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 耀 南列传
龙 迅
清宣统二年九月十六日（1910年），廖耀南出生于黎平县中潮廖家湾一个小康人家，又名廖绍熹。家有田地山林一千多亩，有商店、药店等，系黎平城南大户之一。
1931年,湖南岳阳私立湖滨大学文史系毕业后，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分别出任黎平县政府、岑巩县政府科长、主任、秘书、区长，县参议会驻会委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镇远专署、贵州省食品公司、贵州民族研究所、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任秘书、文秘、研究员。他对侗族文化历史颇有研究，常撰民族史料在《贵州民族研究》等多家刊物杂志发表。且擅长中医。1987年8月15日病逝。
一、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
1925年至1931年间，廖耀南就读于湖南长沙等多所大学，最后肄业于湖南湖滨大学。在校读书期间，参加过声援北伐国民革命军的活动。
1927年，廖耀南在长沙读高等院校，3月，听闻堂兄廖泽南（时任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传来国民革命北伐军第十军军长兼北伐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王天培（黔东南天柱人）攻打徐州大捷。紧接，王天培又率十军东下，直捣安庆，追击吴佩孚残部。经黄州、克黄冈，占武冈，下黄梅，克英山至安徽青州与张宗昌，马齐、王栋、张敬荛等敌军激战一日，敌军大败的消息后，廖耀南思绪万千，夜不能寐，欣然命笔，撰写十军胜利的通讯文稿，文中写道：“王天培从湖南洪江挥师南下，在湖南新化打败了吴佩孚帮凶韩彩凤和沈鸿英。统率北伐第九军、第十军两军，攻占常德、澧州、藕池口、公安、石首、松滋、沙市、荆州、长阳、枝江、横堤、西各水、屋崖等重镇后，然后渡过长江，攻占宜昌，锋芒直指赣皖。十军自湘而鄂，转战江西，纵横千里，收编甚多，此时的兵力已由原来的2．5万人增至9万余众。攻占安庆后，王天培被任命为北伐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率北伐第十军、七军、二十七军、三十三军、四十四军及冯祥武、王令韬等独立师，由镇江、常熟、芜湖向北挺进。挥兵直指徐州。徐州历为军事重镇，孙传芳和张宗昌在此纠集重兵死守。但王天培仅用十四天时间，就取得徐州大捷。是役歼敌八万余众，俘敌两万余名，击落飞机五架，摧毁和缴获铁甲车五十余辆及无数辎重。孙、张亡命临城。徐州战役是北伐几大战役中的一次大战役，敌军胆寒，全国振奋”。文稿写成后，张贴标语，积极组织千名同学上街游行，庆祝徐州大捷，并把王天培将军率部北伐大捷战况的消息，写成通讯，张贴在大学校园专栏上，并将文稿投发给湖南等当地报馆，各报竟相报道。
1931年秋，廖耀南大学结业后，先后在黎平县政府任田粮管理员、科员、科长、银行经理等；后任黎平县德凤镇，中潮区、水口区、孟彦区几个区的区长，并兼任当地小学校的校长；
1942年，曾接受时任贵州省岑巩县县长张止爰（湖南人，中共地下党党员、曾任黎平、镇远、岑巩等县长）的聘请，到岑巩县任县政府主任秘书，参加革命组织活动。廖耀南自结识中共地下党员张止爰后，心向共产党，心向革命，十分重视家乡的教育事业，积极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日的政治主张。在张止爰的领导下，向地方群众筹备抗日战争物资，支援前线军队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1943年至1949年，廖耀南任黎平县参议员，同时兼任黎平中学教员，教授国文，历史等课程。
他在任民国黎平县中潮区、孟彦区长期间，还兼小学、中学教师，为家乡培养人才。同时，对家乡百姓生活，十分关注，当时常有被地方武装抓壮丁的百姓，只要百姓不愿意去的，都会尽力帮助让其回家。1944年，黎平发生灾荒，有不少农户因灾荒没有收成为灾民，他要家人开粮仓，放粮救济灾民，还亲自煮稀饭救助灾民，得到灾民赞扬，称之为：“民生长官”、“民心长官”、“灾民长官”。
廖耀南在任黎平县水口区区长期间，禁止种植鸦片烟，与当地土匪结怨。一天，在召开水口全区甲保长禁止种鸦片烟会议后，某甲长与土匪有勾结，告诉聚居在雷洞山上种植鸦片烟的某土匪头目，土匪头目听到报告后，连夜带40名土匪下水口，打烂区公所办公设施，威胁廖耀南。廖不怕，立即组织区武装民众进行反击，赶走了土匪，并抓住两名土匪押送黎平劳教。因与土匪有了过节，土匪怀有仇视情绪，采取报复行动。1940年到1949年的10年中，中潮廖家湾老家，多次被土匪抢劫一空。为躲避土匪的猖狂抢劫，全家数十口人的生命安全，一家逃离家园，四处投亲靠友，躲避土匪的勒索抢劫。廖耀南回忆录中说：“那是一个晴朗的清晨。他出门去中潮买肉，发现数百土匪朝廖家开来，他立即回家报信，父亲等已跑不出家门，只好躲入暗室里。土匪很快将家里的粮食财物洗劫一空。土匪忙于抢财物，没有找到父辈，方才幸免于难；事后，带队的土匪头子说：“廖耀南没抓到？为什么不将当区长的廖耀南抓来砍头？”
“土匪离去后，全家又纷纷逃离家园，直到新中国成立，黎平解放，全家才逐渐回来，从此结束了一家动荡不安的生活。”
二、投身新中国民族文化建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解放大西南。刘邓大军浩浩荡荡地开往西南各省，杨勇司令员率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进军贵州。廖耀南得知堂兄廖泽南（泽南：1904年生，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北伐军第九军宣传科长、1927年加入共产党组织，县参议、代县长、团长、粤桂边区抗日游击总队第二大队代司令等职，）已随解放军从湖南进入贵州的消息后，11月，便卖家中所有田地和商店，率领亲友子侄们，毅然投向共产党，坚定地走谋求解放的道路。他带领几个叔叔与哥哥奔赴黔东南镇远县找到了廖泽南与解放军，从而走上了革命道路，开始了新的生活，参加了革命工作和民族文化建设。
解放初期，贵州土匪多如牛毛，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重点放在清匪反上。耀南与堂兄泽南在解放初期跟随解放军的四十九师147团转战于黔东一带，利用社会关系招抚土匪，为完成任务。在剿匪战斗中，不辞劳苦，长途跋涉于黔东南重山峻岭，甘冒生命危险，为剿匪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剿匪任务完成后，进入“贵州革命大学”学习。
在参加“贵州革命大学”学习中，耀南刻苦认真学习研究社会科学，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精神，通过一年多的学习，在思想政治上，坚信党的领导，对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结业后，分配到贵州省食品公司工作，后调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等单位，在工作中一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成绩显著。
1957年，耀南先生被错划为右派，每月工资仅30元，住房才10平方米左右。在文革期间的艰苦岁月里，他下乡劳动改造，坐过牛棚，被揪斗，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忍饥受寒，但他仍然坚韧不拔，积极地埋头为党为人民工作，坚持写文史稿。1969年至1976年，这是文革浩劫的年代，他写《王天培将军的一生》的文稿，遭受沉重的打击，被红卫兵两次烧其文稿，但他坚决给予回击。
在一次批斗会上，有人（红卫兵）批判道：“廖耀南，你天天写王天培，他是你的祖宗老子？”
耀南回答：“王天培将军，他不是生我的老子，是我乡亲父老的先贤，是一名北伐战争赫赫有名的将军。”
那人又批判道：“抱紧北伐战争王天培这个死尸不放，可笑。你要像我们红卫兵一样，天天学习毛主席选集的雄文四卷，才能改造你这个旧的腐朽思想。”
廖耀南：“你说你天天学习毛主席选集的雄文四卷，我倒要问你，毛泽东选集中有两个地方写到北伐名将王天培，请问是在第几卷雄文？雄文标题叫什么？在第几页写到王天培将军大名？”
红卫兵答不上来，嘿嘿两声，遛下台去。台下一片嘲笑声音。
廖耀南接着说：“我告诉你，《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第一卷 第47页至第48页中写到王天培将军的大名。毛主席他老人家都带头写王天将军了，难道毛主席写王天培也是“可笑”的？我们紧跟毛主席写王天培将军，又有什么值得批斗的？。
批判斗争会主持人，滑稽地说：这会开不下去了，散会吧。
1979年平反，落实政策，廖耀南已是古稀之年了。耀南先生决心把余晖献给祖国“四化”建设大业，以实际行动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他在《1984年元旦述怀》诗中写道：
地球公转复周天，人事推移又一年；
举国讴歌政策好，欣看沧海变桑田。
又诗：
荏苒时光七四春，满庭兰芷喜成荫；
伏枥老马怀千里，要趁余年赶一程。
落实政策后，他全心投入参加编写《清实录》、《侗族简史》、《姜映芳》、《黎、锦、从长官司考略》等史书。他治学严谨，工作认真，在写作中尊重史实，长于论述，逻辑严密，力求史论紧密结合，个人完成了质量较高的篇幅达数十万字，为贵州民族研究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他还为《贵州文史资料》撰稿十余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
篇，刊登在《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六集上：一是《王天培的一生》约11000字；一是《清水江流域的木材交易》约21000字。后者曾被贵州师范大学选用为教材。耀南先生关心桑梓的建设，满怀热情地参加黎平县志的编纂工作，十分关注本县的民族教育事业，受到故乡人民赞扬。
耀南之父名燧臣，是家乡有名的中医。他秉承家传中医的高明医术，义务为人民群众治病。几十年来，业余时间里求医者众，达数万人次，治愈的病人也数以千计，其中有不少疑难病症，如肾炎、尿毒症、精神分裂症、肿瘤等，都有具体的实际病例。他尤为关心农民群众的健康，鉴于村缺医少药，经常利用节假日亲自到贵阳郊区的麻冲、小关等农村为农民看病、治病，深受农民群众喜爱，农民也常将新鲜蔬菜送上门，以示感谢。由于耀南先生具有较高的医术，加上义务治病的高尚精神，无形中成了贵阳市口碑较好的名医。通过临床实践和孜孜不倦地钻研古代中医名著，使他获得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经验，不遗余力地精心分析、整理各种病例，先后整理出《辨证论治》、《生理学辑要》、《肾炎临床体察》、《中风(脑溢血)证治》等医药著作18本，约30多万字。
个人作品主要有《诊断备要》、《辨证论治》、《生理辑要》、《医药便览》、《肾炎临床体察》、《中风（脑溢血）论治》、《常用中药》等等，共计有十八本论著，约计三十余万言，继承和发展了祖国医学的宝贵经验，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印刷出版。
诗歌二百余首，其中七首被选入“贵州当代诗词选”第一卷。
《诊断备要》、《辨证论治》、《生理辑要》、《医药便览》、《肾炎临床体察》、《中风（脑溢血）论治》、《常用中药》等等，共计有十八本论著，约计三十余万言，继承和发展了祖国医学的宝贵经验，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印刷出版。
诗歌二百余首，其中七首被选入“贵州当代诗词选”第一卷。
《贵州省文史资料选辑》刊登的有十余篇专著，计十万来字，其中最具代表的两篇是第六辑刊登：《清水江流域的木材交易》”，约两万余字；《侗族北伐名将王天培的一生》，一万一千字。
廖氏始祖原籍江西省吉水县（今吉安市吉水县）。据传先祖于明朝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从戎入黔，后在黎平解甲归田，至今已历六百余年。传至明末廖逢圣先祖五岁被匪掳去，圣伯母郑夫人为之建刹塑佛，持斋以乞归。未经几年，逢圣祖从广西龙图平安回归，先住廖家湾旁的汪清屯，后发展到廖家湾。逢圣祖生子登庸，至祖父辈以历八代，在近两百年间，经科举考试多人入仕，官至知县、知府者多人，到先祖父一代家产已有田土数千亩，此时的廖家湾已发展到数百户，廖氏家族占有附近乡镇田地产数万亩之多，所建房屋均为青砖黑瓦。山墙高挑，还建有两座祠堂，其中一座是清乾隆年间修建的“六家祠堂”，因得到朝廷“诰封”，又名“诰封祠”。至此的廖家湾已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大村子。廖家是书香门第，到祖父廖燧臣一代已是书香八代。
廖耀南结婚时住在廖家湾清水塘老宅，祖父兄弟分家后，因人口增加不够住，其父于1927年开始重修被土匪烧毁的半坡旧宅，到1929年建好后搬入。这座占地近八亩的住宅建有千余平方的砖瓦房，四周有丈余高的围墙和两个碉堡。内有两座蔬菜和果木园，两个大院，全家在此直到解放后的土地改革。
廖耀南之父于1940年病逝，全家曾搬到离廖家湾十华里的潘老厂，第二年又搬回廖家湾半坡居住。进入四十年代，三个叔叔相继结婚成家，堂兄、弟、姐妹出生后，加上佣人，到解放前夕，全家人口多达三十余人。此时这个大家庭占有田、地产数千亩，还开了药店，又在湖南靖州开设木材行，经营木材生意。全家上下由祖母统管，陈氏作为大媳妇协助。此时廖耀南进入社会政界与教育界，在家时间很少，四叔于1937年在担任中潮区保警队队长时，因打土匪牺牲，七叔以经营木材生意为主，晚叔年轻，协助七叔兼营在潘老厂开办的“廖永康真诚药室”。
从廖耀南祖父到父亲直到父辈均有精通医术，常以此济人，救死扶伤。所开药房常免费为穷人看病，送药。深得当地百姓好评。廖家本是书香人家，在四十年代，在半坡家中曾开馆办私塾，特聘请陈次良担任先生，凡家中叔婶及堂兄弟姐妹均在馆中读古书。
解放初期，全国进行土地改革，廖耀南这一辈均已参加革命工作，在其母带领下积极配合土改工作，并顺利完成了土地改革，廖耀南的母亲还作为开明士绅代表出席了黎平县首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我作为撰写人，对他的一生，对他的经历，他对社会的贡献，当然有评价：他生长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里，生活在两种不同社会的执政党统治挟缝中，且做出对社会的贡献，这确实不容易。他一生经历了中华民国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不同的时期，一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他前半身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半生投生了新中国革命工作。在国民党执政时代，无论是在校求学，还是在黎平、岑巩等县政府任科长、主任、秘书、区长，县参议会驻会委员。他一直认真求学，组织同学庆祝北伐胜利、勤劳工作，禁止种植鸦片烟，为民生健康活生生而工作，民众交口称赞：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党执政，社会、民族、国家建设，得到了巩固发展。然而，他虽然适逢“反右”与“文革”，历尽坎坷，倍尝人世艰辛；但他能克服种种困难，在艰难岁月中仍坚持为人民服务。常以“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自慰；在垂暮之年仍以“只要一息尚存，也要为群众做点好事”自勉；一直身体力行、实践自己的诺言；晚年重病卧床，仍坚持为群众看病。他常常说“鲁迅先生倡导要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是血，我能以此为榜样，作为我做人的目标、庶几无憾矣！（56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