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劲光回忆录里的粟裕

1

　　书名：萧劲光回忆录

　　作者：萧劲光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萧劲光生前的回忆录，内容涵盖萧劲光八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作者在回忆自己人生经历中，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不少翔实记述，许多史料是过去党史军史上少见的，是研究党史军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萧劲光，湖南长沙市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国家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人民海军的主要创建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将。1921年赴苏联学习，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历任红军、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1950年任海军司令员，1954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9年3月逝世。

　第七章 “黎川事件”的前前后后

　　第四次反“围剿”

　　建黎泰战役之后，中央根据地扩大到建宁、黎川、泰宁、邵武、光泽等广大地区。当时，苏区中央局在“左”倾冒险主义方针的指导下，推行“进攻战略”。继续将矛头指向敌人重兵设防的金溪、资溪、抚州，以夺取中心城市。为了巩固新开辟的建黎泰地区，使之成为中央红军继续进攻的后方，1932年12月30日，苏区中央局、中央军委决定，任命我为建黎泰警备区司令兼政治委员。我离开了红五军团后，金溪、资溪、黄狮渡等战役我都没有参加。

　　建黎泰警备区驻建宁，当时，方面军总部也在建宁。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批评了毛泽东同志反对中央“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总方针，免去了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总政委。建黎泰警备区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新苏区，做后方工作。那时各县都有一些地方游击队、民兵，还有一些是随中央红军北上的老区支前部队。我们的任务是整顿、训练这些地方部队，指挥他们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并为前方的主力部队补充兵员。同时，指导后勤工作，筹粮筹款，发动群众支前，做物资保障和伤员转送、收治等工作。

　　1933年1月，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50多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中路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约12个师16万人，由陈诚任总指挥，担负围剿的主攻任务。中路军分为三个纵队，以罗卓英为纵队长的一纵，向乐安、宜黄集中；吴奇伟的二纵，向抚州，龙骨渡集中；赵观涛的三纵，向金溪、浒湾地区集中。企图将我军分割在黎川、泰宁、建宁、广昌以北一线，与我主力红军决战并一举歼灭，而后占领我新开辟的建黎泰地区，伺机向南与闽、粤的左、右路军形成合围，摧毁我中央根据地。

　　这样，地处中央苏区北线的建黎泰地区，形势严重起来。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军委决定集中兵力，先发制人。1933年1月，军委命令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军区的红军南渡信江，到达建黎泰地区，编为红十一军，周建屏为军长，归红一方面军指挥。2月，军委任命我为红十一军政治委员。接着，便开始了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时，我军曾把战场选在抚河以东地区。由于敌人重兵坚城，主力红军决定西渡抚河，进逼南丰。陈诚发现我军企图后，即命令中路军各纵队迅速向南挺进，妄图以优势兵力同主力红军在南丰地区决战。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朱德同志决定撤围南丰，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击敌人。此时，敌正以赵观涛指挥的三纵四个师，由金溪出黎川攻我正面，企图将我主力红军分割在建宁、黎川地区；以吴奇伟指挥的二纵三个师，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侧击我主力，并截击我军的归路；以罗卓英指挥的一纵三个师，由宜黄、乐安出广昌，在堵我归路的同时，深入苏区袭击我后方。

　　2月22日，朱、周命令我红十一军伪装主力，从新丰东渡抚河，吸引钳制敌人三纵主力东进黎川。同时，迷惑敌二纵继续向康都方向执行其吸引红军主力的原部署，将我进攻矛头对准威胁最大的敌一纵。我军主力秘密南进，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后又分两路北上，在宜黄的黄陂山埋伏下优势兵力，打了一个漂亮的黄陂山大兵团伏击战。那次战斗中，我们指挥十一军，按照方面军总部的要求，大摇大摆地向黎川开进，按时到达指定的位置，成功地吸引了敌人，使敌人错误地判断我主力已经东移黎川，于是命令中路军向广昌、黎川推进。在此期间，我地方游击队在主力红军行动的左右积极活动，使敌人捕捉不到我真正的主力所在，直到伏击战打响，敌人还以为是游击队。这一仗，全歼了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除一个团逃脱以外，其余均就歼，打了一个大胜仗。待敌二、三纵回援宜黄时，我军已胜利撤出战斗。

　　黄陂战役以后，3月中旬，敌人调整部署，采取中间突破的战术，以二纵为前纵队，一纵和三纵的第五、第九师为后纵队，另两个师为预备队，向广昌方向进攻。这时，军委命令我十一军再次担任钳制和吸引敌人先头部队东进的任务，诱敌深入，给主力创造歼敌的机会。这样，我十一军在前面牵着敌人前纵的鼻子走，主力部队则北移至东陂地区埋伏待机。当敌人的前纵通过四个师之后，我军立即截断敌人后纵的第十一、第九两个师，又打了个漂亮的山地运动战，一举歼灭敌十一师大部及第九师一部，敌人被迫撤退南丰。

　　黄陂、东陂这两次战役，虽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然而，周恩来、朱德同志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毅然撤围南丰，实行战略退却，同时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诱敌深入，声东击西，避开敌人进攻的锋芒，分割敌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从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新开辟的根据地得以巩固并扩大，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1933年4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第40次常务会议，认为闽赣苏区地方广大，在政治上、军事上均占很重要的地位，决定将建宁、黎川、泰宁、金溪、资溪、光泽、邵武以及信江、抚河之间的地区划为闽赣省，成立省委和省革命委员会（即省政府），任命顾作霖为省委书记，邵式平为省政府主席。同时成立闽赣省军区，任命我为军区司令员。

　　从黎川失守到浒湾战斗

　　1933年1月，临时中央由上海搬到了中央根据地。四次反“围剿”后，蒋介石又在酝酿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中央苏区的形势是严峻的。

　　6月，中央军委决定对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取消军的编制，由军团直辖师。一军团辖一、二、三师，第三军团辖四、五、六师，第五军团辖第十三师。同时决定成立第七军团，由十九、二十、三十四师编成。十九师是由我曾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十一军改编的，师长是周建屏；二十师开始是由闽赣军区的地方部队和闽北独立师合编而成，师长是粟裕；后来，闽北独立师又单独编为二十一师，师长是黄立贵。但是，七军团这时未能组建，这主要是由于在6月中旬，临时中央提出红一方面军实行分离作战，由一军团为主组成中央军，在抚河一带积极活动，牵制敌人，防守苏区北大门。以三军团（暂缺第六师）与十九师为主组成东方军。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滕代远为政治委员，入闽作战，收复闽西被占地区，并开辟闽北苏区，以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这就是所谓“两个拳头打人”。东方战线的战事紧张起来，红军总司令部移至泰宁。为了配合作战，我们闽赣军区所属地方部队以及各独立师团，统归东方军就近指挥。这样，除原来归我指挥的十九师直接调给三军团以外，二十、二十一师仍在闽北一带配合东方军作战。8月中旬，方面军决定将二十一师六十一团编进东方军，二十师和十三师为抚东支队，同时，将我的一个五百人的独立团也调归前总直接指挥。东方军入闽作战是极其艰苦的斗争，当时时值酷暑，晴天骄阳似火，雨天泥水遍地，又远离根据地作战，粮食、物资都匮乏。虽然打了一些胜仗，自身损失也不小。8月底至9月中旬，东方军于延平、沙县一带以图赤化顺昌、邵武河以西地区，先后围攻延平、将乐、顺昌等地。这时，我奉命率领三军团第六师的两个团，围攻将乐。将乐城三面环水，一面傍山，易守不易攻，所以久围不下。此时，我接到回调的命令。路经泰宁方面军总部时，一位负责同志与我谈话，说敌人正在进行第五次“围剿”准备，黎川一带可能再次成为他们的首要攻击目标，要我回到闽赣军区去布置工作，准备迎敌。我根据敌人进攻的态势和黎川一带我军防备空虚的形势，建议红军主力应及早集结于黎川东北的光泽、资溪一带，从侧面打击进攻黎川的敌人，不要死守黎川。这个建议被否定了。在这以前，毛泽东同志针对敌人进攻黎川一线的形势，也曾建议要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将敌人引进建宁、泰宁一带山区根据地，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这些建议也未被采纳。

　　敌人对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是规模空前的。蒋介石经过半年多的准备，直接用于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兵力就有50万人，北路军仍担任主攻，由顾祝同任总司令。其中陈诚指挥的第三路军，仍旧按照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路线，向广昌方向推进，企图寻找红军主力作战。这次，敌人接受第四次“围剿”长驱直入的失败教训，采取了堡垒主义的作战方针。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堡垒封锁圈，北部从赣江延伸到永丰直到黎川；西部沿赣江到赣州，继续向南到信丰以北和会昌以南，直至福建边界；东部和东北部在我根据地军民的打击下，堡垒体系没有构筑完成，敞开一个大缺口。这样黎川一带便成为敌人觊觎的对象。黎川是当时闽赣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的所在地，可是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指导下，采取“两个拳头打人”，希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闽赣军区的兵力几乎全部调到东方战线配合东方军入闽作战去了。我回到黎川时，在敌人大军压境的形势下，闽赣省委和省政府已奉命撤出黎川城，顾作霖、邵式平同志都已经走了，只留了一个供销合作社，部队也只有一个70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这时敌人已逐步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围剿”部署。9月25日，也就是我回到黎川后的第五天，敌周浑元军的三个师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起猛攻，开始了对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9月28日，敌先头部队占领了黎川的外围阵地，又派别动队插到黎川后面。在敌我力量悬殊，敌人即将形成合围，而我退路即将被切断的情况下，我部署了紧急撤退。在掩护伤员和物资转移出去后，我带着70人的教导队最后撤出黎川，退到六十里的溪口。黎川就是这样失守的。从我接受任务回黎川到撤出黎川这八天的时间里，军委没有给我下达坚守黎川的指示，也没有明确的撤离黎川的指示。从军委的意图看，是不想丢失黎川的，因为当时的口号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丢失一寸土地”，可是，由于主力部队分离作战，全部分散在外，黎川事实上是无力坚守的。9月25日，军委发现敌人疾进黎川时，才急令东方军立即结束东方战线，集中泰宁准备出西北迎敌。东方军自延平、将乐、顺昌前线撤回泰宁时，已是10月初了。在这期间靠我70人的教导队顶住敌人三个师的进攻，如何有可能呢？或是被围歼消灭，或是撤退待机，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我作出了后一种决断。我个人认为，黎川失守是不得已的，失守的原因当归之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一书中，谈到东方军入闽作战这一段历史时说：在这次战役中，我们夺取了大片地区，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并以停火而结束；从纯军事角度来看，当然是一次胜利，可以说是达到了既定目的。但是另一方面，蒋介石趁我北线主力暴露之机，将碉堡工事沿盱江继续向南一直修到南丰，出其不意地占领了黎川……中央红军不得不以急行军的速度救援告急的北线。这样，蒋介石为第五次“围剿”夺得了有利地位，而我们在福建的优势也因此丧失了。这一段话，是颇能说明问题的。李德此时刚刚来到中央苏区。以后他担负了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工作，他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相结合，独断专行，军事上瞎指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他的《中国纪事》一书，采用了歪曲事实，混淆是非的手法，污蔑贬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为自己的严重错误辩护、开脱。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却也不得不承认黎川失守是由于一些领导者把红军主力东调西调，在军事上指挥失误造成的。

　　本来，在战争中，一城一池的丢失既有它的偶然性，又有其必然性，一般是不可避免的，此乃兵家常事。问题是如何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而调整部署，争取战争的主动权，转败为胜。可是，敌人占领黎川以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们仍旧坚持消极防御方针，拒绝采取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军委急调东方军北上，还是为了收复黎川，“御敌于国门之外”。在10月9日、22日连续部署了硝石、资溪桥战役。军委开始命令我到资溪指挥地方部队，分向东、北两个方向开展游击战，阻、扰敌人前进。后来，又让我指挥十九、二十两个师钳制金溪地域的敌人，以配合硝石、资溪桥战役。结果，由于敌强我弱，血战数日，两个战役均失利，红军遭到很大的损失。10月28日，军委决定成立七军团，“以寻淮洲为第七军团长，萧劲光为政委，指挥十九、二十、三十四师和十军南下独立团”。七军团是我去着手组建工作的，当时战事十分紧张，组建后，未来得及集中即奔赴战场。我率七军团的部分部队奉命向金溪逼进，阻止敌人前进，掩护主力三军团集结进攻黎川。11月11日，我们便参加了彭德怀、滕代远同志组织指挥的浒湾战斗，战斗结束后即离开了七军团。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没有与寻淮洲同志见面，三十四师和十军南下独立团也没有正式编过来，属于我指挥的部队，仍旧是十九、二十和二十一师。

　　浒湾战斗的过程是这样的。1933年11月，敌一个师出资溪沿金溪公路向浒湾移动。军委命令我们归彭、滕指挥，打击这股敌人，军委的战略意图仍旧是，先消灭黎川外围的敌人，再“收复赤色黎川”。我们的任务一是钳制浒湾之敌，二是截断金溪至浒湾的公路，阻敌向浒湾移动，待三军团赶到后，再一举消灭。11月11日，我十九、二十师进入阵地。十九师配置于北面高山地区，箝制浒湾敌人并准备与处于东、西、南三面的三军团形成合围，其余部队占领浒湾东北方向约十里路的八角亭一带阵地。粟裕同志率二十师在一面，我率几百人在另一面。敌人的这个师先期到达，我们当即与敌展开激战，将敌人阻止在一片森林地带。战斗过程中，粟裕率部队主动出击，缴获了敌人的机枪等战利品。次日晚，三军团主力赶到从东南方向包围了敌人。三军团赶到指挥部没有通知，直到第三天拂晓，我们听到枪声激烈，估计是三军团主力赶到，才立即主动配合，向敌人发起攻击。战后得知，彭德怀同志因感冒不能指挥，这场战斗是由彭雪枫同志指挥的。由于敌人已经在森林里构筑了工事，三军团的主攻没有奏效，伤亡700余人，无力再进行突击。敌人将我主攻部队击退后，终日用飞机对我阵地轰炸。到了晚间，守卫浒湾的敌人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出来接应。被围的敌人也集中力量向我防御阵地突围，我们的部队也伤亡了300人。粟裕同志的一个师摆了个长蛇阵，在宽大正面上阻击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敌人突出包围圈，打通了去浒湾的道路。

浒湾战斗的失利又一次说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采取冒险主义的进攻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战术，必然是处处碰壁，使我军陷于被动的地位。然而，“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不是从这些失败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改变这种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而是丝毫听不得不同的意见，对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一大批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和斗争。浒湾战斗以后，这种斗争扩大到军队中，我则是首当其冲者。

　　所谓“反军队中的罗明路线”

　　凡是在中央苏区工作过的老同志，对当时反罗明路线的斗争都是记忆犹新的。这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在政治上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在组织上推行宗派主义的恶果。何为“罗明路线”呢？罗明同志是福建龙岩人，我在闽西工作时，他是闽粤赣省委的负责人之一。1933年初，临时党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博古等同志路过福建永定的时候，检查了闽西的工作，时罗明同志任省委书记。博古等同志从“左”倾教条主义出发，看到罗明同志把战场布置在苏区内地，坚持诱敌深入，打游击战，而不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便抓住这个“典型”，说成是“退却逃跑”，是“右倾机会主义”，是路线斗争，称之为“罗明路线”。这场斗争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泽东同志的。从1931年的赣南会议开始，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进行打击。在打赣州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又提出过不同意见，反对打敌人重兵防守的中心城市，因而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又对毛泽东同志进行打击，称之为“右倾机会主义”。他们不仅打击毛泽东同志，还打击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反对他们“左”倾冒险主义的一批革命同志。而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实质就是反对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这场斗争先是在闽西，后来在赣南，先在地方，后在军队开展起来了。

　　浒湾战斗后，方面军总部和军委以战斗失利为名，本想加罪于彭德怀同志，但慑于彭德怀在军队中的威望，又没有直接指挥这次战斗，所以就移罪于我，当即下令撤了我的职，调往建宁总部审查。以后，总部派彭德怀调查战斗失利的经过。彭德怀调查的结果认为，责任不在我，并向总部作了说明。可是，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为了推行其“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方针，必须在军队中开展反对“右倾逃跑主义”的斗争，借反“罗明路线”的斗争，继续强行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根据这一斗争的需要，虽然彭德怀同志调查说明我并无责任，但“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们仍然不放过我，于是又反过头来抓黎川失守问题。因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们坚持要把战场摆在黎川西北，“御敌于国门之外”，而我却提出要诱敌深入至资溪、泰宁一带打游击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又没有坚持硬拼，而将部队撤出了黎川，这就构成了他们反“罗明路线”所需要的右倾逃跑主义的口实，于是，我便成了“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者。

　　我被撤职送往建宁的当天晚上，前总的一位负责同志接见了我，给了我一份《铁拳》，我一看，是《反萧劲光机会主义专号》，上边刊载着顾作霖等三位同志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叫《反对红军中以萧劲光为代表的罗明路线》。很显然，这就是当时给我的问题确定的性质。看了文章，我感到有许多说法与事实不符，心里很不是滋味。事情还未弄清楚，问题却已经定性了，我向这位负责同志进行了申辩。这位负责同志说，“虽然事实有出入，但是党已经决定在军队中开展反对以你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以教育全党，你应该服从党的决定。”我说：“如果不讲事实，如果是这样的说法，我还有什么话可讲呢？”以后便再也无人找我谈话了。

　　在建宁进行“审查”之后，我即被送往瑞金。到瑞金后，第一次参加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就开展了对我的斗争。会议的内容是“反萧劲光机会主义”，由博古作报告。报告的内容与《铁拳》上文章的内容完全一样，有些地方更加扩大化，并提出“打倒蒋介石的走狗萧劲光”等等口号。以后，又在全军上下，运用报刊、漫画、演戏等各种形式，开展对我的批判斗争。后来，博古告知我，“党决定要公审你”。这样，在瑞金近一个月的时间，未经初审，便召开了公审大会。

　　1934年1月6日上午11时，由最高法庭组织的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对我进行了公审。参加者有红军各部队，中央一级及各后方机关的代表。主席宣布开庭后，由书记读控告书。控告书以黎川失守为主题，而浒湾战斗则以“丢伤兵”为罪名。我不禁疑惑，从黎川失守到浒湾战斗，先后一个半月的时间，并没有追究我的责任，而是让我去组建七军团，我的撤职查办的罪名是浒湾战斗的失利，何又以黎川失守为主题呢？控告书读毕，问我有什么意见。我答辩说：“我手上的兵都被调走了，敌人是一个军三个师，我只有70人的教导队，怎么能守住黎川呢？再说也没有任何人让我死守黎川。我守到差不多被敌人包围的严重情况下才带部队撤出，这有什么错呢？”这时原告问我：“为什么不发动群众？”我说：“省委、省政府都撤走了，我靠什么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赤手空拳怎么对付得了那么多的武装敌人……”至于丢伤兵的事，控告书指责我在八角亭战斗后，没有派部队护送伤员，以致让敌人俘去一批伤员。事实是这样的。八角亭战斗我们伤亡了300余人，我派周子昆师的一个营护送这300余伤员经过敌占区去后方根据地。途中遇到敌人袭击，有十几名伤员掉队，而其他大部分伤员在我部队的掩护下，安全到达后方根据地。这个罪名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我说明情况以后，会上喊口号的群众也没有原先那个劲头了。就这样宣布公审结束，开除党籍和军籍，判五年徒刑，无上诉权。

　　由于公审时的主要内容是黎川失守问题，所以不少同志至今仍以为我是黎川失守后被撤职的。当时，确定开展对我的斗争，不在于黎川还是浒湾的一次战斗的失利，而是党内反罗明路线斗争的需要。当时受打击的并不是我一个人。众所周知的“邓、毛、谢、古”，这是“四大”；据李井泉同志讲，还有“四小”，就是萧劲光、陈正人、李井泉、余泽鸿。他们还把当时在军队中的一些政治委员，如罗荣桓、滕代远等同志都撤换了。打击这一大批同志的目的，是打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以压制党内、军内拥护毛泽东同志，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同志。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有一段话，黎川失守要问罪萧劲光，“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军事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同罗明和萧劲光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尽管李德有意进行渲染，但从反面也颇能说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借反“罗明路线”，来达到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实质。这种在党内斗争中采取旁敲侧击，任意罗织罪名，曲解事实，甚至不惜“移花接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完全违背了我党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给我党所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

　　公审判决以后，我被关押起来。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派贺子珍同志前来探视。贺子珍转达了毛主席的话，大意是，黎川失守是“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造成的，你应该撤退，做得对。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后来我听说在决定处罚我时，有的人主张杀掉我，毛泽东同志坚决不同意，王稼祥同志几次拒绝签字。我被关了一个月后，在2月初的一天，一位负责同志找我谈话，让我到“红大”当教员。可以说，我得以释放，能活到今天，是毛泽东等同志同“左”倾教条主义者坚决斗争的结果。如果没有中央这些领导同志的保护，在红军离开中央苏区长征时，根本不会留下我这个“罪犯”，很可能杀掉了。我是一个幸存者。当时，多少好同志受打击，多少好同志被错杀啊！1942年延安整风时，我党深刻地总结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严重损失和惨痛的教训，并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遭受迫害的同志恢复名誉，对我的错误处理也在遵义会议后得到了纠正，七大以前在审查代表资格的时候，中央为我作了公正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