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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正明，男，汉族，1953年10月生，湖北省大悟县人，1972年12月入伍，197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至1985年参加中越边境作战，先后于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合同战术指挥专业、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大学学历。现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省军区政治委员，少将军衔。 1972.12—1978.03 陆军第一军二师炮团122榴炮营二连战士； 1978.03—1978.11 陆军第一军二师炮团122榴炮营二连排长； 1978.11—1979.05 陆军第一军二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 1979.05—1983.02 陆军第一军政治部组织处干事； 1983.02—1983.06 陆军第一军二师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 1983.06—1984.03 陆军第一军政治部组织处干事； 1984.03—1985.10 陆军第一军政治部组织处副处长； 1985.10—1987.06 陆军第一集团军政治部纪检办主任； 1987.06—1993.01 陆军第一集团军政治部组织处处长； 1993.01—1999.07 陆军第一集团军一师政治部主任（期间：1993.09—1995.07在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合同战术指挥专业学习，1995.09—1997.07在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学习（在职））； 1999.07—1999.12 陆军第一集团军步兵第一师副政治委员； 1999.12—2003.06 陆军第一集团军步兵第一师政治委员； 2003.06—2004.05 陆军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2004.05—2005.07 陆军第十二集团军副政治委员； 2005.07—2010.07 浙江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2010.07—2011.03 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 2011.03— 2013.11.15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省军区政治委员。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资料，2011年3月） 【独家】陶将军那些事儿： “新战士陶正明用手捧牛粪种菜的故事”
【编者按】重磅！重磅！重磅！从今天起，“一席话”微信平台独家推送陶正明将军的深情自述。带您认识一个有情怀、有担当、有爱心、有抱负的好将军、好军人；告诉您从一名普通青年到一名将军，总共需要走几步。透过一字一句能感受到陶将军对党对军队对百姓对战友对亲人对朋友的那一份真挚感情，感悟党员领导干部的人格魅力。值得一读！ 【精彩片断】 ▶︎我去菜地干活，看见路上有一堆新鲜牛粪，还冒着热气，我就用手捧到菜地，来回好几趟。没想到，早晨广播里居然就播出了“二连新战士陶正明用手捧牛粪种菜的故事”，连队黑板报也登了。 ▶︎我突然发高烧住院，需要输液，值班女护士小刁看完电影回来，针头早掉了，药水和血水流了一床。她吓坏了，央求我不要告诉其他人，还送了我一瓶罐头，我说罐头我就不要了，你拿回去，这件事我不会告状的，她听后非常感激。后来听说，她是一个副师长的千金。 ▶︎我在部队工作41年，当干部36年，共回大悟4次，有的县领导问我，为什么每次回家时从来不吱声，也从来没有到县里、乡里打个招呼，更没有用过一次车，吃过一顿饭。在我心里，家乡的干部不管是谁，都是我的父母官。 （一） 1972年10月，我在湖北省金属公司工作刚刚一年，各方面都很顺利。领导也很信任我，让我担任公司团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并让我负责最贵重的金属物资，如金、银、锰、铝等的保管工作。这时候，我刚好又调到了二级工，每个月能拿36块钱。 同年10月底，我们公司所在街道武装部动员适龄青年报名参军，征兵对象主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单位青年工人，在金属公司的征兵指标是4人。我们公司共有16名适龄青年积极报名应征，经过体检符合条件的有10人，我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因为我的工作比较出色，金属公司不愿意放我走。可接兵干部又非要我不可。这个接兵干部在部队是个炮兵营长，湖北恩施市建始县人，名叫刘大贤，侗族。 他就去找我们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当着我的面说：“小陶我是要定了的，其他3个人，你们给谁我们就带谁。”这时，公司领导听罢都看着我，盼着我说不愿意当兵。 从我内心来讲非常矛盾，思想斗争也很激烈：好不容易从大山沟到了大城市，工作称心如意，待遇也很好，领导也很器重。如果去当兵，一个月才6块钱，一下子少了30块，经济账是没法算的。可是，我是适龄青年，参军入伍、保卫祖国是必尽的义务。不能平时总是说“革命青年是块砖，工作需要任党搬！”可到了关键时候就打退堂鼓。男子汉，能当一次兵，也是一大幸运！再说，接兵干部情真意切。于是，我就咬咬牙，斩钉截铁地说：“我愿意去当兵！” 公司领导看我决心已定，只得说：“那好、那好”！ 第二天，公司给我们4个人放假3天，让我们回去和父母及亲朋好友告别。 他们3个人都走了，我自己没有回去。一是家里困难，回去要花钱，第一年春节我也是留下来值班的，为的是把省下来的钱寄给弟弟妹妹交学费。 这3天，我哪里也没去，和往常一样在公司里上班。真是恋恋不舍，看到什么都很亲切，见到谁都想落泪。 （二） 1972年11月19日，是我到金属公司一周年，也正是这一天新兵启程。 这天晚上，公司领导欢送我们，先合影后宴请。我一口饭也吃不下，心想：当兵是要打仗的，万一光荣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8点，火车开动了，别人都有家人相送，唯独我的父母家人远在大悟，还不知道我去当兵了。不觉喉头发硬，眼睛湿润了！我赶紧往“闷罐子”车里走。 20日凌晨，我们在河南省商丘县下了火车，又换乘汽车，一个多小时后车停了下来，顺着路灯我看到了一条“热烈欢迎新战友”的横幅。带新兵的杨班长告诉我，这是一军二师炮兵团二连。 后来才听说，这是带兵的刘营长专门交待把我分到二连的。因为二连指导员庄正祥厚道实在很爱才，连长郭玉武是全团最年轻的连长，才24岁。 第二天上午，连队干部、新兵排长分别来看望我们。班长教给我们整理内务、叠被子、写家信，我没忘记给金属公司的领导写信报平安。 这时，一起入伍的新战士李瑞林（甘肃静宁人）、任贵州（河南栾川人）、石永东（四川合川人）找到我，说他们没读过书，请我帮忙替他们写家信。于是，我按照他们的意思代写，都是些大同小异的内容。 可轮到李瑞林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说他已经结婚了，参军走的时候老婆已经哭晕了，让我多写一些好听的话安慰安慰，让老婆不要担心。 我就写了，在部队里吃得好、住得好，干部对我们照顾的也很好，等等。写好了就念给他听，直到满意了才把信封好，在信封上写上地址，他亲手放进邮箱，又停了一会才离开。 晚饭后，他们3个又找到我说：“陶正明，今后你教我们认字学文化吧！”我听到后就说：“那好哇！”。 （三） 领章和帽徽，是复查身体后才庄重颁发的，同时还发了第一个月的津贴费6元。 杨班长带着我们到商丘县城照相馆照了两张相，一张是坐着的，一张是站着的，准备寄给亲朋好友。 李瑞林说：“我的先各洗3张，寄给父母一张，寄给老婆一张，自己再留一张。”我们这些光棍汉听后都笑了。 我带着十几块钱，到新华书店买了一套范文澜编写的《中国通史》，买了一本《新华字典》，还到文具店买了几只铅笔、几本稿纸，准备送给3个不识字的战友学习文化用。 我们这个“文化学习小组”从入伍到部队就开始活动了。新兵训练结束后，我们这些新兵就正式分班了。 很巧，我们都分到了同一个排、住在同一个宿舍，学习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我分到老兵二班，班长刘云贵，是河北省玉田县苏各庄公社人，当兵前干了3年的大队书记，很有水平。他睡下铺、我睡上铺。刘班长工作很有点子，嘴巴也很会讲，对我的帮助挺大的。 我们团共有4个营，一个营一种炮，我们一营是122榴弹炮。一门炮8个人，班长、副班长各1人，剩下6个人，一炮手是瞄准手，二炮手是装填手，三、四炮手是大架手，五、六炮手是弹药手。 最累的是三、四炮手，两根炮架有400多斤重。火炮用东风汽车牵引行军，到了占领阵地和撤除阵地时，全靠8个兄弟扛着、提着、抬着、推着，前进、后退、左转、右转。 有一个顺口溜就描述道：“班长一声令下，三、四炮手扛大架，五、六炮手提提把，还有两个顶轮卡，出发！！！” 后来听说，我们那批分到炮兵团的武汉新兵，要么到汽车班，要么到指挥排学侦察和计算、有线电话和无线报务。就唯独我一个人分到了炮班还当了最苦的四炮手，心里就有些想法，脸上也表露了出来。 刘班长就找我说：“陶正明，让你当四炮手是连长和指导员的意思，准备让你当连队的理论骨干和文化辅导员，帮文盲战士学文化。下一步连队还要培养你，让你去炊事班做饭、养猪，去各个艰苦的岗位都去锻炼锻炼。” 听了班长的一番话，我渐渐想通了，也弄明白了，原来这是连队干部有意识地把我放在艰苦的岗位上培养我、锤炼我。 （四） 我从小就养成了早起的习惯，到部队后我每天都比其他战友早起个把小时，要么到俱乐部看书，要么到菜地劳动。 星期天不是替战友站哨、到炊事班帮厨，就是帮战友洗衣服、教战友识字。自己还每天坚持写日记、写读书体会。 当兵第一年，我就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国通史》和每期的《解放军文艺》。 有一天早上，我去菜地干活，看见路上有一堆新鲜牛粪，还冒着热气，正好离我们菜地不远，我就用手捧到菜地，来回好几趟。谁知道这事被早起锻炼的龚副团长看见了，他问我是哪个连队的，叫什么名字，我一一回答。 没想到，早晨广播里居然就播出了“二连新战士陶正明用手捧牛粪种菜的故事”，连队黑板报也登了。晚点名的时候，连长还表扬了好几遍，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有时候，领导越是器重的，就越是有了压力，要干更多的活。 这期间，我还放弃了一次调回武汉的机会。 有天上午，团里突然通知我到军务股保密室去一趟，我不知道什么事，就跑过去了。 两个干部上下打量我，问了一些情况就让我走了。 当天晚上，指导员找我说是武汉军区一位副司令员想挑一个公务员，派人下来找，两个人见到我后给首长汇报了，首长听说我学过中医、会推拿，很感兴趣，指定调我去。 我当时想回武汉，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这时指导员说：“你在连队干得挺好的，我们也舍不得你走，但我们不能说不让你走。你自己可以说跟他们说，刚从大城市来，想到基层好好锻炼锻炼。” 后来，我不知道指导员怎么向上面汇报的，就没有了消息。 等了几天，听团里军务股保密员讲：“小陶，你真傻，回武汉给大首长当公务员，肯定比连队出息得多。” 我一个新兵，该说什么呢？连队事情多，过几天也就把这件事忘掉了。 （五） 到了11月份，我们部队摩托化行军拉到河南省禹县训练。那天正在听“硬骨头六连”张连长做报告。李锋排长把我叫出来，说团里通知你去接新兵，赶紧整理东西，马上坐车回团部。 回到了团部立即开会，我分到河南新兵团任营部书记，负责信阳地区商城、固始和驻马店地区几个县的征兵工作。 商城县是革命老区，那天我到余河公社走访一个新兵对象，山高路远，足足走了一上午，午饭后马上找小队、大队干部座谈了解情况，又到新兵家里走访，还到左邻右舍询问。 晚上太晚了不能赶夜路，就住在了老百姓的家里。大队民兵连长还抽调了8个民兵站哨，保护我的安全。 第二天早上我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感动，我说一个小兵不用辛苦大家。民兵连长却说：“你是解放军，是老百姓的心头肉，到了我们村就要绝对保证你的安全，我们必须要为你站岗放哨。” 听了这话，我忽然懂得了很多道理，解放军在老百姓心里面的分量竟然有那么重，老百姓对解放军的感情竟然是那么深！ 这件事我一直牢牢记住，我们外出虽然只是一个兵，但代表的是军队和党的形象。 （六） 接兵回到团里，年终总结结束了，刘班长告诉我团里树立我为学雷锋标兵、记三等功，要求我今后更加谦虚一些。 晚上放电影，前面放了一段我学雷锋的幻灯片，我低着头很不自在，不知道画的像不像，只听到播音员讲的很多事带有夸张色彩，电影场不时暴发出一阵阵笑声。 不久，连队又让我担任一班副班长。3月份，指导员找到我说，党支部研究确定我为党员发展对象，要求我再认真学习一下《党章》，对照一下看看自己还存在什么问题，以便讨论我入党时能对《党章》有基本的认识和理解。 不巧，没过几天，我突然发高烧，到师医院住院。经检查是肺炎，需要输液，起码要一个星期才能恢复。 当天晚上，部队放电影《青松岭》，值班女护士小刁与我商量，她把输液瓶挂好去看电影，过会就回来。 我烧的厉害，迷迷糊糊答应了她。谁知她去看电影，竟然忘了我输液这回事。等她看完电影回来，针头早掉了，药水和血水流了一床。她吓坏了，央求我不要告诉其他人，还送了我一瓶罐头，我说罐头我就不要了，你拿回去，这件事我不会告状的，她听后非常感激。 后来听说，她是一个副师长的千金。 第二天，刘班长到医院看我，并说这个星期五要讨论我入党，李排长和他担任我的入党介绍人，只剩3天时间，如果不出院，错过了机会，就要等到下半年了。 我一听他的话，“咕咚”一下坐了起来，连忙喊小刁护士把输液管拔了，我要出院。随后，就和刘班长一起见了主治军医，开了几天的药就办了出院手续。 回到连队，正赶上烧砖营建，拉架子车运土。由于高烧未退，身体虚弱，干活的时候眼里直冒金花。我就加大剂量吃药，硬撑着和大家一块装土、推车。 可能是劳动出汗多了，又不停地喝水，病就一天一天好起来了。 星期五下午，连队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讨论我的入党申请。十几个党员都先后发言，给我提了我很多意见，有的说我骄傲自满，有的说我对辅导战士学文化不耐烦，甚至有的说我入党动机不纯、考察时间太短等等。那些批评，火药味真浓，有的话说得像针扎似的疼得钻心，脸上火辣辣的！ 我老老实实地听着、记着，大家发言完了，接着支委表决。 那时入党对象可以在现场。7个支委，5票同意、2票反对，少数服从多数，尽管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但那次会议使我记忆犹新、受益终身！ 那时候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才叫“武器”，真是解剖人的思想和灵魂的锐利刀子！ （七） 4月下旬，我们到河南确山县刘沟靶场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29日晚10点多，夜训结束撤除阵地的时候，新驾驶员倒车刹车没踩实，车向后滑导致火炮后移，把我的腰脊椎撞裂，当场昏迷。 等我醒来已是第3天了，躺在驻马店159医院骨科33床上，看见我的妈妈、妹妹和小弟。 团里卫生队周医生说，你当时很危险，送到医院来抢救，医院要求给家里人发病危通知书，通知家人来的。 我在医院住了40多天，部队训练结束要返回商丘营房了，我就随部队行动了。 6月份，连队指导员调整，军政治部宣传处李干事来接替庄指导员。 那时全党、全军正在开展评法批儒运动。武汉军区要组织“小战士上大讲台”比赛活动，是层层筛选，一个军挑选出一个优胜者到军区，给军区首长和机关干部作报告。 我们团挑选了4个战士到师里去比赛。题目让自己定，材料让自己找，稿子也让自己写。 他们3个人去商丘市委宣传部找材料，而我就跑到商丘中学去找。 碰巧有个姓梅的女老师的爸爸是刚从广州军区转业的，在文化系统工作，喜欢买书藏书。我就到她家，向老前辈说明来意，他说这就要跟打仗一样，要出奇不意、攻其不备。 他给了我一本广州出版的书，我拿回来悄悄地翻阅，其中有一篇是讲太平天国的妇女不裹脚、不信神，做事像男人，风风火火、打打杀杀等，其中描写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的一些故事。 于是我就写了《太平天国妇女反孔先锋洪宣娇》。由于题材新颖奇特，在团里、在师里、在军里比赛，都被选中了。 到了武汉，住在东湖国宾馆。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同志把稿子改了又改，让我反复练习演讲。 正式开讲那天，几个军级单位一共5个战士，4男1女，站在主席台往下一看，杨得志司令员和其他军区首长坐在第一排。 演讲之后，首长登台接见我们，一一握手照相。 第二天，武汉军区《战斗报》刊登了《小战士台上讲，军区首长台下听》的消息，接着又到其他部队巡回做报告。 （八） 那时候，部队领导特别重视新闻宣传报道工作，军政治部有专职新闻干事，师、团、营都有报道组，连队还有报道员，要求每个连队每年都要登报纸、上广播，年底要张榜公布，挂在宣传橱窗里。新闻报道“剃光头”的，连队干部既没脸面，还要挨批评。 1973年，我们连队就是“剃光头”的。 1974年，李指导员上任后，重点抓新闻宣传报道，抽了3个人，让我负责。 开始，写了几十篇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但我们一直坚持写。 到了年底，武汉军区《战斗报》、《河南日报》、河南广播电台接二连三刊登和播发了我们的稿子，共有4篇，分别是：《团长为我来理发》、《治病又送宝》、《睡在花生炕上，不吃一颗花生》、《今天握锄把，不忘明天拿枪杆》。 这4篇稿子都是我写的，3家新闻单位重复计算就是9篇，在团里、师里都名列第一。 按照团里的奖励规定，在省级以上登稿1篇给予表扬、2篇给予嘉奖、3篇记三等功，重复的只算原稿。 团里直接拨了一个立功指标，让连队党支部讨论通过上报我记三等功。 谁知这下连队像炸开了锅。有的说陶正明去年就立了功，今年又立功，功都让他一个人包了。有的还拿稿子说卫生员动机不纯，利用治病和女青年“挂钩”，卫生员矢口否认没那回事，说是我乱编的。 当时，连队干部的思想也不统一。当天下午党支部开会，晚上召开军人大会，李指导员说：“报道组的同志辛苦，登了9篇稿，记三等功是团党委的决定，是单项立功，与先进模范不一样。这样一解释，大家就不再嘀嘀咕咕了。 果然，团里召开年终总结表彰大会时，宣布立功个人没有我的名字，隔了几天，李指导员把三等功证章、证书和喜报私下给了我。 （九） 不久，李指导员告诉我，师里通知我到师读书班报到。 到了读书班才知道，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陆续从地方返回了，一个单位有好几个同级的干部，没法工作，只好把他们集中起来办读书班学理论。 这些干部团、营、连级，岁数40—50岁上下，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读书班的住房是利用四团临时腾出的一个营的房子。两个月一期，一期30人，基本上4个团加师直属队，一个单位一期，主要是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原著，其中抽调4个战士当教员，除了我，其他3个人都是干部子弟，有河南省委书记的儿子，还有部队干部的小孩，他们见多识广，能说会道，我与他们相差甚远，连个普通话都说不好。 但能吃苦、肯干活是我的强项。当时分给我的科目是讲《国家与革命》，要先备课试讲一个月，然后正式上课，每堂课讲两个小时。 我除了天天找资料、请教老教员外，还经常到学员中去找老师，请他们帮助我，空闲时间，我就帮这些干部跑腿干些杂活。 这堂课的讲稿，不知道改了多少遍，对着墙壁、对着镜子也不知试讲了多少遍，可以说是滚瓜烂熟。 正式上课那天，我先把大小标题用粉笔工工整整地写在黑板上。等大家坐好后，我走向讲台，给大家敬了礼，开口说：“各位首长，今天由我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革命导师的著作《国家和革命》，这是我第一次上讲台，讲的肯定不好，请各位首长原谅，批评指正。” 接下来，我站在讲台上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下午讨论，大家反映还不错，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在读书班，为了增加学员们的感性认识，在每期之间机动的二十天里，师领导还组织我们到焦裕禄工作生活过的兰考县、林县红旗渠、新乡七里营大队、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小车不倒只管推的大队书记杨子才家乡参观。 由于部队换防，我只在读书班工作了8个月。 这8个月，我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经典著作，特别是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一定的理论根基。同时，也从学员身上学到了如何读书学习的好方法。 8个月虽短，收获不浅！ 我在部队工作41年，当干部36年，共回大悟4次，有的县领导问我，为什么每次回家时从来不吱声，也从来没有到县里、乡里打个招呼，更没有用过一次车，吃过一顿饭。我的想法是，“我在家是一名普通农民，回到家乡还是普通百姓的一员，就算是生产队长，也是我的领导，我不愿意给他们添麻烦，干扰他们的工作。”但是，每每家乡的领导来到我工作的地方，我都是热情接待，尽量提供条件，在我心里，家乡的干部不管是谁，都是我的父母官。我感到这样做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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