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一师师部驻扎在江苏省启东县海复镇休整期间，民兵在拼茶镇以南抓了一个可疑的人送到侦察科。
那个人是个哑巴，穿着破棉衣，蓬头垢面，手上裂着口子，赤脚穿着一双草鞋，两脚满是厚厚的老茧，头上顶着一个破草帽，看上去就是个乞丐。
我问他话，他只是一个劲地“啊，啊”叫。仔细打量后，觉得这人不像农民，感到有些蹊跷，就请来敌工科长和我一起审哑巴。敌工科长是朝鲜族人，懂日语。为了确认乞丐是不是在装聋作哑，我一面悄悄吩咐侦察员去买“二踢脚”炮仗，一面继续审问。俗话说，十聋九哑。趁哑巴不备，侦察员在他身后悄悄地点燃了“二踢脚”，突然的一声巨响，吓得哑巴一下蹦了起来。在场的人都禁不住捧腹大笑，哑巴一看是炮仗响，他自己也跟着嘿嘿笑起来。这说明哑巴并不聋。我向哑巴交待了优待俘虏的政策，问他是哪里人？是谁派他来的？来干什么？哑巴被问得实在没有办法了，最后把嘴巴张得大大的让别人看。原来哑巴的舌头已被人割掉了，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我问他：“你会写字吗？”哑巴点点头。我给他笔和纸，哑巴飞快地在纸上用朝鲜文写到：“我是朝鲜人，是日军派来的特工人员，日军怕我被新四军抓住后提供口供，就先把我的舌头割掉了。我是绕了很远的路过来的。” 我又问：“是中队长？还是大队长派你来的？”哑巴写是保田大队长派他来的。我拿来一张地图摆在哑巴面前，问他到海复镇来干什么？哑巴写日军让他来侦察贵军的部署。哑巴指着日军这个中队，在地图上比划着，又指着那个中队在地图上比划着，都是由西向东方向。我明白了，有几个中队的鬼子分几路要来“扫荡”海复镇了。
这时，情报站送来报告，鬼子正在增兵。日军鬼得很，卡车开进开出，有时车上装些麻袋，人趴在车底下，让你搞不清他们到底拉来多少人。如果没有内线就上当了。当时，很多商铺有我们的线人，专门关注日伪炊事员的采买情况，就能估计出敌人有多少兵力。
从各方面的情报汇总起来，我认为，日军正在增兵,敌人要有大的行动。我立即将情报上报首长。很快，部队和老百姓井然有序地撤出了海复镇。
鬼子扑了空,他们看哪幢房子好、摆设漂亮，就气急败坏地在哪幢房子里涂上糜烂性毒剂。他们企图以此来破坏新四军的领导机关。鬼子干完坏事就走了。
我们的先头部队返回后，有二、三个同志摸到毒剂，立刻感到皮肤刺痛，并开始溃烂。部队得知情况，立即下令不准随便进入房屋，并组织人员挨家挨户消毒，以免群众受害。一师师部将此事件报告了军部和党中央，并登报揭露日寇的罪行。
这个时期，一师机关只有粟师长有一匹走得很平稳的小黑马。小黑马在哪里出现，敌人就知道一师师部在哪里，就会跟着追到哪里。一发现敌人，粟师长就命令马上转移，结果师部走到哪儿，那里就热闹，准有仗打。
鬼子也就非要找到一师师部不可。粟裕就利用敌人这一心理，掩护其他地区的斗争，减轻其他地区的压力。粟师长率领机关围着海复镇跟敌人兜圈子，敌人总是扑空。
1942年6月份，日军为了加紧掠夺战争资源，开始对我苏中地区进行了分区“清剿”。一师师部所在的海复镇属四分区，更是敌人“清剿”的重点。以南通的保田大队为主，另外还有南浦的一个大队。泰州地区的鬼子也调来一部分，日军组成1500余人的机动突击大队，并调集了伪军3000余人，于6月12日对海启地区进行了所谓第一期“清剿”。
敌人从青龙港向北经四甲坝、三余镇至黄海边至九门闸构成一道严密的封锁线。他们分成五、六股齐头并进、稳扎稳筑、步步为营，每到一个地方，就留下一些兵力修据点。他们由西向东，企图把新四军向海里赶。日军想在四分区筑成一大批据点，构成一道封锁线，把我四分区根据地东西割断，使新四军只能呆在海门、启东的牛角尖状的狭窄地区，再集中兵力攻打海启地区，达到消灭新四军第一师的目的。
一师师部在海复镇，三旅旅长陶勇也带领七团、八团在这个地区。为争夺四分区，敌人用了大量的兵力。一天一夜日军就可修筑成一个据点，一两米高的围墙。一个村庄有两三个据点，敌人觉得这样就安全了。可是他们没想到所建的据点，有不少很快就被新四军和民兵破坏了。粟裕决定留下一部分部队跟敌人纠缠，主力部队一下子跳到敌人背后，打他个措手不及。
那时，一师长期没有参谋长和参谋处长，政委也不在位，只有粟裕一位首长，担子很重。他要带一个精干的指挥机构在前方指挥作战，后方梯队怎么办呢？这时粟裕下决心，把三旅的参谋长张震东调来当一师的参谋处处长。张震东身经百战、作战勇敢、多次立功。粟裕命令张震东带领机关提前跳出海启区，绕到敌后的通中去。他自己带领作战科长周蔚昌，警卫连、特务一连和侦察排的一部分短枪班，一部电台、两个给养员就守在前方，留在“清剿”区内，领导全区的反“清剿”斗争。
我们机关要想跳出包围圈很不容易。敌人密密麻麻分五、六路从西边慢慢压了过来。机关从海复镇经吕四港撤了出来，利用晚上顺着海堤走，到达了九门闸。这地方是大河入海处，闸门关上可以防海潮涌入，打开可以排洪防涝。在那里，敌人也修筑了不少据点，河里的船都在据点里扣着。没有船，机关这些坛坛罐罐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过去，就是九门闸。九门闸镇上有没有敌人？张震东处长让我带领侦察员去摸清情况。
黑夜里，我带上几名侦察员悄悄到了九门闸，在那里隐蔽观察。发现有鬼子的岗哨来回走动。我心里“格登”一下，机关行军离这儿不远了，这可怎么办？总不能从海上走吧！这里南北一条大河，东西一条大河，两条大河交汇处有一个闸口。只有在九门闸的街里才有通过两条大河的桥，绕道走已经来不及，临时找船也不可能了，只能强行通过。为了慎重起见，我派了两名化装的侦察员摸进镇里。不久，侦察员回来报告说：“九门闸里的鬼子刚刚离开，往南去参加‘清剿’了。”我想，上半夜鬼子还在九门闸休息，下半夜往南去了，这支敌人的部队一定是从掘港南下，经九门闸到余西去参加“清剿”。现在镇里没有敌人，但后面的鬼子可能会陆续从掘港到来。机关必须趁这个空子赶快过河。我派人与机关联系，趁天还没亮，机关所有人员跑步顺利地通过了九门闸，一下子转移到三余镇的东北、兵坊的西南，到了南通的东北地区，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日军经过六月份大规模的“清剿”，把通、如、海、启地区能占领的重要城镇都占了，公路也慢慢修成了。原来是130个据点，六月“清剿”后增加到200多个，据点密集的地区是三分区和四分区。兵力都是从南浦旅团抽调来的，要想调动敌人，就得在其他地区打一些好仗，使南浦不得不回师。
这时，粟师长让身边的几个参谋人员带上侦察员，分别到各个武工队指导工作，并了解和收集“清剿”区内的情况。他自己带着一个连、一部电台在“清剿”区内领导全区反“清剿”斗争。留在区内的部队有三旅的七团、八团和南通警卫团，战斗力都很强。粟师长让南通警卫团化整为零，坚持游击战，进行反“清剿”斗争。敌人搞堡垒政策，他们白天修，我们晚上破。为了把敌人引到前方、打他的后面，粟师长带领三旅七团和八团和敌人玩起了“捉迷藏”。有时，敌人四下出动，却找不到新四军的踪影，到处只是空旷的原野、坚壁的村庄。等到敌人开始松懈，灰溜溜地分几路回据点时，新四军又找上门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口吃掉他较弱的一股。打得敌人焦头烂额、头尾不能相顾，待敌人主力赶来增援，新四军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这段时间，我军在二分区的部队袭击了李堡、角斜据点，三分区的部队也甩开膀子大干起来。有些据点，今天我们打下来，明天鬼子又占了，反过来我们又得手打下来，都是几进几出地攻打，战斗非常激烈。四分区反“清剿”斗争拖住了敌人。到了八月份，日军也没能实现他们的“清剿”计划。南浦没办法，只好把他的机动部队调回泰州。增援部队调走了，只剩下保田大队。四分区就利用这个机会打敌人的据点。通过这些战斗，锻炼了地方武装，特别是基干民兵。在那段时间里，粟师长和部队的处境非常危险。有一天晚上，粟师长带领指挥所隐蔽在村子一角的几所房子里，村前村后的路上都有敌人在行进，日军跑到粟师长住的房子后面一户人家，砸开那家房门，抓了一个人当向导。粟师长镇静如常，你不挑门帘我不打。敌人没发现什么，就走了。
粟师长要指挥部队进行更大的战斗，于是，决定带领七团跳出敌人的清剿圈。他们也是走我们撤出来的那条路。1942年9月中旬的一天傍晚，粟师长率领部队来到六甲镇东北方的范公堤边，范公堤外就是海滩。这时侦察员发现我们的部队在大堤内由东向西走，日军在大堤外由西向东开进，当中就隔着一条范公堤。这时谁先占领大堤对谁有利。粟师长马上进行了战斗部署，我们的七团指战员抢先占领了大堤， 日军拼命争夺，顿时枪声大作。我军凭着坚固的范公堤打退了敌人一次次冲锋，敌人在海滩上爬行毫无屏障，死伤惨重。
粟师长命令部队继续赶路。在那次战斗中，作战科副科长周蔚昌腿部膝关节中了一枪，幸好子弹只是从皮下穿过，没伤着骨头。战斗撤离的时候，粟师长让周蔚昌骑上他的小黑马过了清剿区。等他们和机关会合的时候，我跟张震东参谋处长迎了上去。看到首长平安回来，同志们高兴极了。我看见周蔚昌腿上负了伤，还骑在马上，连忙上前将他扶下马。问他：“腿伤得重吗？”周蔚昌洪钟一样的嗓音哈哈大笑说：“没多大事，受点小伤。”我俩说着笑着，互道别后各自的见闻。
这里讲两个小插曲：张震东刚调到一师任参谋处长不久，一师师部驻扎在四分区的陈家酒店。我们得到情报，日伪军已三面围了上来，企图歼灭我一师师部机关。我向首长们事先报告了行军路线，得到批准。下午两点，眼看敌人要追上来了，情况十分紧急。我迅速引领部队拐进一条小路，小路的两旁长着高高的芦苇，十分隐蔽。这时，张震东处长看了看地图，突然发起火来，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对身边的参谋喊道：“走错路了！快把严振衡叫过来。”我接到命令赶紧跑过去向张处长解释说，没走错路。张处长当时火气很大，我也心急如焚。粟师长听到我们这边在嚷嚷，就快步走了过来。我指着地图说：“敌人已三面围上来了，很快就要到达这里，我们从这条小路直插到骑岸镇的南面，敌人绝不会想到我们会从骑岸镇南面仅三四里路的地方跳出包围圈。”粟师长听了我的解释毫不犹豫地说：“这条路我走过，没错！”这样部队才继续前进。在敌人的包围圈未合拢前，我师部机关安全转移了。此后，张震东处长对我越来越了解、越来越信任，我们在工作中配合得很好。
车桥战役后，粟师长让我去接新调来的刘先胜参谋长。我奉命带上警卫人员按时到达预先约定的地点，等了三天也没有接到刘先胜参谋长。师部向上级发电报询问，上级说刘先胜参谋长早就出发了。新来的参谋长下落不明，失踪了，这下首长和同志们都着急了。可是，谁也没想到刘先胜参谋长带着警卫人员穿着便衣，化装成老百姓就和师部住在一个庄子里，在庄子里观察了三天。他知道师部知识分子多，怕我们不服他。因此，他第一次召集会议就挨着个的狠批一顿。他从参谋处长开始数落，他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心眼多。我告诉你们，只要你们尾巴一翘，我就知道你们是拉屎，还是屙尿。”我一看这个架势，心里就明白了，参谋长是想来个下马威。他交给我的任务我都办了，他没想到的事我也办了，我都向他及时汇报，让首长放心。部队行军一路都有我的人，一有情况我就知道了。部队一宿营，各个点我都立即布置了警戒，部队行动很安全，师部从没让敌人袭击过。慢慢地，刘先胜参谋长对我建立了信任。我们师部住在了宿迁城里，刘先胜参谋长和同志们都熟悉了，相处得很融洽。有人对刘先胜参谋长说：“参谋长，我们很多人都被你骂过了，你偏心眼从来不骂严振衡。” 刘先胜参谋长笑着说：“哪像你们呀，我交待他的，他早做了。我没交待的，他想到了，也做了，做完了还告诉我一声。我可以放心睡觉。我一问，你们三不知，再问，还没做，还得让我提醒你们，不骂你们骂谁呀！”
在长期的战斗实践中，我体会到，要让首长了解你，能对你建立信任，没有别的，就是用自己的实际工作取得首长的信任。再一个，你要信任首长，了解首长，这样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必然亲密。兄弟科、处之间不要光顾自己。我们一师有个特点，后来到苏浙军区，以至华野司令部有一段时间我担任作战科长。首长们定下作战方案后，我这个作战科长一个电话就把各个科的科长都请来了。我把情况说一下，然后布置任务。我们的伤病医院和救护所最好安置在什么地方，准备收治多少伤员，需要多少绷带，多少裹尸布。通讯科怎么办、侦察科在哪些地方，注意了解什么情况。后勤部门该怎么安排。最后问大家，看看这样行不行，有什么意见？大家说：“没有意见,坚决照办！”那时候，我年纪很轻，那些老同志岁数比我大得多。通讯科科长李景瑞是长征的老同志，我们相互非常关心，非常团结。我做完这些事，向刘先胜参谋长汇报一遍，刘参谋长很满意，说：“好！”那时，我们机关司、政、后上上下下非常团结。
上海刚解放，刘先胜参谋长带着几位同志专门到我家里看望我的父母。刘先胜参谋长对我父亲说：“老人家，您有一个好儿子。您放心，您的儿子在部队工作得很好。他正在执行任务不能回来看您，家里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后来，我回到家里，父亲咂着嘴、摇着头十分感慨地对我说：“没想到穿着像伙伕一样的刘先胜是解放军的高级官员，没想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那么朴素，那样平易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