空军工程系七科,不久七科就独立建系,成为导弹工程系。
      李学长在文章中没有提到在欧阳厂长身后的校官是谁?新明兄告诉我他是代理队列部长黎觉亭,后任导弹工程系副主任。
      这已经是60年前的事情了,彭总早在1974年11月29日含冤病逝,照片里的其他人物还都在世吗?


 

[转载]沙叶新老师请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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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叶新老师请一路走好!

      昨日传来噩耗,我国著名剧作家、作家沙叶新老师在26日清晨5点病逝。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内心的悲痛,自2003年我们相识后,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我敬佩他的高尚品格和美文佳作,把他看成是自己的良师益友。
      2003年秋,我的处女作《哈军工传》出版上市,应上海哈军工校友会邀请,赴沪签售。一天傍晚,我的老伴告诉我,今晚咱们的亲戚沙叶新老师要来看你,祝贺你出书了!我们是什么亲戚呢?原来我老伴的亲外甥女(她大姐旅美的女儿)是沙叶新老师的儿媳妇。我早就知道,但是我还没有机会与沙老师见面。那天晚上我和老伴儿还有她的妹妹(营养学博士,应中科院聘请在上海某研究所工作)与沙老师聚餐,真是相见恨晚,沙老师睿智的思想和风趣的谈吐,让我深深折服。
      沙老师是大师级人物,他的生花妙笔,锦绣文章,早闻名于中国学界。我只是初出茅庐的文史新兵,他很关心我,我们鱼雁往还,他为我的新作操心,特别是如何克服出版的困难,帮我寻找出版机构。2009年,我到上海采访,接到我的电话,他很高兴,邀我到家里聊天。那时候他已经患上了癌症,正在治疗中,身体虚弱。当时他的夫人和女儿都出门了,家里只有六七岁大的外孙女。我们谈了很久,我怕他太累,便起身告辞,他俯身问孙女:“能不能给我们照一张相片呵?”女孩子点点头。我把挺沉重的相机递给孩子,心想,行吗?没有想到,洗出来一看,还照的很清楚。



    2009年在沙老师的书房


      又过去若干年,我们常相互赠书,互通心曲,他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他的处境我不必多说,你懂的。我惦记他的身体,传来的消息,似乎还可以。
      2016年5月,我偕老伴去浙江嵊州市参加我的新作《邢球痕院士传记》家乡发布式活动。结束后赴沪,我电话问候沙老师,他说,明天你俩来吧。第二天,朋友开车送到他居住的小区门口,我老伴问一个看大门的保安员,沙先生住的那栋楼怎么走?那个年轻人说,你们是去看那个老反革命呀!我狠狠瞪他一眼。
      我们和沙老师夫妇谈了很长时间才下楼去吃饭,交谈中说起在美国的儿子一家,孙女、孙子可爱极了,沙老师特别开心。



两家人的合影,是钟点工用我的手机给拍照的。



老伴怕钟点工照不好,说再补拍一次。



沙老师赠书给我,在《良心胡耀邦》上签题。

      没有想到这次小聚,竟成永诀。
      大师远去,还有大师否?



 

[转载]国民党将军名单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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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国民党将军名单大全作者:徐而缓

                    国民党将军名单大全

国民党将军特级上将:

1935年4月1日授予:

蒋中正: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中华民国总统、中国国民党总裁。

 

一级上将:

1935年4月2日授予:

阎锡山: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山西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部长。

冯玉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张学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

何应钦:军政部部长兼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主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部长、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宗仁: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汉中行营主任、北平行营主任、中华民国代总统。

朱培德:军事训练总监部总监兼军事长官惩戒委员会常务委员、代理参谋总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

唐生智:训练总监部总监、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法执行总监、首都卫戍司令长官。

陈济棠:广州绥靖公署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1935年9月6日授予:

陈绍宽:海军部部长、海军总司令。(海军)

 

1938年2月14日追晋:

刘 湘:1938年1月20日病逝于汉口、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1939年5月13日晋升:

程 潜:副参谋总长、代理参谋总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

 

1940年5月18日追晋:

宋哲元:1940年4月5日病逝于四川绵阳、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

 

1944年2月2日追晋:

陈调元:1943年12月18日在重庆病逝、时任军事委员会点验委员会及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5年10月5日晋升:

白崇禧:国防部部长、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华中“剿总”总司令、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47年2月21日晋升:

陈诚: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行政院长、中华民国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

 

1950年5月晋升:

薛 岳:总统府战略顾问。

 

1951年6月晋升:

周至柔:国防部兵工委员会主任委员、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保安司令、总统府参军长。

 

1952年10月晋升:

徐永昌:总统府资政。

 

1954年6月21日晋升:

桂永清:参谋总长。(海军)

 

1954年7月晋升:

顾祝同: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主任兼贵州绥靖公署主任、第三、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西南军政公署长官、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1959年1月晋升:

王叔铭:国防部参谋总长、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常驻联合国军事参谋代表团首席代表兼空军代表、总统府战略顾问。(空军)

 

1959年6月晋升:

彭孟缉:参谋总长、总统府参军长。

 

1959年12月31日追晋:

郑介民:1959年12月11日病逝于台北。

 

1960年7月晋升:

黄 杰:台湾警备总司令、国防部部长、总统府战略顾问。

 

1961年12月晋升:

黄镇球:总统府参军长、总统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席。

 

1964年1月追晋:

朱绍良:1963年12月25日在台北逝世。

 

1965年9月晋升:

余汉谋:总统府战略顾问。

 

1966年12月晋升:

黎玉玺:参谋总长、总统府参军长。(海军)

 

1968年1月晋升:

高魁元:参谋总长、总统府参军长、国防部部长。

 

1970年6月25日晋升:

刘玉章:台湾警备总司令兼台湾军管区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

刘安祺:国防研究院副院长、总统府战略顾问。

赖名汤:参谋总长、总统府战略顾问。(空军)

 

1972年12月晋升:

胡 琏:总统府战略顾问。

 

1973年9月追晋:

陈大庆:1973年8月22日病逝于台北、时任国防部部长。

 

1976年6月晋升:

宋长志:参谋总长、国防部部长、总统府战略顾问。

 

1981年12月晋升:

郝伯村:参谋总长、中山科学院院长、国防部部长、行政院长。

 

1990年1月1日晋升:

陈燊龄:参谋总长。

 

1992年1月1日晋升:

刘和谦:参谋总长。(海军)

 

1995年7月5日晋升:

罗本立:参谋总长

 

1998年3月5日晋升:

唐 飞:参谋总长、国防部部长。(空军)

 

1999年2月1日晋升:

汤耀明:参谋总长、国防部部长。

 

2002年2月1日晋升:

李 杰:参谋总长。(海军)

 

2004年5月晋升:

李天羽:参谋总长。(空军)

 

二级上将:

1935年4月3日授予:

陈调元:军事参议院院长、军事委员会点验委员会及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

何成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兼湖北省保安司令、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

朱绍良:第三、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副参谋总长兼军委会办公厅主任、重庆绥署主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福州绥署主任。

韩复榘:山东省政府主席、后兼山东省保安司令、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

宋哲元:察哈尔省保安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北省保安司令、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刘 湘:四川省政府主席、四川省保安司令、第二路预备军司令长官、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刘峙:河南省政府主席、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重庆卫戍司令兼防空司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徐州剿总总司令。

万福麟: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副主任、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五十三军军长、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东北行辕副主任、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何 键: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湖南省保安司令、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军事委员会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白崇禧: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第五战区代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主任。

刘镇华:安徽省政府主席兼安徽省保安司令。

顾祝同: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主任兼贵州绥靖公署主任、第三、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西南军政公署长官、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商 震: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军委会办公厅主任、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国民政府参军长。

傅作义:第七军团总指挥、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华北剿总总司令。

徐永昌: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主任、军令部部长、陆军大学校长、国防部部长。

于学忠:西北剿总第二路军总司令兼第八纵队司令、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五十一军军长、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杨虎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西北“剿匪”第三路军总司令。

蒋鼎文:福州绥署主任、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十战区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军事参议院参议。

龙云:滇黔绥靖公署主任、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主任、陆军副总司令、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军事参议院院长、战略顾问委员会代主任。

徐源泉:鄂湘川边区“剿匪”总司令、第二军团军团长、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军事参议院参议。

 

1935年12月10日授予:

杨爱源:山西新编陆军总指挥、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三十四军军长、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

 

1936年1月11日授予:

程 潜:参谋总长、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1936年11月23日追晋陆军上将:

王 均:1936年11月因飞机失事身亡、时任西北“剿匪”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官。(1935年4月6日授中将)

 

1936年12月31日授予:

李烈钧:军事法庭审判长。

 

1937年4月12日追赠陆军上将:

黄慕松:1937年3月20日在广东逝世、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35年4月4日授中将)

 

1937年7月31日追赠陆军上将:

佟麟阁:1937年7月28日在北平南苑阵亡、时任第二十九军代军长。

赵登禹:1937年7月28日在北平南苑阵亡、时任第一三二师师长。(1936年1月25日授中将)

 

1937年12月6日追赠陆军上将:

郝梦龄:1937年10月16日在忻口战役中阵亡、时任第九军军长。(1935年4月4日授中将)

饶国华:1937年11月30日在安徽广德自杀殉国、时任第一四五师师长。(1936年2月26日授少将、他后来任一四五师中将师长、没有正式的晋升时间)

 

1938年2月18日追赠上将衔:

周浑元:1938年初在重庆病逝、时任第三十六军军长。(1935年4月6日授中将)

 

1938年4月6日追赠陆军上将:

王铭章:1938年3月17日在滕县阵亡、时为第四十一军前敌总指挥兼代理军长。(1936年2月26日授少将、1936年10月28日晋升中将)

 

1939年5月2日晋升:

卫立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陆军副总司令、东北剿总总司令。(1935年4月4日授中将、1936年9月26日加上将衔)

陈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第六、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军政部部长、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1935年4月4日授中将、1936年9月26日加上将衔)

 

1939年11月20日追晋:

廖磊:1939年10月23日逝世、时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兼安徽省保安司令。(1936年1月23日授中将、1937年5月14日加上将衔)

 

1940年7月7日追晋:

张自忠:1940年5月16日在湖北宜城阵亡、时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1935年4月9日授中将、1939年5月2日加上将衔、)

 

1941年9月26日追赠陆军上将:

唐淮源:1941年5月12日在中条山自杀殉国、时任第三军军长。(1935年4月13日授少将、1936年10月5日晋升中将)

 

1943年6月12日追赠陆军上将:

蒋作宾:1942年12月24日病逝于重庆、曾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兼安徽省保安司令。

 

1943年9月10日追赠海军上将:

陈训泳:具体逝世时间不详、曾任海军部常务次长。(1935年9月6日授海军中将)

 

1940年9月23日追赠陆军上将:

陈安宝:1939年5月6日在南昌会战中阵亡、时任第二十九军军长兼第七十九师师长。

 

1944年2月9日晋升:

薛岳: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徐州绥靖公署主任、总统府参军长、海南防卫军总司令。(1935年4月5日授予中将、1936年9月26日加上将衔)

 

1944年6月22日追赠陆军上将:

李家钰:1944年5月21日在河南陕县阵亡、时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七军军长。(1936年2月25日授中将)

 

1945年5月25日追赠陆军上将:

邹 洪:1945年4月16日病逝、时任粤桂边区总指挥。(1935年4月13日授少将、1940年12月2日晋升中将)

 

1945年5月25日追赠海军上将:

陈季良:1945年4月14日病逝于四川万县、时任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一舰队司令。(1935年9月6日授海军中将)

 

1945年10月3日晋升:

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陆军总司令。(1936年9月12日加上将衔)

张治中: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1935年4月4日授中将、1936年9月26日加上将衔)

 

1946年6月13日晋升:

余汉谋:衢州绥靖公署主任、陆军总司令、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1936年1月22日授予中将、1936年9月12日加上将衔)

 

1946年7月31日晋升:

李济深: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训练部总监、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一说为一级上将)

张之江:军事参议院参议。(1936年1月22日授中将、1936年9月26日加上将衔)

鹿钟麟:国民政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36年1月22日授中将、1936年9月26日加上将衔)

王树常:军事参议院参议、晋升同时即退役。(1935年4月5日授中将、1937年6月7日加上将衔)

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保安司令。(1939年11月13日授中将、1940年5月25日加上将衔)

石敬亭: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1936年1月22日授中将)

张 钫:军事参议院副院长。(1936年1月23日授中将)

金汉鼎:军事参议院参议。(1936年1月23日授中将)

郭汝栋:1938年即已回家休养。(1935年4月8日授中将)

但懋辛: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军事参议院参议。

李 杜:军事参议院参议。

 

1946年10月19日晋升陆军上将:

张 贞:军事委员会西南军风纪巡察团团长。(1936年3月18日授中将)

 

1946年12月7日晋升:

吕 超: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长、军事参议院参议。(1937年1月8日授中将加上将衔)

 

1947年1月6日授予陆军上将:

蔡廷锴:曾任军事委员会参议。

 

1947年1月29日晋升陆军上将:

俞飞鹏:交通部部长、总统府战略顾问。

 

1947年2月21日晋升:

邓锡侯: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36年2月25日授中将、1937年3月31日加上将衔)

陈 仪:台湾警备总司令、浙江省政府主席。(1937年9月2日授中将加上将衔)

熊式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国民政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37年9月22日授中将加上将衔)

 

1947年3月22日追赠陆军上将:

蒋方震:1938年11月4日病逝于广西宜山、时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

 

1947年6月9日特任:

陈铭枢:第十一军军长、京沪卫戍司令长官、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

 

1947年11月11日晋升:

孔 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立法院立法委员。

 

1948年11月18日晋升:

邹作华: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36年4月21日授中将、1937年9月2日加上将衔)

 

1948年5月17日追晋陆军上将:

刘戡:1948年3月1日在陕北自杀、时任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1935年4月13日授少将、1936年10月5日晋升中将、1953年又被追晋为陆军二级上将)

 

1948年5月17日追晋上将衔(请注意同上面的刘戡的待遇不一样):

严 明:1948年3月1日在陕北宜川阵亡、时任整编第九十师师长。(1945年6月28日晋升少将、没有晋升中将的记录)

 

1949年1月19日追赠陆军上将

邱清泉:1949年1月10日在陈官庄阵亡、时为第二兵团司令官。(1939年6月24日晋升少将、1948年9月22日晋升中将)

陈章:1948年11月11日在淮海战役中兵败自杀、时任第六十三军军长。(1936年2月1日授少将、1936年7月晋升中将)

黄百韬:1948年11月22日在碾庄阵亡、时任第七兵团司令官。(1936年1月30日授少将、1943年4月26日晋升中将)

熊绶春:1948年12月11日在双堆集阵亡、时任第十四军军长。

 

1949年9月晋升:

罗 奇:陆军副总司令。(1937年5月14日晋升少将、1948年9月22日晋升中将)

 

1950年3月晋升:

刘士毅:总统府参军长、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1940年4月13日晋升中将、1949年5月24日加上将衔)

周至柔:参谋总长兼空军总司令。(1936年1月24日授中将)

林 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总统府战略顾问。(1936年1月22日授中将、1947年8月9日加上将衔)

袁守谦:国防部政务次长、代理部长。(1937年5月21日晋升少将、1945年6月28日晋升中将)

 

1950年8月追赠陆军上将:

郭 忏:1950年7月30日病逝于台湾、时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36年1月30日授少将、1936年10月5日晋升中将)

 

1950年10月20日追赠陆军上将:

唐式遵:1950年3月28日在西康阵亡、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36年2月25日授中将、1938年10月24日加上将衔)

 

1951年2月晋升:

郭寄峤:国防部部长。(1936年1月20日授予少将、1937年4月2日晋升中将)

 

1951年5月晋升:

孙立人:陆军总司令兼台湾省保安司令、总统府参军长。(1945年3月8日晋升少将、1948年9月22日晋升中将)

 

1951年6月晋升:

桂永清:海军总司令、总统府参军长。(1935年4月13日授少将、1936年10月22日晋升中将)

黄镇球:联勤总司令、国防部副部长、总统府参军长、台北卫戍司令、台湾警备总司令、总统府参军长。(1936年1月29日授少将、1936年10月5日晋升中将)

 

1952年晋升:

彭孟缉:台湾警备司令部副总司令、台湾卫戍司令、副参谋总长、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1938年4月27日晋升少将、1948年9月22日晋升中将)

 

1953年1月晋升:

萧毅肃:副参谋总长。(1936年3月18日授少将、1945年2月20日晋升中将)

 

1953年2月追赠:

张镇:1950年病逝于台北、曾任宪兵司令、首都卫戍司令部司令。(1936年10月5日晋升少将、1948年9月22日晋升中将)

 

1953年10月晋升:

王叔铭(空军):空军总司令。(1948年9月22日晋升空军少将)

黄杰:台北卫戍司令、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司令、总统府参军长、台湾警备总司令。(1935年4月13日授少将、1936年10月5日晋升中将)

 

1954年1月追晋:

周 岩:1953年7月22日病逝于台北、退休前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35年4月9日授中将)

 

1954年7月晋升:

郑介民:国防部参谋次长、总统府战略顾问、国家安全局局长。(1943年2月10日晋升少将、1948年9月22日晋升中将)

徐培根:副参谋总长、国防大学校长、国防部常务次长、总统府战略顾问。(1945年6月28日晋升中将)

 

1955年晋升:

胡宗南:澎湖防卫司令部司令官、总统府战略顾问。(1935年4月9日授中将、1945年10月3日加上将衔)

黄仁霖:联勤总司令。

 

1956年10月追赠:

毛人凤:1956年10月14日病逝于台北、时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

 

1957年7月晋升:

胡 琏:第一军团司令、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陆军副总司令。(1945年6月28日晋升少将、1948年9月22日晋升中将)

石觉:副参谋总长兼联合作战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防部作战参谋次长、联勤总司令。(1939年6月17日授少将、1948年9月22日晋升中将)

梁序昭(海军):海军总司令、国防部副部长。(1949年8月晋升海军少将、升任海军总司令的同时晋升为海军中将)

陈嘉尚(空军):空军副总司令、空军总司令、副参谋总长。

 

1958年9月追晋陆军二级上将:

吉星文:1958年8月24日在金门炮战中伤重不治、时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1945年6月28日晋升少将、1957年12月晋升中将)

赵家骧:1958年8月23日在金门炮战中阵亡、时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

 

1958年11月晋升:

孙 震:总统府战略顾问。(1936年2月25日授中将、1939年5月加上将衔)

 

1958年晋升:

刘国运(空军):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9年晋升:

何世礼: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兼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委员会首席代表、晋升即退役。(1946年11月16日晋升少将)

 

1959年1月晋升:

马纪壮(海军):国防部副部长、联勤总司令、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国防部副部长。

 

1959年7月晋升:

黎玉玺(海军):海军总司令、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参谋总长。

罗列:陆军总司令、国防部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三军联合大学校长、副参谋总长。(1945年6月28日晋升少将、1948年9月22日晋升中将)

 

1959年10月追赠陆军上将:

甘丽初:1950年冬在大瑶山被解放军击毙、时任反共救国军第十军军长。(1936年1月29日授少将、1936年10月5日晋升中将)

 

1960年7月晋升:

陈大庆:国家安全局局长、台湾警备总司令、陆军总司令、台湾省政府主席、国防部部长。(1937年8月2日晋升少将、1945年3月8日晋升中将)

蒋经国:国防部副部长、部长、行政院院长、中华民国总统。

 

1960年12月晋升:

刘玉章:陆军预备部队训练司令、陆军副总司令、台湾警备副总司令兼台湾军管区副司令、台湾警备总司令兼台湾军管区司令。(1948年9月22日晋升少将)

高魁元:陆军第二军团司令、总政治部作战部主任、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1948年9月22日晋升少将)

 

1961年8月晋升:

刘安祺:陆军总司令、三军联合大学校长、国防研究院副院长。(1936年10月5日晋升少将、1948年9月22日晋升中将)

袁 朴:陆军副总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1939年11月13日晋升少将、1948年9月22日晋升中将)

 

1963年1月晋升:

唐守治:副参谋总长、总政治作战部主任。

赖名汤(空军):副参谋总长兼情报参谋次长、联勤总司令、空军总司令。

徐焕升(空军):空军副总司令、总司令

 

1963年12月晋升:

李运成:宪兵司令、陆军副总司令、参谋总部特别行政助理官。

余伯泉:参谋总部特别行政助理官、副参谋总长、总统府参军长、国防部联合作战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三军联合参谋大学(即后来的三军大学)校长。

 

1964年晋升:

雷炎均(空军):空军副总司令、副参谋总长。

 

1964年12月晋升:

尹 俊:澎湖防卫司令部司令、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陆军副总司令、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兼台湾军管区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

 

1965年2月晋升:

刘广凯(海军):海军总司令、副参谋总长、联勤总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国防部政治作战部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委员。

罗友伦: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作战司令部司令、陆军训练发展司令兼陆军作战司令部司令、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联勤总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

 

1965年7月晋升:

陈有维(空军):副参谋总长。(1966年3月14日逝世)

 

1966年12月晋升:

王多年:陆军副总司令、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联勤总司令、三军大学校长。

冯启聪(海军):海军总司令、国防部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总统府参军长、总统府战略顾问。

 

1967年晋升:

魏崇良(空军):副参谋总长。

 

1969年追赠陆军上将:

欧 震:1969年2月13日逝世。(1935年4月15日授少将、1936年10月5日晋升中将)

 

1969年7月晋升:

于豪章:陆军总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

张国英:陆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国防部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总统府战略顾问。

郑为元: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联勤总司令、台湾警备总司令兼台湾军管区司令、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部长。

 

1970年7月晋升:

宋长志(海军):海军总司令、参谋总长。

陈衣凡(空军):空军总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

罗英德(空军):参谋总长特别行政助理官。

俞柏生(海军):海军副总司令、副参谋总长。

崔之道(海军):国防部常务次长。

 

1971年7月追晋:

胡长青:1950年3月31日在西康孟获岭兵败自杀、时任第五兵团司令官。

 

1973年12月追晋:

李弥:1973年12月7日病逝于台北、1964年以中将衔退役。(1945年6月28日晋升少将、1948年9月22日晋升中将)

 

1975年4月晋升:

马安澜:陆军总司令、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总统府参军长、总统府战略顾问。

王 升:总政治作战部副主任兼执行官、主任。

司徒福(空军):空军总司令。

 

1975年8月16日晋升:

蒋纬国:三军大学副校长、校长兼战争学院院长、联勤总司令、国防部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

 

1976年6月晋升:

乌 钺(空军):副参谋总长、空军总司令、副参谋总长、总统府战略顾问。

 

1976年7月晋升:

邹 坚(海军):海军总司令、副参谋长总长兼执行官。

 

1977年4月晋升:

刘和谦(海军):海军舰队司令部司令、海军副总司令、海军总司令、参谋总部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参谋总长。

郝伯村: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陆军总司令。

 

1978年6月晋升:

汪敬煦: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国家安全局局长、总统府参军长。

 

1981年12月晋升:

陈守山:台湾警备总司令兼台湾军管区司令部司令、国防部副部长。(第一位台湾省籍上将)

郭汝霖:空军总司令、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总统府参军长、总统府战略顾问。

蒋仲苓:陆军总司令、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司、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总统府参军长、国防部部长。

 

1982年晋升:

陈坚高:副参谋总长、副参谋长总长兼执行官。

 

1983年5月晋升:

许历农:总政治作战部主任。

宋心濂: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国家安全局局长。

 

1984年8月晋升:

言百濂:三军大学校长、国防部副部长、总政治作战部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温哈熊:联勤总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

 

1985年12月24日晋升:

叶昌桐(海军):副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兼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海军总司令、三军大学校长。

陈燊龄(空军):副参谋总长、空军总司令。

赵万富:第十军团司令、金门防卫部司令、陆军副总司令。

 

1987年12月2日晋升:

杨亭云: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总政治作战部副主任兼执行官、总政治作战部主任。

罗本立:三军大学校长、联勤总司令、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

赵知远(空军):副参谋总长、总统府战略顾问。

郭宗清(海军):国防部常务次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又一位台籍上将)

夏 甸(海军):国防部计划参谋次长室次长、国防部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兼计划参谋次长、副参谋总长。

黄幸强: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陆军总司令、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总统府战略顾问。

 

1988年6月晋升:

罗 张(预备役):内政部警政署署长。

 

1989年10月晋升:

刘曙晞(海军):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总统府战略顾问。

 

 

中国国民党KMT被俘将领名单国民党旗 胡三余中将 炮兵司令

史泽波中将 第十九军军长

马法五中将 第四十军军长

陈长捷中将 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

周毓英中将 整编第五十一师师长

王靖国中将 第十兵团总司令

赵承绶中将 第七集团军总司令

梁培璜中将 第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

孙楚中将 第十五兵团司令官

牟中珩中将 第十战区副司令

杜聿明中将 徐州"剿匪"总部副总司令

李仙洲中将 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

宋希濂中将 华中"剿匪"总部副总司令

范汉杰中将 陆军副总司令

汤尧中将 陆军副总司令

黄维中将 第十二兵团司令官

韩浚中将 第七十三军军长

罗历戎中将 第三军军长

廖昂中将 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

陈金城中将 第九十六军军长

王耀武中将 第二绥靖区司令官

康泽中将 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

文强中将 徐州"剿匪"总部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

曹天戈中将 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兼第八军军长

林伟俦中将 第六十二军军长兼天津防守副司令

向凤武中将 第七十一军军长

邱行湘中将 整编第二零六师师长

郑庭笈中将 第四十九军军长

廖耀湘中将 第九兵团司令官

黄正诚中将 第一师第一旅旅长

杜建时中将 北宁线护路司令兼天津市市长

宋瑞珂中将 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

马励武中将 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长

卢浚泉中将 第六兵团司令官

武庭麟中将 整编第十五师师长

喻英奇中将 粤桂东"剿匪"指挥部司令兼三一二师师长

张淦中将 第三兵团司令官

陈林达中将 新编第五军军长

霍守义中将 整编第十二军军长

区寿年中将 第七兵团司令官

李涛中将 新编第六军军长

张岚峰中将 国防部保安第三纵队司令

孙殿英中将 新编第四路军总司令

郝鹏举中将 鲁南绥靖区司令兼第四十二路军总司令

孙渡中将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张绩武中将 津浦路护路司令部司令官

王景宋中将 第三兵团副司令官兼桂中军区司令

莫得洪中将 湘桂黔护路司令部司令官

段霖茂中将 整编第五十七师师长

钟彬中将 第十四兵团司令官

熊新民中将 第一兵团副司令官兼第七十一军军长

赵锡田中将 整编第三师师长

陈颐鼎中将 第七十师师长

曾扩情中将 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

邱维达中将 第七十四军军长

王雷震中将 第三十五军副军长

萧以觉中将 第六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官

吴绍周中将 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官兼第八十五军军长

侯吉晖中将 第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

刘嘉树中将 第十七兵团司令官

王韵琴中将 第十一兵团参谋长

周振强中将 浙西师管区司令官

杨光钰中将 第三军副军长

方靖中将 第七十九军军长

王凌云中将 河南第一路挺进军总指挥

郭一予中将 徐州"剿匪"总部办公室主任

刘镇湘中将 第六十四军军长

王秉钺中将 第五十一军军长

陈士章中将 第二十五军军长

黄淑中将 第九军军长

米文和中将 第一八一师师长

理明亚中将 整编第五十五师副师长

王继祥中将 整编第八十三师副师长

盛永兴中将 第九十三军军长

胡临聪中将 第四十一军军长

杨宏光中将 第六兵团副司令官

王泽浚中将 第四十四军军长

张义纯中将 安徽省主席兼皖南行署主任

李以劻中将 第五军副军长兼独立第五师师长

张鸿文中将 第四十八军军长兼滇桂边区绥靖司令部副司令

李益智中将 第五十五军第七十四师师长

高建白中将 第二十四军军官总队总队长

王靖宇中将 西康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官

袁鸿逵中将 第六编练司令部高参

孔庆桂中将 江阴要塞司令官

杨安铭中将 国防部部员

徐钟端中将 川鄂边区绥靖公署高参

李九思中将 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官

庄村夫中将 豫鄂皖边区绥靖总司令部总司令

宋清轩中将 晋陕边区挺进纵队司令

汪宪中将 豫鄂皖边区自卫军司令

王绪镒中将 第六编练部新兵纵队司令

胡靖安中将 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

杨文泉中将 整编第七十二师师长

聂松溪中将 山东省保安副司令

郭天辛少将 第19军68师师长

杨文彩少将 第19军暂编37师师长

王震少将 第30军30师师长

李旭东少将 第40军参谋长

韩世儒少将 整编第51师副师长

李献中少将 整编第51师参谋长

李琰少将 第73军副军长

周剑秋少将 第73军参谋长

李纪云少将 整编第30旅旅长

李昆岗少将 第1军167师师长

罗哲东少将 整编第70师副师长

韩尹明少将 第42集团军参谋长

李铁民少将 第42集团军1师师长

于泽霖少将 第49军105师师长

刘润川少将 第53军116师师长

唐保黄少将 暂编第51师师长

李用章少将 第3军副军长兼7师师长

杨天民少将 整编第15师副师长

姚北辰少将 整编第15师副师长

郭惠苍少将 第92军21师师长

刘英少将 第3军32师师长

路可贞少将 整编第3师副师长

李英才少将 第5兵团参谋长

谢代蒸少将 新编第5军195师师长

留光天少将 新编第5军43师师长

胡晋生少将 第52军25师师长

郑明新少将 第52军副军长兼195师师长

周由之少将 整编第27师31旅旅长

刘振世少将 整编第29军参谋长

李奇亨少将 整编第27师副师长

李友尚少将 整编第96军参谋长兼整编45师参谋长

万壑涛少将 整编第96军副参谋长

徐其昌少将 第61军66师师长

隰可庄少将 整编第29军副参谋长

萧本元少将 整编第58师师长

杨维翰少将 整编第58师参谋长

李资深少将 交警第8总队总队长

游凌云少将 整编第66师参谋长

沈澄年少将 整编第75师师长

林曦祥少将 整编第75师副师长

王檄暅少将 第34军73师师长

沈瑞少将 第33军军长

曹近谦少将 第33军参谋长

罗辛理少将 第2绥靖区参谋长

晏子风少将 整编第2师师长

唐孟恪少将 整编第2师副师长

胡景瑗少将 整编第2师213旅旅长

奇玉山少将 伊克昭盟警备司令

龙矫少将 整编第73师副师长

王世高少将 第93军暂编20师师长

万又麟少将 第17军48师师长

李子法少将 第34军暂编44师师长

郑继周少将 第34军暂编45师师长

贺奎少将 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副主任兼冀热辽边区副司令

黄炳寰少将 联勤总部第10兵站总监

殷开本少将 第93军参谋长

李文昭少将 新编第8军参谋长

黄文徽少将 新编第8军88师师长

邹玉桢少将 第49军105师师长

景阳少将 第93军暂编18师师长

李长雄少将 第93军暂编22师师长

黄建镛少将 新编第8军暂编54师师长

余辉庭少将 第99军参谋长

顾心衡少将 第28军副军长

杨焜少将 第9兵团参谋长兼新3军副军长

文小山少将 新编第1军副军长兼30师师长

陈时杰少将 新编第1军参谋长

李定陆少将 新编第3军参谋长

许颖少将 新编第3军14师师长

杨温少将 新编第1军50师师长

张羽仙少将 新编第6军169师师长

罗莘莍少将 第52军195师师长

罗英少将 新编第6军22师师长

张麟阁少将 东北"剿总"新编骑兵司令部参谋长

李嵩少将 第60军暂编52师师长

董汝桂少将 第4绥靖区参谋长

杨自立少将 第44军162师师长

宋健人少将 第63军参谋长

武之棻少将 第25军参谋长

雷秀民少将 第63军152师师长

张泽深少将 第63军186师师长

黎天荣少将 第63军152师代理师长

杜辅廷少将 第107军参谋长

杨萌少将 第100军副军长

崔广森少将 第100军参谋长

盛超少将 第100军63师师长

韦德少将 第64军副军长

袁庆荣少将 第105军军长

李日基少将 第76军军长

高宪岗少将 第76军参谋长

魏翱少将 第7兵团参谋长

杨伯涛少将 第18军军长

刘德溥少将 第49军副军长

陶修少将 第25军参谋长

陈文瑞少将 第63军代理参谋长

彭定一少将 东北守备第1总队总队长

汪匣峰少将 第47军军长

李家英少将 第47军副军长

陈玲少将 第47军125师师长

张光汉少将 第47军127师师长

陈远湘少将 第41军副军长

郝勤福少将 第104军参谋长

张惠源少将 第104军258师师长

王宪章少将 新编骑兵第4师师长

覃道善少将 第10军军长

张文心少将 第85军副军长、代理军长

王岳少将 第10军副军长

吴庭玺少将 第18军参谋长

夏建勋少将 第10军114师师长

杨维垣少将 第105军副军长

冯梓少将 第35军101师师长

田士吉少将 第35军参谋长

贾璜少将 第11兵团参谋长

成于念少将 第105军参谋长

靳书科少将 察哈尔保安副司令兼张家口警备司令、城防司令

李思温少将 第105军210师师长

韩天春少将 第105军251师师长

郭跻堂少将 第105军259师师长

王元直少将 第18军副军长兼11师师长

王昌奎少将 第74军副军长兼58师师长

周穆深少将 第10军参谋长

梁岱少将 第14军参谋长

尹钟岳少将 第18军118师师长

温汉民少将 第35军269师师长

王屏南少将 第2兵团新编44师师长

吴宗远少将 第14军85师代理师长

许长林少将 第77军副军长

黄炎少将 第71军87师师长

贾宣宗少将 第43军暂编39师师长

周开成少将 第8军军长

李荩萱少将 第9军军长

萧超伍少将 第9军副军长兼166师师长

顾隆筠少将 第9军参谋长

杨绪钊少将 第8军170师师长

王青云少将 第9军253师师长

郭吉谦少将 第5军副军长、代理军长

司元恺少将 第115军军长

于一凡少将 第12军副军长兼112师师长

刘顺佳少将 第115军副军长

龚时英少将 第70军32师师长

李宝善少将 第77军37师师长

吴家钰少将 第64军156师师长

陈芝芳少将 第115军180师师长

秋宗鼎少将 天津警备副司令

范玉书少将 第86军副军长

王治熙少将 第94军43师师长

饶启尧少将 第94军43师师长

李学正少将 第62军67师师长

陈植少将 第62军151师师长

杨朝纶少将 天津警备司令部第184师师长

罗先之少将 第86军284师师长

柴玉峰少将 天津警备司令部第326师师长

李汉萍少将 第2兵团参谋长

文文修少将 第12兵团代理参谋长

袁剑飞少将 第8军参谋长

黄铁民少将 徐州"剿总"前指总务处长

周朗少将 第5军200师师长

孙玉田少将 第107军261师师长

刘化南少将 第101军272师师长

褚静亚少将 第76军副军长兼20师师长

于厚之少将 第76军24师师长

戴戎光少将 江阴要塞司令兼江防司令

赵世铃少将 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

孙福麟少将 第15兵团副司令官

许鸿林少将 山西省保安司令

温怀光少将 第10兵团副司令官兼19军军长

娄福生少将 第10兵团参谋长

侯远村少将 第10兵团参谋长

崔杰少将 第15兵团参谋长

韩步洲少将 第33军军长

高倬之少将 第34军军长

朱泰安少将 第20军副军长兼134师师长

贾毓之少将 第43军副军长兼迫击炮师师长

郭政毅少将 山西军管区司令

樊明渊少将 山西宪兵司令

仵德厚少将 第30军27师师长

李树荣少将 第61军66师师长

郭弘仁少将 第61军69师师长

张忠少将 第33军71师师长

祁国朝少将 第43军73师师长

阎俊贤少将 第33军暂编46师师长

王永寿少将 第43军暂编49师师长

韩文彬少将 太原绥靖公署机械化兵团司令

罗贤达少将 第66军军长

李西开少将 第28军80师师长

郭奉先少将 第47军暂编2师师长

李子亮少将 第4军副军长

陈亲民少将 第20军副军长

李介立少将 第20军134师师长

李慎言少将 第99军268师师长

吴中坚少将 第46军174师师长

徐继泰少将 第123军334师师长

曾纪瑞少将 第106军副军长

向建白少将 第51军参谋长

陈志平少将 暂编第31师师长

何同堂少将 第6兵团参谋长

陈腾骧少将 第6兵团副参谋长

任培生少将 第25军副军长

谷允怀少将 第74军216师师长

马英少将 骑兵第8师师长

徐建中少将 国防部青年救国军浙皖边区纵队副司令

黄镇中少将 江西第8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豫章山区绥靖区司令官

张星伯少将 第68军参谋长

屈芷馨少将 闽南暂编纵队副参谋长

凌云上少将 第7军副军长

邓达之少将 第7军参谋长

张瑞生少将 第7军171师师长

刘月鉴少将 第7军172师师长

李祖霖少将 第48军176师师长

张绍勋少将 第122军军长

谢淑周少将 第122军217师师长

李益智少将 第55军74师师长

李成忠少将 第53军36师师长

黄梁少将 第79军199师师长

黄鼎勋少将 第122军245师师长

冯新齐少将 第15军169师师长

潘汉达少将 第103军347师师长

李致中少将 第11兵团参谋长

陈开荣少将 第125军军长

王光伦少将 第125军182师师长

陈绍恒少将 第125军362师师长

艾绍衍少将 独立第367师师长

杨文斋少将 第125军新编3师师长

余跃龙少将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部员

李映少将 第48军175师师长

吴涛少将 第71军87师师长

倪寿昌少将 第71军88师师长

陶珩江少将 第48军参谋长

郭文灿少将 第99军副军长

伍国光少将 第97军参谋长

李本一少将 第3兵团副司令官兼7军军长

敖明权少将 第36军副军长

卫光华少将 第36军28师师长

黄希河少将 第36军165师师长

周彬少将 第17军参谋长

何汉西少将 第65军160师师长

陈鞠旅少将 第18兵团副司令官

任树芬少将 第27军47师师长

冯龙少将 第57军军长

颜仁毅少将 新编第7军军长

沈开樾少将 第3军副军长

尹剑铭少将 第57军副军长

郭永镳少将 第63军副军长

邓宏义少将 第3军参谋长

方原少将 第119军参谋长

樊玉书少将 第90军53师师长

刘昆阳少将 第7军224师师长

李宏达少将 第62军军长

伍重严少将 第124军副军长

李德生少将 第127军副军长

王学臣少将 第234师师长

孙铁英少将 第36军165师代理师长

杨也可少将 第8军参谋长

叶植楠少将 第26军副军长

刘忍波少将 第17兵团参谋长

刘庸之少将 第100军参谋长

沈策少将 西南军政副长官公署副参谋长

周士冕少将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政治部主任

朱光祖少将 第1军1师师长

刘孟廉少将 第27军军长

彭诚少将 第19兵团司令官

夏炯少将 川陕甘绥靖区第1路指挥官

周静吾少将 川鄂边区绥靖公署高参

杨创奇少将 第48军军长

陈振东少将 第33军副军长

鲍志鸿少将 第71军副军长

杨团一少将 第84军副军长

罗祖良少将 第6兵团第4处处长

孟恒昌少将 第8兵团第3处处长

傅立贤少将 第124军参谋长

唐连少将 第4军90师师长

黄志坚少将 第64军159师师长

李贯一少将 暂编第32军教导3师师长

陶子贞少将 暂编第3师代理师长

徐以智少将 南京中央训练团团员

熊笑三少将 第5军军长

张世光少将 第10军军长

白玉昆少将 太原绥靖公署建军会科长

孟昭楹少将 北平警备司令部参议

甄肇麟少将 第99军高参268师代参谋长

欧阳午少将 第60军暂编52师副师长

杜永鑫少将 第72军233师副师长

许文庆少将 第55军44师参谋长

董益三少将 第15绥靖区2处处长

马保民少将 第55军44师参谋长

郭旭少将 保密局经理处处长

公秉藩少将 湖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

娄渊泉少将 河南第1路绥靖总指挥部高参

彭斌少将 第52师副师长

霍冠南少将 华中区桂北军政区副司令

周上凡少将 川湘鄂绥靖公署第7绥靖区司令

谷文化少将 山西青年军官教导团教务处长

陈维忠少将 国防部军需署储备司令部专员

石玉湘少将 湘鄂川黔绥靖公署暂2军第7师师长

孙宗玖少将 江苏省保安1旅旅长

刘耀寰少将 暂6军第16师师长

宋少华少将 暂9军第25师师长

倚和普少将 新民团管区副司令

李祥麟少将 江宁要塞第1总台2大台副大台长

李国齐少将 暂9军高参

张整军少将 国防部部员,暂8军第24师师长

欧阳秉炎少将 第88军副师长

徐稚兰少将 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参议

郭树人少将 国防部2厅部员

贺钺芳少将 国防部第2视察组组长

傅锡章少将 湖南绥靖第1师师长

濮云龙少将 第9绥靖区总务处长

叶芳华少将 后勤部独立第3补给分区副司令

孙继周少将 第2兵团独立旅副旅长

刘佩玺少将 太原绥靖公署处长

柯竹少将 湖北绥靖总队处长

徐云台少将 国防部部员

曹锡武少将 第76军新闻处处长

曹鼎少将 甘肃师管区副司令

覃戈鸣少将 第56军第329师师长

蔡省三少将 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

刘剑石少将 第37军参谋长

陈燕茂少将 第63军参谋长

骆周能少将 第21军第230师师长

陈旭东少将 军统局东北区副区长

周养浩少将 军统局西南特区副区长

鲍志鸿少将 军统局1处处长

段克文少将 军统局专员

沈蕴存少将 国防部第2厅副厅长

邱沈钧少将 国防部第2厅通讯总所所长

李锡佑少将 暂编第1纵队司令

高星桓少将 联勤总部第10补给区副司令

李湘武少将 陆军步兵学校总务处处长

何素凡少将 陆军步兵学校人事行政处处长

曾光汉少将 第3军官训练班主任

骆振韶少将 第9编练司令部军士训练总队总队长

刘献捷少将 第15军军长

丘士深少将 国防部工兵署副署长

李寓春少将 吉林师管区司令

杨斌少将 后勤部2兵站总监部副总监

陈中和少将 国防部第7视察组视察官

徐中平少将 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沪浦义勇总队总队长

王御之少将 国防部部员

马润昌少将 第3绥靖区参议

董绍周少将 第85军第110师副师长

邓军林少将 第70军代军长

蔡钲少将 第41军第124师师长

杨唤彩少将 中央军官训练团少将团员

刘庄如少将 湖北绥靖总司令部2处处长

姚轻耘少将 第64军第159师副师长

余耀龙少将 华中长官公署部员

李毅民少将 山东第1旅旅长

牟俊峰少将 第96军暂编第12师参谋长

李凯荣少将 山东独立第10师师长

蒋修仁少将 整编第26师44旅旅长

梁化中少将 第73军15师副师长

李正照少将 整编第4师211旅2团团长

张天佐少将 保安第8旅旅长

张髯农少将 保安第8旅副旅长

王玉阁少将 山东省挺进第3纵队大队长

白映瞻少将 山西挺进第2纵队司令官

刘林琼少将 第19集团军专员

刘矿少将 第2绥靖区保安司令

丁金周少将 第2绥靖区保安副司令

刘伯言少将 山东特务第20旅旅长

李洪藻少将 教导团团长

李连祥少将 山东省保安师师长

马守登少将 山东省警备第1旅副旅长

鲍国全少将 鲁南专员兼保安司令

秦文斗少将 第12专区保安司令

伍德明少将 第7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

刘广信少将 整编第68师119旅旅长

胡和东少将 整编第68师119旅副旅长

谢懋权少将 整编第70师140旅旅长

牛伯耕少将 整编第26师副参谋长

童懋山少将 整编第26师169旅副旅长

崔慧生少将 整编第26师114旅副旅长

王保德少将 曹县保安旅副旅长

李玉堂少将 整编第51师113旅旅长

李朴全少将 整编第51师113旅副旅长

李步青少将 整编第51师114旅旅长

王琨少将 整编第51师114旅副旅长

饶少伟少将 整编第69师副师长

王自琴少将 暂编第4纵队副司令

祝晴川少将 暂编第4纵队高级参谋

张霁少将 第8军166师496团团长

杨明少将 第73军15师代师长

徐亚雄少将 第73军15师副师长

刘立华少将 第73军15师政治部主任

萧重光少将 第73军193师师长

柏柱臣少将 第73军193师副师长

姚尧少将 第73军193师副师长

王为霖少将 徐州绥靖公署第2绥靖区副参谋长

陶仲伟少将 徐州绥靖公署第3处处长

杨赞谟少将 整编第46师参谋长

巢威少将 整编第46师新编19旅副旅长

甘成域少将 整编第46师175旅旅长

陈炯少将 整编第46师175旅副旅长

游靖湘少将 整编第46师175旅副旅长

海竞强少将 整编第46师188旅旅长

罗安少将 整编第46师188旅副旅长

张古良少将 胶东第15总队总队长

陈嵩其少将 胶东第15总队副总队长

杨本固少将 整编第72师新编13旅旅长

宋竹青少将 整编第72师新编13旅副旅长

韩明少将 整编第72师新编13旅参谋长

李则尧少将 整编第72师34旅旅长

刘新甫少将 整编第72师34旅参谋长

魏振钺少将 整编第72师参谋长

李运良少将 整编第74师副参谋长

陈传钧少将 整编第74师51旅旅长

皮宣猷少将 整编第74师51旅副旅长

陈嘘之少将 整编第74师57旅副旅长

谢清华少将 整编第70师140旅旅长

王士翘少将 整编第66师199旅旅长

郭雨林少将 整编第66师参谋长

龙叔平少将 整编第66师13旅参谋长

涂焕陶少将 整编第66师185旅旅长

马用文少将 整编第66师185旅参谋长

李悌青少将 整编第57师政治部主任

罗觉元少将 整编第57师117旅旅长

王理直少将 整编第57师预备4旅副旅长

张忠中少将 整编第45师211旅旅长

程景明少将 联勤总部第10兵站分监部参谋长

张汉铎少将 整编第32师新编36旅旅长

吕祥云少将 山东省保安第10旅旅长

周军凯少将 整编第8军政工处长

杨健少将 整编第45师212旅副旅长

屈宴宾少将 山东省第8区保安司令兼人民自卫队总队长

葛鳌少将 山东省保安第3旅副旅长

陈家少将 第10绥靖区副参谋长

曹承彬少将 第10绥靖区政工处长

刘士玲少将 整编第12军副军长

熊仁荣少将 整编第12军副军长

郭家范少将 整编第12军高级参谋

陶景奎少将 整编第12军高级参谋

孙焕彩少将 整编第12军附员

刘书维少将 整编第12师111旅旅长

王肇治少将 整编第12师112旅旅长

徐日政少将 整编第84师161旅旅长

田豫生少将 整编第2师参谋长

李亚明少将 第2绥靖区司令部高参

吴鸢少将 第2绥靖区司令部第1处处长

张介仁少将 第2绥靖区司令部第4处副处长

谭子奇少将 第2绥靖区司令部政工处处长

张天权少将 第2绥靖区司令部军法处处长

谢翔林少将 第2绥靖区司令部卫生处处长

张尊光少将 第2绥靖区特务旅旅长

赵峙山少将 第2绥靖区特务旅团长

杨晶少将 整编第32师57旅旅长

杨永刚少将 整编第32师57旅副旅长

王在荣少将 整编第73师政工处处长

王敬箴少将 整编第73师第15旅旅长

周愚少将 整编第73师第15旅副旅长

钱伯英少将 整编第73师第77旅旅长

赵跃少将 整编第83师第19旅旅长

尹锡和少将 联勤第4兵站总监部代总监

郑希冉少将 联勤第4兵站总监部副监

冯传森少将 联勤第4兵站总监部参谋长

钟觉非少将 第2绥靖区秘书主任

曹振少将 济南人民先锋总队副总队长

徐振中少将 山东省保安第6旅旅长

蒋隆威少将 联勤第4兵站总监部通讯处处长

张淑衡少将 山东省青年教导队教育长

张梦熊少将 山东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

程镜波少将 山东省训练团团长 徐东来

 

参考资料:

1.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9603436.htmll?si=1

2.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799493.htmll

3.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9603436.htmll?si=1


 

《文艺报》2017年11月6日9版*杨秀廷(苗族):人生一世稻禾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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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廷:人生一世 稻禾一季 | 生活

2017-11-06 09:44

母亲的那一肚子歌都是日子里的盐咸醋酸腌制出来的。

时光逝去,想念母亲的日子里,我渐渐明白,其实我就是一根稻子,生活早已把我栽植在母亲的生命里,在我成长的岁月中,无论遭逢怎样酷旱的日子,我都在母爱的清泉里青青绿绿地生长着……

人生一世 稻禾一季

杨秀廷 | 文

那是30多年前一段汗水浸泡的日子,乡村、土地和亲人馈赠我的爱与哀愁,经由岁月的窖藏,已沉淀为我生命里无法析出的盐质。

荷锄的母亲又一次从田塍上走来,她疲惫单薄的身姿在烈日下像一道游移的幻影,随着弯曲起伏的小路忽隐忽现。恶辣的阳光,泼蛮地横扫着天地间的一切,我看到空气里的浮尘在旋转、飞舞,随风扬起又落下,我便开始担心母亲随时会被酷烈的热浪蒸发掉。少年时这份莫名的惊悸,一直横亘在我的回忆里。岁月越久远,那个场景愈加清晰。

稻田里,半个月前还是浓绿簇拥的那道景色,不断发生难以抵抗的绿色遁逃。越来越多的稻叶被阳光和空气过度稀释掉肌体里的汁液,有的已经卷曲起来,耷拉着,颓然露出惶惑的色泽。

燥热的风在山谷中盘桓着,拂动母亲稀疏的头发,也吹痛了我们焦灼的心事。母亲拄着锄头,失落地查看开始出现裂缝的稻田和无精打采的稻禾,深陷的眼睛里溢出了泪水。我默默地望着辛劳而愁苦的母亲,空落的心里像被什么挤压着,沉甸甸的。

“热呀!热呀!”在植物世界一片沉默的无奈中,知了心慌地叫唤,一下一下地,把庄稼人的心揪得紧紧的。

已经连续20多天没下雨了,稻田里的水一天一天地干下去。

那天下午,我和母亲把稻田里仅剩的已经露出脊背的十几尾鲤鱼捉了。我们已经说好借家族里一个婶娘家在寨边的那口小塘放养这些鱼,等到过年时由两家人平分。我提着小木桶去找来清水给盛在大木桶里的那些鱼“换水”,回来时却见母亲坐在田埂上哭。母亲的两只脚上还裹着厚厚的田泥。

我不知道怎样安慰母亲,其实在那样的境地里,我的无助和茫然已经无处存放。

那是刚刚分了责任田的日子。我们家只有那两亩多的农田,全家五口人的口粮就靠它,可是,正在拔节分蘖的水稻却缺少水的滋润,怎能不让人心焦呢?

我的父亲那时刚刚经受了一次大手术,还未从那场大病中缓过来,帮不上什么,母亲便整天蓬头垢面、风风火火地奔忙在田间地头。我已到30多里外的镇上读初中,懂了些事,学校放农忙假,我回到家里,每天除了打柴割草喂猪,就跟着母亲去抗旱。

抗旱保苗的日子是很磨人的。我们的责任田离家有四五里路,母亲常常天不亮就出门,很晚才回来。她整日守在沟渠边,顶着毒日头,佝偻着身子去疏理水沟里的泥渣和枯草落叶,以便把那点已经小得可怜的水引到田里去。

中午,我割来了牛草,喂了猪,便给母亲送饭。有时我也到沟渠边接替母亲,这样母亲才能腾出手来去忙其他农活。

我给母亲送晚饭时,总要带上几把干葵杆,好在夜里为母亲照照亮。夜里常常有人到引水沟里向自家的责任田放水,他们的稻田靠水源近些,有的也干了。有的人,见我们母子俩还在那里守着,不忍再去分那点水,便走了。

熬了几天,我实在困得不行,常常在母亲望着沉沉的夜空说着什么的时候,我便坐着打起盹儿来。母亲怕我受不了夜里的寒气,送我回家,然后,她又打着火把往田里赶。

那些日子,旱魔无情地消耗着人们的耐心,但对我们来说,只要有水,就有希望,苦些累些都是值得的。然而,随着旱情的加重,原来活泼欢快的那条小溪也瘦得不成样子,引水沟也干了,靠近水源的两户人家还为争水而打了起来。

酷暑依旧,干旱的阴影蛮霸地笼罩着那片焦渴的土地。母亲的话也变得越来越少。

一天晚上,我半夜醒来,发现放在门边的那两把干葵杆没有了。母亲会不会又到田里去了呢?父亲知道了,也很是着急。我扶着父亲,乘着月色,急匆匆地往田里走去。

快到田边的时候,我惊呆了,在迷朦的夜色里,母亲正挑着两桶水,桶里晃漾着淡淡的光正随着脚步移动,一摇,一晃。母亲低着头,从沟底下的小水塘边一步一步地走上一小段很陡的土坎,然后把水倒进稻田里。

父亲说:“二,那是你妈。”我回过神来,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

我流着泪奔到母亲面前,母亲只是笑笑,为我擦了脸上的泪水,就挑着水桶跟我们一起回家了。

月亮高挂天空,照着我那段辛酸的往事,我已记不清那个沉沉的夜晚是怎么天亮的,但我在那时却突然长大了许多。

第二天,我也挑着木桶跟母亲去挑水保苗。水,一桶一桶地让我从沟塘里挑到田里。一个上午下来,我满身满脸都是汗,过路的人都用一种特别的眼光看着我们母子俩。我挺着胸,一趟接一趟地挑着,说不出那是一种自豪还是一种悲壮,只觉得那汗、那咸咸的感觉一直渗到心里去,浸润了生命里一段最难忘的日子。

当我第50次走上土坎,把水倒进田里后,我去看我插在田里的草标,那汪着的水,还是没有漫到草标的根部。我很是失望,母亲用衣袖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笑着说:“是禾苗喝了,它们渴呢。”

忙着忙着,眼看半个月的农忙假只剩几天了。正是水稻抽穗扬花的时节,我和母亲每天都去挑水保苗,月光好的夜晚,我们也去。星月争辉的夏夜是迷人的,可是,为生活而奔命的人谁还会有闲情去恣肆地消受那些诗意呢?空旷的田野里只有我们母子俩在劳动,此起彼伏的蛙声和虫鸣,更使人感到困乏。累了,我们母子俩就坐在田埂上歇一下,这时母亲会唱上几支歌,那歌声幽幽的、涩涩的,却又暖暖的,在夜风中荡漾开来……

母亲不识字。不识字的母亲却是山寨里的一名歌师,我上学后刚学写字就经常为母亲记录乡间的民歌歌词,这让我对母亲的身世充满了好奇。

劳作的日子,我就常常听到母亲唱起这样的歌:

唱支山歌来解闷,

喝口凉水润润喉。

凉水解得心头火,

歌声解得忧愁人……

慢慢长大,我也渐渐体悟到,母亲的那一肚子歌都是日子里的盐咸醋酸腌制出来的。也许,在尘世深处和生活的低处,本来就需要这样的歌唱来点缀和提神,这可能是山里人与命运和解的一种方式。我的家乡一带流传着一句谚语——“唱歌是苦情的解药”,人生一世,稻禾一季,生命的青葱或枯黄,已经有太多的无解,歌声里深藏着的沉郁与顿挫,或许会把俗常日子里的苦涩冲淡一些。

不仅仅是母亲在唱歌。每到冬天,我家那个小火塘间,常常有本村和邻寨一拨拨的姐姐们带着手工针线或打草鞋的“猫凳”,围着火塘坐着。大家一边忙着手中的活计,一边跟我母亲学歌,火塘里欢跃的柴火映着一张张绯红的脸庞。质朴而饱满的歌声,从木楼中飘出来,唱暖了一个个冬天的夜晚。

有一次,在我们母子俩放下水桶歇气时,我突然对母亲说:“娘,打比我是这田头的一根稻子,娘会把我拔走,放到水塘里让我饱饱地喝水吧?”母亲沉默了一会,才说:“不!娘就让你长在田里,娘担水来养。”那一刻,燥热的夜风和混杂的虫鸣好像突然被一种神奇的力量吸走了,我的心不由得一阵紧缩,鼻子发酸。

担水保苗的日子里,扁担磨破了我肩膀上的皮肉,汗水浸湿了我青涩的记忆,但生活的另一枚种子却已播撒进我的心灵沃土中。两年后,一个稻香飘满山村的日子,母亲挑着我的行李走了50里山路,送我到县城赶车去外县的师范学校读书,后来我成了家乡的一名小学教师。12年后的又一个秋日,我去省城上学,母亲送我登上了从家乡山寨开往县城的客车,我再次从故乡出发,离开了大山深处那个古老的村庄,离开了母亲和那片土地上的农事。

一年又一年,我一次次返回故乡,在曾经洒过汗水的田畴中行走、缅想,在乡野的星月下默默仰望……

母亲已经离开我们18年了。时光逝去,想念母亲的日子里,我渐渐明白,其实我就是一根稻子,生活早已把我栽植在母亲的生命里,在我成长的岁月中,无论遭逢怎样酷旱的日子,我都在母爱的清泉里青青绿绿地生长着。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7年11月6日9版。

 杨秀廷(1968—)   作家。苗族,贵州锦屏县人。鲁迅文学院第二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先后就读于贵州黔东南教育学院中文系、贵州教育学院中文系。大学本科学历。任过小学、初中以及高中教师,前后10年。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散文集《与寂寞对坐》《缱绻与伤怀》,长篇小说《此去经年》等。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写作学会会员、黔东南州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转载]学员姚胜祥作品:零碎的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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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胜祥,侗族,贵州省作协理事,贵阳作协副主席,贵州都市报专栏作家、贵州电视台特约“媒体观察员”、贵州大学客座教授。贵州十大都市人物、首届“金贵文学奖”获得者。

 

地址:贵阳市北京路141号文史天地杂志社  550004

QQ  383655151

信箱:wstd3282@163.com

 

零碎的茶事报告

 

 

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唐·陆羽《茶经.八之出》

 

在黔东湘西大山的皱折里,我的先人和乡党自古对茶就有一种莫名的珍敬,不是祭祀祖宗神灵或城市远客到来不会轻易拿出茶来,山泉和米酒才是日常的解渴之物。长辈们编出各种各样的假话蒙骗小孩不要喝茶,他们说喝茶催人老,茶是神喝的东西,没福分的人不能随便喝,否则命里受不起。

时至今日我都不能完全明白这些说法的理由。

印象中第一次喝茶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跟随大哥去城里他的大学同学家,在那个四壁书卷的客厅里,主人泡上两杯热乎乎的茶来,从此,在我的脑海里,似乎茶只能在有书的房间里才能喝。

 

我喜欢看茶山。茶树一簇一簇,密密匝匝排列成无数绿色的环,自山脚一圈一圈盘绕而上。一座又一座的茶山往往延绵好几里。从我出生到离开村庄,它们都那样沉默着,在雨中,在雾中,在阳光下。

阳春三月,湿漉漉的雨雾笼罩着茶山,稀稀落落的采茶人静静的立在雨雾中,他们身着蓑衣、戴着斗笠,浑身上下一片透湿,似乎从来没有过电影《刘三姐》里蓝天艳阳下采茶的情景,更没有采茶歌从茶山里飞出,只偶尔有饥饿的茶农站在茶山上向路人喊话,要求带话给家里人尽快送午饭来的喊声。6万个芽头,炒一斤成茶,需赶在特定季节之前,采摘完一年的希望,晚了就影响茶叶的质量。而特等好茶几片山也只能产出几斤。白天采茶晚上炒,一到晚饭后,家家户户的灶房都会响起锅铲与铁锅的碰撞声,“稀里哗拉”的忙到深夜,那时候,我们几乎每天都枕着炒茶的声响中入眠。许多年后的今天,我坐在电脑屏幕前突然想起一句诗来,“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而我家乡的三月却是雾雨茫茫,黢黑的夜晚那能见到月亮呢,这万户炒茶声想来更是没人知道。

仲夏季节是除草施肥和浇水的季节,天上往往一朵云花花都没有,一种叫“十滴水”的防暑药成了茶农带上茶山的常备药,因为在茶山上被太阳晒昏是常有的事。

四五年级的时候,大队茶园在采茶季节常跟学校联手,大队领导一声令下,往往是全校总动员,校长亲自带队,所有孩子像小鸟一样唧唧喳喳飞往茵绿的茶山。任凭茶农如何大吼大叫地示范:这样掐!只能要两芽!但是,为了提早完成各自的既定任务,绝大多数同学还是老嫩不分,囫囵抓到书包里充数了事。个别做得好的同学往往能得到一支铅笔或一块橡皮擦的奖励。我和相好的几个同学总在茶山上跑来跑去,希望遇见一只刚出窝有着金黄绒毛的小鸟,或者一朵色彩娇艳的花,或者可口诱人的刺莓。最后总在希望落空的情况下才耐着性子采摘一番。我当时怎么也弄不明白,茶农为什么总能忍受穿着被雨雾打湿的衣服,默默地摘掐,从早到晚不说一句话,简单机械的重复一个动作,连午饭也就着露珠冰冷的吞下。对于童年的我,那应该是世间最痛苦的刑罚。我们班老爱抄我作业的贵贵摘茶的时候似乎也很能忍受,每次采茶都能拿到奖品。好几次我都流露出对奖品的羡慕,贵贵私底下对我说,只要你老老实实不东颠西跑,不怕打湿衣服,做出认真听话的样子,验收的茶农在验收时就会对你放宽政策,不那么严格地检查你的质量和数量,反而会在老师面前表扬你,这样就能得奖。他附在我耳边说,这个和读书不一样,可能你摘的合格茶叶比我多,但你没我的模样诚恳听话,没有我能忍耐。听了贵贵的话我大吃一惊,认为他在说假话。不曾想到,二十年后的一天我竟然回想起这句话来。前年同学会的时候见到贵贵,他已经是代步有专车,前呼后拥的人了,开会的头一天他刚从茶山开现场会回来。

 

故乡的茶园仍然在生产,规模也越来越大,炒茶、捻揉、烘干已经全套机械化了,入夜那家家户户的炒茶声没有了,而采摘、除草和施肥却永远没能机械化,火辣的太阳与氤氲的雨雾依然。随着茶园面积的扩展,村里的茶农似乎更忙了。

现在回到老家,母亲再也不像我小时候那样说喝茶催人衰老,而是趁我还在被窝里就把茶泡好。到村里别的人家去玩,一坐下就能喝到热乎乎的上等好茶。

 

 

翼而飞,毛而走,去而言,此三者俱生于天地间。饮啄以活,饮之时,义远矣哉。——唐·陆羽《茶经.六之饮》

 

十几年前我在某大型国企做宣传工作时,养成了喝茶的习惯。

我呆的那家国企,有数万名流大汗出大力光荣的一线工人,从一线调进机关几乎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正式上班的头一天,我早早赶到办公室,拖地抹桌子,弄完之后就去找大茶壶和茶叶,准备象在车间班组做学工那样,恭恭敬敬地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茶叶倒是有公用茶叶,却怎么也找不到这样一把大茶壶。这被同办公室的老曹看了出来,他说,不用,去把保温瓶灌满开水就行了。打来水,老曹并没有用公用茶叶来泡,而是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筒盒,在里面抓出一小擢茶叶慢慢放进茶杯,然后把开水快速的倒进去,继而又把开水飞快的倒掉,倒掉之后,再往里面加一次开水,直到茶水盈口,这时候上面飘起了一层薄薄的气泡,他把杯口稍稍一斜,气泡便浮向一边,老曹一低头,嘴轻轻一吹,气泡全飞了出去,再盖上杯盖,便结束了泡茶过程。做这一系列动作的时候,老曹自言自语“一开水,二开茶,三开四开是精华”、“清早一杯茶,工作赛飞马”。泡茶完毕,老曹便坐下来开始吸烟,看报纸,看上面发下来的文件,气氛好的时候再来几段笑话。除了下基层或开会,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基本上就是这样度过。那茶是上下午各泡一杯,每一杯到第四开水喝完就该下班了。喝茶,在这里成了时间概念,成了贯穿工作的主线。老曹告诉我,蹲机关就得学会喝茶。渐渐地我也跟着老曹学起泡茶、喝茶来了。

老曹不管是开会或是去生产现场,手里都会握着自己的那个茶杯。每喝一次,往里面加一次水。这样一来,他的茶杯里面总是保持适量的水。一次,在外出的车上,办公室小袁口渴,向老曹讨要茶喝,或许是小袁太渴,一口气把老曹的杯子叽哩咕咚喝干了,想制止已来不及,老曹顿时火起,扯回杯子就扔出车外,让一车人好生尴尬。

机关有段时期老爱查考勤,倘若人事部考勤科的同志来办公室检查,恰好有一两个同事不在,其他的同事就会指着他桌上的茶杯说,刚才都在的,可能是有事去了吧,茶杯还冒气呢。

隔壁办公室有个小张,是刚从生产一线调上来的大学生,那段时间正谈恋爱,晚上老睡不够,上午考勤检查常常被逮着。时间长了,他想出一套“抗检查”法。早上8点不到,先去办公室,开门,打水,泡一大杯茶放在写字桌上,打开工作台本摊在桌上,再写上两行有关工作的新笔迹,然后敞开办公室的门,揭开杯盖,任凭茶香袅袅,自己却溜回宿舍,一觉睡到下午才来。这一招屡屡成功骗过考勤科的检查,连我们都以为他下现场了。直到后来被我们部门自己的领导揭发出来,大家才哑然失笑。

几乎办公室的人从上到下,没有不喝茶的。女同事喝茶有两个特点,一是杯子小巧花哨,很精致;二是她们喝茶都比较淡,且偏好花茶一类,如茉莉花茶、金银花茶、莲花茶等一类。喝的时候特别安静,基本不会弄出什么声响。而男同事则正好相反,他们的茶杯体积很大,质地和模样也不那么讲究,他们很讲究茶味的正宗,喝的时候响动也比较大。有位姓李的同事喝起茶来不但嘴边唏唏唆唆,喉结处也会发出咕咕噜噜夸张的响声。那样子总让人想起“饮骡子饮马”来。于是过组织生活会的时候,就有人说老李不拘小节,散了会人少的时候,老李就在办公室大骂,说搞人生攻击不得好死之类的话。这话不知怎的就传了出去,下次开会的时候他遭得更惨。慢慢地老李喝茶的声音也就小了许多了。

办公室有公用茶,一般只有我们这种刚入道的人在喝,或为了向来办事人表示礼节泡给来人喝。在机关时候稍长的人都有自己的私房茶,像老曹那一类,他们的茶叶一般自己喝,不轻易拿出来亮白。除非重要人物到来,才泡一杯恭恭敬敬递上。有私房茶的人,也不限一个品种,有的甚至有六七个品种,那些茶是他们想方设法弄来的,有的从乡下带来,有的是出差带回来,有的是下去检查工作从基层领导那里得来,反正来路不一。拿回来后,也有用来做交换的,交换茶叶很有一套潜规则,叫“换上不换下,换孬不换好”。意思是只找上面的人交换,不找下面的人交换,用好茶叶换回差的自己喝。这些名堂要时间长了才会慢慢知道的。

我的顶头上司是单位的三号人物,他有很多好茶,偶尔几次为了对我熬更守夜赶材料表示慰问、奖励,他让我自己抓了其中的一两种泡了喝,从此我便不再喜欢喝公用茶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做梦都想天天喝那些好茶。

从那时候到现在,我先后换了好几个行当、好几个单位,对喝茶也多少有了些体会,只有还没能喝上那样的好茶。

 

 

孙皓每飨宴坐席,无不率以七胜为限。……皓初礼异,密赐茶荈以代酒。——《吴志·韦曜传》

吴勇打电话给我,说晚上请我到达德书院喝茶,我问,又写了什么好文章。他说没有,是上海美女写手筱杨来了,想请我作陪。

互联网上风行BBS以来,似乎跟茶的关系更近了一些。最先大家是在网络上玩,各自把写好的东西找个虚拟社区的论坛一粘贴,相互复制又各自创新,看过了,就在别人的文字后面随便写一句话,表示自己读过了,也表示对别人的尊重,有时候也装模做样的在别人的文字后面摆出一副很内行的样子,驴头不对马嘴地搞点评论性语言。网络这东西就是好,你尽可千姿百态的卖弄装魁,没有人有会来骂你。你说自己是比尔·盖次没人会当真,你说自己是钦犯也不会有人来抓你。假如,在一个网络论坛玩熟悉了,情况就会不一样,还可能交到关系很铁的朋友。因为那是有距离的友谊,这样的友谊最长久。我和吴勇便是这样交上朋友的。

那时候,很流行网络聚会,少则三五人,多则几百人。只要在虚拟社区里发一通知,比单位开会还灵,到时候一准统统都来。AA制,先生30元,美女20元,自觉得如交党费。在贵阳,网友聚会最好的地方在达德书院,一来场子大,即使人多也不拥挤;二则是古建筑,又是出过名人的地方,亭台楼阁沧桑中透着厚重的历史与书卷之气;三者消费不高,最便宜有五元一碗的大碗茶,最贵的也不过三四百元一壶,还有丝竹管弦表演助兴。都市小文人,在这样的场景里会友,显得脱俗而又实惠。

达德书院里面其实有两家茶馆在经营。进门右边的叫“冰壶居”,左边的一家好象就叫“达德”。而我喜欢去的是“冰壶居”,这家的服务员和管理者在经营上似乎更质朴一些。有段时间,我主编的一本书面世,“冰壶居”简直成了我们的仓库和沙龙。只要拿样书的文友一到,把茶喊了,服务员自然会问需送几本书过来,于是一边坐在后院那棵大树下,品着茶,一边谈论着新近读的书看的碟,真是儒雅而又逍遥极了。坐在院中一仰头,可见四周高楼参天,院内则古色古香,花草馥郁,数百年贵阳仿佛尽在眼前,一种星移斗转,沧海桑田的感觉油然袭来。

接到吴勇电话,当即满口答应下来。

筱杨也是我在网络论坛里认识的朋友,那时我在执掌一个叫“白蚁书巢”的读书作文的坛子,她在坛子里发了不少文章,其中有好几篇都是谈茶的,视其文风,属于干净简略那种。其在每篇的个性签名中,都写到“好饮茶,不求甚解”。在恨不得注册一万个“马甲”让自己一夜出名的网络时代,这样的自谦是不能不让人产生几分敬意的。若说我与她是朋友,还不如说只是双方都知道有这个人更恰当,因为除了读过彼此的文字之外,再没有任何交往,且上海与贵阳天边隔地边。知道筱杨这个人大概三年之后,却在不经意间见了她的照片。一个写诗的朋友在网络上见到我,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写命题作文,混两小钱花花,只可惜没感觉,郁闷中。这位朋友便热情的发来一堆照片,说这是他收集的美女写手的照片,让我洗洗眼球、疏通疏通心智。看完后我对他说,不怎么样嘛。这样他又发了一张,并说这是最后一张了,这个美女叫筱杨,上海的,也是最脱俗的一个。接来一看,照片上的筱杨着一袭白衫,长发及腰,坐在一张茶几前,案上有茶盘茶具,身后是江南风格的木格花窗。那架势颇有几分仙风之感。

那天达德书院的人不是很多,一眼得见,立刻认出她来,跟照片上没一点走样。一起喝茶的有筱杨、吴勇、还有个网名叫马车夫斯基的编辑朋友带了一人,再就是我,五人一桌。而筱杨除了我是第一次见到外,其他三个人在她来的这几天里都陪了她不止一次。听筱杨说,几天以来,已经有不少贵阳的网络文友陪她喝茶了。说话间,筱杨从自己的包里拿出杯子、壶、漏一类的东西,最后还拿了从上海带来的几种茶,看她慢条斯理边说话边泡茶的样子,犹操古琴,而那冲茶的水声却如声声欸乃。海阔天空地聊到夜深,吴勇邀我一道送筱杨回酒店。在酒店的门口,我与筱杨作了拥抱。

筱杨回沪后,才想起应该送她点贵州茶,为这事情后悔了好一阵,不知道别的贵阳朋友送她了没有。

现在与筱杨在网上几乎天天见着,双方仍像当初没见面一样,只是偶尔多了一声散淡的问候。

 

 

     

 

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支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唐·陆羽《茶经.一之源》

 

老潘是我曾经的一个邻居,喝茶有自己独特的一套。他家有一只样式很古老的大土陶茶罐,那茶罐大大的肚子,一张很大的口,也没盖子。罐的表面泛着古董黑的光泽,每见老潘在幽暗的房间里摆弄它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严肃而荒凉,让人觉得他是在翻动一本世代相传的家谱,或是对着先祖牌位烧香化纸。那罐大约可以盛两三斤水。老潘家的茶叶,片较大,色泽深褐,无论形状和色泽都与我们常见的茶不一样。老潘说那是家乡黔西的土茶。黔西和黔西北地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土地贫瘠,山里终年靠玉米、洋芋果腹,家家户户都有这样一个茶罐,肠胃不适或头疼脑热就靠喝这罐子煨的土茶消解。

老潘泡茶不是泡,而是熬。先把陶罐洗干净,放在火上把陶罐里的水烘干,然后投进一把土茶,再把罐置于火上烘焙,边焙边翻簸里边的茶叶,直到茶叶半糊翻卷,里面发出阵阵焦香,这时候再把准备好的清水倒入罐中,剩下的事情就是把土陶罐放在火边,用文火慢慢的煨。这些过程中,老潘一直在雾气腾腾中捣鼓,使我联想起千年以前锻造宝剑的隐士或能工巧匠。

在文火煨茶的过程中,老潘便坐下来,点上一支烟,眯着眼睛,安静的注视着陶罐,此时嘴上的香烟呈一柱纤细的雾徐徐上升,在他的头顶盘旋开来。罐子里的茶沸三道,老潘便取来碗,与我一人一碗慢慢喝起来,喝的时候,他的嘴里和喉腔往往发出很大的响声,眼皮一眯一眯的,样子惬意极了。

老潘家有兄弟姊妹七八个,未当兵之前他连县城也没去过,他说他们的村子离县城有很远的路程。他们家总共出了三个军人。先是他在70年代应征入伍,在四川某部工程连做运输兵,在那里他学会了驾驶汽车。刚去部队水土不服,老潘的身体很不适应,三天两头拉肚子,后来家里给他邮去一包家乡的老土茶,老潘于是把茶叶拿到炊事班按家乡的方法炮制出来,喝下的第一天就感觉舒服了。从那以后直到老潘转业分到这座城市,就再也没离开过家乡的老土茶。现在他的儿子和老婆都会炮制这种土茶。全家基本不喝别的饮料。为随时吃上这样的土茶,即使是三伏天,老潘家的回风炉也烧着,为的就是保证有火煨茶。这样一来弄得一些造访的朋友很不习惯,而我便是其中之一。而对于来宾,进门后老潘也总是先倒一碗这样的茶汤给人喝。那茶汤呈褐红色,浑浑浊浊,粘糊糊象中药一样,口感些涩,有点糊味,余下便品不出别的味道来了。

老潘他们家第二个军人是他的弟弟。他弟弟在云南当兵,入伍的时候,老潘母亲很有经验的给他弟弟准备了一包土茶带在身上。据老潘说,他的弟弟在前线一直做到了营长,却不幸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他年老的父母也因为他弟弟的牺牲才第一次走出村庄,去了一趟云南。陪同他父母去的是他初中毕业在家务农的妹妹,部队把老潘的妹妹留了下来,在部队医院做了护士,于是妹妹便成了他们家第三个军人。战争结束后,老潘的妹妹也回到了我们这座城市,在一家大的部队医院继续先前的工作。老潘现在和他妹妹的交往有很大部分是家乡的土茶来往,比如,老潘回老家带了土茶要专程给妹妹送一趟,妹妹从老家带了土茶也要专门给哥哥送过来。

我和老潘总共做了三年的邻居,那时候,我的儿子刚会扶着墙壁走路,他见老潘家两个儿子和一个侄子在家里玩得热闹,老往他们家跑。他们家的两个儿子和侄子一个个胖乎乎的,我猜想是不是与他们家那老土茶有关。老潘家见我儿子过去,也表现出一种朴实的热情,用他们家的土茶汤给他喝,用大人吃的饭菜喂他,我儿子也表现得异乎寻常的适应,不管那茶如何的涩口,那菜里放了多少辣椒都大口大口地吃,与在自己家里的娇气盼若两人。老潘夫妻总在这样的时候把我叫过去,说儿子在你们家很娇气,在我们家就很能打粗,干脆拿给我家养算了。对老潘夫妇这样的热情我总是大度的敷衍道:可以啊,我还巴望不得呐。说归说,谁也不会当真。

后来,因工作关系,我调离了原来的单位,也离开了老潘他们一家。临走的时候,老潘的老婆把儿子抱了过去,喂了一次饭,给他喝了一大碗老土茶。

 几年前,在街上偶尔遇到老潘,他说他的大儿子技校毕业分在了四川某厂,小儿子当兵去了。从那之后到现在,我在也没有见过老潘,不知道他退休了没有。

 

 

 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器不减,所得钱散路傍孤贫乞人。人或异之,州法曹絷之狱中,至夜,老姥执所鬻茗器,从狱牖中飞出。——《广陵耆老传》
 
    
夜幕合了,华灯起了,扶风山下阳明祠的丝竹之声也该响了。入夜,这座城市各种各样的声音在风中聚散离合,在时光的缄默中飘散。纪念王阳明的扶风山下,杯盏交错,茶香扑鼻。

坐在庭院里的那棵古树下,夜贵阳像一位妩媚的情人,静静的眨巴着眼睛立在面前。有清风轻轻徐来,听院里高谈阔论或窃窃私语,看光影中的青瓦飞檐,不由得想起四百年前那些零散的句子——“格物知至,致良知”、“知行合一”。

对于当下的贵阳人来说,去阳明祠十有八九是喝茶,在我的印象中,那里的茶消费要比达德书院贵一些,规格上似乎也要高一些。如我一般的工薪阶层自己掏钱是很少去那里的,除非有朋自远方来。多数情况下,我去那里都是被请或奉命陪茶。到底去过多少次,现在却记不清了,有些印象的就那么三次。

一次是B请客。

那晚上大概有六七个人一桌,几乎都是些写字楼里的帅男靓女。这些人包括我在内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市的普通工薪阶层,思想前卫,喜欢读书看碟码文字,男生有较强的个性,女生时髦漂亮。这也是B交朋友的一个取向。

B出生在一个边远县的乡镇,在上世纪报刊征婚都要表明是否文学青年的80年代,不到20岁的他就在一份有些份量的文学杂志上发了作品。从那篇文章开始他拜在了某作家的门下,次后,凭着手中那支笔,他一路杀进省城,在某报社谋到一份职业。在文学的地位日渐落拓的时候,他看到了文字带来的另一条出路,两年之中他写了两本民营企业的报告文学,从而掘到了今生的第一桶金。从这开始他就弃文从商,以农村包围城市,先后在两个不同的地级城市边缘各开一个厂,据说两个厂都属于高能耗高污染行当。此后,B虽经历了一些波折,总的来说,腰包里的票子是越来越多,银行帐户上的收支额也成倍翻涨,几年来,B的房子、车子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人也从一个城市文化人变成了暴发户形象。B不满足这样,他对文化和文化人始终怀着一种崇敬。身在乡下的他,偶然的机会学会了上网玩BBS,在BBS里,B凭借当年的文学功底很快结识了一大批省城的青年男女,于是只要回到省城,B就会小小的出点血,请这帮朋友吃喝疯闹。

那天B请的人当中有个女生F,在B的宴请中与我已是第三次见面了。据B说,她是个研究生,在一家公司做管理,因为是研究生的缘故,B对她就多了几分热度。第一次见面时,F就说在BBS里早就知道我的名气,没想到竟能见到我。当听说我在一家纯文学杂志社上班后,对我说话也就显得多了几分谦卑。但每次见面她都要表述一番,说自己也不是一个俗人,闲时喜欢读一些音乐文学美学方面的书。我听了她的表述,渐渐警觉起来,暗暗提醒自己不能让她贻笑大方了。那天见面,我本着谨慎的心态,只对她礼节性的寒暄几句了事。F见我比较沉闷,便回到了B身边。

助茶兴的古筝表演比较中和,筝手把时下的流行乐曲与古典民曲穿插进行。即使这样,满院的喝茶人,却似乎都在忙于自己的语言倾诉与表达。而B身边的一个小美女一直柔情似水的缠着BF似乎受到了冷落,便过来拉我跟她一起到演奏台前去坐,她说希望我为她点一首曲子,我点头应允。琴师问她喜欢什么曲子,F说喜欢古典民曲。琴师说,请您报一下曲名。F想了半天,说:“古典的。上世纪30年代的《四季歌》吧。”她见琴师不明白,就模仿周璇的样子哼了起来。这样一来,琴师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并用眼睛斜了一下我。我顿时觉得脸上辣乎乎的。琴师演奏完毕,我问多少钱,答10元。我拿出10元钱,准备递上去,F一见,顿时显露出有些丢脸的样子。她说,东篱,算了吧,你也不容易。于是站起来朝B走去,B起身过来,先扔出100元,随后又补了100元,对着琴师说,尽管弹吧,她想听什么就弹什么。我如芒针刺背,转身走开了。我想,不是F把我看错了就是我把F看错了。

那以后我与BF便没了往来。

还记得一次在阳明祠喝茶是诗人N请客。N是我在某杂志社时的同事,多年来,他一直扛着诗歌的旗帜呼号奔走,常常可以见他在朋友的集会上,声情并茂,长歌当哭地朗诵。他的诗歌精神也使他结识了全国不少诗人。那天是北京某诗歌刊物的编辑海先生和一位广州诗人来筑,老N做东,邀了几个本土青年诗人和我作陪,席间宾客就他们这个群落提出的“感动诗歌”谈得手舞足蹈,从概念到定义到内涵、外延到走向,甚至大声争执,引得无数茶客侧目翘首。

再记得有一次在阳明祠喝茶是K叫我去的。K是我的一位老师,那时他去一所高校讲课,话语中无意谈到自己做记者时报道的一桩大案,最终凭借舆论和大众的力量为受害者洗清了冤屈。讲座结束后,一名学生找到他,希望K能洗刷他们家50年的一起冤案。K欣然答应,回去就邀了几位名记,齐聚阳明祠,共同采访那学生的家人。因我是K的弟子,在办这起案件的时候,K把我叫去让我从中学一些做“大文章”的知识。整个访谈中,当事人一把鼻子一把泪,让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记得几位名记当中有一位是外省来的,听他谈话间的狂妄语气,我就反感。但转而一想,他如果真能把这件事摆平了,何尝又不是一件好事。访谈结束后,K站起来替伸冤的事主付了茶钱,K这一举动,让身为学生的我感动了很长一段时间。老师不但无偿帮一个素未平生的大学生,反而把自己的钱倒贴进去,现在哪还有这样好的人啊。

那次媒体伸冤的结果我不知道,但那位外省来的名记后来我却遇见了。好几年之后,我在北京出差偶然见到他,不知什么原因,他丢失了饭碗,做了所谓的自由撰稿人,一副落魄的样子。见到他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他,他却还认得我。

很久没去阳明祠喝茶了,但BF、“感动诗歌”及那位名记却老是忘不掉。

 

 

其始若茶之至嫩者,茶罢热捣叶烂而牙笋存焉。假以力者,持千钧杵亦不之烂,如漆科珠,壮士接之不能驻其指,及就则似无禳骨也。——唐·陆羽《茶经.五之煮》

 

二十年前我刚参加工作时的班长算个茶鬼,我们叫他杨师傅。杨师傅每天上班要泡三次茶,每次泡的分量也很大,茶叶发涨后几乎占了整个杯子的八九成,茶水浓得象中药,中午吃饭也见他把浓茶水倒进饭里做汤,稀里呼噜连茶带饭一起喝下去。他有着胖墩墩的身材,浓眉大眼,说话高声大气。那时候已经是80年代末期了,那家企业的效益还算不错,一年能发两套工作服,而那位师傅上班总是穿那套补丁加补丁的劳动布工作服,衣服的颜色从蓝色都洗成了白色,特别搞笑的是他的裤子臀部都有一个巨大的苹果形补疤,那块布的颜色显得比裤子本身的布要新得多,让人感觉特别抢眼,似乎主人在特别强调希望别人总看他的屁股。

我们刚去的时候,看到他与众不同的工装觉得特别滑稽,总想笑,但又不敢笑出来。杨师傅好象从来都不觉得,依旧穿那样的服装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但抽烟和喝茶的时候,他有总显得很富有,老说别的师傅带到单位的茶太差了,不好喝;抽烟的时候就更耍派了,工厂里抽烟的潜规则是只要是抽烟的人坐在一起,每个人自觉的发上一轮,别人发的烟杨师傅总是送到鼻翼下闻闻,有点不屑的点燃,抽几口就扔了。轮到他发烟的时候,他不象别人那样只把烟盒握在左手里,右手把烟抽出来递过去。他是把整个烟盒里的香烟拔一截出来,把烟盒送到别人面前,将印着大大的汉字商标一面向上,让别人知道他的烟是好烟。

发烟他属于大方的,喝茶就不一样了。他从家里拿去的茶叶总是锁在自己的大铁工具柜里,每天上班先泡上一大茶缸,谁也不能碰他的缸子,就是移动一下位置也不行。

我们黔东湘西对小孩是限制喝茶的,大人总说喝茶催人老。所以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我们那一般半大孩子都还不太会喝茶,上班时也就不知道每天要先泡好茶再工作。渴了就临时接一缸开水喝,这样也就常常干到口渴的时候,找不到能够大口喝的凉开水。有一次,我却看到杨师傅在我们从现场回来找水喝的时候,从自己的茶缸里倒了一大杯凉茶给我的一位师兄喝。师兄姓李,我们是同乡,同一个单位的子弟,又一起到这座城市,分在一个班,拜在一个师傅的门下。杨师傅把茶倒给李师兄喝的事情让我们别的师兄弟都看到了,大家都很吃惊,为什么别人移动一下茶缸杨师傅都会生气,而他竟然主动把茶倒给李师兄喝,这不是偏爱他的表现吗?时间长了,证明我们的猜测果然正确,杨师傅总把一些轻巧的、技术含量较高的活派给李师兄,且分奖金的时候他也总是最多的。于是我们其他几个师兄弟便私底下议论起来,有的说,李师兄有表叔在这个厂里当头,有的说是因为李师兄来工作的时候从家里带了特产送给了杨师傅。

议论归议论,我们跟李师兄干的活依旧是没法比。比如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每天上班必须到对面的大仓库去扛氧气,一瓶氧气连瓶带气至少有50公斤,从仓库到我们干活的现场起码有一公里多,每天上午每个人至少得扛三个回来,否则就叫没完成任务,不完成任务是不准许下班休息的。而那段时间,我们李师兄的工作却是跟随班长学电氧焊。这简直让大家嫉妒得吐血。于是我们边扛气瓶就边议论李师兄受宠的原因。到了第二年,让我更没想到的事情也发生了。

春节探亲回来不久,就发现杨师傅对班里其他学工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偏袒,比如黄师兄、张师姐等以前和我一样待遇的人。现在杨师傅却对他们也好了起来,对我还是以前的老样子,我干的还是最重最累最没技术的事情。虽然这样,我的奖金在班里却是最少的。杨师傅对我说话也还是老样子,除安排工作之外没一句多话。那段时间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不喜欢我没啥稀奇,奖金少点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不违反厂规厂纪,至少这份工作你没权利开除我吧。有一次,我实在憋得慌,就把心里话对张师姐讲了。

张师姐跟我也是同一个地方来的家乡人,只是她比我大两三岁,在我父母他们那个单位接班顶替工作的,在那个单位她已经工作三年多了。张师姐听了我的话只劝我别往坏处想,把工作做好云云。张师姐是我们班两个女生中的一个,长得很漂亮,歌也唱得好,工间小憩的时候总听她唱一些最新的流行歌曲。在那个班的男生里,我的嗓子相对算好的,唱对唱歌曲或需要伴唱时,她总喜欢叫我跟她唱。我给张师姐伴唱的时候,心情好极了。我甚至幻想天天和张师姐在一起唱歌。张师姐告诉我,要唱歌就不能喝茶,因为茶对嗓子没什么好处,要喝就买一种叫胖大海的干果来泡水喝,我当时也不知道她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因为那时候,其他几个师兄弟都已经纷纷效仿杨师傅用大茶缸喝起茶来了,只有张师姐和我没有喝。

有一次,我迟到两分钟,被杨师傅扣了5块钱的奖金,我气不打一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下班回家的路上,我走在张师姐的后面萎靡不振的样子,张师姐让我和她唱《请跟我来》,我摇了摇头,没理会她。张师姐看我那份样子就说:你过春节送杨师傅烟还是茶?我一下懵了。我说,什么送什么烟茶呀?我都被你说昏头了。张师姐看了我半天才说,你个榆木脑壳呀,难怪你这副样子,我都怀疑我是班上最后一个去班长家的,哪知道你竟然没去。他喜欢喜欢喝好茶你不知道?我摇了摇头说:杨师傅喜欢喝茶我知道,我就是不知道春节应该去他家一趟。因为从小我父母都告诉过我,在学校把学习搞好了老师就喜欢,在单位把工作搞好了领导就高兴,不能投机取巧呀。张师姐用一种既同情又生气的表情瞪了我一眼转身就走了。

我说自己不犯错误班长不敢开除我,在那句话差点成了谶语。有段时间,我们班在新投产的厂房搞技术改造,那里没有洗澡间,没有更衣室,上下班都只能找一个墙旮旯偷着更换工作服。这对男生问题不大,对女生却有点为难,张师姐和蔡师姐都选择配电室作更衣间,那里面除了一壁配电装置,还兼放一些公用器材。有一天刚上班不久,杨师傅就叫我去配电室拿焊枪,我急冲冲跑去,一推门,目光还来不及看里面,就听到“啊!”的一声,这一声让我吓了一跳。抬眼一看,张师姐穿着条裤衩在换衣服,见我推门,双手抓了件衣服死死的捂在自己身上。我连忙退了出来并拉上门。杨师傅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拎着我领口,说你小子大清早就耍牛氓,还说我不敢开除你,今天老子就是要打报告开除你。

后来我没有被开除,在车间主任主持的调查听证会上,我发疯似的边哭边申冤,并几次站起来要同杨师傅拼命,都被主任唬住了,最后一次我甚至举起面前的桌子冲了上去,终被人多拉住。等我安静下来的时候,车间主任说了一通要爱护学工、用百倍的耐心做好青工思想政治工作一类的话就宣布了处理结果,让我写一份检查,不是要我检查“耍牛氓”,而是要我检查大闹会议室。我把检查交上去不久,主任就找我谈话了,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一个所谓的领导,主任说从我的检查看,我很有文采,打算让我当车间的团支部书记。这是我没想到的。

当了团支部书记后我每周就有一天可以脱产了,我想应该给主任送点什么。我给花了半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包都匀毛尖放在了主任的桌上,主任收了。那年春节回家的时候,他拿了一瓶好酒,说让我带回家给我父亲喝。

 

 

 苦茶久食益意思。 ——华佗《食论》

 

在贵阳,甲秀楼算一个喝茶的好地方。一者历史悠久可以怀古思幽,二来景色如画,赏心悦目。可以想象,在那里,一边喝茶一边看南明河夹岸风光,过中滋味妙不可言。

我还在黔东湘西大山里那个叫来羊坪的村庄放牛割草的时候,就知道贵阳有个叫甲秀楼的去处。当时有一种香烟的名字叫甲秀,那是当时我们知道的最好的香烟。烟盒正下方有 “甲秀楼坐落在贵阳南明河万鳌头石矶之上……”的诠释文字。

 

我和春表弟从邮电大楼往大南门步行,远远地就看到了甲秀楼,其实我也是第一次见到甲秀楼实景。春表弟惊惊咋咋叫着:那不就是甲秀楼!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这一幕。春表弟是我姑妈的二儿子,比我小三四岁。我刚到贵阳工作不久他就去了广州打工。那些年,初中毕业后能够外出打工的农村孩子算是有出息的,春表弟认为在家种茶不如外出打工收入高,也就跟着别人下广州了。这中间我们有三四年断了联系,一天下午,他突然出现在我的宿舍,一身牛仔服,让我好半天才认出来。我不知道他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反正人是长高了一点。他说,在外面打工这么多年,不知道自己的省城是什么样子,别人问的时候答不上来,让人家瞧不起。这回特意攒了钱,来这里一趟,看看省城,以后别人问起就不用那么慌了。他给我说了一大堆地名,人民广场、紫林庵、喷水池、大十字……,最后说一定要到甲秀楼去喝一回茶。他说这些,让我十分惊讶,我不知道从没来过贵阳的他是怎么知道这些地方的,而且特别要求要去甲秀楼喝茶。他告诉我,都是听他厂里的老板说的。我说我也没去过甲秀楼,更没有去那里喝过茶。我不好告诉他我每个月的工资就几百大毛,哪有闲钱去一个名胜地方喝什么茶。但我还是对他一拍胸脯说,没问题,都带你去,不满足你,我就不是你哥。春表弟刹那像小时候一样,把嘴咧得大大的看着我笑了起来。

记得那是个夏季。浮玉桥倒影在粼粼波光的南明河上,在真实和虚幻、历史和现实之间,我和春表弟大呼小叫的冲上了浮玉桥,看着那些精美的石刻,表弟啧啧有声。第一次走进童年时代想象多次的景致里,我不由四处张望,在那些桥柱上反复欣赏抚摩。抬眼之间,却不见了春表弟的影子,便一路急匆匆找去,从甲秀楼顺大路一直找到翠微园,站在翠微园的门口向里张望好久,不见春表弟只得原路返了回来,快到甲秀楼下的时候,刚好见他从楼里出来。吓了我一身冷汗,我说你跑哪里去了,害我到处找你。春表弟笑嘻嘻的说,哪都没去,就在楼上看看,感受一下我们老板说的在甲秀楼顶楼喝茶是个什么滋味。

春表弟拉着我走进楼里,说我们也买一壶到楼上去喝。我们在价目表前停了下来,这一看,让我和春表弟都没了语言。价目表里价格最低的也要48元一壶,表弟知道那时我一个月的薪水也就70多元。兄弟俩沉默半天,我说上去吧,我们喝一壶。春表弟故作轻松的对我说,不喝了,不想喝了,现在口不渴,喝不下去。见我还在犹豫,春表弟就有点生气了。硬拉着我转身就走。

我们从甲秀楼出来,边走边玩,最后到了人民广场。在广场有人过来兜售照相,每拍一张3元钱。我和春表弟从小到大没合过影,就照了一张。加洗一张,另外加邮寄费共6块钱。说一周后邮寄到我们手里。完了分别填写我跟春表弟各自的收件地址。我写的贵阳某区,表弟写的广州某区。照了相,我们俩都显得格外高兴,先前喝不起茶的尴尬和不愉快好象都不存在了。那天晚上睡觉前,表弟自言自语地说,喝个球,我就不相信我一辈子喝不起那个茶。我知道他个性很要强,他还在为甲秀楼喝茶的事在郁闷。

春表弟第三天就走了,半个月后来信问我收到我们在广场的合影没有,他说他没有收到,让我去找照相的人。其实我的也没有收到,后来我专门抽时间去了一趟,却没找到那个摆摊照相的人。我和春表弟的合影就这样泡汤了。

那次分手后,跟春表弟一直没机会没见面,其中只有过两次信件往来,他说自己做了一个车间的主管,时间非常紧,末了还说希望我也努力,“没钱的人就是被人瞧不起,有了钱什么都可以办到”他在信中这样说。

5年前的又一个夏天,老家来信,说春表弟死了。死在上班的路上,被一辆高速行驶的跑车撞死的,丢下了老婆和年仅3岁的儿子。我的姑母姑父听到噩耗当场晕死。他的后事是我下岗在家的弟弟帮忙去料理的,弟弟前后在那个城市待了一个月,终于使肇事司机赔了15万。钱领回来后,我姑父姑母给参加料理后事的人每人一笔劳酬,而我弟弟没有,为此,我母亲与姑母两小无猜过来的友情加亲情出现了裂痕。

现在常接到去甲秀楼喝茶的邀请,但一次都没去过。我想,再有机会的话,还是应该去。


 

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与粟裕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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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方面军的军事学校

 

 

6.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1931年8月,中共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并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红军学校必须集中举办”。 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办一个“红埔”。
筹备期(1931年8月—11月)
筹备工作,校部设在瑞金城内夫子庙后谢氏祠堂(杨家祠堂)。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闽西红军学校(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红一方面军教导总队和红三军团随营学校合并组建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亦称中央红军学校)
1931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将红军干部学校正式命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规定其为中革军委的直属机构,并任命萧劲光为校长。

第一期(1931年11月25日—1932年1月26日)
(实际从1931年8月筹备算起。)

校长:
萧劲光(1931.11.25—1931.12.25)
何长工(1931.12.25—1932.1.26,代理)
政治委员:
周以粟(1931.12.25—1932.1.26)
教育长:邓萍
学校开设了步兵科、政治科。后来,随着革命战争的需要和学校规模的发展,开设了特科(包括机枪、炮兵工兵等特种连队)又开办了政治营和军事营等训练班。学制一般为3至5个月。
步兵科
第1队
队长:龙云(贵州锦屏)
指导员:张华
第2队
队长:彭绍辉
指导员:石衡中
第3队
队长:粟裕(湖南会同)
指导员:刘希平

政治科
第4队
队长:林野
指导员:伍修权
政治委员训练班主任:张如心

第二期(1932年2月1日—5月15日)
1932年2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 “红校”是我军第一所正规军校,以完善的教学组织机构、教材体系和正规的教学活动,而有别于教导队和随营学校。学校各级领导既当行政干部又当教员
校长:刘伯承
政治委员:刘伯承(兼任)
训练部部长:邓萍
政治部主任:周以粟(后刘伯坚)
组织部部长:蔡树彬(后黄火青)
宣传部部长:张如心
校务部部长:杨至诚(贵州三穗)
特派员:欧阳钦
军事总教员:牛冠甫、张少宜
     教员:苏进、边章五、孙毅
政治主任教员:朱瑞、罗贵波
学员783人
步兵团(3个队)
第1队
第2队
第3队队长:张经武
政治营
营长:葛耀山
(后张经武)
政治委员:李馥
上级干部队(原团政治委员训练班改编)
主任:张如心
特科营(3个连)
机枪连
连长:
炮兵连
连长:
工兵连
连长:谭希林(一说赵新明)
指导员:陈阿金

第三期(1932年6月9日—10月10日)
校长:
刘伯承
政治委员:
刘伯承(兼任)
训练部
部长:邓萍 林野(后)
政治部
主任:刘畴田 欧阳钦(后)
组织部
部长:黄火青
宣传部
部长:张如心
校务部
部长:杨至诚
学员1000余人
军事团(原步兵团)
团长:张经武
政治委员:何长工
教育主任:伍修权
管理处处长:杨梅生
   第1营营长:孙超群
   第2营营长:韩振纪
   政治营营长:陈伯钧
   特科营营长:武  亭

第四期(1932年10月—1933年2月16日)
改名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简称红军学校)
校  长:叶剑英
政治委员:叶剑英(兼任)
训练部部长:林野
政治部主任:欧阳钦
校务部部长:杨至诚
校党总支部书记:黄火青
教员:张如心 黄火青 陈 赓 韦国清 伍修权 吴亮平 郭化若 陈伯钧 周  彪

军事团
团长:张经武
政治委员:何长工
   第1营营长:孙超群
   第2营营长:韩振纪
   政治营营长:陈伯钧
   特科营营长:武  亭
1933年1月,红军地方武装干部学校并入

第五期(1933年3月1日—8月1日)
校  长:叶剑英
政治委员:叶剑英(兼任)
训练部部长:林野
政治部主任:欧阳钦
校务部部长:郭天民
军事团(五期团)
第1团
团长:张经武
政治委员:何长工
第2团
团长:钟伟剑
政治委员:伍修权
副团长:韩振纪
上级干部队
队长:卢寿椿
政治委员:董必武
政治营营长:陈伯钧(后张经武兼)
注:本期学员分两届,第一届于1933年8月1日毕业,第二届编入第六期。

第六期(1933年8月1日—10月)
校  长:叶剑英
政治委员:叶剑英(兼任)
训练部部长:林野
政治部主任:
校务部部长:郭天民
军事总教员:陈 赓
教员:郭化若 周士第 孙毅 王智涛 苏静
政治主任教员:张如心
教员:吴亮平 陈明
步兵团(六期团)
团长:钟伟剑
副团长:谭希林
   第1营营长:
   第2营营长:
   特科营营长:
上级干部队
红军地方武装干部学校

1933年9月下旬,中央红军扩大到8万余人,武器装备状况也越来越多样化。为适应反“围剿”斗争的需要,中革军委于10月17日发布命令:“现将红校组织从新变更,以原有高级班上级班,改为红军大学校;以六期团改为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以七期团改为红军第二步兵学校;以工兵营、炮兵连、重机关枪连、防空和装甲车连改为红军特科学校;游击队训练班(红军地方武装干部学校)改为地方游击队干部学校。”“红校”的分编,标志着人民军队的院校教育形成了初、中、高级培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红军大学校(简称“红大”)是红军当时的最高学府。
1933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扩编为五所学校:
上级干部队——红军大学
六期团——第一步兵学校
七期团——第二步兵学校
工兵营、炮兵连、重机关枪连、防空和装甲车连——特科学校
红军地方武装干部学校——地方游击队干部学校

193111月调任红四军参谋长。不久中央军委在江西瑞金创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红军学校),肖劲光担任第一任校长。红军学校下设4个连,粟裕被调任三连连长。红军学校每期学习3个月。四连即政治连是第二期成立的,粟裕又被调去担任政治连连长。肖劲光调任以后,何长工、刘伯承、叶剑英先后担任校长。政治连有400多名学员。粟裕对学员要求很严格,又处处以身作则做榜样。每天的军事训练很紧张,粟裕3名排长亲自讲课做示范。负责讲军事课的还有伍修权、朱瑞等。政治连特别重视政治教育,教员中有从苏联回国的蔡畅、郭化若等。红军学校经常请一些领导人来校作报告,邓颖超就给大家讲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课。政治连学员毕业回到部队,许多人担任了政治指导员,为加强红军的政治建设作出了贡献。1960年,粟裕去广州,同当年在中央苏区红军学校政治连学习的廖冠贤不期而遇。二人回忆起将近30年前的这段难忘经历,粟裕动情地说:红校四连的同志们多数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至今留下已知道的,只有你我二人。我们是幸存者,创业难啊,不要忘记死难的烈士!
         1932
2月,在红军学校带过两期学员的粟裕,被调回红四军仍任参谋长。193212月,粟裕被调任红一方面军教导师师长、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半年后学员毕业,教导师随即解散。

红军学校学习

因具有高小文化程度,廖冠贤上级动员他报考在瑞金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二期。参加考试的那天,主考人是红12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先是考文化,谭政将一份《土地革命十大纲领》递给廖冠贤,问他能不能念下来,廖冠贤表示可以试一试,顺利地念了下来。接着是书面考政治,是选择题,如“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下面有叁四个答案,其中有一条题目是“什么叫两条路线斗争?”有叁个答案,一是“一条是打高兴圩,一条是打老营盘”,二是“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叁是“既然‘左’ 倾机会主义不对,右倾机会主义也不对,那么我们站在中间对不对?”这一题廖冠贤选择错了。但他还是被录取了,编在第4连,这个连是政治连,培养连队指导员。连长是已经当了师长的粟裕。

廖冠贤学习十分认真,曾写过一篇《侦察者,军队的耳目也》,得到好评。一九六0年,廖冠贤见到粟裕,粟裕感叹地说:红校四连的同志们,多数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至今留下已知道的,只有你我两人了。

1931年12月,廖冠贤从福建汀州来到瑞金,开始了红军学校的学习生活。

1960年廖冠贤到广州开会,见到了粟裕大将。廖冠贤问粟裕说:“你还认识我吗?”粟裕说:“面熟,但记不起名字了。” 廖冠贤进人红军学校后,分配在培训连队政治指导员的四连,而四连连长就是粟裕。

捣毁反动组织白鹤会

1933年元旦过后,廖冠贤所在部队留在福建邵武,开辟邵光建革命根据地,打通闽浙赣边境的武夷山道,把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廖冠贤当时是独立一连的指导员。不久,他们接到了中央给的具体任务:翻越武夷山,担任两大苏区的交通。全连得到中央的信任,战斗士气非常高昂。

当部队驻扎在山顶上一个叫黄坑的大镇子时,却遭到封建会道门——“白鹤会”的袭击,8个同志被敌人用梭镖刺死,连长屁股上挨了一刀,吃了一次大亏。

最终,这股土匪的300多件大刀、梭镖等武器以及300多套白鹤服被收缴,人员做了适当处理。武夷山上反动堡垒终被摧毁,沟通了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联系。以后,廖冠贤又率部两次翻越武夷山,执行苏区领导交给的一些不寻常的任务。

绞尽脑汁学本领

当时由于蒋介石反动派的封锁,中央苏区的物资十分缺乏。党为了培养红军干部,还是尽可能的为学员创造好的学习条件。每人发了一个笔记本,是用当地竹子做的毛边纸,这在当时来说已相当好了。每人还发了一支铅笔。教室的桌凳大小不一,很不整齐。廖冠贤却意识到,有这样的条件就该心满意足了,它是与战友在前线英勇作战、流血牺牲分不开的。他珍惜分分秒秒,刻苦学习,如同大雪天走路,一步一个脚印。

廖冠贤对粟裕在“红校”认真讲课,亲自示范,还针对学动灵员的思想实际,机活进行教学留有深刻印象。当时廖冠贤才17岁,其他学员也多是年轻人。不少人怕鬼,晚上一个人不敢出门和站岗放哨。廖冠贤在粟裕的带领下,既破除了迷信,锻炼了胆量,又学到了夜战、近战的本领。

组建空降兵部队

 

据有关材料介绍,当时中央军委在全国几十支野战军中,反复遴选出叁支,交刘亚楼空军上将,由他从中挑选一支,改建成空降兵部队。这叁个军分别来自一野、二野和四野,来自二野的就是十五军。刘亚楼挑了十五军,他对空降兵十五军首任军长赵兰田和廖冠贤说:“这次改建为什么选到十五军?这也是经过挑选和比较的。十五军是个能打仗的部队,在上甘岭打出了国威。不仅中国,而且全世界都知道有个十五军。作了比较之后,军委就决定下来了。”廖冠贤担任过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兼后勤部政委、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武汉军区空军政委。




 

《肖劲光回忆录》(第93页)中写道:“当时,学校已经有了一个架子,分3个大队,大队长分别是粟裕、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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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被中革军委选调红军学校

    1931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把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1分校、第3分校和红3军团随营学校合并,组成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由中革军委直属领导,校址在瑞金。

    《肖劲光回忆录》(第93页)中写道:
    “周以栗负主要责任。我去以后,周以栗同志向我交代了工作,便调到临时中央政府去工作。”

    肖劲光任校长不久,12月发生了宁都起义,他即调任红5军团政委。邓萍任教育长不久,也调回红3军团任参谋长兼红5军军长。肖劲光调走后,何长工负责过短时期的学校工作,之后也调到红5军团。

    1932年1月,刘伯承担任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委。1932年夏末,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名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军学校。1932年10月,叶剑英和刘伯承对调,刘伯承调任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担任了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同时兼任红都瑞金的卫戍司令员。此后,刘伯承、叶剑英又曾经交替接任校长。

    综合各种权威材料看来,周以栗(兼)、刘伯坚、刘畴西、欧阳钦先后任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刘畴西于1932年7月调任红21军军长,后任红10军团军团长,1935年8月在南昌与方志敏、王如痴一同英勇就义。邓萍调走后,由林野任训练部长,杨至成任校务部长,此后,杨至成还担任过红军总供给部部长等职。据孙毅将军回忆,当时训练部还有个副部长杜石公。这个人后来到抗战时期叛变到国民党那一边去了。

    《肖劲光回忆录》(第93页)中写道:
    “当时,学校已经有了一个架子,分3个大队,大队长分别是粟裕、彭绍辉和龙云。”

    据各种史料统一的说法,红军学校共办了6期。学制一般为每期三至五个月。其中,由红军部队送来的学员三个月毕业,由地方送来的学员和特种兵学员五个月毕业,根据教学内容和前线需求情况,具体时间有所变化。1931年11月,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1期开学,这期学员于1932年1月毕业;第2期于1932年2月初开学,5月至6月,各科先后毕业;1932年夏末,第3期开学,学校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红军学校第3期于1932年10月毕业;第4期于1932年10月下旬开学,1933年2月中旬毕业。

    关于各期学员人数,从第1期的四五百人,到第4期发展为2000多人。《中国军校发展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介绍:“到第6期学员比上期增长两倍。”红军学校为红军、地方武装和各级党政组织培训了11500名干部,其中许多人都成为人民军队的优秀高级指挥员。

    据当年曾在红军学校执教的孙毅将军回忆:“那时候的‘红校’训练部有军事教员70多人,政治教员30多人,文化教员十几人。教员的质量都不错,教得很好,作用很大!”

    韩振纪曾经对子女回忆:“当时,一批同志从5军团调出来。赵博生同志牺牲后,红13军建制撤销,中革军委派人去挑选‘红校’教员,与我谈话的那位负责人后来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姓名记不得,他说我是红军队伍里的大知识分子,上级决定让我到红军学校搞教育。我对他说:服从命令,红军里有很多大知识分子,但本人不是大知识分子。”

    《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中填写:
    1933年2月,瑞金红军学校,先后任教员、副营长(注:军事营)、营长(注:政治营)、副团长。

    先后从红5军团调去红军学校工作的还有原红13军政委何长工、红14军政治委员黄火青(1932年5~6月间)、原红15军军长陈伯钧(1932年10月),以及宁都起义的参加者边章五(师长)、卢寿椿(师长)、鲍德心(军参谋长)、赵志奇(师长)等人。

    当时,中革军委还从红5军团选调了一批连、排干部及战士到“红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红军各部队。

    韩振纪到红军学校后,参加了第4期教学的后期工作。这一期红军学校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全校学员有2100多名,已经设置了军事团、政治营、特科营、上级干部队(培养营、团指挥员)。其中,军事团辖3个步兵学员营,培养连、排干部,共1200名学员;政治营辖5个连,培养连队指导员,计500余名学员;特科营辖工兵、炮兵及重机关枪各1个连,计700名学员。另外,校部还成立了特务队。军事团、政治营和特科营成立的具体时间,各权威材料所述不同,总之到第4期时,红军学校的机构设置已经基本就绪了。

    红军学校的领导干部和教学人员不但有丰富的军政实践经验,还都有着较高的学历。叶剑英,云南讲武堂毕业,大革命时期曾经担任过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周以栗,曾担任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笔;左权、陈赓、刘畴西、冯达飞、周士第、钟伟剑、宋时轮、林野、杨至成、郭天民、郭化若、谭希林(工兵教员)等人毕业于黄埔军校,邓萍、陈伯钧毕业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唐浚毕业于南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黄埔军校分校),左权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刘畴西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何长工曾赴法国和比利时勤工俭学;欧阳钦曾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到苏联参加军事训练班;肖劲光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苏联红军学校、苏联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董必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黄火青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莫斯科高级射击学校、第一步兵学校学习;朱瑞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苏联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伍修权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庄田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吴亮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陈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王智涛在基辅红军军官学校和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张如心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边章五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张经武毕业于建国军军官学校;韩振纪毕业于保定陆军讲武堂;孙毅毕业于河南陆军军士学校;苏进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

    教员中还有两位外籍同志:武亭是朝鲜人,东北讲武堂炮兵科毕业。洪水是越南人,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

    红军学校政治文化教员及从事文艺宣传工作方面的有危拱之(毕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李伯钊(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赵品三(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等同志;在红军学校任教员的还有刘少卿等毕业留校的同志。

    二、清流城外伏击战

    1933年2月初,“红校”第4期学员毕业前夕,刚到红军学校任教的韩振纪就参加了由叶剑英校长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的野战军事演习。全校学员编成东、西两个师,主要课目是行军、宿营、进攻、防御,还有政治宣传工作等。

    在叶剑英指挥下,东、西两师从瑞金出发到达汀州,开始进行巷战演习,之后,部队分别进行城市防卫战、遭遇战演习。

    韩振纪带领的学员行军迅速,一直走在前边,作战攻击机智灵活,警戒毫不懈怠。经过9天时间,演习到12日结束,全体教员和学员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受到了锻炼。

    2月16日,韩振纪参加了由叶剑英校长主持的红军学校第4期学员毕业典礼,此后忙碌地进行学员离校前的动员工作。这时,有几位学员一起找到韩振纪谈心里话,他们说,师生彼此相处时间虽然不长,但确实向他学习到不少东西,希望在到战斗部队以后,大家彼此保持书信联系,继续得到指导帮助。这几位学员都是贫苦农民出身的红军干部,参加革命的时间都比韩振纪久,其中有一位早在北伐时期就已经是中共党员了,他们如此讲友谊,尊师重教,这在韩振纪的思想深处产生了不小的触动。

    2月22日,红军学校以团为单位,分别举行了庆祝苏联红军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2月23日,全校在大操场举行报告会,叶剑英作了极富感染力的演讲。他号召:“学习苏联红军国内战争的经验教训,准备创造100万铁的红军!”韩振纪和所有师生都受到了莫大的精神鼓舞。

    红军学校第5期于1933年3月1日开学。这一期,红军学校各单位分科进一步细化,例如上级干部队以下又分为政治班、军事班。

    由于韩振纪是宁都起义的骨干成员,原在红5军团整训之初,组织上就准备发展他入党。军政治部派人与他谈话:“韩振纪同志,你什么时候开始对革命有所认识的?”他简短回答:“大约从‘五四’运动时就有粗浅的认识。”那一次,他没有能够加入党组织,后来他才知道,是政治部觉得他对革命的深远意义认识还不够清楚。
在红军学校,韩振纪既是军事教育工作者,又不断被教育,经过革命队伍的熏陶和战斗锤炼,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933年春,由何军、黄火青、胡国杰三位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据《黄火青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931年11月下旬,黄火青到红军学校时,“名义上教育处长,实际上是全校的总支书记。”12月,他调到红5军团,1932年5~6月间又回红军学校,他先任总支书记兼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政治营成立后任该营政委。黄火青于1934年调红一方面军任红9军团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第二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胡国杰是四川人,工兵专家,曾任红军特科学校校长。何军此人未能考证到。

    军事﹝注:团﹞第1营由张经武任营长,张华任政治委员,韩振纪任副营长。军事﹝注:团﹞第2营由钟伟剑任营长,伍修权任政治委员,谭希林任副营长。苏进任政治营营长,武亭任特科营营长。上级干部队由培养团营两级指挥员改为专门培养营级指挥员,队长卢寿椿(后肖劲光)……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史》第1111页,国防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军事团,有的老同志回忆录中称之为步兵团,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人物志》(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军事团亦分为第1团、第2团。“红校”第5期、第6期军事1团团长均为钟伟剑,卢寿椿担任过军事第2团团长。

    据《陈伯钧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他在1932年10月由红15军军长调任瑞金工农红军学校政治营营长,1933年1月19日调红5军团任参谋长。韩振纪任军事团第1营副营长不久,遂继陈伯钧之后担任政治营营长。红军学校政治营的教官和学员清一色是共产党员。营、连主官由教员兼任,政治指导员和班、排长由学校指定学员担任。学员主要是来自部队的连、排干部和少数地方党组织选送的人员,年龄大小不一,最大的30来岁,最小的仅十五六岁。学员的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有不少人根本没上过学。

    孙毅老将军曾对韩振纪的子女们激动地回忆:

    你爸爸在红军学校时期,学习和打仗都是出色的,两位老校长,刘伯承和叶剑英对他很重视,对他很好,先后任命他为红军学校政治营营长和军事团副团长等职。政治营边学习边打仗,战斗力很强。他有勇有谋,很顽强,仗仗得胜。我们在一起并肩参加过两次战斗。他走路很快,是有名的“飞毛腿”,他带的学员兵是红军中的急先锋,打起仗来穷追不舍,经常把白军追得像赶鸭子似的,叫苦不迭。

    当时,你爸爸和我还担负着繁重的授课任务,由于行军作战,没有时间备课,他就少睡觉甚至不睡觉,利用休息时间进行研究讨论,把课备好。他不怕吃苦,为此作出了许多牺牲。

    你爸爸这人的特点是善于学习,工作深入细致,经常下连队检查工作。他平易近人,深谙爱兵之道,在对学员严格施教的同时,对部下嘘寒问暖,注意照顾。他很注意做下属的思想工作。

第五章 “红校”历史沉钩
2016-02-25 11:17:46
作者:陈浩良、韩纪民





 

粟裕如何打大规模歼灭战呢?读者马云飞读《粟裕大将军事指挥艺术的形成》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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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博览杂志社编辑部:
 
      贵社编辑出版的《党史博览》2017年第6期,刊登了茅永怀、茅沄沄的文章《粟裕大将军事指挥艺术的形成》(以下简称“形成”)。作为读者的读后感,并根据自己的拙见,对“形成”评论如下。

      所谓军事指挥,是指军队的指挥者,特别是军队的统帅人物,对军队达成作战目的的作 战行动的领导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掌握敌情、做出判断并定下决心、制定作战部署、下达作战命令以及指挥军队执行作战任务等阶段。杰出的军队指挥者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 富有创造性的行为,可称之为军事指挥艺术。因此,谈到粟裕大将的军事指挥艺术,应包括 上述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创造性行为,它形成于粟裕大将长期的、并且是经历了成功与失败的 战争实践中。

      而从“形成”文的主题看,采用的史实、题材,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分析、得出的结 论等,都是有限的。从阐述方式上说,要据此说明粟裕大将上述各阶段表现出的军事指挥艺术的形成,还有待商榷。由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辑、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铁流》,曾在 2013年第25期刊登了马云飞的文章《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对粟裕军事生涯的重要影响》(以下 简称“影响”)。“影响”采用《粟裕回忆录》第五章“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以下简称“先遣队”)所阐明的主题,并根据粟裕大将本人总结的宝贵经验,基于作者个人的分析和观点等,论述了“先遣队”遭受的挫折与失败,对粟裕大将军事生涯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无独有偶,时隔4年后“形成”文章的主体部分,采用了与“影响”相同的史实、题材,主要章节的思路、叙述方式以及作者的分析等基本相同。就文章主体说,二者可谓殊途同归。
 
举例探讨如下:
 一,文章主体的思路、叙述顺序及文字表达 
     (1)“形成”在“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上,只唯实”的标题下,根据“先遣队”1934 年遭遇的经历,阐述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时期,1948年初围绕打破敌我两军在大别 山形成的僵局,发展战略进攻的问题,毛泽东与粟裕之间意见分歧、及粟裕的观点。(见 2017 年《党史博览》第6期第15页-第16页)文章中该章节的主体,与“影响”在“主观的战略意图一定要符合客观的实际情况”的标题下的思路、叙述顺序相一致,文字表达上除有部 分调整外,基本相同。(见 2013 年《铁流》第25期第420页-第425页)
     (2)“形成”在“适时改变军事战略,机动灵活,出奇制胜”的标题下,阐述了粟裕接 受了1934年“先遣队”兵败怀玉山的教训,1935年初任挺进师师长时,决定变正规军为游击队,变正规战为游击战,从而在浙南立足三年的内容。(见2017年《党史博览》第6期第17页)文章中该段落的主体,与“影响”在“根据形势变化,要适时地改变军事战略和作 战方针”的标题下的思路、叙述顺序相一致,文字表达上除有部分调整外,也基本相同。(见2013年《铁流》第25期第425页-第428页)
     (3)“形成”在“重视发挥主观能动性,临机善断,不误战机”的标题下,阐述了粟裕 敬佩毛泽东作为统帅,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给予战场指挥员机动权、自主权的优良作风,并以孟良崮战役为例,阐述了粟裕临机改变作战计划,决定围歼敌整编74师的概要。(见2017年《党史博览》第6期第17页-第18页)文章中该段落的主体,与“影响”在“重视战场指挥员的意见,给予其应有的机动权和自主权”的标题下的思路、叙述顺序相一致,文 章结构上除有部分文字的删节、调整外,同样基本相同。(见2013年《铁流》第25期第428页-第429页)

二,史实的概括 
      例如:就当年毛泽东与粟裕意见分歧的内容(电报原文),在“形成”中作者概括道: “毛泽东主张分兵南进,在中原打中等规模的歼灭战;粟裕却主张3个纵队暂不过江,在中原集中兵力打大规模歼灭战。毛泽东主张甩开大后方,分阶段跃进式进军,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粟裕则主张依托大后方,以求大量歼敌。”(2017年《党史博览》第6期第16页)这一内容,与在“影响”文中作者的概括相对照,一字不差。(2013年《铁流》第25期第422页)

      再如:就当年挺进师成立至全国抗战到来为止的期间艰苦斗争的情况,在“形成”中作 者概括概括道:“从1935年到1937年的三年间,挺进师在粟裕、刘英等领导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与闽北苏区建立了联系,创建了浙南游击根据地,队伍不断壮大。因遭敌人袭击,电台被破坏,很长时间内,粟裕等在与中央及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面对敌人重兵‘围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一直坚持到全国抗战的到来。”(2017年《党史博览》第6期第17页)这一内容,与在“影响”文中作者的概括相对照,除个别文字调整、删减外,基本相同。 

三,分析观点
      例如:就粟裕大将之所以当年建议华野三个纵队暂不过江的原因,“形成”的作者分析 认为:“就战略目的和和实现战略目的的手段来说,粟裕之所以断定3个纵队渡江南下(注1947年)难以形成对敌人的重大威胁,之所以判断敌人的主力不会回防江南,是因为当年 抗日先遣队的出动,并没有达到当时所说的‘调敌’回援之目的。”(2017年《党史博览》 第6期第16页-第17页)对照“影响”的作者的分析观点看,该文的作者分析认为:“仅就战略目的和实现战略目的的手段而言,粟裕之所以断定敌人主力不会回防江南,是深受当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根本就没有做到像周恩来所说的‘调敌’回援的事实影响的。”(2013年《铁流》第25期第423页)“形成”与“影响”文字表述略异,但实质相同。
 
      上述文章的主体思路及叙述顺序和文字表达、史实的概括、分析观点等三个方面,“形 成”与“影响”还有相同、相似的内容,在此不一一赘述。

      笔者评论“形成”的要点是:“先遣队”北上行动失败的教训,对于粟裕大将来说“为 他成为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3 年《铁流》第25期第430页),也就是说对于粟裕军事生涯的影响是深刻的,而不是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形成本身。

      在后来的战争实践中,正是“先遣队”遭受挫折和失败的经历,促使粟裕认识水平不断 提高,才有了后来粟裕三个纵队暂不过江的建议、挺进师作战方针的改变、孟良崮战役中的 自主决断等举动。而这些举动各自特定的历史根源,才是阐述粟裕军事指挥艺术形成的直接 组成部分。因此笔者认为:“先遣队”北上行动失败的教训,与其说是粟裕军事指挥艺术的“形成”,不如说是对粟裕军事生涯的重要“影响”更准确些。

      说到粟裕大将的军事指挥艺术,是在战争实践中形成并逐渐成熟的,在解放战争时期得到了充分的施展。

      例如粟裕擅长大兵团作战,目的是要打大规模歼灭战。1947年5月中旬孟良崮战役后, 一段时间内粟裕一直没有捕捉到打大歼灭战的战机,对此他不断深入思考,认为:“随着敌 我力量的消长,战略战术的变化,我军的歼灭战将进一步向更大规模发展,这可能是个客观 规律。因为敌人在多次遭受我歼灭后,兵力已大为集中。如果我们不能集中更大兵力,打更 大规模的歼灭战,而是打中小规模的歼灭战,战机则势必难寻。当时在中原很少打到歼灭战, 很重要的一条原因,是敌我兵力对比过于悬殊。敌人总是集中三四个整编师(军)一起行动, 我军主力较为分散,因而许多战机不得不放弃。我军必须高度集中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 战,才能逐次歼灭敌军主力,迅速改变中原战局。”(《粟裕传》第661页)笔者认为:粟裕 的这一战略见识,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极富创造性的,是他通过大兵团作战,打大规模歼灭战 军事指挥艺术形成的起点,之后才有了他三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兵力在中原打更大规模歼 灭战的建议及之后的决心、部署。豫东战役的胜利,证明粟裕的建议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那么,如何打大规模歼灭战呢?“攻城打援”的战法,是其中之一。这种战法,出现于 豫东战役(先打开封,后歼灭援敌),形成于济南战役(攻打济南同时,准备歼灭援敌一部),运用于淮海大决战。其中,粟裕在兵力部署上有时用于打援的兵力,超过了攻坚力量;作战计划实施后粟裕在指挥上,要求对驻止之敌与运动之敌的作战方式,要严格区分开等等。总之,在一系列战争实践中,粟裕在掌握敌情、做出判断并定下决心、制定作战部署、下达作战命令以及执行作战任务等阶段,在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指导下,亲自指挥,或承担主要指挥任务,有过独具风格的表现。 

      笔者认为:这上述的梳理、归纳,是直接阐明粟裕大将军事指挥艺术形成的方式。 

读者:马云飞  2017年11月29日于北京
读者马云飞读《粟裕大将军事指挥艺术的形成》有感 -中共党史网 中共党史网官方网站 http://www.zgdsw.com/newsx.asp?id=225

 

[转载]解放军出版社高级将领回忆录书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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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出版社在1986年至1999年间出版了众多高级将领回忆录,这些回忆录装帧设计一致,封面均为水墨画,都是32开精装本,对于授有军衔的高级将领,封面上还印有相应军衔的红五星,有些将领虽未授衔,但按其级别亦列有红五星。这套回忆录虽无丛书之名,却有丛书之实。我收集的这套回忆录,除《叶飞回忆录》是在本地书店购得,其余均购于网上。其中部分印数较少的回忆录价格颇高,为配齐丛书,我还是咬牙买下了。不过,也曾“捡漏”过一回。一次,在淘宝网见到一册《萧克回忆录》仅售20元,那时我没开通网银,立即打电话叫一女同事给我拍下。女同事习惯还价,跟我说店主一直不在线,我说这书一般卖百元以上,不要讲价了,你立即给我拍下。解放军社这种装帧设计的回忆录,我收集到37种,经多方查找,未再见到新的品种。其他出版社也出版有少数这种装帧设计的回忆录,如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刘田夫回忆录》。

      1、许世友回忆录,19869月第1版,印数20000

      2、李聚奎回忆录,19869月第1版,印数15000

      3、肖劲光回忆录,19875月第1版,印数20000

      4、杨成武回忆录(上),19876月第1版,印数25000

      5、何长工回忆录,198712月第1版,印数10000

      6、程子华回忆录,198712月第1版,印数10000

      7、吕正操回忆录,19883月第1版,印数12000

      8、王首道回忆录,19883月第1版,印数7000

      9、陈再道回忆录(上),19888月第1版,印数12000

      10、粟裕战争回忆录,198811月第1版,印数11000

      11、叶飞回忆录,198811月第1版,印数11000

      12、肖劲光回忆录(续集),19892月第1版,印数10000

      13、黄克诚回忆录(上),19894月第1版,印数15000

      14、孔从洲回忆录,19899月第1版,199392印,印数70019000

      15、杨成武回忆录(下),19908月第1版,1990102印,印数700111500

      16、张宗逊回忆录,199010月第1版,印数7500

      17、刘震回忆录,199010月第1版,印数7000

      18、耿飚回忆录,19917月第1版,印数18000

      19、陈再道回忆录(下),19917月第1版,印数6000

      20、曾生回忆录,19926月第1版,印数28000

      21、王平回忆录,199210月第1版,印数8000

      22、王新亭回忆录,199212月第1版,印数4000

      23、杨得志回忆录,19931月第1版,印数13000

      24、李志民回忆录,19938月第1版,印数10000

      25、廖汉生回忆录,八一出版社19938月第1版,印数12000

      26、康克清回忆录,19938月第1版,印数7000

      27、宋任穷回忆录,199410月第1版,印数15000

      28、钟期光回忆录,199510月第1版,印数5000

      29、王宗槐回忆录,199512月第1版,印数4000

      30、秦基伟回忆录,19963月第1版,印数10100

      31、莫文骅回忆录,19967月第1版,印数5000

      32、周文龙回忆录,19967月第1版,未标印数

      33、宋任穷回忆录(续集),19968月第1版,印数10100

      34、余秋里回忆录,199610月第1版,印数12000

      35、萧克回忆录,19976月第1版,未标印数

      36、李德生回忆录,19978月第1版,印数20000

      37、陈先瑞回忆录,19993月第1版,印数3000

    附:刘田夫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8月第1版,印数10100














 

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专家、粟裕学研究首倡者、华野老一辈作曲家、作家吕韧敏经证实已向周总理粟司令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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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文工团排练的舞蹈就是《草原女民兵》,这是一部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作品,由伯寿、文绾、文英编舞;竹林、韧敏作曲;韧敏作词。参与了作词作曲的韧敏,就是出身“华野”的老一辈军旅作曲家、作家吕韧敏。

吕韧敏极富才华,创作了许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其中这部《草原女民兵》曾风靡全国,被解放军总政歌舞团、战友歌舞团以及众多的艺术团多次 排演,广受好评。吕韧敏曾任文化部对外文化司司长,与周恩来打交道极多,后来成为周恩来邓颖超研究的专家之一。另外,他与“华野”的军事首长粟裕一家也走得很近,成为《粟裕战争回忆录》的整理者之一,也是粟裕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吕韧敏还是两部巨著《雄风劲旅一路歌:战争年代文艺工作纪实》(张震题写书名,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及其《续集》的主编,其思想与文采均极具高度。

编者按: 
吕(韧敏)老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个在国务院机关和华东部队工作的、有缘同奋斗在粟裕学研究旗下的、热情而且有思想的真挚长辈、老师和忘年交朋友。吕韧敏同志系华东野战军六纵(24军)文工团老战士、著名作曲家、《粟裕战争回忆录》整理者之一、原文化部对外文化司司长、北京军区离休干部。主编有《战地新歌》(1972-1976年共出版五集)、《十月战歌》(1976)、《翻开我家老影集》(图文本)(2003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雄风劲旅一路歌:战争年代文艺工作纪实》(2005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含续篇《战地黄花》)。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多篇粟裕真实历史文章,在《粟裕研究资讯》连续发表三篇为粟裕学正名的文章,为张雄文先生《名将粟裕珍闻录》撰写序言发表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提倡粟裕学,在读者和军迷引起很大反响。他是著名军旅音乐家、粟裕学研究概念提出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国务院文化组下面的音乐组工作,多次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并和吴德、刘贤权、于会泳、石少华、王曼恬、狄福才、黄厚民、浩亮、刘庆裳、吴印咸等同志在文化音乐等工作方面均有交道,特别是周总理的教导,吕老的文章详实记录了特别时期的特别事件,弥补了文革时期的中国文艺史和音乐史。经吕老2016年3月授权,亚高原网特别向读者推荐,以飨读者。我作为《粟裕研究资讯》主编、《粟裕学研究》主编、亚高原网站站长,他在电话中还询问粟裕的战友和夫人楚青同志逝世时,告别现场只看到《粟裕学研究》主编吴跃军送的花篮,没有看到人来。作为粟裕学研究者,必须有道义担当和友情隆重推荐吕老师对周总理和粟老总的宣传文章。友情提示:国内外所有报刊杂志发表、转载吕韧敏先生文章均需取得作者和本站同意,特此告知。 
亚高原网 
2016年3月29日 


卷前语 

凡报刊上记述总理当年对我如何“称道”“赞许”等文字,大家均会快递寄我或是兴高彩烈地打电话给我,问作者是谁?欲知原委!读此类与已有关的文字,当然是极其认真的。但终究弄不清作者何许人。既像那时候一起共事的知情人,又像现如今喜欢道听途说的热心人。所记事情倒是有的,所述细节却有错的,偶尔也有故弄玄虚添油加醋的。比如总理审批《战地新歌》样书,找我去问情况作指示,吩咐弄两份夜餐要我同他一起吃。这当然体现了总理对属下细心的爱护和入微的体贴,尤其处处反映出总理待人的平等和热诚,我是刻骨铭心不会忘怀的;但对此大加渲染为总理特地把我接去谈话,又特地请我吃饭,这就未免离谱了!且不说现在的“请吃饭”是何概念,即便是夜餐也很难与当年相提并论。再如,现在的媒体津津乐道总理当年当众赐我的两顶桂冠“作曲家兼音乐评论家”,却不经意间舍弃了桂冠之前的“青年”二字。按说,转述总理的原话应该完整,少了这两个字显然有失完整。总理语言一向严谨,说话字斟句酌。我清晰地记得总理说此话时从不曾舍弃这两个字,感觉上甚至是强调这两个字;我每每闻之,受宠若惊的同时也似有所悟:他老人家奖掖后生的话里,深深地蕴含着隆隆厚爱和厚望一一总理殷切希望自己的属下日趋长进不辱使命…… 
朋友们老早就劝我自己写,我也想自己写。为写总理,已经记不清多少次拿起笔又多少次放下笔;每次拿笔都心潮澎湃,每次放笔又无可奈何!我的这支秃笔之所以拿起又放下,是因为确有难处。一是深恐会有自诩自炫之嫌;二是须寻访当年共事的同志、查阅当年有关文电,这就不得不旷以时日。我的这支秃笔之所以放下又拿起,则因为接触过的党政军领导人中,总理对人最亲切平等、最体贴关心;所以回首往事,最难忘怀周总理!这里所记,仅是我目睹总理躬亲、亲聆总理教诲的点点滴滴。 
吕韧敏 
2016年3月29日

八十回眸:吕韧敏文选
 《八十回眸—吕韧敏文选》目录、卷前语,【卷一】最难忘怀周总理
 【卷一】周总理关注音乐评论/吕韧敏
 【卷一】关于《陕北民歌》的播出/吕韧敏
 【卷一】心灵的碰撞/刘成章
 【卷一】栽培艺术百花的伟大园丁——追忆两个女民兵舞蹈的诞生/吕韧敏
 【卷一】遵照周总理指示创作舞蹈《草原女民兵》/吕韧敏
 【卷一】关于《战地新歌》的出版/吕韧敏
 【卷一】关于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寿辰的演出/吕韧敏
 【卷一】最难忘怀周总理卷末赘语
 【卷二】 粟裕活在我心里目录/吕韧敏
 【卷二】倒要往前 倒爬要向前爬——粟裕上井冈山
 【卷二】粟裕的“梅花阵”和“六六大顺”/吕韧敏
 【卷二】 粟裕打车桥/吕韧敏
 【卷二】粟裕 “埃拉伊”! ——日军被俘官兵谈车桥之战/ 茹志雄
 【卷二】 粟裕在黄桥/吕韧敏
 【卷二】粟裕在高邮 —记粟裕同志在高邮、邵伯和陇海路之战/吕韧敏
 【卷二】从拒降到献刀/吕韧敏
 【卷二】粟裕在孟良崮/吕韧敏
 【卷二】粟裕两次让司令/吕韧敏
 【卷二】 粟裕大将的住地/吕韧敏
 【卷二】谢绝添花 催促送炭—从粟裕大将的住地说起
 【卷二】公共车与公务车—粟裕以车代步两三事/吕韧敏
 【卷二】粟裕大将的食文化/吕韧敏
 【卷二】默默地,默默地……/吕韧敏
 【卷二】粟裕请客吃烤鸭/吕韧敏
 【卷二】陈粟首长不忘文艺兵/吕韧敏
 【卷二】“粟裕学”是一座极其丰饶的“富矿”/吕韧敏
 【卷二】 为张雄文新著《一代统帅粟裕珍闻录》作序/吕韧敏
 【卷二】粟裕救人纪事三例粟裕救新郎/吕韧敏
 【卷二】粟裕救人纪事三例粟裕救逃兵/吕韧敏
 【卷二】粟裕救人纪事三例粟裕救虎将/吕韧敏
 【卷二】念故人 抒胸臆/吕韧敏
 【卷二】一座富矿的勘探报告-《粟裕传》读后感/吕韧敏
 【卷二】是“功高盖主”还是“功高遭忌”-粟裕因功获罪初探/吕韧敏
 【卷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粟裕因功获罪浅探/吕韧敏
 【卷二】性格就是命运-粟裕因功获罪再探/吕韧敏
 【卷二】附:宋文同志1998年12月8日函
 【卷二】湖南粟裕研究室的2007年及2007年各方面评价部分辑录


细数电影《芳华》中那些好听的音乐,总有一首让你热泪盈眶

魂之灵域

百家号17-12-2620:05

几经周折,电影《芳华》终于上映。有人说,这是冯小刚最好的电影;有人说,太闷、太长、太遥远;有人说,冯小刚就像一个5岁的孩子,用心爱的积木搭起自己理想中的城堡......

姜文曾经说过,电影应该是酒,拍电影不能仅仅满足于做鲜榨葡萄汁,应该把葡萄酿成酒。冯小刚当然并不满足只做葡萄汁,于是,他把《芳华》酿成了葡萄酒。冯小刚说,《芳华》才是我的电影。

有关青春、有关信仰、有关爱情、有关战争,有关那个质朴而火热的年代……每个人都在影片中看到了自己的“芳华”。网上关于《芳华》的各种评价褒贬不一,但对于《芳华》的音乐,却是众口一辞地称赞。电影《芳华》中有那么多好听的音乐,相信总有一首会说戳中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1、《草原女民兵》

影片中文工团排练的舞蹈就是《草原女民兵》,这是一部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作品,由伯寿、文绾、文英编舞;竹林、韧敏作曲;韧敏作词。参与了作词作曲的韧敏,就是出身“华野”的老一辈军旅作曲家、作家吕韧敏。

吕韧敏极富才华,创作了许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其中这部《草原女民兵》曾风靡全国,被解放军总政歌舞团、战友歌舞团以及众多的艺术团多次 排演,广受好评。吕韧敏曾任文化部对外文化司司长,与周恩来打交道极多,后来成为周恩来邓颖超研究的专家之一。另外,他与“华野”的军事首长粟裕一家也走得很近,成为《粟裕战争回忆录》的整理者之一,也是粟裕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吕韧敏还是两部巨著《雄风劲旅一路歌:战争年代文艺工作纪实》(张震题写书名,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及其《续集》的主编,其思想与文采均极具高度。

1976年北京战友文工团演出的《草原女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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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新歌》诞生记

文 | 丁东

2010年08月10日09:42  


怀念吕韧敏先生,继承遗志,发扬粟裕学,编好《粟裕学概论》。文革头三年,时兴毛主席语录歌。毛泽东的言论本来不是为谱曲而发,李劫夫等作曲家居然为之谱曲,传唱开来,也算音乐史上的奇观。在当时的狂热气氛中,音乐工作者自发创作颂歌毛泽东的歌曲,也风行一时。到了1969年4月,中共召开九大期间,江青审查文艺节目,批评这些歌曲“名义上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歌颂毛主席的,实际上唱的都是民间小调,下流的黄色小调,调子是唱情郎妹子的东西。用这种调子唱‘九大’,唱‘语录’,不是歌颂毛主席,是诬蔑毛泽东思想。”从此,这些歌曲在公开传媒销声匿迹。广播电视里除了样板戏,只剩下《东方红》、《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可播。直到1972年夏天,官方才批准出版了一本名叫《战地新歌》的歌曲集。戴嘉枋《走向毁灭-样板戏主将于会泳沉浮录》一书,讲述了这件事的内幕。


  1971年,毛泽东批准成立国务院文化组,让吴德兼任组长,刘贤权担任副组长,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王曼恬、石少华、吴印咸、狄福才、黄厚民担任组员,实际由江青掌握。于会泳、浩亮、刘庆棠是江青提名,王曼恬却不是。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中回忆,他觉得这个差事不好当,想借北京市的工作太忙推掉。周恩来说:“毛主席有批示,不能不去。”江青当面质问他:“毛主席的批示为什么不执行?你这组长为什么不到任?”吴德说:“这个工作我干不了,我没有文化,也不懂艺术。”万里给吴出主意,要有一个能和毛主席见得上面,说得上话的人进文化组才好。可以把王曼恬调到文化组来。王曼恬和毛主席是亲戚,当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吴德说服了王曼恬,天津的职务不动,到文化组兼职,每星期来一两次。她后来确实帮吴德解过围。

  文化组下属的音乐组由于会泳分管。于会泳感到缺少得力干部,于是想到了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过的熟人吕韧敏。吕韧敏不但是作曲的内行,行政能力也很强,当时供职于北京军区。于会泳给吴德打报告,调来吕韧敏协助主管音乐工作。

  1971年1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部长王敬之找到吕韧敏。王敬之想新年时播一点其他音乐,经过讨论,吕韧敏让他打报告到文化组审议。

  几天后,王敬之送来《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五首新编民歌和一个报告,吕韧敏找不到于会泳,就直接找了吴德。吴德看了报告说:这件事再斟酌一下好不好?上个月江青同志刚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民歌尽是情郎妹子,靡靡之音。吕韧敏据理力争。吴德说:“我看先征求一下老于的意见好不好?他不在就稍缓几天。我没什么意见,但还是慎重一点好。老于同意了,再上报给总理和江青同志审阅。”吕韧敏又找到于会泳。于问老吴是什么意见,吕撒谎说:“他让你先批个意见,老同志尊重你。你不是主管音乐的吗?吴德同志的态度还是积极的。”于会泳匆匆地在报告上批了同意,再经江青、周恩来同意,五首歌曲在1972年春节前终于播出。

  五首歌曲的旋律都出自陕西甘肃民歌,质朴豪放,播出后反响强烈。大年初一中央政治局开会,周恩来在表扬国务院文化组为全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江青以为是于会泳的功劳,也很得意。

  吕韧敏趁热打铁,提出由国务院文化组向全国征集新创作的革命歌曲,选编一本歌曲集。通知发出后,上千首曲谱和录音带从全国各地送到北京,吕韧敏组织乔羽、晓星、李德伦、秋里、洪源五人小组,从中精选出86首,和已经获准传播的革命历史歌曲汇集成书,名为《战地新歌》,经于会泳批示,“印出十本样书,送呈总理、江青和春桥、文元同志看一看,然后正式发行。”周恩来看到样书很高兴,要接见音乐组负责人,当时于会泳不在,由吕韧敏前往。周恩来称赞有加,还让他加上《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歌,给其他作者署上名字。

  这本歌曲集的内容不可能摆脱极左时代的主流政治,但旋律比较多样,一些少数民族歌曲颇具特色,公开发行后,风靡全国。长达三年之久的无歌可唱的局面,总算有了些许变化。

  一个正常社会,老百姓喜欢唱什么就唱什么,享受音乐生活是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然而,四十年前的中国,几首新歌的流传,竟需如此周折,才能获得执政中枢的恩准,想来真是恍若隔世。

 

 

来源:《文史参考》【卷二】“粟裕学”是一座极其丰饶的“富矿”/吕韧敏 http://t.cn/RFSzLu2

2018-09-01


怀念吕韧敏老师逝世!!!哀悼!《八十回眸—吕韧敏文选》目录、卷前语,【卷一】最难忘怀周总理编者按: 吕(韧敏)老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个在国务院机关和华东部队工作的、有缘同奋斗在粟裕学研究旗下的、热情而且有思想的真挚长辈、老师和忘年交朋友。吕韧敏同志系华东野战军六纵(24军)文工团老战士

2018-09-01


我发表了头条文章:《2O18年8月3O日成立《粟裕学概论》编写组请社会各届有识之士大力支持》 http://t.cn/RFtxWut

2018-08-30



 

[转载]中国共产党洪江历史正本(1926--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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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洪江历史 1926~1978 (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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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洪江历史(1926~1978) 》 编 审 委 员 会

主 审  瞿光明(2004 年 4 月~2007 年 11 月)曹成华(2007 年 11 月~2008 年 4 月)刘志良(2008 年 4 月任)

主 任  周正宇 副主任 王海涛 杨理鸾 李 勇 [李兴庭] 常 委 崔之善 邓星玉 曾振湘 赵世平 李任斌 周明峨 蒋昌永 陈 群 唐艳明 傅瑞芳 张义保 朱国雄 胡兴保

委 员 周柏青 王承当 胡小平 邱少华 杨国和 漆齐宗 段祖连 李向军 俞 勇 傅俊波 沈梅生 朱世杰 刘 兵 主 编 傅俊波 周柏青 副主编 刘 兵 欧阳冬日 校 对 周柏青 朱世杰 傅俊波 刘 兵



《中国共产党洪江历史》第一卷(1926-1978)出版了,这是全区共产党员、人民群众政治 生活中一件极具意义的大事, 是我区史志工作的重大成果, 也是我区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 设又一新的成就。为我们联系洪江实际学习、研究地方党的历史,运用党史资政育人,提供 了一部有益的教材。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党 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毛泽东同志说: “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 不把党在历史上走过的路线搞清楚, 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 邓小平同志强调: “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 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 。胡锦涛同志指出: “只有对我们党‘昨天’和‘前天’ 的斗争有深切了解,才能做好 ‘今天’的繁重工作,勇敢地担当起 ‘明天’的历史重任。 ” “一个不懂得总结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这些论述精辟深刻,为我们用党的伟大成 就激励人,用党的成功经验教育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更好地发挥党史资政育人功能 和指导史志工作者潜心搞好党史研究,指明了方向。 洪江历为湘西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古以来,商贾云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白色统 治极为严厉。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历史条件,仍阻止不住共产党人革命的步伐。新中国成立 后,勤劳的洪江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将一个封建、落后、腐朽的旧洪江,建设成 为一个繁    兴旺、朝气蓬勃、充    机的新洪江。

《中国共产党洪江历史》第一卷是我区史志    工作者,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和实事求是的修史原则,真实、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至“文化大革命”时期 洪江的历史背景和党的工作,是一部有较高思想性、理论性、知识性和浓郁地方特色的历史 专著和教材。 它的出版发行, 必将对改革开放新时期洪江党的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必将激励全区人民发扬光    命传统,团结一心,昂扬向上,加快推进富民强区建设。 观今须鉴古。编撰历史,为的是铭记昨天,警示今天,引导未来。当前正是我区挑战与机遇 共存之机;是做实做强工业,做大做快旅游,带动城市建设提质扩容,共建和谐争创繁     关键时期。新的形势和任务,给我们各项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衷心地希望, 全 区各级党组织把 《中国共产党洪江历史》 作为向全体党员和群众进行党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 教科书,从历史的回顾中提炼精粹,从实践的教训中总结经验,从理性的认识中汲取智慧,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抢抓机遇,奋发图强,为洪江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续写恢弘的史 诗和壮丽的篇章。 中共怀化市洪江区工委书记 刘志良 2008 年 7 月 1 日

概 述

洪江地域早在新石器时    有人类活动。春秋、战国时属楚黔中地。秦属黔中郡地。西汉初 置镡成县,洪江为武陵郡镡成县地。南北朝宋齐时,属武陵郡舞阳县地;梁时属南阳郡龙标 县地;隋因之。唐贞观(太宗)八年(634) ,析龙标置朗溪县,洪江改属朗溪县地。   洪江地域为少数民族所据有。宋,熙宁八年(1075)设置洪江铺(洪江名始此) ;元祐(哲 宗)五年(1090)改称洪江砦,隶属沅州黔阳县;崇宁二年(1103) ,洪江隶属靖州三江县 地,寻改三江县为会同县,随属会同县。元,至元(世祖)八年(1271) ,废洪江寨;元贞 (成宗)三年(1297) ,设立洪江巡检司。明,洪武年间(1368~1398) ,设洪江驿,仍隶属 会同县。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 ,会同县若水巡检司移驻洪江;乾隆十六年(1751)若 水巡检司改名为洪江巡检司。民国初,称洪江镇。民国 13 年(1924)称会同县洪江市。民 国 20 年(1931)雄溪区并于洪江改为会同县第四区,辖 23 个乡镇。民国 22 年(1933)改 为会同县直属镇。其后,相继为湖南省第四区保安司令部、湖南省第七区、第十区行政 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湖南省洪江行署所在地。 1949 年 10 月 4 日洪江解放,11 月 1 日建会同县洪江市。1950 年 3 月改为会同县洪江镇。 同年 10 月 19 日改为会同专署洪江市。1953 年 6 月改隶黔阳县属镇。同年 9 月奉中央电令 称湖南省洪江市。 1958 年 12 月改为黔阳县洪江市。 1961 年 7 月恢复黔阳专署辖洪江市。 1963 年 5 月再更为黔阳县洪江镇。1979 年 9 月 12 日恢复市的建制,隶属湖南省黔阳地区(1981 年改名怀化地区) 。1997 年 11 月与黔阳县合并成新的洪江市,隶属怀化市。1999 年 9 月市 区分治,定名洪江市洪江区。2002 年 5 月明确为怀化市洪江区,隶属怀化市直接领导。

洪江地处湖南省西南部、云贵高原东部边缘雪峰山区的沅水与巫水交汇处。地处东经 109 度零 45 分—110 度零 3 分,北纬 27 度零 5 分—27 度零 13 分。城区三面临水,沿河发展, 南北纵长 15.5 公里,东西横跨 22 公里。全区总面积 115 平方公里。 截止 2005 年末,全区辖河滨路、沅江路、高坡街、新街 4 个街道办事处和桂花园、常青、 横岩 3 乡。 33 个居委会, 全区总人口 7.55 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5.96 万人,为每平方公里 641 人。有汉、苗、侗、土家、 瑶、回、满、白、彝、    布依、纳西、锡伯等 14 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 3619 人,占 4.79%。 洪江自然资源丰富。溪河密布,水源充足。水系以沅水、巫水为主,其中沅水自西向东经横 岩乡流入市区顺东偏南至回龙寺,北折抵沙角,回头西南到滩头,再趋波转向东北 至岩坝头出境, 迂回于洪江区境内 28 公里, 年均径流量 448 立方米/秒, 枯季年均径流量 181 立方米/秒;巫水自会同黄茅流入洪江,辗转 5.6 公里,至犁头嘴处汇入沅水,集水面积 4205 平方公里,年平均径流量 90.1 立方米/秒,枯季年平均径流量 43.1 立方米/秒。洪江区水 资源总径流量为 266.24 亿立方米,水能理论蕴藏量为 26 万千瓦,可开发量为 14.3 万千瓦, 占理论蕴藏量的 55%. 洪江得沅、巫二水汇流,风景名胜古迹多,旅游资源丰富,人文景观有岩门沙尖咀、岩门村 两处商代和岩门村春秋战国遗址;有建筑宏伟的古商城;雄溪五泉;宗教景观有嵩云山 大兴禅寺等, 自然景观有秀美的 “天柱峰” 、 “穿岩” 、 “嵩云胜景” 、 “丹凤朝阳” 、 “双狮迎客” 、 有神秘的“祖师洞”“白云洞”“水佛洞” 、 、 ;有迷人的“洪江水电站风景区”等。

洪江因特殊地理位置,自清初期已是湘西市场活跃、经济富庶和繁华的商业巨镇。民国初 期各派军阀更视洪江为一块“肥肉” 。你争我夺,战乱不止。洪江人民长期挣扎在水深火热 之中。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洪江大批有识之士 进步青年远赴常德、长沙等地求学,接受五四新 文化、新思想,并逐步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回到洪江后,他们 进行广泛活动 ,点燃了洪江人民心中的革命火种。1926 年 9 月,中共湖南区执委委派具有 双重身份的共产党员马贞南、 谢喜愚、 邹伯希等五人以特派员身份利用来洪筹建国民党洪江 市支部之机, 领导洪江工农运动,     党的纲领和主张, 在全市成立了店员工会、 邮电工会、 教育工会、摊贩工会等十几个行业基层工会。正式会员达 1000 多人。1927 年 3 月,经省总 工会委员长郭亮(中共湘区执委)同意成立洪江市总工会。同年 2 月,在邹伯希主持下, 洪 江市妇女界联合会成立。 在第一次大革命风暴席卷整个中华大地的时候, 洪江人民在总工会, 青年联合会,女界联合会,商民协会等进步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身革命,    支持北伐战 争,1927 年“马日事变”之后,洪江各种群众进步组织遭到反动势力的疯狂镇压,一大批 在洪开展革命活动的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遭杀害,刚刚兴起的革命运动遭到严重破坏。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土的大片沦丧,民国政府各级机构及厂矿、学校先后从沦陷区向大后 方转移。此时,大量人员不断涌入洪江,其中也不乏中共党员和一些具有抗日进步思想的热 血青年。于是洪江便成为我党发展组织,领导抗日救亡活动的城镇。1938 年 10 月,中共湘 西工委在沅陵成立,11 月上旬,在洪江商达小学成立中共湘西工委直属洪江支部。到 1939 年 5 月洪江支部共有党员 12 人。洪江支部成立以后,洪江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得到了蓬勃发展。但由于当时洪江军、警、宪、特云集,反动势力十分猖獗,中共 洪江支部于 1941 年 3 月遭到彻底破坏,地下党员全部被捕,个别党员被杀,至此,中共洪 江支部停止了在洪江的一切活动。 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 洪江人民没有放弃与反动统治集团的斗争。 先后自发组织了反内 战,反饥饿,要民主,要自由运动和反苛税斗争,这些运动和斗争,充分反映了洪江人民盼 望推翻国民党统治,改变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生活的斗争精神。同时也为共产党领导 的人民解放战争以有力的支持配合,为洪江的    作出了应有的    。

1949 年 10 月 4 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了洪江,执政的中共洪江各级 党组织, 在党中央和省地的  '领导下, 带领洪江人民用最短的时间医治了旧社会遗留的创 伤和毒瘤,全面肃清了匪霸,消灭了反动派在洪江的残余势力,建立了新的地方人民政权, 人民很快得以安居乐业,党的政权建立后,通过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    开展三大政治 运动,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带领全体人民,努力发展国民经济,稳定市场物价,通过扶 植、调整,1950 年全市 2500 多户私营工商企业全部开工复业,自 1953 年实行过渡时期总 路线,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基本实现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 同时兴办一批地方国营工商企业, 为洪江由消费城市转向生产型 的工业城市奠定了基础。 1958 年起,由于受“大跃进”急于求成路线影响,全市经济工作出现严重失误,导致农业 减产,工业亏损,通过 3 年调整,洪江镇委及时调整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加强工业基 础建设,国民经济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地方党组织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革命理论”等“左”的指导思想干扰、破坏下,在工作中执行了“左”的做法,走了不少弯 路,但在党的八大  '方针指引下,洪江市委、市政府始终将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生 产、生活条件放在重要位置,大力发展经济。在此期间,洪江遇到了“三线”建设工厂内迁 来洪的历史机遇,洪江党委、政府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利用“三线”建设的大好时机,推动 洪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 1975 年以后在以镇委书记崔毅为首的一班人的带领下通过深入调 查研究, 结合洪江地方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提出洪江经济建设应坚持以原有工业为 基础,大力扶持集体企业,积极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积累高的轻纺工业。在城市建设上统 筹规划,加快城市建设,洪江经济呈现飞速发展态势。

回顾洪江党组织从 1926 年至 1978 年的历史,洪江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 经 过艰苦奋斗和艰苦曲折的探索, 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建立了人民政权和开创了社 会主义现    建设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洪江历史》 (第一卷)是一部蕴含了洪江成功与失 败经验教训的活生生的教科书,值得后来者学习,研读与反思。从而,促进我们进一步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搞好党 的自身建设, 不断提高地方党组织的执政能力与水平, 带领全区人民朝着全面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目标前进。 宋熙宁八年(1075) ,置洪江铺,洪江之名始于此。洪江的繁荣,得益于沅水、巫水水运交 通的便利。至清康熙年间(1662~1722) ,已成湘西商业重镇。鸦片战争后,由于清政府的 腐败和帝国主义列强入侵, 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相互勾 结和残酷盘剥,加上军阀混战、土匪横行、自然灾害不断,使社会动荡不安,洪江人民在帝、 官、封及土匪的压榨下倍受煎熬。 20 世纪初,辛亥革命爆发,在体制上推翻了封建的清王朝,在文化、思想上形成了中西文 化、 新旧文化和新旧思想的大冲突, 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和深刻的思想    运 动。随着新文化、新思想的启蒙,唤起了洪江人民的觉醒,为马克思主义在洪江的传播提供 了思想准备,为大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党组织的创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节 洪江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商业都市的形成

一、商业都市的形成

洪江地处湘西雪峰山脉,当沅、巫二水汇合之处。由于沅江汇纳黔东南和湘、桂边陲许多河 流,经洪江下贯长江。在陆路交通闭塞的年代,沅江是湘、黔、桂、川、滇边陲与长江流域 等广大地区的水路交通纽带。洪江扼居沅江上游,是商旅往返必经之要冲,造就了建立商埠 的区位优势。随着经济的发展,明末清初已会馆林立,富庶一方。民国时期,地方军政机构 大都设立于此,便成为湘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沅、巫二水汇合点犁头嘴为古时渡    明洪武年间(1368~1398) ,设有驿站,初为墟场, 开设茶馆,甜酒铺,豆腐坊等摊贩小店。经过漫长岁月的繁衍,市场日趋兴旺,至清顺治始 (1644 年) ,逐渐形成“七冲八巷九条街”的山城格局。康熙年间(1662~1772) ,洪江已 是“烟火万家的商业巨镇”《洪江育婴小识》载:乾隆十六年(1751)“洪江商业发达, 。 , 青 油、木材,乘流东下,达洞庭,济吴越,然后率倚花布等货,溯波返回” 。当时流传“油木 畅,市场旺”的民谚。历经数    凭借沅江水运的优越条件,来自黔、桂、滇和湘西边区的 桐油、木材、白蜡、鸦片大都聚集于此,运销长沙、常德、武汉、上海以及赣、粤、苏、 浙 各埠,复将各地工业产品和生产、生活资料返运,而后转销滇、桂、黔和湘西各县,洪江乃 成为物资吞吐的枢纽,使地处崇山峻岭的简陋墟场,逐渐发展成滇黔孔道的重要商埠。 油、木、鸦片及其他商品的大量吞吐交易,吸引着外地商贾云集,百工荟萃,不少善经营的 商贾在此发家致富,城市人    此骤增。光绪十三年(1887)仲秋编查户    洪江在册人口 22290 人。民国时,据《中国实业志·湖南省》卷载,已达 37600 多人,以客籍人为多,宝 庆籍 8300 余人;湘     5300 多人;江西籍 5000 余人;辰沅籍约 4200 人;长沙、    、 贵 州及本地籍约在 2000~3000 人之间;福建、安徽、常德籍各 1000 余人;其他如江浙旅洪人 氏,为数则不甚多。就其所从事职业论:以手工业生产人数最多,约 17400 人;经营商业者 约 13000 余人;从事于军事工作者约 2400 人;政学两界及无业者各约 1000 余人;从事于农 事种植者仅 570 余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为了竞争图存,初以“联络族谊乡情,维护同 乡利益”为宗旨,集资修建会馆,先后建起江西、福建、徽州五府(苏州、徽州、池州、 湖 州、宁国五府)黄州(湖北东部地区) 、山陕(山西、陕西) 、宝庆、辰沅、七属(靖州、 会 同、绥宁、通道、天柱、开泰、锦屏) 、贵州、    、湘乡共 11 个会馆。其中山陕会馆因太 平天国起义战乱影响,路途不靖,来洪商贾日少,虽有商人从西北贩运狐貉羔裘来洪销售, 也是旋来即去,其会馆几乎常年关闭,参与各会馆活动不多,故只统称十馆。设十馆公所于 大佛寺,挂牌执事,处理日常事务。 这些会馆,随着岁月的流逝,几经翻修重建,巍峨堂皇,气势宏伟。在同乡相聚的同时, 又 以同业相系组建行帮宫庙,如粮食业的炎皇宫,药材业的药王宫,屠宰业的三义宫,木作业 的鲁班宫以及轩辕宫、神农宫,天王庙、龙王庙等等。洪江的会馆最初近似于同乡会组织, 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它的活动远非此类团体所能比拟。在清代后期洪江虽设有巡检司、 汛 把总和厘金局、 广南税局以及    淮盐缉私局等类的职司, 均系军事、 治安和关    收机构, 一般民政、文化、教育、路桥基建、社会慈善事业,都由十馆出面办理。当时,商民公呈禀 贴,州、县谕示,统由十馆代报下达。由此可见,十馆又集政治、经济于一身,俨然又是一 级管理百姓的政商合一的团体。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洪江商会和各同业公会相继成立, 会馆作用表面上有所削弱,但实际上商会和各同业公会的头面人物,仍是原十馆的负    , 他们经常出入衙门,当权者凡需筹款,办事,依然要与之通融。商业繁    环境,使民族资 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很快,据北京政府农商部统计,1916 年,全国资本在 10 万元以上的商 业公司为 220 家,洪江就有两家,另有资本 7.5 万元以上的 3 家。20 世纪 30 年代末,国民 政府的督察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等党政军警特机构设立洪江,人口 5 万余,特别是抗日战 争时期高达 12 万之多,更使洪江成为湘西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商业的繁    带动了手工业和近    业及交通的发展,光绪二十五年(1899)开通洪江电报 局,民国 9 年(1920) ,创办光雄电灯公司,洪江成为湘西第一个使用电力照明的商城,随 后还开通了长途电话。民国 21 年(1932)4~8 月,又在沙湾老屋背修建洪江飞机场,后因 款项难于接济,未能正式启用。工商业的崛起,推动了城镇建设,市内冲、巷、码头交错, 宫、馆、寺、庙遍布,街道层层叠叠,屋宇鳞次栉比,商店列肆如云。广誉为“七省通     , “小南京” ,盛极一时的犁头嘴为精华荟萃中心,曾流传: “汉    猪百羊万担米,不如洪江 犁头嘴”的歌谣。凡湘西金融之汇拨,百货之运转,无不以此为中心,遂成湘西唯一遐迩闻 名的商业都市。

2楼

发表于 2014-1-16 00:24 |只看该作者

二、洪江商会十三帮同业公会概况
在洪江商业都市的繁衍与发展中, 各业商人都是以乡邻戚友相互荐引自成帮派, 他们有的还 聚业而居,如:木器集高坡宫;园木制作于堡子坳;铁器店铺分布太素巷河街和冻青坪; 土 纸行聚姜鱼街;粮食业则在滨临巫水    与河街之间,名曰米厂街。在漫长的岁月中,不同     的商人不仅各建会馆,还分行业组成同业帮派,成为各行各业协调与    的组织。辛亥 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后,原北平中华民国法制局颁发《商会法》 。民国 4 年(1915) “洪江商会”正式成立,最早设洪盛码头,后迁长码头人称“副爷衙门”的原清末把总公署 内(现工商联处) ,负    理行业间的日常事务,调解会员纠纷;与军政机关交涉工商、民 情事项并为其筹措有关经费,进行募捐;迎来送往应酬;推行公益事业等等。据《中国实业 志·湖南省》卷载:自清末至 20 世纪 30 年代,洪江商业主要由洪油业、钱庄业、木业、 绸 布业、粮食业、油盐南杂业、苏广洋货业、纸业、    业、首饰业、瓷铁业、药材业、烟酒 业等十三帮同业公会组成。此外,还有许多较小行业与手工作坊。 十三帮同业公会,首推洪油业、钱庄业、木业为支柱。鸦片战争后,运销鸦片的特商业异军 突起, 它不属洪江商会范畴, 却是繁荣洪江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晚清至民国时期, 会馆、 鸦片特商业与商会、十三帮同业公会,在洪江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而市面之繁荣与金融之灵活,主要又随钱庄、洪油、木材、绸布诸业之盛    转移, 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年代洪江独特的经济环境。

其概况是: 1、钱庄业。

钱业在洪江,具有特殊之地位,除油号外,多仰其接济。自始设钱庄至民国元 年以前,一般维持在两三家,民国元年以后,家数骤增,至 20 世纪 30 年代,还有鸿记、 开 源和、裕庆昌、同义和、德盛昌、长春荣、荣丰七家。其中鸿记、长春荣及荣丰为独资经营, 余均系合资。资本以鸿记为最大,由总号随时调拨,最多可达 30 万银元,开源和、裕庆昌 次之,各为 4 万银元,同义和、德盛昌各为 3 万银元,长春    荣丰各 1 万银元,总资本为 46 万银元。营业种类为汇兑、放款及存款,但以汇兑为主,放款次之,年营业总额约为 1300 万银元。 洪江周边,因匪患,素以不靖称,外籍人氏来洪经营,极少有将现银运洪者,唯一周转方法, 为钱庄汇兑(1933 年 9 月始设湖南省银行洪江汇兑处,年汇兑额为 400 万银元) 。如桐油商 来洪收买洪油,其现金存于汉口,由驻汉庄客交银行保存,驻洪庄客抵洪后,则出卖汇票, 盖洪地商人往沪汉者,亦不带现银,例向洪市钱庄或他种商号及私人购买汉票或申票,至沪 汉取款,各皆不需运现,两得其利。木商来洪采办竹木,亦采取此种办法。不特此也,油号 资本较大,金融之周转亦颇灵活,其来洪设庄,除收买桐油外,兼以汇兑为副业。除油号外, 其资本较大,周转灵活者当推绸布庄、广货庄、银器号等。均兼营汇兑事业,每年汇兑总额 不下于 1000 万银元。 洪江钱业汇兑如此之大, 皆因洪江输入货物以洋纱为大宗, 每年约 700~ 800 万元,绸缎及煤油烟卷 50~60 万银元,苏广货 50~60 万银元,南货 30~40 万银元, 纸张颜料 10 余万银元,其他零星货品均在 10 万银元以上。输出货物以洪油、木材为大宗, 洪油出埠可达 700 万银元,木材可达 500 万银元。特别是鸦片出入洪江,仅税收可占全省总 额的 45%,贵州军阀统治洪江时,每年仅此一项收入可达 500 万银元。 钱业汇兑方法有三,为信汇、票汇及电汇。信汇最多,电汇最少。钱业汇兑以行市为准, 外 业及个人,则需加汇水,每千银元约二、三银元,电汇较为特殊,然至多亦不过加五、六银 元而已。在汇兑方法中,最具势力者为类似借款的特殊汇兑,在洪江称“打条子” 。这种打 条子的汇兑方法多流行于木商,因所需款额较大,明知吃亏亦无可奈何。就汇兑地域言, 以 汉汇为大宗,省汇次之,申汇、贵汇、蜀汇更次之,盖洪市商业,以油木等为主业,皆以汉     经济中心,故汉汇超过其他各处。就汇款行业言,以油木业为最,布业次之,洋货业虽 次于布业,但每年之汇兑数额,亦在 100 万银元以上。 凡钱庄及兼营汇兑的庄号与个人,在汉口、贵阳、重庆各埠及省内之长沙、常德、宝庆, 皆 设有    或驻有庄客及    , 无庄客或    者, 亦可转辗承汇, 故洪江钱业名气, 贯通全国。

2、洪油业。

洪油原为桐油,它具有耐潮、防腐、防蛀的功能,是江南水乡必备的生产、生 活物资。黔边与湘西沅水上游各县,盛产桐油,统集洪江外销,于是油业兴起。传说四川秀 山桐油榨坊失火,被烧焦的桐籽榨制成油,色泽黄黑,芳香质浓,较桐油优良,是名秀油, 深得用户垂爱,得此启示,清嘉庆年间(1796~1820) ,洪江油商进一步改良制作,配料精 优,故以产地命名曰“洪油” 。洪油色泽金黄明亮,是房屋、船舶、农具的优良保固涂料。 苏北    业用以髹饰盐船,可免青苔、海螺等水生物的侵蚀,有着桐油、秀油不能比拟的功 能,主要销售苏北、邵北、泰州、盐城、十二圩等江浙地区,经久不    清王朝前、中期的 100 多年里,社会安定,人工价廉,洪江油商极为发达,鼎盛时期,同业有十六七家之多, 年输出洪油达 20 万担(每担净重 122 斤)以上,值 700 万银元。后因兵燹匪祸,盘剥繁重, 大半失败,年输出量不过 6 万担,值 200 万银元左右。 洪油业巨户流转至近代者,自张书创办张积昌始。清同治年间(1862~1874) ,张积昌油号 在洪扩展,于滩头设榨坊,历毕生经营,传至其长子张祖培(字次尹) ,蓄资百万银两,报 京捐员外郎,授三品衔分发广西知府;另子张祖祺授兵部职方司郎中,张书亦封职一品,再 创洪油业鼎盛期。至光绪年间(1875~1908) ,接踵而起的有高灿顺、严恒丰、方鼎昌、王 恒聚、恒泰隆、朱志大(安徽帮) 、杨三和、徐复隆、恒源永(后分杨恒源、傅恒源两家) 、 庆元丰。清王朝灭亡后,改元民国,前清徐复隆、恒源永、庆元丰 3 家保持经营,先后增加 万太和、刘万亿、肖恒庆、恒庆德、刘庆丰、徐    、刘同庆、乾太源、永兴隆,还有江苏 邵北帮的吉盈丰、大昌丰、济昌和(厂址设泸溪) 。至 20 世纪 30 年代仅有庆元丰、恒昌庆、 吉盈丰、肖恒庆、大昌丰、刘同庆、徐    七家。资本以庆元丰为最大,达 15 万银元,徐      8 万银元, 刘同庆、 吉盈丰各 7.5 万银元, 大昌丰最小, 资本 3 万银元, 年营业额约 180~ 200 万银元,抗日战争胜利后,因长期战争影响,原有油号半数歇业,新增刘安庆、复兴昌、 大德、永生(江西、会同人合伙) 、雄新(江西、贵州人合伙) 。 洪江油号,有西帮与邵帮之分,西帮者江西帮也,邵帮者邵北帮也。但民国时期之邵帮, 系 指镇江帮而言,大昌丰与吉盈丰属邵帮,其他各号属西帮。邵帮以镇江为本号,而以洪江为 分庄,西帮多以洪江为本号,而以镇江为分庄。惟无论其为西帮或邵帮,例于汉口、常德两 处,必驻有庄客。四处之号庄或庄客,各具有效用,镇江方面之庄号,负推销之责;洪江之 庄号,负收买原油炼成洪油并起运之    汉口之庄客,负金融周转之    常德之庄客负洪油 装轮过驳,报关及转运之责。 洪油一业,以产地价格与销售价格相比较,差额甚巨,则获利应殊丰,惟以税捐之频加, 苛 杂之繁重,虽可获利,但不能仅以差额而论。盖油号为洪市唯一之坐商,凡洪江发生一切捐 派情事,油号均首当其冲,动辄万千,常年开支,颇为巨大。不特此也。油号收买的原油, 自产地运洪,及洪油下运,沿途税捐苛杂,至堪惊人。如原油自产地运洪,由晃县龙溪口运 往洪江,起运时,每桶(160 斤)缴护送费大洋 8 角,至沅州及黔阳均须照票。由会同及附 近黔边一带收买的原油,沿渠水运往洪江,须经过托口,每小担(100 斤)缴护送费大洋 4 角,至黔阳照票。运到距洪 5 里之大湾塘又须缴印花、义勇队捐、学捐等大洋 2 角。运抵洪 市则须缴纳产销税,每百斤大洋 3 角。自洪江运往镇江,洪油起运,每担缴纳产销税大洋 7 角 3 分 2 厘;湖南省政府清剿附加 1 角 6 分 4 厘;洪江团款监收处团捐 3 角 4 分;印花税 1 分 2 厘。至铜湾则再缴护送费每担大洋 2 角。至辰州又须缴产销附加税每担 8 角 5 分,护送 费每担 3 角 6 分 9 厘。常德而下,至城陵矶缴纳关税后,始可直达镇江。从其名目繁多的税、 捐可见,在数百年里,洪油业对洪江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木商业。

黔东与湘西沅水上游一带,崇山峻岭,    密布,均为木材产地。木材以杉木 为主,杉条自深山砍伐,编成木排,就山涧小溪流放,沿沅水而下运,洪江适居沅水上游之 滨,处要冲之地,下流木商往上流采购木材,必先至洪江,然后进行收买手续,收买齐全后, 亦必在洪江改编大排而后下运,于是洪江乃成为木材之主要交易与集中市场。 洪市木商业,有坐商与行商之分。坐商为木行(即木牙) ,行商为木产业(即山客) ,木材运 销业(即水客) 。木行(木牙)本身并不贩卖木材,专为山客、水客之间搭桥撮合,为买、 卖方服务的经纪人,旧称“劝盘” 。负    单(议订合同) ,    结算,收付货款,监    卖 双方遵守、执行同业共订的河规制度,还    客木排保安。木行按成交额向卖方收取     3%,向买方收取围量费 6‰。河规规定:买卖议定成交后,预付估算总值价额的 50%,称 为“押封” ;木材交接前,如逢洪水骤发所需的保安措施费用,由山客负担工资,水客负担 缆索;若有损失,按成本买、卖各方其半;木材买、卖,必须经过木行,不得私下交易。 木 行大都设立在山客排筏聚集停泊附近,备有宽敞的房屋,接纳山客、水客寄寓膳宿。全市木 行,常保持在 15 家左右,据《中国实业志》载,1934 年前后共有 13 家,资本总额 3.3 万银 元,其中张顺合 6000 银元,德大 5000 银元、福顺和 4000 银元、康茂永与德泰蔚各 3000 银元、王义发、永贵昌、合发祥、崇国松各 2000 银元、谦森祥、乾泰美、利厚昌、贺晋丰 各 1000 银元。营业额最大为前 3 家,估计均为 10 万银元以上。 山客(木产业)主管从产地收购或砍伐,运销洪江。也有自运常德陬市出售者。山客买得林 地砍伐权后,多数吁请木行向水客预售,索取预付价款以作运费。据 1935 年木业公会统计, 共有会员 138 户,多属会同、靖县、黔阳、城步等县人氏,其资本无翔实数,至解放后的 1950 年工商登记中,全市 121 家有资金总额 20 余亿元(    初发行币制,为现币制 20 余 万元) 。 水客(木材运销业)是在洪江或靖县、会同广坪、贵州锦屏收购,一律集中洪江,编扎成洪 排,运销武汉、南京、镇江、南通等木材主要集销商埠。少数在陬市用木帆船运销华容、 南 县、安    地。清末,杨恒源油号还在北京取得在洪江采购“皇木” (运往北京)的许可。 来自四面八方的富商巨贾集聚洪江经营木业,由来已久,昔有八帮,即:花帮(湖北大冶) 、 黄州、益阳、常德、长沙、黔阳、天柱、汉帮(武汉) ,曾设有木商八帮公会。以后陆续增 加湘乡、宝庆、    、永州、镇江、上海、陕西诸帮。最盛时期有斧记(木商牌名,用于在 木材上作标记的斧形钢戳)200 余把,其中花帮有大小斧记 70~80 把。各帮营业以花帮最 大,占总量的 60%。大冶木商多从湖北采购棉花运洪出售,作收购木材的资本,故称之为 “花帮” 。在历史的长河中,木材从产地至岳阳的运输线上,关卡遍布,早在清同治十二年 (1873)滩头就设有“竹木税局”收取苛税。民国时期,仅洪江以下的沅水流域较大税卡有 洪江、沅陵、河洑、德山、城陵矶 5 处,其它小卡哨所,不可胜计。税捐随时变更,名目繁 多,经常性的有产销税、印花税、落地税、义勇捐、团防捐、护送费、印钱等等。 洪市木业的兴衰,以时局的靖乱为转移,靖则经营者多而价高,乱则经营者少而价低。据民 国 10~24 年(1921~1935)间统计,洪江输出木材,最高年份 60 余万两(木材计量单位, 两以下为钱、分、半分,十进位制各有长度规定。如长 6 丈,园径 3 尺,材积为 1.03 两) , 价值 700 万元,最低年份 5.5 万余两,价值 30 万元,一般年份运销量在 15~20 万两之间, 营业额为 200 万元左右。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木商业莫不损失惨重。如洪江颇有名气的信 和南货糕点店,就因兼营木业遭劫难而倒闭。湖北花帮停泊武昌、白沙洲的木材,被日寇劫 去 1200 多万两,运到小港的数万两木材又被烧毁,使之逐渐销声匿迹。抗日战争胜利后, 遭重创的洪江木商业逐步苏复,宝帮日渐崛起。如康吉、李锦记、李裕记、邓希文、汤翘熙、 尹敬先、佘民望、申砚卿等,但最多亦只拥有 20 个头(1 头约合 500 两码左右)的木排, 失去了昔日的辉煌。 洪江商业除上述三业为大宗外,尚有绸布业、粮食业、油盐南杂业、苏广洋货业、纸业、 衣 装业、首饰业、药材业、瓷铁业、烟酒业。 纵观洪江商业诸会馆及其十三帮同业公会,几个世纪前,就在封建社会和 19 世纪世界列强 入侵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下, 运用市场规律的模式, 在夹缝中争生存求发展的历 程,它们虽有盛    却各有千秋,使地处偏僻的弹丸小镇,演变成具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特 点的商业都市,起着特殊的作用。

 

 

三、鸦片战争后的洪江特商业


鸦片战争揭开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序幕,没落的清王朝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 不顾国家民族危亡之祸, 大开烟禁, 以求征收巨额专利烟税, 作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 《洪 据 江育婴小识》记载: “洪杨事件以后,黔苗首难……。是时已开烟禁,榷税响军。于是黔南 之土药络绎道途,修业而息之,居然与林木膏油相埒……。自榷税之驰禁,土药遂筦其利。 ” 清王朝为掩人耳目,欺世盗名,将鸦片命名土药列入药类课税。当时,贵州、云南广种罂粟, 是我国最大的鸦片产区,产品大部运经洪江销往长江流域各地。清咸丰五年(1855) ,洪江 设立“厘金局” ,专事鸦片税的征收。这是鸦片大量进入洪江的首盛时期,开始形成与洪油、 木材鼎立的三大行业之一。由于清政府的驰禁鼓励,罂粟大量种植,销量不断增加。自光绪 六年至十二年(1880~1886)的七年时间,洪江征收“川南土药”的育婴捐,每担八分, 共 得捐银 3391.7 两, 平均每年鸦片运输量已达 6000 余担 (每担 16 两制旧秤 1000 两合现制 72.67 市斤) 。此外,还有不少的偷运瞒税。 1911 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严格禁烟。不久,袁世 凯篡权,复辟帝制,军阀混战,洪江一度沦为贵州军阀割据范围。军阀周显世、袁祖铭先后 统治贵州,为大肆筹集军费,扩充势力,力纵种植罂粟,积极保护运销,大量搜刮民脂民膏, 成立所谓“护商事务所”“筹饷局” 、 ,征收“烟亩土地税”“通关税” 、 ……以达增强其实力之 目的,使已经消沉的鸦片业死灰复燃,并逐年飙升。至民国 15 年(1926) ,军阀周西城接管 黔政以后,又标新立异,以发展地方经济为名,改鸦片税为“禁烟罚金” ,每担从民国初的 80 银元增至 160 银元。实际是加剧大种大销的一种倒行逆施的手段,使鸦片运销达到了登 峰造极的地步,平均每年经洪分运各地鸦片达 3 万担左右,可捞到近 500 万银元的收入。 民国 16 年(1927)八月,湖南军阀何键将全省划为十个清乡区,指派由土匪收编的,在溆 浦镇压农民运动起家的陈汉章任第五区清乡司令, 十月陈率部入驻洪江。 陈为巩固其统治势 力,效法贵州军阀攫取鸦片烟税,从黔入境的船只,只要向陈部缴纳捐税,护送费即可安全 通行,还将鸦片商美其名曰特商,并在洪江设立特商公会,独立于商会之外,经费来于烟捐 每担 5 元银洋,使洪江的鸦片运销,外有充裕的货源,内有相对稳定的治安环境,鸦片业甚 为兴旺。


民国 19 年(1930)三月,陈汉章被其下属团长李宝成派杀手,寅夜行刺于荷叶街杨家巷口, 毙命于撤退途中的鸡公界, 由此引发内讧而势力瓦 湘西又陷盗匪充斥的混乱局面。 同时, 长江中下游各地禁烟,汝城曾发生烧毁大量鸦片事件,洪江鸦片商多有倒闭,一时特商业趋 向低谷。然而,国民政府禁烟时紧时驰。民国 20 年(1931) ,贵州军阀王家烈任湘、黔边区 剿匪总司令进驻洪江,设立特税局与贵州驻湘代表机构,总揽鸦片税收,当其任二十五军军 长接管贵州军政大权以后,派其部属何知重师入驻洪江。此时,湖南军阀何键的四路军势力 趁陈汉章部瓦 机,乘虚渗入湘西与王家烈紧密勾结,为争取更多的鸦片入湘,公开武装 护送,使洪江的鸦片业东山再起。 是年冬黔军退出湘西,何键的第四路军总指挥部为控制鸦片税,派遣监护大队由何的亲信谢龙 任大队长驻守洪江,并在马鞍山(今洪江一中校址处)修建营房。 这是一支监护鸦片税收的专用 武装力量,装备精良,负责从湘、黔边壤接运鸦片至洪,集中堆存监守,出境负责武装护送。 鸦片提运前必须过磅纳税, 每千两包装成两个木箱为一担, 贴上特别的印花作为已交税标记, 木箱外贴 “第四路军总指挥部长条谨封” 鸦片税课征颇重, 。 清朝时, 每担课税 60~70 银两, 民国后,每担课税 160 银元,还有清剿附加、落地捐、监运费、公路基建捐、育婴捐、公会 捐、堆栈费等,名目繁多,因时而异。每担含 约 300 银元,仅洪江一地缴纳的税款约占 全省鸦片烟税的 45%,在历代统治者借鸦片强征暴敛的历史长河中,洪江处于不可忽视的 地位,故而成为军阀、土匪必争之地。 鸦片运销出入洪江各有两条主要线路。入境:一路从贵阳以骡马驮运镇远装船,进氵舞水经 晃县、芷江、黔城达洪江;二路从贵阳驮运至麻江县下司,装船入清水江(沅江上游) ,经 剑河、锦屏、瓮洞、托 黔城入洪江。贵州木船叫苗船,每船载运鸦片十数担,烟帮苗船 最多时一次 200 余只,进入洪江港 成千帆竞扬、百舸争流的壮观场面。靠码头后即将鸦 片统一起存贵州、长沙、江西、陕西、福建、宝庆各会馆公栈,分商号堆码,武装看守, 不 准私自提运。出境:一路由水运装船运载,顺沅水经辰溪、沅陵达常德改轮船历洞庭入长江 抵武汉及长江流域各埠;二路在洪江雇人力肩挑,穿越龙船塘、保窑、草寨经洞口至宝庆再 分向茶陵、汝城、长沙销往长江流域及广东地带。入、出鸦片多采取第二路线为主。洪江肩 挑运输队回程必运银元,每担 1500 块附带布匹、百货,故运出称烟帮,回程称银帮,每年 四、五帮次,每帮次上千担至数千担,武装护送,前导后殿,浩浩荡荡。


洪江特商业除上述大宗运销外,还有多如牛毛的小本商贩和附属的行栈经纪人与零售店。 小 商贩以亲邻相约, 成群结队就地采办纸张笔墨刀剪手工商品深入云南、 贵州各乡村墟场出售 后,收购零散鸦片。沿途多抄山径小道逃避税卡,以达逃税牟利目的,称为“溜帮” 。成则 获利丰厚,败则全部抄没。小商贩多住专设的行栈里,木粟冲的“吉发堆栈”是著名的烟商 住所。米厂街也有不少此类行栈,既供膳宿,又做经纪,将小商贩鸦片介绍给批发商,收取 。批发商将收购的零星鸦片按质分级成箱,转卖给运销商或零售商。批发行栈也有兼营 零售者,如乾兴裕既有堆栈也设门市。另还有专供吸食的烟馆,门悬红灯招牌,内设床褥、 茶 烟枪、灯具。开烟馆者只须交足“烧膏捐”“烟灯捐”即可营业。烟馆多数为小本经 、 营,多选择地处偏僻的低矮狭小房屋,入其室烟雾昏暗,一灯如豆,犹如鬼域。 1935 年,蒋介石派 部队借追击红军进入贵州,军阀王家烈下台,大种罂粟失去保护伞, 鸦片产量大幅下降,洪江鸦片业货源枯竭,日趋 。大量资金转向花纱布匹业,从此, 洪 江特商业逐渐消亡。

 

 

第二节 辛亥革命前后的洪江社会概况


一、辛亥革命前的反封建统治斗争


从鸦片战争开始, 中国人民为反抗外敌和改革现状, 同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进行了 长期的英勇顽强的斗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 动,他们的斗争给了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封建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其声势波及全国,洪江亦受 到影响。然而,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到了 19 世 纪末,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不少仁人志士开始从事以推 翻清王朝专制统治为目标的革命斗争。当进入 20 世纪的门槛时,湖南的黄兴、刘揆一、陈 天华、宋教仁等一批精英,于 1904 年 2 月 15 日(光绪二十九年除夕) ,正式成立华兴会, 推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一致同意在湖南起义,而由各省起而应之, 以 共同“直 燕,驱除鞑虏” 。会议决定从联络会党入手,依靠会党力量酝酿起义。


1904 年 春,黄兴、刘揆一与创立回仑山哥老会的马福益取得联系,商定以黄兴为主帅,刘揆一、 马 福益为正副总指挥于 11 月 16 日 (农历十月十日)清西太后叶赫 氏 70 生辰在长沙起义, 各地会党分五路响应。9 月 24 日(农历八月十五日) ,浏阳普迹市例开牛马交易大会,人群 熙攘,会党聚集。黄兴乃命刘揆一、陈天华等军学界人 会马福益于该地,隆重举行马福 益之少将授与仪式,由刘揆一 会长黄兴主仪,并给马以长枪 20 支,手枪 40 把,马 40 匹。 “仪式庄严,观者如堵” ,对于革命运动起了巨大的 与鼓动作用, “自是哥老会相继 入会者,不下 10 万人” 。然而,华兴会与哥老会的积极活动,引起了清朝官方注意,再加以 党人机事不密,使这次酝酿数月的起义未至期而谋泄失败。10 月中旬(农历九月初) ,会党 五路巡查何少卿、郭鹤卿在湘潭被捕,醴陵营勇捕获会党头目肖桂生,晏荣询与陈亭,长沙 营勇捕获会党头目游得胜,事机因而尽泄。当何、郭在湘潭县城被捕时,马福益 离湘潭 县城 50 里的茶园铺矿场,当即有走邮之会党颜某走往报告,马得讯,又转令其速赴省城向 刘、黄告急。因此,黄、刘匿避上海,马福益逃往广西不久来到洪江。 马福益,又名马乾,醴陵西 子坪人,贫农出身,曾在江南充当营勇,因事革退。光绪十 七年(1891)即创立回仑山(一作回龙山) ,分派谢受祺,郭福、何仕才、尹仅庭为东西南 北四路头目,自任四路总统, “闽、赣、湘、鄂四省洪江会(哥老会)共拥为领袖。此时化 名陈佑 到洪江, 秘密联络哥老会众。 视商贾往来无阻, 利于会党人 结, 又地处山区, 发动起义进可攻,退可守,且财源富足亦能后援。以此为中心,可向四面八方的革命力量发 出号召,即决意以洪江为根据地,重新布置起义。故指示在洪会党人 好接应准备,亲赴 湘赣洪会机关,与会党各路首领联络,到达常德后即派哥老会首领谢受祺,执其亲笔信去上 海与黄兴、刘揆一取得联系,谓“欲集洪会各派之精锐于洪江,作孤注一掷之势,望助饷械, 并派人指挥” 。黄兴允之,立即率同刘揆一、谢受祺等回湘,赴汉阳运枪械逆沅水乘舟向洪 江进发。不料这一切活动又被官方察觉,4 月,赴赣联络会党的马福益被捕于萍乡车站,4 月 20 日(农历三月十六日) ,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运械接济的黄兴、刘揆一、谢受祺亦行 至沅陵而事泄, 且得知马福益遇难, 乃间道再逃上海。 虽然这次筹划的洪江起义又一次受挫, 但马福益在洪江组织、 发动哥老会进行的旨在推翻清王朝的武装革命活动, 却开启了洪江人 民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之门。


二、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入侵


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侵略战争,强迫清政 府签订了各种不平等条约,取得了许多重要特权。如:设立租界,驻扎军队,划分势力范围; 修筑铁路,开矿办厂,夺取矿产资源;建造教堂,传播西方文化和宗教信仰;开辟商埠, 创 办银行、商店,倾销洋货,掠夺财富;享受领事裁判权和单方面优惠国待遇等等。从政治、 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来束缚中国。地处内陆既不发达,又相对闭塞的洪江亦遭到同样 的命运。早在清光绪年间, 《琴溪义园碑记》记述,此时洪江商贾“生 蹙,加以外夷通 商,工于垄断,飚轮迅急,而中国之商乃始困 。光绪六年(1880) ,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 触角即伸入洪江,英国传教士都亚当偕伴 4 人,由湖北经岳州(今岳阳)到洪江留住 10 余 日,企图在洪建立教会,因遭民众强烈反对而离去。1881 年 1 月,都亚当又与华籍袁姓教 士由宝庆(今邵阳)经洞口再次来洪,租得贵州会馆部分房屋,创办“本立责会” ,在洪开 传播基督教之始,越 4 月,又遭市民强烈抗议,并 退还租房,都亚当等只得再离洪返武 昌。兹后,随着湖南岳州、长沙分别于 1899 年 11 月和 1904 年 7 月开辟为商埠,帝国主义 入侵势力扩张,以传教为中心的文化侵略活动趁势进入洪江。


民国 2 年(1913) ,德国籍牧 师任晓峰来洪, 选址长岭界正式成立中华基 洪江内地会, 直接受湖南省教会和上海总会 领导,下辖会同县城关镇、若水、高椅、王家坪、堡子脚,黔阳县的安江、黔城、托 江 市、原神场、深渡、溆浦县的龙潭,绥宁县的长铺市、竹舟江、武阳、唐家坊、李溪桥、 麻 塘溪 18 处教堂。接着德籍牧师、湖南省教会监督费思德调洪任教会监 打着慈善的幌子, 开办带有殖民地色彩的“德国汉堡大学驻中国湖南洪江爱怜医院” (1941 年中德宣战,更名 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洪江爱怜医院) ,费思德任院长。民国 3 年(1914) ,德籍牧师何伦卫、 何 爱民(女)夫妇来洪,费思德之妻费本金亦来医院任助产师。1918 年任晓峰调离,由何伦 卫负 会,吸收本地罗贵生入教,安排在医院专事向求医者传教,发展教徒,奴化人们思 想,企图从心理上征服民心,培植为他们在洪江进行殖民统治服 势力。1923~1931 年, 费思德夫妇回国,德人安德与海德恩先后来洪接任院长。1924 年冬,教会与医院遭火灾, 曾一度迁往廖码头巷内的原盐务局窨子屋内,并在长岭界原址建造楼房,楼上为住院部, 楼 下为福音堂,供教徒作礼拜祷告。1933 年教堂、医院再次遭火灾,费思德、何伦卫不仅尽 快修复了欧式建筑的医院和教堂,还新造了一栋洋楼住宅,内设暗室与连通医院的地道, 以 便同军政要员、各类头目暗中交往和进行谍报活动。 帝国主义列强,在商业领域的入侵更盛。他们大力倾销商品,除绸布,苏广各业大量羼杂泊 来商品外, 最早来洪专销洋货的有英商亚细亚公司, 从长沙派 人刘琢卿在小对河马鞭山 沅水江岸之滨(今大米厂处) ,以亚细亚洋行之名,推销“铁锚牌”煤油。1927 年 5 月,在 大革命运动中,激起广大工农群众抵制洋货的高潮,被 而歇业。然而,由于国民党反动 当局镇压工农运动,不久,以邬建康为经理的“昌记” ,在塘坨 经销美商美孚公司的“美 孚牌”煤油;以李汉平为老板的“长春永” ,在赵家码头 经销美商德 公司的“幸福 牌”煤油;以韩月芹为经理的“惠康” ,在一甲巷经销英商颐中烟草公司的“哈德门”和其 他牌号香烟;以陈畏三、赵吉珊先后任经理的“谦和” ,在松林码头 经营德商谦信祥洋 行的颜料,糖精等等。

洋货不仅抢占了洪江商业市场,还严重地冲击了本地手工作坊产品。如:清末民初,洪市机 坊甚为发达,曾有木机 600 架,持此为生者达 5000 人。到 20 世纪 20 年代后,外国洋布输 入大增,布价低落,机坊产品不能与之竞争,倒闭极多,能勉强维持生存者仅 17 家,全业 只雇工 71 人,不少从事手工织布的劳动者和工人失业。外国香烟的倾销,亦使盛于清 丝烟业陷于绝境而消亡。

 

 

 

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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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手工作坊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产生


在洪江商业都市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以洪油、木材为主产业的手工作坊相继崛起。洪油原为 桐油,每年桐籽采摘之后,必就地雇请农民临时工榨成桐油运洪精炼。清同治年间,洪油业 首富张积昌油号,率先就近在沅水对岸的滩头开办榨坊,进行榨油和精炼洪油,产生相对固 定的榨油工人。民国后,洪江 7 家油号均设榨坊,装备土榨 24 具,雇请榨油工 270 人,每 年 11 月至次年 6 月进行生产,年需桐籽 16.5 万担,每担 120 斤,产桐油 3.25 万担,再与各 处收购之桐油混合炼制成洪油。而洪油之储存与运销,均需油桶,为使其牢固不渗漏,须用 豆腐、猪血、石灰、棉纸 晒干,制成容器,故油桶作坊面世,然其盛衰以洪油畅滞为转 移。在洪油不振年代,有油桶作坊 5 家,雇有工人 15 名,年可产油桶 4650 对。木材业的兴 旺,需大量排缆编扎木排,故排缆作坊遍布大湾塘、川岩、回龙寺等河沿地带,排缆作坊近 百家,从事此业者达 1000 余人。至 20 世纪 30 年代,洪江有牌号的排缆作坊 13 家,总资金 1.5 万元,雇请季节工 300 多人,年生产排缆 2.5 万根,总值 10 万元。 随着商业的繁 人 集聚,不仅使为商业配套服 手工作坊应运而生,同时,也促使 为人们生产、生活所需的各行各业手工作坊兴旺发达。如:木器作坊。洪江为木材之集中市 场,木价至廉,建筑物及日用品多以木制,因此木作在洪江,颇为发达。洪市木作业分为寿 坊、大小墨、圆墨、锯工、船工五类,各业产品不相雷同。至 20 世纪 30 年代,寿坊作有 7 家,资本总额 1655 元,年需木料 11300 幢,制 920 具,值 9200 元。大小墨作为建房和制 造家具之桌、椅、柜、橱、床、凳之类,全市有 25 家。其中,陈书南从武汉选聘技工 10 余人、在洪雇用技艺超群的临时工 10 余人,开办的华成木器厂最为著名,所制作家具,选 料讲究,以樟、梓、柏、苞谷木、红木等坚韧质细木料为主,制作髹饰精细,款式新颖, 远 近闻名。总计资金 6820 元,年需木料 39200 根,总产值 4 万元。圆墨作为制造圆形之盆桶 用具,共有 10 家,资本 1710 元,生产圆器 8.2 万余件,值 10300 元。洪江圆木制作始于清 乾隆年间(1736~1795) ,隆回籍郭姓工匠自研圆形木器,逐渐形成圆木业。为了垄断工艺, 同业议定带徒传艺,只限于隆回桃花坪同乡,不传外人。全盛时设店 40 余家,从业者 130 余人。该业利用杉木废弃之杉枝,将其削成瓜 ,拼凑成桶盆器具,内黄外白,纹理自然, 凹凸起伏,形态对称,十分精美,远销江汉,苏浙各地,颇受欢迎。其次,还有专门锯解整 木成木板之作坊 5 家,专门制造或修理船只的船厂 3 家。


全市木作坊达 50 余家,有业主和 临时雇用工 200 余人。 酱坊 洪市制酱作坊始于清咸丰元年(1851) ,由江苏籍人蒋炳堂、福建籍人林安臣与会同 人黄兆雄所创办。他们互为姻亲,当年每人出资 8 串(共 24 串,折银 4.8 两) ,在 冲三 光殿门口租一栋旧木房作店面,聘掌作师 1 人。带学徒 1 人办起源春酱园,经蒋 10 年营运, 累计利润约达 250 银两,此后,相继有人开办了 、胜春、宏盛、恒华等 10 家酱园,至 20 世纪 30 年代尚有 6 家总资本 2.5 万元,雇用工人 18 名。 染坊 洪市机坊发达,为将原布加工成色布,染坊兴起,随着洋布入侵,后仅存 8 家,资本 总额为 10200 元,雇佣工人 37 名,年营业额 20200 元。 红纸坊 湘西所产土纸,多为本色,色纸则另由加色纸坊染作,此种作坊称为红纸坊。民国 初期,为洪市红纸坊极盛期,作坊 10 余家,工人上百人,销路达长沙、常德、贵阳等处。 后因各地自设作坊,外销全绝,仅存 4 家,工人 13 名,年产色纸 3.7 万刀,值 11100 元。 鞭炮作坊 湖南以出产鞭炮闻名于世,其主要产地为湘东之浏阳、醴陵、洪江僻处湘西, 所 需炮竹,均须自给。民国后,洪江有鞭炮作坊 13 家,总资本 4210 元,雇用工人 59 名,年 产小炮 2750 万枚,大炮 39.7 万个,总产值 20100 元。 印刷业 洪市印刷业始于清 最初为木板印刷,清末始有石印,然当时仅有二三家。辛亥 革命后,社会进步,印刷业随之发达。北伐告成,民气大开,印刷之需要日广,1923 年有 铅印设置,经营该业者达 14 家,有铅印机两架,石印机 32 架,总资本 18200 元,雇佣工人 58 名,总营业额约为 57800 元,湘西各县所需印刷品,多由洪江供给。 除上述各业作坊外,其他还有不少人们所需各行各业手工作坊和生产者,如皮箱、鞋帽、 制 皂共有作坊 18 家,雇有工人近 40 人;铁器、竹器生产者和工人、学徒近 500 人;专事货物 装卸和木排编扎运输的码头工人与划排工人近千人;各业商店的店员、学徒数百人,使洪江 产生了较大的工人群体。民国初掀起振兴实业的热潮,进一步促进了工业的发展。民国 9 年(1920) ,黔阳人冯寅丞留学日本归来,向日本东亚公司引进全套发电设备,有 150 马力 蒸汽引擎一台,150 基罗瓦特发电机一台,120 基罗锅炉一座,泵浦两台值 12 万银元,建光 雄电灯公司,由日本人任经理兼工程师,还有 8 尺皮带车床一台,开创洪江现 业之始, 雇有工人 8 名。


1928 年,陈汉章驻守洪江,又联合地方人氏,发起乐捐,创办贫民工厂, 收留贫苦无依儿童、乞丐、残疾人共 230 名。全厂分染织、织袜、肥皂、毛巾、纱带、布鞋、 麻草鞋、斗笠、绳索 9 科。有袜织机 22 架,缝纫机 2 架、织布木机 37 架。各种产品以工字 为商标,总产值 1 万余元,经销芷、黔、晃、会、靖五县。工人不发工资,日用生活所需及 医药死葬等费,均由厂方支付。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 洪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引起了社会阶级关系 的新变动,促进了工人阶级的产生。然而,这些无产者,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 的三重压迫, 生活极端困苦, 社会地位低下, 使其具有改变自己悲惨境遇的强烈要求。 但是, 由于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 其自身难免带有一些弱点, 大多数还受到封建的宗法思 想,行帮观念,宗教迷信及其他种种封建意识和习俗的束缚,受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和习惯 的影响较深,接受现代教育少,文化水平低,缺乏民主意识等等。因此,无产阶级要充分体 现和发挥自身的革命性,由自在的阶级转变成自为的阶级,还必须在先进思想的指导下, 认 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和历史使命,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才能担当起革命的领导责任。


第二章 共产党在洪江的革命活动与大革命运动的兴起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为拯救人民于水火,承担起了民族 的历史责任。1926 年 8 月,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乘国共合作的时机,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名义,派遣国民 党左派和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共产党员来洪, 广泛 孙中山先生 “联俄、 联共、 扶助农工” 的三大政策和马列主义,点燃了革命火种,为洪江人民的民主和 ,带来了希望。


第一节 国共合作的实现和中共湖南区委派共产党员 到洪江开展革命活动


一、大革命运动的初起


上世纪 20 年代,洪江经济、文化的发展相对落后,到 1925 年秋,邻近的会同、黔阳两县遭 到旱灾,1926 年春夏之间大量饥民蜂拥洪江,造成市面粮米紧缺,粮价暴涨到每石米 60 元 大洋。虽有慈善团体和开明商绅解囊赈灾,但杯水车薪,无法缓解饥饿对洪江人民的威胁。 每日,大街小巷饿殍遍布,据当时的洪江二等邮局 1926 年 7 月 19 日第 33 号公务呈文称: “查近来荒民之饥饿死者比比皆是,职局门前,日必横陈直列伏尸数人。据慈善事业之洪化 堂称:一月以来,共死荒民六千余人,因其施去 六千余号,尚有不及用 者。言之伤 心,诚空前罕闻之大饥荒也” 。与此同时,盗匪乘虚抢劫。呈文记载: “对河前、昨两晚, 突 来匪二十余人,抢数十家” 。还绑架一美国人作人质,另一美国人被劫行李,过往商人更是 屡遭劫掠。面对贫穷落后以及帝、官、封和土匪的沉重压迫,少数有识之士开始赴常德、 武 汉求学,接受五四运动的新文化、新思想、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1926 年初, 求学归来的进步青年罗明哲、熊树林等开始在洪江青年店员、工人和学徒中宣传“减少学徒 年限,改善工人待遇”等主张,酝酿组织洪江青年联合会。不久,在常德二师毕业的共青团 员、国民党员蔡刚和黄均德,亦在洪江组织青年编演新剧,宣传“打倒列强、打倒军阀” 等 进步思想。从此,洪江人民开始了大革命运动的初步尝试。

 

 

 

 

 

二、吴玉章来洪授旗,国民革命军第十军誓师北伐


1924 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以后,建立了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军阀统治的革命统一战 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发起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革命运动走向高潮。1926 年 1 月, 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共产党员吴玉章参加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 大会,会后,回四川整顿党务并积极做好北伐的准备工作。在此期间,获悉贵州军阀袁祖铭 属下王天培、杨其昌二师长有归附广州国民政府的倾向,吴玉章抓紧时机,做王、杨的思想 政治工作,使其加入广州革命队伍。不久,黔军退出四川,杨其昌、王天培部改编为国民革 命军第九、第十军。1926 年 6 月,28 岁的王天培在綦江临时就任南方政府国民革命军军长 职,以其 3 个旅为基础,扩编为 3 个师。6 月底,这支革命军开拔,经玉屏、晃县、芷江至 7 月中旬进驻洪江进行军事训练。8 月 9 日,王天培在洪发表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通 电,声讨吴佩孚、曹琨的罪孽。8 月 20 日左右,吴玉章肩负重任,从广州经长沙来到洪江, 主持北伐授旗誓师大会和正式举行王天培就任军长典礼。大会于 8 月 23 日(农历 7 月 15 日)在洪江大操坪举行,参加大会的有第十军二十八师全体官兵、随军军官教导团及直属部 队的机关人员; 洪江各学校师生和商会、 木业等地方团体代表。 主席台前两侧张挂醒目的 “誓 统十军实现三民主义为党为国酬我志;出师万众巩固五权宪法灭吴灭曹快人心”的对联。 上 午 9 时,授旗誓师大会 开始,军参谋长杨劲拔致开幕词,王天培 就任第十军军长。 其誓词大意是: “天培不敏,业党重任十军军长一职,力微负重,深感陨越,有贻众望,志 愿与我军全体将 同心同德,在三民主义旗帜下,奋勇前进,完成北伐大业,始终不懈。 谨誓” 。随后,吴玉章代表南方国民政府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誓师北伐授旗并致嘉勉词。主 要内容是: “王军长系青年将领,精明干练,智勇双全,统率第十军将士,乃当 锋,荡 平吴曹,拯救生灵。祝旗开得胜,会师燕京,痛饮黄龙……” 。洪江地方团体代表亦热情洋 溢地讲了话,盛赞十军北伐义举,表示待十军凯旋,洪江人民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不日, 这支部队,踏上了北伐的征程,到常德后与北伐左冀部队汇合,参与了攻克沙市、收复宜昌 的战役, 为北伐作出了一定的 , 也为唤起洪江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吹响了前 进的号角。


第二节 革命团体的建立和工农青妇运动的高涨


一、组建基层工会和总工会


1926 年 9 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中共湖南区执委,根据国民党 8 月第二次全省 大会 决议精神,陆续选派国民党左派和具有双重身份的特派员马贞南、谢古愚(又名谢遗直) 、 邹伯希等五人来洪领导工农运动和筹建国民党洪江市党部。 他们首先个别串联, 向进步青年、 店员学徒、码头工人、教育邮电职工与小商小贩等劳动群体, 孙中山先生的“联俄、 联 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等 革命 。而这时的洪江人民,特别是具有新思想的青年和工人,经过大灾荒的 ,认识 到要改变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只有团结起来,跟反动腐朽的统治阶级作斗争,穷人才有 出头的一天。如:丁义昌布店店员聂君中自结识特派员谢古愚、马贞南后,在谢古愚的启发 引导下,不仅加入了国民党和青年联合会,还根据马贞南发展 50 个会员就可以成立工会的 指示,暗中联络宋翎、周高翔等店员、学徒,率先成立了店员工会。接着由蔡烈、廖振华负 邮电工会;以明哲坤为首的教育工会;以高通任委员长的摊贩业工会以及码头、理发、 药材、缝纫、染业、清音(妓女)工会相继成立。随着基层工会和工人队伍的扩大,11 月, 中共湖南区委员、 国民党省党部执委夏曦又增派常德二师附小教员、 共青团员曾树模来洪江 任总工会秘书。 1927 年 1 月,店员工会会员猛增,会员比成立初增长十多倍,为了加强领导又增设店员工 会联合会,联合会设塘坨寿佛寺内,选举聂君中任委员长,宋翎任宣传委员,周高翔任财务 委员。由于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又值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部下王锡涛旅驻防洪江, 支持工人运动,特派员马贞南决定辞去市党部工作,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3 月,省总工 会委员长郭亮(中共湖南区委员)同意马贞南专任洪江市总工会委员长,谢古愚、邹伯希、 聂君中、宋翎、高通等任委员,曾树模任秘书。并在万寿宫(江西会馆)举行了近万人参加 的庆祝洪江市总工会成立大会,总工会会址设廖码头 原张积昌窨子屋内。


二、组建青年、女界联合会等群众团体


青年是时 先锋,早在 1926 年 2 月,进步青年罗明哲等即开始了筹建洪江青年联合会, 但因种种原因,刚刚开始的大革命运动受阻。直至中共的特派员谢古愚来洪,在其组织与领 导下,不少热血青年纷纷加入了青年联合会,为大革命运动的开展增添了有生力量。不久, 以罗明哲为首的洪江市青年联合会, 在土桥坑 32 号窨子屋内成立。 1926 年 10 月,在谢古愚、邹伯希的串联发动下,召集青年妇女曹剑华、朱大权、林显德、 刘树清、肖菊民等商议,筹建洪江市女界联合会。1927 年 2 月,妇女组织不断扩大,聂建 寿、舒义华、胡八妹等接踵入会。在邹伯希的主持下,选举曹剑华为主席,朱大权为监察委 员,林显德、刘树清分别任宣传、财务委员, 洪江市女界联合会 成立。女界联合会 设塘冲 3 号窨子屋内。女界联合会的成立,使几千年来受尽封建压迫的劳动妇女,第一次有 了为自己说话的组织,有了可以公开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 随着工人、青年、妇女运动的迅速发展,深受帝国主义洋行和土豪劣绅压榨的洪江各业小商 民,对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土豪 的斗争积极响应,在岩码头邓元庆酱菜店邓湘甫的带领 下,紧密配合各行业工会进行革命活动,1927 年 2 月,以邓湘甫为首的洪江市商民协会应 运而生,其弟邓光亚任秘书。


三、反帝、反封捣洋行,掀起工农革命风暴


洪江市总工会、青年联合会、女界联合会、商民协会等群众组织的建立,把反帝、反封建的 斗争推向了高潮,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城,主要表现在: 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真理 1927 年 3 月,全市近万人聚集万寿宫庆祝洪江市总工会成立。 会上,总工会委员长马贞南即席发表演讲: “你们不要怕‘共产’二字, ‘共产’是共同生产, 不是共同分产,人人要有饭吃,个个都有 ……” 。会后游行,与会人员手举三角旗,高 呼: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农工商学兵联合 、 、 、 、 起来”等革命 , 浩大,场面壮观,为洪江历史所罕见。此后,每隔几天就有队伍游 行示威,每次都有驻军、特派员、工会骨干讲话, 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等革命道理, 启 发人们的觉悟。强大的革命声势震撼着整个洪江山城。 要求增加工资,实行 8 小时工作制 革命运动的高涨,壮大了工人运动的声势,在总工会的 领导下,店员联合会向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实行 8 小时工作制和减少学徒年限,改善工人 生活待遇的强烈要求。洪江大油号、木行、绸布业的老板刘慎伯、刘炳轩、肖日阶、杨恒源 等被吓得惊慌失措,有的滞留上海、武汉不归,有的化装渔翁乘船潜逃常德等其它城市。 工 人的伙食得到了改善,为开展革命活动用点钱,老板也不敢吭声。开会游行时,老板守店无 形中成了制度。 砸烂封建枷锁,谋求妇女解放 女界联合会成立以后,紧密配合工人运动,谋取妇女自身解 放。她们反对 “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封建礼教,反对摧残妇女的一切陈规陋习。还 、 买了《中山丛书》作读本,每星期一召集妇女在联合会内举行国父纪念周,由联合会主席曹 剑华领读《国父遗嘱》和教习文化。她们特别痛恨 和梳巴巴头,从会员开始,掀起了放 足和剪长发的热潮,并分头走门串户,动员青年妇女放足剪发, 不准虐待童养媳,不准 男人娶小老婆。她们还和男人一样上街游行示威,参入各种革命活动。如:当时轰轰烈烈的 行、 营救特派员邹伯希以及罗觉民追悼大会等革命活动都得到妇女的积极参入。 妇女的 这些革命行动,表现了洪江妇女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大无畏的革命气魄。为砸烂枷锁、 谋 取自身解放做出了 。 与反动势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市总工会成立后,又建立了以高通为队长、 聂君中为副 队长的工人纠察队,队员有 30 多人,配备齐眉棍作武器。由于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群众反 帝反封建斗争的展开,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土豪劣绅和其它反动势力。他们不甘心自已 的失败,特别是 4 月 12 日蒋介石公开背叛国民革命,在上海屠杀工人,解除工人纠察队武 装,查封上海总工会,公开“清党”和捕杀共产党员后,洪江的反动势力,采取暗杀绑架等 阴险手段,来对抗和破坏这场革命运动。如:当时洪江十大会馆总理、市政厅 、市党部 筹备委员罗觉民,在 4 月某日晚上从邮局回家,行至商会门 ,突然被两个凶手误认是特 派员谢古愚而逼入商会,不分青红皂白用刀捅死。同月,罗同春药号老板罗颐萱(混名罗老 四) 在商会会长吴克成为代表的反动资本家的支持下, 出面网罗地痞流氓 30 多人, 组成 “挨 护团” (设在堡子坳商会内) ,假名维持社会治安,实则破坏工人运动。一天,当特派员邹伯 希从莲花地开完会回家时, “挨护团”派人尾随其后,秘密绑架,诬蔑邹是“痞子”而被关 押其团内。工人纠察队闻讯,组织了 100 多人前去营救,女界联合会亦积极向王锡涛旅部请 愿,才使邹脱险。更为严重的是庆元丰油号的外交管事黄啸恬,在大革命高潮中不仅混进了 国民党,而且钻入了工会。他利用合法身份干预革命活动,暗地又为大资本家通风报信, 使 一些不法分子逃避了斗争。面对高涨的革命运动,他恨得要死,暗中给他拜把兄弟、驻扎在 芷江镇压农民运动的贵州军阀犹国才发快邮 , 要其火速来洪江镇压工人运动, 快邮被邮 电工会和防军邮检员截获, 市总工会闻知, 即出动工人纠察队将黄啸恬和商会会长吴克成抓 获,绑送驻军关押,后应各群众团体强烈要求,于 5 月中旬将黄戴高帽游街示众,在莲花地 召开全市各界群众大会, 其罪状就地处决。 商会会长吴克成则因其小老婆暗中筹集价值 不薄的银元、黄金,贿赂了驻军副官,借案情重大需押省查办为由,使其逃脱了惩罚。 轰轰烈烈 行,打击帝国主义在洪势力 5 月 20 日前后,总工会为了打击帝国主义在洪 势力,马贞南召开了各工会和群众团体负 会议,发出抵制英货、日货的号召。随即举行 声势浩大的游行,冲进小对河马鞭山(现大米厂处)的英属“亚细亚洋行” ,接管了经理刘 琢卿的权力,将“亚细亚洋行”收归工会所有,并打开油库,组织工人把油运到市面廉价抛 售, 处理不完的煤油点火焚烧或推入江水中。 市内其它经销洋货的店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 击,这一斗争给帝国主义在洪势力以沉重打击。


四、反动军阀镇压,大革命运动遭受破坏


1927 年 5 月 21 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 ,驻洪王锡涛旅很快得到了消息,并奉 令调防宝庆(今邵阳市) 。在这突发事变面前,市总工会委员长马贞南从容应变,召开各群 众组织的骨干和积极分子会议,部署了趁王部调防之机,随其后全部撤离,将 行售煤油 的款银作安家和途中费用。5 月 23 日夜开始行动,当大批骨干、积极分子经几天奔波到宝 庆桃花坪(今隆回县)去邵阳时,由于王锡涛旅受到陈光中匪部的狙击,随部队撤离的近八 百余人,或投亲靠友分 蔽,或三五结伴奔走长沙、武汉。王部调防离洪后,贵州军阀犹 国才乘机以清缴共党的名义窜入洪江, 犹国才部一到洪江, 立即疯狂追捕共产党人和查办工 青妇运组织中的骨干分子。留洪未撤的理发工会负责人李复生等 30 余人被犹部抓捕,不久 商民协会委员邓湘甫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后杀害于莲花地。 此时, 马贞南已辞去国民党洪江 市党部筹备处特派员职务,国民党省党部湘西党务专员办公厅专员王基永(共产党员) ,又 令共产党员杨天祚、共青团员袁子合以特派员身份来洪江主持党部工作。杨、袁因赴省党部 办理任职手续, 在长沙耽误了二十一天,而后二人又顺道去绥宁袁子合家乡,待袁于农历 4 月 16 日(公历 5 月 16 日)完婚以后再来洪江。当二人到达时, 犹国才部抢占洪江之 际,在混乱中,杨、袁因人地生疏,加上市党部特派员和工青妇运组织骨干已转移而失去联 系,无法再开展斗争,只得返绥宁躲避。至此,洪江陷于白色恐怖之中,各工农群众组织停 止了活动。 同年 8 月, 湖南省政府军事厅将全省划为十个清乡区域, 指派在溆浦血腥镇压农民运动的刽 子手陈汉章任第五区司令。10 月,陈率部移驻洪江,即密令会同县政府将原在洪江开展过 大革命活动的共青团员,时任国民党会同县党部改组委员的蔡刚、黄均德、梁宗文、明泽荣 四人押送洪江杀害。一场腥风血雨,使洪江刚刚发动起来的大革命运动,遭到严重的破坏。

 

 

 

 

第三章 中共洪江地方组织的创建及领导的革命斗争


1937 年 7 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于 1938 年 1 月调整了全省行 政督察区域,次年 1 月始,洪江已是湖南省第七区(1940 年 4 月改为第十区)行政督察专 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所在地,成为湘西地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自武汉沦陷后,日寇南 侵,湖南垂危,省会和沦陷区一些厂矿、学校与各地难民纷纷迁洪。在此国难当头、民族存 亡之际,人民抗日热情不断高涨,进步势力日益活跃,于是,洪江便成了后方共产党组织, 发展党的基层组织, 领导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城镇之一。 洪江的中共党组织便是在这一历 史时期创建的,并领导人民群众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1941 年 3、4 月间,中共洪江 支部遭到破坏,停止活动。1949 年 10 月 4 日,中国人民 军四野十三兵团三十九军一一 六师三四七团 洪江,洪江人民才真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家作主。


第一节 党组织在反动政权严密监控下秘密发展


一、中共湘西工委来洪秘密发展党员


大革命失败后的 10 年间,由于军阀何键残酷屠杀与镇压,全省的中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 1933 年湖南省将 6 个清乡司令部改组为保安司令部,第四区保安司令部设洪江。至此,洪 江这块弹丸之地国民党军、政、警、宪、特机关林立,警察、宪兵、特务横行。在国民党政 府的高压政策下,党领导的一切革命活动在洪江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条件。到 1937 年,为了 抗日的大局,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国民党当局表面上放松了对人民进步力量的控制, 这给洪江中共党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有利条件。


1937 年初,在常德省立第三中学求学的江仁 杰(1936 年在校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毕业回洪,就聘于设在洪江的会同县第二小学 教书。 “七·七”抗战爆发,强烈的民族尊严和爱国思想,使其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 , 即与《洪江晚报》记者胡少白、商达小学教员杨继兴、三义小学教员朱泽生、皖苏浙旅洪小 学教员汤凤璋(女)以及回洪的“民训队”队员、长沙明宪女中学生贺琼(女)等进步青年 组织“读书会” ,经常聚集一起阅读公开发行的《解放》《群众》等杂志以及马列著作,进 、 一步明确了青年人应该选择的道路。1938 年 10 月,中共湘西工委在沅陵正式成立,江仁杰 很快获悉,立即写 在《抗战日报》社任副刊编辑的旧日同学金汉虚(因金在校时倾向革 命,表现进步,江以为金是共产党员) ,要求金介绍入党,而金汉虚当时尚未入党,便把信 转给中共湘西工委 部长陈楚。其时,湘西工委 划在洪江发展党的组织,因陈楚在沅 陵任教不能抽身来洪,经工委研究决定,派工委军事兼统战部长梁春阳来洪建党,10 月底, 梁到洪江与江仁杰取得联系, 通过实地考察, 同意介绍并批准江仁杰加入中国共产党。 然后, 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指示江仁杰在抗日救亡活动中,积极物色发展对象,迅速 党的队 伍,尽快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以便领导和推动洪江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


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党支部


1938 年 11 月上旬,梁春阳由辰溪龙头庵第 2 次赴洪,听取了江仁杰关于准备发展杨继兴等 5 人入党的情况汇报。11 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在商达小学,梁春阳 批准杨继兴、胡少白、 贺琼(女) 、朱泽生、汤凤璋(女)5 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举行入党宣誓后,正式成立中共 湘西工委直属洪江支部,指定江仁杰任支部书记、杨继兴任组织委员、胡少白任宣传委员。 党员贺琼因在民训队中抓妇女工作,仍继续负 女方面的工作。自此,洪江人民在党支部 的领导下,进行了更广泛的抗日救亡活动,党组织自身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 。 1939 年春,江仁杰应邀去沅陵《晨钟日报》工作,党支部书记改由杨继兴担任,朱泽生补 任组织委员。 洪江支部根据上级指示和斗争需要, 杨继兴又先后发展了在安徽迁洪江的国立 八中高中部读书的刘星甫,洪达中学教员、 《敢报》编辑黄介民和在“荣誉军人疗养院”疗 养的原国民党八十五师连长庞玉章入党。同年 5 月,在邵阳入党的吴康宁(女)来洪江雄溪 女中附小任教,转来组织关系,在她和杨继兴的介绍下,又发展了吴在湖南省银行洪江办事 处任电台报务员的四哥吴湘(又名吴雁)和在雄溪女中附小同事陈宝琛(女)入党,这时支 部共有党员 12 人。 同年 10 月,梁春阳在调离湘西工委前,与工委组织部长丁务淳(现名周宏明) 、工委宣传部 长陈楚第 3 次来洪。 他们听取了杨继兴的情况汇报并一起研究了工作, 根据 6 月发生的平江 惨案,中共湖南省委作出“把党转移到秘密的地下党的状态“的决议,指示洪江党组织要提 高警惕,注意隐蔽,暂停发展新党员,并告知洪江支部划归邵阳区党组织领导。不久,省青 委负 李锐化名黄一民来洪检查工作,叮嘱洪江支部停止发展。 11 月,吴康宁去桂林新 知书店工作。1940 年 1 月,刘星甫、黄介民去重庆,刘考入俄文专修学校,黄到他胞兄黄 铁民处。杨继兴亦因受到反动当局监视,于 5 月去邵阳找李锐,指定尚未暴露身份的吴湘继 任支部书记。此后,在洪党员仅有 7 人,并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 第二节 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活动 一、接办《洪江晚报》 ,宣传抗日主张 1938 年春,以国民党驻洪三七 0 团政工室主任邹新泽为发行人和曾树模任社长的《洪江晚 报》因部队调防即将停刊,江仁杰、杨继兴、贺琼等为争取抗日救国宣传阵地,乘机接办该 报。他们将报社由小对河迁至湘乡会馆并调整了报社工作人员,江仁杰任总编辑,杨继兴、 朱泽生、向泽元等任编辑,胡少白为外勤记者,贺琼、周汝聪等为特约撰稿员。报纸为四开 版日刊,一、二版为社论和国内外新闻,三版为本地要闻,四版为副刊,登载文艺稿件。 当 时办报经费困难,大家都节 食,献出自己的薪金资助,特别是贺琼多次解囊相助,卖掉 了金戒指和价值 300 银元的金项链,并承诺用家产全力支持抗日救亡运动。从此,他们通过 晚报积极 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报导抗日救亡壮举,揭露贪官污吏、奸商的罪恶行径, 坚持与国民党退伍军人乔子磊办的《敢报》作针锋相对的论战。江仁杰以“木火”笔名针对 国民党背叛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连续发表一、二、三论国共合 作的社论。贺琼则以“曼石”“金缨”“京林”等笔名撰写了不少言简意赅,短小精悍的散 、 、 文、诗歌、杂文、短评。这些文章笔力矫健,深中时弊,为爱国者赞许,使国民党当局感到 震惊,起到了教育群众、激发爱国热情,推动洪江抗日救亡运动向前发展的作用。由于晚报 锋芒显露, 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视, 江仁杰受到国民党会同县党部洪江办事处头目林昌炽 的严词训斥,专员公署则暗中威胁,恐吓晚报订户,破坏发行,断绝晚报经费来源,迫使晚 报不得不于年底休刊。就在《洪江晚报》受到严密监视时,乔子磊的《敢报》却大肆鼓吹蒋 介石的所谓“新生活运动” ,宣扬什么“礼仪廉耻,国之四维”“攘外必先安内”等等。为 、 了揭露当局的阴谋,地下党支部利用胡少白在《铎报》任副刊主编的条件继续进行斗争。 当 年 11 月 17、18 两日,杨继兴署名“碧君” ,在《铎报》连续发表《也来说几句给华庭先生》 的长篇文章,揭露、驳斥反动当局鼓吹的“新生活运动” ,引起强烈反响。不久, 《铎报》 被 七区保安司令部、会同县党部洪江办事处以“违犯法令”的罪名而强迫停刊。 二、组建“吼声歌咏队”等抗日 队伍 1938 年 9 月,在江仁杰、胡少白、贺琼等的策划下,为了加强抗日救 力度,激发 民众的抗日热情,议定以青年老师、新闻工作者为主体,组成抗日宣传队伍。不久,以江仁 杰任队长,林功道为音乐指导的“吼声歌咏队”诞生,他们定时聚集三义宫小学、鸿泥阁照 像馆教唱抗日歌曲或排练街头剧。党支部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组织和发动,参加歌咏队的 青年达 40 多人。他们经常走上街头、路 向民众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 、 、 《保卫黄河》《大路歌》《流亡曲》等 30 多首抗日救亡歌曲,除经常化装游行演出街头剧 、 、 外,还利用节假日和地方上的某些集会进行宣传。其 活动,开始仅限于歌唱,后经地下 党领导的指示,在歌唱 中,配合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 、 “打倒贪官污吏”等 ,同时还参与和发动募捐,并将募捐所得慰问抗日前方将士或救济 生活困苦的难民。后来,又把 队伍扩大到学生中去,组织成立了“小鸟歌舞社” ,演出 内容有《卖报歌》《卖花姑娘》《努力》《打回老家去》等十余个进步的小型歌舞和短剧。 、 、 、 在其影响和带动下,各小学校也组织了以高年级学生为主的“晨呼队” ,当时组建较好的是 复兴小学的“晨呼队” ,有队员近 60 人,他们每天清晨出动到大街小巷演唱抗日歌曲 1 个多 小时,若遇雨天,就由音乐教员林功道在校教唱,使不少市民一起床就能听到高亢的抗日歌 声。此外,洪江文化界、教育界知名人 有瑞、林功道、魏巍、顾亚秋、尚澄秋、刘祖华、 赵学海等先后联合组织排练演出话剧: 《好男儿、当兵去》《原野》《放下你的鞭子》《古 、 、 、 城怒吼》《家》《洪炉》《重逢》等。空前的 声势,一致对外的舆论氛围,为唤起民众 、 、 、 积极抗日救亡起到了不可替 促进作用。 三、开展民众抗日救亡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 湖南人民更加反对封建军阀何键的统治, 蒋介石亦见何键隐然与国民党中 央对立,久欲撤换。9 月,发生湘西苗民起义,蒋趁机将何调离,11 月派张治中为湖南省政 府主席。此时,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自动组织抗日团体,省政府害怕大革命时代的群众运动重 演,于是就打着“抗敌”的招牌来“组训民众” ,以便控制。因而,决定将长沙等地的高中 学生和教员,分派到全省各地开展民训。1938 年初,由陈兴任指导员的民训队率贺琼、郭 振和、杨琼等 7~8 人来洪江。贺琼当时是长沙明宪女中学生,在校思想进步,工作积极, 已加入“抗日救国会” ,来洪后民训队分派她负责妇女工作,公开合法的身份,为其革命活 动创造了条件,并很快就与江仁杰、胡少白等人结识。7 月民训队离洪,贺琼决定留洪继续 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经过她深入细致的动员, “洪江妇女会”在雄溪女中召开了成立大会, 到会的有洪江各方面负 和各报社记者及各界妇女 50~60 人。妇女会的成立,进一 步扩大了影响,妇女们积极响应大力支前的号召,仅土桥坑一带的妇女一次就捐了 1000 多 双军鞋。与此同时,贺琼见设在塘坨寿佛寺内的“家庭女子职业社”可为民众抗日所用, 她 又奔走呼号将其改组为“洪江女子工读团” ,安排“吼声歌咏队”队员朱大英、李靖分别担 任文化老师和缝纫教员,动员更多的家庭妇女参加工读团,人数增至 80 多人。大家边工作 边学习,还经常挨家挨户上门宣传抗日救亡人人有 道理,动员每个家庭有钱出钱,有力 出力,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为抗日救亡募捐经费,加工成上千件棉 背心、布鞋、布袜 慰问前方抗日将 接济后方流亡难民,充分表达了洪江人民的爱国热情。

 

 

 

 

8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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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一、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1939 年 1 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订“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 8 字方针, 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成立防共委员会。2 月,薛岳接替张治中出任湖南省主席, 随即开始贯彻执行国民党中央积极反共的方针, 掀起反共高潮, 到处袭击杀害我党干部战士。 6 月震惊中外的平江惨案发生后, 中共湖南省委作了关于 “把党转变到秘密的地下党的状态” 的决议,湘西工委根据省委决议精神,迅速采取了相应措施。 由于洪江支部处在国民党军警林立、 特务多如牛毛的恶 境中, 其活动早已引起了当局的 注意。1940 年 4 月,国民党宪兵十团以“洪江女子工读团”里有共产党活动为借口,强令 并强占团址。不久,国民党洪江直属区党部书记彭文富派军警搜查、封闭了高坡宫“江 南书店” ,劫走了所有进步书刊。5 月杨继兴离洪寻找上级组织后,形势急剧恶化,贺琼、 胡少白、朱泽生、汤凤璋密聚三义小学讨论对策,决定离开洪江,并由贺琼回家筹资。但他 们的活动早被军统湘西分站洪江组的特务程介卿、陶健、贺德群等跟踪盯梢,6 月,贺琼去 会同王家坪家乡时, 不仅军统洪江组即令会同军统特务梁文献密切监视, 而且中统十区室也 密令会同县党部书记长明译 县长张中宁派人监视。贺琼到家后,说服母亲提出与侄儿贺 俊奎分家, 以便卖家产筹集经费。 早欲独吞祖业的贺俊奎竟以女子无继承权为由, 横加拒绝。 贺琼据理上县城告状,在会同“长沙饭店”等候裁决。其时,江仁杰以“木火”署名发来电 报,要贺速汇 4000 元。电报落在贺俊奎手里,他如获至宝,立即到王家坪邮电所查对,随 后撬开贺琼书房门锁,砸烂皮箱,搜出所藏党的文件、书信、照片,火速送到驻会同的宪兵 营。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明译 县长张中宁认定贺琼是洪江地下党组织首领之一,于 7 月 2 日晚在 “长沙饭店” 将贺琼密捕入狱。 贺在狱中大义凛然, 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她从狱中带出给亲友的信中写道: “辛苦遭遇事未成,悲民悲 国不悲身,此生愿为山河碎,一寸丹心共月明” 。由于敌人在贺琼 捞不到半点东西,12 月某日,在中统十区室主任向利权与明译 杨复的密谋下,以解押洪江为名,令宪兵于午 夜绑赴会同县城东门外 3 里许之藕塘坳深山内活埋处死。 同年秋,江仁杰在已迁址武岗的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被捕,自首变节。年底, 党支部书记吴湘离洪去桂林,准备参加新四军,因体检时发现患有严重肺病未果,后通过桂 林地下党介绍到国民党办的中央电工厂当工人,不久病逝。 1941 年 3、4 月间,国民党军政警宪特一齐出动,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不仅胡少 白、朱泽生、汤凤璋和辰溪县委的米庆轩等地下党员全部被捕,而且连“吼声歌咏队”成员 刘纯品、朱大英、江启麟、林功道、李子愚等人也都被捕关进监狱。至此,中共洪江支部遭 到破坏,停止了活动。


二、国民党地方统治者的腐败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国民党实行政治改革,实现宪政和民主。 但是,国民党当局始终顽固坚持一党专政,拒绝进行民主改革,还不断扩大特务组织,强化 保甲制度, 实行法西斯统治。 洪江就是在这一时期作为行政 专员公署与保安司令部所在 地,于 1939 年建立军统情报组(1941 年 2 月军统湘西分站由沅陵移驻洪江)及其邮电检查 所和查缉分所。1940 年中统十区调查室亦由芷江迁驻洪江。这些特务机构,秘密逮捕共产 党人、革命青年、爱国民主人士和无辜群众,并施以酷刑,任意杀害。地方官吏,为非作歹, 欺压百姓,鱼肉人民,人身安全毫无保障。 “七.七”事变后,江汉沦陷,内地与沦陷区的交 通遭封锁,洪江八大油号大量洪油运到常德近郊的德山囤存。各油号派在镇江的分庄员工,只 有徐 的邓子英留守上海。1939 年夏,邓见沦陷区洪油缺货,价格上涨,寄信洪江总号,建议 将囤存德山的洪油速运镇江,以求厚利(实际上洪油已不能发运)。 该信件被军统控制的邮检人 员截留,交给设洪江的湖南省第七区保安司令部,司令谭自侯认为可趁机勒索巨款肥私, 于 是诓请徐 的徐余松、杨恒源的杨竹秋、庆元丰的刘雪琼、刘同庆的刘炳煊、肖恒庆的肖 明贵、 恒庆德的肖新斋、 新昌的邓益华 7 家油号老板和永兴隆的经理王泽民至司令部, “运 以 油资敌”罪名予以软禁,意藉羁縻,索贿 2 万银元。

不料消息走漏,媒体报导了“运油资敌” 的新闻,香港、重庆报刊继而披露。谭自侯深知独得一笔巨款已不可能,又怨恨老板吝啬, 便以“运油资敌”案,将 8 人押 江交宪兵司令部,宪兵司令谷正伦敲诈得一笔贿赂后, 再以“经济汉奸”罪名,转押重庆,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法处鎯铛入狱,听候判决。 值 此万分危急之际, 洪油业选派专事交际工作的黄济铭、 杨明心、 朱月池 3 人赴重庆设法营救。 他们以江西同乡情谊,吁请 国大 王冠英,通过各种关系,历时数月,费重金贿通军 法处,将该案交司法处查办。同时,急召邓子英绕道香港,直飞重庆,向司法处递交洪江运 镇江的洪油仓储、航运、出售有关凭证,经过司法处调查核实,确认沦陷区销售的洪油, 是 沦陷前运到的存货, “运油资敌”不能成立,予以撤销起诉,在押的 8 人无罪释放。但因统 治者腐败,洪江八大油号“运油资敌”案,历尽艰险,洪油业巨子已心力交瘁,刘雪琼竟在 获释后,病逝重庆的旅社。在此期间为疏通多道关卡,处处“打点”“烧香” 、 ,全案耗费金 额 20 万银元,由各油号按资力分摊。洪油业亦由于战争,销路中断,加上官僚索贿等意外 创伤,资金拮据,周转不灵,损失极其惨重。历经 60 多年,久负盛名的庆元丰一蹶不振。 旋即杨恒源气息奄奄,只好关门歇业。


三、青年学生要民主要自由运动高涨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各级官员的严重腐败,消极抗日,进一步失去民心,全国民众 要求实行宪政和依法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身体之自由的民主运动高涨起来。 洪江几所中学的热血青年率先行动。在战乱中,安徽中学内迁所里(今吉首市) ,改称国立 八中,该校初一高三两部,则落户洪江油子坪(今物资公司处)和嵩云山大兴禅寺。1938 年秋,由于该校高三部爱国师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强烈要求国民政府一致对敌, 引 起军统湘西分站驻洪直属通讯员、 宪兵十团政训室中校主任詹超和直属通迅员、 七区保安司 令部联络参谋陶健的怀疑,认为是共产党在操纵,即在嵩云山禅寺内物色一和尚,加以威胁 和利诱,布置该僧严密监视国立八中高三部的师生活动。一天深夜,高三学生骨干 开秘 密会议,该僧潜入偷听被发现,被众人失手殴打致死。学生则称该僧夜入女生宿舍,企图奸 污女生,即为国法不可容又玷污了佛祖,罪不可赦。


因此,詹超、陶健怀恨在心,第二天暗 派两名宪兵便装上山,密捕为首肇事学生,引起反抗,并在祖师洞口相互扭打滚下悬崖双方 均身负重伤。詹超恼羞成怒,下令宪兵全付武装上山抓学生,引起高三部师生的强烈抗议。 他们面对枪口,并挡堵上山路口。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为避免更多的流血,理智的师生还 是让宪兵带走三四个学生,后来被押送芷江宪兵司令部处理。这次学生运动,虽遭到镇压, 但却充分展示了青年学生敢于斗争的精神。 1945 年秋,新学期开学在即,设洪江的省立十中开学布告明示:学生除缴纳俸米和书籍课 本费外,需另缴敬师谷一担。并规定 3 日之内,不报名缴费注册者,予以除名。 “敬师谷” 一项过去从未有过,因此同学们纷纷议论,有的说这是“强讨恶要” ,有的说这是“以敬师 之名行敲诈之实” ,有的甚至提出抗议,说要上告。一次新的学潮即将爆发。开学后,不少 学生通过各种渠道,得知此规定非省府决定,只是省立学校协商拟议的额外负担,并打听到 敬师谷分配极为不公, 当权者多则几十担, 普通教师少则仅数担而已, 职工则无粒谷。 为此, 待本学期学生自治会成立后, 各班级强烈要求学生会向校方提出退谷请求。 而校长断然拒绝 了学生的合理要求,还扬言若无理取闹,聚众滋事,对肇事者要严肃处分,毫无民主可言。 于是,激化了矛盾,高中部学生开始罢课。校方在此之际,不仅不反思,而是一意孤行, 威 胁学生,不上课就开除学籍、严重的不法分子要依法惩办。利令智昏的举动如同火上浇油, 学生会在征得各班的支持后, 决定全校罢课, 并向省内所有大、 中学校发出呼吁, 争取声援。 罢课到了第 5 天, 一些教师怕事态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局面, 出面调停, 建议双方派代表谈判。 第 6 天谈判开始,全校 700 多名学生都来围观,将谈判地点鹤东楼围了个水泄不通。从上午 8 时谈到中午,校方顽固坚持敬师谷是全省统一决定的,一粒也不能退。学生会坚持敬师谷 是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 不退敬师谷不复课。 校方 见不能慑服学生, 十分恼怒, 拍桌子, 打板凳,甚至出言不逊开 人。校方此举,引起围观学生的不满,在外高喊:不能让步! 不能妥协!不退敬师谷,决不复课!群情激愤中,有人喊 “打” ,于是瓦片、砖块、石头象 雪片一样往谈判室内掷去。校方代表吓得有的躲避墙角,有的跳窗户逃跑,在这混乱时刻, 突然有同学大喊:学校拿枪来了!这一下子更激怒了学生,大家像潮水一般将 6 名持枪人团 团围住涌向校长室,缴了 6 支枪。当即,有学生提出把枪砸断烧毁。这时体育教育员薛颂棠 跑来阻止,说枪是从湘警六大队借来军训的,同学们不信,可以一起去还枪看借条。于是一 部分学生随薛一起来到湘警六大队,面对赤手空拳的学生,湘警大队如临大敌,加岗增哨, 只允许薛与两名学生代表送枪进去。湘警大队收枪后既拿不出借条,又不开收据。学生感觉 受到欺骗,便将矛头指向薛颂 意欲找薛颂棠算帐,可是薛却不知去向。于是一群学生涌 向土桥坑薛颂棠家到处搜寻,最后在石人石马的坟窠里找到,将其带回学校找校长、教务主 任,然而这些人已逃之夭夭。罢课进入第 8 天,十区专员公署教育科长来校与学生协商。


第 9 天下午,专员文益善来到十中,虽极力为学校开脱,但在众怒之下,答应先退还 5 斗,因 教师难一时全退,要求学生体谅。历时 10 天的罢课,终以学生争取民主权力的胜利结束。 1946 年 9 月 6 日,洪达中学军训教官 威赴长沙应试返校,途经雪峰山枳木槽路段时翻 车殒命。当时湖南省军管区拨国币 10 万元作赙金,学校师生捐助 122.48 万元,校长杨汉辉 表示捐助全学期薪金 105 万元,学校另拨安葬费 22.65 万元。季的丧事办完后,未见杨汉辉 的老婆、学校会计主任龚白忱公布费用明细帐目,教员刘尚均等关心死者遗属的利益,甚为 不平。便联合学生清理赙金,教员高鸿勋借此辞职,为此学生罢课,教员刘沥清又与学生大 贴标语造 ,并联名以“目无政府,横行霸道;不重师道,重用妻党;假公济私,鱼肉中 饱”等五大罪名状告杨汉辉。形势逼迫杨汉辉不得不将会计主任龚白忱停职,改由俞大器接 替,并成立经济核算委员会,审查帐目,还亲拟 8 条措施即: “会计室主任龚白忱,准其休 假外出考察;肇事学生一律不处分;龚在职如有贪污行为可检举,据证送司法机关处理; 经 费收支交稽核委员会审查;下期改进校务,建立新制度”等等。第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已尝 到十中学生运动的苦果,立即引起重视,亦很快作出 8 条训令。主要是: “离校教员刘尚均, 由杨校长挽留回校,任教高三语文;离校教员高鸿勋,由杨校长挽留回校,安排与原职相同 工作;教员刘沥清前未接受外聘,杨校长致函辞聘,应予道歉并呈报;本案处理后,由本署 将处理情形呈报省府,并披露报章;学生免予再议”等等。经过一番周折,一场要民主反专 横的倒杨学潮才得平息。


四、人民群众的反苛税斗争


洪江历为商城, 经营商业者比比皆是, 自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 各业商贾饱受帝、 官、封压迫以及军阀、土匪的敲诈与掠夺,特别是经营各业的小商人,受到的欺凌更严重。 面对沉重的压迫,各业商人和人民群众也曾进行过各种形式的斗争,但是,由于缺乏先进思 想的指引和没有中国共产党做为领路人,他们所进行的种种斗争,都只是一些自由的、零散 的、弱小的抗争,无法从根本改变自己的命运。如:1947 年 11 月,在新街开设“福和祥” 土布店的邓桂芳,资金微薄,生意不大,为人 宽厚,因此终年忙碌,仅能图得温饱。 由 于并不宽裕,也不对征税人员额外“上贡” ,从而惹来是非。当时直接税局有个叫倪罗生的 贪徒,为人奸刁阴险,手段毒辣,商界人士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阎罗王” 。此人专门到各商 店翻帐簿找岔生事,敲诈勒索。大家对其即恨又怕,只要他一上门,总要“烧点香” 。11 月 16 日他来到福和祥,邓不甚知其为人,心想年初开张时,已遵税局规定贴足了印花,并经 税局核定无误,将帐本交倪审查。 “阎罗王”翻了一下帐簿,硬说没有贴足印花,有意偷漏 税金,要加重罚款。店主不承认有偷税之举,认为即使印花不足,亦只能补贴,于是形成僵 持。17 日,倪罗生邀集 7 人来店复查,店主还是婉言相告,资本微薄,且生意清淡,请求 免除大额罚款。倪等逼迫店主承认是有意偷税,并进入柜房将钱柜打开,发现有法币 1000 万余元,顿时抓在手里说:你既说资金微薄,生意清淡,为何有这么多现款,显然是不老实, 此款要带到局里去, 以作加估资本印花税和罚金。 言毕将帐本一同带走, 店主见其强抢恶要, 夺走他生存的资本,扑上前去争夺,不料被倪罗生等打伤头部,鲜血直流。在双方争执中, 左右街邻均至,大家平时都恨透了“阎罗王”一伙的胡作非为,见此情形便一哄而起,围攻 税贪,倪等抱头鼠窜。立即,邓老板反抗敲诈,惨遭税吏打得头破血流的消息不胫而走, 激 起公愤,街邻商人聚集数十,有的身带标语,有的手持扁担棍棒,蜂拥到税局,将倪罗生饱 打一顿,还将“打倒贪官污吏” “反对苛捐杂税”的标语贴满税局大门,其他税征人员见势 不妙,溜之大吉。18~19 日,全洪江商户罢市。此一罢市风潮引起国民党中央和省府的重 视,纷纷致电洪江商会,中央财政部来电曰: “湖南省会同县洪江镇商会鉴:皓电悉,福和 祥案,已由湖南直税局彻查,值此国家勘乱之时,首要后方秩序,希即劝告商民,共体时艰, 立即复业静候查办,财政部直亥东。 ”后经商会以及各界调 次日下午,由商会会长逐户 相求,始复市营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援助下,违背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发动全面内 战,其结果导致统治区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危机不断加深。


据有关资料统计,国民党政府 1947 年的法币发行量达 30 多万亿元,为 1946 年发行量的 10 倍,比 1945 年抗战结束时增加 25 倍。 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如以抗战前夕的物价为标准,到 1947 年已上涨 6 万倍。1947 年 7 月 24 日美联社电讯发表一个材料 ,说明法币 100 元可买的物 品,1937 年为两头牛,1938 年为一头,1941 年为一 ,1943 年为一只鸡,1945 年为一条鱼,1946 年为一个鸡蛋,1947 年则只为三分之一盒火柴。这种恶性通货膨胀,实际上是对广大人民的普 遍掠夺。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工商业大批倒闭,失业人数陡增,广大工人、市民乃至中下层资产 阶级濒临无法生存的境地,公教人员和学生的生活陷入极度困境。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 国 民党政府不得不加紧对经济的统制,颁布“经济紧急措施”法令,对米、面粉、棉纱、布匹、 燃料、油、盐、糖等主要生活必需品制定所谓“价格限制” ,同时施行限制工资政策,规定 公教人员和职工的工资冻结在 1947 年 1 月的生活指数标准上。 1948 年又大量发行 “金元卷” 新纸币,更使物价暴涨,引起社会大震荡。洪江在这一年就有 50 多家商户倒闭,市场几乎 瘫痪。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国民党各级政府官吏和军队,为了终饱私囊,想方设法压榨百 姓,不仅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还对广大人民进行横征暴敛、抓兵、拉夫,使人民负担沉重的 徭役,生存在社会低层的劳动人民,有冤无处伸,有时只好借助报章发泄不满。如:1949 年 5 月 26 日,洪市屠业公会因税处人员在征税之际或拒收常洋,或暗地购换向政府缴呈烂 板常洋,或迭次抬高银价,或在征税时既不开票,又不盖印,复以诈索,或动辄派枪勒缴, 拘押捕送缴税人……等不堪忍受,在《西南日报》发表了一篇控诉: 窃我等同行有一百数十家,居住洪市或世居数十年,系商界弱小,纯以劳力为资双手为本, 鸡鸣而起,夜半未寝,工作辛劳,获利微薄,而尽纳税义务,素不后人,此属铁般事实, 谅 为人士所共睹也。惟征税机关人事迭更,征收手续时有变换,同行等虽遭受窒气,但如愿及 国库收入, 忍痛复业, 本年税捐处袁前处长假归, 而新任者尚未到职, 故税处人员以群无首, 弊病百出,同行受欺被压,实忍无可忍,举一二事实,公诸报端,请求贵社主持正义,伸张 公理,维护商人,铲除不肖……。 血泪的控诉, 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洪江人民对国民党统治的深恶痛绝, 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 出由于缺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洪江人民对自身命运把 无奈和对自身前途的迷茫。


五、反动政权垂死挣扎


1945 年 8 月,持久的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 决反击下,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洪江人民享受到了胜利的喜悦,希望能从此过上幸福 而安宁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独裁的蒋介石置全中华民族利益于不顾,于 1946 年 6 月悍 然发动了全国内战。随着 战争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蒋家王朝已日暮途穷。就在其即将 垮台前夕的 1949 年 6 月,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六十二师一八四团驻防洪江,当时,该团一营 有位连长准备弃暗投明,组织起义,由于下属告密,该团团长吴俊兴借召开排长以上人员会 议,逮捕了这位连长和两个排长。7 月中旬,六十二师师长夏日长在莲花地召开全体官兵训 话,随后将组织起义的连长执行枪决。不久,国民党一○○军、十四军纷纷败退来洪。9 月 26 日,国民党保密局处长吴利君,率领朱学辉、杨梦安、吕绍周等一批军统特务,携带 10 多台收发报机来洪,指派朱学辉、杨梦安、王洪生、王锡伯等协助十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杨镇 南,组建自卫指挥部负隅顽抗。9 月 28 日,国民党中统局湖南省调处处长杜本渊亦逃窜来 洪,当晚在中统十区室主任陈通焕家召集紧急会议,布置潜伏和组建匪特武装,委任陈通焕 为“中华民族自救军第三方面军第五纵队”司令、唐曙光为副司令、梁骏为参谋长,准备待 洪江 后进行破坏和骚扰,从事反革命复辟活动。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 :中国人民从 此站立起来了!10 月 3 日,国民党一○○军和十四军留守人员全部撤出洪江,仅留一个连 驻扎汽车站作为后卫部队。10 月 4 日(农历 8 月 13 日)下午 4 时左右,人民 军四野十 三兵团三十九军一一六师三四七团前锋已到萝卜湾, 向汽车站后的南岳山轰了两三炮, 待一 ○○军后卫连吃完饭集合时,解放军已到阴明山,国民党残部冲天打了几枪,即全连溃败逃 过巫水河上用木排、船舶联结铺上木板的浮桥,当溃军浇上汽油点火烧桥时, 军前锋的 便 察员赶到喊话阻止, 烧桥的国民党兵听到喊话的系北方口音, 立即觉察到肯定是共产 党的军队来了,遂摔掉汽油桶,拔腿逃跑。与此同时,侦察员们迅速扑灭了大火。傍晚 6 时许,解放大军挺进洪江,人们自发地在桥头列队迎接,霎时,四处鞭炮轰鸣,欢声震天, 整个洪江城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当晚, 大军继续向西南方向进发。入夜,进驻洪江的 部队,都在街道两边屋檐下铺上军毯,悄无 地睡觉。解放军严明的军纪,让市民倍感惊 奇,许多老人说: “这样好的军队,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 。 第二天(农历八月十四日) 传统中秋节的前一天,洪江山城大街小巷,开店营业,秩序 井然,非常热闹,人民群众打腰鼓、扭秧歌,欢庆解放。 在解放大军挺进洪江之前,曾有一支数人组成的 军小分队从沙湾方向向洪江进发侦察, 当行至岩门地段时,遭到驻守在公路两旁山头的国民党兵阻击,三名 军侦察员牺牲。 随 同的 军官兵在老乡的帮助下就地将牺牲的战友掩埋在公路边, 由于当时战事仓促, 随同 的解放军官兵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之后又一直没有部队前来寻找。所以,时至今日,一直 没有人知道三位烈士的姓名和所属部队详细番号。 洪江在解放前夕是“湖南省十区行政 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公署”所在地,专员兼司令杨 镇南(杨系第二次就任此职) 。在 大军进入长沙时,程潜电告杨镇南,说他即将赴邵阳 劝陈光中(国民党六十三师师长)起义,并要杨赴邵阳会面。程潜到邵阳后,遭到陈光中的 拒绝。又因沿途秩序混乱,程潜未能来湘西,杨镇南亦未能赴邵阳会见程潜接受起义指示, 坐失起义良机。 1949 年 10 月 4 日下午, 军大军兵临洪江城下,杨镇南仓促带领专署部分职员和自卫大 队(洪江作为专署,只是一个省在一个地区的派设机构,没有武装力量,1949 年春,专署 假“自卫”之名,自行成立了一个直属自卫大队)一、二中队官兵 200 多人,枪 100 余支, 向会同方向逃窜,辗转数日逃至靖县,被其副手、第十区保安副司令、靖县自卫团团长, 在 靖县有“苗王”之称的吴君庭收留,并负 食供应。 不久,陈浴新(曾任国民党湖南省第十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与杨镇南关系密切,陈离任时保 荐杨镇南为第十区专员兼保安司令。 陈随程潜起义, 在湘西行署当顾问) 从沅陵致电杨镇南, 动员杨镇南起义,并电嘱保证杨镇南的生命安全。后来,陈浴新又派人到洪江军政委员会联 系。吴君庭得知此事,立即停止了对杨镇南的一切供给。在此情况下,杨镇南便率部回洪, 投诚起义。 从此,中共洪江市(镇)委,在中央和省、地委的领导下,率领广大群众,为建立和巩固人 民民主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加快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 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诸方面,谱写出新的篇章。


 

洪江古商城北伐名将王天培(侗族)旧居惊现北伐时期的“三民主义”墙报,被风吹雨淋亟待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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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江古商城惊现北伐时期的“三民主义”墙报,被风吹雨淋亟待保护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尹忠 |  浏览(6694) 评论 (8)  | 发布时间:2012-05-13 17:19:06 最后更新时间:2012-05-13 17:19:06  
  本作品所属分类:新闻摄影 文章类型:独家 意见反馈推送到圈子 | 推荐给好友我要举报收入我的网摘  
 “民族主义第四讲”、“民族自由解放”、“一律平等”、“民生”、“中山”、甚至“共产主义”等字词出现在湘西洪江古商城龙船冲北伐名将王天培旧居的左面离地2米左右的的外墙上,由于刷在外层的石灰风化脱落,现在显露出的大约有一百余字,用墨汁或者其他黑色颜料手写,主体文字大约有成人拳头大小,全部文字被四条黑线框边成为一个整体,整版墙报大约长四米,高2米。这一段文字由于被后来的房屋主人粉刷了外墙,被遮盖一直不为外人所知,直到21世纪初期由于外墙的风化剥落逐渐显露。   
   2004年新华网湖南频道10月28日记者明星以《湘西洪江古商城发现辛亥革命时期宣传标语》为题作了报道,记者依据由于数十年的风吹雨打,后来粉刷的石灰逐渐自然剥落,露出的"第四讲"、"民族主义"、"自由"、"各民族一律平等”等有限文字得出了是辛亥革命时期宣传标语的结论,这一结论谬传至今。
   近几年,随着墙面粉刷的石灰的进一步脱落,在“民族主义第四讲”、“民生”、“中山”等文字之间出现了“共产主义”等字词,笔者据此认为这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标语结论有误。一:这不是标语,而是墙报。标语是指:文字简练、意义鲜明的宣传、鼓动口号。而这里是上百字的宣传栏,更符合墙报的特点。二: “共产主义”的思想传播在中国始于五四运动以后,而依据墙报“民族主义第四讲”、“民生”、“中山”等字词再结合有共产主义字样来考证,无疑这是当年革命者在向民众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分两个阶段,一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旧三民主义,当中国革命历程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时,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课题;民权主义中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军阀、官僚的暴戾恣肆,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制度作了某些批判,称道了“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的苏维埃国家“人民独裁政体”,重申了“主权在民”的原则;民生主义则强调了“耕者有其田”的观点,阐发了“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思想。新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反映了新的历史特点,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新的革命阶段的进步性,并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才有了后来的国共合作的产物——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
    王天培(1888-1927),原名伦忠,字植之,号东侠。贵州天柱县人。侗族,国民革命军著名将领,北伐名将之一。据洪江市志记载,为消灭北方军阀势力,1926年秋,他率部出征,在湖南洪江誓师北伐,被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兼左翼前敌总指挥。在洪江誓师北伐给王天培授旗者是共产党员吴玉章。据洪江文化届人士沈梅生介绍 1926年8月9日,中共党员、国民党中央执委吴玉章同志代表国民政府,在洪江莲花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举行了隆重的北伐誓师大会。到会的有王天培所属部队的全体将士和洪江各界代表、学校师生。大会开始,首先由三十八岁的王天培宣读总理遗嘱,并宣誓就职。其誓词是:“天培不敏,蒙党重任十军军长一职,力微负重,深虑陨越,有贻众望,志愿与我军全体将士,同心同德,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奋勇前进,完成北伐大业,始终不懈,谨誓。”接着,吴玉章代表国民政府授旗,为王天培出师北伐壮行,并致词说:“王军长系青年将领,精明干练,智勇双全,统帅十军将士,应为当代先锋,荡平‘吴’、‘曹’,拯救生灵,祝旗开得胜,会师燕京,痛饮黄龙……”全场热烈鼓掌,一片欢腾。王天培在洪江召开誓师大会以后,不久,他率师北伐,沿沅水而下,经常德、挺进武汉与贺龙、杨其昌部协同配合,英勇作战,捷报频传,为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因为王天培亲共,蒋介石于1927年9月2日凌晨将王天培秘密杀害于杭州西湖。
   考证这段史料,这篇新三民主义墙报出现在北伐名将王天培旧居的左面墙上就不奇怪了。
   这篇新三民主义墙报比较完整的保留到现在,为国内外首见,对于海峡两岸共同研究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和北伐时期国共合作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可惜由于历史悠久,长期日晒雨淋,粉墙风化脱落十分严重,由于长期暴露在外,墨汁书写的文字褪色也十分严重,这一篇墙报文字的抢救性保护迫在眉睫。     
 

 王天培旧居,建于清晚期,典型的洪江古窨子屋建筑,1926年秋,王天培帅师进洪江,王天培和他的弟弟居住于此。

  三民主义墙报就在王天培旧居的左面墙上,拍摄于2012年5月12日。

 
这是笔者2008年2月2日拍摄,墙报字迹清晰可见。


  这是2002年2月2日拍摄,墙报上“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第四讲、民生、中山”等字迹清晰可见。
 
日晒中的新三民主义墙报,拍摄于2012年5月12日。


 雨淋后的王天培旧居及三民主义墙报,拍摄于2012年5月12日。
四年过去了,由于裸露在外墙,长期日晒雨淋,墙面字迹变得模糊。
2012年5月12日拍摄

 重要的字迹都比较模糊了。拍摄于2012年5月12日。

偶尔有游客在此拍照。洪江古商城惊现北伐时期的“三民主义”墙报,被风吹雨淋亟待保护 - 尹忠的博客 - 尹忠的博
客 - 精英博客 http://blog.voc.com.cn/blo?do=showone&type=blog&itemid=757690


应该保护起来,这是珍贵文物呢!

 

[转载]名不虚传“功夫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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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名不虚传“功夫村”作者:潘年英

    


    如果不是王刚同学一再邀请和安排,我这辈子可能也没机会去“功夫村”,这个名叫甘溪的侗族传统村落。我当然早就知道家乡天柱有这个功夫村,除了媒体的多方宣传外,其实家乡人也常常给我提及这个村寨。但我还是没有太在意。或者说,这样的信息还没有引起我足够的警觉和重视。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家乡天柱到处都“现代化”了,很难得有像雷(山)台(江)剑(河)黎(平)从(江)榕(江)那边的原始村寨了。所以去功夫村之前,我对功夫村其实一无所知,也并不知道这村子在哪里?该怎么走进去?

那天是王刚同学带我进去的。他坐在我车子的副驾驶上,一直给我指路。我们从天柱出发,走社学,往渡马镇方向去,然后不到渡马,只到社学前面一点就分路进山了。山倒不大,也不高,但坡岭逶迤,一山接着一山,植被蛮好,风景迷人。路是弯弯曲曲的水泥公路,岔道多,路面窄,不太好走。说实话,那天要不是有王刚同学的带领和指引,我估计我就算是用世上最先进的导航仪也导不到这个村子去。

七弯八拐,绕来绕去,一个小时左右,到了。我完全料想不到,在我的家乡天柱,居然还有那么一处漂亮的清幽之地——几十户木楼人家,聚落在山谷和坡岭之间,高低杂陈,错落有致。坡岭上长满青翠的竹林,房前屋后则有金黄的稻田环绕……关键是所有房子全部都是传统的木楼老房子,没有一栋砖房,这在我家乡天柱实在太难得了。又关键是,这村寨的人还差不多都会讲侗语,这也实在让我大感意外。我家乡天柱,因地接湖广,受湖湘文化影响,开化较早,人居环境和生活水平的现代化程度也远比黔东南其他县市要高很多,所以,传统木楼很难保存至今,我故乡老家盘杠村算是最偏僻边远的传统侗族村寨了,过去全是木楼,十多年前也还全是,但到最近几年,这种木楼就基本被现代水泥砖房取代完了……所以我实在没想到,离湖南很近的渡马镇,竟然还有保存如此完好的木楼村寨。

但这村寨显然又是经过了人为精心打造过了的。比如道路是硬化了的,路灯也是崭新的太阳能灯,还有河边的一处公共食堂,虽是木楼,却被精心装饰过了,更像是一处时尚的游客接待中心。

路口车站旁,有两栋格外显眼的木楼房子,房子是新的,但被刻意做旧了,建筑得相当别致漂亮。砌的堡坎也是用木头坨坨装饰过了的,像是某位美术大师的作品。房屋前面,有高高的木杆子挑着一面大旗,旗上的“功夫客栈”几个字苍劲有力,赫然醒目。

客栈的老板姓杨,名兰梅,是一个长相慈眉善目的年轻姑娘,据说她早年在外打工,大概见识过一些世面,懂得当下城市人都爱往下乡跑,就率先回家来在这清幽地方开辟了这家客栈。生意暂时还不算红火,但也还是不时接到各种团队。我很喜欢她家客栈里的内部设施,那大概是按照城市里五星级酒店的标准来装潢的,所以客栈虽是木楼,但里面的施设却相当奢侈豪华。

我们抵达功夫村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过钟了,太阳光正从西边斜照到功夫村各家各户的楼房上,金碧辉煌。我为抢这光线,立即马不停蹄去拍照。王刚则到客栈里吩咐杨老板煮饭炒菜。

我在河边公共食堂的门口那儿航拍了一会儿,天柱县渡马镇党委的袁灿平副书记和天柱县旅游中心的杨毓刚主任以及潘天涛副主任随即也赶到了。他们带我到寨子里到处转转。恰好遇到几个年轻小伙在山道上奔跑练功。杨主任就问他们能否给我们表演一下武术?其中的一个男孩说:“可以啊,没问题。”他随即给我们表演了一套长棍。我年轻时练过长棍,我知道那小伙的武功真实不虚。

光照在木楼上,有种种难以形容的温暖和美丽。我一边不停地按下相机快门,一边跟几个当地干部聊着传统村落保护的问题。

交谈中得知,这个村寨的传统文化之所以得到有效保护,固然有村民的自觉和自愿,但也跟天柱县政府相关领导和渡马镇政府相关领导始终如一的保护意识和行动支持是分不开的。袁灿平副书记说,那些猪圈和牛圈的木皮,就是政府特意到外面去拉来给老百姓盖上的……我说你们的这个做法是正确的,你们保护的不仅是一个功夫村,而且是整个北部侗族的建筑传统。我又说,其实传统村落的保护并不需要政府做太多的事情,你只要给他们政策导向就可以了,传统的东西全部原汁原味的保留下来,然后把卫生搞好,政府再负责搞点基础设施建设,出台相应的保护条例,就OK了。

当月亮从山凹口升起来的时候,年轻而美丽的杨兰梅姑娘已经为我们做好了丰盛的饭菜。所有酒菜全部是本地所产的原生态食物,芳香可口。那一晚我真是喝得不少。王刚痛风,但看我高兴,也奉陪了好几杯。饭后王刚他们因为第二天要赶路回凯里,就驱车返回城里歇息。我一个人留下来在“功夫客栈”过了一夜。那一夜我独自坐在客栈的廊檐上看着月亮在浩瀚的夜空中缓缓游走,又听着村寨四周如鼓点般聒噪的蛙声虫鸣,我心里感觉这世界实在还是有很多的美好,起码在这一夜,我有活得像个人样的感觉。

第二天一大早我又爬起来航拍。借助于无人机的眼睛,我从五百米之上的天空俯瞰这有名的功夫村,我看到了群山的绵延无尽,也看到了山道上有早起练功的普通村民,使我感受到了之前我不曾体验过的一种存在,那是一种博大的、生生不息的民间力量的存在……

 

2018-9-3于湘潭


 

蒋介石第一、三次下野均与两个侗族将军徐州大捷有关(第十军长王天培上将和华野代司令员粟裕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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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第一、三次下野均与两个侗族将军徐州大捷有关(第十军长王天培上将和华野代司令员粟裕大将)原标题:【12.15】蒋介石的“三下三上”

【12.15】蒋介石的“三下三上” http://wemedia.ifeng.com/41100342/wemedia.shtml


 

李宗仁回忆录中的王天培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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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会议(1)

  在我军占领长沙之前,全国各地认为我们的北伐不过和中山先生昔日的北伐大同小异,最多又是一次湘粤边境的小战事罢了。不仅北方军阀如此看法,即广州中央不少军政大员对胜利也殊觉渺茫而一再迟疑观望。但是当我七、四两军入湘援唐的部队迭克名城之后,全国的观感便不一样了。首先,中央军政首脑对胜利增强了信心,蒋总司令于7月9日轰轰烈烈地在广州举行就职典礼,正式誓师北伐,公告中外。7月27日蒋总司令也率其第一军一、二两师
  (当时战斗序列为总预备队)自广州出发北上。到此,全国各界才知我们是倾全力北进,决心和军阀作殊死战,与昔日中山先生北伐的形势已不可同日而语。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等军阀巨头,开始对我们这一新兴势力刮目相看,而再重新估计和部署,以求自全之道。其他左右依违的地方势力,也开始和我们通款曲,冀图加入革命阵营。首先来归的,便是贵州的袁祖铭。他声称愿将他的两军改隶于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到7月中旬,经军委会核准,遂委袁部师长彭汉章为第九军军长,王天培为第十军军长,令率所部自贵州出湘西,直捣常德;袁祖铭本人并受委为北伐军的左翼军总指挥。
  第九、十两军于7月中旬,由黔东向湘西前进,使我军无西顾之忧。不久,第一、三、六各军也抵达湘赣边境,自攸县至醴陵之线,东向警戒湘赣边境。中路我军则和敌相持于汨罗江两岸。战况胶着,双方都在做第二期作战准备。
 


  长沙会议是北伐途中在前方所召集的第一个战略会议。此一会议所要决定的便是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初步战略。但是我们北伐军的实力实极有限。除原有的八个军外,另有袁祖铭部两军的附义。8月初,江西方本仁声称加入革命,暗中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所以长沙会议时,我们总共有十一个军,不到二十万人。其中除一、四、七、八各军战斗力稍强之外,其他各军战斗力俱属有限。至于秘密附义各军是否可靠,更有待于考验。bookbao8.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汨罗江、汀泗桥、贺胜桥的攻击战(1)

  长沙会议之后,北伐第二期作战计划大体是分为三路向北推进。以第四、第七、第八三军为中央军,循武长路直捣武汉。第一军的第二师和第六军为中央军的总预备队。第二、第三两军为右翼军,集结于攸县、醴陵一带以监视江西,并掩护中央军右侧背的安全。黔军总司令袁祖铭所部的第九军、第十军和第八军的教导师为左翼军,出常德、澧县,北窥荆沙以掩护中央军的左侧。唯黔军此时尚滞留于湘黔边境,态度暧昧,颇有看风使舵的意向。
 


  4月下旬,南京方面军事委员会乃决定继续北伐,以减除江北敌军的威胁,并解合肥之围。5月1日,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东线各军分编为三路,继续北伐。第一路总指挥为何应钦,辖第一军(欠一、三两师,何自兼军长)、第二十六军(周凤岐)、第十四军(赖世璜)、第十七军(雷万顺);第二路总指挥由蒋总司令自兼,白崇禧代行,辖第四十军(贺耀组)及第一军的一、三两师(杨杰指挥)、第六军(亦由杨杰指挥)、第三十七军(陈调元),陈调元并兼前敌总指挥。我则受任第三路总指挥,以王天培为前敌总指挥,辖第七军(夏威)、第十五军的第二师(师长刘鼎甲)、第四十四军(叶开鑫)、第二十七军(王普)、第十军(王天培)、第三十三军(柏文蔚)、独立第五师(师长马祥斌)。
  此期北伐计划我军作战的总方略,系以第二、三两路为主力,由皖北攻截津浦路,第一路则陈兵于镇江、常熟一带,俟二、三两路奏功后,渡江北进,以肃清苏北之敌。
  计划既定,我遂将所部分为五个纵队,指定集中地点,克日出击,其战斗序列如下(略):
  命令下达之后,第十军暨第二十七军乃于5月3日由大通渡江,向庐江、舒城集中。第七军则分三处渡江,第一师于5月5日自西梁山,第三师7日自芜湖,第二师及十五军于6日自荻港开始渡江,7日渡毕。
  斯时江北敌军为程国瑞和许琨等部,一经接仗便纷纷溃败后撤。5月11日我第一纵队遂占领含山,第三纵队也于同日占领巢县。12日第二纵队进驻巢县,与第三纵队会师。第四纵队也于同日抵达舒城。
  敌军溃败后,复将主力二万余人集结于柘皋、店埠、梁园附近,与前攻合肥之敌刘志陆、张敬尧等联合,以图顽抗。我二、三两纵队遂向柘皋推进,以寻找敌军主力而歼灭之。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可是合肥的情形便不同了。因原驻此地的第三十三军、第二十七军、第十军等,多系北军收编,加入革命为时甚暂,战斗力既差,扰民尤甚。士兵占住民房,强买强卖,拉夫借饷等事,时有所闻,绅民啧有烦言。我抵合肥时,全城绅商代表道左相迎。尤以绅士季雨农曾助马祥斌守城月余,不辞劳瘁,深堪嘉许。他们对我都很爱戴,我对他们也很尊重,彼此相处无间,他们遂得尽所欲言。因此,我对驻军扰民情形洞悉无遗。遂于合肥召集军事会议,面告柏文蔚、王天培、王普等军长,务必严申军纪。
  柏军长是皖省耆宿,辛亥革命时曾任安徽都督,是一位革命老前辈。他向我诉苦说,他的第三十三军全是北军和地方军临时收编的,军纪极坏。我告诉他说,你必须痛加整顿,否则我便将一切不法的军队缴械、遣散。柏氏唯唯。王天培、王普、叶开鑫、马祥斌都表示绝对服从总指挥的命令。会后,我便通令全军,并张贴布告,整饬军纪,有违令扰民者,军法从事。三令五申之后,果然全军肃然,一反故态,卒能令行禁止,秋毫无犯。足见天下无不可治的军,只是事在人为,以及主帅是否能以身作则而已。
  合肥小住之后,我即随军北进。6月2日徐州克复,遂移总指挥部于徐州。此时我友军第一、二两路也北进到陇海路会师。高级将领于6月上旬云集徐州,作进一步北伐的商讨。
  当我军进抵陇海路时,武汉方面北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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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同时抵达该线。先是,武汉军在唐生智、张发奎二人指挥之下,曾与奉军激战于京汉路。斯时,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也已出潼关,攻占洛阳,威胁敌军的侧背。奉军不敢恋战,于6月1日自郑州北撤。武汉军遂占领陇海路中段,进驻郑州、开封,与徐州我军遥相呼应。
  

徐州班师始末(1)

  蒋氏虽认同我的缩短战线、退守淮河的战略主张,但是他畏首畏尾,不愿放弃徐州。他认为徐州是战略要地,得失之间,尤足影响民心士气。放弃徐州,势必增长北方军阀和武汉的气焰,所以他期期以为不可。
  我说,古人有言,“蝮蛇啮手,壮士断腕”,“小不忍则乱大谋”,在目前情况之下,我们纵以可战之师守徐州,在战略上已属下策,何况以战斗力薄弱的部队来守徐州,则徐州必失。既知其必失,倒不如先舍之而去,岂可患得患失。无奈蒋氏意志坚决,不愿放弃徐州。我深知徐州之失已成定局,然吾人服从命令行事,也只有徒唤奈何而已。我当即赶回徐州,召集军事会议,宣读蒋总司令训令。调第七军到芜湖以西地区布防。至于津浦前线军事则由第三路前敌总指挥王天培负责指挥,固守徐州。
  我宣布命令后,立见各将领面有愁容,默默无言。布置完毕,第七军即遵命南撤,开往指定地点布防。当我军南撤尚在途中,武汉军的精锐已向东移动。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正进驻九江,有克日东进模样。宁汉交兵已迫在眉睫。孰知即在此紧要关头,武汉方面的“共祸”也已至决裂阶段,拖延了武汉军东进的日程。
  二
  武汉方面,自鲁易示汪以*密件之后,各领袖已在积极准备“分共”(武汉自称其*运动为“分共”,以示有异于南京的“清党运动”)。6月29日,武汉警备司令李品仙和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都表示*,并解除汉口工会纠察队的武装。7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宣言,声明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国民政府的,一律撤退。7月16日,汪兆铭等也以“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发表答辩声明,指摘共产党破坏革命联合阵线,并将各级政府内的共产党员解职。武汉方面国共至是已正式决裂。8月1日晨3时,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所辖的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四军师长叶挺和第三军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公安局局长朱德遂各率所部“叛变”于南昌,并组织所谓“革命委员会”。武汉国民政府随即下令声讨,并严令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率部进剿。8月7日,*在武汉召集重要会议,另选瞿秋白为总书记,以代陈独秀,并决定实行“秋收起义”。武汉国民党中央也于同日开除中央委员会中的跨党分子党籍,明令拿办。执行“分共”之严,有过于宁方。因此宁汉分立的基本原因遂告消失,所遗留的问题,仅为双方领袖间的意气之争了。
  正当武汉方面因*问题延误其“东征”计划时,我们津浦线上的战事也急转直下。我第七军于7月上旬撤离鲁南后,直鲁军许琨、徐源泉等部即会同孙传芳所部,向我军反攻。临城一得一失,我第十军损失甚巨。7月24日,直鲁军许琨等部竟攻陷徐州,我前敌总指挥王天培部退回安徽宿州。第二路军也自鲁南急剧向陇海路撤退回苏北。败讯频传,南京为之震动。
  蒋总司令乃召集在宁将领密议,渠意武汉军为*所稽延,一时不易东下,我方应及时夺回徐州,以振声威。蒋氏以此意询我。我说,徐州为四战之地,本不应采取守势,其理由上次已陈述甚详。今既不幸言中,则不如索性将各军南撤,固守淮河南岸天险,待武汉局势澄清,再图规复。唯蒋氏仍力主夺回徐州再说。我说以现有兵力估计,恐力有不逮。蒋说,渠当力调第一军两师为先锋,由渠亲自指挥,反攻徐州。
  在出发前的某次纪念周上,蒋氏竟声称,此次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我闻此言,深感蒋总司令身为主帅,说话却如此意气用事,以其所率兵力,断难克复徐州,如徐州打不下,他是否真的不回南京呢?不知彼,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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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徒逞一时意气,焉有不败之理?与蒋氏晤谈后,我便遄返芜湖防次,监视长江上游军事的发展。
  7月25日,蒋氏专程北上,指挥收复徐州之战。我军于8月初发动反攻。蒋总司令亲自指挥第十、第二十七、第三十二、第四十各军,另加第一军两师,会同陇海路东段以南白崇禧所指挥的第三十七、第四十四等军,与孙传芳、徐源泉等部鏖战于淮河、徐、蚌之间。战斗初起,津浦路正面之敌,佯作退却,故我军进展极速。直到逼近徐州,徐州城郭已遥遥在望,敌军始发动顽强抵抗。
  蒋总司令见徐州克复已是指顾间事,遂亲赴前线督师,将所有预备队俱调入第一线作战,作孤注的一掷。殊不料敌人的战略正欲诱我深入,蒋的奋勇前进,正坠其计中。到了战事进入胶着状态时,敌人突由其右翼派出精锐部队,向我军左翼包抄袭击。我军首尾不能相顾,全军顿行混乱。正面敌人乘势出击,我军乃全线溃败。敌军跟踪追击,我军无法立足,迅速逃窜,津浦路轨及桥梁均不及破坏。敌军势如破竹,我军溃败之惨,实前所未有。
  8月6日,蒋总司令仓皇退回南京,据江而守,既羞且愤,乃将战败责任归之于前敌总指挥王天培,将其扣押枪决,以泄其无谓之愤。其实此次溃败,完全由于蒋总司令自己估计错误、指挥失当所致,王天培实在是替罪的羔羊。
  



 

北伐军将领王天培和陈干被杀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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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军将领王天培和陈干被杀经过

2016-04-03  鸟巢阁
       陈干        王天培
                 陈干                           王天培

      北伐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与北方军阀张宗昌、孙传芳的直鲁联军在徐州激战,此次战役导致北伐军中的两位名将王天培、陈干先后殒命。

     不过,两人却不是在战场上倒下的。

     北伐军将领王天培早年投笔从戎,成为黔军袁祖铭部下的将领。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王天培归附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军委会委任王天培为第10军军长,隶属李宗仁指挥。

     北伐军以雷霆之势直捣湘鄂,击溃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又肃清了另一直系军阀孙传芳在江西的势力。王天培因作战英勇,战功卓著,后被任命为第3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领部队截断津浦铁路线,直逼徐州。

    为确保津浦线,北洋军阀张作霖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增援孙传芳。但北伐军势不可挡,1927年6月2日,王天培率第10军攻占徐州。6月20日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等在徐州花园饭店召开重要会议,将徐州前线的指挥权委任给王天培。

     当时正值“宁汉分裂”时期,武汉国民政府派唐生智、张发奎沿江而下“东征”南京的蒋介石。蒋介石见状急忙从徐州前线抽调精锐部队开赴九江抵抗。直鲁联军乘机反扑,王天培支持不住而撤退,7月24日直鲁联军占领徐州。

     徐州失陷,南京震惊。蒋介石亲自到徐州前线指挥反攻。8月1日,王天培在萧县毛庄、姚楼一带击退北洋军,占领卧牛山、云龙山一带高地。蒋介石随即进驻云龙山,不料正中了直鲁军诱敌深入之计,造成北伐军败退。蒋介石8月6日退回南京,8月14日下野,东渡日本。

     蒋介石将徐州失守的罪责归之于王天培,下令逮捕他,并于1927年在杭州拱辰桥将王天培枪决。年仅39岁的王天培在留给夫人的遗书中写道:“万不料青天白日旗下,亦有秦桧其人者”。

      另一位命殒徐州的北伐军将领陈干出身贫苦,清末时到湖北陆军学堂就学。在湖北陆军学堂,他读到章太炎著作,受到很大影响。1905年陈干东渡日本,在东京参加同盟会的成立大会,结识孙中山、章太炎等人。1908年春,陈干和商震等人在山东青岛创立震旦公学,一边从事教育,一边发展革命势力。

      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任命陈干为山东民军统领。1912年,山东民军被编为陆军第39混成旅,陈干为少将旅长,驻扎在徐州云龙山,当时他只有31岁。民国成立后,陈干被提升为总统府陆军中将。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陈干被任命为总统府咨议,赴广州上任。1925年孙中山由广州到北京,陈干也来到北京,后孙中山因病住进协和医院直到逝世,陈干守护在身旁。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陈干到江西谒见蒋介石,被任命为总司令部参议。1927年3月,陈干就任北伐二支队司令,从属于王天培指挥。

    王天培的部队占领徐州后,于7月24日受到直鲁联军的反攻,被迫撤退。围绕再度占领徐州的问题,蒋介石与李宗仁发生了争执。蒋介石认为徐州是战略要地,坚持马上夺回徐州。李宗仁却认为北伐军兵力单薄,在时机不成熟之时,不应立即夺回。可蒋介石依然命令立即夺回徐州。7月25日北伐军开始出击,8月再遭失败。

     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离开南京的当天,追究王天培徐州战败的责任,将他处以死刑。王天培被处死的“理由”是乱用军费。

      得知此事,李宗仁把陈干看成是蒋介石安插在王天培麾下的耳目,认为是陈干出卖了王天培,于是立即给前线的陈干打电报,命令他迅速来南京。此时蒋介石已经下野离开南京,陈干到南京后,随即被捕入狱。

     虽然陈干要求面见蒋介石,但没得到允许。何应钦反对以通敌的罪名对陈干处刑,但这一意见被李宗仁、白崇禧压了下来。8月18日,陈干被枪决。

 

杨进铨:洪江古商城史之繁华和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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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江古商城史之繁华和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杨进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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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江古商城在历史上很有名。在湘黔桂毗连地区,洪江就是“大地方”的代名词。我小时候就常听人们讲“放排下洪江”的故事。村里如有小孩吵闹,大人就可能吓唬说“别吵别吵,要不把你卖到洪江去”,小孩顿时不闹了。1956年暑假我坐汽车经洪江到安江参加黔阳地区中学共青团学生干部培训班,看到洪江城比靖县、会同县城要热闹得多。80年代,著名歌词作家龙燕怡先生给我送了一套精美的洪江茶具,他夸奖其工艺的独到,让我感觉洪江工业的与时俱进。后来,我们都坐火车走枝柳线,不再过洪江了,洪江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2005年9月我和怀化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石佳能同志坐汽车从家乡通道县往怀化走,走的是通道—团河—洪江区—怀化线,在洪江区稍作停留,参观了古商城,与以往路过走马观花不同,这次驻足细看,走过那一片片窨子屋,看到那相连成排的旧店铺、客栈、钱庄、作坊、报馆,不禁为她的历史辉煌而震惊和赞叹,也深感应该振兴她。历史上洪江为什么那么繁华呢?她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有什么贡献呢?请看下文略述。

一、洪江史之繁华

在元代,洪江已是湘黔桂毗连地区的一个大圩场。有出土文物为证:在洪江出土了一块元代雕版文物,从雕版上可以看到河面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镶着门窗、有檐有帘有桅杆的商船。河岸边是一座座码头和风雨桥式的连通走廊,靠里是有着壮观城门的古城墙,城墙里有雕梁画栋的寺庙、楼堂会馆,还有鳞次栉比的民居,集市上有人头攒动的人群。这是当时洪江商业繁华的写照。

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洪江犁头嘴(今沅江路)就已成为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商品集散市场,商船来往,店铺林立,作坊成片,商贾成群,交易活跃,是湖南西南部号称湘黔桂滇鄂“五省通衢”的一个重要口岸。

清初康熙二十六年(1687),文人徐炯在《滇行日记》一书中称洪江为巨镇。他形容洪江;“烟火万家,称为巨镇。”“商贾骈集,货财辐辏(杨注:辐辏,像车辐集中于车毂一样聚集),万屋鳞次,帆樯云集。”可见,洪江确实是湖南西南部的一个巨镇。

接着,康熙初期《洪江育婴小识》称洪江为西南都会。其中说:“当是之时,,列肆(杨注:肆,铺子)如云,川楚之丹砂、白蜡,洪白之胶油,木材之坚美,乘流东下达庭,接长江而济吴越。连帆大舳衔尾而上,环货骈积,率以花布为大宗。南连桂林,西趋滇黔。利市三倍,居市者长子孙。百工技艺之流,襁至(杨注:用襁褓背着孩子来)而辐辏,地窄人众,至劈山湮谷,连屋层楼,栉比而居,俨然西南一都会。”

到了咸丰年间,洪江成为全国桐油的最大集散地,每年输出量一般为20万担(约700万公斤),市场的繁华可见一斑。

到了现代,洪江的发展进入了巅峰时期,成为湖南仅次于省城长沙的大商埠、大口岸。据统计,民国23年(1933),洪江3.76万人口中,经商的就有1.3万人。可以说,洪江是湖南最早城市化的城市之一。据民国19年(1930)统计和民国22年(1933)《中国实业志》记载,当时洪江的货币流通量居湖南省第二位,仅次于省会长沙。据民国27年(1938)的《湘水道查勘报告》,当年经常聚集在洪江的木帆船多达511艘,足见洪江之繁华。

著名现代文学家、湖南凤凰人沈从文先生(1902——1988),1917年到1922年从军漂游沅江流域,写有《湘西散记》等散文,是熟稔湘西风土人情的文学大师。他在散文中屡屡提及洪江,说洪江是湘西的中心。在《沅江上游的几个县份》中,他就写道:“由辰溪大河上行,便到洪江。洪江是湘西的中心。”在《常德的船》一文中他特别写到了洪江的商船,说:“在沅水流域行驶,表现得富丽堂皇,气象不凡,可称巨无霸的船只,应当数‘洪江油船’。这种船多方头高尾,颜色鲜明,间或且有一点金漆装饰。尾梢有舵楼,可以安置家眷。下行可载三四千桶桐油,上行可载两千件棉花,或一票食盐。用橹手(杨注:船上划桨的)二十六人到四十人,用纤手(杨注:在岸上背纤拉船的人)三十到六七十人。必待春水发后方上下行驶,路线系往返常德和洪江”从洪江油船之大可见洪江市场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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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少志士仁人从洪江启程

历史上沅江及其支流是湘西和黔东、黔东南的不可或缺的大型水道,洪江是湘黔桂一带通向外界的重要口岸。不用说屈原、诸葛亮、王昌龄在沅江两岸留下了足迹,就是这一地区的多少志士仁人都从洪江启程。这里就只说侗族的吧。

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和活动家、侗族革命家龙大道(1901—1931),是贵州锦屏县茅坪人。锦屏以林业为支柱产业,是全国三大优质杉木区的重点县之一。而茅坪又是锦屏的重点林业乡镇。在明清时,这里就编大木排,随清水江而下,经天柱县清浪、坌处、三门塘、远口入湖南,在洪江市托口入沅江,到洪江商城。1919年,18岁的龙大道随乡亲放木排,到洪江,停留上岸,储备了路上食物用品,沿沅江北行,到常德,达武汉,就读于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附中部,受教务主任、生于武昌、1921年8月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家恽代英(1895—1931)的影响,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被誉为常胜将军、战神、无冕元帅的卓越军事家、战略家粟裕大将(1907—1984),青年时也是从洪江启程走上革命道路的。《粟裕年谱》写道:“1924年. 17岁. 1月8日. 离家出走,经洪江镇,搭乘沅江航船,于3月到达常德。……在常德工农和学生运动的高潮中,参加爱国反帝、抵制洋货的运动。”《粟裕传》中写道:“1924年1月中旬,粟裕第二次到达洪江镇(杨注:粟裕1月8日离家到洪江发现盘缠不够,便折回会同,待父亲给了几十块大洋,中旬第二次到洪江),搭乘沅江航船去常德。沅江,是湖南湘、沅、资、澧四大水系之一,全长1060公里。‘上捍云贵,下蔽湖湘’,自古就是连结中原地区与云贵高原的重要交通孔道。从洪江到常德,是得天独厚的风景带: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清澈见底的滔滔江水,鬼斧神工的奇石险滩,构成了秀丽不让阳朔、险峻敢比三峡的自然景观。几千年川流不息的沅江,也是中华各民族交往发展的见证。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例如屈原、马援、诸葛亮、王昌龄、王守仁、石达开、林则徐等等,都在沅江两岸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粟裕传》编写组主要成员、粟裕生前秘书朱楹少将80年代曾重温粟裕当年沅江启程,从洪江坐船到常德,深感洪江和沅江文化对粟裕的良好影响,所以《粟裕传》中这一段也写得特别充满激情。

北伐名将王天培(1888—1927),贵州天柱县人。民国15年(1926)7月20日,广州国民革命政府任命王天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8月22日,王天培在四川綦江宣誓就职。随即率领二万五千多名将士移师洪江,举行北伐誓师大会。国民革命政府代表、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的共产党员吴玉章(1878—1966)授旗并讲话。他称赞王天培是“一位忠心耿耿、青年有为、文武全才的军长”,赞扬第十军“是钢铁铸成的军队”。会后,王天培先后挥师湖南新化、宝庆(今邵阳)、湖北石首、荆州、宜昌等地,击溃桂系军阀、北洋军和四川军阀,节节奏凯,成为北伐名将。

共和国开国少将、副兵团职干部、侗族唯一参加抗美援朝的高级将领曹玉清(1906—1991),湖南新晃人。1924年参加王天培部。1926年随十军二十八师二团一营三连在洪江参加北伐誓师大会。洪江誓师,对曹玉清来说,是大世面,大经历,使20岁的他大长见识。随后参加北伐战争,部队屡战屡捷。1927年,王天培被蒋介石杀害,十军解体,曹玉清投奔驻防江西的滇军第三军。1929年在江西万载县暴动,投奔红军黄公略(1898—1931)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湖南、贵州等地从洪江迈开人生历程的志士仁人、英雄豪杰当然不止以上四位。正如《粟裕传》中所说,沅江“自古就是连结中原地区与云贵高原的重要交通孔道”。所以,湘黔等地的文人武士要到中原和江浙大抵都要从洪江走出。

那么多湖南、贵州的志士仁人都从洪江启程,是洪江史之繁华的旁证。正像北京名人故居不胜枚举,是北京深厚文化底蕴的表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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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位和特产成就洪江商城

沅江中上游有五溪。按北朝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的说法,五溪包括:雄溪(即巫水)、樠溪(即渠水,古亦称叙水)、酉溪(即酉水)、无溪(即舞水,也写作潕水,今之舞阳河)、辰溪(即辰水,上游称锦江)。五溪之中有三溪——巫水、渠水、舞水在洪江及其附近汇合,流入沅江,下通江浙和中原地区。这就是洪江的区位优势。

湖南、贵州、广西毗连地区是侗族、苗族等民族聚居的地区,向来就是“林粮间作”的地区,是重点林业区。湖南的会同、洪江、靖州、通道、绥宁、城步,贵州的锦屏、天柱、剑河、台江、黎平、从江、榕江,广西的三江、龙胜都盛产木材。清代乾隆年间贵州巡抚爱必达在《黔南识略》中形容黎平、剑河、锦屏、天柱一带的森林之密集说:“郡(黎平府)内自清江(今剑河)以下至茅坪(锦屏县内)二百里,两岸翼云承日,无隙土,无漏阴。栋梁杧桷之材,靡不毕具。”他还说了当时木材交易的繁盛:“商贾络绎于道,编巨筏放之大江,转运于江淮。”这里所说的大江,就是沅江。而洪江就是湘黔木材的最大的集散地。冼光位主编的《侗族通览》里说,明代已有湖南商人到贵州锦屏的茅坪等地收购木材。乾隆年间,江淮一带专营木材业的商人已陆续进入贵州锦屏王寨(即今锦屏县城三江镇)、茅坪、挂治采买。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木材交易额空前增大。据光绪《黎平府志》记载,当时由茅坪、王寨、挂治每年输出的杉木,价值就达白银二百万到三百万两。当时在木材原产地和中间集散地洪江、常德,都有木商组织。贵州天柱的清浪、坌处、三门塘,号称“外三江”,有清水江木业公会。在洪江、常德,都有各县木商自己的木商公会。北京故宫、颐和园的檀木大柱有的来自湖南、贵州,在原产地起运,经洪江、常德中转,都是木商公会组织经办的。可以说,木材营运业的兴起,沅江千帆竞扬的航运,成就了洪江商城。

桐油是湘黔桂毗连地区的又一大特产。据《侗族通览》说,桐油主要产于贵州镇远、榕江、岑巩、剑河、台江、三穗、玉屏,湖南新晃,广西三江、龙胜。湖南芷江、靖州、通道,贵州天柱、锦屏、黎平、从江等县也有大量生产。我们不知道明清时期这一带的桐油产量,只知道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个县的桐油产量:贵州镇远年产500吨,广西三江年产400——500吨,贵州榕江年产150吨,龙胜年产100吨。从这些数字可以推知这一地区历史上桐油产量应是很大的。桐油由桐籽压榨而得,是质量很好的干性油,用于制造油漆、油墨、油布,也可作防水、防腐用,广泛应用于油漆化工、建筑、家具制造、印刷等行业。湘黔桂一带出产的桐油,具有比重轻,透明度高,含水率低,附着力强,抗冷抗热,耐酸耐碱,防腐防锈,绝缘性能好,可称上品。明清以来,桐油经洪江,上洪江油船,走沅江外运。沈从文说洪江油船“下行可载三四千桶桐油”,应是可信的。洪江油船频繁运输桐油,促进了洪江商城的繁华。

朱砂是湘黔毗连地区的特产,主要产于贵州万山、湖南新晃,尤以万山汞矿最著名,万山有“汞都”之称。朱砂是炼汞的主要矿物,也用作颜料,又可入药。又名辰砂(因产于辰水上游的万山而得名)、丹砂,社会需求量大。明清以来,朱砂多由玉屏船运至玉屏平溪镇、新晃龙溪口、芷江镇、洪江、常德外销。所以,沈从文说:“在沅水流域上下行驶,停泊到常德码头应当称为‘客人’的船只,共有好几种,有从芷江上游黔东玉屏来的,……‘玉屏船’多就洪江转口,下行不多。”(《常德的船》)这就是说,装载木材或朱砂的玉屏船往往到洪江就卸货了,只有少数到常德。洪江是玉屏船最重要的停泊口岸,是朱砂最主要的集散地。

白蜡也是湘西南的特产。湖南芷江有“白蜡之乡”的美称。据《芷江县志》记载,芷江白蜡已有400多年的历史。芷江白蜡熔点高,色洁白,化学性能稳定,是国防、机器制造、医药和一些轻化工业产品不可缺少的原料,社会需求量大。芷江白蜡产量占全国的二分之一,远销国内外。历史上,洪江是芷江白蜡的集散地。

湘黔桂一带特产很多,上面只说了四种,其实还有,如茶油、茶叶、烟草、山苍子、板栗、中草药杜仲等等。洪江正是凭借各种特产的集散、航运而繁华起来。现在看来,乾隆时《洪江育婴小识》中所说“列肆如云,川楚之丹砂、白蜡,洪白之胶油,木材之坚美,乘流东下达庭,接长江而济吴越”,是洪江的真实写照,其言不虚也!

湘黔桂毗连地区的木材、桐油、朱砂、白蜡、茶油、药材、土纸等都在洪江集散,从中原和江淮地区以至国外舶来的食盐、布匹、百货集中于此,再散往湘黔桂川滇等边远地区。来往船只沿江停泊,本地的、外地的商人云集于此,船夫、挑夫、工匠、厨师、店员接踵而来,人口密集。市场交易频繁,熙熙攘攘。市内作坊骈邻,店铺林立,客栈相连,钱庄棋布,镖局开门,报馆频现,洪江就这样繁华起来,成了湖南西南部最大的商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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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洪江古商城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贡献

洪江古商城地处沅江上游,是湘黔桂毗连地区最大的口岸,对侗族、苗族等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影响巨大,贡献多多。主要有:

(一)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加速了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以侗族为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特别是明清以前,侗族地区经济结构单一,以农业为主。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天忙到晚就是种田,自种自食,勉强温饱。林业以种植杉树为主,但多为自己盖房子、做家具,很难外销,虽森林遍野,但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林业。手工业只能算是家庭副业,个别能工巧匠为之,木匠、石匠、篾匠、铁匠等都属于打短工性质。商业方面,还没有分离出专门从事商业的商人阶层。即便有几个经商的,也是兼营性质,小本买卖,农忙务农,农闲经商,屠户杀猪卖肉,小铺油盐酱醋。自洪江商城兴起,侗族地区的木材开始源源外运,农民收入逐步增加,生活得以慢慢改善。煤油开始进入,照明不再用松明(松木片,有油如蜡,点之如烛)了。手电筒能买到了,外出不用点火把了。细布逐步运入,富有点的农民不再穿土布衣裳了。布鞋也能买到了,一些农民不再穿草鞋了。火柴——过去一直叫洋火的有了,早晨起来点火做饭不必靠昨晚埋的火种了。

(二)促进了民族地区各业俱兴,农业、林业、畜牧业、采矿业、手工业、商业都有所发展。以侗族地区的林业和商业为例。侗族向来爱种杉树和松树,认为杉松俱荣村寨平安,所以村头必有风水树。侗族积累了种树的丰富经验,山上林海茫茫,郁郁葱葱。但青山片片,如果不砍伐外运,财富难以增值,生产难以发展。洪江的航运业发展以后,侗乡各地的木商组织砍伐山林,编成大木排,沿江而下,经洪江、常德,广运各地。农民卖了木头,收入好多白花花的银元,改善了生活,激起了生产积极性,奋力种树,十年后又是林海葱茏。这是经济的良性循环。侗族人早先不善经商,商人少。自洪江古商城兴起后,带动了侗乡商业的发展。各地农村有了定期的圩场,一般五天赶一次集。较大的场集有湖南靖州的新厂、通道的播阳、芷江的芷江镇、新晃的龙溪口,广西龙胜的平等,贵州天柱的邦、锦屏的王寨(今县城三江镇)、黎平的潘老、玉屏的平溪镇等。各地乡镇都有了商铺,有的地方成立了商会组织。

(三)促进了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以侗族为例。侗族有自己的语言,明清以前,一般人都讲侗语,不懂汉语。侗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始于唐宋。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被贬为龙标县尉,创办龙标书院,这是侗族地区创办书院之始。南宋时工部侍郎魏了翁(号鹤山)被贬靖州,创办鹤山书院,学风渐开。明清时洪江商城兴盛,侗族商人、文士和地方官员频繁来往洪江,耳濡目染,感受良多,深受洪江文化影响,逐步懂得认字识文乃时代需要,侗乡教育非大力提倡不可。回乡之后,多鼓吹文化教育,于是各地争先开办社学、义学、学馆、学堂,文化教育得到了发展。

     (四)促进了民族地区思想观念的转变。以侗族为例。侗族是一个稻作民族,以农业为生。平时交易,多以物易物,不善于经商,不屑于讲价钱。侗族人来到洪江商城,看到市场繁荣,交易热闹,人们各得其物,各尽其值,各享其乐,再想想洪江商城对侗族经济的益处,便逐步改变了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这对侗乡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转载]粟寒生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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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粟裕大将次子粟寒生因患胰腺癌2018年9月6日下午四点二十三分在上海瑞金医院去世,享年71岁。
 



粟寒生简介:

粟寒生,男,侗族,湖南会同人,开国大将粟裕次子。1947年出生,建国后才与父亲长期生活在一起。最令他难忘的是,父亲带他出席一些正式场合,多次见到了毛主席。1968年初参加解放军,受父亲影响,从事海上舰艇作业,曾在海军服役多年,后转业至交通部、中国远洋公司,曾任远洋公司副经理,后任中国远洋公司副经理。

 

粟裕大将(中)与儿子粟戎生、粟寒生(左)在一起

























图片提供:宋扬之、张雁之、李京生、陈小琴

 

 

[转载]弘扬好传统 公益献爱心——安徽省新四军革命传统教育基金会举行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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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安徽省新四军革命传统教育基金会迎春宴会的全体来宾合影

    中红网北京2017年2月23日电(赵朋洋、惠敏)2017年2月19日,安徽省新四军革命传统教育基金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宾馆举行迎春宴会,招待多年来和基金会共同效力于公益事业的朋友和同志们,并向九位成绩显著者颁发了“社会公益行动合作伙伴”荣誉证章。

    在热烈的气氛中,安徽省新四军革命传统教育基金会执行会长黑良慈首先介绍了基金会工作的简要情况。接着,基金会会长粟寒生致辞,他说: 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大主力部队。1938年初,新四军在安徽岩寺镇集中成军,奔赴抗日前线,在江、浙、沪、皖、豫、鄂、湘各省广大地区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他们和八路军一样,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我们举起新四军的旗帜,就是希望在基金会的平台上,通过具体的实际行动,弘扬中华文化传统和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为“老、少、边、穷”地区的社会公益事业,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出席午宴聚会的有来自京、津、沪、鲁、闽、粤、桂、苏等地的企业家代表,还有井冈山和陕北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等前辈的后人计百余人。

    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全国政协常委陈昊苏同志兴致勃勃,祝贺基金会的工作不断取得成绩,鼓励为社会公益多做贡献。并即赋诗:“好友迎春宴,青颜白发新。弘扬传统事,奉献爱心人。伟业征程远,大同理念真。四军还奋进,几代一家亲。”(注:“四军”一指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二指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

    八路军研究会副会长曾双平,中国知青网理事长周秉和,大同教育(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黑鸿升,上海银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蒲晓东,山东睿翼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雅文等也在宴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

    九位社会公益行动合作伙伴接受了陈昊苏、粟戎生、张光东、虞大江、周秉和、杨小平、刘华苏、钟德苏、陈小鲁代表基金会颁发的荣誉证章。他们是:

    1、上海银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福建日喜寿山石有限公司
    3、山东睿翼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4、大同教育(深圳)有限公司
    5、王雅文女士
    6、王冲先生
    7、中盈国际投资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8、广西南宁庆翠堂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9、广西振合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宴会临近结束时,大家以“感恩于社会、奉献于社会、服务于社会”的理念互勉, 相约把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和人民军队优良传统,全力贯穿于社会公益活动的全过程。

陈昊苏和刘华苏在交谈

粟寒生和黑良慈

虞大江和谭泾远

黑良杰和张海生

安徽省新四军革命传统教育基金会执行会长黑良慈介绍情况

安徽省新四军革命传统教育基金会粟寒生会长致辞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会长、全国政协常委陈昊苏讲话

杨小平在会场

八路军研究会副会长曾双平发言

中国知青网理事长周秉和讲话

陈小鲁和徐菲在交谈

昊苏和粟惠宁

左起:杨珠江、张光东、王小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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