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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伟:老晃新歌
老晃新歌
王建伟
我的家乡过去叫晃县、晃州。在外地，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他，我是老晃县的。后来，晃县改为新晃侗族自治县，再后来，老晃县又有了许多“新”。
交通驶进新时代。新晃虽素有“滇黔咽喉”之称，但高山峻岭的横亘，便使得“东来荆楚行将尽，西去黔滇路转长”l966年，县委组织我们学生代表去北京参观，没有火车，坐着汽车过鸡公界、翻雪峰山，上下翻腾，左旋右转，头昏脑胀，一路呕吐。那时，出行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1969年，我参军离开家乡时，新晃还不通火车，坐了7、8个小时汽车，一路颠簸到邵阳，才搭上赴部队的火车。1977年，湘西铁路延伸到家乡，但铁路上奔跑的是“绿皮车”。每次回家探亲，车内人挤人，车外的人还在爬窗户，使劲往里挤。许多人没座位，就睡过道，睡座位下边，旅客想去厕所都无处下脚。如今，家乡交通四通八达，偏僻闭塞的山乡，己是“高路入云端”；急流阻道的溪河，也已“天堑变通途”。县内干
线支线交织成网，横穿东西，纵贯南北，打通了城乡脉络，实现了“两小时经济圈”。湘黔复线铁路、320国道以及沪昆高速公路穿境而过。特别是2014年12月16日沪昆高铁湖南段开通运营，长沙到新晃仅需2个半小时。新晃也融入了长株潭城市群“两小时经济圈”，开启了高铁生活新时代。
工业建有新园区。梁永泉书记、陆志前县长向我介绍，新晃拥有全国特大型重晶石矿床，钡、钾、铅、锌等矿产资源，蕴藏也丰富。这是我过去想都没想到的。新晃是农业大县，工业弱县，有一个汞矿，矿资源枯竭了。有一个烟厂，因国家政策性调整也被关闭了。许多宝贝埋在地底下，采不出来，运不出去产，家乡人民守着宝藏过穷日子。如今，新晃工业突飞猛进，不仅实现了从无到有，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还实现了小型工厂到现代规模企业蜕变。家乡大胆借鉴沿海园区建设经验，打造现代工业园区，产业集聚效益日渐凸显。矿产品精深加工方面，一批钡盐深加工企业先后入驻，氯化钡、氢氧化钡、硫酸钡、硝酸钡等产品，占国内外市场份额的50%以上；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方面，不仅诞生了湖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龙头企业，产品还远销全国各地；生物医药方面，生物制药纵深发展，“天然冰片”系列产品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工业园区正朝着武陵山片区跨省经济协作的“示范区”、怀化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经济体制机制创新的“试验田”、镇园一体协调发展的新城镇阔步前进。
致富依靠新“三宝”。新晃是“农业大县、经济小县、财政穷县"。有特色的产业是养猪，受到周总理的表扬。红薯也受欢迎，但产值不高。如今，家乡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新晃黄牛肉、新晃龙脑、侗藏红米被誉为致富新“三宝”。过去“养猪为过年，养牛为耕田”，如今“家在大路边，多养多种好卖钱”。新晃黄牛肉系列产品走俏全国，出口俄罗斯、韩国、日本及中东，许多农民发了“牛财”。“百亩·千万·龙脑人”造富工程，使右旋龙脑樟成了农民的“摇钱树”，新晃黄牛肉和龙脑获评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侗藏红米稻种植专业合作社成功创建国家农民合作社，侗藏红米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还成为中国重要文化遗产。
民生呈现新景象。新晃是典型的“老、少、边、穷”省级贫困县。过去，大多数人家里的衣服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后老三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除了过年，平日很少买新衣；那时吃肉叫“打牙祭”，一点点肉刚好塞牙缝；要大快朵颐，必须等到过年；买啥都凭票供应：粮票、布票、糖票、油票、肉票，老百姓手攥一把票证过日子。县党委坚持“民生为本”，用小财政办好“大民生”。家乡人民的生活不可同日而语，穿衣讲时尚，饮食讲营养。家家户户有存款，电话、手机、电脑、空调、彩电，不断进入寻常百姓家。近几年来，新晃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实现多个第一：在全国率先出台关爱孤寡留守特殊生活困难人员制度，率先开展“免费午餐”，试点，率先实行农村妇女免费分娩，率先实行城乡无差别化大病保险，率先试点参合农民乡镇住院医疗费用实行起付线后全报销，率先实施教育“双安工程”和“土改塑”工程，最大程度让群众切实享受到发展红利。
城镇换了新面貌。新晃县城小，小到什么程度，有人说，一根烟没抽完就把县城逛完了。这么小的县城，当然不需要什么出租车、公交车，我们从火车站到家靠的是“碰碰车”(三轮摩托，也有“包厢”)。如今，县城扩大了，有夜郎古乐城公园、烈士公园，有优美的居民小区，还有沿江风光带。县城开通了公交车，出租车也是满街跑，出门手一招，就有车坐。有小汽车的家庭越来越多，开车下乡、走亲访友成为一种新时尚。县城居民用上电，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事情。记得小时候，点的是煤油灯，一家人凑在煤油灯下，妈妈缝衣服，我们做作业，真是“昏昏灯火写入生”。后来，通了电，房子亮了，路也明了，心里也就敞亮起来了。我在新晃一中上学的时候，我喜欢打篮球，但那里篮球场很少，县城里只有两处，一个在学校，一个在县委大院门口。群众最主要的文化娱乐活动是看电影、看戏。现在，老百姓的娱乐活动形式丰富了。街道两边，铺设了新型透水砖、添加了体育健身场地和器材，供居民锻炼；晃州风雨桥上，人们三五成群，拉二胡，唱山歌，怡然白乐；夜郎广场，“夜郎之夏”系列广场文化活动好戏连连，有的打腰鼓、有的扭秧歌、有的学健身、有的舞彩扇，还有的跳交谊舞，百姓享受着“升级版"的文化服务，健康娱乐渐渐成新风尚。
㵲水散发新魅力。㵲水是家乡的母亲河，㵲水上的“龙市晚归”是著名的“晃州八景”之一。小时候，㵲水河是我们这帮孩子的乐园。学校一放学，我们就呼朋唤友，兴冲冲跑到河边，书包一放，上衣一脱，扑通一声扎进河里。大伙都尽情享受大自然赋予的自在与逍遥。然而，有一段时间，㵲水不再清澈，浑浊的河水夹杂着生活脏水、工业废水，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没人敢下河洗澡。如今，经过治理的母亲河，又焕发新容颜。新建成的沿河风光带，“水清、岸绿、景美”犹如流动的山水画卷，步步有景，处处皆画，让人流连忘返。㵲水河上，另有一番景致，货船淡出了历史，取而代之的是雕龙饰凤的花船，船中香花芷草，丝乐声声。置身船中，赏青山秀水，犹置身画中，再品侗乡油茶，堪称赏心悦目之事。
旅游亮出新名片。家乡是夜郎文化发祥地，民族风情绚丽多姿，被费孝通先生誉为“楚尾黔首夜郎根”李白、王昌龄等文人墨客，曾留下美丽诗篇，可谓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发展旅游条件得天独厚。过去，旅游对普通百姓而言是个陌生词，祖祖辈辈忙于爬山砍柴、挑水做饭，根本无暇欣赏美景。近年来，家乡人民意识到，美景可以赚钱，做好山水文章，发展旅游事业，大有可为。家乡全力打造“夜郎古国、神秘新晃”，旅游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规模不断壮大。如今，侗族傩戏“咚咚推”成功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侗族傩技曾到香港、日本、新加坡演出；夜郎古都景区、黄家垅森林公园列入省级森林公园，夜郎谷漂流列入湖南“新潇湘百景”，新晃也被评为“中国最佳休闲旅游县”。
侗乡诞生新儿女。家乡山川秀美，地灵人杰。巍巍大山、滔滔㵲水，既孕育了夜郎文化、侗文化，也孕育了善良、纯朴、勤劳的侗乡儿女。在全国各行各业都涌现了一批优秀人才，有将军、政界要人，有科学家、特级教师，有全国劳动模范、成功的企业家，有知名作家、诗人……“新晃之鹰”飞遍全国。特别是我的母校新晃一中，经过70多年薪火相传，累累硕果，为各行各业输送了2万多名人才。
家乡的“新”，实在太多，这“新”那“新”，归根结底是党的光辉照耀了新天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迅速肃清匪患，巩固政权，家乡百姓过上了当家做主的新日子；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致力共同富裕，加大对老区贫困县的扶持，家乡百姓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好日子；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带领各族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共同谱写“中国梦”，家乡百姓过上了奔头十足的美日子，“湘西明珠"绽放了异彩。老晃县60年的沧桑巨变深刻昭示：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生活，国家的明天才会更加美好！
注:作者王建伟1969年从新晃一中参军入伍，现任国防科大政委，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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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共一大至七大毛泽东职务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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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造船统筹领导小组组长粟裕与造船统筹办公室副主任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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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忆周恩来总理二三事
鞠躬尽瘁树楷模 天下谁人不识君
——忆周恩来总理二三事
写在前面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伟人。
他具有世界伟人的全部品格：才华出众、智力超群、学识渊博、思维敏捷、意志坚强、精力过人、经验丰富和知人善任；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灵活的应变力、远大的战略眼光、广泛的世界知识以及彬彬有礼的风度和魅力。他的品德堪为党员干部师表，他的文韬武略堪称世人楷模。他亲民爱民，把群众的疾苦挂在心上；他谦虚谨慎，是部下们的良师益友；他立党为公，把光辉的一生完全彻底地献给了党和人民；他无私无畏，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建设事业奋斗到最后一息！
周恩来是一座巍峨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光辉思想和革命精神与世长存，永放光芒，是我们共产党人永远学习的榜样！
谨以此文纪念周恩来同志同时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八十八周年！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肖像
在我眼前，放着一份我珍藏了四十七年的、由周恩来总理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任命书”，它是我在革命队伍中的成长记录。
作者1959年任海军航空兵某师师长时戎装 摄于1959年
看着任命书上“周恩来”的签字手迹，不禁使我想起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下同）期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下工作六年中的几件小事……
1966年夏秋之际，“文革”进入最疯狂的时期。当时国务院各部委及其在全国的下属单位，都成立了“造反派”和“保皇派”组织。对立的两派每天都在写“大字报”，“串联”、“揪斗”各级领导干部，有些地方甚至还发生了“武斗”。由于各级领导干部纷纷“靠边站”，职工群众都在“闹革命”，工厂的生产完全陷入了瘫痪。
就在此时，我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从海军调到国务院原第六机械工业部（主管造船工业，即今船舶工业总公司，简称六机部，下同）担任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下同）副主任。军管会主任是张元培同志。不久，张元培同志调到粟裕同志处工作，我升任军管会主任。
当时，李先念副总理系国务院领导小组副组长，主管国务院生产口；粟裕大将是国务院国防口军管小组组长；王树声大将、张元培少将为副组长。我有幸经常参加这些“开国元勋”们主持的会议，经常在一起研究工作，感觉受益匪浅。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许多优秀的品质，丰富了我的工作经验。其中，尤以周总理对我的言传身教使我难以忘怀，至今回忆起来，犹是历历在目。
谈话诙谐有趣 拘谨一笑而散
195７年８月，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到青岛检阅海军接见当地党政军领导时，我曾荣幸地见到过周总理， 1963年5月我参加打捞我国第一艘万吨巨轮“跃进号”时，在上海又再次亲眼见到过他，但这两次都没有和周总理近距离接触。
周总理1957年8月在青岛检阅海军
左一为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
大约在1966年8～9月间，国务院通知召开例会。这次例会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举行，时间大致是凌晨二、三点钟。
每次例会，周总理并非听取所有部委的汇报，而是有针对性的提前通知三五个部委做专题汇报准备。这次就有听取六机部工作汇报的安排，为此，我进行了认真的准备。
这是我担任六机部军管会主任职务后，第一次参加这种例会，故此当我见到周总理时，心情有点儿紧张。
因为“文革”的缘故，原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变动很大，增加了许多周总理不熟悉的新面孔，特别是一些从军队抽调到国务院各部委，担任军管会领导职务的同志，包括我在内，总理都知道名字，但不是很熟悉。
周总理也许看出了我的拘谨和紧张，并没有直接让我汇报，而是先以当时六机部他熟悉的几个老的副部长的名字开了个玩笑。当时六机部老的副部长如：刘星同志、刘放同志、边疆同志都参加了会议。
周总理微笑着说：“六机部几位领导同志的名字有点儿意思——刘星（略有停顿）、刘放边疆。”（刘星、刘放边疆的谐音听起来像是：刘星、流放边疆）。总理说完后自己没有笑，在场的各部委领导同志却都会意地哈哈大笑起来。
看到总理如此诙谐、幽默，我也笑了，心情马上轻松了许多，会场气氛也一下子活跃和轻松了。（后来，刘星同志调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担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0年10月我受国务院委派参加我国氢弹爆炸试验现场观摩时，又见到了刘星同志，我和他开玩笑说：“刘星同志，这次您真的是‘流放’边疆了啊！”两人再次大笑）。
这时周总理面带微笑，亲切地问我 ：“刘世雄同志，家是哪里啊？”
我答：“河北深县。”
周总理说：“深县大蜜桃”。
周总理接着问：“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啊？”
我答：“1937年年底。”
总理说：“还是老兵了嘛。”
总理接着问：“什么时候入党的啊？”
我答：“1938年8月。”
接着总理又问了我的家庭情况，我都一一作了回答。
就在这一问一答之间，我已经忘掉了所有的“拘谨”和“紧张”。
之后，我按照准备的汇报提纲开始向周总理详细汇报。在周总理听取汇报过程中，我不时地抬起头来注视着周总理，他老人家也始终用深邃的目光和我交流，认真地听取我的发言，还不时微微点头，用赞许的眼神鼓励我继续。目光的交视，眼神的互动，使我越来越放松，一会儿就完全放下提纲直接汇报，并即时回答了周总理的几次提问，使我的汇报完全达到了“超水平发挥”。
与周总理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就是在这样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事后，我深深体会到周总理的良苦用心。他的和蔼笑容以及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从那以后，大约每个月，我都能在国务院的例会上见到周总理，在他的亲自领导下工作，长达六个年头之久。直到1972年我被“四人帮”迫害，实行“隔离审查”，从此就再没有机会这么近距离地见到敬爱的周总理了。
一字之差境界之差 一字之师终身为师
1967年春天，一次周总理单独接见六机部我和边疆副部长，在听取汇报前，他照例和我们拉拉家常。
周总理问：“边疆同志，你的老家是哪里呀？”
边疆同志回答：“河北。”
周总理又问：“河北什么地方？”
边疆同志回答：“河北完县。”
周总理自言自语地念叨着：“是完县？”
当时我怕周总理没有听清，就补充说“完，就是完了的完。”周总理抬起头来看着我，面带微笑地说：“也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完。”
听完周总理这句话，我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我从内心感受到，虽然只是对一个字的字面解释，且并无对错之分，但周总理对这一个字的诠释，在我的理解中，应当是他时刻激励自己言行举止的自我鞭策，是他崇高思想境界的自然流露，是他对所有党员干部的殷切希望，也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宗旨的再次宣示。他的言行，不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吗？我和周总理对这一个字的诠释之差，差就差在思想境界上的高低不同。
周总理把“完全彻底”四个大字，不仅说在嘴上，更是身体力行。他虚怀若谷，为人师表，不尚空谈，重在实践，“完全彻底”地体现在任何大小事情上，“完全彻底”地体现在他的伟大一生之中。
“让人非我弱 得志不离群”
后来，六机部有两件事引起了周总理的关注。
一是1967年7～8月间，北京的所谓“造反派”，在江青、陈伯达、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挑唆下，先后组织百万人围攻中南海，要揪斗刘少奇同志。“造反派”给六机部群众组织安排的位置，就在中南海的西南角府右街南口附近大约100米长的马路，要求六机部的群众组织派人参加声援。军管会对此坚决反对。我多次找两派组织的头头谈话，非常明确地表明军管会的态度，希望他们说服群众，不要去参加围攻中南海的行动。我还每天骑着自行车，亲自到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去检查，防止有六机部的群众私下参加。经过我们做工作，六机部的群众在长达一个多月的“围攻中南海”行动中，没有一人去参加。
事后，周总理在国务院例会上说：“六机部就没有群众组织参加围攻中南海的行为，别的部委也应该可以做到。”
二是六机部是“文革”期间，国务院和中央各部委机关中最早实现“革命大联合”的。
当时，我们军管会面临的最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当时极为特殊的政治环境条件下，制止已严重下滑的造船工业生产颓势，尽可能地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产秩序。为此，我们军管会必须按照国务院部署，教育和说服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尽快结束两派群众组织“势不两立”的状态，然后把“靠边站”的领导干部“解放”出来，最后实现“革命大联合”，成立“三结合”（地方干部、军管会干部、革命群众相结合，简称三结合，下同）的新的领导班子—“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下同）。
我们军管会的同志们，长期深入到两派群众组织中，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和说服教育工作，加上有广大工人、职工群众对解放军的崇敬，逐渐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于是，两派群众组织逐渐开始了“联合”，被批斗的领导干部和一批知识分子、专家和技术骨干在作了“深刻检查”后，也逐渐得到了群众的谅解，获得了“解放”，站出来工作了。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很快，经过国务院批准，大概在1968年8～9月之间，六机部在国务院和中央直属机关各部委中第一个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号召下，初步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当时，国务院其它部委纷纷到六机部“取经”，一连二十几天，我们天天接待“取经”的各部委领导，介绍“大联合的经验”，着实“风光”了一阵子，心里颇有点儿“沾沾自喜”。
1968年底，在国务院1969年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主席台上看见了我，转身和他的秘书吴庆彤同志小声说了几句，然后吴庆彤走到我跟前，说：“总理让你和边疆同志会后到他办公室去一下。”
会议结束后，我和边疆同志来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室，见到了早已等候在此的周总理。
周总理见到我和边疆同志，马上站起来主动和我们亲切握手，并招呼我们坐下，然后详细听取我们的工作汇报。汇报之后，周总理先是充分肯定了六机部在困难条件下取得的成绩，接着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要求。最后，临近谈话结束，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有很多成绩，但是，我还是要送给你们两句话：‘让人非我弱，得志不离群。’你们要好好体会。”
作者在担任六机部军管会主任时视察下属第408军工厂
当时我仅四十六岁，已经在六机部担任军管会主任两年了，工作也小有成绩，颇感踌躇满志。在聆听了周总理这两句赠言之后，内心顿感惭愧。周总理好像可以“洞察一切”，甚至可以透视所有人的思想和心灵。他总是在需要对领导干部“提醒”的关键时刻，及时教育领导干部保持头脑清醒，从而防止干部队伍中可能滋生的脱离群众倾向和“骄娇二气”。在这方面，周总理就是我们终生学习的榜样：无论在何时何地，他永远都是把成绩归功于党，归功于毛主席，归功于人民群众。下级有了问题，出了纰漏，他从来都是主动承担责任，检讨自己，从不争功诿过。周总理的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真正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操和宽阔胸怀！
毛泽东周恩来 邓小平在一起
周总理送给我的这两句话，给我以深刻的教育，使我牢记四十年，至今仍不能忘怀。每当想起周总理对干部的循循善诱和关心爱护，我都不禁热泪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八十八周年纪念日，也是我入党七十一周年。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回首往事，我在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下工作,到现在也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摄于2005年
如今，在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正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但我们仍要清醒地看到：反腐倡廉依然是我党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学习周恩来同志高尚的情操，对于我们执政党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时值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八周年之际，我愿把我的这篇文字，连同我这个老共产党员的赤诚之心，献给七•一党的生日这个伟大的庆典！
刘世雄口述 lyc整理（完稿于2009年6月30日）
注：1966年8月至1967年初六机部军管会主要成员：
主任：张元培，时任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少将，老红军。
第一副主任：刘世雄，时任海军航空兵司令部副参谋长。
副主任：任志习，时任海军学院教研室主任。
副主任：吴绍亮，时任海军学院教研室政治教员。
副主任：赵森，时任海军装备部副部长。
办公室主任：郑明，时任海军装备部某处处长。
1967初年至1970年（成立革委会之前）六机部军管会主要成员：
主任：刘世雄，时任海军航空兵司令部副参谋长。
副主任：林真，时任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
副主任：吴绍亮，时任海军学院教研室政治教员
副主任：史子才，时任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干部处长
副主任：毕德林，时任北海舰队航空兵副政委。
副主任：王玉璋，时任海军装备部某部部长。
办公室主任：郑明，时任海军装备部某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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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石客：朱胜得《七见总理》有玄机
秋石客：朱胜得《七见总理》有玄机
2009-01-05 12:5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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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１９６９：对苏战备中的军委办事组
原文地址：１９６９：对苏战备中的军委办事组作者：羊排
余汝信
１９６９年，文革演义翻到了第三个年头。这一年年初的中苏边界冲突、号称“团结、胜利”的中共“九大”以及随后中共外交战略的调整，于今似乎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中国大陆的不少学者，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即对诸如中苏边界冲突及其影响等问题进行过卓有成效的研讨，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如下著述中——杨奎松：《１９６９：中苏战争即将爆发？——从珍宝岛事件到缓和对美关系》、牛军：《１９６９年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李丹慧：《１９６９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徐焰：《１９６９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刘志男：《１９６９年，中国战备与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等等。
囿于军事方面材料的缺乏，大陆学者对此一时期研讨的重点不得不放在外交战略的调整之上，而对于主持战备工作的中共核心高层尤其是毛泽东、林彪及其执行班子——军委办事组，在军事准备方面的主要意图、具体措施及其影响，探讨却未必是充分、足够的。本文试图利用国内已披露的材料（尤其是官方实际已公开的材料），补充这一方面的不足，同时，更试图通过一系列具体事例，对这一时期军委办事组的重要举措以及毛、林关系的演变，作出尽可能客观的剖析和判读。
一、大事本末
１—１、军委办事组明确规定部队调动使用权限
１月１０日，军委办事组重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八条规定。其中有关部队调动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卫戍区部队和民兵武装的任务、部署、兵力调遣、临时警卫勤务等，都必须报告总参谋部，经呈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后，由卫戍区具体组织实施。卫戍部队的部署调整、兵力调遣、执行会场路线警卫和押解勤务等，不足１个排的兵力，由卫戍区决定，报总参备案；２个排的兵力，报请总参批准；２个排以上至２个连以内的兵力，由总参报请军委办事组批准；２个连以上的兵力，一律报请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批准。
１月１１日，军委办事组对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６日下发的《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作出补充『《规定》要求，执行各种任务的陆、海、空军部队，营（相当于营）以上部队的行动和部署变更，一律呈请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审批后才能行动；凡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无论部队大小均报请毛泽东、林彪批准后方可行动；执行生产、施工、野营训练任务的部队和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换防，连以上、不足１个营，由军委办事组批准，连（含）以下分队的行动，由各军区、军兵种批准。』补充规定称：凡属部队调动，必须由各级党委集体讨论，主要军政首长签署文电才有效，等等。〔１〕
１—２、组建各地生产建设兵团
１月２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复南京军区１月８日请示，同意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归安徽省军区建制。该兵团于９月组成。同时，南京军区组建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归江苏省军区建制。
此前，１９６８年３月９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决定，将农垦部所属东北农垦总局，改建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划归沈阳军区建制。
此后，中央同意各地组建生产建设兵团，计有：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１月２２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１月２４日）、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３月１９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１０月６日）福建、江西生产建设兵团（１２月７日）。翌年，再同意组建山东、浙江、湖北生产建设兵团及广西军区生产师。〔２〕
１—３、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关于军队院校调整方案
２月１９日，军委办事组以军委［６９］１号文件，发出关于军队院校调整方案的通知，内称：“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了军队院校调整方案”。
通知所附《军队院校调整方案》称：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军队就是一个大学校，现在的学校应当减少。现将军队院校调整方案报告如下：
一、军队现有学校（含飞行学校）一百二十五所。按学校的性质区分计：指挥、政治学校四十五所，技术学校六十五所，飞行学校十五所。
二、调整学校的原则：①指挥、政治、体育、艺术学校一律撤销；②技术学校：凡是在部队能学到技术，一律在部队培养，高级技术学校（含维护修理学校）基本上保留；③撤销各军区的步兵学校，陆、海、空军的军、师建立小型教导队（机构很少，十人左右）；担任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训部队干部。
三、根据调整学校的原则，全军拟保留学校四十三所，减少八十三所，占百分之六十五点六。保留的学校计：军政大学一所，工程技术学校二十所，医务学校六所，兽医学校一所，飞行学校十五所，共计四十三所。〔３〕
１—４、毛、林、周同意１９６９年度国防经费预算
２月３０日，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报告称：呈上总后勤部关于１９６９年国防费报告，军委办事组讨论后，拟原则同意。其中关于部队营房工程经费使用问题，我们意见，１９６９年原则上不新建营房，特殊需要的报总后勤部特殊解决，１９６８年已开工的工程，在节约原则下完成继建，但不准扩建。该报告经周恩来批示：“拟同意”，毛泽东、林彪均圈阅同意。
总后前于２月１６日就１９６９年国防费预算安排向军委办事组报告称：１９６９年国防经费、国家预计拨款１３０亿元。今年经费开支的重点是：人马生活费、装备购置费、国防工程费和装备维修费。行政事业费尽量节约。
１１月１１日，总后供应部《情况简报》称：今年国防费预算，年初经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为１３０亿元，９月２７日中央批准装备购置减少拨款１０亿元，国家拨款成为１２０亿元，９月份我们曾预计可能开支１１０亿元左右，现在，根据战备需要增开支达８亿余元，这样年终开支可能达１１７亿元，但现金不会全部支出去。
据总后年终有关资料，１９６９年全年国防费开支总额预计比１９６８年增长３８％，其中装备购置费增长１８％；人马生活费增长７％；国防工程建设费增长７３％；装备维修费增长１０％；油料购置费增长２０％；战备物资贮备费增长３２％；行政事业费增长２９％。〔４〕
１—５、珍宝岛事件：规模有限的边界小仗
据中方资料，珍宝岛位于黑龙江虎林县境内，乌苏里江中游主航道中心线中方一侧，历来是中国领土。惟苏联方面认为，在乌苏里江的边界线应划在中方江岸边，故珍宝岛（苏方称之为达曼斯基岛）在１９４７年被苏划入其警戒线以内（中方一直未有承认）。１９６３年，中苏两国政府曾达成维持边界现状协议，惟自１９６４年后边境事端趋增，文革中尤烈。
１９６９年２月，沈阳军区令黑龙江省军区加强合江军分区的指挥和防御（珍宝岛在合江军分区辖区范围内），又令陆军第４６军１３３师两个侦察排，第２３军６７师两个连，加强合江军分区所辖虎、饶地段边防力量。省军区决定，在公司边防站成立“公司临时指挥所”，由合江军区参谋长王子良负责，统一领导边防斗争。
２月７日，中方两巡逻组登岛巡逻，与苏方发生武装冲突，中方巡逻组撤回。
２月１９日，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向沈阳军区、黑龙江省革委会、省军区发出指示：同意暂时推迟在绥芬河边境架设铁丝网的斗争，选择珍宝岛作为边防斗争目标。２月７日事件以后，必将有新的斗争。要求按既定巡逻线进行不固定的正常巡逻，一次派出２—３个组，兵力不少于１个加强排。自卫还击严格控制在主航道中心线中方一侧，行动突然，动作迅速。不纠缠，不恋战，取得胜利后，立即撤至有利地区。同意增调１个侦察连参战。由合江军分区指定一名主要军政干部负责。
沈阳军区决定，由副司令员肖全夫率领一个工作组，前往虎、饶方向检查战备工作。稍后，军委指示沈阳军区成立虎、饶前指，由副司令员肖全夫、副政委李少元统一领导，黑龙江省军区、合江军分区、陆军第２３军抽调部分干部组成。
为保障边防巡逻，在珍宝岛我岸派出２个步兵连、１个侦察连、３个侦察排、１个无后座力炮排和１个重机枪排进行掩护。
３月２日上午，公司边防站３０人分两组到珍宝岛巡逻，与苏军发生冲突。中方死伤５２人，并估计苏方死伤６０余人（据苏官方公布数字为死亡３１人，负伤１４人），双方各自从岛上撤回。此后，中方据观察判断苏军向珍宝岛方向增兵，中方亦加强了兵力，并在纵深增调陆军第６７师１个步兵团、２个侦察连作为机动部队，以２个加农炮营和１个高炮营组成炮群，支援作战。
３月１５日、１７日，中苏在珍宝岛再有两次武装冲突，惟自１７日后，局势明显缓和。据中方资料，三次作战共毁伤苏坦克装甲车１７辆，卡车、指挥车各１辆，毙伤苏军２５０余人（据苏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苏军亡５８人，伤９４人）。〔５〕
１—６、珍宝岛冲突之后中方的公开姿态
据新华社讯：３月２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称：“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晨，苏联边防军侵入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军人员多名，制造了一次极为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奉命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中国政府坚决要求苏联政府惩办这次事件的肇事凶手，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和武装挑衅，并保留要求苏方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的权利。中国政府再次严正警告苏联政府，中国的神圣领土是不容侵犯的，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继续挑起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必将遭到中国人民坚决的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３月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社论称：“苏修叛徒集团不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制造边境事件，这个事实又一次使全世界人民看清，这一小撮叛徒是彻头彻尾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是地地道道的新沙皇。”
３月１３日、１５日，中国外交部连续两次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就苏军多次“侵入珍宝岛”分别提出强烈抗议及紧急强烈抗议。
据新华社讯，自３月４日起，北京、天津、上海等二十几个城市军民举行**和声讨大会，“抗议苏联边防军入侵珍宝岛”。在４日至１２日不足十天时间里，全国参加**的军民已过四亿人次以上。
１—７、毛泽东：既准备打，又准备谈
３月３日、７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到毛泽东处会议，谈及中苏边境冲突等问题。
３月１５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首先谈了打仗问题：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大县三个营，中县两个营，小县一个营。平时坚持地方，战争起来了就补充野战军。战争打起来，依靠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是不行的。……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苏联知道我们不会到他那里去，他们那里很冷。我们是后发制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林彪：今天的行动（指３月１５日的武装冲突）是莫斯科指挥的，不是前面人指挥的。』抗议他不听，双方都在抢时间。他们是要面子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３月２１日，周恩来召集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及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总参作战部有关人员开会，针对苏军可能强占珍宝岛的态势，商定加强我岸兵力，大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就柯西金通过载波电话要求同毛泽东、周恩来通话事，召集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商定以备忘录形式复苏驻华临时代办：“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３月２２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林彪书面报告３月２１日商定的措施，毛泽东批：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６〕
１—８、入越作战部队全部离越回国
３月１４日，入越作战的空军高炮部队最后一批回国。４月，陆军野战高炮部队全部回国。从１９６５年中起，空军先后有８批７个高炮师部、２６个高炮团、８个高炮营、９个探照灯营、１４个雷达连入越作战；陆军高炮部队先后有９个高炮师、３７个高炮团、８０个队属高炮营入越作战。
１１月下旬，昆明军区组织的援越工程部队全部离越回国。〔７〕
１—９、军委同意空军本年部队组建计划
３月２０日，军委批复空军，同意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１日《关于空军一九六九年部队组建计划》。据此，空军年内组建了２个军部、６个歼击机师、２个高射炮兵师。即：将空军兴宁指挥所改建为１个空军军部，称空军第１２军（５月４日）；在西安组建１个空军军部，称空军第１１军（１１月１０日）。组建空军第４０至４５师及空军高射炮兵第１８、１９师。〔８〕
１—１０、林彪在中共“九大”被确立为“接班人”
４月１日，正在主持中共“九大”开幕式的毛泽东突然宣称：大会选举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一个秘书长。林彪同志当主席（这时，林彪、周恩来站起来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又向着林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不好，不好，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同志们赞成的举手。林带头举手，全场举手，热烈鼓掌）。毛：也可以。那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好不好，同意林彪同志当副主席的举手（全场举手，热烈鼓掌）。
４月１４日，周恩来在“九大”全体会议发言时称：“这次在新的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从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它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有着我们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林彪在现场听了周恩来发言后即称：我没有准备讲话，我插几句话。总理的讲话，我事先不知道内容。……我个人很惭愧！年轻时上井冈山，和毛主席在一起，那时不知道什么事，只知道跟毛主席干就是了。讲老实话，从我接触的领导人中间看，毛主席比其他人高明。那时我仅仅是这点朴素的感情，不是自觉的、高瞻远瞩全面的认识，工作上取得的一些成绩，是毛主席教导的结果。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若是跟贺龙、若是跟张国焘搞下去，我的脑袋没有了，不是可能没有，是一定的没有。我能存在完全靠毛主席，每个时期都是毛主席指引方向，跟着干就是了。一切都是靠毛主席英明领导这个伟大的政治因素。我个人起的作用，是很微小，很微小的。
４月２８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唯一的副主席，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为政治局常委。〔９〕
１—１１、“九大”期间毛泽东谈准备打仗
４月１４日，“九大”全体会议上，在“九大”解放军代表、公司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发言后，毛泽东称：所有一百多人都没有打过仗，只有一个副营长打过仗，还负了伤下去了，可见没有打过仗的也可以打胜仗。对方有飞机，有装甲车，有坦克、指挥车，我们一没有飞机，二没有坦克，三没有装甲车，四没有指挥车，我们就是步兵，结果３月１５日，打了五个钟头，对方三次冲锋都给打垮了。他们躲在“乌龟壳”里，把人的勇气都搞掉。当然我们也有点，但我们主要不靠那些东西，我们主要靠人的勇敢，靠抬得走的枪和炮，靠近距离作战，就是林彪同志提倡的二百米过硬功夫。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一百米也不打，五十米左右才开火，他的“乌龟壳”一翻就没有办法了。我们打了几十年仗，抗日战争没有乌龟壳，没有飞机大炮，解放战争没有飞机，但却打胜仗。
当然我们不是不要装甲兵，也不是吴法宪同志那个空军也不要了，大炮、坦克、装甲车、飞机都要一点，但我们主要靠我们的勇敢，靠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打了一个小仗，破除了一个迷信。
４月２８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称：此外，过去讲过了的，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那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我在这里讲的，不包括专政对象，什么地富反坏那套人。因为那套人是很高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来的，他以为打来了，这个世界就翻身了，他就可以翻身了。还要准备这一条，社会主义*过程还要革这个命。
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的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１０〕
１—１２、通过新军委组成人员及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
４月２８日，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新的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及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林 彪、刘伯承、陈 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委 员 丁 盛、王秉璋、王树声、王效禹、王辉球、韦国清、叶 群、皮定均、
刘兴元、刘贤权、许世友、陈士榘、陈先瑞、陈锡联、李天佑、李作鹏、
李雪峰、李德生、吴法宪、张达志、张池明、张国华、张春桥、杨得志、
杜 平、萧劲光、郑维山、冼恒汉、袁升平、梁兴初、黄永胜、曾绍山、
曾思玉、彭绍辉、韩先楚、粟 裕、温玉成、谢富治、谭甫仁、潘复生
军委办事组
组 长 黄永胜
副组长 吴法宪
成 员 叶 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５月２７日，中共中央以中发［６９］３４号中共中央文件向党内公布了以上名单。
１—１３、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研究设防等问题
５月２日—６日，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区、各军兵种及三总部的负责人。会议由黄永胜主持，学习了毛泽东等军委领导人关于设防和防空降等问题的指示，讨论了准备打仗等工作。该次座谈会的纪要，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于６月１８日以军委［６９］９号文件下发各大单位执行。
纪要还称：“遵照毛主席关于精简机构的指示，会议还讨论了各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机关精简和体制调整问题。机关精简方案，根据讨论的意见，待综合研究整理，报毛主席和中央批准后实施”。〔１１〕
１—１４、毛泽东离京，长时间逗留外地
５月２９日，毛泽东乘专列离京到外地，随卫人员１５０人。历经邯郸（５月３０日）、郑州（５月３１日）、武汉（５月３１日—６月２６日）、长沙（６月２６日—２７日）、南昌（６月２８日—２９日）、杭州（６月２９日—９月１８日）、上海（９月１８日—２１日）、南京（９月２１日）、济南（９月２１日—２２日）、天津（９月２２日），至９月２３日方返抵北京，合共在外地时间长达１１８天。这是文革以来毛泽东离京外出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随卫人员最多的一次。〔１２〕
１—１５、北京军区所属部队改编、组建
６月６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批复北京军区，同意组建守备第３３、３４师，分别归陆军第６９军和内蒙古军区领导。１２月２２日，根据军委办事组决定，守备第３３、３４师依次改称守备第１、２师。
此前２月２４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通知北京军区，将陆军第３８军改编为摩托化军。军部辖３个摩托化师，军直炮兵团、火箭炮团、高炮团各１个。每师辖３个摩托化步兵团和１个坦克团、１个地炮团、１个高炮团。
１０月１４日，军委批复北京军区９月１４日请示，同意以第３、２、４、５、６工区和１３个工程兵建筑团，给陆军第２４、６３、６５、６６、６９军各组建１个步兵师。北京军区于１２月底完成组建任务。该５个陆军师依次称陆军第７１、１８６（后改１８９）、１９５、１９８、２０６师。为统一番号排列顺序，陆军第６９军现辖第２８、１０７师，依次改称陆军第２０５、２０７师。〔１３〕
１—１６、三大总部机关精简整编
６月１３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公布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机关精简方案。据此，总参、总后机关进行精简整编。
总参原编１５个部、局，精简整编为１３个部、局。即：办公厅（军委办公厅兼）、作战部、情报部、三部、军训部、军务部、防化学部、政治部、机要局、测绘局、外事局、气象局、管理局。
根据中央决定，将中央调查部与总参情报部合并，中央气象局与总参气象局合并，国家测绘总局与总参测绘局合并。
总后原编１３个部、局，精简整编为９个部、局。即：司令部、政治部、供应部、卫生部、装备部、军事运输部、企业部、营房部、管理局。
１１月２８日，军委办事组公布总政治部机关精简方案。据此，总政机关由原编的１３个部、院，缩编为６个部、室。即：办公室、组织部、干部部、宣传部、保卫部、群众工作部。〔１４〕
此前，总政机关于１９６７年７月后陷于瘫痪状态。１９６８年１０月，总政被军事管制。１９６９年１０月，黄志勇、田维新被任命为总政副主任。１２月，总政恢复办公，李德生任总政主任（正式任命时间为１９７０年４月）。〔１５〕
１—１７、组建三个陆军军部
６月１６日，军委电复福州军区，同意将闽北指挥部改编为陆军军部，称陆军第２９军，辖陆军第８４、８５（独立第１师改称）和守备第７师。
１０月２２日，军委电复兰州军区８月９日请示，同意从军区机关和步兵学校抽调人员，组建１个陆军军部，称陆军第１９军，将陆军第５５师、守备第３２师和步兵第３团划归该军建制领导。
１１月１４日，军委电复昆明军区１０月３０日请示，同意在滇西地区组建１个陆军军部，称陆军第１１军，辖陆军第４９师和新建的１个陆军师（１２月８日，军委电各军区《变动部分陆军师的番号》，公布该新组建的陆军师称陆军第３２师）。
至此，陆军军部达至３６个，为自１９５２年全军精简整编以来最高峰。
１—１８、郑维山等任职
６月１７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任命：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副政委陈先瑞为北京军区政委；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陈宏为装甲兵司令员；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为兰州军区政委兼陕西省军区第一政委。
郑维山的任命，结束了北京军区自１９６７年２月以来没有正职司令员的不正常局面。
此前，５月８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任命：铁道兵司令员张翼翔为第二炮兵司令员；铁道兵政治委员刘贤权为铁道兵司令员，政治学院革委会主任宋维栻为铁道兵政委。
此后，７月１２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任命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丁盛为广州军区司令员。８月２日，任命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周赤萍为福州军区政委。１１月１２日，任命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为炮兵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为兰州军区司令员。〔１６〕
１—１９、军委办事组召开“三北”地区作战会议
６月２０日—７月４日，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召开“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沈阳、北京、兰州、新疆４个军区主管作战的领导人和各军兵种、三总部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议研究了防止苏军突然袭击的作战思想准备、作战设想、部署调整和边防斗争等问题。这次会议纪要，于８月１６日呈报毛泽东和中央审批。８月２０日，毛泽东批示：已阅照办。９、１０月间，总参、总后组织联合检查组赴北京、兰州、新疆军区检查部队落实军委办事组座谈会和“三北”地区作战会议的情况。〔１７〕
１—２０、内蒙古：从分而治之到全面军管
７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变更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的决定。内称：“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为了便于领导和加强对苏（蒙）修作战的战场准备，以便战时更好地支援对修作战，将内蒙古自治区东、西两段的部分行政区划作了跨区调整，即：东段的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三盟全部划归东北；西段的巴彦淖尔盟的额济纳旗、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划归甘肃、宁夏”。“整个交接事宜，责成北京军区负责召集兰州、沈阳军区及有关省、自治区*委员会、省军区共同研究商定，并将交接情况报告中央”。“全部交接工作，应争取在一九六九年八月底前完成”。
１２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的决定。决定“责成北京军区对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并由北京军区组成前线指挥所，领导这一军管”。具体部署主要为：“一、北京军区由郑维山司令员、杜文达副司令员、黄振棠、张正光副政委组成前线指挥所，进驻呼市。以上四人组成前指党的领导小组，以郑维山为书记，黄振棠、杜文达为副书记，实行对内蒙的一元化领导。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在前指党的领导小组下进行工作。从北京军区抽人组成前指办事机构。二、在北京军区前指的统一指挥下，包头市、巴盟、锡盟、乌盟、呼和浩特市、伊盟等地区的*委员会和军分区（警备区），分别由六十三军、六十五军、六十九军、二十七军组成前指，实行分区全面军管。所有军管单位，均以战备为纲，抓好*和生产”。〔１８〕
１—２１、新疆铁列克提战斗失利
８月１３日，新疆铁列克提战斗失利。铁列克提位于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据中方资料称，１９６７年７月，苏边防军多次入侵该地区。１９６９年６月，苏边防军人在该地区私设国界标志，构筑工事，绑架并打死中国牧民。７月３日，总参谋部、外交部批准新疆军区塔城军分区边防分队进入该地区巡逻。８月１３日，边防分队共２５人（含掩护分队１１人）进入该地区巡逻。苏边防军３００多人在装甲车和直升飞机配合下，对中方巡逻队进行突然袭击。由于中方边防部队战前缺乏周密准备，寡不敌众，后援不济，造成战斗失利。巡逻分队２５人及随同执勤的３名民兵全部阵亡。〔１９〕
１—２２、北京军区：野战军的调入和调防
８月２０日，军委命令：“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批准，为了防止苏修突然袭击，加强张家口地区的兵力部署，决定调２７军进驻宣化、张家口地区，归北京军区指挥，协同６５军在张家口地区现有部队，担任阻止敌人沿二连、张家口方向向北京突然袭击的任务”。９月８日，该军军部率第７９、８０师全部到达宣化、张家口地区。第８１师奉命暂留镇江，后于同年１１月调防至河北邯郸地区待命。
１０月１６日，军委命令，陆军第２８军于１２月底前由福建调往山西地区，归北京军区建制（１２月９日，该军全军到达山西洪洞、临汾、侯马、运城一线地域）。同日，军委命令坦克第９师、高炮第６７师分别由江苏、山东调往山西地区，归北京军区建制领导。上述部队列入全军总预备队序列。
１０月２１日，军委命令，陆军第２４军由河北唐秦地区移防承德地区。１１月下旬，该军各部队到达指定地域。
１０月２８日，军委命令，陆军第６３军从河北移防山西，接替陆军第６９军防区。同时，陆军第６９军北移，该军军部从山西太原北移至大同。〔２０〕
至本年年底，北京军区达８个野战军的兵力，分别为：第２４、２７、２８、３８、６３、６５、６６、６９军。至此，加之沈阳军区６个军（１６、２３、３９、４０、４６、６４军）、兰州军区２个军（１９、２１军），“三北”地区共有１６个陆军军，为全国陆军军部总数的４４％，这表明了战略防御重心的北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１—２３、转发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
８月２７日，经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军委办事组８月８日《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
报告提议，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军委办事组负责人并吸收军队和地方有关单位和部门的领导人组成。在领导小组之下，在总参谋部设立精干的办事机构，根据领导小组的意图，对全国人防工作进行督促检查。
报告对各省、市、自治区，省（自治区）、地辖大中城市以至各大中厂矿、企业人防领导小组的建立、健全亦提出具体意见。
报告规定人防领导小组的基本任务是：组织进行战备思想教育和防空常识教育；拟制对空防御计划并组织实施；拟制城市人口疏散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和训练群众性的消防、救护、抢修、治安等队伍。
报告建议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由周总理任组长，永胜、富治、法宪、仲川同志任副组长”。
此前，８月１０日，经毛泽东批准，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以谢富治为组长的首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在北京卫戍区设立精干的办公室，负责办理日常业务工作。〔２１〕
１—２４、批准成立国防工业各领导小组
８月３１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航空、电讯、常规兵器工业３个领导小组和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
１０月３０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意成立“○九”工程领导小组，该小组由李作鹏、余秋里、吴瑞林、钱学森、赵启民等１８人组成，李作鹏任组长。
１２月２２日，中共中央通知，经毛泽东、林彪、中央批准，为了加强国防工业的领导，决定在军委办事组之下，成立国防工业领导小组，邱会作、曹里怀、周希汉、李如洪、周世忠、封永顺、吴信泉七人为领导小组成员，由邱会作任组长，李如洪、封永顺任副组长，并兼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副主任，“自即日起开始办公”。〔２２〕
１—２５、各大单位机关精简整编
９月４日，军委办事组公布《大军区机关精简方案》。据此，各大军区机关进行精简整编，统一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
９月５日，军委分别批复海军７月２日和空军６月２２日请示，同意所报直属机关精简方案，据此，海、空军机关进行精简整编。海军直属机关由原来６个部合并精简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人员比原编制数减少５０．１％，空军直属机关由原来１１个部合并精简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比原编人数减少４５．３％。
１２月５日，军委公布《军委各兵种机关精简方案》和《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构的精简方案》。据此，军委各兵种机关和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进行了精简整编。〔２３〕
１—２６、中苏关于边界问题的接触和谈判
９月１１日，在苏方的主动要求下，中方同意，从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回国途中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贵宾室会面，双方举行了会谈。周恩来在会谈中称：一、中苏之间的理论和原则问题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二、中苏边界问题是目前中苏两国关系的中心问题，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解决之前，双方应共同采取如下几项临时措施：（一）维持边界现状；（二）避免武装冲突；（三）在有争议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在周恩来提出三项临时措施后，柯西金提议，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双方共同采取的临时措施还加上一条：双方边防部门有事可预先联系。会谈中双方还讨论了有关保持和发展两国贸易、恢复互派大使等问题。
９月１３日，周恩来将有关中苏会谈内容报毛泽东，认为：中苏这样政府性质接触还是第一次，我们争取和缓边境局势四条协议实现，发表外交文件，促进边界谈判。毛泽东批“同意”。
９月１８日，周恩来致柯西金信：１９６９年９月１１日，在北京机场的会见中，我们双方同意长期悬而未决的中苏边界问题，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情况下，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在解决前，双方采取临时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这些临时措施如能得到你来信确认，即作为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立即生效，并付诸实施。我相信，如果这个协议能够达成，将有助于两国边境局势的和缓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该信内容于１６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并于１７日报毛泽东。
９月２６日，柯西金复信周恩来，称：我方已采取实际措施旨在使边境局势正常化，其出发点是中国政府将根据相互原则采取类似措施来实现已达成的有关协议，我方已任命以库兹涅佐夫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建议自１０月１０日起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问题谈判。
９月２９日，由周恩来审定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给苏联驻华代办叶里扎维金的“口头通知”中说，柯西金的信正在研究中；边界谈判改到１０月２０日开始。
１０月１４日，柯西金再致信周恩来，告之苏谈判代表团于１０月２０日前抵京。〔２４〕
１—２７、军委办事组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
９月２０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区、军兵种司令员、政委。会议研究了苏联的战争动向和对付苏军突然袭击的措施。会议开至月底，因国庆在即，决定休会，各军区负责人即返回各地。休会期间，军委办事组为检查战备工作落实情况，于１１月１５日至２１日，组织北京、兰州、新疆军区和华北、西北８省、市、自治区以及空军、总参、总后领导人赴东北参观见学落实战备的经验。
１２月１１日—２３日，会议继续在京召开。与会人员认真分析形势，检查了战备落实情况，交流了战备工作等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今后的战备工作任务。
会议期间，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并作了指示。会议最后产生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纪要，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于翌年１月７日印发全军。〔２５〕
１—２８、林彪有关战备的指示与活动
９月３０日，林彪视察空军第３４师所属的西郊机场。据称，林彪视察后即令军委办事组负责人到其住处谈战备问题。林彪称：这个仗看来八成是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明天就是国庆节。在节日举行大型群众*，在人们正欢欢乐乐的时候，说不定战争就打响了。如果敌人知道我们过节，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怎么办？苏联设在外蒙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用不上一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我刚才坐车到西郊机场去转了一下，看见飞机还一排排地在那里明摆着，似乎没有一点应付意外的准备。这不行，也很危险。因此，要立即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等着挨打的状况。第一，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除留下作战值班的以外，其余的一律要在今日夜间转移到外地的机场去；第二，要在机场跑道上设路障，以防止敌空军实行机降；第三，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要全部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人的伞兵。另外，节日的其他战备工作也要搞好。关键是１０月１日、２日、３日，１日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只要在这关键的几天里不出什么事，问题就不大了。〔２６〕
林彪的指示，空军当日即以“一等紧急战备演习”的名义进行了落实。
１０月９日—１０日，林彪在吴法宪、郑维山、阎仲川等陪同下，乘飞机到张家口、宣化地区视察，接见了驻当地的陆军第６５军、第２７军和空军部队的有关负责人。〔２７〕
１０月１４日，林彪在住处听取了郑维山、陈先瑞有关北线设防问题的汇报。〔２８〕
１—２９、空军进行“一等紧急战备演习”
９月３０日，空军所有部队、学校、机关和民航进行“一等紧急战备演习”。除担负战斗值班的飞机外，其余飞机全部进入洞库或就地疏散；大部分师以上指挥机构开设了预备指挥所；所有机场紧急配发了武器；７０多个机场连夜挖了掩体、防空洞；“三北”地区临时不使用的机场全部设置了障碍；建立了空司指挥所与“三北”地区一线雷达站和技侦分队的直接联络。１０月３日演习结束。这是空军自组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备演习”。
１０月１４日，军委公布空军战备值班部队，共有９个高炮师、１６个歼击机师、６个轰炸机师、４个强击机师、１个运输机师、２个地空导弹师等。
１０月３１日，军委批准空军反空降作战措施，即：（一）加强反空降作战的思想准备；（二）充实反空降作战力量；（三）研制改进射击、轰炸武器；（四）加强反空降训练；（五）加强空军机场的防御。〔２９〕
１—３０、海军组建三个军级基地
１０月４日，中央军委批复海军９月８日请示，同意所报舰队机关精简方案和组建海军广州、上海、烟台基地。基地机关由南海、东海、北海舰队分别组建，番号依次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广州、上海、烟台基地，行使军级权限，分别归南海、东海、北海舰队建制领导。〔３０〕
上述基地的组建，使海军军级基地由原来的４个（旅顺、舟山、福建、榆林）增加至７个，增幅为４０％强。
１—３１、建立全国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警报系统
１０月７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总参１０月２日关于建立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警报系统的报告，要求迅速组织落实。
总参该报军委办事组并报周恩来的报告称：
“一、向全国范围发出防止敌人战略突然袭击警报的权力，必须集中于伟大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在紧急情况下，可授权军委办事组决定，由总参谋部组织实施。局部地区的防突袭警报，授权大军区首长决定，同时上报、下发。
二、防止敌人战略突然袭击警报，由统帅部直接发到各大军区、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以及军一级部队。通信手段：（略）。
三、军队的各级司令部和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办事机构，必须建立昼夜值班制度，保证及时、准确地接收和发出警报。统帅部防止敌人战略突然袭击警报设备，设在总参谋部作战部，警报信号由总参谋部统一规定（附后，略）。
此前，９月２２日，军委批准总参关于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小组成员调整的报告，同意由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任组长。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范天恩、总参二部副部长徐敏辉和总参三部副部长冯维精任副组长。〔３１〕
１—３２、毛泽东、林彪及中央其他“老同志”等疏散外地
１０月１４日，毛泽东乘专列离京。这是毛泽东在本年内第二次长时间离京到外地，随卫人员１５０人。１０月１５日，专列抵达武昌，毛在此间居留至翌年４月１１日返京。〔３２〕
１０月１６日，林彪乘专机抵达江苏硕放机场，下午乘汽车转抵苏州。次日下午，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乘军用吉普到苏州晋见林彪。林彪在苏州居留至翌年４月２６日返京。〔３３〕
１０月１７日，周恩来与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会见在京的一些“老同志”，向他们宣布毛泽东和中央关于战备疏散的决定，说：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老同志在２０号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准备专机或专列。据此，朱德、董必武、叶剑英等前往广东，陈云、王震等前往江西，聂荣臻、陈毅前往河北，徐向前等前往河南。与此同时，已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张闻天也被疏散到河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３４〕
１—３３、军委下达建立全军战略预备队的命令
１０月１６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向有关军区和空军下达建立全军战略预备队的命令。战略预备队由若干个陆军军、空降军和坦克师、地炮师、高炮师组成。
同日，军委命令，调陆军第４３、４７军编入战略预备队序列。第４３军于１１月２０日前进驻郑州、洛阳地区，归武汉军区指挥；第４７军于翌年适当时机进驻灵宝、潼关、渭南地区，归兰州军区指挥。〔３５〕
１—３４、总参传达林彪的“紧急战备指示”
１０月１８日，遵照军委办事组指示精神，总参谋部向各军区，海、空军和北京卫戍区传达“林彪副主席紧急战备指示（第一个号令）”。“指示”指出，近两天来，美国、苏联有许多异常活动情况。特别是苏联的所谓边界谈判代表团，预定１９日来京，要求全军必须百倍提高警惕，防止苏联搞欺骗，尤其１９、２０两日应特别注意。“指示”还要求，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军区对重型武器要立即疏散；沿海军区也应加强战备，防止敌人可能突然袭击；要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都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指示”还要求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
同日，总参还传达林彪给第二炮兵的指示（第二个号令），要求二炮部队要加强本身防护，同时待命，必要时参加战斗。
同日，总参还传达军委办事组给各总部、各兵种、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总参各有关部局的指示（第三、四个号令），要求按照国庆期间战备工作要求转入战备状态。凡已组织精干指挥班子、有隐蔽指挥位置的单位，应立即进入指挥位置；全部人员要做好就地疏散的一切准备。〔３６〕
１—３５、中央、军委颁发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
１０月２２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颁发《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规定指出，部队执行生产、施工、训练、助民劳动任务和正常部署调整的调动，营以下由各军区、军兵种批准，报总参谋部备案；团（不含）以下由军委办事组批准；团以上报毛泽东及林彪审批。部队执行抢险救灾任务，仍按以前规定执行。师、团机关离驻地野营训练，一周以内由各军区、军兵种批准，报军委办事组备案；一周以上报军委办事组审批。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行动、原则上仍按军委办事组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６日规定执行；对中苏、中印边境地区，无论大小部队的作战行动，均报毛泽东及林彪或中共中央常委批准后方可行动。为不失战机，可预先报告方案。对内地的平叛剿匪和东南沿海以及中缅边境的国民党军残部小股袭扰的反击作战，可边行动边报告。对执行“三支两军”任务部队的调动，营以下由各军区、军兵种批准，报中央军委备案，营以上报毛泽东、林彪或中央常委审批。〔３７〕
１—３６、军委办事组下达做好疏散部队工作的指示
１０月２３日，总参向各军区、海、空军和北京卫戍区传达了军委办事组《做好疏散部队工作，继续保持良好战备状态》的指示。指示指出，疏散出去的部队，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天气逐渐转冷，要做好疏散部队的工作，减少非战斗减员，继续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指示要求，所有疏散的部队不要露营，搞好行政管理和物资保障；抓紧时间进行战备训练，保持常备不懈。〔３８〕
１—３７、改建、组建和扩编部队
１０月２７日，军委发布各军区组建和扩编部队的命令。根据该命令，北京军区组建１个榴炮师（炮兵第１６师）；沈阳军区以该区野战高炮群为基础，组建１个高炮师（炮兵第７４师）；南京军区以该区野战高炮群为基础，组建１个高炮师（炮兵第７５师），在安徽霍丘城西湖农场和江苏泰州红旗农场各组建１个陆军师（陆军第７３、７４师）；济南军区将陆军第２６军第７６师改归福州军区建制，另给２６军组建１个陆军师（陆军第７８师），组建１个坦克师师部（坦克第１３师），兰州军区骑兵第２师改为陆军师（陆军第２０师）；广州军区陆军第５５军第２１５师改归福州军区建制，另给５５军组建１个陆军师（陆军１６５师），另组建４个陆军师（陆军第１４２、１４３、１４５、１４６师），分别负责接管调防部队遗留的潼湖、台山、南湾、西湖等大型生产基地；昆明军区组建１个陆军师（陆军第３２师）。〔３９〕
１—３８、军委决定城市改设警备区
１１月１５日，军委发布《关于城市改设警备区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为加强城市警备工作和便于野战部队随时机动，对一些重点城市改设警备区。各省、自治区机关所在城市和重庆、鞍山、青岛、湛江等重要城市均可根据需要设立警备区机构。其它城市的警备工作，由当地军分区或市人武部负责，不专设警备区机构，必须时对外挂警备区牌子。警备区机构由当地军分区或市人武部改建（行使师级权限），或由当地省军区兼任。现由野战军兼任的城市警备工作，逐步移交。〔４０〕
１—３９、北京军区有关战备工作
１１月２４日—２９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北京军区在北京召开华北地区第一次战备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军区各军、省军区和华北地区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会议由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主持。会议传达了东北地区战备工作的经验，并针对华北地区战备工作状况，提出了加强战备工作的措施。此前，沈阳军区、新疆军区在１０月份分别召开了战备工作会议。
１２月１日—４日，北京军区在北京召开国防工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内蒙古军区、各军主管施工的领导人和担负施工任务的师、工区以及建筑工程团的负责人。会议总结了１９６９年国防施工情况，部署了１９７０年国防施工任务。
１２月１７日—１９日，北京军区为检查坑道内战备设施配套情况，研究解决人员在坑道持续工作、生活所遇到的问题，在军区指挥所组织了坑道密闭演习。参加演习的有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政委陈先瑞等。〔４１〕
二、简要剖析
２—１、毛泽东利用珍宝岛事件大做文章
珍宝岛的归属以及由此产生的边界武装冲突的成因，中苏双方历来各执一词。在文革那种反修热浪推波助澜之下，在边境地区，“成千的中国人被带到苏联的领土上，按军人的指示举行反苏*，敲鼓并高呼反苏口号，向苏联人员、汽车和快艇投石头”以至发展到双方武装人员冲突，苏方指责的此一情景，并非全无可能发生。〔４２〕
无论如何，珍宝岛事件仅仅是一场小规模的边界冲突。双方投入直接交战的兵力，仅相当于营一级（中方处于纵深地带的１个步兵团、３个炮兵营作为机动支援部队待命，并未直接参战）。毛泽东在“九大”上说，珍宝岛打了一个小仗。“小仗”一词，倒是恰如其份。
此外，当年有苏军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的普遍说法。现有学者指出，从１９９０年代的有关研究成果分析，苏军部署在中苏边境的军队，其实不足当年所说的一半。〔４３〕
聪明莫如毛泽东。深知中苏之间的全面战争根本打不起来，却需要利用两国之间的一场规模十分有限的边界小仗，大做文章。故而，也就有了毛类似的讲话：“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无论那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
所谓动员、准备，除却如本文所述军事上的之外，大概还包括了如下两方面。
其一，虚张声势，大造舆论，以期将全国的注意力转移集中至对外的“反帝反修”（主要是反修）之中。认定“苏修叛徒集团”已堕落为“彻头彻尾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是地地道道的新沙皇”，“企图建立沙皇式的殖民帝国。……他们的胃口比沙皇还大。” 〔４４〕毛泽东甚至公开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４５〕
其二，以文革以来前所未有的强力态势，稳定国内部分地区仍然严重的武斗、动乱局面，７月２３日及８月２８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布毛泽东指示“照办”、措词强硬的《中国*中央委员会布告》和《中国*中央委员会命令》。《布告》针对山西地区指称：混在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利用资产阶级派性，蒙蔽一部分群众，犯下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罪行，而“武力强占地盘、拒不执行本布告、负隅顽抗者，由人民解放军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逃跑流窜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追捕，归案法办”。《命令》则针对边疆地区称：绝对不准任何人冲击人民解放军，不准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车辆，不准妨碍军队的战备行动，不准泄露和盗窃军事情报。如有违反，以现行反*论处。
２—２、在战备问题上毛、林之间并无重大分歧
根据目前公开的材料，中苏之间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争端的建议，是苏方首先提出来的，而中方亦一直未有将谈判大门封死。
３月２９日，苏联政府在交予中国政府的一份声明中，“呼吁如果发生分歧，要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通过谈判解决”，并提议苏中两国官方代表在最近恢复１９６４年在北京开始的协商。
４月１１日，苏联外交部致中国外交部的照会中再次建议恢复协商，并表示愿意在４月１５日或对中方合适的另一个最近时间在莫斯科开始协商。４月１４日，即中共“九大”期间，中方答复称，“正在研究”苏有关缓和边境局势的建议，并且将给予答复。５月２４日，中国政府回应苏联政府３月２９日的声明，原则上同意举行谈判建议。
６月１３日，苏联政府再次发表声明，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并使苏中关系全面正常化的意见和建议。７月底，苏方再建议举行苏中双方高级会晤。９月，柯西金在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时，表示愿意在飞经中国时在北京机场作短暂停留以同周恩来会晤。这次，中国方面明确表示接受苏方的建议，并因此有了９月１１日两国政府首脑的高级会晤。〔４６〕
毛泽东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争端的方针，如前所述，是两手准备——既准备打，又准备谈。打，具体工作依靠军队，依靠军委办事组；谈，具体工作依靠周恩来。根据目前的材料，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林彪对毛两手准备的方针、策略有原则性的、重大的分歧意见。
在与苏联既准备打，又准备谈的同时，谋求打开中美关系的历史僵局，被认为是符合当时中国利益的、毛泽东的“重大战略决策”。熊向晖在１９９０年代初著文首先提出，打开中美关系“它的前奏是１９６９年在陈毅主持下，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４７〕 熊对四帅作用的评价，已有过誉之嫌（毛本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程度难道还不及四位老人的“研判”？）部分学者更有完全脱离客观事实的臆测，如关于“要准备打仗”，“中央内部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以林彪为首的、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以陈毅牵头，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的国际形势小组，则认为苏联不敢挑起反华大战。”〔４８〕
实际上，无论是对外“战争危险迫在眉睫”的紧张气氛还是内部进行的与苏美之间的谈判，都都是毛泽东一手所导演。目前并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在关于战争准备问题上，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与毛泽东、中共中央有任何重大的分歧。相反，据称是林彪在９月３０日对军委办事组负责人所说的“这个仗看来八成是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却是十分符合毛泽东“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的一贯方针。
同样，也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在谋求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过程中，林彪及军委办事组成员有任何与毛泽东不一致的意见。相反，仅举本文前述一例：在军委办事组组织之下，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国在“援越抗美”时期秘密入越作战的空军、陆军高炮部队已经奉命全部回国。这不能不说是打开中美关系之结的一个重要步骤（可以相信，中方此主动行动美方的情报机构不会毫不知情），此际，四位老帅的“研判”报告还远未成文！及后，１１月下旬，昆明军区组织的援越工程部队全部离越回国，翌年７月９日，中国援赴工程、后勤保障等非作战部队亦全部返国。〔４９〕
２—３、毛泽东对军队是大权独揽的
１９６９年，毛泽东已是７６岁高龄。这一年，林彪虽则在中共“九大”上被确立为“接班人”，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唯一的副主席，然而，他的权力不仅未有因此而获得实质上的增加，相反，却有被架空的态势。“九大”不仅没有建立起中共最高权力和平转移的制度性安排，反之，毛这位老人一系列的举动，更凸显了他对权力的病态性恋栈。
在４月１日的“九大”开幕式上，毛泽东出乎意料地突然宣布要林彪当大会主席团主席。在一个严肃场合的这番举动，到底是对一千五百名大会代表开的一个并不好玩的玩笑，还是对林彪的一种试探？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没有人能猜得透毛的心思。惟无论是前者抑或后者，毛在做这番举动时却显得有点儿笨拙，有点儿不那么自然。
４月２８日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新军委组成人员名单，军委副主席共六人，即除却朱德以外，在世而又未被打倒的六位元帅（包括林彪）。相对于林彪在中共党内唯一一位副主席的“独一无二”的名份（暂且勿论其是有权的或是形同虚设），他在新军委中的位置就显得不怎么耀眼，他不过是六位副主席之一，不仅没有被授予第一副主席的名份，更未被授权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而在文革前，他是有这样的授权的）。
如果说１０月以后被疏散到外地的那几位副主席其实都是失去实权的摆设，难道林彪又不是一个摆设吗？作为军委副主席，林彪除却发表一些并不具多少实质性内容的谈话、指示之外，还有些什么权力？
本年５月２９日至９月２３日，及１０月１４日至翌年４月１１日，毛泽东两度离京长时间逗留外地，以本年计长达１９６天，占全年总天数的５３％。在外出期间，毛泽东未有指定任何一位他在政治局常委会内的“同志”，比如说他的“法定接班人”林彪，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而在文革前，毛不在京时，中央日常工作通常指定由刘少奇主持）。愈是晚年，毛与其党内同志的关系就愈似是君臣关系。
在军队调动使用权限问题上，毛泽东大权独揽。军委办事组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６日下发的《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严格要求：执行各种任务的陆、海、空部队，营（相当于营）以上部队的，行动和部署变更；及凡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无论部队大小，均须报请毛泽东、林彪批准后方可行动。换言之，林彪没有独立于毛泽东之外的任何一个等级的批准权限。“九大”林彪成为“接班人”，这一规定并没有原则性的变动。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２日中央军委重新颁布的《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只不过将上述“营（相当于营）以上部队”放宽至“团以上”（团以下由军委办事组批准），林的权限依然与毛捆绑在一起，林依然没有独立于毛之外的部队调动使用批准权。
在军队干部任免问题上，林彪亦没有独立于毛泽东之外的权限。１９６８年５月２８日，军委办事组向毛、林、周等建议并经批准：副军长、军副政委以上干部任免，报毛、林、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批准；军参谋长、军政治部主任、军后勤部长、师长、师政委，由军委办事组批准。１９６９年４月底“九大”闭幕后，副军职以上干部任免，改报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和其他三名政治局常委批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规定对比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０日军委批准的《关于师职以上干部任免权限和审批手续的规定》中各军区、军种、兵种和三总部军政第一、二把手的任免，军委常委讨论通过，报林彪同意后，再呈报毛、中共中央，经毛批准后公布命令；其余正军职以上干部的任免，经军委常委讨论批准后，呈报中共中央，经林彪批准后公布命令的规定，对于林彪而言，权限尺度不是随其“接班人”地位的“确立”放宽了，相反却是收紧了。〔５０〕
１０月中旬以后，“最高统帅”毛泽东远在华中的武昌长驻，所谓“副统帅”林彪战备疏散至华东的苏州，所谓战备状态下的统帅和副统帅，相隔千里，这是一个什么统帅部？说白了，武昌决策，北京执行，苏州还不是被晾在一旁吗？
２—４、军委办事组一切重大举措均经毛批准
１９６９年４月组成的新军委，并未如文革前的军委般设立其常务委员会。十年前于１９５９年９月批判彭德怀之后组成的军委会，委员仅有２１人，亦设立了一个１３人组成的常委会，而本届军委委员前所未有地扩充至４９人，成员众多又分散于全国各地，不设常委会如何有效运作？其实如此设计是否就是毛的本意呢——军委会不能有效运作，这样，军队的权力，不就高度集中于毛一个人手中？
１９６９年４月批准的军委办事组成员共１０人，其中政治局委员６人，政治局候补委员１人，整体政治地位表面很高，起码高于林彪之外的其他军委副主席（林彪之外的其他军委副主席中，政治局委员２人，即叶剑英、刘伯承，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则因文革中“犯错误”降为中央委员）。有论者称，此时的军委办事组行使军委常委职权，事实上并非如此。文革前的军委常委会组成人员包括了军委主席、副主席，拥有实权，现毛不设常委会，可谓一石两投，其一，使副主席一干人只得名份，没有实权；其二，使军委办事组权力受制约，使其地位如文革前的军委办公会议，只是处理日常事务性工作的执行机构而非决策机构。
综观本文列举的有关事例，军委办事组的一切重大举措，均经毛泽东本人同意，下达的重要命令，甚至重要会议纪要，亦均呈报毛泽东本人审批，经其同意后方予下发实施。在执行中央有关战备问题决策的过程中，军委办事组总的来说是遵守纪律、尽职尽责的。有论者指责军委办事组负责人黄永胜、吴法宪于１９６９年６月“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邱会作等人先后在会上提出要搞‘独立的、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要比洋人还要洋’。他们还指出：‘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由于他们盲目扩大军工生产，……造成了工农业之间、轻重工业、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５１〕
而据本文所披露的史实，１９６９年的国防经费预算，军委办事组早于２月３０日已呈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该报告不仅经周恩来及林彪分别批示、圈阅同意，且毛泽东本人亦已圈阅同意。该年度的国防经费预算安排是总后勤部提出、军委办事组上报的，军委办事组充其量只有建议权而无决策权，姑且勿论该预算合理与否、庞大与否，军委办事组仅充当建议者、执行者的角色而非决策者，最终的决策者是毛泽东本人。
需要说明的是，批评者大多以“１９６９年的国防费用比１９６８年猛增ＸＸ％指责军委办事组。实际上１９６９年的国防经费预算１３０亿元与过往年份相比并不突出。１９６７年度国防费预算为１２０。６亿元，１９６８年度原定１３１亿元。问题在于该两年的国防费实际支出与预算相比较有颇大下降幅度（１９６７年度实际支出为８１亿元，为年初预算的６７％。１９６８年度实际支出为９０亿元，为年初预算的６８％），究其主要原因，是国民经济因动乱遭致严重破坏，生产形势恶化，国家给予军队的物资供应严重不足。而１９６９年的预算实际执行情况较前两年大为改善，如此而已。〔５２〕
２—５、为什么林彪的“紧急战备指示”会令毛十分不爽？
“９·１３”事件之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日总参向军内传达的“林彪副主席紧急战备指示（第一个号令）”，成了林彪“反*政变”的一个重要罪状。官方当年标准的指控词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５３〕
根据目前已披露的较为可靠的材料，林彪于１０月１６日由北京抵达苏州，１０月１７日，口授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１０月１８日晚，黄永胜向军委办事组其他成员及阎仲川作了传达。
据阎仲川之子阎铭后来著文称，林的紧急指示，黄永胜“让父亲用电话迅速向部队传达。父亲随即到作战室进行文字整理。父亲考虑，这是前指开设之后发出的第一个指示，便要值班参谋将拟编为”第一号号令“的文字稿送黄永胜审查。但很快被告知，黄永胜已服安眠药睡下了，黄的秘书说，黄平时睡眠困难，服药后不宜打扰。又亲看了看手表，此时已是２１时３０分。明天上午苏联代表团即将入境，距他们的入境时间只剩下十几个小时了。军人的直觉和职责告诉他，如果苏联真的要发动突然袭击，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责任重大，时间紧迫，不容延误，应立即向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及有关部门传达。”〔５４〕
林彪的紧急指示全文，官方从未披露过。本文根据上世纪八十年代官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作大事记》所载作了引述的“第一号令”和“第二个号令”，应是紧急指示的大致内容。应注意的是，黄永胜本来仅要求阎用电话口头传达而已，而阎仲川在传达前对林的指示作了文字整理。而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紧急指示大致内容，大体上是号召性的，偏重于精神上、思想上的准备，未有涉及实质性的部队调动事宜。
１９７２年６月，时任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副总参谋长的张才千，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发言时称：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林彪从苏州打电话，交待黄永胜下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黄、吴、李、邱根据林彪的旨意，于１８日晚向阎仲川作了布置，传达了林彪的所谓紧急指示，阎仲川当即到“前指”作战组，将林彪的指示命名为“第一个号令”，口述经作战组同志记录下来，连夜用电话向各大军区，海、空军和北京卫戍区作了传达，接着又分别向二炮、情报部、三部和各总部，各兵种等单位下达了三个指示，阎仲川并要作战值班员连夜搜集反映，此后由他每天直接向林彪（代号二○○号）报告情况。象这样重大的问题，他事前不报告毛主席，也不报告中央政治局，这完全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是一个大阴谋。
张才千又说：直到１０月１９日，林彪一伙才用电话记录的形式，把这个号令的内容报告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他们知道毛主席批示不发，要烧掉时，他们做贼心虚，慌了手脚。为了继续掩盖罪行，欺骗群众，黄、吴、李、邱于１０月２０日在京西宾馆又造谣说：“第一个号令”毛主席看了，说很好，烧掉。〔５５〕
１９７２年７月中共中央下发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将“林彪擅自发布的所谓第一个号令”，作为“林彪反党集团准备发动反*武装政变的罪证”，讨伐口径与张才千发言相同。
根据本文引述的材料，９月３０日，林彪就紧急战备问题也作过与１０月１７日类似的指示（指示内容比１０月１７日更具体），据此，空军当日即以“一等紧急战备演习”的名义进行了落实。对于林彪９月３０日的指示，张才千等人为什么就一字不提呢？同样是有关紧急战备问题的指示，为什么１０月１７日的就是“篡党夺权的预演”而９月３０日的就不是呢？
又比如，１０月７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的总参１０月２日关于建立防止敌人袭击警报系统的报告规定：“向全国范围发出防止敌人战略突然袭击警报的权力，必须集中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在紧急情况下，可授权军委办事组决定，由总参谋部组织实施。局部地区的防突袭警报，授权大军区首长决定，同时上报，下发”。既然“在紧急情况下，可授权军委办事组决定，由总参谋部组织实施”，甚至“局部地区的防突袭警报，授权大军区首长决定”，那么，由总参传达一个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的“林副统帅”有关紧急战备的指示，又有什么理由大兴问罪之师呢？
有关林彪“紧急战备指示”有没有报告毛泽东？是谁、以什么形式、什么时候报告毛泽东？直到今天，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依张才千的说法是“直到１０月１９日，林彪一伙才用电话记录的形式，把这个号令的内容”报告了毛。“林彪一伙”具体指的是谁？“这个号令的内容”是未经阎仲川整理的林彪原话还是经过阎整理的“第一个号令”？却都语焉不详。笔者倒认为，如果以林彪“紧急战备指示”为题报告毛，毛应不会有什么过敏反应，问题应出在阎仲川所命名的“第一个号令”几个字上。“第一个号令”的标题触动了毛过于敏感的神经。在毛的心目中，能发出对全军“第一个……”的（无论是“号令”或是“命令”或是别的什么），当然是他本人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包括所谓的“副统帅”，“法定接班人”。
文革以来的毛泽东，并不希望有任何人与他分享好不容易从刘少奇等“一线”的人手中夺回的权力。尤其是最高军事指挥权，毛是牢牢紧抓不放的。文革以来打倒地方走资派形成的权力真空，以及１９６９年对苏备战形成的客观情势，使中国的最大部分权力归集于军队，这恐怕并非林彪及军委办事组诸人的主观愿望，恐怕也不是他们个人的本意。而恰恰是客观因素造成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军队的状况，使毛泽东对林彪等军队领导人形成戒心，类似阎仲川命名林彪“第一个号令”这样的无心之失，无意中加剧了毛的疑惑，这却是类似阎仲川这样长于军事而拙于政治的当事人所始料不及的。（２００６年８月）
注释：
〔１〕〔２〕〔７〕〔８〕〔１３〕〔１４〕〔１６〕〔１７〕〔１９〕〔２３〕〔２５〕〔３０〕〔３５〕〔３６〕〔３７〕〔３８〕〔３９〕〔４０〕〔４１〕〔４９〕总参谋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作大事记（１９４９．１０－１９８７．１２）》（１９８８．１２）
〔３〕〔４〕〔５２〕总后财务部、军事经济学院：《军队财务史料（１９６７－１９６９）》（１９８６年整理，１９９４年印刷）。
〔５〕陈忠龙：《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９５０－１９７９年战史讲义》（１９８７）；徐焰：《１９６９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１９９４）。
〔６〕〔３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二卷 上（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９〕《中国*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传达提纲》（１９６９年５月）；《周恩来同志的发言——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九大”全体会议上》（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１９６９年５月２日印发）。
〔１０〕《中国*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传达提纲》（１９６９年５月）。
〔１１〕军委文件 ［６９］９号，１９６９年６月１８日。
〔１２〕〔３２〕铁道部专运处：《铁道部专运处四十五年》（北京，１９９８）。
〔１５〕总政组织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五卷（北京：长征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８〕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６９］３６号、８５号。
〔２０〕《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组织沿革史》（１９９４．５），《陆军第二十八军军史（１９３７－１９８５）》（１９８５．９），《陆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军史》（１９８６．２），《陆军第六十三集团军军史》（１９９２．１２）。
〔２１〕同〔１〕书，及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６９］５６号。仲川，即阎仲川，１９６９年５月经毛泽东批准，由广州军区司令部参谋长调升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作战部部长。
〔２２〕同〔１〕书，及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 ［６９］国发文３４号，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６９］８６号。“○九”工程，即核动力潜艇工程；李如洪，前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封永顺，时任总后副部长。
〔２４〕《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６〕林彪视察事，见《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简报》总１３８号（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０日）。林讲话内容引自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７〕林彪视察张家口地区具体日期，目前有多种说法。张云生早期的《林彪秘书回忆录—毛家湾纪实》（香港：存真社出版公司，１９８８年初版）并无具体日期记载；后来的《“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一书，“正式动身的这一天”，注明为１０月５日；张家口地区档案绾编《张家口地区大事记》（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７）记载为“１０月８—１０日，林彪、叶群、吴法宪等人由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陪同到我区进行活动”；《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军史（１９３５．１１－１９９８．１０）》记载林彪视察该军日期为１０月９日。本文从１０月９日—１０日说。
〔２８〕《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简报》总２１２号，陈先瑞发言（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２日）。
〔２９〕空军司令部：《空军作战战备工作大事记》。
〔３１〕同〔１〕书，及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 ［６９］国发文２７号。
〔３３〕黄厥明：《关于林彪及其死党叶群来苏活动情况的揭发》（１９７４年５月）。黄１９６９年为林彪在苏州住地南园的上级主管部门——苏州市革委会外事组主要负责人，负责林在苏州期间的接待工作。不少著述（如张云生的《“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将林彪到达苏州的时间误为１０月１７日，应不确。
〔４２〕〔４６〕［苏］Ａ．普罗霍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年内部发行）。
〔４３〕杨奎松：《１９６９：中苏战争即将爆发？——从珍宝岛事件到缓和对美关系》。
〔４４〕《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打倒新沙皇》（１９６９年３月４日）。
〔４５〕毛泽东审阅周恩来等１９６９年９月８日送审的国庆二十周年口号时所加的一条口号。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４７〕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１９６９年四位老帅对国防形势的研判和建议》，《中共党史资料》第４２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２．６）。
〔４８〕〔５１〕郑谦：《六十年代末中国备战秘闻》。
〔５０〕总政干部部、军科院军制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制度概要》（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５３〕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１９７１］７７号《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
〔５４〕 阎铭：《我的父亲与“一号号令”》，《老照片》第２４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２．８）。前指，据后来的揭发材料称：１９６９年１０月，“黄、吴、李、邱不经总参党委讨论，就急急忙忙地组织了一个‘前指’党委”。阎仲川在“９．１３”后被视为“上了贼船”遭致审查，时间长达七年半之久，１９７９年４月方解除监管，１９８３年按正兵团职待遇离休。新华社于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９日发布了“阎仲川同志”于６月２２日病逝的消息。
〔５５〕《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简报》总２２２号（军委直属组３５号），张才千发言（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３日）。
１９６９年，文革演义翻到了第三个年头。这一年年初的中苏边界冲突、号称“团结、胜利”的中共“九大”以及随后中共外交战略的调整，于今似乎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中国大陆的不少学者，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即对诸如中苏边界冲突及其影响等问题进行过卓有成效的研讨，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如下著述中——杨奎松：《１９６９：中苏战争即将爆发？——从珍宝岛事件到缓和对美关系》、牛军：《１９６９年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李丹慧：《１９６９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徐焰：《１９６９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刘志男：《１９６９年，中国战备与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等等。
囿于军事方面材料的缺乏，大陆学者对此一时期研讨的重点不得不放在外交战略的调整之上，而对于主持战备工作的中共核心高层尤其是毛泽东、林彪及其执行班子——军委办事组，在军事准备方面的主要意图、具体措施及其影响，探讨却未必是充分、足够的。本文试图利用国内已披露的材料（尤其是官方实际已公开的材料），补充这一方面的不足，同时，更试图通过一系列具体事例，对这一时期军委办事组的重要举措以及毛、林关系的演变，作出尽可能客观的剖析和判读。
一、大事本末
１—１、军委办事组明确规定部队调动使用权限
１月１０日，军委办事组重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八条规定。其中有关部队调动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卫戍区部队和民兵武装的任务、部署、兵力调遣、临时警卫勤务等，都必须报告总参谋部，经呈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后，由卫戍区具体组织实施。卫戍部队的部署调整、兵力调遣、执行会场路线警卫和押解勤务等，不足１个排的兵力，由卫戍区决定，报总参备案；２个排的兵力，报请总参批准；２个排以上至２个连以内的兵力，由总参报请军委办事组批准；２个连以上的兵力，一律报请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批准。
１月１１日，军委办事组对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６日下发的《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作出补充『《规定》要求，执行各种任务的陆、海、空军部队，营（相当于营）以上部队的行动和部署变更，一律呈请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审批后才能行动；凡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无论部队大小均报请毛泽东、林彪批准后方可行动；执行生产、施工、野营训练任务的部队和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换防，连以上、不足１个营，由军委办事组批准，连（含）以下分队的行动，由各军区、军兵种批准。』补充规定称：凡属部队调动，必须由各级党委集体讨论，主要军政首长签署文电才有效，等等。〔１〕
１—２、组建各地生产建设兵团
１月２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复南京军区１月８日请示，同意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归安徽省军区建制。该兵团于９月组成。同时，南京军区组建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归江苏省军区建制。
此前，１９６８年３月９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决定，将农垦部所属东北农垦总局，改建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划归沈阳军区建制。
此后，中央同意各地组建生产建设兵团，计有：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１月２２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１月２４日）、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３月１９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１０月６日）福建、江西生产建设兵团（１２月７日）。翌年，再同意组建山东、浙江、湖北生产建设兵团及广西军区生产师。〔２〕
１—３、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关于军队院校调整方案
２月１９日，军委办事组以军委［６９］１号文件，发出关于军队院校调整方案的通知，内称：“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了军队院校调整方案”。
通知所附《军队院校调整方案》称：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军队就是一个大学校，现在的学校应当减少。现将军队院校调整方案报告如下：
一、军队现有学校（含飞行学校）一百二十五所。按学校的性质区分计：指挥、政治学校四十五所，技术学校六十五所，飞行学校十五所。
二、调整学校的原则：①指挥、政治、体育、艺术学校一律撤销；②技术学校：凡是在部队能学到技术，一律在部队培养，高级技术学校（含维护修理学校）基本上保留；③撤销各军区的步兵学校，陆、海、空军的军、师建立小型教导队（机构很少，十人左右）；担任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训部队干部。
三、根据调整学校的原则，全军拟保留学校四十三所，减少八十三所，占百分之六十五点六。保留的学校计：军政大学一所，工程技术学校二十所，医务学校六所，兽医学校一所，飞行学校十五所，共计四十三所。〔３〕
１—４、毛、林、周同意１９６９年度国防经费预算
２月３０日，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报告称：呈上总后勤部关于１９６９年国防费报告，军委办事组讨论后，拟原则同意。其中关于部队营房工程经费使用问题，我们意见，１９６９年原则上不新建营房，特殊需要的报总后勤部特殊解决，１９６８年已开工的工程，在节约原则下完成继建，但不准扩建。该报告经周恩来批示：“拟同意”，毛泽东、林彪均圈阅同意。
总后前于２月１６日就１９６９年国防费预算安排向军委办事组报告称：１９６９年国防经费、国家预计拨款１３０亿元。今年经费开支的重点是：人马生活费、装备购置费、国防工程费和装备维修费。行政事业费尽量节约。
１１月１１日，总后供应部《情况简报》称：今年国防费预算，年初经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为１３０亿元，９月２７日中央批准装备购置减少拨款１０亿元，国家拨款成为１２０亿元，９月份我们曾预计可能开支１１０亿元左右，现在，根据战备需要增开支达８亿余元，这样年终开支可能达１１７亿元，但现金不会全部支出去。
据总后年终有关资料，１９６９年全年国防费开支总额预计比１９６８年增长３８％，其中装备购置费增长１８％；人马生活费增长７％；国防工程建设费增长７３％；装备维修费增长１０％；油料购置费增长２０％；战备物资贮备费增长３２％；行政事业费增长２９％。〔４〕
１—５、珍宝岛事件：规模有限的边界小仗
据中方资料，珍宝岛位于黑龙江虎林县境内，乌苏里江中游主航道中心线中方一侧，历来是中国领土。惟苏联方面认为，在乌苏里江的边界线应划在中方江岸边，故珍宝岛（苏方称之为达曼斯基岛）在１９４７年被苏划入其警戒线以内（中方一直未有承认）。１９６３年，中苏两国政府曾达成维持边界现状协议，惟自１９６４年后边境事端趋增，文革中尤烈。
１９６９年２月，沈阳军区令黑龙江省军区加强合江军分区的指挥和防御（珍宝岛在合江军分区辖区范围内），又令陆军第４６军１３３师两个侦察排，第２３军６７师两个连，加强合江军分区所辖虎、饶地段边防力量。省军区决定，在公司边防站成立“公司临时指挥所”，由合江军区参谋长王子良负责，统一领导边防斗争。
２月７日，中方两巡逻组登岛巡逻，与苏方发生武装冲突，中方巡逻组撤回。
２月１９日，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向沈阳军区、黑龙江省革委会、省军区发出指示：同意暂时推迟在绥芬河边境架设铁丝网的斗争，选择珍宝岛作为边防斗争目标。２月７日事件以后，必将有新的斗争。要求按既定巡逻线进行不固定的正常巡逻，一次派出２—３个组，兵力不少于１个加强排。自卫还击严格控制在主航道中心线中方一侧，行动突然，动作迅速。不纠缠，不恋战，取得胜利后，立即撤至有利地区。同意增调１个侦察连参战。由合江军分区指定一名主要军政干部负责。
沈阳军区决定，由副司令员肖全夫率领一个工作组，前往虎、饶方向检查战备工作。稍后，军委指示沈阳军区成立虎、饶前指，由副司令员肖全夫、副政委李少元统一领导，黑龙江省军区、合江军分区、陆军第２３军抽调部分干部组成。
为保障边防巡逻，在珍宝岛我岸派出２个步兵连、１个侦察连、３个侦察排、１个无后座力炮排和１个重机枪排进行掩护。
３月２日上午，公司边防站３０人分两组到珍宝岛巡逻，与苏军发生冲突。中方死伤５２人，并估计苏方死伤６０余人（据苏官方公布数字为死亡３１人，负伤１４人），双方各自从岛上撤回。此后，中方据观察判断苏军向珍宝岛方向增兵，中方亦加强了兵力，并在纵深增调陆军第６７师１个步兵团、２个侦察连作为机动部队，以２个加农炮营和１个高炮营组成炮群，支援作战。
３月１５日、１７日，中苏在珍宝岛再有两次武装冲突，惟自１７日后，局势明显缓和。据中方资料，三次作战共毁伤苏坦克装甲车１７辆，卡车、指挥车各１辆，毙伤苏军２５０余人（据苏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苏军亡５８人，伤９４人）。〔５〕
１—６、珍宝岛冲突之后中方的公开姿态
据新华社讯：３月２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称：“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晨，苏联边防军侵入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军人员多名，制造了一次极为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奉命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中国政府坚决要求苏联政府惩办这次事件的肇事凶手，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和武装挑衅，并保留要求苏方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的权利。中国政府再次严正警告苏联政府，中国的神圣领土是不容侵犯的，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继续挑起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必将遭到中国人民坚决的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３月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社论称：“苏修叛徒集团不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制造边境事件，这个事实又一次使全世界人民看清，这一小撮叛徒是彻头彻尾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是地地道道的新沙皇。”
３月１３日、１５日，中国外交部连续两次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就苏军多次“侵入珍宝岛”分别提出强烈抗议及紧急强烈抗议。
据新华社讯，自３月４日起，北京、天津、上海等二十几个城市军民举行**和声讨大会，“抗议苏联边防军入侵珍宝岛”。在４日至１２日不足十天时间里，全国参加**的军民已过四亿人次以上。
１—７、毛泽东：既准备打，又准备谈
３月３日、７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到毛泽东处会议，谈及中苏边境冲突等问题。
３月１５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首先谈了打仗问题：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大县三个营，中县两个营，小县一个营。平时坚持地方，战争起来了就补充野战军。战争打起来，依靠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是不行的。……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苏联知道我们不会到他那里去，他们那里很冷。我们是后发制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林彪：今天的行动（指３月１５日的武装冲突）是莫斯科指挥的，不是前面人指挥的。』抗议他不听，双方都在抢时间。他们是要面子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３月２１日，周恩来召集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及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总参作战部有关人员开会，针对苏军可能强占珍宝岛的态势，商定加强我岸兵力，大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就柯西金通过载波电话要求同毛泽东、周恩来通话事，召集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商定以备忘录形式复苏驻华临时代办：“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３月２２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林彪书面报告３月２１日商定的措施，毛泽东批：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６〕
１—８、入越作战部队全部离越回国
３月１４日，入越作战的空军高炮部队最后一批回国。４月，陆军野战高炮部队全部回国。从１９６５年中起，空军先后有８批７个高炮师部、２６个高炮团、８个高炮营、９个探照灯营、１４个雷达连入越作战；陆军高炮部队先后有９个高炮师、３７个高炮团、８０个队属高炮营入越作战。
１１月下旬，昆明军区组织的援越工程部队全部离越回国。〔７〕
１—９、军委同意空军本年部队组建计划
３月２０日，军委批复空军，同意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１日《关于空军一九六九年部队组建计划》。据此，空军年内组建了２个军部、６个歼击机师、２个高射炮兵师。即：将空军兴宁指挥所改建为１个空军军部，称空军第１２军（５月４日）；在西安组建１个空军军部，称空军第１１军（１１月１０日）。组建空军第４０至４５师及空军高射炮兵第１８、１９师。〔８〕
１—１０、林彪在中共“九大”被确立为“接班人”
４月１日，正在主持中共“九大”开幕式的毛泽东突然宣称：大会选举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一个秘书长。林彪同志当主席（这时，林彪、周恩来站起来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又向着林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不好，不好，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同志们赞成的举手。林带头举手，全场举手，热烈鼓掌）。毛：也可以。那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好不好，同意林彪同志当副主席的举手（全场举手，热烈鼓掌）。
４月１４日，周恩来在“九大”全体会议发言时称：“这次在新的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从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它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有着我们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林彪在现场听了周恩来发言后即称：我没有准备讲话，我插几句话。总理的讲话，我事先不知道内容。……我个人很惭愧！年轻时上井冈山，和毛主席在一起，那时不知道什么事，只知道跟毛主席干就是了。讲老实话，从我接触的领导人中间看，毛主席比其他人高明。那时我仅仅是这点朴素的感情，不是自觉的、高瞻远瞩全面的认识，工作上取得的一些成绩，是毛主席教导的结果。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若是跟贺龙、若是跟张国焘搞下去，我的脑袋没有了，不是可能没有，是一定的没有。我能存在完全靠毛主席，每个时期都是毛主席指引方向，跟着干就是了。一切都是靠毛主席英明领导这个伟大的政治因素。我个人起的作用，是很微小，很微小的。
４月２８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唯一的副主席，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为政治局常委。〔９〕
１—１１、“九大”期间毛泽东谈准备打仗
４月１４日，“九大”全体会议上，在“九大”解放军代表、公司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发言后，毛泽东称：所有一百多人都没有打过仗，只有一个副营长打过仗，还负了伤下去了，可见没有打过仗的也可以打胜仗。对方有飞机，有装甲车，有坦克、指挥车，我们一没有飞机，二没有坦克，三没有装甲车，四没有指挥车，我们就是步兵，结果３月１５日，打了五个钟头，对方三次冲锋都给打垮了。他们躲在“乌龟壳”里，把人的勇气都搞掉。当然我们也有点，但我们主要不靠那些东西，我们主要靠人的勇敢，靠抬得走的枪和炮，靠近距离作战，就是林彪同志提倡的二百米过硬功夫。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一百米也不打，五十米左右才开火，他的“乌龟壳”一翻就没有办法了。我们打了几十年仗，抗日战争没有乌龟壳，没有飞机大炮，解放战争没有飞机，但却打胜仗。
当然我们不是不要装甲兵，也不是吴法宪同志那个空军也不要了，大炮、坦克、装甲车、飞机都要一点，但我们主要靠我们的勇敢，靠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打了一个小仗，破除了一个迷信。
４月２８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称：此外，过去讲过了的，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那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我在这里讲的，不包括专政对象，什么地富反坏那套人。因为那套人是很高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来的，他以为打来了，这个世界就翻身了，他就可以翻身了。还要准备这一条，社会主义*过程还要革这个命。
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的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１０〕
１—１２、通过新军委组成人员及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
４月２８日，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新的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及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林 彪、刘伯承、陈 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委 员 丁 盛、王秉璋、王树声、王效禹、王辉球、韦国清、叶 群、皮定均、
刘兴元、刘贤权、许世友、陈士榘、陈先瑞、陈锡联、李天佑、李作鹏、
李雪峰、李德生、吴法宪、张达志、张池明、张国华、张春桥、杨得志、
杜 平、萧劲光、郑维山、冼恒汉、袁升平、梁兴初、黄永胜、曾绍山、
曾思玉、彭绍辉、韩先楚、粟 裕、温玉成、谢富治、谭甫仁、潘复生
军委办事组
组 长 黄永胜
副组长 吴法宪
成 员 叶 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５月２７日，中共中央以中发［６９］３４号中共中央文件向党内公布了以上名单。
１—１３、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研究设防等问题
５月２日—６日，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区、各军兵种及三总部的负责人。会议由黄永胜主持，学习了毛泽东等军委领导人关于设防和防空降等问题的指示，讨论了准备打仗等工作。该次座谈会的纪要，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于６月１８日以军委［６９］９号文件下发各大单位执行。
纪要还称：“遵照毛主席关于精简机构的指示，会议还讨论了各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机关精简和体制调整问题。机关精简方案，根据讨论的意见，待综合研究整理，报毛主席和中央批准后实施”。〔１１〕
１—１４、毛泽东离京，长时间逗留外地
５月２９日，毛泽东乘专列离京到外地，随卫人员１５０人。历经邯郸（５月３０日）、郑州（５月３１日）、武汉（５月３１日—６月２６日）、长沙（６月２６日—２７日）、南昌（６月２８日—２９日）、杭州（６月２９日—９月１８日）、上海（９月１８日—２１日）、南京（９月２１日）、济南（９月２１日—２２日）、天津（９月２２日），至９月２３日方返抵北京，合共在外地时间长达１１８天。这是文革以来毛泽东离京外出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随卫人员最多的一次。〔１２〕
１—１５、北京军区所属部队改编、组建
６月６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批复北京军区，同意组建守备第３３、３４师，分别归陆军第６９军和内蒙古军区领导。１２月２２日，根据军委办事组决定，守备第３３、３４师依次改称守备第１、２师。
此前２月２４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通知北京军区，将陆军第３８军改编为摩托化军。军部辖３个摩托化师，军直炮兵团、火箭炮团、高炮团各１个。每师辖３个摩托化步兵团和１个坦克团、１个地炮团、１个高炮团。
１０月１４日，军委批复北京军区９月１４日请示，同意以第３、２、４、５、６工区和１３个工程兵建筑团，给陆军第２４、６３、６５、６６、６９军各组建１个步兵师。北京军区于１２月底完成组建任务。该５个陆军师依次称陆军第７１、１８６（后改１８９）、１９５、１９８、２０６师。为统一番号排列顺序，陆军第６９军现辖第２８、１０７师，依次改称陆军第２０５、２０７师。〔１３〕
１—１６、三大总部机关精简整编
６月１３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公布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机关精简方案。据此，总参、总后机关进行精简整编。
总参原编１５个部、局，精简整编为１３个部、局。即：办公厅（军委办公厅兼）、作战部、情报部、三部、军训部、军务部、防化学部、政治部、机要局、测绘局、外事局、气象局、管理局。
根据中央决定，将中央调查部与总参情报部合并，中央气象局与总参气象局合并，国家测绘总局与总参测绘局合并。
总后原编１３个部、局，精简整编为９个部、局。即：司令部、政治部、供应部、卫生部、装备部、军事运输部、企业部、营房部、管理局。
１１月２８日，军委办事组公布总政治部机关精简方案。据此，总政机关由原编的１３个部、院，缩编为６个部、室。即：办公室、组织部、干部部、宣传部、保卫部、群众工作部。〔１４〕
此前，总政机关于１９６７年７月后陷于瘫痪状态。１９６８年１０月，总政被军事管制。１９６９年１０月，黄志勇、田维新被任命为总政副主任。１２月，总政恢复办公，李德生任总政主任（正式任命时间为１９７０年４月）。〔１５〕
１—１７、组建三个陆军军部
６月１６日，军委电复福州军区，同意将闽北指挥部改编为陆军军部，称陆军第２９军，辖陆军第８４、８５（独立第１师改称）和守备第７师。
１０月２２日，军委电复兰州军区８月９日请示，同意从军区机关和步兵学校抽调人员，组建１个陆军军部，称陆军第１９军，将陆军第５５师、守备第３２师和步兵第３团划归该军建制领导。
１１月１４日，军委电复昆明军区１０月３０日请示，同意在滇西地区组建１个陆军军部，称陆军第１１军，辖陆军第４９师和新建的１个陆军师（１２月８日，军委电各军区《变动部分陆军师的番号》，公布该新组建的陆军师称陆军第３２师）。
至此，陆军军部达至３６个，为自１９５２年全军精简整编以来最高峰。
１—１８、郑维山等任职
６月１７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任命：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副政委陈先瑞为北京军区政委；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陈宏为装甲兵司令员；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为兰州军区政委兼陕西省军区第一政委。
郑维山的任命，结束了北京军区自１９６７年２月以来没有正职司令员的不正常局面。
此前，５月８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任命：铁道兵司令员张翼翔为第二炮兵司令员；铁道兵政治委员刘贤权为铁道兵司令员，政治学院革委会主任宋维栻为铁道兵政委。
此后，７月１２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任命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丁盛为广州军区司令员。８月２日，任命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周赤萍为福州军区政委。１１月１２日，任命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为炮兵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为兰州军区司令员。〔１６〕
１—１９、军委办事组召开“三北”地区作战会议
６月２０日—７月４日，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召开“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沈阳、北京、兰州、新疆４个军区主管作战的领导人和各军兵种、三总部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议研究了防止苏军突然袭击的作战思想准备、作战设想、部署调整和边防斗争等问题。这次会议纪要，于８月１６日呈报毛泽东和中央审批。８月２０日，毛泽东批示：已阅照办。９、１０月间，总参、总后组织联合检查组赴北京、兰州、新疆军区检查部队落实军委办事组座谈会和“三北”地区作战会议的情况。〔１７〕
１—２０、内蒙古：从分而治之到全面军管
７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变更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的决定。内称：“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为了便于领导和加强对苏（蒙）修作战的战场准备，以便战时更好地支援对修作战，将内蒙古自治区东、西两段的部分行政区划作了跨区调整，即：东段的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三盟全部划归东北；西段的巴彦淖尔盟的额济纳旗、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划归甘肃、宁夏”。“整个交接事宜，责成北京军区负责召集兰州、沈阳军区及有关省、自治区*委员会、省军区共同研究商定，并将交接情况报告中央”。“全部交接工作，应争取在一九六九年八月底前完成”。
１２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的决定。决定“责成北京军区对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并由北京军区组成前线指挥所，领导这一军管”。具体部署主要为：“一、北京军区由郑维山司令员、杜文达副司令员、黄振棠、张正光副政委组成前线指挥所，进驻呼市。以上四人组成前指党的领导小组，以郑维山为书记，黄振棠、杜文达为副书记，实行对内蒙的一元化领导。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在前指党的领导小组下进行工作。从北京军区抽人组成前指办事机构。二、在北京军区前指的统一指挥下，包头市、巴盟、锡盟、乌盟、呼和浩特市、伊盟等地区的*委员会和军分区（警备区），分别由六十三军、六十五军、六十九军、二十七军组成前指，实行分区全面军管。所有军管单位，均以战备为纲，抓好*和生产”。〔１８〕
１—２１、新疆铁列克提战斗失利
８月１３日，新疆铁列克提战斗失利。铁列克提位于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据中方资料称，１９６７年７月，苏边防军多次入侵该地区。１９６９年６月，苏边防军人在该地区私设国界标志，构筑工事，绑架并打死中国牧民。７月３日，总参谋部、外交部批准新疆军区塔城军分区边防分队进入该地区巡逻。８月１３日，边防分队共２５人（含掩护分队１１人）进入该地区巡逻。苏边防军３００多人在装甲车和直升飞机配合下，对中方巡逻队进行突然袭击。由于中方边防部队战前缺乏周密准备，寡不敌众，后援不济，造成战斗失利。巡逻分队２５人及随同执勤的３名民兵全部阵亡。〔１９〕
１—２２、北京军区：野战军的调入和调防
８月２０日，军委命令：“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批准，为了防止苏修突然袭击，加强张家口地区的兵力部署，决定调２７军进驻宣化、张家口地区，归北京军区指挥，协同６５军在张家口地区现有部队，担任阻止敌人沿二连、张家口方向向北京突然袭击的任务”。９月８日，该军军部率第７９、８０师全部到达宣化、张家口地区。第８１师奉命暂留镇江，后于同年１１月调防至河北邯郸地区待命。
１０月１６日，军委命令，陆军第２８军于１２月底前由福建调往山西地区，归北京军区建制（１２月９日，该军全军到达山西洪洞、临汾、侯马、运城一线地域）。同日，军委命令坦克第９师、高炮第６７师分别由江苏、山东调往山西地区，归北京军区建制领导。上述部队列入全军总预备队序列。
１０月２１日，军委命令，陆军第２４军由河北唐秦地区移防承德地区。１１月下旬，该军各部队到达指定地域。
１０月２８日，军委命令，陆军第６３军从河北移防山西，接替陆军第６９军防区。同时，陆军第６９军北移，该军军部从山西太原北移至大同。〔２０〕
至本年年底，北京军区达８个野战军的兵力，分别为：第２４、２７、２８、３８、６３、６５、６６、６９军。至此，加之沈阳军区６个军（１６、２３、３９、４０、４６、６４军）、兰州军区２个军（１９、２１军），“三北”地区共有１６个陆军军，为全国陆军军部总数的４４％，这表明了战略防御重心的北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１—２３、转发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
８月２７日，经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军委办事组８月８日《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
报告提议，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军委办事组负责人并吸收军队和地方有关单位和部门的领导人组成。在领导小组之下，在总参谋部设立精干的办事机构，根据领导小组的意图，对全国人防工作进行督促检查。
报告对各省、市、自治区，省（自治区）、地辖大中城市以至各大中厂矿、企业人防领导小组的建立、健全亦提出具体意见。
报告规定人防领导小组的基本任务是：组织进行战备思想教育和防空常识教育；拟制对空防御计划并组织实施；拟制城市人口疏散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和训练群众性的消防、救护、抢修、治安等队伍。
报告建议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由周总理任组长，永胜、富治、法宪、仲川同志任副组长”。
此前，８月１０日，经毛泽东批准，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以谢富治为组长的首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在北京卫戍区设立精干的办公室，负责办理日常业务工作。〔２１〕
１—２４、批准成立国防工业各领导小组
８月３１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航空、电讯、常规兵器工业３个领导小组和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
１０月３０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意成立“○九”工程领导小组，该小组由李作鹏、余秋里、吴瑞林、钱学森、赵启民等１８人组成，李作鹏任组长。
１２月２２日，中共中央通知，经毛泽东、林彪、中央批准，为了加强国防工业的领导，决定在军委办事组之下，成立国防工业领导小组，邱会作、曹里怀、周希汉、李如洪、周世忠、封永顺、吴信泉七人为领导小组成员，由邱会作任组长，李如洪、封永顺任副组长，并兼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副主任，“自即日起开始办公”。〔２２〕
１—２５、各大单位机关精简整编
９月４日，军委办事组公布《大军区机关精简方案》。据此，各大军区机关进行精简整编，统一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
９月５日，军委分别批复海军７月２日和空军６月２２日请示，同意所报直属机关精简方案，据此，海、空军机关进行精简整编。海军直属机关由原来６个部合并精简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人员比原编制数减少５０．１％，空军直属机关由原来１１个部合并精简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比原编人数减少４５．３％。
１２月５日，军委公布《军委各兵种机关精简方案》和《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构的精简方案》。据此，军委各兵种机关和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进行了精简整编。〔２３〕
１—２６、中苏关于边界问题的接触和谈判
９月１１日，在苏方的主动要求下，中方同意，从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回国途中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贵宾室会面，双方举行了会谈。周恩来在会谈中称：一、中苏之间的理论和原则问题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二、中苏边界问题是目前中苏两国关系的中心问题，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解决之前，双方应共同采取如下几项临时措施：（一）维持边界现状；（二）避免武装冲突；（三）在有争议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在周恩来提出三项临时措施后，柯西金提议，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双方共同采取的临时措施还加上一条：双方边防部门有事可预先联系。会谈中双方还讨论了有关保持和发展两国贸易、恢复互派大使等问题。
９月１３日，周恩来将有关中苏会谈内容报毛泽东，认为：中苏这样政府性质接触还是第一次，我们争取和缓边境局势四条协议实现，发表外交文件，促进边界谈判。毛泽东批“同意”。
９月１８日，周恩来致柯西金信：１９６９年９月１１日，在北京机场的会见中，我们双方同意长期悬而未决的中苏边界问题，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情况下，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在解决前，双方采取临时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这些临时措施如能得到你来信确认，即作为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立即生效，并付诸实施。我相信，如果这个协议能够达成，将有助于两国边境局势的和缓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该信内容于１６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并于１７日报毛泽东。
９月２６日，柯西金复信周恩来，称：我方已采取实际措施旨在使边境局势正常化，其出发点是中国政府将根据相互原则采取类似措施来实现已达成的有关协议，我方已任命以库兹涅佐夫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建议自１０月１０日起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问题谈判。
９月２９日，由周恩来审定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给苏联驻华代办叶里扎维金的“口头通知”中说，柯西金的信正在研究中；边界谈判改到１０月２０日开始。
１０月１４日，柯西金再致信周恩来，告之苏谈判代表团于１０月２０日前抵京。〔２４〕
１—２７、军委办事组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
９月２０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区、军兵种司令员、政委。会议研究了苏联的战争动向和对付苏军突然袭击的措施。会议开至月底，因国庆在即，决定休会，各军区负责人即返回各地。休会期间，军委办事组为检查战备工作落实情况，于１１月１５日至２１日，组织北京、兰州、新疆军区和华北、西北８省、市、自治区以及空军、总参、总后领导人赴东北参观见学落实战备的经验。
１２月１１日—２３日，会议继续在京召开。与会人员认真分析形势，检查了战备落实情况，交流了战备工作等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今后的战备工作任务。
会议期间，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并作了指示。会议最后产生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纪要，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于翌年１月７日印发全军。〔２５〕
１—２８、林彪有关战备的指示与活动
９月３０日，林彪视察空军第３４师所属的西郊机场。据称，林彪视察后即令军委办事组负责人到其住处谈战备问题。林彪称：这个仗看来八成是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明天就是国庆节。在节日举行大型群众*，在人们正欢欢乐乐的时候，说不定战争就打响了。如果敌人知道我们过节，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怎么办？苏联设在外蒙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用不上一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我刚才坐车到西郊机场去转了一下，看见飞机还一排排地在那里明摆着，似乎没有一点应付意外的准备。这不行，也很危险。因此，要立即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等着挨打的状况。第一，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除留下作战值班的以外，其余的一律要在今日夜间转移到外地的机场去；第二，要在机场跑道上设路障，以防止敌空军实行机降；第三，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要全部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人的伞兵。另外，节日的其他战备工作也要搞好。关键是１０月１日、２日、３日，１日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只要在这关键的几天里不出什么事，问题就不大了。〔２６〕
林彪的指示，空军当日即以“一等紧急战备演习”的名义进行了落实。
１０月９日—１０日，林彪在吴法宪、郑维山、阎仲川等陪同下，乘飞机到张家口、宣化地区视察，接见了驻当地的陆军第６５军、第２７军和空军部队的有关负责人。〔２７〕
１０月１４日，林彪在住处听取了郑维山、陈先瑞有关北线设防问题的汇报。〔２８〕
１—２９、空军进行“一等紧急战备演习”
９月３０日，空军所有部队、学校、机关和民航进行“一等紧急战备演习”。除担负战斗值班的飞机外，其余飞机全部进入洞库或就地疏散；大部分师以上指挥机构开设了预备指挥所；所有机场紧急配发了武器；７０多个机场连夜挖了掩体、防空洞；“三北”地区临时不使用的机场全部设置了障碍；建立了空司指挥所与“三北”地区一线雷达站和技侦分队的直接联络。１０月３日演习结束。这是空军自组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备演习”。
１０月１４日，军委公布空军战备值班部队，共有９个高炮师、１６个歼击机师、６个轰炸机师、４个强击机师、１个运输机师、２个地空导弹师等。
１０月３１日，军委批准空军反空降作战措施，即：（一）加强反空降作战的思想准备；（二）充实反空降作战力量；（三）研制改进射击、轰炸武器；（四）加强反空降训练；（五）加强空军机场的防御。〔２９〕
１—３０、海军组建三个军级基地
１０月４日，中央军委批复海军９月８日请示，同意所报舰队机关精简方案和组建海军广州、上海、烟台基地。基地机关由南海、东海、北海舰队分别组建，番号依次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广州、上海、烟台基地，行使军级权限，分别归南海、东海、北海舰队建制领导。〔３０〕
上述基地的组建，使海军军级基地由原来的４个（旅顺、舟山、福建、榆林）增加至７个，增幅为４０％强。
１—３１、建立全国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警报系统
１０月７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总参１０月２日关于建立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警报系统的报告，要求迅速组织落实。
总参该报军委办事组并报周恩来的报告称：
“一、向全国范围发出防止敌人战略突然袭击警报的权力，必须集中于伟大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在紧急情况下，可授权军委办事组决定，由总参谋部组织实施。局部地区的防突袭警报，授权大军区首长决定，同时上报、下发。
二、防止敌人战略突然袭击警报，由统帅部直接发到各大军区、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以及军一级部队。通信手段：（略）。
三、军队的各级司令部和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办事机构，必须建立昼夜值班制度，保证及时、准确地接收和发出警报。统帅部防止敌人战略突然袭击警报设备，设在总参谋部作战部，警报信号由总参谋部统一规定（附后，略）。
此前，９月２２日，军委批准总参关于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小组成员调整的报告，同意由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任组长。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范天恩、总参二部副部长徐敏辉和总参三部副部长冯维精任副组长。〔３１〕
１—３２、毛泽东、林彪及中央其他“老同志”等疏散外地
１０月１４日，毛泽东乘专列离京。这是毛泽东在本年内第二次长时间离京到外地，随卫人员１５０人。１０月１５日，专列抵达武昌，毛在此间居留至翌年４月１１日返京。〔３２〕
１０月１６日，林彪乘专机抵达江苏硕放机场，下午乘汽车转抵苏州。次日下午，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乘军用吉普到苏州晋见林彪。林彪在苏州居留至翌年４月２６日返京。〔３３〕
１０月１７日，周恩来与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会见在京的一些“老同志”，向他们宣布毛泽东和中央关于战备疏散的决定，说：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老同志在２０号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准备专机或专列。据此，朱德、董必武、叶剑英等前往广东，陈云、王震等前往江西，聂荣臻、陈毅前往河北，徐向前等前往河南。与此同时，已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张闻天也被疏散到河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３４〕
１—３３、军委下达建立全军战略预备队的命令
１０月１６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向有关军区和空军下达建立全军战略预备队的命令。战略预备队由若干个陆军军、空降军和坦克师、地炮师、高炮师组成。
同日，军委命令，调陆军第４３、４７军编入战略预备队序列。第４３军于１１月２０日前进驻郑州、洛阳地区，归武汉军区指挥；第４７军于翌年适当时机进驻灵宝、潼关、渭南地区，归兰州军区指挥。〔３５〕
１—３４、总参传达林彪的“紧急战备指示”
１０月１８日，遵照军委办事组指示精神，总参谋部向各军区，海、空军和北京卫戍区传达“林彪副主席紧急战备指示（第一个号令）”。“指示”指出，近两天来，美国、苏联有许多异常活动情况。特别是苏联的所谓边界谈判代表团，预定１９日来京，要求全军必须百倍提高警惕，防止苏联搞欺骗，尤其１９、２０两日应特别注意。“指示”还要求，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军区对重型武器要立即疏散；沿海军区也应加强战备，防止敌人可能突然袭击；要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都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指示”还要求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
同日，总参还传达林彪给第二炮兵的指示（第二个号令），要求二炮部队要加强本身防护，同时待命，必要时参加战斗。
同日，总参还传达军委办事组给各总部、各兵种、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总参各有关部局的指示（第三、四个号令），要求按照国庆期间战备工作要求转入战备状态。凡已组织精干指挥班子、有隐蔽指挥位置的单位，应立即进入指挥位置；全部人员要做好就地疏散的一切准备。〔３６〕
１—３５、中央、军委颁发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
１０月２２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颁发《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规定指出，部队执行生产、施工、训练、助民劳动任务和正常部署调整的调动，营以下由各军区、军兵种批准，报总参谋部备案；团（不含）以下由军委办事组批准；团以上报毛泽东及林彪审批。部队执行抢险救灾任务，仍按以前规定执行。师、团机关离驻地野营训练，一周以内由各军区、军兵种批准，报军委办事组备案；一周以上报军委办事组审批。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行动、原则上仍按军委办事组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６日规定执行；对中苏、中印边境地区，无论大小部队的作战行动，均报毛泽东及林彪或中共中央常委批准后方可行动。为不失战机，可预先报告方案。对内地的平叛剿匪和东南沿海以及中缅边境的国民党军残部小股袭扰的反击作战，可边行动边报告。对执行“三支两军”任务部队的调动，营以下由各军区、军兵种批准，报中央军委备案，营以上报毛泽东、林彪或中央常委审批。〔３７〕
１—３６、军委办事组下达做好疏散部队工作的指示
１０月２３日，总参向各军区、海、空军和北京卫戍区传达了军委办事组《做好疏散部队工作，继续保持良好战备状态》的指示。指示指出，疏散出去的部队，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天气逐渐转冷，要做好疏散部队的工作，减少非战斗减员，继续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指示要求，所有疏散的部队不要露营，搞好行政管理和物资保障；抓紧时间进行战备训练，保持常备不懈。〔３８〕
１—３７、改建、组建和扩编部队
１０月２７日，军委发布各军区组建和扩编部队的命令。根据该命令，北京军区组建１个榴炮师（炮兵第１６师）；沈阳军区以该区野战高炮群为基础，组建１个高炮师（炮兵第７４师）；南京军区以该区野战高炮群为基础，组建１个高炮师（炮兵第７５师），在安徽霍丘城西湖农场和江苏泰州红旗农场各组建１个陆军师（陆军第７３、７４师）；济南军区将陆军第２６军第７６师改归福州军区建制，另给２６军组建１个陆军师（陆军第７８师），组建１个坦克师师部（坦克第１３师），兰州军区骑兵第２师改为陆军师（陆军第２０师）；广州军区陆军第５５军第２１５师改归福州军区建制，另给５５军组建１个陆军师（陆军１６５师），另组建４个陆军师（陆军第１４２、１４３、１４５、１４６师），分别负责接管调防部队遗留的潼湖、台山、南湾、西湖等大型生产基地；昆明军区组建１个陆军师（陆军第３２师）。〔３９〕
１—３８、军委决定城市改设警备区
１１月１５日，军委发布《关于城市改设警备区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为加强城市警备工作和便于野战部队随时机动，对一些重点城市改设警备区。各省、自治区机关所在城市和重庆、鞍山、青岛、湛江等重要城市均可根据需要设立警备区机构。其它城市的警备工作，由当地军分区或市人武部负责，不专设警备区机构，必须时对外挂警备区牌子。警备区机构由当地军分区或市人武部改建（行使师级权限），或由当地省军区兼任。现由野战军兼任的城市警备工作，逐步移交。〔４０〕
１—３９、北京军区有关战备工作
１１月２４日—２９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北京军区在北京召开华北地区第一次战备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军区各军、省军区和华北地区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会议由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主持。会议传达了东北地区战备工作的经验，并针对华北地区战备工作状况，提出了加强战备工作的措施。此前，沈阳军区、新疆军区在１０月份分别召开了战备工作会议。
１２月１日—４日，北京军区在北京召开国防工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内蒙古军区、各军主管施工的领导人和担负施工任务的师、工区以及建筑工程团的负责人。会议总结了１９６９年国防施工情况，部署了１９７０年国防施工任务。
１２月１７日—１９日，北京军区为检查坑道内战备设施配套情况，研究解决人员在坑道持续工作、生活所遇到的问题，在军区指挥所组织了坑道密闭演习。参加演习的有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政委陈先瑞等。〔４１〕
二、简要剖析
２—１、毛泽东利用珍宝岛事件大做文章
珍宝岛的归属以及由此产生的边界武装冲突的成因，中苏双方历来各执一词。在文革那种反修热浪推波助澜之下，在边境地区，“成千的中国人被带到苏联的领土上，按军人的指示举行反苏*，敲鼓并高呼反苏口号，向苏联人员、汽车和快艇投石头”以至发展到双方武装人员冲突，苏方指责的此一情景，并非全无可能发生。〔４２〕
无论如何，珍宝岛事件仅仅是一场小规模的边界冲突。双方投入直接交战的兵力，仅相当于营一级（中方处于纵深地带的１个步兵团、３个炮兵营作为机动支援部队待命，并未直接参战）。毛泽东在“九大”上说，珍宝岛打了一个小仗。“小仗”一词，倒是恰如其份。
此外，当年有苏军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的普遍说法。现有学者指出，从１９９０年代的有关研究成果分析，苏军部署在中苏边境的军队，其实不足当年所说的一半。〔４３〕
聪明莫如毛泽东。深知中苏之间的全面战争根本打不起来，却需要利用两国之间的一场规模十分有限的边界小仗，大做文章。故而，也就有了毛类似的讲话：“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无论那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
所谓动员、准备，除却如本文所述军事上的之外，大概还包括了如下两方面。
其一，虚张声势，大造舆论，以期将全国的注意力转移集中至对外的“反帝反修”（主要是反修）之中。认定“苏修叛徒集团”已堕落为“彻头彻尾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是地地道道的新沙皇”，“企图建立沙皇式的殖民帝国。……他们的胃口比沙皇还大。” 〔４４〕毛泽东甚至公开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４５〕
其二，以文革以来前所未有的强力态势，稳定国内部分地区仍然严重的武斗、动乱局面，７月２３日及８月２８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布毛泽东指示“照办”、措词强硬的《中国*中央委员会布告》和《中国*中央委员会命令》。《布告》针对山西地区指称：混在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利用资产阶级派性，蒙蔽一部分群众，犯下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罪行，而“武力强占地盘、拒不执行本布告、负隅顽抗者，由人民解放军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逃跑流窜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追捕，归案法办”。《命令》则针对边疆地区称：绝对不准任何人冲击人民解放军，不准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车辆，不准妨碍军队的战备行动，不准泄露和盗窃军事情报。如有违反，以现行反*论处。
２—２、在战备问题上毛、林之间并无重大分歧
根据目前公开的材料，中苏之间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争端的建议，是苏方首先提出来的，而中方亦一直未有将谈判大门封死。
３月２９日，苏联政府在交予中国政府的一份声明中，“呼吁如果发生分歧，要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通过谈判解决”，并提议苏中两国官方代表在最近恢复１９６４年在北京开始的协商。
４月１１日，苏联外交部致中国外交部的照会中再次建议恢复协商，并表示愿意在４月１５日或对中方合适的另一个最近时间在莫斯科开始协商。４月１４日，即中共“九大”期间，中方答复称，“正在研究”苏有关缓和边境局势的建议，并且将给予答复。５月２４日，中国政府回应苏联政府３月２９日的声明，原则上同意举行谈判建议。
６月１３日，苏联政府再次发表声明，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并使苏中关系全面正常化的意见和建议。７月底，苏方再建议举行苏中双方高级会晤。９月，柯西金在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时，表示愿意在飞经中国时在北京机场作短暂停留以同周恩来会晤。这次，中国方面明确表示接受苏方的建议，并因此有了９月１１日两国政府首脑的高级会晤。〔４６〕
毛泽东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争端的方针，如前所述，是两手准备——既准备打，又准备谈。打，具体工作依靠军队，依靠军委办事组；谈，具体工作依靠周恩来。根据目前的材料，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林彪对毛两手准备的方针、策略有原则性的、重大的分歧意见。
在与苏联既准备打，又准备谈的同时，谋求打开中美关系的历史僵局，被认为是符合当时中国利益的、毛泽东的“重大战略决策”。熊向晖在１９９０年代初著文首先提出，打开中美关系“它的前奏是１９６９年在陈毅主持下，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４７〕 熊对四帅作用的评价，已有过誉之嫌（毛本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程度难道还不及四位老人的“研判”？）部分学者更有完全脱离客观事实的臆测，如关于“要准备打仗”，“中央内部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以林彪为首的、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以陈毅牵头，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的国际形势小组，则认为苏联不敢挑起反华大战。”〔４８〕
实际上，无论是对外“战争危险迫在眉睫”的紧张气氛还是内部进行的与苏美之间的谈判，都都是毛泽东一手所导演。目前并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在关于战争准备问题上，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与毛泽东、中共中央有任何重大的分歧。相反，据称是林彪在９月３０日对军委办事组负责人所说的“这个仗看来八成是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却是十分符合毛泽东“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的一贯方针。
同样，也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在谋求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过程中，林彪及军委办事组成员有任何与毛泽东不一致的意见。相反，仅举本文前述一例：在军委办事组组织之下，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国在“援越抗美”时期秘密入越作战的空军、陆军高炮部队已经奉命全部回国。这不能不说是打开中美关系之结的一个重要步骤（可以相信，中方此主动行动美方的情报机构不会毫不知情），此际，四位老帅的“研判”报告还远未成文！及后，１１月下旬，昆明军区组织的援越工程部队全部离越回国，翌年７月９日，中国援赴工程、后勤保障等非作战部队亦全部返国。〔４９〕
２—３、毛泽东对军队是大权独揽的
１９６９年，毛泽东已是７６岁高龄。这一年，林彪虽则在中共“九大”上被确立为“接班人”，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唯一的副主席，然而，他的权力不仅未有因此而获得实质上的增加，相反，却有被架空的态势。“九大”不仅没有建立起中共最高权力和平转移的制度性安排，反之，毛这位老人一系列的举动，更凸显了他对权力的病态性恋栈。
在４月１日的“九大”开幕式上，毛泽东出乎意料地突然宣布要林彪当大会主席团主席。在一个严肃场合的这番举动，到底是对一千五百名大会代表开的一个并不好玩的玩笑，还是对林彪的一种试探？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没有人能猜得透毛的心思。惟无论是前者抑或后者，毛在做这番举动时却显得有点儿笨拙，有点儿不那么自然。
４月２８日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新军委组成人员名单，军委副主席共六人，即除却朱德以外，在世而又未被打倒的六位元帅（包括林彪）。相对于林彪在中共党内唯一一位副主席的“独一无二”的名份（暂且勿论其是有权的或是形同虚设），他在新军委中的位置就显得不怎么耀眼，他不过是六位副主席之一，不仅没有被授予第一副主席的名份，更未被授权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而在文革前，他是有这样的授权的）。
如果说１０月以后被疏散到外地的那几位副主席其实都是失去实权的摆设，难道林彪又不是一个摆设吗？作为军委副主席，林彪除却发表一些并不具多少实质性内容的谈话、指示之外，还有些什么权力？
本年５月２９日至９月２３日，及１０月１４日至翌年４月１１日，毛泽东两度离京长时间逗留外地，以本年计长达１９６天，占全年总天数的５３％。在外出期间，毛泽东未有指定任何一位他在政治局常委会内的“同志”，比如说他的“法定接班人”林彪，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而在文革前，毛不在京时，中央日常工作通常指定由刘少奇主持）。愈是晚年，毛与其党内同志的关系就愈似是君臣关系。
在军队调动使用权限问题上，毛泽东大权独揽。军委办事组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６日下发的《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严格要求：执行各种任务的陆、海、空部队，营（相当于营）以上部队的，行动和部署变更；及凡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无论部队大小，均须报请毛泽东、林彪批准后方可行动。换言之，林彪没有独立于毛泽东之外的任何一个等级的批准权限。“九大”林彪成为“接班人”，这一规定并没有原则性的变动。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２日中央军委重新颁布的《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只不过将上述“营（相当于营）以上部队”放宽至“团以上”（团以下由军委办事组批准），林的权限依然与毛捆绑在一起，林依然没有独立于毛之外的部队调动使用批准权。
在军队干部任免问题上，林彪亦没有独立于毛泽东之外的权限。１９６８年５月２８日，军委办事组向毛、林、周等建议并经批准：副军长、军副政委以上干部任免，报毛、林、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批准；军参谋长、军政治部主任、军后勤部长、师长、师政委，由军委办事组批准。１９６９年４月底“九大”闭幕后，副军职以上干部任免，改报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和其他三名政治局常委批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规定对比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０日军委批准的《关于师职以上干部任免权限和审批手续的规定》中各军区、军种、兵种和三总部军政第一、二把手的任免，军委常委讨论通过，报林彪同意后，再呈报毛、中共中央，经毛批准后公布命令；其余正军职以上干部的任免，经军委常委讨论批准后，呈报中共中央，经林彪批准后公布命令的规定，对于林彪而言，权限尺度不是随其“接班人”地位的“确立”放宽了，相反却是收紧了。〔５０〕
１０月中旬以后，“最高统帅”毛泽东远在华中的武昌长驻，所谓“副统帅”林彪战备疏散至华东的苏州，所谓战备状态下的统帅和副统帅，相隔千里，这是一个什么统帅部？说白了，武昌决策，北京执行，苏州还不是被晾在一旁吗？
２—４、军委办事组一切重大举措均经毛批准
１９６９年４月组成的新军委，并未如文革前的军委般设立其常务委员会。十年前于１９５９年９月批判彭德怀之后组成的军委会，委员仅有２１人，亦设立了一个１３人组成的常委会，而本届军委委员前所未有地扩充至４９人，成员众多又分散于全国各地，不设常委会如何有效运作？其实如此设计是否就是毛的本意呢——军委会不能有效运作，这样，军队的权力，不就高度集中于毛一个人手中？
１９６９年４月批准的军委办事组成员共１０人，其中政治局委员６人，政治局候补委员１人，整体政治地位表面很高，起码高于林彪之外的其他军委副主席（林彪之外的其他军委副主席中，政治局委员２人，即叶剑英、刘伯承，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则因文革中“犯错误”降为中央委员）。有论者称，此时的军委办事组行使军委常委职权，事实上并非如此。文革前的军委常委会组成人员包括了军委主席、副主席，拥有实权，现毛不设常委会，可谓一石两投，其一，使副主席一干人只得名份，没有实权；其二，使军委办事组权力受制约，使其地位如文革前的军委办公会议，只是处理日常事务性工作的执行机构而非决策机构。
综观本文列举的有关事例，军委办事组的一切重大举措，均经毛泽东本人同意，下达的重要命令，甚至重要会议纪要，亦均呈报毛泽东本人审批，经其同意后方予下发实施。在执行中央有关战备问题决策的过程中，军委办事组总的来说是遵守纪律、尽职尽责的。有论者指责军委办事组负责人黄永胜、吴法宪于１９６９年６月“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邱会作等人先后在会上提出要搞‘独立的、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要比洋人还要洋’。他们还指出：‘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由于他们盲目扩大军工生产，……造成了工农业之间、轻重工业、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５１〕
而据本文所披露的史实，１９６９年的国防经费预算，军委办事组早于２月３０日已呈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该报告不仅经周恩来及林彪分别批示、圈阅同意，且毛泽东本人亦已圈阅同意。该年度的国防经费预算安排是总后勤部提出、军委办事组上报的，军委办事组充其量只有建议权而无决策权，姑且勿论该预算合理与否、庞大与否，军委办事组仅充当建议者、执行者的角色而非决策者，最终的决策者是毛泽东本人。
需要说明的是，批评者大多以“１９６９年的国防费用比１９６８年猛增ＸＸ％指责军委办事组。实际上１９６９年的国防经费预算１３０亿元与过往年份相比并不突出。１９６７年度国防费预算为１２０。６亿元，１９６８年度原定１３１亿元。问题在于该两年的国防费实际支出与预算相比较有颇大下降幅度（１９６７年度实际支出为８１亿元，为年初预算的６７％。１９６８年度实际支出为９０亿元，为年初预算的６８％），究其主要原因，是国民经济因动乱遭致严重破坏，生产形势恶化，国家给予军队的物资供应严重不足。而１９６９年的预算实际执行情况较前两年大为改善，如此而已。〔５２〕
２—５、为什么林彪的“紧急战备指示”会令毛十分不爽？
“９·１３”事件之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日总参向军内传达的“林彪副主席紧急战备指示（第一个号令）”，成了林彪“反*政变”的一个重要罪状。官方当年标准的指控词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５３〕
根据目前已披露的较为可靠的材料，林彪于１０月１６日由北京抵达苏州，１０月１７日，口授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１０月１８日晚，黄永胜向军委办事组其他成员及阎仲川作了传达。
据阎仲川之子阎铭后来著文称，林的紧急指示，黄永胜“让父亲用电话迅速向部队传达。父亲随即到作战室进行文字整理。父亲考虑，这是前指开设之后发出的第一个指示，便要值班参谋将拟编为”第一号号令“的文字稿送黄永胜审查。但很快被告知，黄永胜已服安眠药睡下了，黄的秘书说，黄平时睡眠困难，服药后不宜打扰。又亲看了看手表，此时已是２１时３０分。明天上午苏联代表团即将入境，距他们的入境时间只剩下十几个小时了。军人的直觉和职责告诉他，如果苏联真的要发动突然袭击，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责任重大，时间紧迫，不容延误，应立即向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及有关部门传达。”〔５４〕
林彪的紧急指示全文，官方从未披露过。本文根据上世纪八十年代官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作大事记》所载作了引述的“第一号令”和“第二个号令”，应是紧急指示的大致内容。应注意的是，黄永胜本来仅要求阎用电话口头传达而已，而阎仲川在传达前对林的指示作了文字整理。而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紧急指示大致内容，大体上是号召性的，偏重于精神上、思想上的准备，未有涉及实质性的部队调动事宜。
１９７２年６月，时任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副总参谋长的张才千，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发言时称：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林彪从苏州打电话，交待黄永胜下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黄、吴、李、邱根据林彪的旨意，于１８日晚向阎仲川作了布置，传达了林彪的所谓紧急指示，阎仲川当即到“前指”作战组，将林彪的指示命名为“第一个号令”，口述经作战组同志记录下来，连夜用电话向各大军区，海、空军和北京卫戍区作了传达，接着又分别向二炮、情报部、三部和各总部，各兵种等单位下达了三个指示，阎仲川并要作战值班员连夜搜集反映，此后由他每天直接向林彪（代号二○○号）报告情况。象这样重大的问题，他事前不报告毛主席，也不报告中央政治局，这完全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是一个大阴谋。
张才千又说：直到１０月１９日，林彪一伙才用电话记录的形式，把这个号令的内容报告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他们知道毛主席批示不发，要烧掉时，他们做贼心虚，慌了手脚。为了继续掩盖罪行，欺骗群众，黄、吴、李、邱于１０月２０日在京西宾馆又造谣说：“第一个号令”毛主席看了，说很好，烧掉。〔５５〕
１９７２年７月中共中央下发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将“林彪擅自发布的所谓第一个号令”，作为“林彪反党集团准备发动反*武装政变的罪证”，讨伐口径与张才千发言相同。
根据本文引述的材料，９月３０日，林彪就紧急战备问题也作过与１０月１７日类似的指示（指示内容比１０月１７日更具体），据此，空军当日即以“一等紧急战备演习”的名义进行了落实。对于林彪９月３０日的指示，张才千等人为什么就一字不提呢？同样是有关紧急战备问题的指示，为什么１０月１７日的就是“篡党夺权的预演”而９月３０日的就不是呢？
又比如，１０月７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的总参１０月２日关于建立防止敌人袭击警报系统的报告规定：“向全国范围发出防止敌人战略突然袭击警报的权力，必须集中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在紧急情况下，可授权军委办事组决定，由总参谋部组织实施。局部地区的防突袭警报，授权大军区首长决定，同时上报，下发”。既然“在紧急情况下，可授权军委办事组决定，由总参谋部组织实施”，甚至“局部地区的防突袭警报，授权大军区首长决定”，那么，由总参传达一个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的“林副统帅”有关紧急战备的指示，又有什么理由大兴问罪之师呢？
有关林彪“紧急战备指示”有没有报告毛泽东？是谁、以什么形式、什么时候报告毛泽东？直到今天，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依张才千的说法是“直到１０月１９日，林彪一伙才用电话记录的形式，把这个号令的内容”报告了毛。“林彪一伙”具体指的是谁？“这个号令的内容”是未经阎仲川整理的林彪原话还是经过阎整理的“第一个号令”？却都语焉不详。笔者倒认为，如果以林彪“紧急战备指示”为题报告毛，毛应不会有什么过敏反应，问题应出在阎仲川所命名的“第一个号令”几个字上。“第一个号令”的标题触动了毛过于敏感的神经。在毛的心目中，能发出对全军“第一个……”的（无论是“号令”或是“命令”或是别的什么），当然是他本人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包括所谓的“副统帅”，“法定接班人”。
文革以来的毛泽东，并不希望有任何人与他分享好不容易从刘少奇等“一线”的人手中夺回的权力。尤其是最高军事指挥权，毛是牢牢紧抓不放的。文革以来打倒地方走资派形成的权力真空，以及１９６９年对苏备战形成的客观情势，使中国的最大部分权力归集于军队，这恐怕并非林彪及军委办事组诸人的主观愿望，恐怕也不是他们个人的本意。而恰恰是客观因素造成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军队的状况，使毛泽东对林彪等军队领导人形成戒心，类似阎仲川命名林彪“第一个号令”这样的无心之失，无意中加剧了毛的疑惑，这却是类似阎仲川这样长于军事而拙于政治的当事人所始料不及的。（２００６年８月）
注释：
〔１〕〔２〕〔７〕〔８〕〔１３〕〔１４〕〔１６〕〔１７〕〔１９〕〔２３〕〔２５〕〔３０〕〔３５〕〔３６〕〔３７〕〔３８〕〔３９〕〔４０〕〔４１〕〔４９〕总参谋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作大事记（１９４９．１０－１９８７．１２）》（１９８８．１２）
〔３〕〔４〕〔５２〕总后财务部、军事经济学院：《军队财务史料（１９６７－１９６９）》（１９８６年整理，１９９４年印刷）。
〔５〕陈忠龙：《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９５０－１９７９年战史讲义》（１９８７）；徐焰：《１９６９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１９９４）。
〔６〕〔３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二卷 上（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９〕《中国*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传达提纲》（１９６９年５月）；《周恩来同志的发言——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九大”全体会议上》（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１９６９年５月２日印发）。
〔１０〕《中国*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传达提纲》（１９６９年５月）。
〔１１〕军委文件 ［６９］９号，１９６９年６月１８日。
〔１２〕〔３２〕铁道部专运处：《铁道部专运处四十五年》（北京，１９９８）。
〔１５〕总政组织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五卷（北京：长征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８〕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６９］３６号、８５号。
〔２０〕《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组织沿革史》（１９９４．５），《陆军第二十八军军史（１９３７－１９８５）》（１９８５．９），《陆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军史》（１９８６．２），《陆军第六十三集团军军史》（１９９２．１２）。
〔２１〕同〔１〕书，及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６９］５６号。仲川，即阎仲川，１９６９年５月经毛泽东批准，由广州军区司令部参谋长调升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作战部部长。
〔２２〕同〔１〕书，及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 ［６９］国发文３４号，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６９］８６号。“○九”工程，即核动力潜艇工程；李如洪，前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封永顺，时任总后副部长。
〔２４〕《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６〕林彪视察事，见《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简报》总１３８号（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０日）。林讲话内容引自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７〕林彪视察张家口地区具体日期，目前有多种说法。张云生早期的《林彪秘书回忆录—毛家湾纪实》（香港：存真社出版公司，１９８８年初版）并无具体日期记载；后来的《“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一书，“正式动身的这一天”，注明为１０月５日；张家口地区档案绾编《张家口地区大事记》（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７）记载为“１０月８—１０日，林彪、叶群、吴法宪等人由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陪同到我区进行活动”；《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军史（１９３５．１１－１９９８．１０）》记载林彪视察该军日期为１０月９日。本文从１０月９日—１０日说。
〔２８〕《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简报》总２１２号，陈先瑞发言（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２日）。
〔２９〕空军司令部：《空军作战战备工作大事记》。
〔３１〕同〔１〕书，及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 ［６９］国发文２７号。
〔３３〕黄厥明：《关于林彪及其死党叶群来苏活动情况的揭发》（１９７４年５月）。黄１９６９年为林彪在苏州住地南园的上级主管部门——苏州市革委会外事组主要负责人，负责林在苏州期间的接待工作。不少著述（如张云生的《“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将林彪到达苏州的时间误为１０月１７日，应不确。
〔４２〕〔４６〕［苏］Ａ．普罗霍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年内部发行）。
〔４３〕杨奎松：《１９６９：中苏战争即将爆发？——从珍宝岛事件到缓和对美关系》。
〔４４〕《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打倒新沙皇》（１９６９年３月４日）。
〔４５〕毛泽东审阅周恩来等１９６９年９月８日送审的国庆二十周年口号时所加的一条口号。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４７〕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１９６９年四位老帅对国防形势的研判和建议》，《中共党史资料》第４２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２．６）。
〔４８〕〔５１〕郑谦：《六十年代末中国备战秘闻》。
〔５０〕总政干部部、军科院军制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制度概要》（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５３〕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１９７１］７７号《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
〔５４〕 阎铭：《我的父亲与“一号号令”》，《老照片》第２４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２．８）。前指，据后来的揭发材料称：１９６９年１０月，“黄、吴、李、邱不经总参党委讨论，就急急忙忙地组织了一个‘前指’党委”。阎仲川在“９．１３”后被视为“上了贼船”遭致审查，时间长达七年半之久，１９７９年４月方解除监管，１９８３年按正兵团职待遇离休。新华社于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９日发布了“阎仲川同志”于６月２２日病逝的消息。
〔５５〕《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简报》总２２２号（军委直属组３５号），张才千发言（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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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振华：军委常委会议被批内幕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作出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开始了振兴中华的新时期。
12月22日，三中全会进行最重要的人事任命。会议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九人为中央委员，增补邓颖超、王震、胡耀邦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中央委员陈云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决定恢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
12月25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人事问题，决定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胡乔木、姚依林任副秘书长，姚依林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胡乔木兼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宋任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同时免去汪东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职务，陈云主管中纪委、公安、检察、法院等工作，邓颖超主管工会、共青团、妇联；王震主管机械工业部；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汪东兴受到多名老同志的点名批评，25日政治局会议上被免去其兼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组组长等六个职务，实际等于被削去了实权。
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军队高级将领，对军队如何实行战略性转变，如何搞好军委工作，有一些议论。副总参谋长杨勇对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徐向前说，现在下面都有一些意见，是不是开个会，请大家谈一谈。徐向前也有这样的想法。于是徐向前向邓小平副主席建议：趁各大军区负责人在京的机会，利用几天时间，开个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帮助军委搞好工作。邓副主席表示完全同意，并指示会议由徐帅主持。
12月20日，军委座谈会开始，跨了年度，1979年1月3日结束，邓小平、徐向前分别在会上讲了话。
军委座谈会上有人就借1978年4月海军旅顺演习阅兵一事，向中央主席华国锋、海军主要负责人苏振华提出批评。
12月30日，海军参谋长杨国宇当时写了证明材料，其实已澄清了事情真相：向萧劲光报告是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提出的而不是参谋长杨国宇提出的，4月12日晚苏振华并没有提出动用多少舰艇飞机，是杨国宇4月15日到旅顺后与海军副司令员傅继泽研究方案时，两人提出用78条舰艇，轰炸机12架，歼击机24架。此外更重要的是，苏振华根本没有说不用向总参、军委报告的话。
二十年后，华国锋再一次对苏振华夫人陆迪伦表明：“当时，我是军委主席，去看看海军部队，是完全正常的。”
杨国宇的证明材料也提及：“后来上级通知说：华主席访问朝鲜回国后工作很忙，不去旅顺了。”
12月底，邓小平听取军委副主席徐向前、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第一副总参谋长杨勇汇报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的情况。指出：“会议可以延长，让大家把话讲完。对有不同看法的问题，可以辩论，把问题讲清楚。然后把问题集中起来，由军委研究解决。军队的方针、章法，军委全体会议、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还有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都已定下来了，现在是贯彻落实的问题。”还指出：“当前军队需要做的工作，第一是领导班子要配齐，要齐心。不整齐、不团结，办不了事。整齐了，心齐了，即使弱一点也可以办事。不团结、不齐心，即使强了，老扯皮，力量抵消了，也办不了事。第二是还要解决派性问题。第三是同意恢复军委办公会议。第四是继续搞好落实政策。”
此时负责海军的苏振华已经走下坡路了。
根据肖劲光回忆来看：
1978年9月，肖劲光带病上书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要求推倒强加给他的上“贼船”的罪名。
叶剑英是“四人帮”插手海军"四·五"会议的见证人，对这一"马拉松会议"的来龙去脉完全清楚。收到信，他立即批示：请华主席、邓、李、汪副主席阅示。(建议小平同志考虑，肖劲光同志是一位很老的同志，信上所提问题应予重新考虑，作出正确结论。)
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一一圈阅了肖劲光的信件。
邓小平接到批阅件之后也批示：“同意叶帅的意见，请国清同志办理。”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对这一事件非常重视。接到肖劲光的信和中央首长的批示后，立即将中央首长批示向海军党委传达，并责成专人成立调查组，对信件反映的问题及海军"四·五"会议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总政开始调查处理肖劲光的申诉。
但是海军主要负责人苏振华阻扰，意见很大。至此，肖劲光和苏振华两位搭档二十五年的海军军政一把手的分歧和矛盾公开化了。苏振华1954年4月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7年2月任海军政治委员，一直是肖劲光的黄金搭档。1972年初为了苏振华的复出，肖劲光帮了很大的忙。但是在批肖劲光上林彪的“贼船”一事上，苏振华的表现让两位黄金搭档开始产生了隔阂。
这样一来，总政几个月的调查一无进展。
叶剑英、邓小平两位中央领导的批示都没有得到落实。这可是一件大事：邓小平已经是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叶帅粉碎“四人帮”后在党政军高层的威望可以说登峰造极。
苏振华的这一步棋导致了自己的身前身后留骂名。
为了解决海军的问题，1979年1月初，军委几位副主席决定在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徐向前主持下召开军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海军的一些问题。
会议在京西宾馆的会议室进行，二十二位高级将军参加了军委常委扩大会议。
到会的有军委常委八名：徐向前、粟裕、汪东兴、陈锡联、韦国清、苏振华、张廷发、王震（1978年3月9日增补）。
值得一提的是这八名军委常委中只有粟裕不是政治局委员。
列席会议五人。第一副总参谋长杨勇、总后勤部长张震、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梁必业、军委办公厅主任肖洪达四人列席会议。1月2日上午刚刚被邓小平提名回军队工作的耿飚也参加了这一次会议，随后在1月10日被中央下发文件增补为军委常委兼军委秘书长。
因为涉及海军，海军党委常委肖劲光、刘道生、卢仁灿、王万林、孔照年、王昕、梅嘉生、杨国宇和九月刚刚增补的海军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邓楚白九人列席会议。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李先念五人因为事情繁忙没有到会。
京西宾馆的一间会议室，宽敞明亮，布置得朴素大方。
共和国元帅徐向前坐在主持人位置上，两侧的红木办公桌上坐着七位军委常委；在两边还有两列长条办公桌，一排坐着杨勇、张震、梁必业、肖洪达、耿飚五人，一排坐着海军党委的九位常委。
主持会议的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做了开场白：今天的会议就是把海军的一些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大家敞开来讲。
徐向前点名叫肖劲光谈谈海军目前的主要问题。
肖劲光戴上眼镜，拿起材料，首先发言，开门见山，直接就苏振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五运动”中犯下的错误提出批评，主要有：苏振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具体表现；苏振华在“四五运动”的表现，特别是恶毒攻击邓小平是“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粉碎四人帮后错误打击海军部分干部，如对周仁杰等人撤职；在1978年4月的“清批查”运动中不讲政策、打击一大批对自己有意见的人；在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压制海军表态。
——事实上，自1975年以来，苏振华同志带领海军党委一班人积极在海军贯彻执行小平“整顿”的方针，海军党委内部思想比较一致，工作有成绩，如果盲目贯彻要点精神，意味着下步工作必须转向，这是一个很大的弯子。因此，肖劲光对苏振华说；“说小平同志翻案，事实根据是什么，我们不清楚。”建议海军不要抢先贯彻《要点》，看看情况再说，苏振华不仅没有采纳这个要冒风险的正确意见，反而来了个大转弯。苏振华在12月，针对海军准备召开扩大传达《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会议，提出了几条极左的意见……此后，苏振华领导海军积极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亲自带领海军党委常委去青华大学参观“批邓”的大字报，在参观中做指名道姓的“批邓”讲话，调子很高。1976年4月7日晚，中央传达了“两个决议”，海军又很快组织召开了海直机关拥护“两个决议”的大会，苏振华在书面发言中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充分说明邓小平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已经发展到对抗性矛盾”等等。以后多次讲话超过了中央的提法，“批邓”的调子越来越高，以至发展到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对邓小平同志进行人身攻击，影响极坏。
在肖劲光发言的时候，脾气火爆的王震一直紧绷着脸。同为开国上将，苏振华虽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海军第一政委，但此时的王震地位已经不比苏振华低：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常委。
肖劲光发言一结束，王震首先发言，对苏振华提出分量很重的批评：“听了肖司令的讲话，我很震惊！苏振华同志的错误非常严重。几次讲话里攻击邓副主席、诬陷邓副主席，言辞恶毒，错误严重。你攻击邓副主席，就是为了投靠四人帮嘛！”
王震和苏振华资历一样，都是开国上将，他在1978年12月22日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说话是很有分量的。
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和苏振华都是来自二野高层，他严肃的说：“听了肖劲光同志的发言，看来苏振华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你说邓小平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这是谁定的调子？就是中央文件里也没有这个说法呀？”
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和苏振华一样也是来自二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成立时候就是三纵司令员，而苏振华也是一纵政委，陈锡联来到北京军区后和海军负责人苏振华也有很多来往，尤其是在1976年2月后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和苏振华来往更多。他一发言，苏振华就感觉到陈锡联的话很重：“天安门事件后，苏振华同志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对邓小平同志进行人身攻击，影响极坏。”
苏振华把钢笔重重放在笔记本上，脸色很难看，辩解说：“我确实是说了很多错话，犯了很多错误，但是我没有反对邓副主席。‘四人帮’一直攻击我，说我‘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是邓小平在海军的代理人’。你们不知道，邓副主席从江西回来，还是我安排他到海军总医院治疗的。”
——倪志福回忆：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批评“四人帮”后，苏是第三个发言批评“四人帮”的，后来他还专门给毛写了揭发“四人帮”问题的信：我是在苏之后发言的。
中央政治局委员、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立即驳斥：“苏振华同志，你不要狡辩。你在海军的几次大会的讲话，海军司令部有记录稿的，有很多同志记了笔记的。”
苏振华脸色铁青，一言不发。会场一片寂静。
徐向前看看列席的将军们：“列席的同志，要发言的都可以说说嘛。”
杨勇轻轻咳嗽一声，要求发言。徐向前点点头。杨勇开口说：“我和苏振华同志是老战友，从1947年组建第一纵队就开始搭档，到第五兵团成立，我们又担任司令和政委，从太行山打到大别山，从淮海打到贵州，一直配合默契。是不是，苏政委？”
苏振华脸色缓和了许多，点点头：“是呀，那时候还有潘焱嘛，他是参谋长。”
杨勇接着说：“那么，现在就连潘焱同志也对你有很多的意见呀，难道不值得你反省吗？是你指示潘焱要清查和严肃处理‘文革’初期对苏提过意见的人，可是潘焱同志明确表示，只要不是个人品质及有意紧跟那些海军“左派”的问题，并且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讲清楚后在处理上该高抬贵手时就抬抬手，特别是对一些业务骨干。他还以自己在“文革”初期，因被划为苏振华同志一派而被造反派整的很厉害一事加以说明，你却不以为然，就要换参谋长了。”
——不久之后，苏振华逝世后，潘焱和杨勇一起去向遗体告别。潘紧跟在杨勇后边，在向家属握手慰问致哀时，听到杨勇对苏的夫人陆迪伦说：“当年我和苏振华配合很好，可是到后来有些分歧了。”潘焱回家后，跟亲属表示：“苏政委去世了，就不要说分歧的事情了。”
杜义德站起来，大声说：“我也说几句。”海军的几位党委常委都看着他，有的很吃惊，有的很迷惑。
杜义德现在是海军第二政委、海军党委第三书记，和苏振华都在1967年1月打倒并且隔离审查，而且也是在1972年3月同时复出的。当年在二野，杜义德是六纵政委，苏振华是一纵政委。前不久，肖劲光、刘道生、杜义德出席了三中全会，会议前后邓小平在百忙中三次找老部下杜义德谈话，把端正海军思想路线、加强海军现代化建设的重任托付给杜义德。邓小平意味深长地对杜义德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决定，要贯彻下去，恐怕还要我们做很多的工作。”
杜义德声音低沉：“我和苏振华同志一样被打倒、隔离、监护......恢复工作后，工作配合一度配合也很协调，但是在‘四五运动’后，苏振华同志就变了样，开始是坚持批邓，以后又反对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压制海军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犯了严重错误，阻碍了海军拨乱反正工作的事实。”
——1979年4月，海军党委正式发文，“为肖劲光、苏振华、杜义德等同志彻底平反”。6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杜义德同志复查结论》说：“杜义德同志是遭林彪反党集团私立专案，实行法西斯式的审查、打击迫害的，应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
接下来，海军党委书记、第一副司令员刘道生发言：“特别是1978年3月开始的“查整改”运动，原是为了总结160舰爆炸事故的经验教训。而苏振华同志却出于个人需要，推行“左”的做法，搞扩大化，借此机会打击一批与他有不同意见，揭发他错误的同志，动辄点名批判、宣布停职、撤职、隔离审查，甚至逮捕。错整了一大批干部，造成严重的后果。”“那时候，我作为海军的党委书记也是战战兢兢，对苏振华同志望而生畏呀。”
至此，文革初期，海军党委里被“李、王、张”打击的“肖、苏、刘、杜”里肖劲光、刘道生、杜义德都发言批评苏振华。
粟裕大将缓缓的说：“那个时候，苏振华同志的问题，实质上就是看到那时候总理去世了、叶帅被夺权了、邓小平同志被撤职了，就连李先念同志也靠边站了，他动摇了，他要找后路了，所以他想投靠四人帮了。作为一个1975年曾十分积极拥护邓小平同志“整顿”方针的党的高级领导人，苏振华同志的这些表现，使人想法很多，也很难让人理解。”
苏振华仍不接受意见，忽地一下站起来，大声说：“这里是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不是中央会议。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批评我，那是要通过中央的。”
会场一片肃静。
徐向前目光炯炯，十分严肃地说：“你要考虑你问题的性质！”
元帅一发言，一言九鼎。
苏振华无话可辩，颓然坐下。
会议热烈起来了，大家纷纷发言......
这一次会议，成了苏振华的滑铁卢。
1979年1月2日，邓小平讲话：中央决定耿飚回军队工作。
1月5日，海军直属机关举行理论报告会，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邢贲思作报告，联系实际讲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意义。
海军第二政委杜义德传达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给予的高度评价，并要求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海军的工作中去。
人们开始猜疑杜义德要主持海军党委的工作了。
1月7日，海军党委在北京召开全会，第二政委杜义德了传达党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并在全会闭幕时讲了话。这次会议对海军历史上的一些重大是非问题做出了正确的总结，对受到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同志给予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更为重要的是，决定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进行“补课”。
1月11日，耿飚担任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协助军委主席处理日常工作。
在1月3日军委扩大会议结束的时候，肖劲光再次提出对“上贼船”一事平反的问题。
此时，苏振华已经处于被批的形势下，可是,所在单位海军党委却没能做出各方满意的结论。
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的健康力量已经占据上风。
增补为中央副主席、中纪委书记的陈云已经有了很大的发言权，他得知有关部门在平反决定中仍给他留有“先受林彪打击，后在林彪淫威下犯了一些错误”的尾巴，很不高兴。要知道，当年，陈云和肖劲光一起在东北战场上指挥南满我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一起经历了艰苦的战斗生活，他很了解肖劲光的为人。
1月11日，陈云亲自提笔给邓小平写信，提出：“肖劲光平反不要留尾巴”，“肖劲光是受‘四人帮’迫害的”。信中还提到一个细节：1973年召开中共十大时，“总理对劲光说，‘你度过了一场很大的风险’，这就证明当时肖劲光是受害挨整的”。陈云还亲自给肖劲光文集提写了“一代元戎”的书名，反映了他对肖劲光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
1月12日，邓小平审阅海军关于为肖劲光平反的报告，亲笔批示：“在那次会议上肖劲光同志是受四人帮迫害的。”把报告送华国锋、叶剑英、陈云、李先念。
前后叶剑英、邓小平的批示，后有党中央副主席陈云亲自写信证明，事情有了转变。
苏振华等人已经无法阻挡了。
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具体承办,与大单位领导反复交涉,终于作出正确结论。
海军党委常委成员都清楚，所谓“肖劲光上贼船”完全是江青、张春桥联手炮制的一个冤案。接到总政通知的当晚，他们便连夜召开会议，给党中央起草了报告。“报告"”郑重说明，肖劲光同志是受“四人帮”迫害的。所谓"“上了林彪贼船”的结论，是“四人帮”强加给肖劲光同志的。“本着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建议党中央撤销肖劲光同志‘上了贼船''的结论。待中央批示后，我们将在全海军和现在正在召开的党委全会上，予以宣布。”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各位副主席，除李先念不在北京外，其他人都迅速圈阅了海军党委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在报告上作了具体批示：“劲光病得很重。我的意见，对肖劲光平反不要留尾巴，而且要说明七二年至七三年的会议，肖劲光是受‘四人帮''迫害的。‘十大''时，总理在人大会堂检查窗帘是否露光时，当时见到劲光，总理对劲光说‘你经过了一场很大的风险''。这就证明，当时肖劲光是受迫害的。"
考虑到肖劲光病重，时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特意批示："要迅速告肖。”
与此同时，总政调查组的调查、复查工作业已结束。
为了彻底消除影响，韦国清根据调查的情况，主持起草了《关于肖劲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在简略地介绍了海军"“四·五"”会议的情况后，对作为肖劲光“上贼船”证据的五个问题，一一作了说明：
(一)关于林彪找五人谈话问题。林彪为了解决其死党李作鹏和张秀川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巩固他们在海军的阵地，并为了在“九大”向党进攻做准备，于1969年1月25日找李作鹏、张秀川和×××、×××同志谈话。当时因肖劲光同志是海军党委书记之一，也临时找肖劲光去参加了谈话，而林彪谈话时始终是强调李、×、×、×这个"战斗集体"要以李作鹏为核心。林彪说什么“你们这条线是信任的，另一条线是不相信的”，“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敌人”。林彪讲的这些话是对李、×、×、×的，而对肖劲光同志则另外讲了一段话。但“四人帮”却不顾事实，不作具体分析，硬把肖劲光同志打成林彪线上的人。
(二)关于“九大”选举没有投所谓“忠于毛主席的中央领导同志票”的问题。党的“九大”选举时，肖劲光同志认为江青、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姚文元、张春桥，不论哪一方面都不够当政治局委员的条件，所以没有选他们。这本来是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但“四人帮”不顾党纪国法，查了"九大"的选票。当知道肖劲光同志没有选他们时，对肖恨之入骨，进行政治陷害，故意将其与李作鹏在“九大”时布置选谁不选谁的阴谋活动联系起来，给肖劲光同志加上不选“忠于毛主席的中央领导同志”的罪名。
(三)关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在华北组的发言问题。肖劲光同志是相信了有人反对毛主席时才在华北组发言的，本来是属于上当受骗而不是由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布置。但“四人帮”把肖劲光同志的发言无限上纲，混淆是非，与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向党进攻联系起来，是别有用心的。
(四)关于“北兵南调”问题。“北兵南调”是经毛主席、周总理、中央军委下发的作战方案，肖劲光同志执行了指示，是没有责任的。1973年中央10号文件中说肖劲光同志“负有严重责任”是不对的。
(五)关于所谓顶撞“中央领导”的问题。“九·一三”事件后，肖劲光同志直接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并经批准，积极主动地解放了一批干部，而张春桥为此怀恨在心，妄加指责，当时肖劲光同志进行了申辩，是坚持原则表现。把这说成是顶撞“中央领导”，是完全错误的。
197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发19号)，批转了总政的“复查报告”。同时决定，撤销张春桥插手搞的1973年中发10号文件(文件中涉及其他人的问题，建议海军另行处理)，将中央本通知连同总政的复查报告，在(1973)中发10号文件传达范围内传达，海军传达到全体干部。
至此，历经六年的时间，“肖劲光上贼船”一案，终于大白天下。
经过叶剑英、邓小平、陈云三位副主席的努力，肖劲光才终于获得平反。
在肖劲光平反的同时，海军召开党委会议传达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
1979年1月17日，党委会议上苏振华作了比较全面的检查。
1979年2月7日，苏振华因突发心包膜破裂病逝于北京，终年67岁。
秘书回忆：会后，苏振华心事重重，心中郁闷。接着，中央决定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彭冲接替苏振华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职务。
在苏振华逝世的噩耗传来时，倪志福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不相信这是事实：怎么会走得这样匆忙呢？前两天还好好的，不仅通了电话，还见了面啊！在中央领导人中，倪志福是第一个赶到医院。倪志福悲痛欲绝地与苏遗体告别。当时，中央党政军各方面的领导人来吊唁的络驿不绝，倪志福一直陪同苏的夫人陆迪伦接待，直到中央主要领导人来了，与中央、军委有关部门、海军党委负责人一起商定治丧事宜。倪志福完成了对老友苏振华的最后一次送行。
1月23日，杜义德在海军党委会议结束的时候再次讲话，满怀激情地说：“海军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首要问题是要解放思想，使思想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夕，邓小平点名叫杜义德担任了自卫反击战海南前线陆海空三军总指挥。杜义德到达海南前线不久，一切战备工作已经展开，突然接到海军副政委卢仁灿的急电，报告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病危的情况，要杜义德务必立即回北京。杜义德只好嘱咐同行的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暂时负责指挥战备，自己急速赶回北京，安排苏振华的后事。邓小平亲自出席了苏振华的追悼会并致悼词。2月15日参加了苏振华的追悼会。2月16日凌晨2点，杜义德和海军榆林基地政委范天枢等人坐上了海军的飞机，从北京直接飞往海南岛。苏振华的夫人陆迪伦也在这架飞机上。她是专门护送苏振华的骨灰前往海南的。飞机抵达海南后，杜义德直接去主持三军联合作战会议了。海军榆林基地政委范天枢陪同陆迪伦，直接前往已经等候在码头准备出海的海军501护卫舰；遵照苏振华的遗愿，把他的遗骨撒在祖国南海的万顷碧涛里。
苏振华同志最后一任秘书王保江回忆：
1979年1月初，海军党委召开会议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这次会议是海军总结过去同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一次重要会议。1月17日会议结束，我和苏政委一同乘车回友谊里住所时他突然说，你当处长我不知道（由海政部党委决定），你当副部长时我没有反对，此言不知他想说明什么问题，欲说又止，遂即又把话题转到了海军的部队建设上，说海军的历史问题都解决了，今年要集中精力抓部队建设。从表情上看，他心事重重，心中苦涩！又一次处在逆境之中，又不便同我讨论。不久他生病住院，2月7日晚上，我同夫人一起在空军大院体育馆看电影，银幕上突然打出了我的名字，说有急事要我马上回三0一医院，我立即乘车7点半赶到医院时才得知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海军第一政委我的老首长苏振华因心肌梗塞心脏停止了跳动，医护人员还在全力抢救，实施人工呼吸已一个多小时却无回天之力，不治身亡。随后华国锋等中央、各总部和海军领导陆续来到医院慰问亲属，安排后事，他的突然逝世使许多人深感震惊与悲痛。2月15日由华国锋主持，邓小平致悼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不久出现了对他的一些非议，许多是完全不符合事实或被歪曲夸大的,但当事者人已不在，无法申辩正名，我认为邓小平代表中央和中央军委致的悼词对他的评价是高度肯定和恰当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更不用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上几下，大起大落，时而顺境时而逆境，他的政治生涯是很曲折的，“文革”初期被林彪集团整得很苦，后因林彪集团李作鹏等人的垮台重新复出，步入党的高层，处在风口浪尖上，就像处在大河大海“堆出于岸，流必湍之”。最主要的是由于他先于许多高级干部解放出来，又位高于人，某种程度上与昔日高层的同道拉开了一些距离，人已不在又无人为其说公道话，更不要说那些“9.13”事件后“挨整”的人心怀不满，形成众必非之的局面，教训是深刻的。我曾向后任海军的主要领导汇报海军党组织状况和干部队伍组成的复杂性，提及苏振华的教训时，在表达上述看法的同时，讲了苏的学习与工作精神，作风与品格、为人与处事、组织性与纪律性都是非常好的，他对党对国家的无限忠诚、敬业精神令人钦佩，我在他身上学到许多东西。
1979年2月4日，中共中央任命政治局委员、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和第一副总参谋长杨勇为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杨勇时任军委副秘书长、主持总参日常工作的副总参谋长，位列耿飚、韦国清之后，不久杨勇在十二大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作为当年二野五兵团的军政主要领导，杨勇尽管不是政治局委员，但实际上地位超过了苏振华。
苏振华与海军事件
2014年05月15日,,风凰网在风凰历史栏目以《哪位上将被邓小平批评后华国锋搞阅兵笼络他》为标题，摘录登载了权延迟所著《龙困与微行》一书所述，提出南海舰队导弹驱逐舰出事后“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严厉批评了海军司令部和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上将。苏振华不满，向华国锋告状。华国锋正不甘撒手军队，借此机会抚慰苏振华，并决定五月上旬访问朝鲜归来时，在大连检阅海军，以示对苏振华的支持。”
文中仍然老套的用华国锋“两个凡是”做辅垫，把华国锋准备在大连阅兵说成是与邓小平较量。指责华国锋阅兵未经军委批准，提出“人民解放军首要的政治原则是“党指挥枪”。只有军委能代表党，任何个人都不能替代。”。是邓小平下令停止这次检阅，并严肃处理直接责任者。
权延赤与师东兵、叶永烈曾被称作大陆政治文学的“三驾马车”。原为北京空军政治部文学创作室专业作家。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1996年转业。发表过长篇纪实文学《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红墙内外》、《领袖泪》、《共和国秘使》、《红朝传奇》、《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掌上千秋》、《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沉浮录》、《龙困——贺龙与薛明》、《第三代开天人》等。他的父亲权星垣生前曾任内蒙古文革小组副组长，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省经委主任。
此人多年来写了许多涉及到高层内容的文章和作品，1971年因抄袭事件被河北作家阎涛状告侵犯著作权而败诉，1989年又与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原卫士长李银桥对簿公堂而败诉，被判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8万元。他在《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一书受到包括当事人李锐等的质疑。
此人的作品本身带有野史的痕迹，加之摘录时断章取义，很容易造成历史误会。
1978年海军导弹驱逐舰沉没事件。
1978年3月9日，海军南海舰队导导驱逐舰160号在湛江港内码头爆炸沉没，造成134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超过十亿人民币的重大事故。
据事后得知，该舰有一名叫赖三羊的正排级干部，由于提干前在四川农村老家找了一对象，提升干部后即表示要和那农村姑娘断绝恋爱关系，姑娘为此自杀了。支队政治部作出了对赖撤消干部职务，作战士复员的处理。赖在请求减轻处分未果的情况下，产生了报复念头。据说因为赖掌管兵器库的钥匙，在舰尾深水炸弹仓库底部甲板凿了一个小孔，让海水缓缓渗入。海水溢满了深水炸弹仓库，在强大的海水压力下，深水炸弹在舰尾爆炸，随后又引起了弹药库爆炸
160号驱逐舰由广州造船厂建造，1971年4月下水，1974年6月服役。是当时中国自行研制的最大型水面舰艇051型导弹驱逐舰（北约称“旅大”级Ⅰ型），是在中国人民海军南海舰队服役的首艘舰。
该舰的爆炸，在国际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海军党委（司令员肖劲光、政委苏振华、参谋长杨国宇）被迫向中央写检查。南海舰队（司令员谭知耕、政委张元培）一名副司令被责令提前离休，第二驱逐舰支队多名领导被撤职。160舰舰长、政委因160舰出事时不在岗位，后被执行逮捕。
此时华国锋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一肩挑，邓小平重新出山担任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是1977年7月21日。当时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第一副主席叶剑英，其它副主席包括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
荣 臻。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政委苏振华。
按照权延赤的说法，海军发生事故后，邓小平“严厉批评了海军司令部和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上将”，苏振华不服气，向华国锋告状。
事实是１６０舰事故发生时，苏振华的工作重心在上海而不在海军，事故主要责任应由一直在家的司令员萧劲光及其他海军党委常委承担。
虽则如此，事故发生当日正率上海代表团在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的苏振华（苏振华1976年10月率中央工作组接管上海市委市政府），当晚即赶到海军作战指挥室听取汇报，决定派卢仁灿副政委和杨国宇参谋长赶赴现场了解情况，并向军委、总参作了报告。同时，苏振华还向中央、军委提出报告，请求批准把自己的主要精力从上海抽回海军。
３月２６日，苏振华回到海军，主持召开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在海军内开展群众性的查整改运动，着重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切实解决软、懒、散的问题，苏振华还提出，海军党委要亲自带领检查团到三个舰队和院校蹲点，就地解决问题。何来“不服气”一说？
批评海军的为什么不是军委第一副主席叶剑英？为什么不批评海军司令肖劲光而单批评在上海担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的苏振华？完全不符合逻辑！
华国锋大连检阅海军。
根据时任海军参谋长杨国宇写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３０日的证明材料：“１９７８年４月１２日晚，正看电影，约２０：００，苏振华同志通知我和杜义德、刘道生、卢仁灿四同志到他办公室研究一件事。我们一齐到后，苏说话大意是：我向华主席汇报时，华主席说，我在访朝回国后到大连看看海军。估计时间是在５月１０日就要视察海军。这是一件大喜事，就是时间太仓促，我们立即准备，一定要搞好这次视察，这件事请杨国宇同志到旅顺亲自布置，并事先约好傅继泽（海军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在旅顺等，要绝对保密，不要在电话上讲内容。在未去布置前，你明天先将此事亲自向萧司令报告一下，看他有什么指示？”（杨肇林、丑运洲、乔崖：《从高山到大海－－共和国上将苏振华》（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１）页４２３－４２５）。
杨国宇证明材料：“４月１３日８：３０我到萧司令家向他汇报，萧当即指示，内容大意：华主度视察海军这是一件大好事，是对海军的鼓舞，海军出了这件事（指１６０舰沉没），华主席来鼓励，这与毛主席（指示）团结起来，焕发精神，把海军搞好是一致的。毛主席没有检阅海军，我心至今不安，周总理检阅了。这次华检阅，一定要搞好，傅继泽去我同意，码头、上下船地点、舰艇的选择，都要做好。做好绝对保证安全。凡是新型舰艇，都列队检阅。码头也要搞好，旅顺如何搞好？要好好研究一下”。萧劲光此后还谈及了一些细节问题，
杨国宇即向时任中央军委的秘书长罗瑞卿做了报告。此情节在总参谋部《罗瑞卿传》编写组：《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６）页６０７中有具体描述：“４月１７日，正在３０１医院试用假肢的罗瑞卿接见了杨国宇，在听了杨的报告后，罗向杨提出两个问题：一、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搞这样大的兵力行动？这对国际、国内有什么样的影响？二、既然１２号已定，为什么现在才报告？杨国宇向罗说明了迟迟不报告的原因。罗瑞卿考虑了一下说：这件事由我向邓副主席报告，至于此事行不行，再用电话联系”。
而杨国宇的证明材料则表述为：“向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报告，并请求罗瑞卿立即批准调动部队，说批晚了海军来不及准备。罗瑞卿给了杨国宇三点指示：一、保证安全，个别舰艇、个别项目无把握不搞。二、国际、国内有什么影响要考虑。三、4月22日之后动好，并由他负责向邓副主席报告。”
由于部队预演要调动部队，必须经过总参谋部。总参谋部当时主持工作的是杨勇，作战部长肖向荣。此时两人正为军委预定将济南军区徐海方向划归南京军区事组织两军区负责人对徐海地区进行勘察，罗瑞卿也正准备赴徐。
杨国宇证明材料说：“我汇报时要求马上行动，怕时间来不及，罗瑞卿说：”因我２１日也许回来。由我告诉杨勇、王尚荣同志，他俩都在徐州。）１９日我出去一下听汇报。我２１日回来，杨勇同志因有病我劝他早日回来，他一直不回，这次也可能同我一道回来，部队调动以前由我报告邓副主席。并同我约定打电话的暗号说：如果我２１日不回来，你主动给我打电话说，‘１７日那个事情行不行’，我说‘行’就动，‘不行’以后再说。”
4月21日，海军派海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陈德鸿专门向总参作战部报告。总参作战部同意海军司令部的意见，即东海舰队3艘军舰可以原地待命行动，北海舰队按正常训练计划，在本海区进行训练待命。
不久，罗瑞卿就主动给杨国宇打来电话，说：“那个事不搞了。”与此同时，总参作战部也打电话通知陈德鸿：“你们那个事，我们于21日15点上报中央军委了。”
事后得知，杨国宇告辞后，罗瑞卿马上就向邓小平报告了，同时明确表示自己反对此次海军受阅。邓小平同意罗瑞卿的意见，华国锋检阅海军的行动终于被制止。
同年，杨国宇升任海军副司令员。杨国宇系原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十一军参谋长，少将军衔。
提出有关问题。
问题一、海军事故军委的态度。至目前为止，海军发生事故没有见到其它军委和总部首长的态度。只有后来有人说邓小平曾批评过海军，却没有任何文字证据。况且海军事故为什么只有邓小平的态度，军委第一副主席叶剑英是什么态度，其它军委副主席的意见呢？
问题二、海军事故苏振华的责任。苏振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文革前就是海军政委，文革被打倒。1976年１０月参与粉碎“四人帮”行动，并率中央工作组“接管”上海，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１６０舰事故发生时，苏振华的工作重心在上海而不在海军，事故主要责任为什么不是海军司令而是政委苏振华。而且事故发生当日，苏振华正率上海代表团在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会议，当晚即赶到海军作战指挥室听取汇报，并向军委、总参作了报告。报告同时请求批准把自己的主要精力从上海抽回海军。事故的责任为什么要苏振华承担？邓小平真的批评苏振华了吗？
问题三、苏振华是否告状。据《罗瑞卿传》所言，苏振华４月１２日去向华国锋告状，谈了５个小时。回来后即向海军党委汇报说：华主席支持我们，不要紧，打不倒”。据苏振华的夫了陆迪伦讲，苏振华是向华国锋请假到部队蹲点搞查整改运动。检阅之事是因为叶剑英副主席和军委常委都劝华国锋到部队走走看看，多了解些部队情况，以利以后工作。所以才打算在访问朝鲜后，回来顺便去旅顺看看海军部队，但日程未定。把请假和汇报工作说成是告状，是文革后诋毁干部的一种手段。是否凡是向领导汇报工作都属于告状？
问题三、关于检阅向军委报告事。华国锋要检阅海军有没有向军委报告的问题。据时任海军参谋长的杨国宇写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３０日的证明材料，苏振华当时传达华国锋的指示是“访朝回国后到大连看看海军”，并非是检阅海军。而且是苏振华提出要杨国宇向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汇报，并没有讲不用向总参和军委报告。作为海军政委，汇报工作时军委主席华国锋提出回国途中要看海军，向司令员报告是正常程序。是否向总参和军委请示汇报是司令员的事。难道让政委包揽整个海军工作？。
问题四、关于检阅规模。华国锋要检阅海军，包括苏振华在内都没有提出动用多少舰艇飞机，是参谋长杨国宇４月１５日到旅顺后与傅继泽（海军副参谋长兼南海舰队司令员）研究方案时，两人提出用７８条舰艇，轰炸机１２架，歼击机２４架。这种方案因为牵涉到调兵的问题，最终必须通过总参谋部。苏振华对此有何责任？
问题五、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的问题。据杨国宇证明材料，杨国宇向萧劲光汇报时，萧劲光提出了检阅的问题，不仅直接向参谋长下达了准备指令，而且没有提向军委和罗秘书长报告。后来要向军委报告是苏振华提出的，难道有什么问题？
问题六、关于谁提出向邓小平报告事。据当事人杨国宇证明材料：“当时我问苏，是否先向总参报告一下，可能徐帅、杨勇、王尚荣副总长知道后，肯定都会参加。苏当即指示，你明天回京亲自将此事报告邓副主席一下。”显然是苏振华提出向邓小平报告。后来为什么非说没有报告呢？
问题七、罗瑞卿的问题。当杨国宇向罗瑞卿报告后，罗表示同意，并当即发出四条落实指示，并表示由他向邓副主席报告。作为海军而言，向军委秘书长报告等于向军委报告，是否向军委其它副主席报告是秘书长的事。罗瑞卿为什么在海军面前表示同意，又在邓小平面前表示反对呢？
问题八、是否是邓小平制止了这次检阅。杨国宇的证明材料：“后来上级通知说：华主席访问朝鲜回国后工作很忙，不去旅顺了”。1978年邓小平无论在党内还是军委，还没到说一不二的地步。华国锋没有最终检阅海军的原因应该不是受到邓小平的阻拦，可能确实是工作忙没有安排。邓小平为什么把这件事当作功劳来宣传呢？
问题九、华国锋检阅海军是否是应合苏振华的情绪。据后来所言，苏振华因为海军事故被邓小平批评，所以鼓动华国锋检阅海军以提高威信。然而从各方面回忆表明，华国锋检阅海军只是出访回国的顺便行为。苏振华作为海军政委想表现或提振海军士气做准备是正常情况，况且海军事故跟苏振华关系很小，根本不需要因情绪而让海军大动干戈。有谁能证明苏振化有情绪？
问题十、华国锋检阅海军的资格问题。据罗瑞卿传所言：“后来，到１９７９年７月间，在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再一次批评了‘两个凡是’以后，也谈及此事。他说：海军出了一件坏事，就是旅顺搞大海军演习，这是坏主意，政治上是错误的，出发点也是不正确的。这一点罗瑞卿同志处理得好。罗瑞卿讲了这个问题，我同意他的意见，制止”。（这段话在海军会议纪录中没有查到，很可能是编撰的）。中央领导人到各地视察检阅部队基本是常例，为什么说成是坏事呢？不管是谁先提出检阅，按程序向中央军委报告，无论同不同意，就事件本身没有坏处可言。军委主席检阅部队何错之有？
苏振华是冤枉的。
此事后来被当成华国锋和苏振华的一大罪证。华国锋不和邓小平商量，不经军委常委、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不顾在国内外发生严重影响和政治后果，擅自决定要在大连搞海军大检阅，迎合苏振华的错误情绪。
苏振华1926年参加革命，红军时期任团政委。抗战时期任115师343旅政委、冀鲁豫军区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二野五兵团政委（司令员杨勇）。解放后担任贵州省委书记、海军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文革后1972年复出任海军第一政委。1976年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1979年2月因突发心包膜破裂在北京猝然逝世。
从苏振华履历看，应当属于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然而解放后与陈锡联、谢富治、王秉璋、王辉球、李德生等二野主要将领一样，都与邓小平划清了界限。邓小平对苏振华的气，更多的是因为苏振华与华国锋走的太近。
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即使华国锋检阅海军错误是因为没有经过军委研究，最终制止也没有通过召开军委或政治局会议，而是邓小平不批准。
从组织程序上，当海军提出准备调动部队接受党的主席检阅的报告后，中央军委应当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做出同意或者反对的决议。现在的事实是，军委主席华国锋要检阅海军，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反对，最终作罢。这种情况既不符合组织原则又违背军队指挥原则的问题，邓小平有啥值得炫耀呢？充其量是把持军队向党的主席示威！就像他自己说的是与华国锋“较量”。
同时，苏振华的问题都是在华国锋下台，苏振华去世后邓小平的借题发挥，目的是抹黑华国锋，为自己的专权寻找借口和理由。
此事过后不到十个月，1979年2月7日，苏振华因突发心包膜破裂病逝于北京，终年67岁。
邓小平在苏振华追悼会上致悼词是这样评价的：苏振华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忠于党，忠于人民，深受广大指战员的衷心爱戴。他刻苦学习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力求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他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曾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典型，到海军工作后，又刻苦钻研海军专业，使自己成为海军建设的内行。他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深入实行，身体力行，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工作极端负责。他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坚持原则，敢于斗争，顾全大局，团结同志，遵守纪律，严于律己，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苏振华同志的高贵革命品质，坚决响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号召，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加速建设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整军备战，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
苏振华的海军检阅事件成了一些写手们吹捧邓小平，贬低华国锋的靶子，岂不知适得其反。在证据面前，既戳穿他们通过编造历史进行政治攻讦的丑恶嘴脸，也向邓小平脸上摸了黑。
稍有点常识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华国锋作为军委主席为什么就不能出国途中顺便看看海军？海军安排军委主席检阅何错之有？批评检阅没有经过军委会议批准，那制止华国锋检阅又何不是邓小平一个说了算？军委副主席可以下达命令而军委主席却受约束又符合那个组织原则？此事究意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事实是这次检阅不仅有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的直接指令，海军司令部做出方案。也向军委作了汇报，总参谋部参预了具体策划安排。何来苏振华私自调动舰艇受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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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欧亚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说说粟裕与天津港三期建港工程的那些事儿
1970年初，周恩来总理把粟裕召去西花厅，让他继续留在国务院，以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在当时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分管分管铁路、交通、邮电部门工作。在此后数年，粟裕跑遍了沿海主要港口，为海运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为港口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堪称为当时海运事业的黄金时代。甚至，对于后来的1984年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粟裕与天津港三期建港工程的故事，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本文将通过讲述粟裕与天津港的故事，再现一个既能打仗闹革命又能搞经济建设的粟裕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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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通过讲述粟裕与天津港的故事，再现一个既能打仗闹革命又能搞经济建设的粟裕大将！
1973年，为解决港口“三压”（压船、压货、压港）问题，适应国际贸易的发展，周恩来总理向全国发出“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号召。当年3月，天津市成立了建港指挥部，4月13日天津港第三期大规模扩建工程正式开工。
这期工程计划宏伟、工程浩大、持续时间长，自1973年至1976年，3年国家总投资29906万元，参加这期建港的有来自甘肃、陕西、河北、山东、湖北、湖南、北京等省市几十个施工单位的2万多人，围海造陆8960亩，挖泥1559万立方米，回填438万吨，预制构件142700立方米。建成8个万吨级泊位，改造两个5千吨级泊位及部分库场、铁路、公路等，天津港第三期建港工程的建设使天津港面貌得到改观。
提到天津港第三期建港工程，不能不提粟裕大将。
这期工程计划宏伟、工程浩大、持续时间长，自1973年至1976年，3年国家总投资29906万元，参加这期建港的有来自甘肃、陕西、河北、山东、湖北、湖南、北京等省市几十个施工单位的2万多人，围海造陆8960亩，挖泥1559万立方米，回填438万吨，预制构件142700立方米。建成8个万吨级泊位，改造两个5千吨级泊位及部分库场、铁路、公路等，天津港第三期建港工程的建设使天津港面貌得到改观。
提到天津港第三期建港工程，不能不提粟裕大将。
1970年初的一个夜晚，周恩来把粟裕叫到中南海西花厅，告诉他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分管铁路、交通、邮电部门工作。当时的交通部门受“四人帮”破坏十分严重，铁路运输不畅，港口压船压货严重，处处告急。粟裕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吓倒。他以犀利的目光冷静地寻找着症结。
1971年7月26日，在交通运输会议上，粟裕批评了某些干部的“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抓安全险上加险”和“怕说不突出政治，怕说单纯的技术观点，怕说穿新鞋走老路”的“三怕”思想。
1971年7月26日，在交通运输会议上，粟裕批评了某些干部的“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抓安全险上加险”和“怕说不突出政治，怕说单纯的技术观点，怕说穿新鞋走老路”的“三怕”思想。
1971年7月底，国务院港口检查小组进驻天津港。8月10日，粟裕代表周恩来总理了解天津港的压船情况并听取了天津港关于贯彻落实中央运输会议、领导班子建设和港口长远规划等情况汇报。当天下午，他为部分干部职工做报告指出，当前压船、压车、压货的问题比较严重，必须动员起来，突击解决压船、压车、压货的问题。随后，粟裕又先后到秦皇岛港和大连港检查指导港口工作。8月20日，粟裕在视察途中发电报给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同志，反映了天津港和秦皇岛港的情况。8月24日，根据去天津、秦皇岛和大连等港口的调查情况，向国务院送交了《关于压船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这次压船是在任务未超过历史较高水平的情况下发生的。主要原因：一是在装卸船的指导思想上，有指标挂帅的倾向，单纯地追求任务指标，什么好卸就卸什么；二是基层工作薄弱，职工群众的积极性没有被调动起来；三是调度指挥和港务管理混乱；四是有关部门协作不好。
粟裕同志视察天津港后，港务局党委连续召开三次紧急会议，落实中央领导的要求，提出加强管理具体措施，开展“大会战”。在全港干部职工的努力下，当年三季度全港完成了全年的三分之一的吞吐量。截至12月底，全港共完成吞吐量的801.41万吨，为年计划的106.9%，装卸船只1387艘，装卸火车95855车次。
粟裕同志视察天津港后，港务局党委连续召开三次紧急会议，落实中央领导的要求，提出加强管理具体措施，开展“大会战”。在全港干部职工的努力下，当年三季度全港完成了全年的三分之一的吞吐量。截至12月底，全港共完成吞吐量的801.41万吨，为年计划的106.9%，装卸船只1387艘，装卸火车95855车次。
然而这只是解决了临时的问题，港口压船局面仍然严重。据统计，到1973年1月，天津港锚地停泊船只竞达五六十艘。1月4日，李先念副总理在国家计委的《生产日报》上批示，码头问题甚多，一定要予以解决。1月15日《沿海港口压船情况》上报国务院后，周恩来总理批示给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请将此事计划会议，列入今年港口疏运计划，同时请上海、天津的同志先和地方打一个招呼，要请上海、天津的同志做一次紧急动员，加快装卸，免招致更大的损失和影响对外的信誉。”
受周恩来总理之托，分管港口工作的粟裕在1973年1月23日到达天津港视察工作，听取了天津港领导班子的汇报，并与天津港的干部职工进行座谈。经过实地调查，粟裕指示，“天津港要适时扩建7~11个泊位，今后还要更多一些”，并指出“加速规划设计，做好准备工作，把铁路先搞上去，以便运输建港物资和材料。”1月26日，粟裕回北京后，即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加强港口航道建设的报告》，分别就港口建设问题、远洋船舶的修理问题、港机的配套问题、港口疏运问题5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1973年2月2日是农历除夕，粟裕到天津看望了天津港和新港船厂坚持生产的干部、职工，组织召开了干部工人座谈会，并和大家一起过了春节。他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代表总理看望大家来了。快过年了，我们这里出现了压船压货的问题，我们应该共同商讨一个解决的方法，抓革命，也要促生产嘛！”2月15日，粟裕又专门对天津港的生产做出指示，并批评了当时存在的“生产到顶”、“潜力挖尽”的思想。粟裕指出，当前水运工作同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很不适应，特别是天津港的压船问题，已成为制约天津港口发展的瓶颈。他要求，坚决消灭“超月船”。他传达了周总理批示并交代了两项任务：一是总结经验为全国交通会议做准备；二是研究一下疏运问题。他强调说：“天津港解决压船问题必须把握住20天以上的船。”在天津港期间，粟裕对天津港和新港船厂进行了仔细的考察。这次粟裕在天津呆了14天。
1973年2月22日，根据到天津港调查了解的情况，粟裕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天津港务局领导班子、关于成立天津市建港指挥部及关于海河建港的设想等建议报告。2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国民经济计划汇报时，粟裕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在全国增建40多个港口泊位的建议。周恩来总理进一步明确指出要把港口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现在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并提出“要在三年内改变港口面貌”。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港口建设问题，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提议。3月1日，李先念副总理批准成立国务院港口建设领导小组，粟裕被任命为组长。3月2日，粟裕主持招考港口建设会议。3月6日，国务院批准天津市、交通部《关于成立天津市建港指挥部的请示》。3月9日，粟裕邀请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8个沿海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开会，传达周总理关于“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指示。建议有关省市区由领导同志挂帅，亨利港口建设指挥部或领导小组。遵照国务院的指示，3月28日至30日，天津市建港指挥部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正式成立天津市建港指挥部，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兼任总指挥，李中垣、夏骏青、刘树森、周纶为副总指挥，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从此，天津港开始了第三次大规模扩建。
受周恩来总理之托，分管港口工作的粟裕在1973年1月23日到达天津港视察工作，听取了天津港领导班子的汇报，并与天津港的干部职工进行座谈。经过实地调查，粟裕指示，“天津港要适时扩建7~11个泊位，今后还要更多一些”，并指出“加速规划设计，做好准备工作，把铁路先搞上去，以便运输建港物资和材料。”1月26日，粟裕回北京后，即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加强港口航道建设的报告》，分别就港口建设问题、远洋船舶的修理问题、港机的配套问题、港口疏运问题5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1973年2月2日是农历除夕，粟裕到天津看望了天津港和新港船厂坚持生产的干部、职工，组织召开了干部工人座谈会，并和大家一起过了春节。他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代表总理看望大家来了。快过年了，我们这里出现了压船压货的问题，我们应该共同商讨一个解决的方法，抓革命，也要促生产嘛！”2月15日，粟裕又专门对天津港的生产做出指示，并批评了当时存在的“生产到顶”、“潜力挖尽”的思想。粟裕指出，当前水运工作同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很不适应，特别是天津港的压船问题，已成为制约天津港口发展的瓶颈。他要求，坚决消灭“超月船”。他传达了周总理批示并交代了两项任务：一是总结经验为全国交通会议做准备；二是研究一下疏运问题。他强调说：“天津港解决压船问题必须把握住20天以上的船。”在天津港期间，粟裕对天津港和新港船厂进行了仔细的考察。这次粟裕在天津呆了14天。
1973年2月22日，根据到天津港调查了解的情况，粟裕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天津港务局领导班子、关于成立天津市建港指挥部及关于海河建港的设想等建议报告。2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国民经济计划汇报时，粟裕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在全国增建40多个港口泊位的建议。周恩来总理进一步明确指出要把港口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现在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并提出“要在三年内改变港口面貌”。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港口建设问题，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提议。3月1日，李先念副总理批准成立国务院港口建设领导小组，粟裕被任命为组长。3月2日，粟裕主持招考港口建设会议。3月6日，国务院批准天津市、交通部《关于成立天津市建港指挥部的请示》。3月9日，粟裕邀请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8个沿海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开会，传达周总理关于“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指示。建议有关省市区由领导同志挂帅，亨利港口建设指挥部或领导小组。遵照国务院的指示，3月28日至30日，天津市建港指挥部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正式成立天津市建港指挥部，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兼任总指挥，李中垣、夏骏青、刘树森、周纶为副总指挥，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从此，天津港开始了第三次大规模扩建。
从1972年起，天津港就着手筹备第三次建港工程，主要内容包括兴建新港第一突堤码头，完善二突堤，起步三突堤，新辟一港池、二港池、三港池、四港池，建设杂货泊位、集装箱泊位、改造盐码头、粮食码头以及筹建新港客运站，新建供油码头及附属设施，建设铁路、公路、仓库、堆场、医院、学校、水厂、电台、职工宿舍及其它港口设施。同年6月，天津港第三次建设被列入国家长期发展计划。
1973年3月14日，交通部水运基建局下达工程概算，并由国家拨款。国务院对天津港的建设除在资金予以保证外，更加重视建设规划的实施。概算批准后，国务院港口建设领导小组谷牧、彭敏于4月11日至15日亲临天津听取天津港建港指挥部关于港口建设工作及发展规划的报告，并乘船巡视扩建的准备工作。当年，塘沽10号、11号两个七千吨级杂货泊位建成，码头岸线长355米，水深负6米，新增吞吐能力56万吨。1974年至1975年，塘沽新港第7、8、9、10、11号泊位和三港池22至24号泊位主体工程完工，年增设计吞吐能力349万吨。港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为天津港缓解压船局面奠定了良好基础。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对港口建设的重视和各省市的支援，使天津港第三期建港工程得以顺利进行。天津市委还专门派孙敬文、李中垣、路达等担任天津市建港指挥部主要领导，并在1972年11月10日召开天津市支援港口建设动员大会，要求天津市党、政、工、青、妇，以及各区、县、局和千人以上的大厂、驻津部队、天津警备区等，都要认真落实周恩来总理改变港口面貌的指示。天津市财贸委、一商局、二商局、粮食局等单位到港口了解建港要求，做好供应。天津市计委、建委、生产指挥部及一机局、一轻局、二轻局、化工局、冶金局、纺织局、电业局、新港船厂、新河船厂、机车车辆厂等单位派出大批人员奔赴港口，解决港口建设中的疑难问题。由于国家的重视，天津市和交通部的直接领导及有关省市、单位的大力支援，天津港的第三期建港工程初战告捷，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天津港三期扩建还得到了交通部、国家口岸办、天津市委、各省市和解放军的大力支持。1974年5月至10月，解放军400多人支援港口装卸，最多时达1770多人，分三班作业突击货物疏港运输。为了尽快扭转严重的压船局面，减少经济损失在短期内疏运货物，成立了疏运小组，给突击压船疏运工作创造条件。天津港在港口生产中坚持以猛攻杂货、突击压船为主攻目标，并采用散货船舶装卸杂货、组织驳船木船疏运、港池卡鼓起水、船舶先进后出等有效措施，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1973年3月14日，交通部水运基建局下达工程概算，并由国家拨款。国务院对天津港的建设除在资金予以保证外，更加重视建设规划的实施。概算批准后，国务院港口建设领导小组谷牧、彭敏于4月11日至15日亲临天津听取天津港建港指挥部关于港口建设工作及发展规划的报告，并乘船巡视扩建的准备工作。当年，塘沽10号、11号两个七千吨级杂货泊位建成，码头岸线长355米，水深负6米，新增吞吐能力56万吨。1974年至1975年，塘沽新港第7、8、9、10、11号泊位和三港池22至24号泊位主体工程完工，年增设计吞吐能力349万吨。港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为天津港缓解压船局面奠定了良好基础。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对港口建设的重视和各省市的支援，使天津港第三期建港工程得以顺利进行。天津市委还专门派孙敬文、李中垣、路达等担任天津市建港指挥部主要领导，并在1972年11月10日召开天津市支援港口建设动员大会，要求天津市党、政、工、青、妇，以及各区、县、局和千人以上的大厂、驻津部队、天津警备区等，都要认真落实周恩来总理改变港口面貌的指示。天津市财贸委、一商局、二商局、粮食局等单位到港口了解建港要求，做好供应。天津市计委、建委、生产指挥部及一机局、一轻局、二轻局、化工局、冶金局、纺织局、电业局、新港船厂、新河船厂、机车车辆厂等单位派出大批人员奔赴港口，解决港口建设中的疑难问题。由于国家的重视，天津市和交通部的直接领导及有关省市、单位的大力支援，天津港的第三期建港工程初战告捷，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天津港三期扩建还得到了交通部、国家口岸办、天津市委、各省市和解放军的大力支持。1974年5月至10月，解放军400多人支援港口装卸，最多时达1770多人，分三班作业突击货物疏港运输。为了尽快扭转严重的压船局面，减少经济损失在短期内疏运货物，成立了疏运小组，给突击压船疏运工作创造条件。天津港在港口生产中坚持以猛攻杂货、突击压船为主攻目标，并采用散货船舶装卸杂货、组织驳船木船疏运、港池卡鼓起水、船舶先进后出等有效措施，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经过全港职工的努力，天津港港口面貌日新月异，吞吐量逐年增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其中，天津港在1974年全年吞吐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达到1000.3万吨。此外，1973至1978年的短短6年中，港口建设总投资共达49205万元，是天津港前23年（1950
1972年）基本建设投资总和的4.9倍，堪称天津港辉煌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1975年11月3日的《人民日报》和《天津日报》第一版显著位置同时报道《天津新港第三期扩建工程取得鼓舞人心的成就》。
粟裕看到天津港取得的成绩，高兴地说：“传达总理的指示后，你们作了一定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是肯定的。但你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充分发动群众，挖掘潜力，把生产指标搞上去。”在这一期间，粟裕将军一直关心天津港的发展和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批示，为天津港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全文完。有删改。
作者单位：天津港欧亚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粟裕看到天津港取得的成绩，高兴地说：“传达总理的指示后，你们作了一定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是肯定的。但你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充分发动群众，挖掘潜力，把生产指标搞上去。”在这一期间，粟裕将军一直关心天津港的发展和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批示，为天津港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全文完。有删改。
作者单位：天津港欧亚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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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算子·悼念龙燕怡先生/马万里*七律·南門酒局即席贈龍燕怡老人/心照不宣
卜算子·悼念龙燕怡先生
马万里
噩耗五溪传，一颗文星坠。去岁登门拜见师，今日堪回味。
诗卷留人间，情意盈天地。一曲欢歌唱北京，雅韵千秋寄。
注：龙燕怡，我国著名歌词作家和民俗专家，擅长古典文学、音乐文学、民间歌谣和民俗，有多方面成就。《侗歌向着北京唱》、《最美丽》、《侗锦芦笙和兰花》曾在全国广泛流传；李谷一、宋祖英、蒋大为、何纪光等著名歌唱家演唱过他作词的歌。
七律·南門酒局即席贈龍燕怡老人
心照不宣 (2015-5-15)
乙未三月二十七日，龍燕怡訪黔城。電招至東門口，蒙饋贈其畢生心血《燕嵐心語》。午宴間，即席賦詩，以為回報。
龍燕怡，原名龍燕貽，1937年1月19日（農曆1936年丙子臘月初七日，次日大寒）生，湖南省安化縣梅城鎮人，出身於書香世家。著名歌詞作家和民俗專家。《侗歌向著北京唱》詞作者。有多首歌曲被選作大、中、小學音樂教材和出國節目。
丙子騰龍臘月間，梅城初七露歡顏。
侗歌向着北京唱，白髮思謀安化還。
燕爾新婚承古禮，怡然暮歲享清閒。
煙嵐四起詩文紀，筆墨生涯到老頑。
梅城才子老來頑，戴月披星隻等閒。
燕語呢喃王謝府，怡情恍惚雪峰山。
龍標幾度尋前哲，虎榜何時閉冷關。
倚杖江汀波浪滾，濤聲依舊笑溪蠻。
龍燕怡，原名龍燕貽，1937年1月19日（農曆1936年丙子臘月初七日，次日大寒）生，湖南省安化縣梅城鎮人，出身於書香世家。著名歌詞作家和民俗專家。《侗歌向著北京唱》詞作者。有多首歌曲被選作大、中、小學音樂教材和出國節目。
丙子騰龍臘月間，梅城初七露歡顏。
侗歌向着北京唱，白髮思謀安化還。
燕爾新婚承古禮，怡然暮歲享清閒。
煙嵐四起詩文紀，筆墨生涯到老頑。
梅城才子老來頑，戴月披星隻等閒。
燕語呢喃王謝府，怡情恍惚雪峰山。
龍標幾度尋前哲，虎榜何時閉冷關。
倚杖江汀波浪滾，濤聲依舊笑溪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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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华声在线[长沙] 湘人湘歌丨侗歌向着北京唱 我以"四愿"酬故乡 ...
侗歌向着北京唱 我以“四愿”酬故乡侗歌向着北京唱 我以“四愿”酬故乡
就在上个月，《侗歌向着北京唱》的词作者龙燕怡先生仙游。闻此消息，文艺界哗然。侗族文化专家吴跃军先生、老词人陈元贵先生、邝厚勤先生纷纷感叹，不仅他们失去了一位好朋友，而且文艺界也失去了一位好师长。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湖南省著名词作家陈元贵：
龙老一生恋文苑
留下大作堆成山
侗歌向着北京唱
回响几代人心田
侗锦芦笙和兰花
词海浪花第一掀
五溪揽胜集华章
乔老爷夸不简单
人间失去一良师
天堂迎来好歌仙
著名词作家、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常务理事邝厚勤：
龙燕怡先生在世时，尽管与之直接交往接触的次数不是很多，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为人处世就像他那充满“文气”的名字一样温文尔雅，言谈举止始终是谦恭礼让，做人低调，从不过从骄狂，从不拨弄是非，从不在人面前炫耀他在民俗散文、歌词、古典格律诗词创作和梅山文化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从其身上让我看到了中国当代文人的典型君子风范。
被人们誉为“精神家园的守望者”的龙燕怡先生，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写作杂文、随笔，两三年后转向歌词创作，依仗着他那支飘散出泥土馥郁和草木芬芳的妙笔，在词坛辛勤耕耘了60余载，发表了2000多首歌词作品，其作品或被选作大中小学音乐教材和出国节目，或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卷》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用，或被录制成唱片与盒式磁带，其中有20多首作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播放，获全国和省级奖励100多项，其代表作《侗歌向着北京唱》《侗锦芦笙和兰花》《溪边月光曲》《最美丽》等已成为人们美好的记忆。
龙燕怡先生的不幸辞世，无疑是湖湘文坛艺苑的一个巨大损失。
龙老辞世前，曾写下绝命诗二首及绝笔长文《我以“四愿”酬故乡》，经侗族文化专家吴跃军先生对个别文字和标点进行修改后，现收录于后，借以怀念龙燕怡老人!
绝命诗二首
因肝癌晚期，随可夺命，惜别!诚奉“龙燕怡绝命诗二首”，一为留念、二请点评，至盼!
(一)
一声噩耗自天传，“病入膏肓”剧可怜。
至死倾情留大爱，湍飞宏韵谱遗篇。
(二)
梅山子弟寸心丹，永别依然恋家坛。
遥望远乡三叩首，游魂夜夜故山盘。
我以“四愿”酬故乡
(2016年7月10日，龙燕怡与弟弟龙民怡赏荷。)
所谓“四愿”者即四个一好工程，乃“一首好诗词”、“一篇好散文”、“一本好书籍”、“一首好歌曲”。大美心意之艳称也。
大千世界，红尘扰扰。天生我才必有用，你方唱罢我登场。有的人善于从政，高舆华驾，叱咤风云;有的人惯于经商，大海弄潮，富甲一方;有的人学富五车，为学大成，名士风流;还有的寒酸似我，明知力有未逮，却不甘寂寞，也要迎难而进，在文坛艺苑拼搏几回。但不管高人雅士也好，一介寒儒也罢，那一点思乡情结、感恩梓里之天性，大抵还是人所共有的。不过乡情之厚薄，报答之多寡，却因其境遇不同，千差万别而已。
吾自幼从文，平素痴迷于写作，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孜孜不倦，力排万难，耐得寂寞，行走乡间，守望文脉，绝耕乡愁，守住书香，开创大湘西民俗散文、歌词创作、诗词创作、梅山文化研究的文艺春天。曾赋诗明志曰：“采风情系少穷边，探胜寻幽数十年。唯有诗文千古事，余皆散入五溪烟!”
我的故乡在湖南省益阳安化县梅城古镇东郊燕子桥畔，数代书香，祖泽流芳。及至年近古稀，方“少小离家老大回”，睹物思人，乡情愈炽。蓦然临水，惊觉两鬓苍苍。已知来日无多，遂骤发宏愿，想倾心尽力，来慰籍自己，并将它珍重地献给亲爱的故乡，作为恒久的纪念，略表游子之心于万一。
感谢上苍佑我，天道酬勤，使这四桩宏愿不至于镜花水月，且都颇有所成。现依次简述于下：
第一桩愿望是“一首好诗词”
(2016年2月19日与李总编在安化合影。)
故乡山清水秀，人情醇厚，令我梦绕魂牵，常有诗词咏怀，有的还在国内外发表或获奖，现择代表作一诗一词诚挚捧献，以表痴情。
《七绝·海外乡思》
隔山隔水隔重瀛，久隔深深故里情。
幸有乡心难隔断，一霄好梦到黎明。
此诗首载《中华诗词》2009年第一期，曾获国际“乡愁”诗词大赛银奖，并入编《全球优秀华人诗歌颂典》，2016年又被选入《炎黄诗书画印艺术精品集》。
《长相思·春日还乡》
桃一村，杏一村，春日融合万象新。笙歌处处闻。情也真，意也真，人面如花笑语频。梦牵游子魂。
此词曾入选中华诗词学会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际诗词组织联合举办的大型诗词赛事《华夏情——华夏情全球诗词优秀作品选》。并被好几位著名作曲家看中为之谱曲，在京沪等地由名家演唱，颇受欢迎。
诸如此类，笔者毋须饶舌。读者高明，自当惠予品鉴!
第二桩愿望是“一篇好散文”
(龙燕怡与梅山文学主编刘紫岚丙申年元霄节在涟源合影。)
故乡历史悠久，人文厚重，新景靓丽，古迹多多，值得大书特书。数十年来，我除了诗词歌赋外，也写了不少随笔、杂感，尤其是民俗散文，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前不久被中央定为国礼的安化黑茶，十分荣幸，作为附件随之赠送外宾的那篇与舍弟民怡合作的长篇民俗散文《故乡安化茶缘》。其中的一些重要章节，如《安化梅城擂茶香》《梅城擂茶风俗》和《梅城风俗解(读盖)卦》多年前曾在北京《中国烹饪》、上海《食品与生活》、《中国旅游报》等著名报刊上发表，产生过一定影响。这次又借规模盛大的“中国黑茶文化节”之良机，将它另起灶炉从头改写，并加进在“中国梅山文化园梅山神茶庄”品尝安化名茶的精彩过程，从而使《安化故乡茶缘》这个新作愈臻上乘，获得不少行家里手和众多传媒的青睐，转载过七八家刊物，连全球发行的香港《名家》杂志，也配以彩图全文刊登。时乎?运乎?总算可以告慰家乡父老了。
第三桩愿望是“一本好书籍”
我的故乡安化梅城，始建于北宋，乃名副其实的千年古镇，且系声威显赫的“梅山峒蛮”之大本营。历史遗存极为丰富，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故我在2004年继湖南文艺出版社与舍弟民怡(中学历史教师、民俗学者)联手合作40余万字的民俗散文专著《五溪风俗揽胜》出版之后(该书因图文并茂、饶有特色而被《人民日报》、北京文艺报社、中国民协《民间文化》月刊相继撰文推介，反响热烈，被专家们誉为“五溪民俗写作第一书”、 “一本生动活泼妙趣横生的散文集”。惜乎本人不善经营，其自销部分现仍有数百册束之高阁!)，又邀约吾弟数度返乡，在梅城一带及其与新化、桃江、桃源毗邻地域进行深入探访，主要调查一些有关“梅山渔猎”方面的神秘技巧与罕见稀闻的珍贵历史遗存。同时还参考上世界八十年代初期在湖南怀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贵州铜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陆续采访所得到的一些有关梅山渔猎方面的零星资料，伏案两年，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认真筛选与慎重整理，终于写出20多万字的《梅山渔猎奇俗》初稿，承蒙故乡中共安化县委宣传部领导的厚爱与鼎力支持，特拨专款三万元将其列入“安化梅山文化丛书”首卷交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书还尚未面世，故乡民俗学者、湖南省民协“中国梅山文化研究会”驻会副秘书长谭晓吾女士就在2012年12月5日的《中国文化报》上以《一片冰心在玉壶》为题著文评介了它。随即被“中国传统文化网”“中国宗教网”、香港“凤凰网”等电子传媒推波助澜，争相报导，乃至数月之内，有关电话和短信络绎不绝，令人应接不暇。
书刚一出版，省作协名誉主席、当代著名散文家谢璞先生就发来热情洋溢的贺信予以鼓励：“恭喜二位多才的兄弟著成并出版了《梅山渔猎奇俗》，功德大焉!这只有热爱故乡的精诚文人，才有可能梦想成真。当今各界的年轻人、中老年人(专家和普通百姓)，都会喜欢它。历史可以作证，这是一部不朽的好书!也可以称作一部乡土气息极浓的散文诗画长卷。恭喜!恭喜!有为者多乐!长乐!”著名梅山文化专家李怀荪在《回眸青山碧水间——梅山渔猎习俗序》中写道：“龙氏兄弟的新书是一本关于梅山渔猎习俗的著作。这部著作填补了梅山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空白。……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龙氏兄弟作为祖籍梅城的正宗梅山子弟，对于梅山文化一直怀有特殊的情结，他们选择了研究梅山渔猎文化为突破口，数十年如一日地栉风沐雨，跋山涉水，进行深入细致的田野考察。他们多次利用回老家梅城探亲访友的机会，对梅城故地渔猎习俗进行了地毯式的寻访。他们更深入到湘西和黔东南一带，通过多种方式采访到各种不同的梅山猎(渔)人，进行全面周详的核查研究，从而获得了大量最翔实的，既饶有广度又富有深度的相关资料。在当今浮躁的商业化社会里，能这样做，实属不易。”
另一位民俗学者杨幸樵则撰文说：依我之见，《梅山渔猎奇俗》一书乃空前绝后之作，“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因为古老的梅山渔猎文化已渐行渐远，大都烟消云散地离我们而去。纵使在人迹罕见的深山老林，那珍奇的梅山渔猎习俗的文明碎片，也难寻一二了!
面对如此高的评价甚或溢美，我等孤陋寡闻的梅山后学当的起么?但转而一想，为了对故乡奉献丹心，也只好诚惶诚恐。
第四桩愿望是《一曲新歌唱梅山》
龙燕怡词，侯小声曲。本土梅山音乐研究者田跃谱曲，著名作曲家孟勇修改，本土另一梅山生态文化研究者唐祁安编配，上海东方电视台等多家传媒播放。另一科班出身的本土优秀歌手唐朝晖倾情演唱，征服了广大听众，反响热烈。
龙燕怡倾情奉献，并以缘悭一面的近邻乡友恳请与以《月亮之下》《彩云之南》摘取“中国当代民歌教父”桂冠的何沐阳，并以其世交深厚为由，向正在全力以赴赶写要唱响世界的安化黑茶歌《来得正是时候》正心无旁骛的紧急关头，也盛情难却梅城本土活跃诗人戴茂文先生的重托，欣然接受龙燕怡的这首广受好评的美词《茶乡三月最迷人》准备插缝见针为之作曲。龙燕怡十分感激，但也明知他一心不可二用，在为了故乡情结而勉强为之，故未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给我们寄来的歌稿不大理想，并且未寄示范小样，致使故乡安化县新广文局的本土音乐爱好者姚女士以她那靓丽的歌喉，震惊四座，赢得四周广大听众欢呼时，龙燕怡却不大开心，他只好不那么心甘情愿地硬着头皮坦诚地告诉正在兴头上的何沐阳，他的这首对故乡安化黑茶生态文化节增辉添彩的金曲，请他再作加工后连同重新打磨的录音示范新样尽快寄来，与故乡狂欢不已的广大知音磨合。心怀坦荡从善如流的沐阳立即采纳，不久便倾情寄来了他新制作的精美录音小样。但偏巧碰上了办事格外认真，专爱挑刺的龙燕怡要与他顶着干，他只好乐于从命，把那心爱的小样随即寄给茂文。使茂文如获至宝，马上给小姚演唱。
中国梅山文化生态园董事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三八红旗手张青娥女士素行善举，尤倾情于她所珍爱的梅山生态文化，很想把这首她珍爱的《一曲新歌唱梅山》作为她的园歌，请何沐阳好好打造，何先生满口应承，立即付诸行动。当何沐阳的新稿很快寄来时，张女士已将何的新改稿交给湖南省为旅游中国黑茶开发的梅山生态文化园演唱团体频频唱响了。沐阳只好心甘情愿地为乡友们认账。
至于唱故乡的歌，我也写过十来首，其中不乏成功之作。如以家乡燕子桥下的伊水河与老屋背后的碧梧山为背景的《我家住在画中间》，此词刚一发表，就有多人谱曲。其中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作曲家杨绍榈谱的不但在“感动中国”的故乡征歌中获奖，还由上海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周志容在上海电视台等多次演唱，反响热烈。此词诗情画意，“有山有水有田园”，很受众人喜爱。
《我家住在画中间》
男高音独唱
我家门前有条河哎 / 看上一眼心就乐 / 鱼儿尽情游 / 鹅鸭荡碧波 / 白鹭迎朝霞 / 夕阳伴渔歌 / 啰哩啰哩啰哩罗 / 还有那岸上边漂亮的洗衣女哟 / 一串串欢声笑语撒满河
我家屋后有座山哎 / 迷人的景色看不厌 / 翠竹翩翩舞 / 苍松闪碧辉 / 百鸟林中唱 / 鲜花绽笑颜 / 啰哩啰哩啰哩罗 / 还有那高高的飞瀑凌空挂呀 / 哗啦啦喷珠溅玉多壮观 / 哎 / 天然美妙的一幅画 / 我家就住在画中间 / 多姿多彩的一幅画 / 我家就住在画中间……
还有上海著名作曲家侯小声先生的一首在全国首届农村征歌中荣获“优秀创作奖”的《茶乡三月最迷人》，采用清新活泼诗律优美的江南小调入曲，格外打动人心!惜因江南风味太浓，难于在我的故乡推广，诚憾事耳!
茶山三月最迷人
(龙燕怡词、侯小声曲，上海东方电视台等传媒经常演播)
茶乡三月绿茵茵 / 满山茶叶满坡春 / 晨雾飘飞红日出 / 山野尽是采茶人 / 你摘一片金 / 我摘一片银 / 盛满篮儿装满篓 / 喜煞山野采茶人 / 茶歌甜似蜜 / 茶歌比酒醇 / 迷住几多远方客 / 乐了几多听歌人!
茶乡三月面貌新 / 精勤开拓暖人心 / 眼望春茶长势好 / 苗家人用歌表真情 / 飘过十里坡 / 飞上九霄云 / 情意浓浓韵味足 / 茶歌越唱越开心 / 一片茶叶一片金 / 阵阵茶歌绕白云 / 唱得彩云团团转 / 唱得月亮笑吟吟 / 豪唱冲霄汉 / 苗歌闹九重 / 缠住几多歌师傅 / 醉透多少茶农的心!
这首歌就这样被当做精品力作融入张青娥的家乡代表歌曲大合唱了!
我开始写歌词，应追溯到1958年。当时我在黔阳专区东风剧团(文工团)担任创作组长，因演出需要，有时还得执笔为词。及至1963年，我有一首词在省里获奖，遂深受鼓舞，便利用业余时间认真地钻研起来。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国著名作曲大师生茂老师给我写了《农村展翅飞起来》、《摄影记者下乡来》的有名歌曲后，我更是对此热爱有加，几乎达到如痴如醉的程度，精勤进取不息。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中，我断断续续发表歌词两千多首，成曲的近千首。若说我词运不佳，却有四首作词的歌曲进中南海，一首唱上北京奥运会、三首选为出国节目、《侗锦·芦笙和兰花》还在维也纳金色音乐大厅荣获金奖、《醉了苗乡》也在另一国际大赛中喜获一等奖。一首载入音乐史册——《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卷》、并有一首少儿合唱《最美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用，至今长唱不衰，很受青睐。另有十多首被选为大中小学音乐教材，均系上乘之作。著名歌唱家李谷一、蒋大为、何纪光、宋祖英、雷佳、陈素娥、黄英、曹燕珍、方明、黄绮珊及2014年中央电视台《争奇斗艳》第二季少数民族歌王争霸赛侗族歌王、2016年中央电视台《寻访刘三姐》年度总决赛冠军王馨等等都演唱过我作词的歌，有的至今还在演播或在网上流传。成果不可谓不丰硕。但要说我的词运亨通，却还远远达不到。因为竟没有一首像《我爱你，中国》、《滚滚长江东逝水》、《敢问路在何方》、《十五的月亮》那样家喻户晓、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虽有《侗歌向着北京唱》(吴宗泽作曲)红极一时，被誉为“全国十大优秀少数民族歌曲”在全国广泛流传，但因此词的历史局限，只在特殊的场合下偶尔露峥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有一曲《侗锦·芦笙和兰花》与《最美丽》相继崭露头角，并流传至今，却因其专业性强，仅限于歌唱家舞台演出，或广大中小学生在课堂和节会中演唱。这不能不使我既感欣慰又觉得深深遗憾，真乃“世事难全”啊!
我极想为故乡写一首大家都能接受、都爱唱的歌，便挖空心思苦筹良策，终于福至心灵，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妙法——乘2014年金秋十月“湖南旅游开发暨中国黑茶文化节与梅山蚩尤传统文化”三大节会盛开之际，借其东风毛遂自荐大打梅山新歌牌，愿把《一曲新歌唱梅山》献给大会做会歌。在取得省民协梅山文化研究委员会主任、娄底梅山文化研究会会长李新吾与冷水江市市委办张征澜两位负责人的同意后，便遵嘱当场教唱了几遍，因见效果还好。李会长就当即安排复印了几十份歌谱供大家学唱。这时车上车下一片欢声笑语，热闹非凡。笔者紧抓机遇，因势利导，迅速将正在摆设盛宴大肆宣扬“中国梅山文化生态园”的全国三八红旗手及全国人大代表张青娥女士将上一军：我仰慕贵园已久，为了共同的伟业，今日心甘情愿把我们的这首《一曲新歌唱梅山》奉献出来做为园歌，我想素来慷慨、经常济困扶危的张女士一定会共襄义举、玉成其事的!经此一激，张青娥女士豪兴大发，登时高举酒杯斩钉截铁地说：好的，各位都听清楚了：“我张青娥绝不空口打哇哇，而要真心实意地打哈哈”，决不食言!这时四周掌声如爆，大家欣然见证了这美好的热烈场面。有了张老总的鼎力支持，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运作了!
正当“湖南旅游文化传媒”大显身手时，我们便乘虚而入，将其两相融合，於是便大施妙计，把张青娥的资金牵引过来，把本土音乐家田跃作曲、著名作曲家孟勇修改、本土音乐研究者唐祁安编配、本土著名科班出身的优秀歌手唐朝晖演唱《一曲新歌唱梅山》普及开来，大家都学唱，几多欢乐啊!
这时，另一首适时为故乡而写的新歌也借“湖南旅游文化传统研究会”与“中国黑茶文化节及省民协梅山生态文化传统优秀文化研究会及蚩尤龙寻根祭祖大型活动”同时举办，由尽心竭力的龙燕怡恳请缘悭一面的近邻乡友以《月亮之上》、《彩云之南》荣获“中国当代民歌教父”何沐阳家有世代之交的安化梅城活跃诗人戴茂文先生转奉龙燕怡在全国首届农民之歌创作演唱中荣获“优秀作品奖”的《茶乡三月最迷人》(龙燕怡词、侯小声曲、上海东方电视台等传媒演播)。
侯小声先生另一得意之作，在上海市第二届通俗歌曲创作演唱比赛中获银牌(专家评委给的是金奖，但听众评委给了个银奖，故从众)。此歌先后由上海著名流行歌手沈汉芳和著名女高音民歌演唱家曹燕珍在东方电视台等传媒多次演唱，反响热烈。
《思乡》
龙燕怡词 侯小声曲
离别家乡久 / 常动故园情 / 山是故乡绿 / 水是故乡清 / 花是故乡美 / 月是故乡明 / 啊
故乡景象长相忆 / 不时萦绕在梦魂 / 常把家书读 / 更动游子心 / 故乡山更绿 / 故乡水更清 / 故乡花更美 / 故乡月更明 / 啊 / 恨无彩凤双飞翼 / 登时展翅会亲人……
此曲也是用的江南优秀民歌素材，风格别致，雅俗共赏。由于其地方风味太浓而难以与故乡受众融合。因之我心血来潮，欲将它的主旋律引入本土音乐中，以求广而化之，不亦宜乎?
因唐朝辉演唱的《一曲新歌唱梅山》纵情奔放、不同凡响，立即引起广大乡民和县领导的高度重视，将其纳入县里每月都要举办的大型文艺活动《安化月月乐》，从而让故乡的歌迷经常领略它那独特风味!
我的主意已定，要推出《一曲新歌唱梅山》，决不能失此良机。
当我在新化喜鹊界传唱此歌的时候，车上车下一片欢声笑语。傍晚，当我进入客房时，突然拥进十多个音乐爱好者，他们要我教唱此歌，场景格外热烈。这时，湖南省情报中心主任周行易非常激动，他当场表态，过一会就去找新化县领导人磋商此歌拍MTV的经费问题。后来，他对我说：“老龙啊，对不起，他们只答应三万元，”只好一笑而罢。
去年金秋十月，科班出身的本土歌唱家唐朝晖在本土梅山文化音乐研究者唐歧安重新编配音乐演唱此歌时赢得全场热烈喝彩，被“安化月月乐”作为经典曲目月月演唱，甚慰我心。
我是一个音乐迷，文艺痴，对此忠贞不渝。现在我突发癌症，而且癌症周身扩散，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古人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为了实现宏愿，把《一曲新歌唱梅山》在家乡唱响，并永远流传下去，我竭诚呼吁，诚请各界有识之士济困扶危、共襄盛举。特别是信誓旦旦高举梅山文化大旗的张青娥董事长更应抓住梅山文化的根慷慨解囊，不要空口打哇哇，而要倾情奉献，让《一曲新歌唱梅山》唱响故乡!唱响三湘四水!唱响神州大地!
我想，常兴善举的张女士该不至于虚应空中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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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燕怡小传
龙燕怡(1937.1.19-2016.10.23) 原名龙燕贻，1937年1月生，湖南省安化县梅城镇人，出身于书香世家，在新晃一中读书，“精神家园的守望者”。著名民俗散文家、歌词作家、诗人、大湘西民俗学者和梅山文化研究专家。退休前系湖南省怀化市艺术馆副研究馆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中华诗词学会、中国国学研究会会员，曾任怀化地区及怀化市作家协会、音乐家协会、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擅长古典文学、音乐文学、民间歌谣和民俗，有多方面成就。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写杂文、随笔，两三年后转向歌词创作，依仗着那支飘散出泥土馥郁和草木芬芳的妙笔，在词坛辛勤耕耘了六十年，发表了两千余首歌词作品，有的被选作大中小学音乐教材和出国节目，有的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卷》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用，有的被录制成唱片与盒式磁带，并有20多首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播放。其作词歌曲获全国和省级奖共100多次，有四首唱进中南海，一首唱上北京亚运会，《侗歌向着北京唱》、《侗锦芦笙和兰花》、《同志呃请来侗家吃油茶》、《溪边月光曲》、《最美丽》、《彩云绕太阳》、《迷人的栖凤湖》、《苗家酒歌》、《醉了苗乡》、《土家山寨背篓多》、《瑶家为什么爱吹双唢呐》、《桃花谷凤凰坡》、《春湖花月夜》等曾在全国广泛流传;李谷一、宋祖英、蒋大为、何纪光等著名歌唱家演唱过他作词的歌。他对湘西一带地域的民间歌谣和民俗深有研究，与其弟民怡合著的《五溪风俗揽胜》﹙40余万字﹚被专家们誉为“五溪民俗写作第一书”、 “一本生动活泼妙趣横生的散文集”， 《人民日报》、《文艺报》、《民间文化》等报刊曾予以推介。尤其是他与其弟民怡合著的《梅山渔猎奇俗》一书，填补了梅山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空白。此书未出厂时，就有学者在《中国文化报》撰文推介了。《一片冰心在玉壶——龙燕怡与他的<梅山渔猎奇俗>》后由中国文化传媒网、凤凰网等相继转载。不少学者专家说龙氏兄弟合著的《五溪风俗揽胜》和《梅山渔猎奇俗》两书是“乡土气息极浓的散文诗画长卷”、“诗意的民族志”、“大音稀声 耳目一新”、“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堪称传世之作”……他还整理发表过大量有特色的侗族、苗族、土家族、瑶族歌谣，并有数百首格律诗词散见各地报刊，有的在国内外获奖。文化部的《群众文化》杂志和《中国文化报》对他作了专文介绍;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海峡之声电台均推介过其作品。怀化地区行署曾为之记大功表彰，全国侗族文学学会鉴于他的德艺双馨和对侗族文学爱好者的培养授予他代表终身成就的侗族文学“鼓楼奖”。他赋诗明志曰：“采风情系少穷边，探胜寻幽数十年。唯有诗文千古事,余皆散入五溪烟!” “神州胜景拨吟弦，任择佳题入锦笺。但得诗心长不老，笔花常绽艳阳天。”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原怀化市委书记欧阳斌在2016年6月接受怀化日报记者陈甘乐采写《“老兵新传”品乡愁》说：“记得还有一个龙燕怡老师，他写的《侗歌向着北京唱》写得非常好。记得那次为了争取芷江机场的改造，北京考察组来怀考察的时候，我还当场给他们唱了这首歌，目的是为了把项目早日批下来。”
龙燕怡著作目录
1、老曲谱《侗歌向着北京唱》(女声小合唱钢琴伴奏)，作者：龙燕怡原词，吴忠泽编曲，人民音乐出版社1977年9月版。
2、歌词集《侗锦·兰花》，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3、民俗散文选《五溪风俗揽胜》，与其弟龙民怡合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6月版。
4、格律诗词选《古韵新吟——曾纪岚龙燕怡诗词曲文选》，与同缘人曾纪岚合著。2010年11月版。
5、精品集《友声与心声》，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6月版，44万字。
6、民俗专著《梅山渔猎奇俗》，与其弟龙民怡合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7、诗词曲文精选《燕岚心语》，与其同缘人曾纪岚合著。名家出版社2015年3月版，38万字。
8、民俗散文选《神秘大湘西:民俗散文撷萃》，与其弟龙民怡合著，线装书局2015年4月版，32万字。
新湖南客户端编辑 罗雅琴 整理
http://mt.sohu.com/20161104/n47230157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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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亲切的回响-----侗歌向着北京唱
原文地址：亲切的回响-----侗歌向着北京唱作者：啸傲之声
亲切的回响-----《侗歌向着北京唱》
无意中在淘宝网上买到了由文革时期的唱片转制的歌唱毛主席的歌，过了四十多年再听这些原汁原味的歌曲，最大的感受是在当时录音设备相对很落后的情况下，他们的嗓音是那么的洪亮，清脆和高亢。更为重要的是那个时代的人可以说是用真诚的心，用对毛主席无限的热爱和崇敬去歌唱，比起近年来那些时尚的歌手唱毛主席的歌，那娇里娇气的奶声实在让人厌烦。前后一对比我敢肯定目前最有名气的所谓歌唱家的嗓子无法与那个年代的歌唱家相提并论，因为过了四十多年录音设备已经日新月异进步了不知好多个档次，转制的CD在现代音响上一放，雄风不减当年，简直胜过宋祖英的声音。里面有一首当时不是最有名的歌叫《侗歌向着北京唱》，唱这首歌的歌唱家的名字叫赵海兰，我那时还是个少年不知道她的名字，今天百度了一下她竟是《浏阳河》的首唱者，毛主席还亲自现场聆听她唱的《浏阳河》，这首由赵海兰领唱的《侗歌向着北京唱》的歌特别具有侗乡的民族地方风情，深情地抒发了侗族人民对毛主席的热爱，听着这些亲切的歌声让我又回想到那个年代，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只要听到歌颂毛主席的歌人们特别有精神，有力量，有信心，对国家，对党是那么的充满豪情和期望。重听歌唱毛主席的歌，让我更加怀念毛主席，怀念那个时代的真诚和正义，正是当代社会丢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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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央军委有多少委员会?
原文地址：中央军委有多少委员会?作者：彭凯
中央军委有多少委员会?
中央军委战史军史编审委员会 1984年2月22日==
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1980年11月==
中央军委战史编审委员会 1980年6月25日==1984年2月22日
中央军委战史委员会 1980年6月25日==1984年2月22日
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 1977年9月19日==1980年3月17日
中央军委军事训练和学术研究委员会 1961年7月8日==
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 1961年7月8日==
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 1959年12月1日==1963年9月
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 1951年1月4日==1954年
中央军委战史军史编审委员会
1984年2月22日，中央军委决定撤销军委战史委员会和战史编审委员会，重新组成中央军委战史军史编审委员会。由杨尚昆、余秋里、杨得志、张爱萍、洪学智等18人组成。杨尚昆为主任委员，余秋里、宋时轮为副主任委员。
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1980年11月，解放军纪律检查委员会改称中共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历任书记 副书记
甘渭汉（1980.11～1985.03）
郭林祥（1985.03～1990.04）
尤太忠（第二，1988.08-1990.04）
王瑞林（1990.06～1993.07）
周子玉（1993.08～2000.12）
徐才厚（2000.12～2002.11）
张树田（2002.11～2004.12)
孙忠同（2004.12～2009.12）
童世平（2009.12～
）
副书记
饶正锡（1980.12-1985.03）
曹广化（1980.12-1985.03）
张伯祥（1980.12-1985.03；常务，1985.03-1990.04）
颜金生（1985.03-1987.04）
朱 光（1985.03-07）
张少华（1988.02-1990.05）
陈为松（1990.06-1993.07）
徐惠滋（1993.08-1996.01）
许 胜（1993.08-1995.01）
彭 钢（1993.08-1998.08）
杨德清（1995.01-1999.05）
曹刚川（1996.01-1997.01）
隗福临（1997.01-2002.11）
朱增泉（1998.08-2003.12）
段达球（1998.08-2002.11）
董宜胜（1999.05-2003.12）
张 黎（2002.11-2009.02）
解铨厚（2002.11-2006）
刘 源（2003.12-2005.12）
李栋恒（2003.12-2006.08）
孙思敬（2005.12-）
蔡继华（2006.5-）
黄作兴（2007.01-）
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
书记
罗荣桓（1955.09-1956.12；1961.03-1963.12）
谭 政（1957.02-1961.03）
肖 华（1964.05-1968.10）
副书记
谭 政（1955.09-1957.02）
宋任穷（1955.09-1957.02）
肖 华（1957.02-1964.05）
甘泗淇（1957.02-1961.03）
徐立清（1964.05-1968.10）
梁必业（1964.05-1966.05）
常务委员
谭 政（1957.02-1961.03）
肖 华（1957.02-1968.10）
甘泗淇（1957.02-1961.03）
黄火星（1957.02-1961.03）
刘其人（1957.02-1961.03）
罗荣桓（1961.03-1963.12）
徐立清（1961.03-1968.10）
梁必业（1961.03-1966.05）
王辉球（1961.03-“文革”初）
杜义德（1961.03-“文革”初）
甘渭汉（1961.03-“文革”初）
王新亭（1964.05-“文革”初）
刘西元（1965.03-“文革”初）
袁子钦（1965.03-“文革”初）
中央军委战史委员会
1980年6月25日成立。委员会的成员有：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耿飚、韦国清、粟裕、杨得志等9人。
1984年2月22日，撤销
中央军委战史编审委员会
1980年6月25日成立 由耿飚任主任委员，委员19人。
1984年2月22日，撤销
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
1977年9月19日成立。由宋时轮、李达、何正文、徐立清、李元、刘道生、吴富善、宋承志、林彬、段苏权、马卫华等11人组成，宋时轮任王任。总参谋部军训部为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的办事机构，部长兼办公室主任。
1980年3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撤销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全军教育训练工作仍由总参谋部归口管理。
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
1961年7月8日，中央军委决定撤销1959年12月成立的中央军委民兵工作组，成立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
原组长罗荣桓任主任，张爱萍、甘泗淇任副主任，傅秋涛任副主任兼秘书长。人民武装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总参谋部动员部承办。
1964年8月，徐向前任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的工作一度中断。
1978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中央军委和各级地方党委人民武装委员会的通知》，决定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主任徐向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副主任张才千（
总参谋部）、副主任徐立清（总政治部）、李元（总后勤部）、副主任张衍（国家计委）、副主任吕剑光（公安部）、张振生（农林部）、刘雪初（教育部）、陈光（民政部）、于步血（国家体委）、韩荣华（全国总工会）、曾宪植（全国妇联）、李海峰（共青团中央）名单不详(财政部)
1979年3月27日，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中央军委军事训练和学术研究委员会
1961年7月8日成立。中央军委常委叶剑英任主任，国防部副部长粟裕、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任副主任，总参军训部部长李作鹏任秘书长。
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
1959年12月1日成立，贺龙任主任
1961年11月18日，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成立后．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即由国防工业办公室组织进行。
1963年9月，国防工业委员会正式撤销。
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
1951年1月4日成立。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任主任，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刘亚楼、陈锡联、萧劲光、许光达、杨立三、何长工、刘鼎、李涛、宋劭文为委员，雷英夫任秘书长。
1954年该委员会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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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晃红网：歌者龙燕怡——怀念燕怡先生小集
歌者龙燕怡
——怀念燕怡先生小集
“精神家园的守望者”、著名大湘西民俗学者、梅山文化研究专家、民俗散文家、歌词作家、诗人、本刊特约作者龙燕怡先生仙游
龙燕怡(1937.1.19-2016.10.23)原名龙燕贻，1937年1月生，湖南省安化县梅城镇人，出身于书香世家，在新晃一中读书，“精神家园的守望者”。著名民俗散文家、歌词作家、诗人、大湘西民俗学者和梅山文化研究专家。退休前系湖南省怀化市艺术馆副研究馆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中华诗词学会、中国国学研究会会员，曾任怀化地区及怀化市作家协会、音乐家协会、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擅长古典文学、音乐文学、民间歌谣和民俗，有多方面成就。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写杂文、随笔，两三年后转向歌词创作，依仗着那支飘散出泥土馥郁和草木芬芳的妙笔，在词坛辛勤耕耘了六十年，发表了两千余首歌词作品，有的被选作大中小学音乐教材和出国节目，有的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卷》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用，有的被录制成唱片与盒式磁带，并有20多首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播放。其作词歌曲获全国和省级奖共100多次，有四首唱进中南海，一首唱上北京亚运会，《侗歌向着北京唱》、《侗锦芦笙和兰花》、《同志呃请来侗家吃油茶》、《溪边月光曲》、《最美丽》、《彩云绕太阳》、《迷人的栖凤湖》、《苗家酒歌》、《醉了苗乡》、《土家山寨背篓多》、《瑶家为什么爱吹双唢呐》、《桃花谷凤凰坡》、《春湖花月夜》等曾在全国广泛流传;李谷一、宋祖英、蒋大为、何纪光等著名歌唱家演唱过他作词的歌。他对湘西一带地域的民间歌谣和民俗深有研究，与其弟民怡合著的《五溪风俗揽胜》﹙40余万字﹚被专家们誉为“五溪民俗写作第一书”、?“一本生动活泼妙趣横生的散文集”，?《人民日报》、《文艺报》、《民间文化》等报刊曾予以推介。尤其是他与其弟民怡合著的《梅山渔猎奇俗》一书，填补了梅山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空白。此书未出厂时，就有学者在《中国文化报》撰文推介了。该书评《一片冰心在玉壶——龙燕怡与他的<梅山渔猎奇俗>》后由中国文化传媒网、凤凰网等相继转载。不少学者专家说龙氏兄弟合著的《五溪风俗揽胜》和《梅山渔猎奇俗》两书是“乡土气息极浓的散文诗画长卷”、“诗意的民族志”、“大音稀声??耳目一新”、“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堪称传世之作”……他还整理发表过大量有特色的侗族、苗族、土家族、瑶族歌谣，并有数百首格律诗词散见各地报刊，有的在国内外获奖。文化部的《群众文化》杂志和《中国文化报》对他作了专文介绍;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海峡之声电台均推介过其作品。怀化地区行署曾为之记大功表彰，全国侗族文学学会鉴于他的德艺双馨和对侗族文学爱好者的培养授予他代表终身成就的侗族文学“鼓楼奖”。他赋诗明志曰：“采风情系少穷边，探胜寻幽数十年。唯有诗文千古事,余皆散入五溪烟!” “神州胜景拨吟弦，任择佳题入锦笺。但得诗心长不老，笔花常绽艳阳天。”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文联主席、原中共怀化市委书记欧阳斌在2016年6月接受怀化日报记者陈甘乐采写《“老兵新传”品乡愁》说：“记得还有一个龙燕怡老师，他写的《侗歌向着北京唱》写得非常好。记得那次为了争取芷江机场的改造，北京考察组来怀考察的时候，我还当场给他们唱了这首歌，目的是为了把项目早日批下来。”
龙燕怡生前著作目录
1.老曲谱《侗歌向着北京唱》(女声小合唱钢琴伴奏)，作者：龙燕怡原词，吴忠泽编曲，人民音乐出版社1977年9月版。
2.歌词集《侗锦·兰花》，龙燕怡著，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3.民俗散文选《五溪风俗揽胜》，与其弟龙民怡合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6月版。
4. 格律诗词选《古韵新吟——曾纪岚龙燕怡诗词曲文选》，与同缘人曾纪岚合著。2010年11月版。
5.精品集《友声与心声》，龙燕怡编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6月。44万字。
6. 民俗专著《梅山渔猎奇俗》，与其弟龙民怡合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12月。
7.诗词曲文精选《燕岚心语》，与其同缘人曾纪岚合著。名家出版社2015年3月，38万字。
8. 民俗散文选《神秘大湘西:民俗散文撷萃》，与其弟龙民怡合著，线装书局，2015年4月。32万字。
龙燕怡绝命诗二首
因肝癌晚期，随可夺命，惜别!诚奉“龙燕怡绝命诗二首”，一为留念、二请点评，至盼!龙燕怡绝命诗二首(在二医院修正稿)
(一)
一声噩耗自天传，“病入膏肓”剧可怜。
至死倾情留大爱，湍飞宏韵谱遗篇。
(二)
梅山子弟寸心丹，永别依然恋家坛。
遥望远乡三叩首，游魂夜夜故山盘。
龙燕怡遗稿（我以“四愿”酬故乡）
所谓“四愿”者即四个一好工程，乃“一首好诗词”、“一篇好散文”、“一本好书籍”、“一首好歌曲”。大美心意之艳称也。
大千世界，红尘扰扰。天生我才必有用，你方唱罢我登场。有的人善于从政，高舆华驾，叱咤风云;有的人惯于经商，大海弄潮，富甲一方;有的人学富五车，为学大成，名士风流;还有的寒酸似我，明知力有未逮，却不甘寂寞，也要迎难而进，在文坛艺苑拼搏几回。但不管高人雅士也好，一介寒儒也罢，那一点思乡情结、感恩梓里之天性，大抵还是人所共有的。不过乡情之厚薄，报答之多寡，却因其境遇不同，千差万别而已。
吾自幼从文，平素痴迷于写作，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孜孜不倦，力排万难，耐得寂寞，行走乡间，守望文脉，绝耕乡愁，守住书香，开创大湘西民俗散文、歌词创作、诗词创作、梅山文化研究的文艺春天。曾赋诗明志曰：“采风情系少穷边，探胜寻幽数十年。唯有诗文千古事，余皆散入五溪烟!”
我的故乡在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梅城古镇东郊燕子桥畔，数代书香，祖泽流芳。及至年近古稀，方“少小离家老大回”，睹物思人，乡情愈炽。蓦然临水，惊觉两鬓苍苍。已知来日无多，遂骤发宏愿，想倾心尽力，来慰籍自己，并将它珍重地献给亲爱的故乡，作为恒久的纪念，略表游子之心于万一。
感谢上苍佑我，天道酬勤，使这四桩宏愿不至于镜花水月，且都颇有所成。现依次简述于下：
第一桩愿望是“一首好诗词”
故乡山清水秀，人情醇厚，令我梦绕魂牵，常有诗词咏怀，有的还在国内外发表或获奖，现择代表作一诗一词诚挚捧献，以表痴情。
《七绝·海外乡思》
隔山隔水隔重瀛，久隔深深故里情。
幸有乡心难隔断，一霄好梦到黎明。
此诗首载《中华诗词》2009年第一期，曾获国际“乡愁”诗词大赛银奖，并入编《全球优秀华人诗歌颂典》，2016年又被选入《炎黄诗书画印艺术精品集》。
《长相思·春日还乡》
桃一村，杏一村，春日融合万象新。笙歌处处闻。
情也真，意也真，人面如花笑语频。梦牵游子魂。
此词曾入选中华诗词学会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际诗词组织联合举办的大型诗词赛事《华夏情——华夏情全球诗词优秀作品选》。并被好几位著名作曲家看中为之谱曲，在京沪等地由名家演唱，颇受欢迎。
诸如此类，笔者毋须饶舌。读者高明，自当惠予品鉴!
第二桩愿望是“一篇好散文”
故乡历史悠久，人文厚重，新景靓丽，古迹多多，值得大书特书。数十年来，我除了诗词歌赋外，也写了不少随笔、杂感，尤其是民俗散文，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前不久被中央定为国礼的安化黑茶，十分荣幸，作为附件随之赠送外宾的那篇与舍弟民怡合作的长篇民俗散文《故乡安化茶缘》。其中的一些重要章节，如《安化梅城擂茶香》《梅城擂茶风俗》和《梅城风俗解(读盖)卦》多年前曾在北京《中国烹饪》、上海《食品与生活》、《中国旅游报》等著名报刊上发表，产生过一定影响。这次又借规模盛大的“中国黑茶文化节”之良机，将它另起灶炉从头改写，并加进在“中国梅山文化园梅山神茶庄”品尝安化名茶的精彩过程，从而使《安化故乡茶缘》这个新作愈臻上乘，获得不少行家里手和众多传媒的青睐，转载过七八家刊物，连全球发行的香港《名家》杂志，也配以彩图全文刊登。时乎?运乎?总算可以告慰家乡父老了。
第三桩愿望是“一本好书籍”
我的故乡安化梅城，始建于北宋，乃名副其实的千年古镇，且系声威显赫的“梅山峒蛮”之大本营。历史遗存极为丰富，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故我在2004年继湖南文艺出版社与舍弟民怡(中学历史教师、民俗学者)联手合作40余万字的民俗散文专著《五溪风俗揽胜》出版之后(该书因图文并茂、饶有特色而被《人民日报》、北京文艺报社、中国民协《民间文化》月刊相继撰文推介，反响热烈，被专家们誉为“五溪民俗写作第一书”、 “一本生动活泼妙趣横生的散文集”。惜乎本人不善经营，其自销部分现仍有数百册束之高阁!)，又邀约吾弟数度返乡，在梅城一带及其与新化、桃江、桃源毗邻地域进行深入探访，主要调查一些有关“梅山渔猎”方面的神秘技巧与罕见稀闻的珍贵历史遗存。同时还参考上世界八十年代初期在湖南怀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贵州铜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陆续采访所得到的一些有关梅山渔猎方面的零星资料，伏案两年，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认真筛选与慎重整理，终于写出20多万字的《梅山渔猎奇俗》初稿，承蒙故乡中共安化县委宣传部领导的厚爱与鼎力支持，特拨专款三万元将其列入“安化梅山文化丛书”首卷交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书还尚未面世，故乡民俗学者、湖南省民协“中国梅山文化研究会”驻会副秘书长谭晓吾女士就在2012年12月5日的《中国文化报》上以《一片冰心在玉壶》为题著文评介了它。随即被“中国传统文化网”“中国宗教网”、香港“凤凰网”等电子传媒推波助澜，争相报导，乃至数月之内，有关电话和短信络绎不绝，令人应接不暇。
书刚一出版，省作协名誉主席、当代著名散文家谢璞先生就发来热情洋溢的贺信予以鼓励：“恭喜二位多才的兄弟著成并出版了《梅山渔猎奇俗》，功德大焉!这只有热爱故乡的精诚文人，才有可能梦想成真。当今各界的年轻人、中老年人(专家和普通百姓)，都会喜欢它。历史可以作证，这是一部不朽的好书!也可以称作一部乡土气息极浓的散文诗画长卷。恭喜!恭喜!有为者多乐!长乐!”著名梅山文化专家李怀荪在《回眸青山碧水间——梅山渔猎习俗序》中写道：“龙氏兄弟的新书是一本关于梅山渔猎习俗的著作。这部著作填补了梅山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空白。……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龙氏兄弟作为祖籍梅城的正宗梅山子弟，对于梅山文化一直怀有特殊的情结，他们选择了研究梅山渔猎文化为突破口，数十年如一日地栉风沐雨，跋山涉水，进行深入细致的田野考察。他们多次利用回老家梅城探亲访友的机会，对梅城故地渔猎习俗进行了地毯式的寻访。他们更深入到湘西和黔东南一带，通过多种方式采访到各种不同的梅山猎(渔)人，进行全面周详的核查研究，从而获得了大量最翔实的，既饶有广度又富有深度的相关资料。在当今浮躁的商业化社会里，能这样做，实属不易。”
另一位民俗学者杨幸樵则撰文说：依我之见，《梅山渔猎奇俗》一书乃空前绝后之作，“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因为古老的梅山渔猎文化已渐行渐远，大都烟消云散地离我们而去。纵使在人迹罕见的深山老林，那珍奇的梅山渔猎习俗的文明碎片，也难寻一二了!
面对如此高的评价甚或溢美，我等孤陋寡闻的梅山后学当的起么?但转而一想，为了对故乡奉献丹心，也只好诚惶诚恐。
第四桩愿望是《一曲新歌唱梅山》
龙燕怡词 侯小声曲。本土梅山音乐研究者田跃谱曲，著名作曲家孟勇修改，本土另一梅山生态文化研究者唐祁安编配，上海东方电视台等多家传媒播放。另一科班出身的本土优秀歌手唐朝晖倾情演唱，征服了广大听众，反响热烈。
龙燕怡倾情奉献，并以缘悭一面的近邻乡友恳请与以《月亮之下》《彩云之南》摘取“中国当代民歌教父”桂冠的何沐阳，并以其世交深厚为由，向正在全力以赴赶写要唱响世界的安化黑茶歌《来得正是时候》正心无旁骛的紧急关头，也盛情难却梅城本土活跃诗人戴茂文先生的重托，欣然接受龙燕怡的这首广受好评的美词《茶乡三月最迷人》准备插缝见针为之作曲。龙燕怡十分感激，但也明知他一心不可二用，在为了故乡情结而勉强为之，故未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给我们寄来的歌稿不大理想，并且未寄示范小样，致使故乡安化县新广文局的本土音乐爱好者姚女士以她那靓丽的歌喉，震惊四座，赢得四周广大听众欢呼时，龙燕怡却不大开心，他只好不那么心甘情愿地硬着头皮坦诚地告诉正在兴头上的何沐阳，他的这首对故乡安化黑茶生态文化节增辉添彩的金曲，请他再作加工后连同重新打磨的录音示范新样尽快寄来，与故乡狂欢不已的广大知音磨合。心怀坦荡从善如流的沐阳立即采纳，不久便倾情寄来了他新制作的精美录音小样。但偏巧碰上了办事格外认真，专爱挑刺的龙燕怡要与他顶着干，他只好乐于从命，把那心爱的小样随即寄给茂文。使茂文如获至宝，马上给小姚演唱。
中国梅山文化生态园董事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三八红旗手张青娥女士素行善举，尤倾情于她所珍爱的梅山生态文化，很想把这首她珍爱的《一曲新歌唱梅山》作为她的园歌，请何沐阳好好打造，何先生满口应承，立即付诸行动。当何沐阳的新稿很快寄来时，张女士已将何的新改稿交给湖南省为旅游中国黑茶开发的梅山生态文化园演唱团体频频唱响了。沐阳只好心甘情愿地为乡友们认账。
至于唱故乡的歌，我也写过十来首，其中不乏成功之作。如以家乡燕子桥下的伊水河与老屋背后的碧梧山为背景的《我家住在画中间》，此词刚一发表，就有多人谱曲。其中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作曲家杨绍榈谱的不但在“感动中国”的故乡征歌中获奖，还由上海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周志容在上海电视台等多次演唱，反响热烈。此词诗情画意，“有山有水有田园”，很受众人喜爱——
《我家住在画中间》(男高音独唱)
我家门前有条河哎 / 看上一眼心就乐 / 鱼儿尽情游 / 鹅鸭荡碧波 / 白鹭迎朝霞 / 夕阳伴渔歌 / 啰哩啰哩啰哩罗 / 还有那岸上边漂亮的洗衣女哟 / 一串串欢声笑语撒满河!
我家屋后有座山哎 / 迷人的景色看不厌 / 翠竹翩翩舞 / 苍松闪碧辉 / 百鸟林中唱 / 鲜花绽笑颜 / 啰哩啰哩啰哩罗 / 还有那高高的飞瀑凌空挂呀 / 哗啦啦喷珠溅玉多壮观 / 哎—— / 天然美妙的一幅画 / 我家就住在画中间 /多姿多彩的一幅画 / 我家就住在画中间……
还有上海著名作曲家侯小声先生的一首在全国首届农村征歌中荣获“优秀创作奖”的《茶乡三月最迷人》，采用清新活泼诗律优美的江南小调入曲，格外打动人心!惜因江南风味太浓，难于在我的故乡推广，诚憾事耳!
茶山三月最迷人 (龙燕怡词、侯小声曲，上海东方电视台等传媒经常演播)
茶乡三月绿茵茵 / 满山茶叶满坡春 / 晨雾飘飞红日出 / 山野尽是采茶人 / 你摘一片金 / 我摘一片银 / 盛满篮儿装满篓 / 喜煞山野采茶人 / 茶歌甜似蜜 / 茶歌比酒醇 / 迷住几多远方客 / 乐了几多听歌人!
茶乡三月面貌新 / 精勤开拓暖人心 / 眼望春茶长势好 / 苗家人用歌表真情 / 飘过十里坡 / 飞上九霄云 / 情意浓浓韵味足 / 茶歌越唱越开心 / 一片茶叶一片金 / 阵阵茶歌绕白云 / 唱得彩云团团转 / 唱得月亮笑吟吟 / 豪唱冲霄汉 / 苗歌闹九重 / 缠住几多歌师傅 / 醉透多少茶农的心!
这首歌就这样被当做精品力作融入张青娥的家乡代表歌曲大合唱了!
我开始写歌词，应追溯到1958年。当时我在黔阳专区东风剧团(文工团)担任创作组长，因演出需要，有时还得执笔为词。及至1963年，我有一首词在省里获奖，遂深受鼓舞，便利用业余时间认真地钻研起来。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国著名作曲大师生茂老师给我写了《农村展翅飞起来》、《摄影记者下乡来》的有名歌曲后，我更是对此热爱有加，几乎达到如痴如醉的程度，精勤进取不息。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中，我断断续续发表歌词两千多首，成曲的近千首。若说我词运不佳，却有四首作词的歌曲进中南海，一首唱上北京奥运会、三首选为出国节目、《侗锦·芦笙和兰花》还在维也纳金色音乐大厅荣获金奖、《醉了苗乡》也在另一国际大赛中喜获一等奖。一首载入音乐史册——《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卷》、并有一首少儿合唱《最美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用，至今长唱不衰，很受青睐。另有十多首被选为大中小学音乐教材，均系上乘之作。著名歌唱家李谷一、蒋大为、何纪光、宋祖英、雷佳、陈素娥、黄英、曹燕珍、方明、黄绮珊及2014年中央电视台《争奇斗艳》第二季少数民族歌王争霸赛侗族歌王、2016年中央电视台《寻访刘三姐》年度总决赛冠军王馨等等都演唱过我作词的歌，有的至今还在演播或在网上流传。成果不可谓不丰硕。但要说我的词运亨通，却还远远达不到。因为竟没有一首像《我爱你，中国》、《滚滚长江东逝水》、《敢问路在何方》、《十五的月亮》那样家喻户晓、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虽有《侗歌向着北京唱》(吴宗泽作曲)红极一时，被誉为“全国十大优秀少数民族歌曲”在全国广泛流传，但因此词的历史局限，只在特殊的场合下偶尔露峥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有一曲《侗锦·芦笙和兰花》与《最美丽》相继崭露头角，并流传至今，却因其专业性强，仅限于歌唱家舞台演出，或广大中小学生在课堂和节会中演唱。这不能不使我既感欣慰又觉得深深遗憾，真乃“世事难全”啊!
我极想为故乡写一首大家都能接受、都爱唱的歌，便挖空心思苦筹良策，终于福至心灵，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妙法——乘2014年金秋十月“湖南旅游开发暨中国黑茶文化节与梅山蚩尤传统文化”三大节会盛开之际，借其东风毛遂自荐大打梅山新歌牌，愿把《一曲新歌唱梅山》献给大会做会歌。在取得省民协梅山文化研究委员会主任、娄底梅山文化研究会会长李新吾与冷水江市市委办张征澜两位负责人的同意后，便遵嘱当场教唱了几遍，因见效果还好。李会长就当即安排复印了几十份歌谱供大家学唱。这时车上车下一片欢声笑语，热闹非凡。笔者紧抓机遇，因势利导，迅速将正在摆设盛宴大肆宣扬“中国梅山文化生态园”的全国三八红旗手及全国人大代表张青娥女士将上一军：我仰慕贵园已久，为了共同的伟业，今日心甘情愿把我们的这首《一曲新歌唱梅山》奉献出来做为园歌，我想素来慷慨、经常济困扶危的张女士一定会共襄义举、玉成其事的!经此一激，张青娥女士豪兴大发，登时高举酒杯斩钉截铁地说：好的，各位都听清楚了：“我张青娥绝不空口打哇哇，而要真心实意地打哈哈”，决不食言!这时四周掌声如爆，大家欣然见证了这美好的热烈场面。有了张老总的鼎力支持，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运作了!
正当“湖南旅游文化传媒”大显身手时，我们便乘虚而入，将其两相融合，於是便大施妙计，把张青娥的资金牵引过来，把本土音乐家田跃作曲、著名作曲家孟勇修改、本土音乐研究者唐祁安编配、本土著名科班出身的优秀歌手唐朝晖演唱《一曲新歌唱梅山》普及开来，大家都学唱，几多欢乐啊!
这时，另一首适时为故乡而写的新歌也借“湖南旅游文化传统研究会”与“中国黑茶文化节及省民协梅山生态文化传统优秀文化研究会及蚩尤龙寻根祭祖大型活动”同时举办，由尽心竭力的龙燕怡恳请缘悭一面的近邻乡友以《月亮之上》、《彩云之南》荣获“中国当代民歌教父”何沐阳家有世代之交的安化梅城活跃诗人戴茂文先生转奉龙燕怡在全国首届农民之歌创作演唱中荣获“优秀作品奖”的《茶乡三月最迷人》(龙燕怡词、侯小声曲、上海东方电视台等传媒演播)。
侯小声先生另一得意之作，在上海市第二届通俗歌曲创作演唱比赛中获银牌(专家评委给的是金奖，但听众评委给了个银奖，故从众)。此歌先后由上海著名流行歌手沈汉芳和著名女高音民歌演唱家曹燕珍在东方电视台等传媒多次演唱，反响热烈。
《思乡》（龙燕怡词 侯小声曲）
离别家乡久 / 常动故园情 / 山是故乡绿 / 水是故乡清 / 花是故乡美 / 月是故乡明 / 啊—— / 故乡景象长相忆 / 不时萦绕在梦魂。
常把家书读 / 更动游子心 / 故乡山更绿 / 故乡水更清 / 故乡花更美 / 故乡月更明 / 啊—— / 恨无彩凤双飞翼 / 登时展翅会亲人……
此曲也是用的江南优秀民歌素材，风格别致，雅俗共赏。由于其地方风味太浓而难以与故乡受众融合。因之我心血来潮，欲将它的主旋律引入本土音乐中，以求广而化之，不亦宜乎?
因唐朝辉演唱的《一曲新歌唱梅山》纵情奔放、不同凡响，立即引起广大乡民和县领导的高度重视，将其纳入县里每月都要举办的大型文艺活动《安化月月乐》，从而让故乡的歌迷经常领略它那独特风味!
我的主意已定，要推出《一曲新歌唱梅山》，决不能失此良机。
当我在新化喜鹊界传唱此歌的时候，车上车下一片欢声笑语。傍晚，当我进入客房时，突然拥进十多个音乐爱好者，他们要我教唱此歌，场景格外热烈。这时，湖南省情报中心主任周行易非常激动，他当场表态，过一会就去找新化县领导人磋商此歌拍MTV的经费问题。后来，他对我说：“老龙啊，对不起，他们只答应三万元，只好一笑而罢”。
去年金秋十月，科班出身的本土歌唱家唐朝晖在本土梅山文化音乐研究者唐歧安重新编配音乐演唱此歌时赢得全场热烈喝彩，被“安化月月乐”作为经典曲目月月演唱，甚慰我心。
我是一个音乐迷，文艺痴，对此忠贞不渝。现在我突发癌症，而且癌症周身扩散，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古人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为了实现宏愿，把《一曲新歌唱梅山》在家乡唱响，并永远流传下去，我竭诚呼吁，诚请各界有识之士济困扶危、共襄盛举。特别是信誓旦旦高举梅山文化大旗的张青娥董事长更应抓住梅山文化的根慷慨解囊，不要空口打哇哇，而要倾情奉献，让《一曲新歌唱梅山》唱响故乡!唱响三湘四水!唱响神州大地!
我想，常兴善举的张女士该不至于虚应空中诺吧?
纪念龙公燕怡先生文章、挽联、诗词、吊唁小集
歌者龙燕怡
金生
昨天中午，接到龙燕怡老先生的电话，听声音苍老多了、憔悴多了：“金生，医生说我是肝癌晚期，癌细胞已经全身扩散，最多能活三个月，也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很谔然，其实，这个电话应该由我打过去，五天前，我给老人电话问安，他说一个多月没有吃东西了，过两天去医院检查。就在前天，他的挚友，怀化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永安先生在我的QQ空间里留了言，紧接着戴茂文先生发给了由其儿转发给梅山文友的两首绝命诗。不过，我确实还没有想好怎样安慰老人，甚至，我猜想他脆弱的身体是否能够接听电话。但这些都不是理由，老人的电话让我很自责。
老人把我当忘年交，其实彼此相识仅仅两年。见面也仅仅一次，就在今年的正月间，陪老人游了回梅山生态园、黑茶博物馆。然而，这些都不能阻挡一对老小的交往，我们每次煲电话都是半个小时以上，有时甚至一聊两个小时。他跟我讲他的人生经历，讲他的创作过程，分享他的劳动成果，告诉我如何作文、作诗与做人。每有喜事，他都乐意与我分享，某篇文章发表在何处，某位文化名人来怀化看他，特别是他八十岁生日那天，非常开心，电话里头有孩童般的欢乐。
他是生活的歌者。最初，龙先生是以一位词作家的身份而蜚声于怀化、湘西、湖南乃至全国。七十年代初，一曲《侗歌向着北京飞》唱响全国，“侗歌向着北京唱呃，山高水远情意长呃。”昨天，老人在电话里即兴吟唱了几句，对他说来，这首作者早已成了生命的一部分。“侗家娃娃最爱山，从小就在山里转，上山去看牛，上山吹木叶，上山摘野果，上山去采蕨……”最不会唱歌的我，对这首歌很熟悉，以前听小学音乐老师的课，都喜欢把这歌上成公开课，孩子们十分配合，侗家娃娃和安化伢子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唱这歌能不欢吗?不过，那时，我不知道教材里歌词是龙老写的。老人祖籍安化梅城燕子桥边人，他八十年根扎怀化，但根须却早已越过五溪伸到了故土梅山。“从古就说梅山蛮，可见梅山人不一般，空手上山擒猛虎，赤膊放排猋险滩。掮棚看鸭有妙法，捉鱼捞虾只顾拈……”“啰哩啰哩啰哩”，昨天，老人对这一句最动情，他说，他很想写一首安化人老少皆能熟唱的家乡歌，把深情留在这片故土上。我又想起了由龙老作词、何沐阳先生作曲的《茶乡三月好迷人》：茶乡三月好迷人，满园茶树满园春。晨雾飘飞红日出，山野尽是采茶人。你摘一片金，我摘一片银，盛满篮子装满篓，乐坏了采茶的姐妹们……以茶为业的安化哦，你的游子把心都融进了茶乡、茶园、茶树、茶叶，你可知道，他如今已经病入膏肓，目光犹穿云破雾，盯着正在腾飞的包衣地。
他是爱情的歌者。我的手头有老人赠送的《燕岚心语》，里面的作品琳琅满目，但绝大多数是他们夫妇的诗词曲文。燕者，龙燕怡，岚者，曾纪岚，一对在怀化地区久享盛名的文化夫妻。其实，在此作之前，夫妻还合著了《古韵新吟》，先生的作品，唯有这一册不曾赠我，说是尽送朋友了，相识也晚，只能留作遗憾。他们在工作之余、退休之后，倚着夜灯，或者同游山水，都会同题吟唱或各有主题。写好后相互解读，古文功底深厚的先生总是为灵心慧巧的夫人稍加润色，于是，好作品就会超尘脱俗。我很喜欢龙老的绝句和曾老师的词作与曲作，空灵、雅致，若非夫妻恩爱、齐眉举案，断不会有这么多优秀作品产生。几年前，曾老师患病，行动不便、思维迟滞，两位老人相濡以沫，龙老一方面从事文学创作，一方面照顾患难与共的夫人，好让儿女们安心于他们的事业。他自己的病痛到晚期在发现，一则龙老是硬汉子，什么苦总是咬紧牙关硬挺着。同时，也应该有晚年生活巨大的压力在里面，夫妻俩退休早、工资低，病要医、生活要过，曾老师生病后，龙老的担子可想而知。但他一说起他的夫人，总是眉飞色舞，是啊，是爱情给了他创作的动力，也是爱情让他留下了干净、纯粹、丰满的作品。
他是民俗学的歌者。写歌词要采风、写诗词要采风，要与大自然融洽更要向民间汲取养份，充满智慧的龙老有一段时间，一个转身，研究起民俗学来了。他赠我的有关民俗方面的作品有三部：《神秘大湘西》、《五溪风俗揽胜》、《梅山渔猎奇俗》，他与弟弟民怡先生用脚丈量山山水水，用心感受民风民俗，用散文的笔触记录下远而未逝的故事，深入瑶乡侗岭，越是蛮荒之地越有可能存古风古韵，也越是他们不肯止步的地方。他们还不顾古稀之年，多次回家乡安化考察、考证。留下来的这些故事、文字不只养眼养心，更能够让我们大湘西人知道自己的根、自己的源、自己文化里的神秘和古老。先生多次嘱咐我，要我认真阅读三册书，有时间写一个书评。就在昨天，他还对我说，这文章不急，慢慢来，心领神会了才会一气呵成。这是我欠老人的一笔债，希望自己早日完成写作，让老人再为我改一次文章。其实，文章的题目我早就想好了，叫《远而未逝的民俗》。不过，以我的功力完成评论，三两个月之内恐怕很为难。就在昨天，老人的儿子双愚先生将老人的两首绝命诗发给了我：
(一)
一声噩耗自天传，“病入膏肓”剧可怜。至死倾情留大爱，湍飞宏韵谱遗篇。
(二)
梅山子弟寸心丹，永别依然恋家坛。遥望远乡三叩首，游魂夜夜故山盘。
我想先生更应该做生命的歌者，大病在身，放宽心过日子。在电话里头，老人最后安慰我：“金生，不要为我悲伤，有生有死，自然规律，谁也绕不开!”可我还是很伤感很伤感，愿有好生之德的上天，青眼于老先生，至少，让老人的《燕怡四愿》一一得到实现。他在年轻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不也有过九死一生的经历吗?
大湘西的那些事儿
——读龙燕怡 龙民怡《神秘大湘西》有感
曾凡华
燕怡先生是我学生时代的文学启蒙者。那时，“文革”风云初始，校园乱象环生，我生性好静，不太愿意跟着那帮“健儿们”起哄，又不想做“逍遥派”，于是便和几位同学办起一份油印小报，报头上的“红旗”二字，取自毛泽东的手书，与当时大名鼎鼎的“两报一刊”中的红旗杂志同样大小。报纸的时评、新闻之类，我很少插手，只专注于自任主笔的副刊——《枫》。副刊取名“枫”，是因为我们学校所在地叫枫树坪，也的确有几群数人合抱、高大挺拔的枫树罩盖着这一带的几个校区。春风乍起，新出的枫叶绿可滴翠，等到了秋天，白露一过，叶子便齐刷刷红了，红得璀灿而烂漫，远远望去，像浮着一片火烧云。就是这一片红点燃起我这个青年学子一生的文学梦。学校斜对面的安江农校，虽名不见经传，却出了个大人物，即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当时在农校任教，我每每去沅江游泳都路过农校，想必也是见过他的，很可能他就在路边的稻田里进行他的伟大试验，但当时他只是那里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教师，即便打过照面，也不知他是何方神圣。
我与袁失之交臂是很自然的事，而与龙燕怡先生的相识相知却有某种必然。
如今，我已记不太清与燕怡先生初次见面的情景，依稀是在黔阳地区首府安江——那座巍巍百花剧院前楼他的办公室里。他当时是地区文化馆“吃公家饭”的干部，我是尚未毕业、前途渺茫的学生伢子。好像是给他送《红旗》报，当然是希望他能看看上面“枫”副刊上我的“大作”。记得他当时就微笑着，露出那口坚实的牙齿，平易而亲切。他迳直翻看了《枫》上的那些幼稚而平唐的文字，便对其大加赞赏了一阵，然后拿出几沓他主办的好像是用《雪峰》或《沅水》命名的铅印文艺报刊，让我“指教”。他大我十多岁，在当地已很有些名气，曾在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发表过多篇文章，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然而他对人的谦恭和平易没有一点儿虚伪的东西，这在和他以后的交往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每次见他，他总是善意地笑着，露出那口坚实的牙，很平等地与我谈文论道，让我感觉到那个特殊年代里人性的温暖……
后来我当了兵，离开了当地人称之为“安江凼凼”的地方，去了长沙，又去了北京，中间断断续续仍有些联系，知道他仍坚守在大湘西那块神秘的地方，做群众文化工作，写了很多湘情浓郁的歌词和散文，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他毕竟偏居大湘西一隅，又不善炒作，未能在更大范围以至全国掀起“龙旋风”。我明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许多文学现象，须占“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不完全凭据作品的“实力”。而龙燕怡先生收入这个集子里的散文，却篇篇都接地气，而且育之有物，文采斐然。我相信看官们读了，绝对会有所获，绝对会被其中浓浓的人情和故事所打动，，因为他与其弟民怡合作的这些散文，是他几十年间游走于大湘西底层所发掘的活生生的人和事，是独具个性色彩、别人无法复制的湘情散文。无论是民间的渔猎故事，还是山乡的风土人情，无不皆然。
现如今，已近垂暮之年的燕怡先生依然健朗而文思敏捷，对精心挑选的这本集子再度润色，奉献给广大读者，但愿其回声能不同凡响……
(注：作者曾凡华大校系著名军旅作家，解放军报社文化部原主任、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会长，中国诗歌学会驻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理事、北京线装书局总编辑。)
兰幽香风远
——喜读《梅山渔猎奇俗》札记
谢 璞
昨晚上，我坐在微微启开窗户的书房，一边聆听初夏震雷暴雨合奏的协奏曲，一边阅读龙燕怡同志早在年初就寄来的《梅山渔猎奇俗》。这是他和胞弟民怡又一次合作的新著。
雷雨后新晴的今日清晨，我准备在原地方书写昨晚夜读后的札记前，率性把窗户全部推开了，好让窗外“花气浑如百合香”的新鲜空气慷慷慨慨吹进斗室来。我耕耘多年的窗边小兰园有不少生趣盎然的兰草，它们在晨风里微微抖动着修美茎叶上的水珠，似笑非笑地望着我，这就让我更容易想起它们各自的祖籍：这里有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好友惠赠的“二月兰”;有八十年代我从南岳采集的润墨兰;也有八十年代中期燕怡赠送我的五溪幽兰。多年过去，这些有缘分的兰草，都在我苦心经营的小兰园里有了它们生存发迹的一席之地。也许由于我昨晚刚刚读过龙氏兄弟合著的新作之缘故，那些妍妍流翠令人怜爱的五溪幽兰芳姿，立即从我心头浮现出一段清晰的记忆。
那是八十年代中期的暮春，我应邀出席辰溪大山洞白云机械厂业余文艺爱好者举办的一次交流创作心得的大型活动。会议当中，碰巧安排我与燕怡同一间房住宿。他是那种无遮无掩的性情中人，言谈举止非常随和坦白。
他直言快语，谈到搜集整理地方民谣民歌中许多的收获，并即兴哼唱了一连串野趣十足的侗族山歌给我听。他还谈及毕生喜欢山野空谷幽兰的父亲对他的“家训”。他父亲是颇有名望的中学国文教师，当过多年中学校长，曾师从大诗人艾青，特别尊崇艾青先生以诗歌来报效国家民众的品格，认为这是“以文墨来播种阳光的人格之美的德行”。燕怡说，小小年纪的他听多了老人家这方面的话，居然在某个晚上也做了个美梦。梦见自己写出来的一首诗让同学们发现了，纷纷夸他是艾青式的“小诗人”、“大名人”。那几十个同学便团团围住，把他抬起来往空中抛去，差点抛上了飞云的“帽簷”边，直到笑醒过来，才发觉这只是一个开心梦!他把梦境讲给父亲听后，就盘问父亲：作过这种好梦的人，长大后能不能也成为“大名人”?老人家听了没有立即回答，可是不久后却向他讲起“做人”或“做名人”的一些道理。老人所说的话，当时的燕怡虽不能全听懂，但有些却是生根在他稚小的心灵里。父亲说：“……‘日以阳德，月以阴灵’，日月无私照，才是人和万物崇拜的两个天神……人世间，只有名利思想淡薄的人，乐意为国家民众出力的大写之人，才有幸运的人生。深山狭谷的香兰芳草，从来不会认为无人知晓而不开花，它们耐得住长年的寂寞，寸心虽小，却有容得许多香的品性。所以李白就赞扬过它们，‘为草当为兰，为木当作松’……古人‘誓欲成名报国，羞将开口论功勋’的美德，是值得后人好好学习的……”燕怡说，后来他把父亲这些话语抄记在小本本上。燕怡又说：从他十九岁“吃上公粮”以后，就一直把这些话当作“家训”铭记在心。总希望有那么一天，他也能像艾青先生那样，“以文墨来播种阳光”，做一个没有白吃“公粮”的新中国文化人。
八十年代中期的龙燕怡正春风得意，锐气十足，是个相当乐观的人。他理想甚多，希望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文艺工作者和歌词作家，还希望在民俗民歌等等方面，都能够有所建树。并掷地有声的说，“努力去干，决不退缩。万一因志大才疏做不出什么成绩来，那也只好认命，毕竟我还是辛勤拼搏过的人哪!”当时，我确实为如此坦白的燕怡感奋。他是把我当作信得过的朋友，才说出这么多发自肺腑的话来的。
在活动闭幕第二天早晨，当我快登上告别辰溪返回长沙的大客车时，来去一阵风的燕怡，竟送我一把沾着泥沙、雅号“五溪兰”的辰溪兰草，希望我把它带回长沙。一回到家，我就让它安身立命于阳台上。后来，我搬入了新居，宅边有片荒土让我拓成一畦小花园，在阳台上生活多年的辰溪兰又脱离了花盆而乔迁于新的沃土。
平时，每当我凝神注视兰园里那些辰溪兰，回味起送我辰溪兰的燕怡在大山洞客舍中坦诚说出的往事，心情恍惚之际，忽然觉得“五溪兰风”的确有几分薰孕万物和人性灵的神奇魅力。
有人夸说“五溪兰风”有如醪似酒千杯少的魅力。大凡久居“山静似太古”五溪的聪明人和灵性的万物，都不会见异思迁地离开五溪。那五溪的兰风，留得住翩翩燕子具有不弃旧梁的天性;千醉五溪兰风的林莺和鹧鸪的子子孙孙，都高兴在五溪青山里漫舞轻歌。这如醪似酒的兰风，千醉过天才的屈原，醍醐灌顶，大彻大悟，从而写下“长无绝兮终古”的不朽《离骚》。今有尽人皆知的袁隆平，也曾在千醉五溪兰风的日子，孕育了举世瞩目的稻种。更近而言之，从深圳返乡定居的鸳鸯王辉和江星，他俩勇于创新的性情，经多年五溪兰风薰化，也出落成音乐大殿饶有名气的作曲家、歌唱家，创造了那么多宣和情志、导养神气、穿越时空的新美佳作，有的还远传国外，唱响了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从而赢得了“五溪金凤凰”的美誉。
更近更近的，当然要数龙氏兄弟的佳作《梅山渔猎奇俗》的出版问世。他们奋力抢救了因时光久远几近濒临消失的一份珍贵的梅山文化遗产。引起了民俗文化学术界的重视，纷纷赞美龙氏兄弟又为湖湘文化研究领域添了一颗稀罕的夜明珠，而且，龙氏兄弟对于形成千年、现仍遗存于梅城以及湘中、湘西,黔东南“梅山峒蛮”子子孙孙生活领域中 “渔猎奇俗”作出的翔实、生动之解读。也着实难能可贵!从这些“奇俗”现象当中可以看出，自从宋王朝严禁不服王法统治的“梅山峒蛮”耕种之后，他们只好得从农耕退为捕渔打猎以求生存。“峒蛮”们在坚强谋生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种种奇风异俗，更可以让人们看到梅山文化中那种“敢为人先”的湖南人性格。由此足见梅山文化是湖湘文化本土之根脉。
专家们认为龙氏兄弟“功不可没”，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五溪从事民俗文化工作大半辈子的资深民俗学者、巫傩文化研究专家李怀荪同志，就是最先由衷赞扬龙氏兄弟“功不可没”的评家。他是深刻体验过民俗文化研究、采掘异常艰苦的过来人，不仅称赞龙氏兄弟“功不可没”，还面对现实深有感触地说：“在当今浮躁的商业化社会，龙氏兄弟能这样做，可属不易!”
怀荪同志笔下写出的“实属不易”四个字，可说掷地作金石声，给龙氏兄弟画成的肖像，浓墨重彩地着上了画龙点睛的一笔。这是同行文人相知相亲优良品质的反映，也是对学术研究高度负责精神的生动写照。
事实上，在功名利禄观念过分作祟的商业文化活动中，能有多少人乐于付出几近三十年的时光里，苦苦守护一项“寂寞”的民俗文化“工程” 、矢志不渝大半辈子进行不为人知的工作?但确有龙氏兄弟坚持下来了!他俩在安于寂寞几近三十年的时光里，不知敲穿了多少个“木鱼”，才如愿获得“天道酬勤”的成功福果。
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燕怡在辰溪大山洞客舍所回顾有关他父亲的“家训”，他和民怡兄弟俩都是在灵魂里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人。他们都热爱这项清苦的工作，明白这一辈子甘为本身的天职不惜燃烧生命之烛，努力去实现“以文墨播种阳光”的人生幸运。
“不管时代的潮流和社会的风尚如何改变，人总是可以凭自己高贵的品质，超脱时代和社会，走自己正确的道路。”显然，以爱因斯坦这些经典名言来解读龙氏兄弟成功的原因，亦当是品质高贵所致吧?
我不禁要打心眼里为老友龙氏兄弟祝福：愿好人一生平安多福，年年花开，一路上花红果硕，即使在那“白发三千丈”的日子，也能充分享受以奉献为荣的诗意人生幸运。
“为草当为兰……兰幽香风远”，一旦兰风能化孕着更多更多人的性情，大爱的仁风蔚然香飘普天下时，世界上文明人的生活，将会变得多么和谐、美丽啊!
(作者系湖南省文联原副主席、湖南省作家协会荣誉主席。)
咬文嚼字见深功
——龙燕怡老师治学风姿剪影
李永安
我从事业余文学创作达半个世纪，接触的文人雅士不少，常常抓住机会向他们请教与切磋，每每获益非浅。依我看来，在这些舞文弄墨的长辈、同辈或年轻文友中，“咬文嚼字” 方面最具功力的怕是要数龙燕怡老师了!
据我所知，龙老师出身于一个书香世家，他的曾祖父是清代举人，祖父是辛亥文士，父亲是语文名师，从小便受到传统文化之浓郁熏陶和大家风范的严格教育，训练有素，由此打下一身过硬的“童子功”。他长大从文后，愈发对自己要求苛刻，逐渐养成了遇事刨根问底的习惯，治学精研细究、为文一丝不苟，乃至“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轻易放过” 。实在令我佩服!
下面，仅就我所知略举几例，藉以“窥豹一斑”：
如2005年金秋，他陪广州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刘剑锋大校参观芷江抗日受降纪念馆时，便遵刘之嘱，将室内那条极为醒目的“一纸降书出芷江”条幅中的“出”字，恰到好处地改为“落” 字，以免发生歧义而贻人笑柄。后来这个合理化建议很快得到了芷江县领导的重视，把它更正过来，并且沿用至今。
又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文化部门在将一种脍炙人口、流传久远的苗族多声部民歌，拟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因“有歌无名” 而犯难，在提请市文化局召开专家会评审时，龙燕怡老师便根据此歌的谐音率先提出“歌鼟” 或“歌磴” ， 以供讨论。最后，大家一致定为“歌鼟” ，如今早已耳熟能详了!
再如2013年春日，龙老师陪同香港《名家》杂志总编辑李舟仁老先生一行，游“楚南上游第一胜迹”黔城芙蓉楼时，大家兴致勃勃地观赏临江主楼的那副名联：“天地大离亭千古浮生都是客，芙蓉空艳色百年人事尽如花。”不觉齐声赞叹前人的好笔力!这时龙老师忽然插言道：“我记得‘文革’ 前旧楼(笔者按: 今巳重新修箿) 的这副对子，上联中的‘都’字是个‘原’字;‘ 客’字 是个‘ 梦’ 字。可能复制的人记忆有误，把它搞错了。其实,‘原’ 字比‘都’ 字的文学含金量要高;至于‘梦’ 比‘客’ 的意境，则不晓得高出好多倍!”同游者听了，都不觉愕然;唯有李总编频频颔首、莞尔而笑。
至于说到我自己的感同身受，则体会更深。我生性率直，但有点粗心大意，为文往往欠严谨。如爱把“清楚” 写成“清础”;“圆满”写为“园满”等等。逗号和顿号也不注意区分，有时竟信笔所之地乱打一气。龙老师只要见到了，总会坦诚相劝、谆谆告诫：“切莫小看这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啊，行家里手一看就晓得你的水平了。尤其是那标点符号，能够表达出文字难以表达的意思，千万不可轻视!”这番发自肺腑的金玉良言，有如醍醐灌顶，使我茅塞顿开，幡然醒悟......
古有名言曰：“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今后，我当力戒浮躁，切忌粗疏。应当向龙老师好好学习，经常仰望一下他的项背，多多少少沾润其余惠，以图在治学为文上求得涓滴之长进!
(作者系原湖南怀化汽运集团总经济师，湖南省作家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
遵照龙老生前遗嘱,丧事从简。因此不举办追悼仪式和告别仪式。中国侗族文学学会、湖南省作家协会、中共怀化市委宣传部、怀化市文联、怀化市文广新局、怀化市艺术馆、怀化市音协、鹤城区政协、鹤城区图书馆等单位领导及生前友好得信后予以慰问。?更多的是亚高原微信和光影侗乡公众号等公布后各界人士哀悼。现选部分吊唁挽联、诗词以慰逝者、以告来者。
读燕怡兄病中诗，痛和六句，以寄相思。
张名河
(一)
本是两地常相思，梦里梦外不断时，
学友勤耕历历在，清风处处唱君词，
当恨此讯月告知，不怜老泪窗前湿。
(二)
生死不过烟云飞，何需为兄洒别泪，
唯恐失去心一枚，他日与谁杯碰杯，
满园春色未话尽，梅山莺歌唤君回
(作者系龙老生前好友，著名作词家。一级编剧，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词刊》编委，广西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辽宁省文联副主席、广西文化厅副厅长。)
龙老一生恋文苑， 留下大作堆成山。
侗歌向着北京唱， 回响几代人心田。
侗锦芦笙和兰花， 词海浪花第一掀。
五溪揽胜集华章 ，乔老爷夸不简单 。
人间失去一良师， 天堂迎来好歌仙。
元贵哀悼10月24日
敬挽挚友龙燕怡先生
曾记诗缘，两度评论千里谊
遽惊噩耗，五溪风物一生情
惊悉燕怡先生不幸逝世，谨致沉痛哀悼，並向纪岚女史致以慰问，请节哀顺变。
蒋昌典(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华诗词学会、中国楹联学会、中国群众文化学会会员)。
沉痛悼念龙燕怡先生
燕去何方呢喃清韵留梅国；怡愉仙境倜傥高风入道门
梅山文学社刘紫岚敬挽
《侗歌向着北京唱》、《侗锦·芦笙和兰花》、《同志呃请来侗家吃油茶》，从附中到今天，龙先生的这三首歌作品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唱着它我考上了本科，上了研究生，每每音乐会参加比赛，都是我必选的代表作。可喜的是就在前几天我才与先生取得联系。可惜的是得知老先生已经癌症晚期[大哭]， 电话那头先生激动的给我讲着他写的作品，说给我留了手稿和作品集，鼓励着我好好唱侗家的歌。电话这头我给先生唱了《侗锦芦笙和兰花》，让他保重好身体，我们还约好月初相见，先生特别高兴。 可是如今，还没来得及当面说声“老师 您好”，您 却走了……此刻，心里格外的沉重。愿天堂没有病痛，我会带着您的嘱托，把您的作品继续传唱下去。——王馨(2014年中央电视台《争奇斗艳——少数民族冠军歌手争霸赛》侗族冠军歌手、2016年中央电视台《寻找刘三姐》第三季全国总冠军)
深切怀念龙燕怡老师!!!——袁双洋(男高音歌唱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湖南省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武警湖南总队政治部文工团团长。)
沉痛哀悼吾友龙燕怡先生!——潘年英(中国文学人类学学会、中国侗族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南科技大学教授)
龙老师八十高龄，为民族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是雪峰文化特别是梅山文化的守望者!——杨通银(中国侗族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苏师范大学国际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龙老师绝笔第二首第三、四句写得好!绝唱!爱乡之情震撼人心!——傅安辉(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侗族文学学会顾问、凯里学院教授)
我在湛江惊闻龙燕怡老师仙逝，深致哀悼!龙老师一身正气，满腹经纶，是后辈学习的榜样!——邓宏顺(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怀化市文联原副主席、怀化市作协名誉主席)
昨天，新晃六十县庆前夕，惊闻《侗歌向着北京唱》词作者龙燕怡先生仙游，从此新晃侗乡失去一个好朋友，怀化文艺界失去了一个好师长。龙老辞世，留下绝命诗二首及绝笔长文《我以“四愿”酬故乡》，经侗族文化专家吴跃军先生对个别文字和标点进行修改后，现连《侗歌向着北京唱》配乐收录于后，借以怀念龙燕怡老人!——光影侗乡公众号主编：张家权
龙燕怡老师，是我最要好的老朋友。他在黔阳(现为怀化)地区群艺馆的时候，本人曾得到他极大的帮助与关爱。多年来，从未提及过他是安化人。诗词、歌词都是他的强项，是个才德兼备的多产作者。为人热情谦和。好怀念他。——音乐神夫
生前寂寞，身后有名。沉痛哀悼龙老师!侗歌不朽，龙燕怡先生永远活在热爱音乐的人心中，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欧阳斌在怀化市委书记任上都会唱您的歌，大学者教授潘年英唱您的歌，侗族冠军歌手王馨电话唱您的歌，大牌名星李谷一、宋祖英、蒋大为、何纪光唱您的歌，您死得安祥，死而无憾，龙老，安息吧! 沉痛哀悼!湖湘文坛失去一位良师益友，梅山文苑失去一位慈父知音，五溪艺苑失去一位快乐使者，侗族文坛失去一位尊者恩师。刋发遗文，聆听名歌,以此表达新晃家乡人和三十年忘年交的心意!龙老师，一路走好!——亚高原
哀悼龙老师，你已是夜空的一颗星，让我们后辈仰望!——久明
龙燕怡老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还记得在怀化师专读书时，系里邀请他为我们讲了歌词创作课，受益匪浅。深切缅怀龙老师!——阳之光
深深怀念堂哥!堂哥辛劳一生，奋斗一生，节俭一生!——莲源
龙老家乡安化人民深切怀念老人!近十年来，落叶思归根，弥老不忘本。关注故土发展，抒写思乡情怀，提携家乡后学。体现了梅山人的重情重义，大湘西人的侠肝义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怀化安化同悼念，舞水洢水情长存!——荒唐生
七十年代，曾带我县文工团队员将《侗歌向着北京唱》歌舞唱遍靖州苗乡侗寨，深受欢迎。今闻噩耗龙燕怡作家仙逝，沉痛悼念，愿该词作者一路走好，早登仙境!哀悼龙燕怡词作家：德留人间成翰海，魂归天上作文星。——闲翁
龙燕怡老先生，德才兼备，文坛巨匠，功德无量，湘西人民怀念您，龙老，一路走好，安息吧!——李翔
呜呼!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师长，一位不可多得的艺术家，民族精神脊梁。龙老师，你一路走好。我们永远铭记哉!——坚不可摧
(本小集得到《名家》杂志社总编李舟仁先生首肯，亲自电话邀约龙老儿子双愚组稿，王馨、李永安、蒋昌典、张家权、吴跃军等北京、长沙、怀化、新晃、安化文友也尽了心力，特记。)
[稿源：]
[作者：吴跃军整理]
[编辑：张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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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南新闻客户端:龙燕怡先生的不幸辞世，无疑是湖湘文坛艺苑的一个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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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 湘人湘歌丨侗歌向着北京唱 我以"四愿"酬故乡
侗歌向着北京唱我以“四愿”酬故乡侗歌向着北京唱 我以“四愿”酬故乡
点链接听配乐：《侗歌向着北京唱》
http://hunan.voc.com.cn/xhn/article/201611/20161103165011872.html
就在上个月，《侗歌向着北京唱》的词作者龙燕怡先生仙游。闻此消息，文艺界哗然。侗族文化专家吴跃军先生、老词人陈元贵先生、邝厚勤先生纷纷感叹，不仅他们失去了一位好朋友，而且文艺界也失去了一位好师长。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湖南省著名词作家陈元贵：
龙老一生恋文苑
留下大作堆成山
侗歌向着北京唱
回响几代人心田
侗锦芦笙和兰花
词海浪花第一掀
五溪揽胜集华章
乔老爷夸不简单
人间失去一良师
天堂迎来好歌仙
著名词作家、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常务理事邝厚勤：
龙燕怡先生在世时，尽管与之直接交往接触的次数不是很多，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为人处世就像他那充满“文气”的名字一样温文尔雅，言谈举止始终是谦恭礼让，做人低调，从不过从骄狂，从不拨弄是非，从不在人面前炫耀他在民俗散文、歌词、古典格律诗词创作和梅山文化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从其身上让我看到了中国当代文人的典型君子风范。
被人们誉为“精神家园的守望者”的龙燕怡先生，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写作杂文、随笔，两三年后转向歌词创作，依仗着他那支飘散出泥土馥郁和草木芬芳的妙笔，在词坛辛勤耕耘了60余载，发表了2000多首歌词作品，其作品或被选作大中小学音乐教材和出国节目，或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卷》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用，或被录制成唱片与盒式磁带，其中有20多首作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播放，获全国和省级奖励100多项，其代表作《侗歌向着北京唱》《侗锦芦笙和兰花》《溪边月光曲》《最美丽》等已成为人们美好的记忆。
龙燕怡先生的不幸辞世，无疑是湖湘文坛艺苑的一个巨大损失。
龙老辞世前，曾写下绝命诗二首及绝笔长文《我以“四愿”酬故乡》，经侗族文化专家吴跃军先生对个别文字和标点进行修改后，现收录于后，借以怀念龙燕怡老人!
绝命诗二首
因肝癌晚期，随可夺命，惜别!诚奉“龙燕怡绝命诗二首”，一为留念、二请点评，至盼!
(一)
一声噩耗自天传，“病入膏肓”剧可怜。
至死倾情留大爱，湍飞宏韵谱遗篇。
(二)
梅山子弟寸心丹，永别依然恋家坛。
遥望远乡三叩首，游魂夜夜故山盘。
我以“四愿”酬故乡
(2016年7月10日，龙燕怡与弟弟龙民怡赏荷。)
所谓“四愿”者即四个一好工程，乃“一首好诗词”、“一篇好散文”、“一本好书籍”、“一首好歌曲”。大美心意之艳称也。
大千世界，红尘扰扰。天生我才必有用，你方唱罢我登场。有的人善于从政，高舆华驾，叱咤风云;有的人惯于经商，大海弄潮，富甲一方;有的人学富五车，为学大成，名士风流;还有的寒酸似我，明知力有未逮，却不甘寂寞，也要迎难而进，在文坛艺苑拼搏几回。但不管高人雅士也好，一介寒儒也罢，那一点思乡情结、感恩梓里之天性，大抵还是人所共有的。不过乡情之厚薄，报答之多寡，却因其境遇不同，千差万别而已。
吾自幼从文，平素痴迷于写作，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孜孜不倦，力排万难，耐得寂寞，行走乡间，守望文脉，绝耕乡愁，守住书香，开创大湘西民俗散文、歌词创作、诗词创作、梅山文化研究的文艺春天。曾赋诗明志曰：“采风情系少穷边，探胜寻幽数十年。唯有诗文千古事，余皆散入五溪烟!”
我的故乡在湖南省益阳安化县梅城古镇东郊燕子桥畔，数代书香，祖泽流芳。及至年近古稀，方“少小离家老大回”，睹物思人，乡情愈炽。蓦然临水，惊觉两鬓苍苍。已知来日无多，遂骤发宏愿，想倾心尽力，来慰籍自己，并将它珍重地献给亲爱的故乡，作为恒久的纪念，略表游子之心于万一。
感谢上苍佑我，天道酬勤，使这四桩宏愿不至于镜花水月，且都颇有所成。现依次简述于下：
第一桩愿望是“一首好诗词”
(2016年2月19日与李总编在安化合影。)
故乡山清水秀，人情醇厚，令我梦绕魂牵，常有诗词咏怀，有的还在国内外发表或获奖，现择代表作一诗一词诚挚捧献，以表痴情。
《七绝·海外乡思》
隔山隔水隔重瀛，久隔深深故里情。
幸有乡心难隔断，一霄好梦到黎明。
此诗首载《中华诗词》2009年第一期，曾获国际“乡愁”诗词大赛银奖，并入编《全球优秀华人诗歌颂典》，2016年又被选入《炎黄诗书画印艺术精品集》。
《长相思·春日还乡》
桃一村，杏一村，春日融合万象新。笙歌处处闻。情也真，意也真，人面如花笑语频。梦牵游子魂。
此词曾入选中华诗词学会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际诗词组织联合举办的大型诗词赛事《华夏情——华夏情全球诗词优秀作品选》。并被好几位著名作曲家看中为之谱曲，在京沪等地由名家演唱，颇受欢迎。
诸如此类，笔者毋须饶舌。读者高明，自当惠予品鉴!
第二桩愿望是“一篇好散文”
(龙燕怡与梅山文学主编刘紫岚丙申年元霄节在涟源合影。)
故乡历史悠久，人文厚重，新景靓丽，古迹多多，值得大书特书。数十年来，我除了诗词歌赋外，也写了不少随笔、杂感，尤其是民俗散文，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前不久被中央定为国礼的安化黑茶，十分荣幸，作为附件随之赠送外宾的那篇与舍弟民怡合作的长篇民俗散文《故乡安化茶缘》。其中的一些重要章节，如《安化梅城擂茶香》《梅城擂茶风俗》和《梅城风俗解(读盖)卦》多年前曾在北京《中国烹饪》、上海《食品与生活》、《中国旅游报》等著名报刊上发表，产生过一定影响。这次又借规模盛大的“中国黑茶文化节”之良机，将它另起灶炉从头改写，并加进在“中国梅山文化园梅山神茶庄”品尝安化名茶的精彩过程，从而使《安化故乡茶缘》这个新作愈臻上乘，获得不少行家里手和众多传媒的青睐，转载过七八家刊物，连全球发行的香港《名家》杂志，也配以彩图全文刊登。时乎?运乎?总算可以告慰家乡父老了。
第三桩愿望是“一本好书籍”
我的故乡安化梅城，始建于北宋，乃名副其实的千年古镇，且系声威显赫的“梅山峒蛮”之大本营。历史遗存极为丰富，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故我在2004年继湖南文艺出版社与舍弟民怡(中学历史教师、民俗学者)联手合作40余万字的民俗散文专著《五溪风俗揽胜》出版之后(该书因图文并茂、饶有特色而被《人民日报》、北京文艺报社、中国民协《民间文化》月刊相继撰文推介，反响热烈，被专家们誉为“五溪民俗写作第一书”、 “一本生动活泼妙趣横生的散文集”。惜乎本人不善经营，其自销部分现仍有数百册束之高阁!)，又邀约吾弟数度返乡，在梅城一带及其与新化、桃江、桃源毗邻地域进行深入探访，主要调查一些有关“梅山渔猎”方面的神秘技巧与罕见稀闻的珍贵历史遗存。同时还参考上世界八十年代初期在湖南怀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贵州铜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陆续采访所得到的一些有关梅山渔猎方面的零星资料，伏案两年，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认真筛选与慎重整理，终于写出20多万字的《梅山渔猎奇俗》初稿，承蒙故乡中共安化县委宣传部领导的厚爱与鼎力支持，特拨专款三万元将其列入“安化梅山文化丛书”首卷交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书还尚未面世，故乡民俗学者、湖南省民协“中国梅山文化研究会”驻会副秘书长谭晓吾女士就在2012年12月5日的《中国文化报》上以《一片冰心在玉壶》为题著文评介了它。随即被“中国传统文化网”“中国宗教网”、香港“凤凰网”等电子传媒推波助澜，争相报导，乃至数月之内，有关电话和短信络绎不绝，令人应接不暇。
书刚一出版，省作协名誉主席、当代著名散文家谢璞先生就发来热情洋溢的贺信予以鼓励：“恭喜二位多才的兄弟著成并出版了《梅山渔猎奇俗》，功德大焉!这只有热爱故乡的精诚文人，才有可能梦想成真。当今各界的年轻人、中老年人(专家和普通百姓)，都会喜欢它。历史可以作证，这是一部不朽的好书!也可以称作一部乡土气息极浓的散文诗画长卷。恭喜!恭喜!有为者多乐!长乐!”著名梅山文化专家李怀荪在《回眸青山碧水间——梅山渔猎习俗序》中写道：“龙氏兄弟的新书是一本关于梅山渔猎习俗的著作。这部著作填补了梅山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空白。……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龙氏兄弟作为祖籍梅城的正宗梅山子弟，对于梅山文化一直怀有特殊的情结，他们选择了研究梅山渔猎文化为突破口，数十年如一日地栉风沐雨，跋山涉水，进行深入细致的田野考察。他们多次利用回老家梅城探亲访友的机会，对梅城故地渔猎习俗进行了地毯式的寻访。他们更深入到湘西和黔东南一带，通过多种方式采访到各种不同的梅山猎(渔)人，进行全面周详的核查研究，从而获得了大量最翔实的，既饶有广度又富有深度的相关资料。在当今浮躁的商业化社会里，能这样做，实属不易。”
另一位民俗学者杨幸樵则撰文说：依我之见，《梅山渔猎奇俗》一书乃空前绝后之作，“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因为古老的梅山渔猎文化已渐行渐远，大都烟消云散地离我们而去。纵使在人迹罕见的深山老林，那珍奇的梅山渔猎习俗的文明碎片，也难寻一二了!
面对如此高的评价甚或溢美，我等孤陋寡闻的梅山后学当的起么?但转而一想，为了对故乡奉献丹心，也只好诚惶诚恐。
第四桩愿望是《一曲新歌唱梅山》
龙燕怡词，侯小声曲。本土梅山音乐研究者田跃谱曲，著名作曲家孟勇修改，本土另一梅山生态文化研究者唐祁安编配，上海东方电视台等多家传媒播放。另一科班出身的本土优秀歌手唐朝晖倾情演唱，征服了广大听众，反响热烈。
龙燕怡倾情奉献，并以缘悭一面的近邻乡友恳请与以《月亮之下》《彩云之南》摘取“中国当代民歌教父”桂冠的何沐阳，并以其世交深厚为由，向正在全力以赴赶写要唱响世界的安化黑茶歌《来得正是时候》正心无旁骛的紧急关头，也盛情难却梅城本土活跃诗人戴茂文先生的重托，欣然接受龙燕怡的这首广受好评的美词《茶乡三月最迷人》准备插缝见针为之作曲。龙燕怡十分感激，但也明知他一心不可二用，在为了故乡情结而勉强为之，故未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给我们寄来的歌稿不大理想，并且未寄示范小样，致使故乡安化县新广文局的本土音乐爱好者姚女士以她那靓丽的歌喉，震惊四座，赢得四周广大听众欢呼时，龙燕怡却不大开心，他只好不那么心甘情愿地硬着头皮坦诚地告诉正在兴头上的何沐阳，他的这首对故乡安化黑茶生态文化节增辉添彩的金曲，请他再作加工后连同重新打磨的录音示范新样尽快寄来，与故乡狂欢不已的广大知音磨合。心怀坦荡从善如流的沐阳立即采纳，不久便倾情寄来了他新制作的精美录音小样。但偏巧碰上了办事格外认真，专爱挑刺的龙燕怡要与他顶着干，他只好乐于从命，把那心爱的小样随即寄给茂文。使茂文如获至宝，马上给小姚演唱。
中国梅山文化生态园董事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三八红旗手张青娥女士素行善举，尤倾情于她所珍爱的梅山生态文化，很想把这首她珍爱的《一曲新歌唱梅山》作为她的园歌，请何沐阳好好打造，何先生满口应承，立即付诸行动。当何沐阳的新稿很快寄来时，张女士已将何的新改稿交给湖南省为旅游中国黑茶开发的梅山生态文化园演唱团体频频唱响了。沐阳只好心甘情愿地为乡友们认账。
至于唱故乡的歌，我也写过十来首，其中不乏成功之作。如以家乡燕子桥下的伊水河与老屋背后的碧梧山为背景的《我家住在画中间》，此词刚一发表，就有多人谱曲。其中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作曲家杨绍榈谱的不但在“感动中国”的故乡征歌中获奖，还由上海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周志容在上海电视台等多次演唱，反响热烈。此词诗情画意，“有山有水有田园”，很受众人喜爱。
《我家住在画中间》
男高音独唱
我家门前有条河哎 / 看上一眼心就乐 / 鱼儿尽情游 / 鹅鸭荡碧波 / 白鹭迎朝霞 / 夕阳伴渔歌 / 啰哩啰哩啰哩罗 / 还有那岸上边漂亮的洗衣女哟 / 一串串欢声笑语撒满河
我家屋后有座山哎 / 迷人的景色看不厌 / 翠竹翩翩舞 / 苍松闪碧辉 / 百鸟林中唱 / 鲜花绽笑颜 / 啰哩啰哩啰哩罗 / 还有那高高的飞瀑凌空挂呀 / 哗啦啦喷珠溅玉多壮观 / 哎 / 天然美妙的一幅画 / 我家就住在画中间 / 多姿多彩的一幅画 / 我家就住在画中间……
还有上海著名作曲家侯小声先生的一首在全国首届农村征歌中荣获“优秀创作奖”的《茶乡三月最迷人》，采用清新活泼诗律优美的江南小调入曲，格外打动人心!惜因江南风味太浓，难于在我的故乡推广，诚憾事耳!
茶山三月最迷人
(龙燕怡词、侯小声曲，上海东方电视台等传媒经常演播)
茶乡三月绿茵茵 / 满山茶叶满坡春 / 晨雾飘飞红日出 / 山野尽是采茶人 / 你摘一片金 / 我摘一片银 / 盛满篮儿装满篓 / 喜煞山野采茶人 / 茶歌甜似蜜 / 茶歌比酒醇 / 迷住几多远方客 / 乐了几多听歌人!
茶乡三月面貌新 / 精勤开拓暖人心 / 眼望春茶长势好 / 苗家人用歌表真情 / 飘过十里坡 / 飞上九霄云 / 情意浓浓韵味足 / 茶歌越唱越开心 / 一片茶叶一片金 / 阵阵茶歌绕白云 / 唱得彩云团团转 / 唱得月亮笑吟吟 / 豪唱冲霄汉 / 苗歌闹九重 / 缠住几多歌师傅 / 醉透多少茶农的心!
这首歌就这样被当做精品力作融入张青娥的家乡代表歌曲大合唱了!
我开始写歌词，应追溯到1958年。当时我在黔阳专区东风剧团(文工团)担任创作组长，因演出需要，有时还得执笔为词。及至1963年，我有一首词在省里获奖，遂深受鼓舞，便利用业余时间认真地钻研起来。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国著名作曲大师生茂老师给我写了《农村展翅飞起来》、《摄影记者下乡来》的有名歌曲后，我更是对此热爱有加，几乎达到如痴如醉的程度，精勤进取不息。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中，我断断续续发表歌词两千多首，成曲的近千首。若说我词运不佳，却有四首作词的歌曲进中南海，一首唱上北京奥运会、三首选为出国节目、《侗锦·芦笙和兰花》还在维也纳金色音乐大厅荣获金奖、《醉了苗乡》也在另一国际大赛中喜获一等奖。一首载入音乐史册——《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卷》、并有一首少儿合唱《最美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用，至今长唱不衰，很受青睐。另有十多首被选为大中小学音乐教材，均系上乘之作。著名歌唱家李谷一、蒋大为、何纪光、宋祖英、雷佳、陈素娥、黄英、曹燕珍、方明、黄绮珊及2014年中央电视台《争奇斗艳》第二季少数民族歌王争霸赛侗族歌王、2016年中央电视台《寻访刘三姐》年度总决赛冠军王馨等等都演唱过我作词的歌，有的至今还在演播或在网上流传。成果不可谓不丰硕。但要说我的词运亨通，却还远远达不到。因为竟没有一首像《我爱你，中国》、《滚滚长江东逝水》、《敢问路在何方》、《十五的月亮》那样家喻户晓、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虽有《侗歌向着北京唱》(吴宗泽作曲)红极一时，被誉为“全国十大优秀少数民族歌曲”在全国广泛流传，但因此词的历史局限，只在特殊的场合下偶尔露峥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有一曲《侗锦·芦笙和兰花》与《最美丽》相继崭露头角，并流传至今，却因其专业性强，仅限于歌唱家舞台演出，或广大中小学生在课堂和节会中演唱。这不能不使我既感欣慰又觉得深深遗憾，真乃“世事难全”啊!
我极想为故乡写一首大家都能接受、都爱唱的歌，便挖空心思苦筹良策，终于福至心灵，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妙法——乘2014年金秋十月“湖南旅游开发暨中国黑茶文化节与梅山蚩尤传统文化”三大节会盛开之际，借其东风毛遂自荐大打梅山新歌牌，愿把《一曲新歌唱梅山》献给大会做会歌。在取得省民协梅山文化研究委员会主任、娄底梅山文化研究会会长李新吾与冷水江市市委办张征澜两位负责人的同意后，便遵嘱当场教唱了几遍，因见效果还好。李会长就当即安排复印了几十份歌谱供大家学唱。这时车上车下一片欢声笑语，热闹非凡。笔者紧抓机遇，因势利导，迅速将正在摆设盛宴大肆宣扬“中国梅山文化生态园”的全国三八红旗手及全国人大代表张青娥女士将上一军：我仰慕贵园已久，为了共同的伟业，今日心甘情愿把我们的这首《一曲新歌唱梅山》奉献出来做为园歌，我想素来慷慨、经常济困扶危的张女士一定会共襄义举、玉成其事的!经此一激，张青娥女士豪兴大发，登时高举酒杯斩钉截铁地说：好的，各位都听清楚了：“我张青娥绝不空口打哇哇，而要真心实意地打哈哈”，决不食言!这时四周掌声如爆，大家欣然见证了这美好的热烈场面。有了张老总的鼎力支持，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运作了!
正当“湖南旅游文化传媒”大显身手时，我们便乘虚而入，将其两相融合，於是便大施妙计，把张青娥的资金牵引过来，把本土音乐家田跃作曲、著名作曲家孟勇修改、本土音乐研究者唐祁安编配、本土著名科班出身的优秀歌手唐朝晖演唱《一曲新歌唱梅山》普及开来，大家都学唱，几多欢乐啊!
这时，另一首适时为故乡而写的新歌也借“湖南旅游文化传统研究会”与“中国黑茶文化节及省民协梅山生态文化传统优秀文化研究会及蚩尤龙寻根祭祖大型活动”同时举办，由尽心竭力的龙燕怡恳请缘悭一面的近邻乡友以《月亮之上》、《彩云之南》荣获“中国当代民歌教父”何沐阳家有世代之交的安化梅城活跃诗人戴茂文先生转奉龙燕怡在全国首届农民之歌创作演唱中荣获“优秀作品奖”的《茶乡三月最迷人》(龙燕怡词、侯小声曲、上海东方电视台等传媒演播)。
侯小声先生另一得意之作，在上海市第二届通俗歌曲创作演唱比赛中获银牌(专家评委给的是金奖，但听众评委给了个银奖，故从众)。此歌先后由上海著名流行歌手沈汉芳和著名女高音民歌演唱家曹燕珍在东方电视台等传媒多次演唱，反响热烈。
《思乡》
龙燕怡词 侯小声曲
离别家乡久 / 常动故园情 / 山是故乡绿 / 水是故乡清 / 花是故乡美 / 月是故乡明 / 啊
故乡景象长相忆 / 不时萦绕在梦魂 / 常把家书读 / 更动游子心 / 故乡山更绿 / 故乡水更清 / 故乡花更美 / 故乡月更明 / 啊 / 恨无彩凤双飞翼 / 登时展翅会亲人……
此曲也是用的江南优秀民歌素材，风格别致，雅俗共赏。由于其地方风味太浓而难以与故乡受众融合。因之我心血来潮，欲将它的主旋律引入本土音乐中，以求广而化之，不亦宜乎?
因唐朝辉演唱的《一曲新歌唱梅山》纵情奔放、不同凡响，立即引起广大乡民和县领导的高度重视，将其纳入县里每月都要举办的大型文艺活动《安化月月乐》，从而让故乡的歌迷经常领略它那独特风味!
我的主意已定，要推出《一曲新歌唱梅山》，决不能失此良机。
当我在新化喜鹊界传唱此歌的时候，车上车下一片欢声笑语。傍晚，当我进入客房时，突然拥进十多个音乐爱好者，他们要我教唱此歌，场景格外热烈。这时，湖南省情报中心主任周行易非常激动，他当场表态，过一会就去找新化县领导人磋商此歌拍MTV的经费问题。后来，他对我说：“老龙啊，对不起，他们只答应三万元，”只好一笑而罢。
去年金秋十月，科班出身的本土歌唱家唐朝晖在本土梅山文化音乐研究者唐歧安重新编配音乐演唱此歌时赢得全场热烈喝彩，被“安化月月乐”作为经典曲目月月演唱，甚慰我心。
我是一个音乐迷，文艺痴，对此忠贞不渝。现在我突发癌症，而且癌症周身扩散，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古人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为了实现宏愿，把《一曲新歌唱梅山》在家乡唱响，并永远流传下去，我竭诚呼吁，诚请各界有识之士济困扶危、共襄盛举。特别是信誓旦旦高举梅山文化大旗的张青娥董事长更应抓住梅山文化的根慷慨解囊，不要空口打哇哇，而要倾情奉献，让《一曲新歌唱梅山》唱响故乡!唱响三湘四水!唱响神州大地!
我想，常兴善举的张女士该不至于虚应空中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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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燕怡小传
龙燕怡(1937.1.19-2016.10.23) 原名龙燕贻，1937年1月生，湖南省安化县梅城镇人，出身于书香世家，在新晃一中读书，“精神家园的守望者”。著名民俗散文家、歌词作家、诗人、大湘西民俗学者和梅山文化研究专家。退休前系湖南省怀化市艺术馆副研究馆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中华诗词学会、中国国学研究会会员，曾任怀化地区及怀化市作家协会、音乐家协会、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擅长古典文学、音乐文学、民间歌谣和民俗，有多方面成就。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写杂文、随笔，两三年后转向歌词创作，依仗着那支飘散出泥土馥郁和草木芬芳的妙笔，在词坛辛勤耕耘了六十年，发表了两千余首歌词作品，有的被选作大中小学音乐教材和出国节目，有的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卷》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用，有的被录制成唱片与盒式磁带，并有20多首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播放。其作词歌曲获全国和省级奖共100多次，有四首唱进中南海，一首唱上北京亚运会，《侗歌向着北京唱》、《侗锦芦笙和兰花》、《同志呃请来侗家吃油茶》、《溪边月光曲》、《最美丽》、《彩云绕太阳》、《迷人的栖凤湖》、《苗家酒歌》、《醉了苗乡》、《土家山寨背篓多》、《瑶家为什么爱吹双唢呐》、《桃花谷凤凰坡》、《春湖花月夜》等曾在全国广泛流传;李谷一、宋祖英、蒋大为、何纪光等著名歌唱家演唱过他作词的歌。他对湘西一带地域的民间歌谣和民俗深有研究，与其弟民怡合著的《五溪风俗揽胜》﹙40余万字﹚被专家们誉为“五溪民俗写作第一书”、 “一本生动活泼妙趣横生的散文集”，《人民日报》、《文艺报》、《民间文化》等报刊曾予以推介。尤其是他与其弟民怡合著的《梅山渔猎奇俗》一书，填补了梅山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空白。此书未出厂时，就有学者在《中国文化报》撰文推介了。《一片冰心在玉壶——龙燕怡与他的<梅山渔猎奇俗>》后由中国文化传媒网、凤凰网等相继转载。不少学者专家说龙氏兄弟合著的《五溪风俗揽胜》和《梅山渔猎奇俗》两书是“乡土气息极浓的散文诗画长卷”、“诗意的民族志”、“大音稀声耳目一新”、“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堪称传世之作”……他还整理发表过大量有特色的侗族、苗族、土家族、瑶族歌谣，并有数百首格律诗词散见各地报刊，有的在国内外获奖。文化部的《群众文化》杂志和《中国文化报》对他作了专文介绍;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海峡之声电台均推介过其作品。怀化地区行署曾为之记大功表彰，全国侗族文学学会鉴于他的德艺双馨和对侗族文学爱好者的培养授予他代表终身成就的侗族文学“鼓楼奖”。他赋诗明志曰：“采风情系少穷边，探胜寻幽数十年。唯有诗文千古事,余皆散入五溪烟!” “神州胜景拨吟弦，任择佳题入锦笺。但得诗心长不老，笔花常绽艳阳天。”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原怀化市委书记欧阳斌在2016年6月接受怀化日报记者陈甘乐采写《“老兵新传”品乡愁》说：“记得还有一个龙燕怡老师，他写的《侗歌向着北京唱》写得非常好。记得那次为了争取芷江机场的改造，北京考察组来怀考察的时候，我还当场给他们唱了这首歌，目的是为了把项目早日批下来。”
龙燕怡著作目录
1、老曲谱《侗歌向着北京唱》(女声小合唱钢琴伴奏)，作者：龙燕怡原词，吴忠泽编曲，人民音乐出版社1977年9月版。
2、歌词集《侗锦·兰花》，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3、民俗散文选《五溪风俗揽胜》，与其弟龙民怡合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6月版。
4、格律诗词选《古韵新吟——曾纪岚龙燕怡诗词曲文选》，与同缘人曾纪岚合著。2010年11月版。
5、精品集《友声与心声》，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6月版，44万字。
6、民俗专著《梅山渔猎奇俗》，与其弟龙民怡合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7、诗词曲文精选《燕岚心语》，与其同缘人曾纪岚合著。名家出版社2015年3月版，38万字。
8、民俗散文选《神秘大湘西:民俗散文撷萃》，与其弟龙民怡合著，线装书局2015年4月版，32万字。
新湖南客户端编辑 罗雅琴 整理
[责编: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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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朗诵视频版《洪江古商城赋》新鲜出炉！
原文地址：朗诵视频版《洪江古商城赋》新鲜出炉！作者：作家村王一丁
这是岭南朗诵名家杨召江老师朗诵的《洪江古商城赋》。由“洪江人”公众微信平台北京的几个小伙子昨天连夜加班加点制作而成（杨召江老师发给我的只是音频），他们发给我时，已是凌晨两点多。他们对洪江古商城的热爱，以及对艺术的这份执着实在令我感佩！散人在此一并叩谢！洪江区广电局宋兴亚率领的精英团队之视频版犹在紧锣密鼓精心制作中……届时再转贴以飨广大网友。http://v.qq.com/boke/page/m/0/x/m0127a14x0x.html
小资料：杨召江，广东省朗诵协会副秘书长，新疆朗诵艺术协会会员。原新疆兵团农七师128团电视台、广播电台新闻主播、主持人，浙江省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主播。曾在中国传媒大学进修播音主持专业。荣获第二届“青春中国”全国校园才艺大赛成人组朗诵一等奖并受邀接受新浪总部的采访，呱呱视频社区首届”中华情”全国网络朗诵大赛冠军，浙江文成县第四届万种枫情节腾讯微博”红枫颂”全国网络朗诵比赛一等奖，2012年10月受酒泉东风航天城领导邀请到当地参加大漠飞天歌诗歌朗诵会演出，2013年第三届夏青杯朗诵大赛广东赛区三等奖，北京赛区第五名，全国比赛优秀奖。先后参加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深圳电视台，新疆人民广播电台，佛山电视台，佛山广播电台，清远电视台，河源电视台，乌鲁木齐广播电台等的大型朗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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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转帖：古商城赋（作者：文体祥）
原文地址：转帖：古商城赋（作者：文体祥）作者：作家村王一丁
古 商 城 赋
文体祥
《老子》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古城洪江，仰赖沅巫，倚水运而昌达，领挈西南商埠五百年。欸水运沉寂，民生凋蔽，古城市井风貌辜幸遗存，成就“华夏第一古商城”之美誉，福兮？祸兮？何人为辨！
泱泱湖湘，遗落金瓯一阙；浩浩沅巫，孕出积陆一方。洪江古商城，幸天公之独顾，蒙上苍之赐赏，钟天地之灵秀，蕴山水之华光。河山呈太极，天虹饮露之形；四围隐宝象，莲花浴水之状。紫气升天柱之侧，吉星悬嵩云之上。层峦叠翠，山至此而逶迤；沅巫湍浚，水临城而荡漾。扼两江要津，锁西南咽喉孔道；踞七省通衢，敞通江达海门坊。水陆所凑，六合交会之地；麟凤相瞻，豪杰聚首之壤。
一城萃三楚精神，二流纳百川支派。山为城之骨架，水为城之血脉，商为城之精魂。市厘所会，万商之渊。九州货如潮至，两江贾似云来。川盈山积，油木盐铁混并；舆辇杂沓，鱼龙冠带星繁。喧哗鼎沸，嚣尘张天。车马塞道逶迟于山侧，舟排蔽江凝滞于水岸，夜梦马帮踏雾，晓送舟舸扬帆。连云轩筑，望衡接宇，百雉千堞，万户灶烟。三教二九流，五府十八帮。三十六码头、四十四会馆、二十三钱庄、八十一客栈、五十有余青楼、七十不足烟院、百家作坊、千户铺店。宫殿祠堂、寺院道观、衙门驿馆、古宅深院，参差枚不胜数，高低错落城间。沅巫之水何湟湟，西南商埠何炎炎！
城廓枕山临水，布局纳诸子百派之长；街巷起伏曲伸，墨绳遵阴阳八卦之畅。高墙深垒，备中原之厚重；木楼纤丽，具江南之隽祥；粉墙黛瓦，透徽派之潜意；雕梁画栋，显湖湘之特长。五步一楼，楼与楼相连；十步一阁，阁与阁互望。筑高轩以凌虚，列绮窗而瞰江，浮蟾桂以沉壁，映曦和而晗光。华阙双邈，一街一美景；翼门重开，一巷一洞天。诗情画意词韵，小街深巷人家。
贾人逐利，奋翼九天。运筹帷幄，千里之外争锋夺镝；审时度势，万乘之内策马先鞭。孤身屠豹伏虎，徒手斩蛟擒龙。盈亏在转瞬之时，成败在咫尺之间。吞冰啮雪，不坠青云之志；瘦形槁面，弥坚冲天之心。义无反顾，百折不回，否极泰来，鱼龙嬗变。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艳。殚精竭虑，力尽筋疲，几多唏嘘，几多感叹。
一勺水便具四海水味，千江月总是一轮月晖。大火流金，醒时悟出为商之道；碗茗炉烟，茶后凝成警世之讳：吃亏是福，退一步，让一步，退让乃进步的先本；义方恪守，秉至诚，守信诺，诚信为从商的根基；居仁甫义，笃仁心，襄义举，仁怀是为人的操守；外园内方，启睿智，善矜持，平和系处世的准绳。里仁为美、无听发禅、鱼龙变化、恕人勿亏。字字不啻珠玑，句句皆为精髓。仰先哲之遗训，虽弥高而不违。
儒商韬光养晦，古城卧虎藏龙。蹀躞其间，感冬索而春敷，嗟夏茂而秋落，抚锦幕而虚惊，知离梦而踯躅。岁月苍苍，古韵斑斑，思绪渺渺，感慨端端。千年青史，商道文化之瑰宝；百载风流，明清市井之奇葩。更钦古城儿女，大昌大盛，居荣华而不骄；大起大落，处逆境而不馁。欣逢盛世，奋鹰翮之远志；喜迎嘉年，发独出之奇想。张扬商道文化，刻意山水文章，演绎古城沧桑历史，诠释财富积累历程。浩浩乎世纪重振，焕焕然千载一新。旧韵与新图相辉映，历史携现代共斑斓。古城继往开来，航船乘风破浪！
游子逊才，愧赧养育之恩，倾深情以颂故里，吟短赋以歌古城。
丁亥秋五溪渔叟于守拙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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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原创放送：洪江古商城赋
原文地址：原创放送：洪江古商城赋作者：作家村王一丁
洪江古商城赋
王一丁
天地浑蒙，春秋以还。盛唐肇始，日月哗喧；列祖迁徙，蔚有渊源。祥龙腾四海兮，榛莽藏南蛮。五溪钟灵秀兮，奇花开高川。赤子丹心在，鹤翔山水间；愁心寄明月，夜郎不成眠。散人误题诗，沅巫相携远……噫吁兮，代代重耕读，妇孺尊前贤。危楼百尺纵诗酒，家有千卷薪火传。步步如戏台，处处是会馆。红尘活报剧，包袱油纸伞；长衫短褂油号挤，嵩云禅茶醉客官。餐餐美食，天天顺发；投箸举杯，口福不浅！桂花酒，血粑鸭，靑花瓷器证流年。马打滚，蒿菜粑，最嗜酸辣不怕咸。枫泉水映妹朵俏，厚土铸就血性汉！脚踩地，头顶天，勇于担当不耍奸。咬紧牙关往外闯，背井离乡泪涟涟。餐风露宿，卧薪尝胆，吃了小碗换大碗，做梦也要当老板。出岫，出色，出千？尽在话里边！从军，从商，入仕，皆是云中雁。不骄，不躁，不聒，低调在人前。成龙，成凤，成虫，俱系今生缘。
最是难忘，梦想起飞地，椽笔著新篇。舟楫满两河，诗情润五岸。洪江古商城，隐乎太极间。巍巍老鸦坡，寺修大兴禅。汩汩东流去，呵护有密岩。逝水岂回头？长啸白云边。森森窨子屋，幽幽数百年。繁华小南京，远连云贵川。资本萌芽早，商道口碑传。吃亏是福，上有苍天；若承人恩，结草衔环。七冲燃香，八巷泡茶，九条街里话从前。晴有趣，雨有韵，霜有致，雪有品。朝暾喷薄，呦呦鹿鸣。竹海彩雾绕，江面千帆竞。晨婀娜，暮娉婷，撑伞长歌，戴帽低吟，排工号子，响遏行云。伊人立绣楼，衣香入鬓影。群聚遐思远，薄酌有乡亲。散人曰：春色阅尽，洗却铅华，梦绕魂牵，或歌或泣，惟有洪江古商城！
2013年6月22日~23日，湘西散人草成于东莞至靖州K586次列车上。返里后修改完善。
注1：洪江古商城，与平遥、丽江、凤凰并称中国四大古城。座落在沅江、巫水汇合处，起源于春秋，成形于盛唐，鼎盛于明清，乃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筑群。以集散桐油、木材、白腊、鸦片而闻名，系滇、黔、桂、湘、蜀五省地区的物资集散地，湘西南地区经济、文化、宗教中心，素有“湘西明珠”、“小南京”、“西南大都会”之美称。沈从文早期作品中多有提及。据专家考证，现仍保存完好的洪江古商城中明、清古建筑，如窨子屋、寺院、镖局、钱庄、商号、洋行、作坊、店铺、客栈、青楼、报社、烟馆等共380多栋，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
注2：2013年五六月间乘火车返里参加杨梅文化节，列车晚点，一时灵感来袭，犹若神助，兴之所至，一挥而就。几天内反复修改达数十次。朋友们都以为我疯了。初稿系以手机写于常平站候车室，雏形出来才300余字。与我同行的酿酒名家赵俊辉老先生见证了该赋“分娩”的全过程。可以说，这是一个离开洪江整整33年的游子对故乡的一次泪眼回望，堪称“字字血、声声泪”。它也浓缩了我出生至今对洪江的所有思考、解读、纠结、期许和祝福……注3：与丽江、平遥、凤凰并称“中国四大古城”的洪江说起来是个神奇的地方。沈从文早期散文多有涉及。她历史悠久、沧桑密布，却又坚韧挺拔、不甘沉沦。我写洪江，可谓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句无来历。枫泉为古井，笔者幼时经常扯着哥哥姐姐的衣襟去那儿排队打水；妹朵系土话，其义大抵与当今的美眉相近。顺发是油号（专营造船用桐油，东南亚一带誉之“洪油”，表明对洪江出品的高度认可），而今变酒楼。
注4：有人形容有着三千年文明史的洪江古商城宛如一幅直观的明、清社会市井全貌的《清明上河图》，一本了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的形象教科书，一座集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史料大全的活性博物馆，正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注5：桂花酒、血粑鸭、马打滚、蒿菜粑等俱为洪江古商城驰名风味小吃或特产。“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洪江做老板”。极言此地为发财福地。
注6：七冲、八巷、九条街系洪江古城建筑的基本格局。纵横交错，俨然迷宫。非当地居民引领殊难“突围”也。“吃亏是福”，原作“喫亏是福”，乃郑板桥写与其洪江亲戚，真迹迄今藏于洪江。是亦商道之精华也。
注7：写作此赋，散人力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朗朗上口，易于传播、富于地方特色。故作高深、诘屈聱牙非我追求，高喊口号、浅陋媚俗亦为我不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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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诵】文峰塔赋（原版），作者：湘西散人王一丁
文峰塔赋（原版）
作者：湘西散人王一丁
朗诵版：
曼妙湖湘，千年靖州；善哉福地，有史即安。渠江月朗，飞山势雄；巍巍文峰，在彼之东。白岩峭拔兮，青松满坡。高塔入云兮，长伴晴空。 圣人云：可以与人终日而不倦者，其唯学乎！夫学者，崇名立身之本也。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高。贫而好学，自有腾飞之日；富而寡闻，终将风流云散。少而不读书，读书不上进，家有豪屋不能寐也，仓廪虽实亦有忧也。
本埠有识之士，是以踊跃捐资，集腋成裘，鸠工庀材，昼夜鏖战：勇凿泰山之石，以励后人；敢撷九霄云朵，以为绿荫。年当嘉庆，岁在己未。诸仁翁之懿行功德，虽丽辞华章不足表也。其后，复多次集众善之力，不断修葺扩建，植树立亭，渐趋唯美，终成今日之胜景。
噫吁兮！百年状元坊，岁岁年年勉乡晚，及第夺冠，且待尔曹；七彩论语碑，暮暮朝朝策后学，探月揽胜，犹望新人。了翁天上有知，料应开怀矣。 若夫春江潮涌，百花盛开，蝶舞蜂来，暗香盈袖；夏日炎炎，虫鸣唧唧，对酒当歌，正可抒怀；秋凉枫丹，皓月当空，人立中宵，琴声缱绻；寂寥冬夜，白雪皑皑，青灯有味，茶热炉红……四时佳景任君品，一切但付笑谈中！
嗟乎！至美画卷，何妨偕友漫赏：私塾启蒙，儒学棂星；尚武崇文，登高步云。观音坐莲，仰承甘露；秀外慧中，明心见性。祭拜山神，叩谢祖荫；花桥对歌，鸾凤同声。鼓楼余响，鹤寿龟龄；勿忘黄埔，铸造忠魂。代代相传，四方慕钦；竹香氤氲，泉泽满园。岚生乐康，正可怡心；遇仙惜缘，长坡娉婷。 念我桑梓，人才辈出；连年高考，独占鳌头。院士博士，各领风骚。顾念河街长长，岁月匆匆。苗侗兴衰，幻化苍穹。五老肃立，青靛高耸。紫气葳蕤，名震楚南。木洞近在咫尺，止渴何须望梅？往事渺若天边，求剑不必刻舟。
吾侪深知：学以益才，砺以致仞。种粮堪果腹，读书能医愚。养心莫若寡欲，至乐无如读书。不务学问，何以改变命运？不事农桑，焉能收获金秋？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积学储宝，尤胜良田千亩！文运长兴，福泽万代子孙！ 或曰：振衣千仞，一卷在手，来岁得圆破壁梦；濯足万里，斯塔齐云，今朝先存忧患心。乡人共勉之。
湘西散人，2015年年元宵佳节于东莞，中国作家第一村，拥翠居南窗。
文峰塔赋
作者：湘西散人王一丁
朗诵：倚剑长啸
曼妙湖湘，千年靖州；善哉福地，有史即安。渠江月朗，飞山势雄；巍巍文峰，在彼之东。白岩峭拔兮，青松满坡。高塔入云兮，长伴晴空。 圣人云：可以与人终日而不倦者，其唯学乎！夫学者，崇名立身之本也。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高。贫而好学，自有腾飞之日；富而寡闻，终将风流云散。少而不读书，读书不上进，家有豪屋不能寐也，仓廪虽实亦有忧也。本埠有识之士，是以踊跃捐资，集腋成裘，鸠工庀材，昼夜鏖战：勇凿泰山之石，以励后人；敢撷九霄云朵，以为绿荫。年当嘉庆，岁在己未。诸仁翁之懿行功德，虽丽辞华章不足表也。其后，复多次集众善之力，不断修葺扩建，植树立亭，渐趋唯美，终成今日之胜景。噫吁兮！百年状元坊，岁岁年年勉乡晚，及第夺冠，且待尔曹；七彩论语碑，暮暮朝朝策后学，探月揽胜，犹望新人。了翁天上有知，料应开怀矣。 若夫春江潮涌，百花盛开，蝶舞蜂来，暗香盈袖；夏日炎炎，虫鸣唧唧，对酒当歌，正可抒怀；秋凉枫丹，皓月当空，人立中宵，琴声缱绻；寂寥冬夜，白雪皑皑，青灯有味，茶热炉红……四时佳景任君品，一切但付笑谈中！ 嗟乎！至美画卷，何妨偕友漫赏：私塾启蒙，儒学棂星；尚武崇文，登高步云。观音坐莲，仰承甘露；秀外慧中，明心见性。祭拜山神，叩谢祖荫；花桥对歌，鸾凤同声。鼓楼余响，鹤寿龟龄；勿忘黄埔，铸造忠魂。代代相传，四方慕钦；竹香氤氲，泉泽满园。岚生乐康，正可怡心；遇仙惜缘，长坡娉婷。 念我桑梓，人才辈出；连年高考，独占鳌头。院士博士，各领风骚。顾念河街长长，岁月匆匆。苗侗兴衰，幻化苍穹。五老肃立，青靛高耸。紫气葳蕤，名震楚南。木洞近在咫尺，止渴何须望梅？往事渺若天边，求剑不必刻舟。吾侪深知：学以益才，砺以致仞。种粮堪果腹，读书能医愚。养心莫若寡欲，至乐无如读书。不务学问，何以改变命运？不事农桑，焉能收获金秋？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积学储宝，尤胜良田千亩！文运长兴，福泽万代子孙！ 或曰：振衣千仞，一卷在手，来岁得圆破壁梦；濯足万里，斯塔齐云，今朝先存忧患心。乡人共勉之。
湘西散人，2015年年元宵佳节于东莞，中国作家第一村，拥翠居南窗。
湘西散人简介：
王一丁，男，湖南洪江古商城出生。文革期间随父兄下放农村9年。1985年7月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在原怀化地区文联所属《雪峰》文学杂志社任编辑。1988年5月以特殊人才名义调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埔海关。获授三级关务督察。 2006年11月辞去公职。东莞文学艺术院首届创作项目签约作家、中国作家第一村筹创“村民”、洪江区政协委员、东莞洪江商会会长。诗酒相伴，粗通管弦；爱观星象，偶悟禅机。朋友较多，烦恼较少。生平无憾，但求心安。“笔借地灵顽亦化，躬随吾道屈还伸”。酷爱自驾出游，驾龄19年，安全行驶里程逾60万公里，足迹、车辙遍及天涯海角。已公开出版作品四部（《印园诗草》、《风中莞草》、《梦居吟草》、《国家责任》）。另有电视剧《白色追踪》在央视及全国各省电视台多次播出。近年主攻骈体文创作。计有《洪江古商城赋》、《托口赋》、《东莞赋》、《樟木头赋》、《麓山赋》、《文峰塔赋》、《樱花小记》、《杜鹃草堂赋》、《新沅江号子》、《芷江和平赋》等在网络线下广为流传，影响巨大。 2015年1月、2015年8月，王一丁赋作专题研讨会和分享会先后在广东东莞、湖南怀化举行。《诗刊》高级编辑、辞赋专家叶宝林认为其赋作语言华丽、音韵铿锵，铺陈有序、结构严谨，具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容量、情感份量和艺术含量；湖南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邓宏顺读过王一丁多篇赋作后戏称其为“天下赋人”。
倚剑长啸简介：
倚剑长啸，原名王琦，毕业于宁夏广播电视大学作家班，主修文学创作专业，中国社会艺术考级朗诵专业高级教师，北京语言学会朗诵研究会会员，第四届夏青杯网络赛区第一名，宁夏作协朗诵艺术学会副主席。
http://www.aiweibang.com/yuedu/655706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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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发声」文峰塔赋
朗 诵／王一丁
王一丁 男，湖南洪江古商城出生。东莞文学艺术院首届创作项目签约作家、中国作家第一村筹创“村民”、洪江区政协委员、东莞洪江商会会长。已公开出版作品四部，另有电视剧《白色追踪》在央视以及全国各省电视台多次播出。近年主攻骈体文创作。计有《洪江古商城赋》、《托口赋》、《东莞赋》、《樟木头赋》、《麓山赋》、《文峰塔赋》、《樱花小记》等在网络线下广为流传，影响巨大。
请在wifi环境下观看，土豪随意。
「文峰塔赋」
文/王一丁
曼妙湖湘，千年靖州；善哉福地，有史即安。渠江月朗，飞山势雄；巍巍文峰，在彼之东。白岩峭拔兮，青松满坡。高塔入云兮，长伴晴空。
圣人云：可以与人终日而不倦者，其唯学乎！夫学者，崇名立身之本也。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高。贫而好学，自有腾飞之日；富而寡闻，终将风流云散。少而不读书，读书不上进，家有豪屋不能寐也，仓廪虽实亦有忧也。本埠有识之士，是以踊跃捐资，集腋成裘，鸠工庀材，昼夜鏖战：勇凿泰山之石，以励后人；敢撷九霄云朵，以为绿荫。年当嘉庆，岁在己未。诸仁翁之懿行功德，虽丽辞华章不足表也。其后，复多次集众善之力，陆续修葺扩建，植树立亭，渐趋唯美，终成今日之胜景。噫吁兮！百年状元坊，岁岁年年勉乡晚，及第夺冠，且待尔曹；七彩论语碑，暮暮朝朝策后学，探月揽胜，犹望新人。了翁天上有知，料应开怀矣。
若夫春江潮涌，百花盛开，蝶舞蜂来，暗香盈袖；夏日炎炎，虫鸣唧唧，对酒当歌，正可抒怀；秋凉枫丹，皓月当空，人立中宵，琴声缱绻；寂寥冬夜，白雪皑皑，青灯有味，茶热炉红……四时佳景任君品，一切但付笑谈中！
嗟乎！至美画卷，何妨偕友漫赏：私塾启蒙，儒学棂星；尚武崇文，登高步云。观音坐莲，仰承甘露；秀外慧中，明心见性。祭拜山神，叩谢祖荫；花桥对歌，鸾凤同声。鼓楼余响，鹤寿龟龄；壮哉黄埔，铸造忠魂。代代相传，四方慕钦；竹香氤氲，泉泽满园。岚生乐康，正可怡心；遇仙惜缘，长坡娉婷。
喜我桑梓，人才辈出；连年秋闱，独占鳌头。院士博士，各领风骚。顾念河街长长，岁月匆匆。苗侗兴衰，幻化苍穹。五老肃立，青靛高耸。紫气葳蕤，名震楚南。木洞近在咫尺，止渴何须望梅？往事渺若天边，求剑不必刻舟。吾侪深知：学以益才，砺以致仞。种粮堪果腹，读书能医愚。养心莫若寡欲，至乐无如读书。不务学问，何以改变命运？不事农桑，焉能收获金秋？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积学储宝，尤胜良田千亩！文运长兴，福泽万代子孙！
赞曰：振衣千仞，一卷在手，来岁得圆破壁梦；濯足万里，斯塔齐云，今朝先存忧患心。乡人共勉之。
「赵慧卉」王一丁老师的《文峰塔赋》我先谈一谈对她的感受，写序作赋是需要非常深的古典文化功底和深厚的文学造诣。《文峰塔赋》与王一丁过去他的代表作《托口赋》、《洪江古商城赋》都是属于一个风格的，但是《文峰塔赋》给我的感觉更加大气，通篇有着魏晋风范，杏坛遗风，听起来回肠荡气。大家都知道文峰塔是我们靖州，我们五溪大地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化符号。有了王老师这个《文峰塔赋》会给这个文化景点更加增色，锦上添花。
「杨咏」我们说朗诵是艺术语言，那么整个这个作者他的这个创作朗诵，我们感觉状态很饱满，松弛有度、节奏把握的非常好。所以他整个的朗诵充满了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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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了翁与《重修黔阳普明寺碑记》/陈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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