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航”是指明建国之前的原中国航空公司（中、美合办，简称中航CNAC）及原中央航空公司（属南京政府交通部，简称央航CATC）。中航公司规模之大，从业人员之多，是当时运东地区第一、世界第六，拥有60余架各种机型的飞机，开辟国内、国际航线数十条之众；地面及通讯、导航设施完善，享有国内外较高的声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12架飞机（中航10架、央航2架；机型：CONVAIR-240型1架、C46型3架、C47型6架、DC型2架）从香港启德机场陆续起飞，但它们没有飞向本次航班的目的地而是在空中转了一圈之后，机头全部对准北方……这就是名震中外、轰动世界航空史的“两航”起义。
曾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高度赞扬，并来电来函向“两航”起义的全体员工表示祝贺；周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并宴请驾机起义回来的全体人员，高度评价两航起义足可抵上200万大军而无一伤亡，对当时解放大西南起到重大的影响。并且带动了在香港、九龙的资源委员会、招商局、中国银行等27个国民党当局在港机构的相继起义。
我于1948年4月辞离上电（SPC），考入中航，安排到机航部（Operation
Department）使我有机会跟飞机直接打交道，实现了我多年以来的梦想，亦就在这一天起，在以后的岁月里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在上海民航基地，经过见习测试期，又经过考核鉴定合格，先分派在龙华机场航站工作一段时期之后，就奉调全国各航站，承担航线检验员工作(Air
Line
Checker)。曾任上海、北京、太原、天津、青岛、厦门、广州、香港、台北等各航站工作，并在香港响应两航起义，投入起义大军的行列，于1950年初，第二批离港回国。
1948年年底，随着解放形势的进展，中航公司从上海搬迁至香港，公司的命运处于十字路口。总经理刘敬宜，这位有着空军上校军衔的中航最高行政领导是两航起义的关键人物。当时萦绕着他心中的一大堆难题，对如何抉择中航的前途，有过彷徨和犹豫。
组织两航起义在上海解放之前，由三野领导人陈毅、粟裕等草拟策反两航起义方案，由粟裕具体负责。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央军委航空工业处处长蒋天然奉命调任军委华东航空接管委员会主任，并兼任上海市军管会空军部部长，草拟策反两航起义方案。经陈老总、粟司令员批准，呈报中央军委，其主题：——
一、保留原两航空公司体制不变。
二、自负盈亏，资金不足由人民银行审贷。
三、职工、工资待遇（各项福利待遇）不变。
四、职务不变。
五、两航起义人员的政治身份同解放军。
随后，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复电，电文是：争取两航工作计划，同意粟、蒋、吴（粟裕、蒋天然、吴克坚）计划。批准后军委决定蒋天然为解放军争取两航工作的首席代表，吴克坚为第二代表，派人去香港进行策反工作，由陈毅、粟裕领导的上海市军管会与李克农领导的军委情报部协作完成任务。
委任策反具体执行者是吕明。1949年7月中央军委为尽快发动两航起义，决定派遣吕明偕留在大陆的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中共地下党员）前往香港进行策动工作。行前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吕明、查夷平，亲自向他们交代任务，并要他们代表党中央和他本人，欢迎刘敬宜（中航总经理）和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回来参加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建设。
同年8月24日，吕明、查夷平二人自天津乘船到达香港，在中央指定的港、澳工委和香港地下党负责人张唯一、朱汉明配合下，和香港地下党有关部门取得联系。
吕明负责说服中航总经理刘敬宜的任务。原来刘敬宜和吕明尚有一段师生之情谊，这已是几年之前的事了，基于这一感情系索，才得以启动刘敬宜心灵之门的钥匙……。
在九龙有一条享誉九龙半岛的“食街”，快到食街的尽头有一处小有规模的茶庄，身着西装的刘敬宜正端坐在一张高背藤椅上，手托茶杯，细茗慢品。一会儿，一个商人模样的客人，漫不经心地坐在刘敬宜对面，这个人叫吕明，曾经是刘的学生。五年之前在美国，刘敬宜在华盛顿中国使馆充任航空事务顾问以及中国国际航空事务的首席代表，曾经培训过一批飞行员赴美国学习驾驶B-29轰炸机。吕明早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3年考入国民党空军、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当时，以美国租借法案的名义派了一批人员赴美受训，吕明有幸成为其中之一。刘敬宜作为首席代表的身份为培训学员授课，并于学员营地接受过学员列队的检阅，这一层师生之谊，沟通了这次意味深长的谈话。吕明坦陈胸臆，并亮出了代表周恩来总理的本意，欢迎中航、央航二位刘、陈老总回国共同建设新民航，周总理在北京迎接他们归来。当吕明千里迢迢将周恩来殷切期望转告刘敬宜时，刘的心被深深地打动了。面对晓之以国家、民族大义的吕明，他当年的学生，刘敬宜，思绪万千，沉默无言，久久地陷入沉思之中…
…。这时新中国已成立一个月了，吕明深知时间意味着什么，于是他移足刘的住处两人促膝长谈，当东方泛出黎明的曙光时，刘敬宜终于打消顾虑，同意起义。
告别刘敬宜之后，昌明又出现在央航总经理陈卓林的面前，此时，央航内部出现人心浮动，处境堪忧，公司经济陷入困境，由于航线因解放形势的进展，日益紧缩，公司营运遭受极大的影响，财务上入不敷出，这样的局面，使陈卓林总经理困惑不安，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中共地下党员）看出陈卓林徘徊之中的矛盾心态，遂竭力促使其起义。吕明就在此关键时刻同陈卓林见面，阐明党中央的政策，并传达了周恩来副主席的“争取两航全体起义”指示的精神。陈对两航起义的态度比较积极，从而完成了大家渴望已久的伟大爱国主义壮举——“两航”起义成功。事实上早于吕明，中共香港负责人乔冠华，通过中航香港办事处处长何凤元的介绍，会见过刘敬宜。乔劝刘起义，并指出“搬回去是中航唯一的出路”，当时，刘敬宜心存犹豫，徘徊不定，态度尚未明朗。
可是在“左”的路线影响下，两航起义人员遭受错误的打击、迫害。不少同志已调离民航和航空工业系统，去干那些与本行专业无关的工作，学非所用。特别是在“文革”中，两航起义人员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的迫害，乃至有的致残、致死。但两航起义人员始终没有动摇过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信念，表现出我国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优良品质。那些已调离民航及航空工业系统的同志，也在各自新的工作岗位上，作出自己的贡献。
直到1985年12月，民航总局转发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以厅字（1985）340号文件”：《〈关于“两航”起义人员有关待遇问题的请示〉的通知》，文件下达后，使过去遭受过冤、假、错案的两航起义人员得以平反昭雪，其中包括曾在抗日战争时期，中航公司担任过飞越“驼峰航线”（往返于印度的汀江、加尔各答和中国的昆明）的优秀飞行员们，也落实了政策。两航起义人员，虽然都已两鬓斑白，基本上已处于退休年龄了，但毕竟得以重生，而且有的在政治上得到荣誉职务，如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在上海的“两航”起义人员，由中共上海市委韩哲一副书记亲自授予荣誉证书、证章。而我亦被作为宁波市重点统战对象，每年二次（国庆，中秋及元旦、春节）能收到市政协、市委统战部的请帖，邀请出席同市委、市府、政协、人大的领导同志一起同桌共欢的茶话座谈会，以及观赏文艺节目的演出，并可在当晚的电视节目中播出。也就是在这样的会上，我同冷
敏学长相遇话旧，因为他既是离休干部，又是在市侨联担任过领导职务的老同志，所以也收到市委统战部的邀请帖子。
似水光阴，匆促岁华，时空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从翩翩年少到白首，乃至如今，已届耄耋之年，每当我深情地沉缅于这一段悲情人生往事的回顾时，能不触动我一丝感喟之情么？
作者：徐敏刚（宁波）
[雷友通讯2005/06年度年会特刊（总第100期）之二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