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寿宁会师与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省军区的成立

（一）寿宁会师与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省军区的成立

    1935  年9 月下旬，刘英、粟裕按照“敌进我进”方针，率领挺进师主力撤离

浙西南基本区，进军浙闽边界，与敌周旋。10  月5 日，刘、粟率部抵达浙南、闽

东交界的福建省寿宁县郑家坑，与中共闽东特委主要负责人叶飞及其率领的闽东独

立师胜利会师。这是继上年北上抗日先遣队路经闽东时，两支兄弟部队会师后再度

会合。战友重逢，格外振奋。为了协同对敌，双方领导人随即举行了联席会议。会

议对当前斗争形势和斗争策略交换了意见。

    一致认为，敌人为了协调行动，成立了“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统一指

挥配属的“中央军”和四省反动势力，对付四省边区的红军游击队；而闽浙边各红

军游击区，自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分局中断联系后，即失去上级统一领导中枢，相互

隔绝，各自为战。这种状况，对开展斗争十分不利。如果浙江、闽东、闽北3 个游

击区能取得密切联系，即使一时难于统一行动，但只要能在战略上相互协调、相互

策应，就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和开创新局面。

    基于这一认识，双方领导人都感到有在闽浙边建立一个统一领导机构的必要。

经商讨，一致同意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临时省军区，作为两个兄弟游击区和

兄弟部队的统一领导机关。临时省委由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

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临时省军区由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治委员。

    随后，部队到浙江泰顺县境活动。11  月初，刘、粟率挺进师主力一部进击泰

顺白柯湾浙江保安第10  大队。经一场激战，全歼敌1 个连，缴获机枪1 挺，长短

枪80  余支。11  月7 日，刘英、粟裕、叶飞等领导人在泰顺玉西乡白柯湾举行了

第二次联席会议，进一步作了人事安排。正式确定临时省委委员人数为11  人，由

刘英、粟裕、叶飞、黄富武、刘达云、阮英平、范式人、许信焜、洪家云、方志富

和许旺组成。同时明确临时省委辖浙西南和闽东两个特委。在干部交流方面，决定

调挺进师政委会秘书许信焜和第3 纵队纵队长王武礼到闽东独立师，分别担任师长

和参谋长，并由挺进师调拨一部分武器加强闽东独立师，拨现款13000 元给闽东特

委。此外，联席会议还决定将原由闽东特委领导的（福）鼎平（阳）独立团划归浙

南，由临时省委直接领导。

为了便于指导闽浙边的斗争，临时省委决定，将领导中枢放在闽浙边界浙南泰

顺、平阳、瑞安县和闽东福鼎县之间的边缘地区。刘英驻临时省委机关。当时临时

省委的中心任务是，以全力整理与开展福鼎、泰顺、（福）鼎平（阳），及瑞（安）

泰（顺）地区工作，恢复和建立党组织，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为了配合中心任务

的开展，粟裕率挺进师主力在中心区周围与敌周旋。到1936  年春，就初步打开了

浙南的局面。

    临时省委成立后，对推进浙闽边的游击战争和游击根据地的建设曾起了积极的

作用。后来，挺进师和闽东特委领导人之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分歧。1936  年

4 月，闽东特委宣布退出临时省委。同年秋，挺进师领导人在浙江省庆元县南阳村

约见闽东游击区领导人叶飞以及陈挺等人时，扣押了叶、陈，在押送途中遭国民党

军袭击，叶、陈乘机脱险。这一事件，使双方关系完全破裂，给闽浙边地区的游击

战争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二）大力开辟浙南区和浙东区

    临时省委鉴于敌人集中力量，实施摧毁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反革命计划，浙西

南基本区暂时的丧失已在所难免，因而决定在敌人兵力薄弱的地区另辟新的游击根

据地。由于浙闽两省敌人兵力集中于浙西南，所以紧连闽东的浙南以及浙东地区的

反动势力就显得相对空虚，尤其浙南，远离浙江交通动脉杭江铁路线，敌人统治向

来比较薄弱。于是临时省委确定在这两个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重点放在浙南地区。

    浙南，不仅社会环境对红军游击队开展活动有利，而且这里人民有光荣的革命

传统。30  年代初在浙南农民武装暴动基础上组建起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13  军，

曾威震瓯江两岸和雁荡山麓。后来红13  军虽然失败了，但影响尚存。转入地下的

共产党员继续领导群众坚持斗争，并逐渐恢复了党的组织。

    1935  年夏，中共鼎平县委及其下属平阳中心区委等党组织，还公开发动和领

导当地群众成立农会和赤卫队，为建立游击根据地准备了群众基础。挺进师凭借这

个有利条件，在浙南大显身手，于11  月初一举攻占了瑞安的珊溪镇。

    尔后以福鼎、瑞安、平阳、泰顺边界为基点，向东南和东北发展，先后攻克了

瑞（安）平（阳）泰（顺）外围敌人许多重要的乡镇据点。如景宁的东坑、梅歧、

沙湾、渤海，青田的大顺、小顺、南田、西抚、黄坦，瑞安的大■、玉壶、营前、

高楼、马屿、陶山、平阳坑，泰顺的百丈口、左溪、泗溪、仕阳，平阳的水头街、

山门、莒溪、腾蛟，福鼎的南溪等地，进击锋芒直指瓯江南岸与东海之滨。为创建

浙南游击根据地，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挺进浙东地区的第1 纵队，于11  月间在东阳良坑和缙云玉环岭与浙江保安第

2 团激战中，纵队长王屏、政委杨金山英勇牺牲。余部在刘达云、张文碧带领下，

于永康、缙云边界的金竹与当地一支游击队（原红13  军第3 团余部）30  余人会

合。随即两部合编为第1 纵队的两个大队，就地坚持斗争，逐渐创建了一小块游击

根据地，并成立了以刘达云为书记的中共浙东特委，统一领导浙东游击区对敌斗争。

    1936  年2 月初，临时省委在泰顺峰文召开会议，总结与部署工作。会议确定

了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并使之与群众工作紧密配合的方针。同时要求将公开发动群

众与开展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据此，决定以挺进师第3 纵队第7 支队和第5 纵队第

13  支队为基础，临时组建成浙西南独立师（以下简称独立师），粟裕为临时省委

代表兼师长，谢文清任政委，张友昆为政治部主任，其任务是往返活动于浙西南和

浙南之间，打击和牵制敌军与地方反动势力，掩护临时省委在浙南开展工作。同时，

刘英考虑到他主要精力放在临时省委和地方领导工作上，一般不随主力部队行动，

他提议并经会议决定，由粟裕接替他任挺进师政委会书记。

    会后，粟裕、谢文清等率独立师西进。2 月下旬在泰顺国岭地区全歼福建保安

团1 个连，缴长短枪50  余支，重机枪1 挺。4 月上旬，又在缙云下丁击溃了前来

袭击的民团1000  余人，生俘其首领国民党军第46  军秘书处长陈仿苟和大土豪李

志仁。

    在这前后，独立师在浙闽边进进出出，从浙江打到福建，又从福建打到浙江，

以此吸引和打击敌人，掩护临委创建浙南根据地，支援浙西南游击区的斗争。

  3 月上旬，刘英率特务班配合地方干部和游击队40  余人，在泰顺县富坪车头，

歼灭浙江保安第4 团一部，缴枪30  多支。在此前后，特务班和地方游击队，还在

福鼎王家山，泰顺排头、南溪等地袭击了分散孤立的保安团队，拔掉了基本区内的

一些“钉子”，为浙南根据地建设扫清了障碍。同月，临委鉴于浙南局面已经打开，

遂决定成立中共浙南特委，郑宗毓（玉）任书记，辖福鼎、鼎平、瑞平泰3 个县委。

临委机关从泰顺移驻福鼎地区，并将鼎泰区划为临委直辖区。临委工作团与地方党

组织紧密配合发动与组织群众，到四五月间，鼎泰区普遍地建立起贫农团、妇女团、

赤卫队、少先队等革命群众组织，初步地巩固了新的阵地。

    与此同时，浙南特委也全力投入根据地建设工作，以保证红军游击队进退有据。

他们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各种革命群众组织，为红军游击队建立后

勤保障。在泰顺双溪口等地建立的山洞医院，到5 月间，就收容了200 多名伤员，

解除了机动作战的主力部队后顾之忧。迄1936  年春夏之交，以泰顺、平阳、瑞安、

福鼎边界为中心的浙南游击根据地就初步形成了。

    在这期间，浙东游击根据地的开辟，也初步取得成功。在大盘山南麓的缙云、

仙居、永康3 县边界地区建立了基本区。至于游击区范围则逐渐扩展到浙东南的广

大地区。为了适应这个发展趋势，在3 月间，临委就决定将中共浙东特委改为浙东

南特委，仍由刘达云担任书记，下辖瑞青泰、丽青云、青景泰等边区县委。这样，

新建立的浙东和浙南两块根据地就成犄角之势，相互策应，保证游击战争持久地开

展下去。

（三）适应斗争形势，调整党的政策

    1936  年6 月，“两广事变”爆发。蒋介石为对付两广派，将“进剿”挺进师

的罗卓英第18  军从浙江调往湖南，浙江反动统治顿失支柱。这在局部上给浙南红

军游击队带来了十分有利的时机。在全局上，抗日民主浪潮正在席卷全国，“抗日

救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主题。刘英、粟裕从敌人的报刊和进步刊物（如邹

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永生》等杂志）上看到了这个大气候。尤其是党中央

和红一方面军胜利抵达陕北. 并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以及

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高潮等振奋人心的信息，极

大地鼓舞了“天崖孤旅”。刘、粟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适时地调整政策和策

略，以推进浙南红军游击队的斗争和根据地建设。

    在这期间，刘英、粟裕分别以临时省委和挺进师政治部名义，在浙南和浙西南

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对内用兵，

对民压迫。呼吁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枪6 对外，团结抗日。

    在具体政策和策略上，临时省委也作了一系列的调整：1.将“没收委员会”改

为“征收委员会”，把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改为征收“抗日捐”；2.对国民党的乡镇、保、

甲长由严厉惩治改为尽可能予以争取；3.对地方上的土豪和中等商人区别对待，进

步的表示欢迎，中立的也允许来去自由，其营业不受侵犯；4.对白军政策，由“欢

迎白军士兵杀死官长，拖枪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同红军一起

共同抗日”；5.推行“白皮红心”政策，采取拉出来打进去的策略，争取保甲长为

我所用。或派中共地下党员去当保甲长，变反动政权为革命的“两面政权”；6.争

取团结城市知识分子；7.争取团结工商业者，欢迎平原城镇殷实客商进山做买卖，

发展山区经济，改善群众生活，等等。

    临时省委还总结了前一段开辟新区的实践经验，为了使公开的武装斗争用隐蔽

的群众工作进一步地给合起来，在组织形式和力量配置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临时

省委直属队和挺进师主力分别组成“突击队”与“牵制队”。

    “突击队”即武装工作队，以便衣队、短枪队组成，其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

是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进行游击根据地建设。“牵制队”即挺进师的主力部队，其

主要任务是在广大范围内机动地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牵制、吸引和打击敌人，掩

护和保卫游击根据地，并发展新的游击区。在领导成员分工上，刘英带领“突击队”

和临委机关，坚持浙南游击根据地；粟裕带领“牵制队”，在浙东南和浙西南的广

大地域开展游击战，扩大游击区。

同年八九月间，临时省委又通过浙南地下党员叶廷鹏等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

叶廷鹏自红13  军在浙南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经过一番“孤军”奋斗后，

于1935  年冬，团结了吴毓、黄先河、杨进、陈铁军等一批革命青年，建立了一支

武装小分队（初称“肃反队”，后改称浙南红军游击队），逐渐发展到近百人。1936 

年5 月，成立了以叶廷鹏为书记的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7 月中旬，叶派杨进到上

海，与坚持上海地下斗争的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人员潘子康取得了联系。潘将中共中

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等有关抗日统

一战线的文件交给杨进，要他设法找到刘英、粟裕，并将文件转交给刘、粟。8 月

间杨返回浙南，同临时省委取得了联系。刘英随即向党中央写了有关挺进师进军浙

江情况报告，于9 月间派林秋侠送到上海，请中央特科转呈党中央。从此临委经过

中央特科恢复了同党中央的联系。

    临时省委根据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精神，进一步调整了斗争策略。决

定将工农红军闽浙军区（即临时省军区）改为人民红军闽浙军区；工农红军挺进师

改称人民红军挺进师；赤卫队改称人民抗日义勇队；各个苏维埃政府统一改称人民

革命委员会。同时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闽浙两省各界人民书》，宣传党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各界人民团结起来，组成抗日阵线；呼吁国民党军与红军携

起手来，一致抗日。在浙南具体贯彻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

（四）积极开展斗争，巩固与扩展游击根据地

    临时省委和挺进师在新形势下作出的政策和策略的调整，反映了浙南人民的愿

望和要求，因而获得了各界群众的广泛支持，在政治上赢得了主动权，有力地推进

了游击根据地的建设。从1936  年6 月两广事变爆发到同年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浙南红军游击战争，进入了第二个发展时期。

    在浙南地区，刘英直接领导的“突击队”广泛而深入地发动和组织群众，相继

建立起一批县、区、乡民主政权。6 月间，临委决定成立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简

称浙南人委）作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最高行政机关。为了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和保卫

根据地，临委还于8 月初决定成立浙南军分区，罗连生任司令员，谢文清任政治委

员，龙跃任政治部主任，统一领导和指挥浙南根据地各县地方武装。8 月下旬，浙

南人委在福鼎县李家山正式宣告成立，郑丹甫为主席，陈辉、蔡爱凤等为委员，下

辖平泰、鼎平、杨鼎、桐霞、泰顺、平阳等6 县人民革命委员会和16  个区的民主

政权。各地民主政权和党组织积极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群众基础比较扎

实的福鼎、鼎平、平泰和桐霞等县，应群众要求，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

普遍地进行土地（包括青苗）分配，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对敌斗争与劳动生

产的积极性。在一般的县、区、乡，则广泛地开展“四抗”——抗租、抗债、抗税、

抗捐运动。通过实际斗争，锻炼基本群众，逐渐削弱农村封建势力，巩固和扩大游

击根据地。

    在军事斗争方面，各特委配备了200 ～500 人的正式部队，另有广大的地方武

装配合，随时可以应付敌人两营以至1 个团的兵力。有力地保证了各块根据地建设

工作的开展。

    与此同时，粟裕带领“牵制队”，频频出击，将敌军牵制在游击中心区以外的

地方，并寻机予以打击。如7 月9 日在福鼎青山岭歼敌福建保安第4 团1 个连。8 

月19  日又在福鼎前歧全歼浙江保安团队1 个连，计毙伤俘敌110 余人，缴获长短

枪百余支和一批弹药。9 月28  日攻克宣平县城，歼灭敌保安队，并从监狱救出80 

余名政治犯。挺进师主力在外线活动中，不仅有力地打击敌人，而且将“战斗队”

和“工作队”双重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一面打仗，牵制敌人，一面进行开辟游击

根据地或游击基点的工作。他们在根据地中心区周围的一些重要地区，拔除敌人据

点，而后选择条件较好的村庄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由一个村庄扩展到若干个村庄。

几个或十几个有工作基础的村庄连成一片，就形成一个游击基点。尔后在相隔10  

多公里处再建立一个游击基点，一步步地向边缘地区发展。几个相邻的游击基点联

系起来，便形成一个小小的游击根据地，它的外围还有一些分散的游击基点。这些

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不仅像众星拱月那样，护卫着中心区，而且使活动在

外线的主力部队，就近有所依托，进退自如。部队征战疲劳或伺机歼敌时，可随时

找到隐蔽休息和待机之地。特别是伤病员能及时得到妥善安置，大大减少了部队负

担。后来在敌人进行第2 次大“清剿”中，挺进师得以减少损失和挫败敌人企图，

在很大程度上借重于这些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

    在闽浙临时省委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外线和内线部队紧密配合，利用国民党

“中央军”主力撤离浙江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挥切合时宜的政策和策略的威力，争

取广大群众以及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当面最反动的敌人，有力地推进了游击根据

地的开辟和建设。到1936  年底和1937  年初，在浙南、浙东和浙西南地区，形成

了几块相对稳定的游击根据地。

    浙南游击根据地两广事变后，临委“突击队”在“牵制队”掩护和策应下，首

先集中力量打通了根据地内各县区之间的联系，使基本区连成一片。

    尔后调集一批力量，发展新区，扩大根据地范围，打通了温州地区沿海的部分

交通口岸。8 月间，与活动在平阳县北港地区的老共产党员叶廷鹏领导的1 支游击

队会合，使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范围由平阳南港扩大到平阳北港一带。迄同年11  月，

浙南根据地幅员由浙闽边境东段向北扩展到飞云江中游的南北两岸，包括瑞安、平

阳、泰顺、福鼎的广大农村，以及青田、景宁、丽水、寿宁、霞浦、庆元、永嘉等

县的部分地区，纵横200 多公里。地方党组织有中共浙南特委及其所属的福鼎、平

阳、泰顺、桐霞、霞鼎泰、鼎泰、瑞青泰、永瑞青、庆景寿、丽云边等10  个县委

和瑞平泰中心县安。

    浙东游击根据地挺进师第1 纵队挺进浙东，在永康、缙云边界落脚后，逐渐扩

大活动范围，出没于瓯江北岸的仙居、温岭、三门、天台、东阳、永康、缙云、丽

水之间的广大地区，并以永缙边的金竹岗、黄弄坑、东坞、央田为中心，建立起一

块根据地。主要活动区在仙居、天台、东阳、永康、缙云5 个县交界的大盘山区。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1936  年6 月，临委决定恢复遭敌第一次大“清剿”摧残了

的浙西南根据地。首先恢复浙西南特委，由许信焜任书记；同时在浙南重建第2 纵

队，赵春和任纵队长，张文碧任政委。旋由粟裕率2 纵队重返浙西南，乘敌军主力

他调之机，向地方反动武装发动猛烈攻势，接连收复了龙泉住溪、遂昌王村口等原

根据地中心区。随即恢复龙浦、龙遂、江浦等县委及其下属的王村口、住龙等区委。

在主力部队掩护下，以松（阳）遂（昌）龙（泉）边界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逐渐得到恢复，只是考虑到浙西南位处浙闽赣边境通道，敌人势所必争，同时接受

上年受挫教训，浙西南特委决定以秘密工作为主。表面看来不如过去那样轰轰烈烈，

但工作更加扎实，干部和基本群众更加成熟，对付敌人“清剿”也就更有办法。

    宣遂汤游击根据地这是一小块新辟的游击根据地，它位于浙西南北部的宣平、

遂昌、汤溪3 具交界的三角地区。这个地区地形险要。它以门阵为中心，坐南朝北，

背靠大岭，面瞰金（华）汤（溪）平原，左右群峰矗立，森林茂密，构成一道天然

屏障。挺进师在1935  年春初进浙西南时，曾在这一带开展过工作，并在银抗、芝

肚坑、龙葱、周坞、黄塘井、小洋坑、紫坑、溪口等村庄，发展了20  多名中共党

员，建立了党支部和遂汤区委。由于这一地区党组织工作比较隐蔽，又远离浙西南

游击中心区，在敌人第一次大“清剿”时，未遭受大的摧残。1936  年秋冬，粟裕

率挺进师主力重返浙西南时，按照在根据地中心区外围开辟小块游击根据地的构想，

先后派出了两支部队进入宣遂汤边区，协同当地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首先选择条

件好的村庄，建立游击基点。尔后由几个邻近的游击基点逐渐形成小块的游击根据

地。起初，这块根据地是秘密的，即政权由共产党掌握，但不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

号。

宣遂汤党组织认真执行临委制定的新的政策和策略，不仅赢得了群众拥护，而

且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水陆交通便利的中心点门阵（北临杭江铁路，

东西两侧有公路相通，还有可供竹木放筏的溪流通往金华），商业繁荣，群众称之

为“小上海”，金华等平原客商带来大批布匹和医药等山区紧缺物资，进山交换土

特产，致使金华商埠实际上成为挺进师的“军需补给基地”。

    此外，还有浙东南地区青瑞边之梅山、李山，飞云江边的五云山等小块游击根

据地和游击基点。

    随着游击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日益发展壮大。挺进师兵力，

在敌人第一次大“清剿”时期，由近千人减至300 人枪，到1936年底发展到1500  

余人枪，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发展到数千人，党员发展到3000  余人，地方干部

500 余人，加入各种革命群众组织的人数，总共达10万之众。红军游击队活动范围

扩大到温州、台州、处州、金华、衢州等地区所属的30  多个县境。这是浙南游击

区的鼎盛时期。

（一）国民党军新的“清剿”部署

    1936  年12  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被迫停止了对陕甘宁边区

的主力红军的军事进攻，并许诺联共抗日。这样，在北方基本上实现了和平。然而，

在南方，国民党军不仅没有放松而且进一步加紧了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企图

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将坚持南方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剿灭”。在这个“北

和南剿”的反动方针下，国民党集团根据既定部署加紧对南方红军游击队进行大规

模“清剿”。

    1936  年12  月间，国民党决定调第4 路军总指挥刘建绪率所部从湖南进驻闽

浙皖赣边区，并在浙江江山设立“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以下简称“四省边署”）

以刘建绪为主任，取代原“四省剿总”。

    刘建绪就职后，立即制订“闽浙赣皖边区绥靖计划”。其中将浙南地区划为第

3“清剿”区，在云和县设立“清剿”指挥部，同时命浙江保安处副处长蒋志英到温

州主持“清剿”。

    敌人这次大规模的“清剿”，集中了6 个师、2 个独立旅、连同地方保安团共

计43  个团，10  余万兵力，比卫立煌、罗卓英指挥的第一次大“清剿”多三四万

兵力。然而这时浙南红军游击区已由浙西南扩大到浙南、浙东的广大地区。刘建绪

已不可能再采用罗卓英对游击根据地重重包围“竭泽而渔”的方针。他针对红军游

击区大为扩大的现实，在军事上改取“拉网聚歼”的战略战术。即采用拉网式推进

战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由外围到中心，逐渐将红军游击队逼向东南一隅，而

后在浙南飞云江以南、沙埕港以北的濒海地区聚而歼之。

    根据上述方针，刘敌作了具体的兵力部署：以第63  师等部由杭江路一线压红

军游击队南撤；以新5 师、第52  师及赣闽保安团置于江（山）浦（城）公路及松

溪、庆元、政和之线，由西面逼红军游击队东移；以第56  师由闽北伸向庆元等地，

阻止红军游击队转移闽北；以两个保安团置于泰顺、寿宁，封锁浙闽边界；以独立

第9 旅控制飞云江；以第19  师置于温（江）瑞（安）平（阳）一线，构成东西沿

海封锁线；以第80  师1 团置于福鼎，以阻止浙南红军游击队进入闽东。为协调东

线部队作战行动和切断红军游击队向福建方向机动，在平阳县设立“闽浙边清剿指

挥部”，以第19  师师长李觉和永嘉保安司令许蟠云为正副指挥。

在政治上，软硬兼施，胁迫群众参加反共行动：一是强迫群众组织“联甲”和

“剿共义勇队”、“壮丁队”，协助军队“进剿”；二是移民并村，焚毁边缘地区

零散民宅，强迫居民移住大村，并按人头定量逐日配给油盐柴米，以杜绝群众对游

击队的接济；三是造谣惑众，歪曲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真相，谎称“共产党和朱毛红

军投降了”；四是威胁利诱，声言凡捉、杀共军头头者重赏，凡“窝匪”、“通匪”

者“杀无赦人耍尽阴谋诡计，妄图彻底破坏红军的军民关系。

    刘敌部署就绪后，即下令对红军游击队发起攻击。
1937  年2 月2 日，敌第80 

师1 个团和浙江保安第3 、第4 团，共约3000  多人，向泰顺峰文游击根据地发动

进攻。刘英、粟裕指挥部队在简墙大山峡伏击进犯之敌，一举歼敌1 个加强营。敌

发现红军游击队主力后，蜂拥而至。战斗至第3 天，敌对游击队形成两头夹攻之势。

刘、粟机断地指挥部队，趁大雾迅速悄悄转移，导致敌军自相交火。当挺进师转移

到平阳县玉仓山（今属苍南县）时，敌军又集中优势兵力发起进攻。为保存有主力

量，挺进师果断地撤出战斗，与敌脱离接触。在这次战斗中，浙南军分区司令员罗

连生被俘后叛变。随后，刘敌令第19  师、独立第9 旅和浙江保安第2 、第3 、第

4 团，与第80  师相配合，企图将红军游击队主力围歼于瑞（安）平（阳）泰（顺）

之间。

（二）牛童往会议，制定新的斗争方针

    对“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军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清剿”，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

事先思想准备不足，缺乏准备和预见。此前，曾利用有利时机，以挺进师主力向当

面之敌发动猛烈进攻，迅速扩展了游击根据地，但同时也又一次暴露了红军游击队

的力量。1936  年底，省委为迎接抗日的新形势，曾宣布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19  

师番号，并重新打出北上抗日先遣队旗号，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待到国民党

军调集重兵对游击区再次发起大规模“清剿”时，临时省委的头脑才开始冷静下来，

重新认识面临的局势。

    1937  年2 月中旬，临时省委在泰顺县上仁乡（今安东乡）牛童往召开会议，

分析形势，确定对策。会议认为浙南游击区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从全国政局发展

趋势看，国共合作抗日，将是历史的1 然。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深怕共产党力量发

展壮大，于是，企图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之前，一举歼灭南方红军游击队，以削

弱中共力量。从全局看，抗战的曙光已照耀中国，从局部看，浙南地区尚处在黎明

前最黑暗的时刻。为了保存红军游击队，坚持浙南这个新开辟的革命战略支点，不

能单纯地实行军事抗击，同敌人拼消耗，而应着眼于保存党的力量，采取灵活的破

敌良策。据此，会议确定了隐蔽精干、保存力量与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相结合的反

“清剿”方针。

    根据上述方针，挺进师针对敌人“大拉网”战术，采取化整为零，与敌相对进，

将主力转到敌之侧后，易地而战的战略战术。敌“网”过来，我则钻过去，你要我

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以我之分散对敌之集中，以我之集中对敌之分散。敌采取

大兵团进攻，挺进师则将战斗单位逐渐分散，由开始的百把人集中行动，逐渐分散

到几十人一队，十几人一队，甚至几个人一组，组自为战，人自为战。必要时又集

中起来，歼击分散之敌。有分有合，灵活机动，使敌人难于捉摸。

在具体部署上，留下一部分兵力配合地方干部在浙南根据地内坚持斗争；刘英

率领临时省委直属队和部分主力部队共七八百人，东进永（嘉）瑞（安）平（阳）

泰（顺）边界活动；粟裕率挺进师一部由浙南泰顺根据地绕道瑞安和青（田）景

（宁）边境前出浙西南地区活动；一度聚集浙南的1 纵队和2 纵队分别返回浙东和

浙西南游击区与敌周旋。

    在政治上，省委坚持团结抗日旗帜，向国民党发动政治攻势。敌军进攻一开始，

省委和省军区就发表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告各界人民书》、《致国民党官兵

的一封信》等文告，呼吁停战议和。刘建绪慑于抗日怒潮，曾一度表示愿与浙南红

军游击队停战谈判。虽然这时刘建绪毫无和谈诚意，并另有企图，但红军游击队可

利用战事暂歇之机，调整力量部署和扩大政治影响，这对打破敌人的大“清剿”，

起到一定的配合作用。

（三）最艰难的日子

    牛童往会议后，刘英率临时省委机关和直属队，北渡飞云江，进入浙东南瑞安

的沙门山、肇平及永嘉纸山一带活动。1937  年3 月间，临委决定由龙跃任浙南特

委代理书记，统一领导浙南根据地各县工作。同时根据叶廷鹏、陈铁军等人的要求

和中央特科指示，叶、陈等领导的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和浙南红军游击队正式归属

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坚持浙南内线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在浙南侍委统一领导下，

组成武装工作团，辖各地区武工队、组，武工队时而化整为零，避敌锋芒，时而集

零为整，袭击分散之敌，化被动为主动。在浙东南，省临委还组织了1 个白区工作

团，由黄先河任团长，秘密进入温州市，开展工人和学生工作，推动城市抗日救亡

运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配合红军游击队斗争。

    正当浙南红军游击队展开艰苦斗争之际，闽浙临时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兼浙东南

特委书记刘达云继罗连生之后投敌叛变，为虎作伥，给浙南根据地军民带来巨大的

危害。然而富于革命传统的浙南人民，并不气馁，他们紧密团结，互相支持，不屈

不挠地与强敌周旋。

    粟裕率领挺进师一部与敌人主力相对进。由浙南挺进浙西南地区。途经瑞安潮

岭、潮际时，留下部分人员在梅山、李山地区，依托游击基点村打游击。主力部队

取道青（田）景（宁）边境西进，直抵杭江铁路南侧。随后回到龙泉溪以北的松

（阳）遂（昌）地区活动。3 月11  日，在遂昌门阵与坚持浙西南斗争的谢文清、

刘亨云率领的红军游击队会合。旋以宣遂汤边游击根据地为依托，开展游击战。

    宣遂汤边游击根据地，邻近杭江铁路线，周围交通便利，由于党组织发挥了政

策和策略的威力，争取了不少保甲长站在红军游击队一边，区乡长也往往保持中立。

他们虽然了解红军游击队一些情况，但不向其上级当局报告，因为报告了，反遭上

司责难和“进剿”部队勒索，同时还要受到游击队的惩处，两头不讨好。所以对游

击队的活动，总是睁只眼闭只眼。至于敌军，先前进山骚扰的部队屡遭游击队打击

后，心有余悸。小股敌人畏歼，再也不敢贸然进山；大股敌人又难于上山，因为山

路崎岖，施展不开，给养又难于接济。这样，这块在敌人跟前的小块游击根据地就

成了红军游击队比较稳定的后方。这个后方，在反对敌人第二次大“清剿”时期，

成为挺进师在杭江线以南和浙西南地区坚持斗争的重要基地之一。

    有了类似宣遂汤这样的后方基地，挺进师的反“清剿”斗争，就获得了更多的

自由权。他们借助各游击基点村和基本群众的掩护，隐蔽自己的行动和意图，一旦

捉住有利战机，即给敌人以突然袭击。速战速决，迅速转移。

    他们在实践中总结了兜圈子战术，采取大小圈、“8 ”字形、“S ”形、回马

枪、早出晚归、东去西返等许多形式与敌周旋。部队飘忽不定，出没无常，敌人难

于捉摸。

    然而，由于敌人依仗其绝对优势兵力，在地方反动势力协助下采用“拉网”战

术，加之采取强迫移民并村，对群众严加控制等残酷措施，绘红军游击队造成了极

大的困难，斗争十分艰苦。虽然红军游击队机动灵活，不易为敌人发现行踪，但敌

人多势众，撒开大网，致使红军游击队常与敌发生遭遇。

    敌人一旦发现游击队踪影，就立即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使游击队陷入困境。

    一次粟裕率部由浙西南庆元、景宁边境北进，当到达云和与松阳交界地区时，

突然与敌遭遇。敌立即收拢“大网”，将挺进师部队围困在龙泉溪和松阳溪之间10 

多公里的“三角架”里。挺进师虽然施展了忽南忽北、打回马枪等战术，但仍难于

甩掉敌人，并几度误入敌人的伏击圈，几陷绝境。幸好，大多数指战员都具有打游

击的丰富经验，熟练地运用打、藏、走相结合的战术，并可组自为战，人自为战。

能打就打，打不了就钻进荆棘丛中躲起来。任凭敌人在跟前吼叫，沉着以待。由于

敌人在明处，害怕游击队打冷枪，心虚地咋呼一阵，乱放一阵枪，就悻悻地走开了。

游击队员瞧准空隙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就这样，打打藏藏，边打边走，一昼夜走

了90  公里，连打7 仗，才摆脱了敌人。

由于敌人逐渐摸到了红军游击队的一些活动规律，一旦发现游击队踪影，就死

缠下放。为了甩掉前堵后追之敌，红军游击队常常整日整夜穿密林，走山径，绕圈

子。有时连续几天几夜得不到喘息机会。当找到可隐蔽休息的游击基点时，指战员

一觉就睡几十个小时，还不知醒。如果有了伤员就更难办了。因为敌人搞移民并村，

一些游击基点被并掉了，游击队怕连累群众，不便把伤员安置在群众家。隐蔽在山

洞里也不安全，因为那里是敌人搜查的重点目标。抬着伤员行军打游击更不堪设想。

没办法，只好在野地里向死人“借房子”。即将坟墓掏开，把尸骨移置他处，在棺

村里垫上干草，将伤员安置进去，暂时隐蔽养伤。

    这个时期，是挺进师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最艰苦的时期。为保存革命力量，

部队不断地在敌人的“网眼”中穿梭。除短时间转到游击基地休息外，绝大部分时

间都是风餐露宿。“青天作帐，大地当床”，枕戈待旦。更为困难的是，常常缺粮

断炊，不时以野菜、草根、树叶充饥。当弄到粮食时，又苦于没有炊具，如果敌情

稍微缓和，尚可在山林中用茶缸野炊，若敌情紧急，为避免暴露目标，不便生火，

只好吃生谷子。生谷子消化不了，难于排泄，大便时只好用棍子扒。这样，饥难忍，

饱也难受，反复折腾，许多战士身体垮了，加之缺医少药，非战斗减员时有发生。

但不论如何艰苦，除个别动摇分子外，广大指战员为人民解放事业，矢志不移。因

为他们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

（四）人民群众对游击队的大力支援

    浙南红军游击队，所以在数十倍于己的敌军撒下的“天罗地网”中，得以生存，

并最终挫败了敌人“聚而歼之”的险恶企图。除闽浙临时省委和挺进师实行反“清

剿”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外，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民群众的拼死相助，这对浙南红军游

击队挫败敌人的大“清剿”，具有决定意义。同时形势与地势对游击队也有利。当

时全国已掀起了抗日救亡浪潮，在这个大气候下，国民党坚持内战的政策遭到全国

人民反对，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而红军游击队哀兵自卫却得到广大人民的同情

；浙南险要的山地又有利于红军游击队与敌周旋。如果没有这些有利条件、特别是

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援，红军游击队要打破敌人大“清剿”是不可想象的。

    浙南人民在反对敌人大“清剿”中，以舍己为人的崇高品德和视死如归的英雄

气概，保护着共产党，保护着红军游击队，为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

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保守机密，是红军游击队在敌人拉网“清剿”中保

存自己的重要一环，根据地群众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平阳县工凤乡半山村游击

队长潘世雅和做地下交通的妻子王玉英，都是共产党员，在反“清剿”中不幸被捕。

在潘遭敌枪杀后，王玉英忍着巨大的悲痛，为保护党和红军的机密，乘敌看守懈怠

时，毅然用剪刀剪断自己的舌头，使敌人无法从她口中获悉任何材料。云和县燕田

的一位游击队员不幸落入敌手后，敌将他押到云和七溪，用吊打、熏辣椒粉、坐老

虎凳等酷刑对他逼供，他始终坚贞不屈，直到被敌人枪杀，都没有吐露党和红军的

半点实情。类似的刚烈事例举不胜举。正由于群众舍命掩护，红军游击队的行踪秘

密才得以保守，使深入游击根据地的敌军如同聋子瞎子。红军游击队常常隐蔽在与

敌军近在咫尺的村落，而敌人却不知晓。

    例如，1937  年3 月，挺进师第2 纵队政委张文碧带1 个小分队到平阳县找刘

英、粟裕未遇。当时正值国民党军麇集平阳，几乎所有路口都布满岗哨，对行人严

加盘查。张文碧等是外乡人，很容易暴露。为避敌锋芒，在当地党组织协助下，小

分队分散在几个村子的群众家里隐蔽。张文碧隐蔽处，可看到敌人操练，听到敌人

口令。由于群众全力掩护，虽处敌人眼皮底下，却安若泰山。这就给挺进师部队创

造了保存自己和打击敌人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掩护红军游击队伤病员，是群众作出的又一个重大的贡献。在反“清剿”的艰

难时期，红军游击队的伤员，几乎全部是靠地方党员和基本群众拼着身家性命掩护

养伤的。如1937  年2 月，当挺进师主力从泰顺太平区根据地转移时，双溪口村党

支部书记黄明星和他的妻子卢桂莲，动员村里群众，将几十个伤员分散隐蔽治疗。

不久，黄明星夫妇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逼他们交出伤员。夫妇俩机智应付，没

露半点破绽。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代价，保护了数十名红军战士的生命。这批伤员在

群众精心护理下，全部养好了伤，并安全归队。再如同年二三月间，江（山）浦

（城）县委书记宣恩金等，在随部队转战中身负重伤，留在青田县叶山地区养伤。

这在基本群众中，是公开的秘密。而敌人又不时上山、进村搜查，并乱捕群众，严

刑逼供。伤员的处境确实令人提心吊胆，然而却有惊无险。这全仗群众的庇护。叶

山有一位知情的共产党员，几次被敌人抓去拷打审问，甚至累及他的儿子、媳妇，

但全家守口如瓶。最后连家也被敌人抢劫一空。然而他毫无怨言，而且想尽一切办

法照顾宣恩金等伤员，直至伤员伤愈归队。

红军游击队经常遇到的一个大难题，是粮食问题。尤其是在反“清剿”斗争最

紧张的时刻，游击区的交通要道和大多数村镇为敌军所占领或为地方反动势力所控

制，生活与战斗在深山密林的红军游击队，没有地方购买和筹集粮食，除了依靠群

众没法接济外，别无良策。然而民以食为天，群众食粮受到敌人严格限制，自身难保，

那还有能力接济他人？况且敌人严厉禁止“通匪”，违者将遭杀身之祸。敌人这一

手确实狠毒。然而老百姓与红军游击队患难与共，特别是贫苦民众把希望寄托在共

产党及其领导的队伍身上。他们宁肯自己忍饥挨饿，将省下的几根红薯、几斤谷子

或几个饭团，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敌人封锁线，送给红军游击队。这种舍己为人的

鱼水深情，在人类精神文明史上，堪称楷模。

    在浙南人民的冒死支援下，浙南红军游击队经过8 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挫

败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大“清剿”，迎来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新时期。

六、进行谈判斗争，实现国共合作抗日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挺进师同国民党四省边署的谈判斗争，始于第二次反

“清剿”斗争中期。谈判与反“清剿”交错进行，呈现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复杂

局面。先后历时4 个月，才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

（一）开展政治攻势与首次和谈

    早在刘建绪发动大“清剿”之初，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与省军区，在奋起抗敌

的同时，就向国民党发起了政治攻势。尔后，随着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不断加强

这个攻势，迫使刘建绪不得不表示休战谈判。

    临时省委继发表《致国民党官兵的一封信》，又于1937  年3 月，发出了《停

止内战，一致抗日——致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和闽浙两省当局快邮代电》。

与此同时，浙南党组织派往上海同中共中央特科联系的吴毓，从上海带回转给刘英

的《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等文件。由于敌军严密封锁，吴无法进入

刘英所在的平阳北港地区，遂折返温州市，同临委派出的白区工作团商定，根据中

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文精神，以“快邮代电”方式向国民党的四省边署，第

19  师师部、浙江省政府、省党部、温州、处州、衢州等专署及其所属各县政府、

县党部等机关发出呼吁：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共双方应以民族利益为

重，捐弃前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提议双方迅速派出代表举行和平谈判，并保

证双方代表人身安全和来去自由。这件“快邮代电”是以临委和临时省军区名义，

于3 月25  日分别从温州、瑞安、乐清和上海等地邮局发出的。

    临时省委“代电”发出后不久，国民党当局即作出反应。于5 月2 日在《浙瓯

日报》上以“紧急启事”形式，暗示赞同红军提议，要求红军派人联系。“启事”

大意称：兄等有日（3 月25  日）代电收悉，请派要员来温州×旅馆面洽。吴毓见

到“启事”后，在临委地方工作团协助下，以浙南红军联络员名义同国民党军第19 

师旅长唐伯寅以及刘建绪派出的正式代表邓讱取得了联系。并商定先停战一周，以

便红军商派正式代表。会谈地点定在平阳县北港区。接着吴毓和白区工作团的黄先

河、陈铁军，借停战之机，迅速进入浙东南游击区，向刘英汇报。

    刘英赞扬了吴毓等人的临机决断，在平阳北港山门乡大墩村召集临委会议，商

讨同国民党谈判事宜。会议确定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

国策和四项保证为谈判的基本条件，只是缩小范围，把全国性改为地区性，如将

“中华民国特区”的提法，改为“闽浙边特区”。同时决定以吴毓、龙跃和陈铁军

3 人为谈判代表（吴毓为首席代表）。后因龙跃有事不能离开，改由参谋董启文代

替。吴毓等经与国民党方面联系，确定第一次谈判于5 月7 日起在平阳县山门畴溪

小学举行，国民党方面代表、四省边署政训处上校处员邓讱带1 个参谋和随从人员

如期赴会。吴毓为了扩大影响，建议邀请中间人士列席会议，征得邓讱同意，双方

一致邀请畴溪小学副校长邓扫空（邓野农）、教师林书合（林伊红）、当地中医师

陈鸣玉等3 人以地方公证人士身份列席会议。会议开始时，双方代表交换了对国内

时局的看法与和谈意向。邓讱在讲话中流露出当时国民党军在浙南被拖得很苦，想

早日离开山沟的思想情绪，因此希望和谈能成功。然而国民党内部对这次和谈意见

不一。在内战前线的官兵想借此摆脱苦境，而南京当局则企图迫使浙南红军游击队

就范，这就注定谈判必将出现曲折。对此，临时省委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刘英在

谈判前夕，即离开险境，并借暂时停战之机，重新调整力量，以应付不测。

谈判第二天，开始触及实质性的问题。吴毓先提出闽浙红军愿意改为国民革命

军；闽浙苏区改为特区（包括平阳、瑞安、泰顺、福鼎、寿宁、柘荣6 县）；停止

武装暴动；停止没收地主财产；闽浙红军改编后立即集中特区内，准备对日作战等

5 项保证。接着提出5 点建议：1.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一致抗日；2.召集各党

派各武装部队代表商讨抗日救亡大计；3.开放言论、集会、出版、结社自由；4.释

放政治犯；5.改善人民生活，并保护红军家属不受侵犯。吴毓发言完毕后，邓讱不

置可否，接着休会。邓立即打电话请示其上司。复会后，邓表态说，除划出6 个县

为特区外，其他几条都可以接受。然而特区问题，对红军游击队来说，是至关重要

的。如果没有这一条，红军游击队就将失去立足之地。所以红军代表据理力争，而

国民党方面不仅不肯让步，而且还提出了一些苛刻条件，特别是其中两条：一是闽

浙边红军接受收编，统一归国民政府领导和调遣；二是红军所有政工干部要全部集

中南京受训，另行分配工作。这样一来，双方分歧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

这暴露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只有消灭红军的险恶用心，而无合作抗日之诚意。当时

列席会议的中间人士被夹在中间，难于从中调解。谈判未果。

    谈判中断后，吴毓、陈铁军、董启文3 位代表，为避免暴露目标，没有直接返

回临委驻地，而随同邓讱等到了平阳鳌江。在鳌江，吴毓提出双方先行停战，其他

政治问题待后协商解决。邓讱表示同情，但他说他不能作主，须请示上司。随后得

到答复是，蒋介石电令“停抚进剿”。于是历时17  天的首次谈判宣告破裂。

（二）重开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定

    首次谈判破裂后，刘建绪奉蒋介石令偕第19  师师长李觉等到浙东南内战前线

瑞安、永嘉一带“督剿”。战火再次燃烧。临委谈判代表陈铁军在青田战斗中负伤

被俘。陈以谈判代表身份指责“清剿”军逆潮流而动，并要求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当

面理论，后被送到衢州四省边署关押。与此同时，浙西南游击区也在进行恶战。挺

进师政治委员会主席、中共浙西南特委书记许信焜在龙泉县锦旗乡龙殿坑战斗中以

身殉职。

    临时省委在领导红军游击队以游击战进行自卫的同时，继续发动政治攻势。当

谈判破裂，刘建绪再开兵衅时，临委和临时省军区发表了《为团结御侮，共赴国难，

以及和平谈判破裂后告各界人士书》，进一步申明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争取实现国

内和平与团结抗战的决心与诚意，说明谈判破裂的真相，同时再次呼吁国民党当局

重开谈判。在这期间，临时省委还及时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与刘建绪代表谈判的情况。

党中央十分关怀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命运。在得悉浙南红军艰难处境后，即请贺龙以

刘建绪早年同学的关系，写信给刘，阐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政治局势的新变

化，对刘晓以民族大义。

    同时以乡情旧谊动之以情，劝刘化干戈为玉帛，“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

和红军携起手来共同抗日。

    6 月中旬，临时省委再次发出《呼吁各界人士要求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

言》，以借社会力量迫使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七七事变爆发后，临时省委直接向

刘建绪发出通电，敦促他以民族利益为重，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刘为形势所

迫，加之他的部队陆续奉命调往淞沪杭前线，遂表示愿与红军重开谈判。他释放了

临委谈判代表陈铁军，让陈转交他写给刘英、关英（中共皖浙赣省委书记）、黄道

（中共闽赣省委书记）等人关于停战谈判的信。同时把贺龙写给他的信也一并交给

陈铁军送交刘英，以表示他的诚意。

    刘英收到刘建绪信函后，即派陈铁军往衢州联系，经双方磋商，确定8 月24日

起在温州重开谈判。临委谈判代表为吴毓、陈铁军和黄耕夫；国民党代表仍为邓讱。

在这次谈判中，临委鉴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在坚持共产党独立与批评自由，以及保

持红军武装的独立性等项原则下，作了适当的让步，主动放弃了第一次谈判时提出

的划闽浙边6 县为闽浙边特区的要求。国民党方面也不再坚持原先的苛刻条件。这

就使谈判得以较顺利地进行。经过反复协商，初步达成了5 项协议：1.闽浙边红军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待遇与国军同；2.闽浙红军在瑞安、平阳、泰顺3 县边界以山

门为中心的地区集中，集中时间以半个月为限；3.红军集中时，如遭国民党的军队

与地方部队攻击，由四省边署负责，如红军发生暴动，则由共方负责；4.无条件释

放政治犯；5.一切政治问题，由双方中央解决。初步协议签字后，临时省委和省军

区立即发布《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浙军区司令部通告》，要求所属各部队迅速向军

区所在地集中；各游击区对国民党驻军及一切地方部队，要注意团结；对碉堡、电

线和各种交通工具，须予保护。同时，临委还发出了《为巩固和平坚决抗敌告全国

各界男女同胞书》，表现浙南红军游击队与全国军民团结御侮的态度和决心。由于

四省边署没有及时通令浙闽边各县国民党军政当局，致使红军行动发生困难，一时

无法集中。为此，刘建绪于9 月16  日，又派政训处上校处员王裕先、中校处员詹

行烈两代表到平阳接洽。刘英亲与会谈。经磋商，于17  日在原拟协议基础上，形

成了7 项协定：1.闽浙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并根据任务确定编制；2.红军集中地

点在平阳县的北港区；3.红军军需与给养，根据任务发给补充；4.红军集中时间自

9 月17  日起至10  月1 日止；5.国民党当局无条件释放政治犯；6.一切政治问题

由双方中央解决；7.目前的宣传工作，根据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原则进行宣传。

在这期间，浙西南根据地由于与临委失去了联系，加之消息闭塞，还不知道国

共两党已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不时听到从金衢平原上传来的谣言，说什么“共产

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粟裕等领导人经过仔细分析，作出了国共两党可能合

作了的判断。为此，派了一个小分队下山了解实情。这个小分队化装成国民党军，

大摇大摆地开进龙游县溪口镇，到镇公所声称“我们原在山区剿匪，现在奉命开赴

抗日前线，要与县长联系，了解情况”。镇长帮助挂通了县长的电话。县长说：

“现在国共合作啦，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要开拔抗日了??”小分队摸清情况后，

迅速返回汇报。粟裕立即向国民党遂昌县党部和县政府发出《国共合作抗日建议书

》。遂昌当局很快响应，并定于9 月19  日在遂昌县门阵举行谈判。红军代表为谢

文清，国民党代表为朱镇山。谢文清向对方提出3 个谈判条件：1.红军将开赴浙南

根据地，沿途（当局）不得留难；红军已经停止打土豪，国民党当局须给红军补充

弹药、给养；3.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是平等合作，要保持红军的独

立性。朱镇山将会谈情况，向其上司作了报告。遂昌县国民党当局答复：

    全部接受红军所提条件，欢迎红军下山。至此，在整个浙南地区实现了和平。

    虽然后来国民党当局在一些问题上横生枝节，但国共合作抗战的历史潮流终究

不可阻挡。

（三）胜利改编，开赴抗日前线

    1937  年9 月17  日，闽浙边国共谈判达成最终协定后，临时省委即由青田、

永嘉、瑞安边境赶回平阳北港，以集中部队与布置新的工作。约半个月时间，散布

于瑞、平、泰、青、丽、温等县的红军游击队，基本集中完毕，连同机关工作人员

共约300 人左右。随后，刘英派人分途前往浙东和浙西南游击区，联系粟裕、谢文

清、张文碧、范连辉、赵春和等负责人，向他们通报谈判情况和传达临委关于集中

部队改编的指示。

    10  月初，刘英接到了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9 月28  日写来的信。信中告知，

分局遵照中央指示，决定将一切游击队改为抗日武装，并交待了有关谈判、改编原

则和实施方法。随后又收到了中共中央代表博古于南京写来的信，信中传达了中共

中央于8 月1 日发出的《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中央和分局的指示，

使临时省委进一步掌握了党中央新的政策和策略精神，更加主动地推进浙南地区的

抗日统一战线，加速红军游击队的集中整编。在浙西南游击区，粟裕派代表同遂昌

当局达成协议后，即率部队从门阵南下，经石练、湖山、王村口、大潘坑、船寮、

青田、大峃，向临委驻地开进，当到达飞云江南岸时，与刘英派来的联络员相遇，

随即一同奔赴平阳北港，与坚持浙南游击斗争的部队胜利会师。在这前后，临时省

委所属的其他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相继到达集结地区。全部兵力合计约四五百人，

相当于挺进师进军浙江时的人数。但成员有很大的变化，原红10  军团的老骨干不

多了，新成分主要是浙南、浙西南和闽浙边的工农子弟，另有一部分是上海、温州

等城市的知识青年。这些新成分，经过艰苦的游击战争的锻炼，大部已成长为成熟

的革命战士。此外，还发展了数千名党员，发动了数十县的民众，其中加入各种革

命群众组织的达10  万之众。浙南红军游击队于10  月间在平阳集结完毕后，即正

式宣布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治委员，

下辖3 个支队和1 个教导队，后来随着部队的扩大，又成立了1 个新兵队。同时在

温州设立了以吴毓为主任的总队办事处。

    部队改编后，就地进行军政训练和开展群众工作。

    11  月，中共闽浙临时省委在平阳北港凤林村召开扩大会议。粟裕在会上作了

抗战形势的报告，刘英作了三年游击战争最后8 个月的斗争总结和抗战新形势下的

新任务的报告。为了加强抗战力量，临委还决定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和抗日救亡干

部学校，加强干部培训。

    1938  年2 月底，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到平阳山门街，向刘英、粟裕

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东南分局的指示：浙江地位重要，原来的游击根据地不能放弃，

要留下一些人在浙江继续坚持。在人事安排上，决定刘英留下，领导浙南斗争。撤

销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浙江临时省委，刘英任书记；粟裕带部队北上抗日。部队

编入新四军战斗序列。

    3 月上旬，刘英随曾山赴南昌，向东南分局请示今后工作，途经金华时，刘英

同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行了会谈。经刘提议，黄同意在丽水设立“新四军

驻丽水办事处”，在温州设立“新四军驻温州通信处”，在平阳设立“新四军平阳

后方留守处”。发给抗日游击总队子弹5 万发，军衣1000套，每月发给补充经费1.5 

万元。随后，省委决定由黄先河（后黄耕夫）任设在平阳北港水头街三桥堂的后方

留守处主任；吴毓任设在丽水县城关高开巷19  号的丽水办事处主任；周饮冰任温

州通讯处主任。

3 月18  日，粟裕奉命率领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583 人告别浙南人民，从平阳

山门出发开赴抗日前线途。经丽水时，黄绍竑从金华专程赶到丽水碧湖会见粟裕，

并在大港头向部队作了团结抗日讲话，给部队补充了部分弹药和军装。部队途经遂

昌县时，经交涉遂昌县政府释放了部分在押的政治犯。4 月18  日部队胜利到达安

徽歙县岩寺，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2 支队第4 团第3 营。粟裕任第2 支队副司令员。

    部队北上后，刘英带领龙跃、谢文清、林辉山、吴毓、叶廷鹏、郑丹甫、张麒

麟、郑海啸、黄先河等地方领导干部和部分武装人员，继续在浙南坚持斗争。

    以工农红军挺进师为主体的浙南游击战争，在广大群众参与下，以百折不挠的

坚韧精神，顶住了国民党军一再掀起的“清剿”恶浪，终于迎来了胜利。在这场极

其艰险的斗争中，浙南革命军民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仅挺进师就有1000  余名指战

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然而烈士的鲜血并没有白流，它浇灌了浙南广袤沃土，培育

出丰硕的果实，除了保存挺进师有生力量外，还发展了4000  余名中共党员，建立

起40  多个县区级的党政组织和30  多支县区级游击队，以及众多的革命群众组织，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形成了一个新的革命战略支点，这对尔后浙江乃至

华东的革命斗争，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