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坑坞坚贞不屈写《自述》
1935 年 1月 29日 下午，方志敏被敌人用临时劈制的竹桥子从高竹山铜线坑经枫树岭头，押到陇首干坑坞七二七团团部。那位胖麻子团长和瘦猴子副团长，也从团部出来，满脸堆着一副奸笑，二人从团部出来迎接，表现出他们将得到首功告成的喜悦心情。他俩先虚伪地对方志敏说了些恭维的话，方志敏很坦然地蔑视一笑，便一步一步地走进这座汪氏宗祠门院。
当天，敌人对方志敏进行了审讯，可是什么也没有得到。
晚上 8点钟，敌团长一再要求方志敏写点什么文字，便于向他们的主子去请功领赏，方志敏为了避免敌人他们问东问西，于是命笔疾书，写了一篇表现出共产党人光明磊落、坚贞不屈的大无畏气概的《方志敏自述》。
方志敏，弋阳人，年三十六岁，知识分子，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第一次大革命。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曾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潜回弋阳进行土地革命运动，创造苏区和红军，经过八年的艰苦斗争，革命意志，益加坚定，这次随红十军团去皖南行动，回苏区时被俘，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我这几十年所做的革命工作，都是公开的，差不多谁都知道，详述不必要，仅述如上。
方志敏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晚八时
这篇三百余字的自述，成为方志敏狱中第一篇遗作，被收集在 1985年由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书名、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方志敏文集》的首篇。
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随军记者，闻知方志敏在怀玉山被捕了，也急速从常山赶到陇首干坑坞 727团团部，在团部大门口，给方志敏拍下了两张照片，并在第三天的《中央日报》上这样记述：“当方匪被擒时，方以在怀玉山中多日冻饿，已疲累不堪，方左脸骨上有疤痣，且身体魁梧。”
为了可爱的中国，为了抗日救国，为了策应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方志敏终没有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在高竹山被捕了，成为全国著名的民族英雄。而经不起敌人引诱的叛徒魏长发，成为千古的罪人，最终受到了人民的惩罚。
胖麻子团长，算是碰上运气，讲了义气，在叛徒魏长发的告密下，他抓到了方志敏，得到了俞济时的赏洋。同时，他果真还了魏长发的愿，把一位从赣东北省苏葛源俘来的无辜的苏区女干部，被迫与魏长发过着耻辱的生活。起初，在陇首一带山上以烧炭为生。几年后，从陇首迁到一河之隔的德兴南溪，以种田为业，并生有一个女儿。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罪恶滔滔的魏长发，于 1950年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被枪决。那位无辜苏区女干部，党和政府没有忘记她，享受民政部门定期补助，她的女儿现居住在江西省德兴市李宅乡。
苏区人民挥泪送别方志敏
方志敏在怀玉山陇首高竹山不幸被捕的第二天，也就是 1935年 1月 30日，敌人按照浙江保安纵队追剿总司令俞济时“速送押”的指令，又将方志敏从设于陇首干坑坞汪氏宗祠的 727团团部，经怀玉山金竹坑、葛岭头、太阳坑、关口押至山下的童坊，后经樟村押至玉山县城。
下山路上，方志敏坐的轿子，仍是敌人从高竹山上临时劈制的一台简陋无顶篷的轿子，既不能遮风，也不能挡雨，寒冷无比，加之痔疮大发，窄窄的竹轿板使他既不能躺着坐，又不能侧身坐，极为难受。
到童坊时，已是中午 10时左右，敌人把方志敏放在童氏宗祠大门口（旧址已毁，现为童坊大桥头供销社）。
童坊群众听说赣东北苏区领袖方志敏被敌押送到童坊，个个心里极为难过，计划组织营救，但因种种原因未果。
虽然营救未果，但挡不住苏区人民对方志敏浓浓的爱戴之情。大家相继从关口、水阁、蒋家山来到童氏宗祠看望方志敏。当童学盛、孙金荣、顺德毛（别名）等人看到苏区人民敬爱的苏维埃主席方志敏被敌人捆绑在竹轿上，而且放在宗祠大门口任寒风吹打，极为不满，强烈要求敌人松绑，让方志敏在宗祠内休息。
童学盛、孙金荣、顺德毛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他们转身挤出人群，悄悄商议开来。为了能让方志敏坐得舒服一些，少受痛楚折磨，大家达成一个共同心愿，一定要争取敌人为方志敏换轿子。
迫于群众的呼声和要求，敌人在童坊停留３个小时，方志敏得到了休息，并在童氏宗祠内吃过中饭。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斗，敌人终于同意为方志敏换一台轿子，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派出两名轿夫，这正符合苏区人民的心愿，好让方志敏在被押送途中有个照顾。
童坊有两名家境贫寒的轿夫，一名叫童秀庭，另一名叫老麦牛（别名），常年两人合作抬轿，并自置有一台有轿窗和顶篷、平稳通风较为舒适的轿子，以苦力为生。
童秀庭和老麦牛闻讯后，自告奋勇向分头找轿子的童学盛、孙金荣请求为方志敏抬轿，他俩满口答应。苏区群众对童秀庭、老麦牛这一义举倍加赞赏，因他俩生活清苦，忠厚老实，乡亲们信得过。随后，大家便纷纷凑米，对其酬谢，也以此表示对方志敏的深深敬意。
当天下午１时，童秀庭、老麦牛轻轻地扶着清瘦的方志敏坐上轿子，慢慢地起轿，平稳地前行。
离开童坊时，方志敏探出轿窗，向站在村口路旁挥泪相送的苏区群众一一点头示意。此情此景，永远铭刻在童坊苏区人民的记忆之中。
大义凛然大水坑
就在方志敏童坊起押时，驻扎在玉山县城敌四十三旅旅长刘振清，也同时派出了囚车，从县城赶往山区接押。
当时，玉山至樟村公路未开通，只通达临江湖与樟村交接处的沙溪岭头，且路滑险急，无法到达沙溪岭头，敌人囚车在沙溪岭下等待。
方志敏坐着童秀庭、老麦牛抬的轿子，被敌人押送到沙溪岭下，由敌人囚车接押，当天下午 5时到达玉山县城，从县城东门，押到大水坑任家大屋内。
身陷囹圄的方志敏，在恶劣的环境中，无法得知自己具体在玉山县城的关押地点。后来，他在南昌敌人狱中撰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略述》最后一节“被俘以后”
一文中，这样描述到“次日解玉山、再解上饶，就钉起了脚镣，自生以来，没有戴过脚镣，这次突然钉起脚镣，一步也不能行。”留下了一段令人辛酸的关押回忆。
“次日解玉山”和“方志敏关押在玉山县城大水坑”这铁打的历史事实，毋庸置疑。但是，大水坑位于何方？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县城的改建，对于新一代的人知之甚少。
2004 年 9月，我采访了江西省玉山县政协原副秘书长周时清，是一个老玉山人，他介绍了大水坑地名的来源。玉山县建县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解放前，位于老县政府大院内，有一座孔夫子庙，其面积不亚于玉山县城西南面，又有一座面积与其不分上下的气势恢宏的汪公祠，是玉山县人民专为纪念玉山籍状元汪应辰而建的祠堂，现为玉山县粮食局一带，就在孔夫子庙至汪公祠之间，却有一条神奇般的水沟，常年不干，清澈见底，大水坑由此而得名。按照玉山县城老一辈人的说法，这是一块风水宝地，是出大人物的地方。提到大水坑，老玉山人可能都知道，就是现在玉山县城的府前园，至今在这里仍有一股清香泉水，常年川流不息，流淌在玉山县城经贸委、县人大、县政协大楼底下，流向玉山县城那条美丽的被誉为“冰清玉洁”的冰溪河。
方志敏从怀玉山押解到玉山县城时，整个县城里里外外都被敌人戒严，一片白色恐怖，群众无法接近，只能各自站在房内楼阁默默注视。
但不管敌人怎么戒严，都无法戒除玉山人民对一代英豪方志敏的敬仰之情。
在远离刀光剑影多年以后的今天，却仍有一位健在在历史见证老人洪炳森，回忆起当年他亲眼目睹方志敏关押玉山县城大水坑的情景。
1912 年 2月份，洪炳森出生于大水坑的一户贪苦农民家里，一直居住在此地。他早年拜从一名从江西进贤县迁来玉山县城开办木匠店，名叫“金来利”的师傅学艺，手艺学成后，便在自家屋内（已被迁，现为招贤楼）开办木匠店？
洪炳森回忆说，方志敏押到玉山县城时，已经是下午 5时左右了。他在自己的木匠店内，看到了一辆囚车从县城东门（旧址仍在）驶进，一路上，敌人持枪开道。当囚车经过他店门前时，清清楚楚地看到囚车前排坐着两个人，一个是高大魁梧，头发后梳；一个是左手残废，右手受伤，而且用白布绷带挂着脖子上，略矮，后经查问，此俩正是方志敏和军团长刘畴西。接着囚车径自开进大水坑的“任家大屋”内。
洪炳森说：“任家大屋”就在他的毗邻，因为当时叫任家大屋的人多了，自然便成为专称地名代号，是大地主任应魁的宅院。
任应魁田产丰厚，妻妾成群，常年在外经商，家中一切事务交付刘氏掌管料理。在“任家大屋”前面有一栋“大夫第”，便是玉山籍世界著名的胸外科医学家黄家驷故居。
追剿北上抗日先遣队敌四十三旅旅部设在“任家大屋”内，旧址已毁，现为玉山县经贸委、县水利局一带。
洪炳森还说：方志敏关押的地方，是“任家大屋”专门堆放粮食的谷仓内，其位置大约在现玉山县经贸委后面第二栋房屋与左侧一带。
另据方志敏女儿
方梅女士介绍说：敌四十三旅旅长刘振清为了获得生擒劝降方志敏双倍奖赏，对方志敏在玉山县城关押的活动作了极周密的“安排”，还请来了玉山真纪照相馆老板，给方志敏拍摄标准像。因此，方志敏在玉山县又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接着，敌人又用囚车，载着方志敏、刘畴西等人在玉山县城“游街”示众，然后将方志敏关押在“任家大屋”供土豪劣绅“参观”辱骂。
刘振清还请来了玉山伪县长王震寰和玉山县党部书记柯棠林来演出了一场三人公审戏。方志敏大义凛然，严词拒绝敌人劝降，王镇寰原是方志敏的同学，志不同道不合，被方志敏痛骂了一顿。
第二天，方志敏等人就钉起了 10斤重的脚镣，经上饶、弋阳，被敌人押往南昌，囚禁在国民党军法处。
《清贫》名著诞生地——南昌行营
1935 年 2月 2日 ，方志敏被敌人从怀玉山经玉山、上饶、弋阳押至南昌后又被敌秘密关押在行营军法处（地下室）水牢中。在狱中，他与敌人展开坚贞不屈的斗争。 5月
26日这一天，他深情地描述了他在怀玉山高竹山被捕时所发生的“一桩趣事”，文中详细记叙了他在怀玉山被捕的经过，并热情赞美了共产党人清贫的美德，“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为后人留下了一篇千古美文——《清贫》
深受《清贫》教育的一代又一代人，普遍知晓这篇名著是方志敏在南昌敌人牢狱中写成。可这座牢狱位于何处，知之甚少。建党 80周年前夕，中央电视台黄金强档推出的 14集电视连续剧《长征》，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剧中多次出现“南昌行营”字幕。细心的观众也在寻觅：怎么南昌地图上没标出这处遗址呢？是不是已被毁了呢？其实，它就在百花洲畔省图书馆老馆内。省图书馆，始建于 1920年 12月，在当时与江西大旅社（现八一馆）、民德路邮局并列为江西民国三大建筑，因其三面环湖而独有“登临凭眺之美，钓游觞泳之乐”。至今，这幢房子虽然破旧不堪，像位被遗弃的风烛残年的老人，可是在这里却汇聚了沉重的历史，它是蒋介石发动五次围剿中央苏区和赣东北等苏区的“老巢”——南昌行营；它是关押和屠杀方志敏、赵醒侬等爱国志士的牢狱——国民党军法处。
1930 年 12月上旬的一天，蒋介石来到南昌，两个月前他刚刚结束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的中原大战，但胜利的战果却怎么也让他高兴不起来，因为南方红四方面军的势力越来越壮大，还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想到赣南的“匪患”，蒋介石寝食不安。为此，他亲临南昌策划指挥围剿红军的方案。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的鲁涤平为迎接蒋总司令的到来，特意将百花洲畔的国立省图书馆改建作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办公场所。此后，鲁涤平又将江西省第一所电影院乐群电影院（即今天的百花洲电影院）改成南昌行营礼堂，作为军队开会场所。就是在这座南昌行营里，蒋介石多次召开“剿共”军事会议，亲自策划了五次进剿红军的进攻计划。
1932 年 2月，蒋介石不甘心他一手策划的四次对苏区围剿战争的失败，面对日寇进犯，一再妥协退让，不顾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呼声，却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为此，他把 67岁的希特勒国防军首脑汉斯·冯·塞克请到南昌，让所有国民党军队将领在南昌行营礼堂倾听这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德军陆军总参谋长的军事培训。
1933 年 4月 10日 ，蒋介石纠集 100万军队， 200架飞机，采用堡垒战术，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来消耗红军力量”对中央苏区以及赣东北苏区，继续发动第五次围剿。而此时，驻扎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组织也给中央苏区派来了一名身材高大、蓝眼金发的德国军事顾问奥托·布莱恩（即李德），担任“中共中央小孩子”博古的军事顾问，他把德国的阵地战术生硬地搬到中国来，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一味强调“用堡垒对堡垒”，用阵地战与敌人硬拼，而对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战术却不屑一顾，宣传“游击战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由此，中央苏区一片一片丢给了敌人，战场上，红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1934 年 6月中旬，蒋介石利用美国人的资金，按照塞克建议，筑起了 5000多座碉堡，把中央苏区以及赣东北等苏区包围在中间，然后实行“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的战略，可是中央几万红军战士却在洋博士博古和洋顾问李德“誓死保卫每一寸国土”的瞎指挥下，不断命令前线红军指战员死守死拼。由此，使根据地越打越少，红军死伤越来越多。由毛泽东、朱德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经过数年艰苦经营起来的中央根据地，由原来纵横千里，缩小到不足 300余里。生性耿直的彭德怀，忍无可忍，他做了撤职开除党籍的思想准备，找到李德大骂“你是嵬卖爷田心不痛”，而毛泽东却由于忧愤交加，病倒了。
1934 年春夏之交，中央苏区危在旦夕，形势十分紧张，王明左倾路线忠实执行者博古，听不进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决定抽调正在会昌前线战斗的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先期出发，为实行（史称长征）中央野战军战略大转移作准备。红军在广昌、宁都失守后， 8.6万红军不得不于 1934年 10月分别从江西的于都、瑞金等地出发开始北上。
此时，坐镇南昌行营的蒋介石欣喜若狂，并举行盛大酒会。会上，他多次强调：力求全歼，勿容“匪患”再度生根。随后，南昌行营成了敌人策划湘江战役、遥控军队尾追前堵红军的军事大本营。直至 1935年 2月，红军进入陕北地区后，南昌行营才正式宣告结束。
在红军刚开始长征时，党中央决定由方志敏率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组成的抗日先遣队从赣东北突围，不料在1935年 1月 29日，由于叛徒出卖，方志敏被捕于怀玉山陇首山区， 2月 2日被押南昌行营军法处。在狱中（后改为绥靖公署），他利用敌人供他写“悔过书”的笔墨，于 5月 26日在敌的绞刑架下写下了一篇不朽名著《清贫》，南昌行营便成为《清贫》名著的诞生之地。方志敏在押期间，积极向身边的国民党士兵做政治宣传工作，终于说服几名国民党狱官，得到了同情和帮助，
奇迹般地将《清贫》以及《可爱的中国》两篇名著书稿转至上海，最后交到鲁迅手中。
先于方志敏在怀玉山被捕的红十军团二十一师参谋长乔信明，也随方志敏一同关押南昌行营军法处看守所。期间，他与曾如清、何秉才等党员组成中共狱中党支部，此后在狱中用红被单秘密做了一面党旗并发展吸收了30多名狱中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以后，南昌行营旧址的省图书馆由南昌市文教局接管。接管时，南昌行营的围墙自现在的八一公园南门沿中山路一直围到现百花洲电影院，现少年宫一带是南昌行营的宪兵司令部。旧址内还保留有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的住所，旧址内的大楼五楼顶上还保留国民党军法处哨兵岗亭和几台手摇式警报器，还保留有江西省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南昌行营广播电台。谢觉哉、胡愈之、陆定一、夏衍、田汉及溥仪等著名人士曾登楼参观。南昌行营，围墙之高、围墙之宽实属罕见，围墙上有许多精美的雕花，院内外广玉兰、柳树等古木参天，至今仍有一株高约四五层楼的广玉兰古树。对于南昌行营围墙内外的绿叶春意，囚禁在军法处的方志敏，他在另一篇不朽遗作《可爱的中国》一文中，这样描述到“站在窗口望着窗外那么一小块沉闷的雨天出神，也顺便望望围墙外那株一半枯枝，一半绿叶的柳树。他一看到那一簇簇绿的柳叶，他就猜想出遍地的树木，大概都在和暖的春风吹嘘中，长出艳绿的嫩叶来了——他从这里似乎得到一点儿春意。”
《清贫》的故事发生在怀玉山，《清贫》的名著成就于南昌，两地虽相隔甚运，可因这篇千古华章，仿佛近在咫尺之间，当屹立在高竹山上、漫步在百花洲畔，瞻仰烈土囹圄处，想想现在、追忆往昔，拜读《清贫》，心灵深处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清贫是金，清贫有着一种无穷的力量，必将激励着后人，始终保持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保持艰苦奋斗朴素情怀去战胜前进中的一个个困难。
狱中文稿《清贫》转送人——程全昭
方志敏入狱后，心情异常的平静，下决心以“一死谢党”。然而他并没有为此而停止与敌人斗争，仍然“抱着积极奋斗的人生观”，时刻准备着“再为党工作”，只不过斗争方式有了转换。入狱第三天，方志敏便机智地“写一个条子给军法处”，要求笔墨。敌人以为方志敏是要写什么有益于他们的东西，于是“军法处满口答应”。方志敏从敌人手中巧妙地争取到笔墨纸张后，便开始奋笔疾书“斗争经过及苏维埃和红军的建设”。
方志敏入狱前一段时间，与同在怀玉山被捕的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同押一个囚室。刘畴西、王如痴两人经常下棋，而方志敏对下棋是个门外汉，无心观看，只是看书与写文字。这时，方志敏也嘱咐王如痴写一写红军的建设，王如痴认为写好了也寄不出去，没有多大意义，并未下笔，仍与刘畴西天天下棋。王如痴的话并非没有道理，方志敏因此也曾停了十几天没有动笔，而且把以前写好了万余字的稿子都撕毁了。
方志敏在狱中停笔不写期间，首先认真观察分析了国民党狱中看守兵的心态，知道这些看守兵“大部分都是不愿上前线而愿在后方‘混事’的伙计”。而且了解到“这十九个看守兵虽然干着帮助刽子手的勾当，但都是穷苦工农出身，本质不坏，若有较好的教育，他们大部分是可以转变过来的”。于是方志敏与牢狱中的看守兵经常接近和谈话，与几个看守兵相处如朋友了。一天，有一个看守兵跑来告诉方志敏“你的案子原拟定立即枪毙，但现在上面批下来却是‘缓办’两个字。”同时，还告诉方志敏“听说有人打电报要营救你们。”方志敏得到这两个消息，脑子里起了很大的震动，坚定了写狱中文稿的信心。于是，要在敌人狱中想尽一切办法，去感化同情革命的友人，寻找文稿转寄人。
接着，方志敏又先后与国民党狱官胡逸民、凌凤梧、高易鹏等人频繁接触并结下友情，得到了同情和帮助。
胡逸民，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后来历任江西省高等法院院长，国民党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人监狱长等要职。后因国民党内部相互倾轧，胡逸民被敌人扣押入军法处。但胡逸民在狱中是很自由的。最初，胡逸民只作为“说客”来接触方志敏的，却被方志敏“说服”了而同情革命。他的第三个老婆向影心，其时侍奉胡逸民于南昌行营军法处，并仗胡逸民旧日之余威，借送饭的机会得以自由出入牢房，这就提供了方志敏与他们直接接触的条件。凌凤梧是看守所的书记，代理过几个月的所长，他是管方志敏的，结果也被方志敏“管”了。高易鹏，是看守所的文书，因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和自己婚姻不自由的苦闷，常常与方志敏交流，并得到了方志敏的教诲和指点。在接触过程中，高易鹏表示要想办法帮助方志敏把文稿传送出去。
因为有办法寄出狱中文稿，方志敏后来才决心重新再写文稿。
方志敏在狱中于 1935年 3月间，最早写下的是《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这篇长达 6万余字文稿是由向影心寄出去的。向影心离开监狱后又改嫁给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毛人凤，手稿在传送中被散失民间达五年之久，1940年才由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用重金买回。方志敏后写下的文稿分别有多人单线传出，而《清贫》这篇不朽文稿以及四封遗信却是程全昭传送出来的。
1935 年5 月26 日
之前，方志敏已完成了《清贫》文稿，这篇文稿和四封遗信已从狱中传出交给高易鹏。为了把文稿送出狱中，高易鹏早就把程全昭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方志敏，并商量送信的具体办法。这时方志敏给时任南昌行营军法处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凤梧的写了一封信：
为了防备敌人突然提我出去枪毙，故我将你的介绍信写好了。是写给我党的中央，内容是说明我在狱中所做的事，所写的文稿，与你的关系，你的过去和现在同情革命帮助革命的事实，由你答应交稿与中央，请中央派人来与你接洽等情。写了三张信纸，在右角上点一点作记号。另一信给孙夫人，在右角上下都点了一点，一信给鲁迅先生，在右角点了两点。请记着记号。
请你记住你对我的诺言，无论如何，你要将我的文稿送去。万不能听人打破嘴而毁约！我知你是有决断的人，但你周围的人，太不好了，尽是一些黑暗朋友！只要你向光明路上前进一步，他们就百方要把你拖转去两步！他们不要你做人，而要你当狗！就是你的夫人，现在也表示缺乏勇气，当然她还算是她们之群中一个难得的佼佼者。大丈夫作事，应有最大的决心，见义勇为，见危不惧，要引导人走上光明之路，不要被人拖入黑暗之潭！
晚间蚊虫咬人很厉害，你家有没有多余的旧帐子？有，即给我一床，没有，我想托人去旧衣店买一床贱的纱帐。
即致
敬礼
高的二十元，想不到办法给他吗？
信中交代了狱中《清贫》文稿、给党中央等信件以及送往何人的记号，文尾“高的二十元，想不到办法给他吗”，这里的“高”是指在看守所担任文书的高易鹏，也就是传送《清贫》文稿的烈女子程全昭的男朋友。“二十元钱”是指高易鹏给程全昭送文稿的路费。为了安全起见，方志敏先给自己化名为李祥松，然后给程全昭化名为李贞，这样程全昭便是李家人了。
1935 年暑假的一天，刚毕业于杭州女子职业学校在一个小学里代课的程全昭，突然接到了高易鹏（又名高家骏）从南昌寄来信和钱，要她速赴南昌。
程全昭出生于书香门弟之家，其祖父是清朝秀才，父亲是北大生，而高易鹏虽属大户人家子弟，但其系高家小妾所生。程全昭长得如花似玉，高易鹏生得眉清目秀，本属一对合适般配的俊男佳女，但程家认定门不当户不对，硬是插手不同意这门亲事。高易鹏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临走时，高易鹏对程全昭含泪发誓：待有出头之日，再议私奔。
程全昭接到信后冒着酷暑迅速赶到南昌，走时家人一概不知。按照高易鹏信中指定的地点，程全昭住在靠近南昌行营附近的迎宾旅馆，并由宾馆茶房迅即找来了高易鹏。
一对情人，相见时十分激动。来到南昌，程全昭原以为高易鹏这次相约是为了争取婚姻自由而私奔。而此时高易鹏见到女友来，本应有多少的话要说，可他牢记着方志敏嘱托的重任，直把送文稿一事告诉了程全昭。
程全昭起初听说要为共产党一位要人送文稿，为之一惊，明显知道这是要掉脑袋的，经高易鹏详细地介绍了方志敏崇高的人格，她深受感染。为了争取婚姻自由，一对情人计划寻找外援帮助方志敏越狱，盼望以后的日子，在他的引导下，解脱国民党的束缚，走向新的前程。经过一番的思想斗争，程全昭决心冒着生命危险送文稿。此时，高易鹏未被敌人发觉，仍在看守所继续担任文书一职。第三天晚上，高易鹏偷偷地把一包用脏衣服包起来的文稿送到了迎宾旅馆，并递上一叠“李贞、住地宝隆医院”名片和 20元路费交给程全昭。包内文稿，方志敏事先做好了记号，注明送稿地点和分别送往何人。
两天后，程全昭紧紧抱住一只手提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达上海，按照计划住在白克路宝隆医院她当护士的同学处。次日早上，程全昭先去找孙夫人宋庆龄，当她寻着地点时却见大门紧紧关着，几番敲门后才有个保姆模样的妇女来开门。程全昭说要见宋庆龄，那人说宋庆龄上庐山避暑去了。程全昭猜她是不肯讲实话，便直言不讳地说：“我有封重要的信要交给她，信是从江西专程送来的，请你马上转交宋庆龄。”程全昭把书信连同自己的名片匆匆地塞给保姆手中，转身急忙离开。
接着，程全昭又马不停蹄地去找鲁迅先生。她按照地址，找到了一家光线较暗的书店。接待她的是位穿着长衫高个子中年男人，不知内情的男人持怀疑目光注视着程全昭说：“鲁迅先生不在。”程全昭急忙又问：“鲁迅先生到哪儿去了？”男人打量了眼前这位白嫩嫩、胖乎乎的清丽女子接着回答说：“鲁迅你是找不到的。”这下，把程全昭说愣住了，一时站在大门口，不知如何是好。那位男人见程全昭一副失望样子，见四周无人，便把她拉到书架背后和气地问：“你找鲁迅有什么事？我可以代你转告。”见男子很和善，不像是坏人，程全昭就放心大胆地说：“我是从南昌专程来上海找鲁迅先生的，有非常重要东西必须交给鲁迅先生。”那人连忙说：“我可以为你转交。”看这人一副忠厚诚恳的模样，程全昭就把方志敏给党中央的匿名密信给了他，告诉他显影和看信的方法，并给他一张“李贞”的名片（这段经历在解放后的中学语文《同志的信任》中有所反映）。
程全昭在上海还先后分别给邹韬奋、李公朴送过信件。办完这些事情后，程全昭回到租界宝隆医院宿舍吃罢晚饭，心里仍不平静。
此时， 章乃器夫人胡子婴扮演起一位
华贵夫人，身穿绸旗袍，脚着高跟鞋，耳佩金环，浓妆艳抹，直来宝隆医院程全昭住处，说是找“李贞”，程全昭才把《清贫》文稿交给胡子婴手中。
离开南昌前往上海转送方志敏狱中文稿时，高易鹏曾嘱咐程全昭说：“在上海送完信，你就等回音，他们会告诉你去哪儿的。”可是等来的却是一个凶多吉少的回音，情况发生了很大的高化，程全昭认为在上海不能久留，便决定返还杭州暂避风头。
程全昭离开杭州后，着实让家人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大家纷纷出动，天天守候在杭城各路口。程全昭刚下火车，本想到湖滨公园一朋友家躲躲，可在火车站近旁就被家人发现，于是便强拉带押遣送回家。在父母严厉追问下，不得不把送稿之事告诉了父母。父亲一听，跺脚呵斥道：“你干这种事，是要杀头的，全家也会遭殃。”自此，程全昭被牢牢地关在家里，由母亲严加看管，就这样为了转送方志敏《清贫》文稿，她抛弃了忠贞的爱情，从此与深爱的白马王子高易鹏失去了联系。在父母的威逼下，程全昭后来嫁给杭州铁路系统的主任会计魏晋康。此后，程全昭随这位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奔赴荒凉的大西北和大西南建设铁路，为生活奔波。
1955 年，程全昭随夫携带 5个子女又回到阔别 19年的杭州。一天清早，当家庭妇女的程全昭在杭州市人民大会堂附近倒垃圾时，却万万没有想到会遇上旧日情人高易鹏。此时，两人相对无言，百感交集。
高易鹏曾在杭州市公安局工作过一段时间，不久，他因在南昌国民党行营看守所干过文书，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后被押回绍兴柯桥老家务农改造。 1958年组织上对高易鹏交待曾与程全昭一起为方志敏送文稿、信件一事，与凌凤梧、胡子婴等人进行核实，后来方志敏夫人缪敏也亲临杭城知足里 24号程全昭家，了解到新中国成立后高易鹏与程全昭两人有许多书信往来，程全昭因对高易鹏的情意太深，一直默默地把这一段历史埋在心里不让家人和他人知道，在方志敏同志缪敏同志的过问下，经过核实调查，高易鹏终于得到平反。
夕阳西斜、余辉映红。一对恋人在晚年的岁月里最后终于见了面。程全昭在丈夫去逝后，一直住在女婿朱金其家中。此后，程全昭的身体每况愈下，刚平反不久的高易鹏得悉此情，拖着抱病的身体，从绍兴柯桥乘车来到杭州，看望他至死也不会忘记的深爱女友程全昭。此时，高易鹏微驮着背，程全昭则头发花白完全老了。岁月无情人有情，当程全昭的病有了好转时，一天，两双不太听使唤的脚又一起走在了欣欣向荣的杭城街头。
两人从做邻居两小无猜忆起，不约而同又忆起方志敏烈士高大而从不屈辱的身影。他们俩微笑着边走边聊说：方志敏，这位创立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卓越的领导人如能活着，该是 80高龄了吧！缅怀先烈，两位老人感到无限欣慰：“此生我们虽无缘结合，但给世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清贫》，我们此生足矣。”
为了转送《清贫》文稿，程全昭的一生历尽坎坷，一直坚守着清贫。晚年，程全昭因丈夫去逝后，生活更加清苦，但她从不向组织和世人声张。缪敏曾多次去信询问予以各方面的关照，却被刚强的程全昭谢绝。程全昭这位烈女子，留得《清贫》在人间，又带着清贫静悄悄地走了。 1981年 2月 26日，程全昭因病去逝，终年 66岁，葬于有着“梁祝”和白娘子美丽传说的余杭潘坂乡老家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完全的自我批评
大凡研读过方志敏狱中遗作的人，都会从心灵深处发出由衷的感慨，百读不厌。只要静静地读，细细地品，就可以从字里行间领略到他那种伟大的精神风范，尤其是可以从一言一语中深切地感悟到他那种对自己坦然剖析、真情意切地作自我批评的高尚品德，令人震撼，催人泪下。
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略述》、《我们临死前的话》文稿中，特别为自己亲自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所遭到的失败，为没有“去完成党所交给我的任务”①而“愧悔交集”②，他深感最痛苦的就是“失去了为党努力的机会”③，为此，“接受中央的批评”④便成为方志敏撰写这些文稿的主要原因。
皖南行动失利后，鉴于先遣队面临着种种困难，军团领导在浙西茶山村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方志敏在征得中央同意之后，决定率领先遣队返回赣东北苏区作短暂休整，以图“一方面接受中央的批评和指示，检查皖南的行动，作出正确的结论。另一方面整顿队伍，准备去执行新的任务。”⑤当先遣队进入怀玉山时，却遭到了七倍于我军兵力的敌人重重包围。对此，方志敏则认为“这种决定，正等于老鼠钻牛角，为这次失败的主因”⑥。而且，他勇敢地把这种决定完全归咎于自己的责任，认为是自己“只顾到军队的急须休养”⑦所造成的。
其实 ，这种决定并非完全不正确，关键就在于新任军团长刘畴西“在作战指挥上表现优柔寡断” ⑧，归途中的七次作战指挥失误，错失了突围良机，造成了先遣队在怀玉山港头一带“被打成两段”的被动局面。本来，方志敏与粟裕已突出包围圈，但方志敏考虑到“因大队伍尚在后面，在责任上，我不能先走，故留下与刘、王同志会齐。”⑨方志敏并没有指责刘、王，只提到自己有责任，所以命令粟裕先走，自己则留下来返回接应刘畴西，为此，又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 10余天之后，不幸在怀玉山被捕。
后来，被囚禁在南昌国民党军法处的方志敏，认真分析了怀玉山失败的根源，深刻地剖析自己，流露出强烈的自责，他写到“如果不那样做，如果这样做，那会失败？自己还会做俘虏？……为何以前都精明，而这次却如此糊涂！我在自己骂自己。有时，我捏紧拳头用力向自己身上捶一拳，独自忿忿地说：‘打死你这个无用的死人’。”⑩“这次，因我领导的错误与军事指挥无能，致遭失败，被俘入狱。”⑾“千怪万怪，绝不能怪别人，全怪自己错误！咳！错误——一个无可补救的错误！过去虽也做过错误，但错误的危险性较少，影响较少，这次，这次是做了一个无可补救的错误，一个致命的错误啊！率领的军队受到损失，自己亦落于敌人之手。还有什么可说，还有什以可说呢？只有死就是了。”⑿一天夜晚，方志敏站在囚室窗门前，清清楚楚地看到周群、李树彬、胡无桃等在怀玉山被捕的三十五位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干部，都用绳子绑起来，满身淋着雨，一个乒押着一个，从浙江杭州押回到南昌军法处，从电灯光下押进了敌人狱中时，方志敏又辛酸地说“啊！可敬可爱的同志，因为我领导的错误，害得你们受牢狱之苦，我真愧对你们了！”，⒀几天之后，当方志敏看到南昌军法处将周群、李树彬、胡天桃三位同志被敌人拉出去枪决时，方志敏敬佩而又豪迈地说“同志们！你们先死几天，我们马上就要跟着来死的，我不必为你们伤心了！”⒁当读到这里，读者的眼睛不免会潮热起来，深深地被方志敏这种完全的自我批评的真情所打动、折服，他承担了抗日先遣队所有的责任。
方志敏对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之后，在另一些文稿，如《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一文中，在主观上分析了怀玉山失败的原因之后，同时也从客观上对整个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建设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批评和希望。他写到“就是这次红十军的失利，固然主要是我们领导上的错误和无能，但是进一步追问，则保守主义且是这次失败的远因。”⒂“这次因为我们政治领导的错误和军事指挥无能（客观的困难是有的，但都可以设法克服的），致红十军遭受怀玉山失败。”⒃
此外，方志敏狱中遗作，令人百读不厌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就是方志敏在回顾创建根据地和红军过程中，曾经取得了不少战争的胜利，本可引以为自豪，他却认为这些“光荣的战绩”是与全体同志的努力分不开的，只字未提自己的功劳，从不作自我标榜，他深情地写到“同志们，请你们接受我热情的革命敬礼！我是致死都不会忘记你们的。”
重读方志敏狱中遗作，启发颇深。当今我们在作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应该受到深深的感悟。
①人民出版社出版《 方志敏文集》 1985年版（皖南行动） P95
②人民出版社出版《 方志敏文集》 1985年版
（在狱致全体同志书） P110
③人民出版社出版《 方志敏文集》 1985年版
（在狱致全体同志书） P118
④人民出版社出版《 方志敏文集》 1985年版
（在怀玉山被围） P100
⑤人民出版社出版《 方志敏文集》 1985年版
（在怀玉山被围） P100
⑥人民出版社出版《 方志敏文集》 1985年版
（在怀玉山被围） P100
⑦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了 》（粟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P260 ⑧人民出版社出版《 方志敏文集》 1985年版（在怀玉山被围） P99
⑨人民出版社出版《 方志敏文集》 1985年版
（被俘以后） P103
⑩人民出版社出版《 方志敏文集》 1985年版
（死——共产主义殉道者记述） P145
⑾人民出版社出版《 方志敏文集》 1985年版
（狱中纪实） P173
⑿人民出版社出版《 方志敏文集》 1985年版
（被俘以后） P104
⒀人民出版社出版《 方志敏文集》 1985年版（被俘以后） P105
⒁人民出版社出版《 方志敏文集》 1985年版（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 P111
⒂人民出版社出版《 方志敏文集》 1985年版（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 P156
⒃人民出版社出版《 方志敏文集》 1985年版（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 P111
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1934 年 11月间，当中央命令由方志敏担任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政治委员会的主席，率部随军北上时，赣东北苏区就有人建议方志敏留下来，但他谢绝相劝。从内心来说，方志敏何尚不知，在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以后，南方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情况下，中央命令由红七军与红十军合编成仅有 8000余人的红七军团，要去完成中央所赋予艰巨的任务，其命运可想而知。但为了执行中央命令，方志敏还是“忍住痔痛出发”①，下决心去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并坚定地说：“党要我做什么事，虽死不辞。”
方志敏对于战争的胜败的心情有着鲜明的感受，他曾说过“我觉得人生最痛苦的，莫如战争的失败；而最快乐的莫如战争的胜利。战争一次一次的胜利，那胜利的喜悦心，简直会忘记一切疲劳和辛苦，就是几天不吃饭，也没有什么紧了。”②
1935 年 1月间，方志敏和抗日先遣队，从皖南转战于赣东北怀玉山区的八 [ 石祭 ]、分水关，当他在一片树林中，看到自己经过八年斗争创造出来的红十军团，除皖南留下一个营和有粟裕率领已转回赣东北苏区的800余人先头部队之外，差不多是完全损失之时，方志敏真是心痛如刀割，此时，方志敏几次都想拿起手枪向自己脑壳上放一枪自杀。面对怀玉山失败，这是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但方志敏还是以坚定的共产主义的信念，放下了准备自杀的手枪，转念一想说：“自杀非共产党员应取的行动，这次遭了失败，就悲观不干了吗？不？还是要干！损失了这部队伍，凭着我们半年一年的努力，仍是很快可以恢复起来的，怕什么！悲观什么！总要紧紧记起这次血的经验教训，努力的干！忘餐废寝的干，不怕不成功”。③方志敏以顽强的革命毅力，并没有自杀，也没有气馁。
此后，方志敏身边仅有几位红军领导干部，这时，有人也劝他到白区去暂避一下。方志敏在怀玉山，多次有突围生存的希望，但他为刻不容缓的执行中央交给的任务，他并没有“暂避”，决定冒险很快转回赣东北，一方面接受中央的批评和处分，开会总结皖南行动，作出结论，同时，整顿队伍，准备再出。 ”④于是，方志敏与刘畴西等几名红军干部忍受着“冒雨冒雪，不分昼夜的爬山越岭，七天没有吃饭，饿得两脚走不稳、打跛脚”⑤，忍受着“每晚不得睡眠”的困难继续坚持寻机突围，在这样一种常人无法忍受的艰苦而前，他还是充满革命乐观主义，以苦为乐，他说“吃不得苦，革不得命，苦算什么，愈苦愈要干，愈苦我越快乐”。⑦
1935 年 1月 29日 ，因判徒出卖，方志敏不幸在怀玉山高竹山一棵木梓树下被捕。当晚，方志敏被敌人关押在怀玉山陇首干坑坞七二七团部，敌人要求方志敏写点文字，方志敏于是命笔疾书，写下了一篇表现出共产党人坚定的信念、光明磊落、坚贞不屈的大无畏气概的《方志敏自述》，坚信：“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革命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⑧
在敌人狱中，面对敌人的屠刀，方志敏毫无畏惧。敌人明明白白告诉方志敏，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⑨一条是投降，可以生存，一条就是死。在又一次生与死的选择面前，方志敏明确表示“投降，不能够的，决不能够的，抛弃自己原来的主义信仰，撕毁自己从前的斗争历史， 的一声，跳入那暗沉沉地秽臭的污水潭里去，向他们的入伙，与他们一块儿去抢，去掳、去刮、去榨、去出卖可爱的中国，去残杀无辜的工农；保住自己的头，让朋友的头，滚落下地；保持自己的血，让朋友的血，标射出来。这可都能作下去？啊！啊！这若都能作下去，那还算是人？是狗！是猪！是畜生！不，还是猪狗畜生不食的东西！无论如何，不能作判党判阶级的事情，决不能作的。 ”⑩ 在生与死的面前，方志敏也并非完全在消极等死，他仍然抱着“积极奋斗的人生观，绝不是厌世主义者，绝不诅咒人生，憎恶人生，而且原意得脱牢狱，再为党工作，但是，我们绝不是偷生怕死的人，我们为革命而生，更愿为革命而死，到现在无法得生，只有一死谢党的时候，我们就要下决就义，只是很短时间的痛苦，碰一枪，或是啪的一刀，就完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们常是这样笑说着。我们心体泰然、毫无所惧，我们是视死如归！”⑾
1935 年 5月 25日 这一天，当方志敏写完《我从事革命斗争略述》、《可爱的中国》等文稿以后，他认为自己很快就会被敌人枪决了，于是，他又写下了一篇光辉遗作《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文中他写了一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的诗：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
乃是宇宙的真理！
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
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方志敏一生追求真理，百折不回，他对共产主义信念无比坚定，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无限忠诚。
①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5年版《方志文集》（皖南行动） P95
②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5年版《方志文集》（皖南行动） P95
③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5年版《方志文集》（红十军第一次进闽北） P70
④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5年版《方志文集》（在怀玉山被围） P100
⑤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5年版《方志文集》（在怀玉山被围） P100
⑥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5年版《方志文集》（在怀玉山被围） P100
⑦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5年版《方志文集》（在怀玉山被围） P100
⑧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5年版《方志文集》（在怀玉山被围） P100
⑨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5年版《方志文集》（方志敏自述） P3
⑩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5年版《方志文集》（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 P145
⑾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5年版《方志文集》（被俘以后） P103
⑿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5年版《方志文集》（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 P144
清贫廉洁的美德
在敌人狱中，方志敏写有一篇题为《清贫》的千字短文，记叙了自己在怀玉山被捕时的一段人生经历、一桩趣事，深情地抒发了自己的一段人生感悟、一些事理。他告诫我们后人：“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清贫，是一种生活形态；奢移，也是一种生活形态。选择清贫还是选择奢移，在这两者生活形态面前，方志敏选择了前者，因为他懂得了，生活永远是一种克制。人只有对内心深处的物欲给予某种克制，比如节俭，才能有人生真正意义的生活。克制物欲、财欲的泛滥就是为了给精神生活的空间留下有拓展的更大余地。克制奢侈生活，才能保持良好的、健康的清贫状态。
方志敏和抗日先遣队从皖南转战于怀玉山区时，其生活环境的困难无法比拟，常常陷入饥饿寒冷，枪林弹雨之中。当时他的肺病复发，病情非常严重，不时咳嗽，还咳出不少血，而且痔疮大发，每天流出很多的脓血，身体极为虚弱，但他在行军途中，并没有以一军主席高位领导自居，一直与战士一道坚持走路，爬山越岭。
1935 年 1月 15日 ，方志敏与粟裕等红军干部，率领由红军病伤员、军团机关工作人员、无线电队战士等800余人组成的先头部队，撤退转移到怀玉山下的德兴港头时，却意外地得到了仍留守苏区的开化特区委书记邵伯平同志的帮助，送来了一些慰劳品，为病伤员补充营养。邵佰平同志好不容易从苏区找来了两只老母鸡，本来想用鸡汁给身患重病的方志敏恢复体力，可未等邵佰平同志说出心意，方志敏命令把鸡汁与送来的三百斤红薯煮成粥共同稿劳红军伤病员。方志敏从不搞特殊化，与全体红军指战员同甘共苦。
1935 年 1月 26日 ，怀玉山分水关战斗结束后，抗日先遣队几乎损失殆尽，这时，为了尽快会合先头部队，方志敏与刘畴西、王如痴等人撤退转移到怀玉山玉琊峰下的太阳坑，得到一位畲族雷家猎人的帮助，吃过一餐永生难忘的晚饭。一向严以律己的方志敏，因身无分文，仅把自己心爱的一架紫铜色的望远镜相赠以作纪念，临别时，方志敏深情对雷家人说：“待革命成功后，我还会来看望你们的。”
清贫廉洁，是方志敏极具影响力的人格力量，是方志敏崇高品质的真实写照，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本色。方志敏从事革命斗争十余年，身居高位，理财千万，却一尘不染，他一生为革命奔波辛劳，呕心沥血，竞没有一张与妻子儿女合影的照片。他担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期间，身先士卒，清贫无私，他住的房子是普普通通的民房，床上盖的是粗布被子，屋里用的是旧桌旧凳，方志敏和普通战士一样，每日的饭细才七分，从不搞特殊化，方志敏被俘遭到敌人搜查时，敌人十分惊讶，像他这样重要的领导人，身上除一支钢笔和一块旧表外，竟然搜不出一个铜板。
方志敏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的光辉典范，他在敌人狱中写下的《死—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有这么一段叙述他清贫生活的心境：“为着阶级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希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希罕那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剌口的苞粟和菜根；不希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窠似的住所……”这是何等坚定的革命意志，这是何等高尚的精神情操。
方志敏等无数的革命先烈，就是用这种鲜血铸成的清贫生活的法宝，最终战胜了许多困难。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下，中国革命最终取得了成功，推翻了“个个当官都有钱”的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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