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略述抗日先遣队的组建结局及经验教训 【转载】作者：杨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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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争鸣 198701 【作 者】方志纯 清丽的信江水，秀美的赣东北，孕育出了一支英雄的队伍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这就是抗日先遣队的前身。尽管她的主要缔造者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周建屏等同志都已离开了我们，但他们为这支队伍的诞生、成长、壮大而呕心沥血、出生入死的卓著功勋，永远彪炳青史；尽管这支队伍最终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所葬送，但她转战赣、闽、浙、皖大地的悲壮战斗历程以及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永远值得纪念和赞颂。 本文拟将抗日先遣队的前身红十军的斗争历史作一概述，并试图对抗日先遣队失败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作一简略的探讨。 一、抗日先遣队的组建及结局 谈到抗日先遣队，不能不追溯到它的前身红十军。在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后称闽浙赣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上，先后组建过两个红十军，即有老红十军和新红十军之别。红十军的建立，乃是从“两条半枪闹革命”开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斗争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与其它根据地的建立和军队的发展情况有些不同。 一九三年七月间，中共赣东北省委遵照中央的指示，决定正式组建红十军。二十一日，红十军编制完毕，下辖三个团。不久，又组建了一个赤色警卫师。紧接着，红十军在乐平众埠街集中，举行隆重的成立典礼。周建屏任军长，军政委先后由邵式平、方志敏等同志担任，吴先民代理政治部主任。这便是老红十军诞生的简要经过。 一九三三年一月(农历一九三二年冬)，中央军委电令红十军南渡信江，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红十军当即出发。邵式平、周建屏及我等随军行动，然后到中央苏区工作。后来，我和邵式平同志到瑞金，先到博古同志处汇报，但遭到冷遇，随即到毛主席那里汇报，这时才得知，红十军调来中央苏区，毛主席事先并不知道，更不是毛主席的主张，而是王明、博古以及作为中央派往赣东北的全权代表曾洪易等人的主意。 红十军进入中央根据地后，在黎川即改称红十一军，由中央和闽赣省军区双重领导。一九三三年下半年，为了加强红十一军的力量，中央又把红三十一师充实到红十一军里面。红十一军到达中央苏区后，先后在第四、第五两次反敌人“围剿”的斗争中，配合与参加中央红军一、三、五军团的多次行动。随后又改编为红七军团。 在老红十军离开赣东北之后，赣东北党为了巩固赣东北这块革命根据地，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在方志敏等同志的坚决主张下，又将留在赣东北的赤色警卫师和活跃在各地的一些游击队，扩编组建了一个军，史称“新红十军”。该军下辖三个师(即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师)，以匡龙海为代理军长，聂洪钧为政委。不久，中央又派来王如痴任该军军长兼政委。在扩红运动中，新红十军的队伍不断壮大。 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在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中央又将在中央苏区的红七军团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曾洪易为中央代表兼随军全权代表，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治委员，刘英为政治部主任，粟裕为参谋长。改名后旋即从中央苏区的瑞金出发，北上抗日。关于这支队伍离开中央苏区后的情况，我是以后陆续了解到的。粉碎“四人帮”后，我在与粟裕同志相会时，曾向他询问过有关抗日先遣队的问题，得知不少情况。 据了解，一九三四年七月红七军团(对外称抗日先遣队)离开中央苏区后，转战于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和皖赣边，长驱数千里，历经几个月，于同年十月间来到赣东北苏区的德兴重溪，在这里与后来创建的新红十军会师，然后根据中央指示，两支部队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原抗日先遣队，即七军团所属军队编为第十九师，新红十军所属部队编为第二十师、二十一师。红军第十军团组成后，对外仍称抗日先遣队。由中央派来的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治委员，粟裕为参谋长，刘英为政治部主任(刘英负伤后由聂洪钧代理)，涂振农(后叛变)为政治部副主任。寻淮洲由原七军团军团长改任十九师师长，王如痴为该师参谋长，聂洪钧(后来逃走)为该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畴西兼任二十师师长，乐少华兼任该师政治委员。胡天桃为二十一师师长。当时，闽浙赣皖省的省委书记、军区政委均由曾洪易(后叛变)担任，省委组织部长是关英，省委宣传部及青年部部长是胡仰山。方志敏同志仍任省苏维埃主席。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根据中央的决定，才组成了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涂振农、刘英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为主席。 军政委员会成立后，抗日先遣队即先后离开了赣东北苏区。先行的十九师，经玉山、常山、淳安、分水折入皖南的旗德，又穿过泾县和宣城之间，指向芜湖。当此之际，该师接到中央军委和军团首长的指示，迅速南返安徽歙县汤口镇。 先遣队总部、二十师、二十一师在十九师离开赣东北之后，取道开化、婺源、休宁，于十二月十日先期抵达汤口镇，在这里，等待十九师的到来。 抗日先遣队各部在汤口会齐后，随即便越过黄山，抵达黄山北麓的古竹溪，准备在太平县的谭家桥宿营。这时，由于侦察不周，又与群众缺少联系，总部接到一个很突然的重要情报：国民党南京政府调集了五个正规师、两个独立旅、四个保安团，用七倍于我的兵力进行围追堵截，妄图一举吞噬抗日先遣队。十二月中旬，我红军在谭家桥附近的乌泥关一带与敌人遭遇了，交战的结果，我军伤亡三百余名，干部也伤亡不少，十九师师长寻淮洲负伤后壮烈牺牲，军团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等八名师以上的干部也相继负了伤。谭家桥这一仗损兵折将，终于失利，除了由于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这一客观原因外，也由于我军在军事指挥方面失当等主观原因所致。方志敏在总结这次战役时，指出了它在战术上缺点：“第一、地形的选择不好，敌人占据马路，是居高临下，我们向敌冲锋，等于仰攻；第二、钳制队与突击队没有适当的配合。我们没有集中主要力量，由右手矮山头打到马路上去。第三、十九师是以有用之兵，而用于无用之地，钻入一个陡峻的山峡里，陷住不能用出来。十九师的指挥员没有十分尊重军团指挥员的意志，凭着自己的意志去作战，形成战斗指挥未能完全一致。”（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方志敏文集》。） 谭家桥一仗失利后，近万人的队伍，在强大敌人的前堵后截中，辗转于石台、太平、东至、祈门、休宁一带，给养日益紧张，战斗力日渐减弱。面对此情况，抗日先遣队在结束皖南的行动后，又盲目返回赣东北。因此，正如方志敏所指出的，谭家桥这一仗，“差不多是我们能不能在皖南站脚，完成自己战斗任务的一个关键”。（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方志敏文集》。） 在抗日先遣队撤向赣东北的过程中，因为部队疲惫不堪，过于集中地在杨林(今属浙江开化县)、港头(属江西德兴县)一带进行休整。敌闻此讯，即命浙江敌人从星口抄捷径，连夜急进七十里，追击到了港头。两军相遇，开火后，我军便被分割成两段。前一段八百余人，由方志敏、刘英、粟裕同志率领，突围到怀玉山区的陇首；后一段约几千人，由刘畴西、王如痴等率领，被阻截在化婺德地区。据粟裕同志回忆，已突出敌人包围到陇首的方志敏等同志，因考虑到大队人马尚在后面，便要粟裕等同志先率领突围出来的一部分队伍以及一些轻伤员立即向闽浙赣边沿地区转移，方志敏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留下来等待主力部队。等了几天，没有等到，结果被敌人重重包围。我红军战士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惨遭失败。红军指战员牺牲的牺牲，被俘的被俘，只有少数同志突出包围，脱离险境。军团主要领导人刘畴西、王如痴和方志敏都先后在怀玉山被俘。至此，抗日先遣队遭到惨重失败，写下了英勇悲壮的一页。 抗日先遣队虽然失败了，但是闽浙赣皖根据地的党和人民，并没有因此而低头，他们掩埋好同伴的尸首，擦干净身上的血迹，继续坚持与敌人展开斗争，革命的火种又燃起了燎原之势的烈焰。特别是在遵义会议精神的鼓舞下，突围到闽浙赣边境的抗日先遣队部分指战员，成为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的基础，粟裕同志为师长、刘英同志为政治委员。从此，挺进师在粟裕、刘英等同志的领导下，高举抗日、反蒋的革命旗帜，在浙西南和闽浙边，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展了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此外，原来留在赣东北、浙西南、皖南等地区党的组织、党政干部、红军游击队以及散失在这些地区的红军小股部队，在群众支持下，也都自动先后转入了游击战争之中，其主要领导人有：唐在刚、关英、李步新、匡龙海、柳真吾、周成龙、余金德、方远辉、倪南山、邹琪、滕国荣、宁春生、杨文翰、余汉潮、程伯谦、赵梓明、王丰庆、刘毓标、方远淡、陈直斋、江天辉、何映辉等同志。在闽北，尚有黄道、曾镜冰、饶守坤、洪坤元、黄知真、吴先喜、黄富武、饶恭美、黄立贵、卢文卿等同志领导的红军和游击队。这些红军和游击队，利用山峦起伏、连绵不绝的磨盘山、怀玉山、鄣公山、武夷山、黄山、天目山打游击，与敌人周旋，形成了一道进可出击、退可隐伏的游击地带，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胜利坚持到加入抗日斗争的滚滚洪流之中，成为新四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游击队的领导人，除在斗争中先后为革命壮烈牺牲外，许多同志都成为新四军的领导骨干。 二、抗日先遣队失败的原因及经验教训 抗日先遣队为什么会惨遭如此失败?这是我多年来时常思索的一个问题。这里，我想就抗日先遣队失败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作点分析和探讨。 我认为，抗日先遣队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来是王明错误路线疯狂推行的必然恶果。人们还记忆犹新：一九三三年十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央及其主要领导人，早就排挤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提出所谓“不失苏区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等一系列错误战略口号，致使红军蒙受不少损失。福建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建立了联共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此时，如果能够因势利导，充分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调红军主力在半路截击进攻福建之敌，不仅能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可以声援国民党第十九路军，造成敌人后顾之忧，从而打乱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计划，起码可以延缓敌人对我们的“围剿”。然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央，却一再坐失良机，对十九路军表示，政治上可以“合作”，而军事上则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方针，错误地认为十九路军的联共反蒋抗日行动是“欺骗群众”，反对红军主力援助十九路军并突进到以闽浙为中心的苏浙皖赣闽地区去的正确主张，眼睁睁地看着十九路军被国民党反动派吃掉。国民党反动派在平定福建事变，消除了后顾之忧后，便立即疯狂地向中央根据地腹地推进。在此过程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央又提出要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堡垒对堡垒”，实行“短促突击”等主张，强令红军在敌人堡垒面前构筑工事，拼消耗，最后，终于招致这次反“围剿”的失败。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被迫从中央苏区的西南方向突围，开始了长征。 在红军主力长征之前，一九三四年七月间，中央和中革军委令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先行突围远征，意在为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做准备。但是，派出这支部队，当时存在着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抗日先遣队一出发，便可以把敌人的大部队拖住，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以为这支部队一挺进到闽、浙、赣、皖诸省的国民党后方，就可以在这里很快创造广阔的游击区域，建立大片的新的根据地；以为在当时阶级矛盾已开始上升为民族矛盾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这样一支小小的部队，就可以使国民党蒋介石掉转枪口……试想想，在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的形势下，派出抗日先遣队这样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能否牵制住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围剿”，使主力红军顺利突围，进行长征?而在当时整个红军作战失利，中央八万多主力红军尚且无法在中央苏区呆下去的情况下，赋予抗日先遣队最大限度地向敌人进攻，建立大片新的根据地的任务，现实吗?说穿了，当时所采取的是一种“丢车保帅”的错误手法，可是，到头来是“车”丢，“帅”亦难保。如果没有遵义会议的话，后果是很难想象的。历史的事实，不是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吗? 倘若追溯到更远的一些时候，其实根本就不应该把抗日先遣队的前身红十军，从赣东北调往中央苏区。记得，一九三三年春，红十军刚调中央苏区，我和邵式平同志到瑞金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亲自对我们说：“你们那里好得很嘛，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大有文章可做。”他还问我们：“你们那里不是很好嘛，为什么要到中央苏区来?”我们说：“是中央调我们来参加第四次反‘围剿’的呀!您不知道吗?”毛主席听后，沉默了片刻，果断地说：“红十军不应调中央苏区来，而应该加强嘛。”以后，毛主席又多次对我说过，抗日先遣队失败了，红军长征了，这都是王明路线造成的结果。其实，那个时候，即使中央苏区丢了，还可以到你们那里去。你们背靠武夷山，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可以直逼杭州，威胁南京，敌人是不会丢掉老巢不管的。 毛主席的这一思想，粟裕同志也曾在回忆中谈及。他说，毛泽东同志曾“主张过把红军主力挺进到苏浙皖赣地区，以打破蒋介石的‘围剿’”（粟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朱德同志在一九四四年回忆红一军团战史时，曾高度赞扬了毛主席的这一主张，指出“如若实行，我看红军发展可能上十万人，同时也会更扩大苏区”（朱德：《在编写红一军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1944)。）。直到一九六一年二月，朱德同志视察江西前去闽北时，还触景生情写诗赞颂毛主席的这一光辉战略思想：“不听仙人指，寻求武夷巅。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赣闽成一片，直到杭州湾。出击求巩固，灭敌在此间。”（福建三明地区党史研究会写作组《建黎泰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其历史意义》。）但是，由于王明路线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领导同志的这些主张，没有得到实现，这就注定了这支部队失败的悲惨结局。这是非常令人痛惜的。 毛主席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一句至理名言。我想，如果红十军创建时期的那批干部始终随部队行动，而不调离，如果抗日先遣队的领导干部素质很好，能坚持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至少可以使王明路线给这支队伍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低的限度。还在老红十军调离赣东北之前，中央就先后把万永诚(后叛变)、倪树宝(后叛变)以及曾洪易(后叛变)等人调到赣东北，分别担任省委书记、军政委、中央驻闽浙赣皖省全权代表，目的是建立一支使王明路线能得到畅行无阻贯彻的干部队伍。继而，又把红十军(即老红十军)调离赣东北，为王明路线的推行扫清道路。可是，曾洪易等一伙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为了从根本上把红十军控制在手中，完全成为他们的驯服工具，首先从干部问题上下手，在红十军中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方志敏孤零零地被留在赣东北，没有随军行动；红十军军长周建屏，名义上是将他调去学习，实际上是根本不信任；政委邵式平调离部队，到地方工作，当然也是不信任；我，以及吴克华、黄开湘等同志也均被调出，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当时，红十军营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被调离，换上了另外一批干部。本来，原红十军这批干部，大都是在赣东北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对赣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地理环境等都很熟悉，斗争的方法和经验较多，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鱼水深情，在部队和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这些干部被排挤，极大地削弱了这支队伍的领导力量。另一方面，又将曾洪易、乐少华等一批王明路线的坚决执行者，作为中央的随军全权代表和主要负责人，派到这支部队，分别委以要职，给这支队伍带来严重的灾难。在部队向闽、浙、赣、皖转战的途中，这些干部在军事上习惯于大兵团作战，不善于运用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作战方法，不善于在远离根据地的区域化整为零，与敌人周旋，在战术上，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这些干部根本否定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行之有效的各项方针政策，否定与敌人斗争的一套好方法，在斗争中形成的好传统、好经验都受到批评，被扣上许多帽子，什么富农路线呀，肃反动摇呀，保守主义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而，在人地生疏、各项政策又不对头的情况下，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失去了群众的有力支援。 在抗日先遣队与新十军会师合编为红十军团后，当时虽然中央和中央军委要方志敏同志担任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是，从当时中央所作的具体人事安排来看，从当时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来看，这种职务实际上不过是个虚职而已，军事指挥权实际仍为曾洪易一伙所把持，方志敏同志的正确意见和主张，他们根本听不进去，根本不采纳。方志敏同志完全处于被孤立、被架空的状态，没有任何实权。总之，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推行，是抗日先遣队失败的根本原因。 抗日先遣队失败的直接原因，则是由于这支队伍本身存在着许多致命的毛病。首先是领导人不团结，由于王明路线的恶劣影响，由于曾洪易等人的独断专行，先遣队几个主要负责人之间不信任、不团结，“每遇事相商或召开会议始终得不到好的结果。在先遣队自瑞金出发直到闽浙赣苏区这段时间内，从未开过一次圆满的会议，不是你争我吵，便是你走我溜，甚至闹成打架……关于行动的决定，特别是作战任务的决定，往往一致的通过与决定了，转瞬间又来一个不同意，甚至有好几次打响了后又命令下属撤退，这不仅表示意见各殊，失去了自己的战斗意志，而且对士气的消磨与战斗力的削弱，亦是极端有害的”。（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三年斗争的回忆》、江西人民出版社《回忆闽浙皖赣苏区》）古人云：“无帅之兵，谓之乌合”，又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兵贵神速”。任何一支部队若是领导不力或各执己见，部队就成了一盘散沙，敌情不明，行动迟缓，就难以取得战斗的胜利。 其次，在军事上不给部队任何机动权，始终采取绝对集中的指挥，打硬仗、拼消耗，也是先遣队失败的一个直接原因。本来，抗日先遣队在离开中央苏区后，应该迅速实行战略战术的转变，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但是，当时并没有这样做。据史料记载和粟裕等同志回忆，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的那一天开始，每天的行动、每一个行动都是直接由军委规定，下面毫无机动的余地，哪怕是情况发生了变化，也还要不折不扣地遵照执行。加上曾洪易、乐少华等人只会机械地执行上级的指示，使远离根据地的前方部队一切行动都受到严格控制，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陷于极其被动的境地。因此，我认为抗日先遣队的失败，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是“由于对中央及军委的命令与指示的执行表示不坚决”（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三年斗争的回忆》、江西人民出版社《回忆闽浙皖赣苏区》），而恰恰是由于曾洪易等人执行上级指示“太坚决”、“太机械”。比如，红七军团(即先遣队)从瑞金出发，经长汀、连城、永安县境，打下了大田县城，然后经尤溪以东，挺进到闽中地区，继而渡过了闽江，进入白区。本来，部队在渡过闽江之后，应由古田、庆元、遂昌直接北上浙西，挺进皖南。但是，先遣队的领导人却不顾客观实际情况，率部攻打福州，结果给部队的行动带来了很大困难。因为在部队渡闽江时，其浩大的声势，曾使敌人摸不着头脑，弄不清究竟有多大的实力。而福州一仗，抗日先遣队损失不小，伤亡甚大，还牺牲了几个师、团干部，特别是把我军的兵力彻底地暴露在敌人面前，敌人发现抗日先遣队只是一支不怎么大的牵制力量的部队，即疯狂地追击和堵截。在此情形下，部队在北上途中仍继续盲目地打硬仗、拼消耗，而没有避实就虚及时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战略转变，部队的实力日渐削弱。特别是在撤向赣东北的途中，又没有及时将部队化大为小，迅速脱离敌人的包围圈，到敌人的包围圈外去活动，最后，当然不可能不遭到失败。 此外，在撤离皖南的过程中，对赣东北苏区迅速变化了的客观情况根本不了解，是招致抗日先遣队最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抗日先遣队被迫撤离皖南，准备回到赣东北，重新在那里站稳脚跟。撤离的过程中，连续行动一个多月，士兵马不停蹄，没有得到一天很好的休息，疲乏不堪，战斗情绪和战斗力大为低落。在此情形下，找一个地方休整是必要的。但是，“赣东北苏区，自红十军离开后，已被敌人造了纵横的好几条封锁线”（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方志敏文集》。），而这种情况使我军“一来，进苏区通过敌人封锁线很困难；二来，进了苏区，在被封锁线圈得很小的地方内，易被敌人包围；三来，再出苏区，又要通过封锁线，更加困难。”（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方志敏文集》。）由于对赣东北苏区这些变化了的情况不了解，因而就不能按照真实的情况，决定行动和作战方针，这也是“这次失败的主因”。（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方志敏文集》。） 抗日先遣队失败了，我们今天分析它失败的原因，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示、总结许多经验教训。这些启示和经验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如粟裕同志所指出的：“违背了毛泽东思想，革命事业就要遭受挫折。”（粟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半个世纪过去了，许多往事都成为过眼烟云，但是，抗日先遣队所走过的历程却是我时常追忆的，于是写成此文，作为探讨。至于文中的不妥之处，想是在所难免的，谨望读者斧正，以便再作修改。 KK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写于南昌 WW 郑克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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