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共台海战役敌后工作部署
国共两党自1927年分裂以来，在隐蔽战线上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刘少奇曾经说过：“在决定胜负时，是用公开的战争，在准备胜利与取得胜利，以后的巩固胜利，是斗智的秘密战争来决定，…倘若你们这项工作作得好，经过三、五十年，在敌人内部布置好了，一旦公开的战争爆发，便可马上把敌人打垮。…”
共产党每一个斗争阶段敌后工作部署的目的明确，是有长远计划的。在台敌后工作的部署，早在1945年就开始了。
敌区党的组织工作，是由蔡孝乾先行去组建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然后以此为依托，建立敌后根据地，开展当地的群众工作和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分化和策反工作，积极为军事手段解放台湾作准备。
敌后的情报工作，是沿用当时已发展的国民党上层情报系统，全面掌握敌情，特别是掌握国民党军撤到台湾后的有关军事部署。这方面的工作，一开始是由中央军委领导直接通过何遂将军去开展的。根据中央的安排，何遂的二儿子，中共地下党员何世平一家，早于1946年就以台湾盐务专员的名义，先期部署到台湾工作。何遂的长子何世庸也在1949年初接到党中央的指令，携全家抵香港，待命前往台湾。
现在研究历史的人们都会发现，当年中共中央安排何遂将军一家人到台湾去执行敌后隐蔽战线的任务，无疑是一个很正确的决策。因为没有比何遂将军更理想的人选。
何遂将军，福建讲武堂，保定军校出身，是辛亥革命元老，曾任中华民国政府首任空军部部长，黄埔军校代校长等职务。与国民党中央军中的保定系，黄埔系，地方中的桂系，闽系，西北军，东北军等派系高级将领均有很深的友情。9.18事变，何遂将军毁家纾难，组织“辽吉黑抗日救国后援会”，上下奔走，积极抗日，后来在西安事变期间结识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高层代表，当即认同共产党的崇高救国革命主张。何遂在1937年将自己的大儿子何世庸交托给董必武和周恩来，跟随共产党革命。在何世庸的带领下，何家的三子一女一媳，何世庸，何世平，何康，何嘉和缪希霞先后成为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何遂将军精通诗词国画，古文国学，交游广阔。与其他国民党将领不同，何遂将军爱憎分明，历史上从来没对共产党有过任何不利的言行，倒是与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是合作研究甲骨文的好友，过从甚密。及至何遂送儿子到延安后，周恩来为保护何遂起见，劝诫他减少与陈独秀的来往。现存的档案还能看到陈独秀当年在监狱中，亲笔抄写何遂的甲骨文研究原文，所以后来被很多研究历史的学者误认何遂为中共党员。其实何遂无党无派，且一直不为蒋介石的拉拢所动。周恩来，董必武当然认识到何遂将军在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因此，何世庸1939年在抗大一分校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军事教官后，即被周恩来点名调出来，委以地下工作的重任，重回国民党军中协助何遂将军的统战工作。
由何遂将军去担当台湾隐蔽战线工作，还因为他的亲友当时多在军政商界位居要津。如，何遂的亲家缪秋杰当时是财政部盐务总署署长，何遂两个共产党员的儿子何世庸，何世平就是通过缪秋杰的关系分别以两广盐务专员和台湾盐务专员的身份长期在敌后工作的。何遂的妹夫马德建将军曾任国民党上海电通公司总经理，后在台湾任海军兵工署署长；至于何遂的另一个亲家李朗如，更是国民党的元老，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中将参军长和侍卫长，也是香港著名的“陈李济”制药厂的大老板。能为何遂在港台两地往来提供掩护。
派何遂到台湾去还有一个天然的原因：何遂将军是福建人，与蒋介石退守闽台后倚重的很多闽籍将领都有深交。福建将领吴石，就是是属于何遂这条情报线上的。
在上海时中共情报部门负责吴石情报工作的的联络人是刘晓，在福州时是谢筱迺，在香港时是余秉熹，到台湾后转为万景光。这几位联络人，都是由何遂的儿女地下党员何康与何嘉陪同吴石前去接头，完成建立情报渠道程序的。吴石提供的情报，因此得以通过组织，以最快的速度直送中央军委毛主席和周恩来。
吴石将军的情报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往往被中央军委毛泽东，周恩来作为大的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
1949年3月中，吴石将军把一张具体到团级部署的国民党军队《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的绝密情报交给何康。这份情报被以最快的速度摆在了中央军委统帅部的桌面上，对毛泽东，周恩来在整个战役中的正确部署，起了关键的作用。
1949年4月12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令蒋介石惊讶的是，解放军所选的突破口，恰恰都是其江防的薄弱处。三十万大军在一夜之间突破八十万国民党军队经营多年组成的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摧枯拉朽，解放南京，彻底颠覆国民党政权
徐向前元帅曾经对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说："在我党、我军编写的党史、战史中对情报工作反映得不够。毛泽东用兵真如神，众所周知，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人也心悦诚服，但毛泽东用兵是以情报作基础的，离开对准确、及时情报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就难以定下正确的决心"。
中央军委当年在台海战役的情报工作上，也是做了详细的部署的。在指定由华东局来筹备台海战役之前，绝大多数的敌后情报工作都是由中央高层直接掌握的。因此，何遂将军及其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儿女和儿媳，在此前先后由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直接领导，单线联系。
由于华东局要掌握台海战役的全局，中央军委在1949年间将有关情报网络连同已在台湾开展工作的中共台湾省工委统一移交华东局管理。从中央移交给华东局的高层关系中，包括当时的国民党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何遂将军及其好友，国民党军委会参谋次长吴石将军。
2006年，吴石当年的联络人，曾任共和国农业部部长的何康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刊物《百年潮》上发表文章，纪念吴石将军。何康的文章对吴石烈士的生平和他参加革命的过程，提供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是迄今有关吴石将军研究中最具权威性的文献。
当年很多人都知道，吴石将军与何康的父亲何遂将军结识近四十年，与何遂一家人有着非同寻常的交情。
何康在讲述吴石早年参加革命与其父亲何遂结识，成为生死之交的经历时写道：“吴石记忆力极强，又十分刻苦，1916年末，他在同届800名学员中以第一名毕业。但陆军部按省籍分发，福建省没有地方部队，当时福建被皖系军阀李厚基统治。吴石不愿为军阀效力，在家闲居数月，适逢孙中山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吴石乃投身福建方声涛（早期中国同盟会会员，黄花岗烈士方声洞之胞兄）、张贞领导的地方民军“驱李”斗争。
“吴石与何遂在这一斗争中熟识。但暗杀活动失败，牺牲了十多人。吴石与何遂等被迫离开福建。经武汉北上。吴石因喉疾在北平休养，1922年至1924年，他拜闽籍大儒何振岱为师，学习诗词国学。从此，古典格律诗词的创作成为吴石一生的癖好。何遂则于1920年经孙岳引荐进入直系，参与了1924年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发动的“北京政变”，成为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参谋长兼第四师师长。此时，何遂请吴石出任该师军械处处长并统领炮兵，兼任南苑干部学校教官。但国民军仅一年多便在直奉两军夹击下瓦解了。这时，蒋介石在南方誓师北伐，朱绍良任总部参谋长，委吴石为作战科长。1927年，方声涛回福建主持政务，吴石又回福建任军事所参谋处处长，致力整顿本省民军。
“抗战初期，吴石因何遂引见，与中共要人结识，他对日军入侵深恶痛绝，当时蒋介石组织军事委员会大本营，吴石作为军界公认的“日本通”进入大本营第二组担任副组长、代组长（组长徐祖贻未到任）兼第一处处长，负责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他在参谋部时即凭借多年积累的资料和研究心得，编撰了有关日本军队“作战之判断”，“海空军总动员”、“兵力番号编制”、以至主要将领介绍的《蓝皮书》，此时再充实翻印，弥补了国民党对日军事情报储备的不足。“八·一三”上海抗战的事实证明，日本侵略军的兵力组合、攻击指向，大多如《蓝皮书》所判断。吴石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较早洞察日本军阀亡我之野心，其未雨绸缪，苦心孤诣的准备，至此方显功效。
“上海、南京沦陷后，大本营移武汉，第二组改为军令部第二厅，吴石任副厅长兼第一处处长。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每周都召见他，咨询日军动态。1938年8月，第二厅在珞珈山举办了“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吴石主持并特地邀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去讲课。何遂的长子何世庸当时也以第二十集团军上尉联络参谋的身份参加了这个训练班，聆听了周恩来作的形势报告和叶剑英讲的游击战争大课。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柳州时，何遂先任桂林行营总顾问；桂林行营撤销后，又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总顾问。何康在广西大学农学院读书时，常常得到吴石的关照。1944年日寇攻陷桂柳前，何康和弟妹还以及几位同学都是由他帮助安排撤离的。
何遂长子何世庸是黄埔军校第十期毕业的学员，又是1938年由周恩来，董必武发展入党的地下党员。何世庸在赴延安抗大任军事教员期间领受董必武亲自交代的任务，利用其父亲与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缪希霞的父亲）的关系，隐蔽在广西盐务系统工作。桂林失陷前，何世庸接到董必武“向桂东转移”的指示，特地去向吴石咨询，吴石向他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态势，指出桂东三角地带，日军兵力暂难顾及，是相对安全稳定的地区。这个分析帮助了新任桂东盐务办事处处长的何世庸利用手中控制的5万多担存盐（战乱中每担盐市价1两黄金），放手支持桂东自卫抗战保护民主力量。后来的历史证明，吴石的判断是准确的。
1939年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任职的国民党将领王大任在《我对吴石早年的印象》一文中写道：“后来胜利还乡，我当选东北区立法委员，于民国37年（1948）4月赴南京开会，偶然在乡长王润生先生府上碰见老友王醒魂。醒魂陪着一健壮的中年人坐在王府客厅，这便是我意念中的忧国之士，现任史政局局长吴石将军。我乍闻吴君之名，立即呈现惊喜之神色，当及询问对方是否为在几年前曾与 ‘侍三处’ 通讯提出 ‘灭共’ 建设的吴石？对方连称是后，我立即伸出友谊之手，诚恳的表示曾奉命覆函嘉勉，并倾吐个人仰慕之忱！最奇怪的是当大陆撤守政治迁台的初期，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居然私通共党作起出卖自己政府的勾当！有人说是受了投共政客立委何遂的煽惑，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不敢相信！”
吴石并不是无缘无故突然靠近共产党的。他从早期支持蒋介石的“灭共”政策，到后期反蒋进而为共产党工作的转变，主要是在他的好友何遂将军多年的影响下从1937年开始发生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更是主动靠拢。吴石在上海期间，和中共有关人员接头的地点便是在何遂家。
吴石将军1949年在福州工作时的中共联系人谢筱迺回忆说：“每到半夜，红色电台准时把吴石搞来的情报传送给党中央。有一天吴石把一份情报交给谢筱廼，问他，我送的情报毛泽东、周恩来先生是否直接收看? 谢筱廼只能笑而不答。几天后，谢筱廼收到一份电报，是毛主席直接询问吴石先生，请他再核实一个国民党军队的番号和所在地。谢筱廼把电报交给吴石，吴石才知道自己的情报是直接送给中共中央毛主席和周恩来的。”
根据已知的资料，吴石在解放战争关键时刻对中共提供的重要情报主要有：
1949年3月，把一组绝密情报亲手交给何康，其中有一张图比较大，是国民党军队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具体到团。
1949年4月，吴石在广州短暂停留即赴福州莅职，临行前将一包重要情报留给何遂。这组情报包括：国民党在江南地区的兵力部署图，国民党在江南地区军队的编制、人数及装备情况以及国民党总兵力统计和总后勤方面的统计资料。
1949年6月21日，蒋介石在福州义序机场召开军事会议的部署，还涉及国民党南京大撤退后的军事部署、番号、军队驻扎地点，有关福州绥靖公署整个战区防御作战形势等极其重要的军事情报。
1949年8月，去台湾前截留下298共八大类680余卷的国民党军事机密档案。本来这些要送往台湾，吴石以将来反攻还要送回来太麻烦留在了福州。
1949年10月，在香港与当地负责人取得联系，后通过聂曦送来香港情报两次，通过何家亲戚一次。
1949年底，通过华东局交通员朱枫（朱谌之）传回来一批绝密军事情报的微缩胶卷，内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等；、陆、空部队的番号、代号和各部队的官兵人数、火器配备，国民党军在海南岛等岛屿的设防情况，国民党军密码编程；包括准备在解放军渡海作战时发动战场起义的国民党军将领名单及所率部队番号、驻地；包括大陆残留国军番号、兵力、位置及准备坚持游击战的计划安排，大陆潜伏特务网情报等等。
何康回忆：“1949年4月下旬，吴石和我父亲、妹妹何嘉（中共上海局地下党员，时为复旦大学社会系二年级学生），同机从上海飞往广州。临行前夜，我与爱人缪希霞（中共上海局地下党员，瑞明企业公司财务主任）等在霞飞路“卡弗卡斯”咖啡馆为吴石饯别。那个店有一个不大的舞池，留声机不停地播放‘何日君再来’之类的歌舞曲。吴石告诉我们，他接到了催他赴榕莅职的电报，他到广州短暂停留（国民党政府已迁至广州）后，即赶赴福州。当时解放大军已首先从安徽胜利渡江，我们会心地交换了对局势的看法。他知道我将留待上海解放，今后我们很难再直接联系，不胜依惜。吴石是豪爽侠义之人，平时讷于言，当晚却心情激越。他兴奋地跳舞，还用福州乡音吟唱出那首古老的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
1949年4月，吴石在广州短暂停留即赴福州莅职，临行前将上文提及的一包重要铅印情报留给何遂。何遂将情报交何世庸瞩尽快送出，何嘉则陪父亲从广州直飞台湾与已在高雄二哥何世平及母亲陈坤立会合。
时任国民党两广盐务局代局长的何世庸借口送其妻回香港娘家分娩，一行人夹带着这组相当数量的情报，以当时三岁的女儿何梦妮，一岁的儿子何代宁及有身孕的夫人李智勤为掩护，“牵一个，抱一个，怀一个”，通过层层关卡，安全抵达香港，将情报交给中共华东局驻港机构联络人。何世庸全家当时还领受了伺机赴台湾继续进行地下工作的任务。
5月初吴石返回福州，6月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有汤恩伯、朱绍良、李以劻等出席的福州军事会议。蒋介石很想固守福州，以屏蔽台湾。吴石违反蒋的意愿，极力阻止修建福州半永久性城防工事，使大批市民免遭劳役和战俘之苦。他还通过谢筱廼送出许多重要情报。
刘琳、陈日增写作《吴石，我党打入敌人内部最高情报官》（载《福建史志》2001）一文采访了谢筱廼。文中说
“谢筱廼到榕第二天，吴石借故回老家螺洲探望老母，谢筱廼也依约到了吴家。他向吴石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吴石深为感动。接着他们又商谈了今后传递情报的方式。此后，谢筱廼不断从吴石那里得到各种重要情报，交给丁日初，丁日初的父亲丁超伍是国民党元老，时任福建省参议长，与董必武、王若飞是好友，共产党员丁日初受党指派来榕利用利用父亲身份掩护谢筱廼，电台就安在丁超伍河西路二号宅院的附近。
1949年4月，何遂及女儿何嘉已在台北安顿下来，准备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留在台湾工作。而何遂的二子何世平以国民党财政部驻台湾盐务专员的身份，已经在台南、高雄等地盐务机构工作三年多了，母亲陈坤立与他们一家人同住。中央上海局策反工委书记张执一（解放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这年春天还到台湾检查并安排过他的工作。
但此时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上海解放后，年仅25岁却已有近十年党龄的何康已被中共中央华东局任命为上海市军管会农林处处长。1949年8月，外电包括港澳媒体的报道中都出现了何康的名字。这消息传得很快，何世平的同事已经公开散布：“何家弟兄都是共产党。” 这就使何家人失去了在台湾继续工作的基础，组织上急令他们撤出。
这件事情对整个隐蔽战线工作牵连很大。吴石关心朋友的安危胜于自己，他一再催促何遂赶紧离开虎口。经过紧急商议，何遂先将在台湾的家人撤回，于8月末9月初分批由基隆乘船到广州，然后转往香港。何遂本人则由吴石买好从台北直飞香港的机票，并亲自送到机场，看他走进了飞机。紧接着，吴石也悄然来到香港，经何嘉联系，并陪同他到港岛牛奶公司与当时华东局对台工作驻香港代表余秉熹见面，他们单独作了长谈。这样，代替何遂在台湾为中共统一大业进行上层情报工作的，由原来应为何遂将军下线的吴石将军独力承担。
吴石将军当时对为完成祖国统一所承担的任务很乐观。与余秉熹会面后，何嘉陪吴石渡海过九龙，吴石对何嘉开玩笑说：“小妹（何嘉的小名），我该给你买双鞋了，为我的事情，你的鞋都跑坏了。”
中共华东局此时重行组织以吴石为重点的对台情报工作，决定派曾在上海通过何康的介绍，与吴石有过联络的万景光（曾化名刘栋平）赴香港，代替余秉熹，负责华东局对台工作。留在香港的何世庸一家的组织关系，连同原来的联络人余秉熹（后任香港华润公司副总经理，国家外贸部出口局局长）一起划归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由叶剑英直接领导。
1949年10月初，吴石再次来到香港。何嘉去找余秉熹。余通知说说：“万景光已来香港，这个事情今后由万景光负责。”（万时为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的领导人，后任中央统战部处长）。第二天，万景光就到九龙塘沙福道十号何世庸的岳父李朗如（香港陈李济制药厂的老板，曾任孙中山的侍卫长及中将参军长，解放后任广州市副市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家中看望了何遂，随即由何家兄妹陪同万景光到九龙弥敦道的弥敦饭店去见吴石。谈完话，告辞出来，万景光又命何嘉回去送送吴石。当天下午，吴石飞回台北，何嘉送他到启德机场，目送他离去。没想到，这一次，是永别。
由于何遂将军的撤出，当年工作频繁的对台情报工作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空挡。吴石领受任务回台后，曾三次派人送情报到香港，其中两次是由他的亲信聂曦送来，一次是托何家亲戚送来，都由他亲自封好，写明由何遂亲启。
考虑到台海战役逼在眉睫，为提高情报工作的效率，华东局决定派在香港工作的中共党员朱谌之前往台湾，担任与吴石将军联系的交通员。吴石先后经由何遂家人及朱谌之其后于1949年12月初至1950年1月初传回大陆的情报为中共及时了解对手的情况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亦有文献说到，吴石送出的国民党拟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等绝密资料，迅速传递到中共中央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直至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正前往莫斯科的毛泽东看到这批情报，在关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边上用红蓝铅笔标上不同的记号，并询问情报的来源。当毛泽东得知这批情报是吴石通过交通员朱枫送过来的，便嘱咐总参作战部的领导说“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然后挥笔写下了《赞“密使一号”》的五言绝句：“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