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英 雄 无 声 （3）

一，        华东局主导的对台工作及台海战役的最后流产

1949年6月，中央军委指示，由华东局主持的敌后情报，策反，党组织及敌后群众工作都必须围绕着即将到来的台海战役予以加强。

为此，华东局在扩权后以加强工作的名义提出了解放台湾后台湾省政权的组成人员：舒同为中共台湾省委第一书记，刘格平为省委副书记。当时，台湾解放后的省委、省政府各部厅、地委、县委的领导班子都已经组建，并集中进行了有关台湾知识、政策的培训。

据有关文献介绍说，当时选中舒同，首先因为他是一个有军事经验的政治工作干部，既参加过红军长征，又长期领导白区地下工作。其次，他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书法自成一家，预期在台湾可以起到统战作用。选中刘格平，因为他是回族干部，长期从事民族统战工作，派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台湾能够胜任。为什么由山东根据地干部来组成台湾省委，除了因为负责进攻台湾的是山东过来的第三野战军外，山东渤海区也是唯一一个临海的中共主要根据地，拥有从汪伪军接管过来的成立最早的海军支队。

实际上，舒同是有长征资历的“马背书法家”不假，拿来担任台湾第一把手的理由就有点牵强。刘格平是回族，但台湾并不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那里九成以上的人民都是汉族，当地的少数民族主要是阿里山上的高山族，阿雅族，黎，苗族，信仰习俗与回教风牛马不相及。倒是安排由第三野战军的发源地山东省的老区干部来接管台湾，确实反映了当年普遍依靠北方南下的干部掌管地方工作的政治生态 --- 但这必须要建立在军事斗争胜利的基础上的。解放军一天不踏上台湾岛，在上海的“中共台湾省委”就只能隔海遥控。

而1949年在台湾，以蔡孝乾为首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已经积极开展了好几年的工作，建立了相当规模的核心和外围组织，副书记张志忠甚至已主持在台湾中部山区建立了一块武装革命根据地。

当时，在革命队伍内部，一些政治水平不高的干部实际上已经开始利用各种机会争夺革命胜利的果实。在敌后工作的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生活上也开始腐化堕落。据历史资料揭发，蔡孝乾占用党的经费，生活西化，还公然与自己14岁的小姨子马雯鹃同居，在党内影响很坏。

今天翻看史料，似乎当年海峡两岸参与对台工作的大部分中共干部都迷信毛主席用兵如神，期望着人民解放军能以泰山压卵之势，在一夜之间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大势已去的蒋家那点不值一提的残兵败将打个稀巴烂，全面接掌江山也个只是个时间问题。在上海的那些以为台湾即将到手的“接收大员们”，更没能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加强内部团结，充分发挥台湾省工委在当地已经建立的基础，在“分化台湾敌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外结合”的地下斗争战线上取得任何成绩。

相反，许多令人难以理解的违纪莽撞现象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接二连三地出现，内部混乱的后果是致命的：中共台湾省工委被垂死挣扎的国民党情治部门顺藤摸瓜，轻易地连锅端掉，中共高层几年来在台湾布下的情报网络也随着吴石将军的被处决而销声匿迹。

 隐蔽战线上的全面失利，对台海战役总体决策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敌情不明，攻台战役只能一拖再拖。1950年５月１７日，第三野战军前委发出了《保证攻台作战胜利的几点意见》，并成立了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以3个兵团、12个军，共50万人的兵力，投入对台作战准备。后来又为增大对敌优势，加到16个军。即使如此，面对因缺乏情报来源而变得陌生的对岸，粟裕还是认为应重视金门失利的教训，提出：“攻台作战如无绝对把握，不仅不应轻易发起，而且宁愿再推迟一些时间”。

机会稍纵即逝。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台海形势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台海战役流产，中共从此失去了军事解决台湾问题的第一个机会。

五，蔡孝乾和他领导组建的中共台湾省工委

现在的蔡孝乾为当然为千夫所指，因为历史已证明他是个真正的叛徒。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因为他的叛变而彻底覆灭，吴石，陈宝仓将军，聂曦上校和朱谌之等烈士因为他的出卖而牺牲。保密局通过他的指认，抓捕了成百上千的台湾共产党人。国民党公开的档案对蔡孝乾的为人也嗤之以鼻，共产党的公开资料则就此不再提及此人。

活到74岁的蔡孝乾在42岁时在台湾被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抓捕后叛变。而如果没有发生这一幕的话，蔡孝乾却无疑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领导者。

蔡孝乾1908年生于台湾彰化花坛乡。他日语很好，但民族意识强烈，痛恨日本的殖民统治，于1924年去大陆学习。1928年4月15日，在沪的几位学生出身的台湾青年人组织了台湾共产党，蔡孝乾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前往台湾建立支部。

1928年11月，蔡孝乾因路线的分歧，被日本共产党领导下的台湾共产党开除。1932年到大陆和红四军接上关系，任中央苏区的党委的执行委员。后来参加长征。1938年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负责对日情报和俘虏工作。1941年10月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945年，38岁的蔡孝乾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49年9月30日, 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并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负责台湾党组织的组建。长期在中央工作的经历，使蔡孝乾有机会和几乎所有的中央主要领导人有私交。而当年中央的核心领导人任弼时，还是蔡孝乾在上海时的俄文老师。

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台湾共产党和中共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准确的说是叔侄关系可能要比父子关系更合适一些，因为台湾共产党的上级是日本共产党。最关键的一点是：当时台湾共产党的纲领与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是完全不同的。台湾共产党的纲领是台湾独立，而不是回归祖国。

直接置于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之下的台湾省工委，是在日本宣布投降，台湾从日本手中回归国民党中央政府以后才成立的。由经历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有着台湾本土背景的蔡孝乾来组建中共在台湾的党组织，在当年不能不说是毛主席亲自安排的一步经过多年深思熟虑的好棋。事实上，蔡孝乾当年的表现确实比其他任何台籍干部，包括后来大出风头的谢雪红等人都来得出色和可靠。

1945年8月，中共中央于延安决议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 任命蔡孝乾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趁国民党政府从日本手中接管台湾立足未稳的时机，在台湾组建中共的分支机构。为尽快到台湾发展组织，委托上海台湾同乡会会长李伟光，代办蔡孝乾的入台手续。台湾省工委初期的干部包括简吉、谢雪红、陈福星、张伯显、廖瑞发、林梁材等人。

蔡孝乾遂于1945年9月接受毛主席亲自交代的任务，从陕西延安出发，长途跋涉三个多月，于12月抵达江苏淮安，与当地负责同志中共华东局书记张鼎丞，组织部长曾山见面后，从华东局商调台湾籍干部张志忠等人赴台发展，并委派张志忠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武装部部长。

1946年5月，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在台湾正式成立，蔡孝乾任工委书记，陈泽生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志忠任武装部长（后在1949年10月陈泽生被捕后兼任组织部长），洪幼樵任宣传部长。

1948年5月，蔡孝乾等人潜赴香港，参加由中共中央委托华东局组织的有关台湾工作会议。此刻流亡于香港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负责人谢雪红（当年开除蔡台湾共产党党籍的人）也参加。会上提出台湾人民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台湾有两个前途，一是和大陆同时解放，二是国民党继续盘据。而无论台湾前途如何，均需要中共台湾工委在当地积极地开展工作，为最后解放台湾做好准备。这次台湾工作会议的重大意义之一，是完全废除了原来台湾共产党的纲领，收编了原台共的人马，将台湾党组织直接置于中共中央的领导之下。

根据当时蔡孝乾所作报告，全台湾正式党员已有二百八十五人。此后，从48年5月到49年4月，台湾地下党组织发展蓬勃，正式党员增加到了一千三百多人，如果算上即将入党的同情群众，还得增加两千人以上，如果再加上可以动员的普通群众，例如“高山族”、“三七五减租佃农互助会”和军警等，可以掌握的群众将达五万人。

在这个大好形势下，一九四九年春天，台湾省工委向各级地下党下达了工作方针：“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将每个党员、积极份子动员起来，在一切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总口号下，立即转入战时体制，建立必要的战时机构。”

台湾省工委的实力，在1949年4月6日发动的“四六学潮”得以充份展现。省工委在这个时期的运作十分积极，并曾向中共中央提出《攻台建议书》，表示：“如果我们的攻台计划，需要考虑季节风势的话，则攻台日期，应以明年四月最为适当。”

1949年10月24日金门战役的失利，令身处台湾的蔡孝乾意识到，台湾的解放，并不会如想象中那般顺利。而作为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他必须考虑如何应对台湾地下组织生存将更加艰难的严峻现实。蔡孝乾派刘青石到香港向万景光提议要华东局提供武器和船只，支持由张志忠在台湾组织游击队，以岛内武装斗争策应解放军渡海解放台湾。

华东局新成立的以舒同为书记的上海对台工作领导班子对台湾省工委的提议不以为然，拒绝了提供武器，船只的要求，只同意提供资金；要求台湾党工委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同志们的安全，组织不被破坏，保护国家财产不受损失。令人至今不能理解的是，整个台湾省工委当时在台湾竟没有配备一部电台与华东局直接联系。所有信息，文件，装备，经费的往来都是靠为数不多的地下交通员执行。

谷正文在谈到对蔡孝乾的印象时说：“蔡孝乾是一個相當自負的中年男子，在他心裡，總認爲中國共產黨很快就會將奄奄一息的國民黨趕入海中，而在解放臺灣的任務上，居功最大的，無疑地便將是他蔡孝乾本人。”带着这样的心态，蔡孝乾肯定对上级党组织否决了台湾省工委雄心勃勃的提议的决定感到不理解，甚至产生抵触情绪。

刘青石在回忆当时蔡孝乾与华东局关系的情况时说：“头一次万景光说，解放以后台湾的政治，主要是由大陆派去的干部来主持，这一条后来觉得不合适，删掉了。回去的时候，我是一五一十的跟蔡孝乾他说了，就说，头一次说了什么，第二次是什么，内容变了，蔡孝乾挺不高兴的，非常不高兴。”这自然是说，蔡孝乾对当时华东局在上海另组以舒同为首的台湾省委一套人马来接管台湾党的工作感到很不理解，很不愿服从。但也不敢反抗。只好带着情绪工作。这点，在蔡孝乾后来发表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

由于工作的失误，中共台湾工委成立不到四年，即因蔡孝乾，陈泽生，张志忠，洪幼樵四位主要领导全部被捕而迅速瓦解。四人中，只有张志忠被枪决，因为他是武装基地的领导人，曾经犯下血案。更重要的是，只有张坚不愿屈服为国民党所用。其他三人都加入了保密局成为  “敌情研究室”上校研究员，官阶比当初抓捕他们的大部分探员还高，其中蔡孝乾最后因功升任少将。

六，华东局派出的交通员朱谌之

1951年7月，中共华东局组织部首先向朱谌之的家人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

从现在已披露的历史资料看，朱谌之是一个充满革命激情，生性活跃的爱国者，在很年轻的时候已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期间还曾奉派在浙江金华协助李友邦将军组建台湾抗日义勇队活动。李友邦后来在1949年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委，而当时的主委是蒋经国。

考虑到朱谌之前夫所生的女儿陈志毅（小名阿菊）和女婿段成愈均在台湾的情治部门工作，有很好的掩护身份，而朱还有李友邦夫人严秀峰等在台湾的朋友。1949年11月，华东局对台工作部门决定派入党仅四年，且没有多少地下工作经验的朱谌之前往台湾同时担任华东局与吴石和台湾省工委之间的交通员。

朱谌之从来没有经过严格的情报工作历练。对秘密工作中一些攸关生死，必须时刻遵守的原则并没有深刻的认识。以这样浅的资历身兼两职地被委以重用，党组织所冒风险极大。

根据万景光的指令，朱谌之在台湾的活动需要部分接受当地党组织的领导。由于蔡孝乾是唯一参加过长征并经历过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早期解放战争的台湾人，在入党资历尚浅的朱谌之面前，老革命干部蔡孝乾是很有权威的。也难怪朱谌之当时在台湾对蔡孝乾言听计从。朱谌之来台后即违反了情报工作 “单线联系” 的原则，向蔡孝乾透露了与吴石联络的任务，而后来当蔡要求她违规动用吴石的关系帮助撤出个别人员时，朱谌之毫不犹豫地执行了。这就让吴石与台湾省工委不明不白的扯上了关系。

从已公开的资料看，朱谌之在1949年12月份抵台后即积极地频繁造访吴石家，一个月内竟达六七次之多，其间向大陆传递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情报。与此同时，她又接受蔡孝乾的指示，至少还联络了刘启光的夫人屠剑红，李友邦的夫人严秀峰，台湾省工委的刘晋钰等地下党员。朱谌之的工作很主动，很活跃，也很努力，想必是企图扩大情报工作基础，为党多做贡献，但同时也因为经验不足，为敌方日后的侦破留下了太多的踪迹。

从第一次被捕逃脱出来的蔡孝乾已经在1950年1月中将危情密报给朱谌之，而组织上也已通知朱谌之撤回。但她似乎并不慌张，仍然居住在自己女婿段成愈家中，只是突然停止去吴石家取情报。直到蔡孝乾要她找吴石开通行证。同时吴石也于2月2日派聂曦与朱联系，通知她立即离开段成愈家入住台北阿里山大饭店。两天后，朱谌之拿到吴石为其冒险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乘坐海军交通船前往定海，待机撤回大陆。

曾在军统任职的段成愈是台湾警察广播电台台长，知道自己岳母是共党间谍后大为惊讶，于是向保密局提供了朱在舟山的暂住地。毛人凤命令保密局沈之岳将朱谌之迅速逮捕。经调查，此案与段成愈无关，他的前途未受株连。

谷正文回忆说：“在朱諶之的供詞中，出現了兩名女性共諜的名字，一位是當時甫卸任新竹縣長不久的劉啟光之妻屠劍虹，第二位則是當時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副主任委員李友邦之妻嚴秀峯。”

屠剑红在收到蔡孝乾的警示后逃脱。其夫刘启光被保密局特务一路恐吓致死。而严秀峰被捕入狱后，其夫李友邦中将在1951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上被蒋介石当场命令宪兵逮捕，1952年4月22枪决。在逮捕李友邦的当天，蒋介石还发表了一番措词严厉的谈话，训斥国民党军政干部，要求加紧防范共党在台湾内部的渗透。他逮捕李友邦的理由是：“丈夫是奸匪，太太不一定會是奸匪；但是，反過來，太太是奸匪，那麼丈夫就一定是奸匪。”

蔡孝乾并没有直接与吴石发生任何关系。他仅是从朱谌之的汇报中得知“吴次长”的存在，并将其记在笔记本上。蔡在第一次被捕后也没有供出朱谌之和吴石。只是保密局的人从他的随身物品中发现他与“吴次长”和“朱小姐”有某种关联，因而循迹追查。

根据台湾省工委幸存的交通员刘青石的回忆，蔡孝乾在离开台北前，曾与朱谌之和刘青石就如何安全撤离台湾有过一次讨论。

刘青石遗憾地说：“朱小姐要是听我的话，蔡孝乾要是听我话，不要叫朱小姐从舟山走，或者舟山走，应该是走我走过的路走。而她自己出主意，她寻思我没事，她更没事了，她尤其是舟山有亲戚，在那待过差不多一个月，是国民党派派海军包围这个舟山，给她带回来了。你要照我的老路走，就没事了么，朱小姐一脱离了，吴石也没事了，蔡孝乾恐怕也没事了，台湾局势整个就变了。”

刘青石显然认为朱谌之在当年整个案件中处于极为关键的地位，并认为朱的被捕，导致了吴石的牺牲。国民党如果抓不到朱谌之，地下情报组织随后至少不会全军覆灭。

但是，蔡孝乾当时显然还是相信朱谌之的交通渠道可靠，更重要的，是私下打算通过朱谌之找吴石，一并为自己的情妇马雯鹃弄一张《特别通行证》，届时一起返回大陆。随后，蔡孝乾将其小姨子化名“刘桂麟”的资料及照片交给朱谌之去办证。

于是，应华东局特派交通员朱谌之的亲自要求，吴石将军为朱谌之，马雯鹃冒险签发的《特别通行证》，最后竟变成了保密局坐实自己通共谋反的有力证据。

及后保密局加紧搜捕，刘青石未能完成万景光交付的协助蔡孝乾撤出的任务，而是在与蔡孝乾失散，遭保密局通缉后，自行设法潜回大陆。蔡孝乾则未能派人去取马雯鹃的《特别通行证》，而在1950年2月初潜离台北，藏身于嘉义县奋起湖林姓医生家。

1950年2月18日，朱谌之被保密局的沈之岳捕获后，先是在她身上发现了吴石家的电话号码，根据此前已知的体态特征，证实了她就是刘晋钰所说的大陆派过来的地下交通员以及吴石夫人口中的“陈太太”。

当年国民党方面所有参与破案的人都认为，吴石将军实际上是因朱谌之犯了秘密工作中的大忌而被暴露的。保密局档案称：“ 朱匪因与匪台湾省工会书记蔡孝乾及严秀峰等女匪干联络，暴露身份，致遭失败，影响匪帮之 ‘策反’ 即搜集情报工作甚大，而致此之由，实缘发生‘横的联系’，所构成之严重错误。”

保密局的正式公文档案既指出朱谌之工作上的疏忽导致失败，亦称谓朱的人格以国民党立场来看，“诚有可取法之处”。参与办案的李资生写道：“朱小姐虽然是一个被党重视的女干部，可是她的思想上的素养，显然不太够，她对于什么马、列、史、毛的理论是没有深刻认识的。据她自己所说，与共党人士交往的情形，以及过去她替党工作的经过，甚至于她入党的经过，都可以证明这位共产党员并不是一个理智的党员，而只是情感的党员。情感重的人，可以对人好，也可以改变她的好，朱小姐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已发表的资料看来，保密局的干员们对中共使用朱谌之担任如此重要的情报工作普遍感到庆幸。

据沈之岳，李资生和谷正文先后提供的有关资料披露，朱谌之在被捕后自杀未遂，然后保密局审讯干员沈之岳和谷正文等人通过简单的审讯手段，利用其感情上的弱点，轻易地诱取了朱谌之的《自白书》。她除了承认与吴石由联系外，还供出了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委李友邦的太太严秀峰也是地下党员。朱谌之的女儿、女婿也证实她与一位吴太太过从甚密。吴石的身份就此彻底的暴露了。

    吴石将军是在朱谌之被抓获10天后的1950年3月1日被捕，蔡孝乾在3月2日落网。根据朱谌之与蔡孝乾的供词，吴石案告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