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民间戏剧六十年 |
盛 义 贵州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培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贵州民族文化。明清以来，经历“调北征南”和“改土归流”，贵州与中原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滇桂文化融会贯通，形成了多元化的贵州文化。
由于“鬼方好巫”，巫教等原始宗教在贵州民间盛行。自明代以来，汉、苗、布依、土家、仡佬等世居民族中，就流传着依附于民间原始宗教活动的傩戏和阳戏。地戏和花灯也随着屯田军士和移民的到来，在贵州逐渐扎下根来。清代末期，出现被称为“本地戏”的贵州梆子。光绪年间，王石青等人吸收了贵州梆子和贵州弹词的音乐唱腔，融合贵州地方音乐，创立了贵州琴书联曲体音乐形式，在贵阳成立“三友社”演唱，被称为文琴戏。
在汉族戏剧影响下，在少数民族聚居的黔东南和黔西南，诞生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戏剧—侗戏和布依戏。
民国期间，随着外地戏剧艺术的传入，加之与邻省艺人的交流，以歌舞为主的贵州花灯逐渐增加了如《红灯记》《槐荫记》《还魂记》和《五鼠闹东京》等戏剧节目，出现了“灯夹戏”和“戏夹灯”的演出形式。演出场所也由院落场坝搬上戏台，被称为“台灯”，成为贵州的一个地方剧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花灯戏和文琴戏的发展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文琴戏更名为黔剧，偕同新兴的花灯剧，成立了职业剧团，成为贵州新兴地方剧种，是为全国地方戏曲中的两个年轻剧种。贵州梆子由于没有职业演出团体，加之观众群体稀少，传承链出现断裂，于20世纪60年代自然消亡。与新兴的花灯剧相比，贵州民间的花灯仍保留了原有的特色，一直活跃在农村广袤的天地之间，深受汉、苗、侗、布依、土家、仡佬等民族群众的喜爱。
贵州民间戏剧没有职业表演团体，各剧种戏班演员均为农民，一般逢年节农闲时才有演出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民间戏剧十分重视，文化主管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利用文化馆对当地民间戏剧活动进行辅导，组织会演，搭建交流平台，对民间戏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拟对现仍以业余方式活跃在贵州农村的花灯、傩戏、阳戏、地戏、侗戏、布依戏60年的发展历程作一个概略的回顾。
一、建国17年贵州民间戏剧发展回顾
1949年11月，贵州解放。面对国民党留下的经济衰败、文化不振的烂摊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接管，着手恢复经济和文化事业。
在农村，各族劳动人民在解放军战士的带动下，满怀热情，积极参加唱翻身歌、演翻身戏、跳翻身舞等活动。“要翻身，要翻心，要从头翻到脚后跟”，这就是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发出的强烈呼声。各地花灯班积极配合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法令、政治运动和中心工作，编演了大量具有新时代内容的花灯剧。如：《赤叶河》《白毛女》《生死恨》《共产党来到》《斗争地主》《自由结婚》《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布依戏也编演了《光荣应征》《三妹回娘家》《兄妹学文化》《三月三》《人往高处走》等一批反映新生活的剧目。
1951年在安顺县土改胜利庆祝大会上，地戏《尉迟恭双夺二女》登上了县城的舞台，受到当地文化主管部门的重视。同年12月，委派安顺地戏赴重庆为“西南区第一次戏曲工作会议”演出，重庆的《观众报》记者采访了地戏艺人龙树奎，并撰文介绍地戏。
按照中共中央西南局文教部的指示，中共贵州省委十分重视本地戏曲及少数民族戏曲的建设和发展，1952年秋，贵州省文化局成立，开展了重点对民间戏剧的源流、沿革和剧（曲）目的调查、整理和研究工作，编印了《独山花灯小调》和《贵州花灯曲调集》等资料。
1952年，道真仡佬族傩戏《山王图》到贵阳参加文艺会演，获二等奖。
1953年10月，全省第一届文化馆工作会议召开，传达了文化馆站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并确定了发展计划。全省各地根据中央对文化馆提出的“面向农村，面向生产”“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和“时事政策宣传、识字教育、文娱活动、普及科学卫生知识”四项任务积极开展工作。从1953年起，几乎每年都有县、地（州）、省级的文艺会演。在历代会演节目中，都有许多民间戏剧节目参加演出，如阳戏《打菜》《亲人、熟人、生人》《陶沙算命》《逛新城》《离合情》等新剧目。
时代变迁给贵州花灯带来了发展机遇，同时也打破了花灯200年来旦角男扮女妆，男女不同台的陋习。独山县基长区上道乡新民村的罗天兰，拜著名老艺人石玉成为师，成为独山花灯传统节目《踩新台》《打头台》中的第一个女“干妹子。”1955年，在独山县的民间文艺汇演中，得到党政军领导和观众的好评，
1956年，贵州省社会文化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年3月召开的全省第二次文化工作会议提出：“这一时期的农村文化工作应围绕着以发展农村俱乐部为中心来进行”。据1957年统计，全省俱乐部发展到4157个。为了指导以农村俱乐部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活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各地文化馆做了大量的组织辅导工作。省文化局编辑出版《农村俱乐部》刊物，省群众艺术馆供应大量的文娱宣传资料和培训大批文艺骨干。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活动阵地可谓百花盛开，春色满园。在1953年和1956年举行的两次全省性业余文艺会演，对发掘、繁荣和发展贵州民族民间戏剧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1956年全省第二届工农业余文艺会演中，花灯《红军灯》和阳戏《打菜》获创作一等奖和表演一、二等奖。翌年赴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音乐舞蹈会演。
1956年11月，省文化局召开了第一届剧目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大力挖掘、整理地方戏曲。”省戏剧工作室着力对花灯艺术的搜集、挖掘和创作方面开展工作。经收集整理的资料有：黔东南、黔北、黔东等地区的花灯资料4集，曲牌800余；整理出版的花灯传统小戏1集。在此时期，独山花灯借助《蛇郎》《借罗衣》等剧目声名鹊起。《蛇郎》被贵州省花灯剧团改编成《七妹与蛇郎》于1960年上演，深受观众喜爱，成为贵州花灯剧的保留剧目之一。根据侗戏《珠郎娘美》改编的《秦娘美》成为黔剧的经典剧目。
贵州少数民族戏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进入繁荣兴旺的新阶段。
1956年8月，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安龙县龙广布依戏班以布依戏《六月六》参加庆典。10月，兴义县巴结布依戏班的《玉堂春》参加省首届工农业余文艺会演，女演员王安秀获表演一等奖，这标志着布依戏进一步成熟，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与欢迎。布依戏《玉堂春》在省得奖后，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应，布依戏班活跃了起来。1958年前后，巴结、马鞍营、路雄、八达、乃言等地布依戏班分别赴广西隆林、田林等地演出，演出活动比较频繁。
1956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同时举行全州第一届民族文艺会演。从江县代表队演出侗戏《珠郎娘美》，榕江县代表队演出侗戏《三郎五妹》。同年，从江县二区龙图乡俱乐部对优秀传统侗戏《珠郎娘美》进行改编，在上下句唱腔基础上，增加了源自侗族大歌和琵琶歌的歌腔和哭腔。在贵州省第二届工农业余艺术会演中，获一等奖。
1957年，黎平、榕江、从江三县在榕江县举行民族文艺会演。黎平县代表队演出侗戏《粮食问题》，榕江县代表队演出侗戏《华团阮堕》，从江县代表队演出侗戏《美道》。
1958年7月，文化部在云南大理召开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会议期间，由黎平、榕江、从江联合组成贵州侗戏代表队，排演《珠郎娘美》进行汇报演出，受到与会者的热烈赞扬。随后又将该剧拍成新闻记录片在全国放映，受到好评。同年，榕江县车江俱乐部以现代生活为题材编写了52个侗戏。黎平县黎平寨俱乐部也创作了30多个反映现代生活的侗戏。从江县龙图乡老戏师梁普安、梁玉中，高增公社老戏师吴云溪也先后编写反映现实生活的新侗戏《留粮四百七》《张老三转变思想》《婚姻法》《十月革命》《上民校去》等。
1957一1958年，全省社会文化活动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动人景象。省群众艺术馆和黔东南、黔南两个自治州文艺研究室及各县文化馆的干部，跋山涉水，深入苗乡侗寨，搜集和发掘了大量的民族民间文学艺术资料，并对当地民间戏剧活动进行辅导。
1958年—1959年，贵州省文化局、中国音协贵州分会、中国剧协贵州分会先后组织工作组，深入侗族村寨调查侗戏，并辅导各地民间侗戏班。共收集传统剧目26个，现代剧目17个。其中《珠郎娘美》一剧前后共搜到7种版本。1960年1月，经整理的汉译本《珠郎娘美》在《山花》杂志上发表，后被选入中国剧协主编的《各民族戏剧选》丛书，这是侗戏文学史上第一个公开出版的侗戏剧本。
1959年，榕江县侗戏实验剧团成立，1960年，黔东南州第四届文艺会演在剑河举行，榕江县侗戏实验剧团排演的侗戏《危险的道路》出席会演，获一等奖。
1959年全省文艺会演中，天柱的《打菜》、绥阳的《龙王女》、铜仁的《猿猴配布》等阳戏剧目参加了演出。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期间，由于方针政策上的失误，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社会文化活动逐步走向低潮，许多活动也都停止了。1960年后，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农村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对国民经济实行“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贵州社会文化工作贯彻执行了中央提出的“让路” 与“开路”（即文化上必须给生产让路，思想上要为生产开路）的指示，对社会文化事业机构进行调整。一批县级戏剧表演团体相继撤消。如：成立不到一年的榕江县侗戏实验剧团因调整而撤消。
由于在经济、政治及文化方面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国民经济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贵州民间戏剧活动也因此有了赖以恢复和发展的基础。1963年4月召开的全省文化馆、图书馆馆长会议上，就大力开展农村文化工作、更好地为农村生产服务进行专题讨论。
1964—1965年，榕江县文化馆把现代小戏《送肥记》《新媳妇》移植成侗戏，创作现代小戏《奴救赖》。
1964年，黔东南州第五届民族文艺会演在凯里举行。从江侗戏《嘎吴办夜校》获一等奖。
1966年春节期间，榕江县三宝乡举行民族文艺会演，车江一大队侗戏班移植演出《三世仇》。
20世纪60年代，独山花灯新作层出不穷，继《蛇郎》《借罗衣》后，《宝锄》《龙江颂》等新创剧目演遍全省，广受观众喜爱，表演技艺日臻成熟。
二、十年动乱期间的贵州民间戏剧状况
文革期间，贵州民间戏剧惨遭摧残，戏班被强制解散；戏师被打成宣扬封资修的牛鬼蛇神；面具和戏装被视为“四旧”，戏剧抄本被付之一炬。民间戏剧活动处于停顿状态。在随后的10年中，年轻人耻于学习民间戏剧。由于没有人愿意、也不敢学戏，戏师传承的年龄结构出现了断层，直接导致了如今青黄不接的现象。
在侗戏流传地区，因受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惠及，侗戏创作演出并未完全停止，有些侗戏班改为文艺宣传队，如黎平茅贡乡文艺队创作演出了《抓丁仇》；黎平县文工队创作演出了《火山口》《护林哨兵》等。1970年京剧“样板戏”传入侗乡，侗戏开始移植演出“样板戏”。榕江县文化馆将《龙江颂》《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剧片段移植成侗戏，黎平县文化馆将《沙家浜》片段移植为侗戏，参加当年黔东南州组织的三县片区文艺调演。1976年贵州省黔东南州举办片区文艺调演，东三县在从江举行。榕江县代表队演出移植样板戏《龙江颂》；从江县代表队演出《杜鹃山》和创作剧本《三路口》，建制队（龙图侗戏班）演出新编侗戏《插牌》和《高山劲松》；黎平县代表队演出新编剧目《春潮滚滚》。同年７月，榕江县代表队移植的样板戏《龙江颂》片段，参加在凯里举办的全州第八届文艺会演。
移植演出样板戏，使侗戏演员接触到不同的表演艺术，从而丰富了侗戏的表演技法，为以后进行的侗戏改革奠定了基础。
三、改革开放30年期间的贵州民间戏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贵州民间戏剧重获新生。各地戏班纷纷恢复演出活动。传统剧目重新出现在乡村戏台。榕江县车民乡侗戏班恢复上演传统侗戏《珠郎娘美》；从江县龙图宰门侗戏班上演《毛洪玉英》和新编历史侗戏《岳飞抗金》，腊水顺和班上演侗戏《刘高》，腊全仁和班上演传统侗戏《梅良玉》，贯洞迫举侗戏班上演侗戏《金汉》。同年，黎平县民族文工队排演侗戏《珠郎娘美》，并由自治州文化局安排到锦屏、天柱、凯里、雷山、榕江等县、市演出。
布依族聚居地区的县、区、乡、村利用节日和农闲时间，举办了布依戏调演或会演活动达37次之多，参加演出的布依戏剧目场次计142次。同时国家还拨给部分专款用于添制戏装、道具和乐器等。
省文化厅于1980年1月、1980年4月、1982年6月连续召开了3次全省性文化工作会议。中共贵州省委和省政府对这几次会议非常重视，并对会议起草的《关于进一步贯彻中央[1981]31号文件精神，切实加强农村文化工作的报告》，以省发[1982]30号文件批转各地贯彻执行。全省文化工作者对中央提出的“加强领导，积极发展，因地制宜，量力而行，讲求实效，稳步前进”的农村文化建设方针和社会文化工作的三项任务有了进一步认识，使全省社会文化工作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通过1981年7月和9月在惠水举办的“六月六”布依族歌节和在黄平举办的苗族“九月芦笙会”，对全省民族民间文艺活动起到了广泛的促进作用。
这一时期，贵州民间戏剧发展的亮点在于，一批从事文艺工作的专业人员深入到村寨，在向当地民间艺人学习的同时，对业余戏班进行辅导和帮助。
专业文化工作者的积极参与，使民间戏剧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和音乐，为戏曲工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对侗戏的传统模式进行大胆的改革创新，革除了传统侗戏台本篇幅冗长，人物、场次过多，道白重复，结构松散的弊病，注重人物刻画、情节紧凑、冲突集中，发挥了传统侗戏故事美、唱词美的特点，使侗戏台本创作迈上一个新台阶。在唱腔方面，根据剧情发展和塑造人物的需要，突破了传统侗戏上下句结构的平板唱腔，将旋律优美的侗歌引入侗戏，极大地丰富了侗戏音乐的表现力。在表、导演方面，改变了传统侗戏“一句一过门，一句一换位”走
“∞”字绕台的单调表演程式，根据剧情和人物性格进行动作设计和舞台调度。舞台美术上，根据剧情，营造舞台场景。在剧本的体裁、结构和音乐唱腔、舞台表演等方面，都有成功的突破。一些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剧目相继出现，如普虹的《丁郎龙女》《抢秀才》，吴定国的《善郎娥美》《孤独的王乔星》，梁维安的《争奶》《送礼》，吴国春的《芒隋流美》等。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有可贵的创新。
1984年7月，从江县民族文工队演出的侗戏《蝉之歌》，应邀到贵阳为全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一届年会演出，受到好评。同年8月，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届侗戏调演在黎平县举行，黎平代表队演出了吴定国编剧的《善郎娥美》，榕江代表队演出了普虹整理改编的《丁郎龙女》，从江代表队演出了梁维安编剧的《送礼》和《三媳妇争奶》，天柱代表队演出了陶光弘编剧的《春花月夜》等新编剧目。同年9月，贵州省文化厅在贵阳举办首届少数民族戏曲观摩研究演出，黎平、从江、榕江三县分别到会演出了《善郎娥美》《丁郎龙女》和《送礼》。同年10月，黎平县民族文工队演出的《善郎娥美》应邀到广东怀化、湖南通道、广西三江、龙胜等地演出，深受欢迎。同年11月，榕江县鼓楼文化站侗戏队演出的《丁郎龙女》，赴昆明参加全国少数民族剧种录像观摩演出，荣获剧目演出奖。
1984年5月，黔西南州文化局和州民委，组织部分戏师和剧本创作人员，将布依族民间叙事长诗《金竹情》改编成布依戏剧本，又对传统故事《罗细杏》剧本进行重点整理和加工，强化剧情内容和表演艺术。1984年10月，经省、州专家指导的布依戏传统剧目《罗细杏》赴云南昆明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戏剧观摩录像演出，获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剧目奖，授予“孔雀杯”奖杯。1988年5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戏曲长河》摄制组选录了布依戏《打加官》《胡喜与南祥》《一女嫁多夫》（又名《看山穿》）《武显王闹花灯》等剧目的选场。
1986年，《中国戏曲志·贵州卷》编纂工作正式启动。省文化厅对全省民间戏剧进行了拉网式的普查。在对黔北傩戏的调查和录像中，当地一些政府官员尚还心存疑虑，生怕被扣上宣传封建迷信的帽子。而傩戏艺人却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通过收集整理，一批优秀的傩戏剧目从繁琐的傩仪中剥离出来，如《骑龙下海》《山王图》《安安送米》等被收录进《中国戏曲志·贵州卷》，《骑龙下海》一剧录像被中国艺术研究院收录。
1986年法国巴黎艺术节和西班牙马德里艺术节特邀安顺县蔡官地戏演出队出席表演地戏折子戏《三擒三放》，观众人次达8万余人，给予极高的评价。地戏从中国的边远山村走向了世界，自此声名大噪。安顺地戏的独特性和唯一性广受海内外人士关注。20世纪末，安顺地戏曾造访法国、西班牙、韩国、日本、新加坡，多次到香港、台湾、北京、上海演出，深受欢迎，被誉为“中国戏剧活化石”“中国戏剧历史博物馆”。
20世纪80至90年代，独山花灯出现了《春归校园》《哥笑了》《金鸡常鸣》等一批获省级奖项的剧目。1996年10月，美、英、德、日等驻华使节和新闻官员到基长镇考察，观看了民族小学学生表演的花灯节目。2000年10月，央视“夕阳红”“多彩生活”栏目录制了“独山地灯”演示教学节目，在央视一、三、四套同时播出；1999年中央电视台“九州戏苑”到基长镇基高村；2002年4月，贵州省电视台到该镇东升村、解放村录制传统花灯《打头台》《踩新台》节目，并分别在中央电视台、贵州省电视台播出。
从2000年至2002年三年时间，独山花灯共获3项国家级、6项省级、7
项州级奖。2000年8月，中老年花灯舞蹈《地灯秧歌》获国家级金奖和民族特色奖。2001年，花灯小戏《乡村教师》获第十一届群星奖银奖；花灯说唱《残汤宴》《追鸡》获省第六届曲艺调演一等奖和优秀奖。独山县自2002年起连续举办三届“中国·独山花灯艺术节”，暨“贵州独山花灯艺术研讨会”。研讨会收到论文20余篇，评述了当代独山花灯的现状，探讨独山花灯的继承和发展，对贵州花灯的繁荣与发展，有着积极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投身于打工潮。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电视机在农村的普及，人们在文化娱乐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民间戏剧的观众群体急剧萎缩，一些民间戏剧艺人年事高迈逐渐退出舞台，戏班后继乏人的矛盾凸现出来，贵州民间戏剧活动日渐衰微。为了保持民族文化的多元化，促进民间戏剧的发展和传承，文化主管部门采取了奖励先进和创建民族艺术之乡等激励办法。如：独山县被国家文化部授予“全国文化先进县”的称号，命名独山县基长镇为“花灯之乡”、黎平县茅贡为“侗戏之乡”、册亨县乃言为“布依戏之乡”、安顺蔡官为“地戏之乡”等一批国家级和省级民族艺术之乡。
在加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后，党和政府加大了对民族民间艺术的保护力度。2006年，思南花灯、德江傩戏、安顺地戏、侗戏、布依戏被列入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家目录。2007年，侗戏、思州傩戏、福泉阳戏、思南花灯、德江傩堂戏、布依戏、安顺地戏列入第一批省级目录。2008年，省政府公布了贵州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天柱阳戏、花灯戏（普定、独山、黔西、福泉、花溪、遵义、余庆、石阡、印江）、道真仡佬族傩戏、思州喜乐神、镇远土家族傩戏、蓬莱地戏、长顺马路屯堡地戏名列其中，并有一批民间戏剧艺人被命名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004年以来开展的“多彩贵州”系列宣传活动，为贵州民间戏剧搭建了良好的展示平台。2004年和2006年中国安顺黄果树瀑布节开幕式文艺演出都有地戏参加演出。2006年黄果树瀑布节期间，由贵州省文化厅、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安顺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普定县委、普定县人民政府承办的贵州省首届花灯大赛在普定隆重开幕。来自9个地、州、市的15个各具特色的花灯歌舞节目、13个不同题材、风格迥异的花灯小戏和320名民间花灯艺人在舞台上尽显风采。大赛分花灯歌舞、花灯小戏和民间花灯王3个类别进行，各参赛队通过3天的角逐，评选出花灯歌舞金扇奖1名，；银扇奖2名，；彩扇奖3名；优秀奖若干名。花灯小戏金灯奖1名；银灯奖2名；彩灯奖3名；优秀奖若干名。民间花灯王“民间花灯王奖”4名；鼓励奖若干名。
通过宣传展示，贵州民间戏剧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2007年6月7日安顺九溪地戏表演队作为代表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唯一的一支演出队，在文化部主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珍稀剧种的展演上，与来自全国另6个省的演出队同台表演，所演剧目《四马投唐·三鞭换二锏》以精湛的技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赢得了专家和观众的高度赞誉，获得了“文化遗产日”奖。
2009年3月16日，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独山花灯合唱团演唱了《开财门》《梅花》《干哥干妹踏青来》《踩新台》《牵牛郎郎要接亲》等5首花灯歌曲，风格上涵盖了贵州南北路花灯艺术的精华。婉转动听的唱腔、浓郁的乡土气息、布依族的原生态神韵、灯戏兼容的独特魅力，赢得了金色大厅里经久不息的掌声。
四、未来与展望
纵观贵州民间戏剧60年的发展，与党和政府的扶持和引导是分不开的。60年风雨历程，不同的社会经济的运行态势和不同的政治环境，导致了贵州民间戏剧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的差异。繁荣与衰退交替出现，尤其是10年浩劫对贵州民间戏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贵州民间戏剧是人民群众在节日期间自娱自乐的业余性演出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大众化的自发性社会文化活动。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扶持引导，不定期的会演和比赛，为民间戏剧演出活动搭建了一个交流平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戏剧的发展。
近年来，党和政府加大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贵州民间戏剧相继进入国家级和省级保护目录。贵州民间戏剧通过各种方式，尝试解决自身生存发展的难题。安顺地戏结合当地开展的民俗旅游，进行商业化演出。独山则以花灯表演作为开发旅游经济的促进手段。这种市场化的运作，是谋求当地民间戏剧传承发展的一种手段，其效果有待时间的检验。
在老一代戏剧工作者先后退休后，基层文化馆、站出现专业人才匮缺的现象，文化馆、站呈现功能弱化的现象。对民间戏剧班社的辅导活动基本处于停顿，剧目创作也无人顾及，民间戏剧班社无新戏可演，出现“老演老戏、老戏老演”的尴尬局面。贵州农村现有的民间戏师，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大多为小学毕业，对新剧目的创作力有未逮，只能编写一些时政宣传的小戏，如《计划生育好》《退耕还林好》等一类剧目，无法创作出能真实反映当代农村现实生活的优秀剧目。戏班搬演的传统剧目，由于年代久远加之远离现实生活，对如今农村青年而言如同嚼蜡，毫无吸引力，这也是造成民间戏剧观众锐减的重要原因。
如今世界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强，我国正处在与世界全方位、深层次接轨的变革转型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文化生态环境当然也不例外，出现了多元并呈，横向融合重于纵向传承，商业运作甚于品质追求，消费文化消解精英文化的新特点。民间戏剧作为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如何在新的文化生态环境中生存发展，需要我们以积极、冷静的态度作理性的思考。
戏剧是综合性很强的舞台艺术样式。文化生态环境的多元化趋向导致戏剧艺术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新兴娱乐方式的日益增多，再加上主观上大众审美趣味的多样化发展，在文化消费的选择中，观众越来越理智，越来越谨慎，越来越具有个性。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某种或某些艺术形式来统领大众精神文化生活都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民间戏剧在文化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自身发展滞后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艺术创新滞后于大众不断增长的新的文化需要。无论是为了顺应变化了的文化生态环境以求自身的生存，还是为了顺应社会与时代的发展更好地为大众服务，民间戏剧都必然也必须经历一次全面而深刻的变革，需要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变革发展的目的是让民间戏剧能更好地顺应文化生态环境以及时代的变革发展，更好地满足大众不断增长的新的精神文化需求。
（本文转载《艺文论丛》2009笫三期）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戏曲志·贵州卷》 中国ISBN出版中心
2002年
《贵州省志·文化志》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年
《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发展史》
王文章主编 学苑出版社 2008年
《贵州花灯史话》 王希古等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7年
《贵州侗戏志》
黔东南州文化局 1985年内部出版
《贵州戏曲现状调查》（2006文化部重点课题《中国戏曲现状调查》之子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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