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苏振华：军委常委会议被批内幕】【罗版】作者：灵犀一指
苏振华：军委常委会议被批内幕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作出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开始了振兴中华的新时期。
12月22日，三中全会进行最重要的人事任命。会议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九人为中央委员，增补邓颖超、王震、胡耀邦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中央委员陈云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决定恢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
12月25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人事问题，决定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胡乔木、姚依林任副秘书长，姚依林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胡乔木兼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宋任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同时免去汪东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职务，陈云主管中纪委、公安、检察、法院等工作，邓颖超主管工会、共青团、妇联；王震主管机械工业部；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汪东兴受到多名老同志的点名批评，25日政治局会议上被免去其兼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组组长等六个职务，实际等于被削去了实权。
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军队高级将领，对军队如何实行战略性转变，如何搞好军委工作，有一些议论。副总参谋长杨勇对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徐向前说，现在下面都有一些意见，是不是开个会，请大家谈一谈。徐向前也有这样的想法。于是徐向前向邓小平副主席建议：趁各大军区负责人在京的机会，利用几天时间，开个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帮助军委搞好工作。邓副主席表示完全同意，并指示会议由徐帅主持。
12月20日，军委座谈会开始，跨了年度，1979年1月3日结束，邓小平、徐向前分别在会上讲了话。
军委座谈会上有人就借1978年4月海军旅顺演习阅兵一事，向中央主席华国锋、海军主要负责人苏振华提出批评。
12月30日，海军参谋长杨国宇当时写了证明材料，其实已澄清了事情真相：向萧劲光报告是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提出的而不是参谋长杨国宇提出的，4月12日晚苏振华并没有提出动用多少舰艇飞机，是杨国宇4月15日到旅顺后与海军副司令员傅继泽研究方案时，两人提出用78条舰艇，轰炸机12架，歼击机24架。此外更重要的是，苏振华根本没有说不用向总参、军委报告的话。
二十年后，华国锋再一次对苏振华夫人陆迪伦表明：“当时，我是军委主席，去看看海军部队，是完全正常的。”
杨国宇的证明材料也提及：“后来上级通知说：华主席访问朝鲜回国后工作很忙，不去旅顺了。”
12月底，邓小平听取军委副主席徐向前、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第一副总参谋长杨勇汇报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的情况。指出：“会议可以延长，让大家把话讲完。对有不同看法的问题，可以辩论，把问题讲清楚。然后把问题集中起来，由军委研究解决。军队的方针、章法，军委全体会议、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还有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都已定下来了，现在是贯彻落实的问题。”还指出：“当前军队需要做的工作，第一是领导班子要配齐，要齐心。不整齐、不团结，办不了事。整齐了，心齐了，即使弱一点也可以办事。不团结、不齐心，即使强了，老扯皮，力量抵消了，也办不了事。第二是还要解决派性问题。第三是同意恢复军委办公会议。第四是继续搞好落实政策。”
此时负责海军的苏振华已经走下坡路了。
根据肖劲光回忆来看：
1978年9月，肖劲光带病上书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要求推倒强加给他的上“贼船”的罪名。
叶剑英是“四人帮”插手海军"四·五"会议的见证人，对这一"马拉松会议"的来龙去脉完全清楚。收到信，他立即批示：请华主席、邓、李、汪副主席阅示。(建议小平同志考虑，肖劲光同志是一位很老的同志，信上所提问题应予重新考虑，作出正确结论。)
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一一圈阅了肖劲光的信件。
邓小平接到批阅件之后也批示：“同意叶帅的意见，请国清同志办理。”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对这一事件非常重视。接到肖劲光的信和中央首长的批示后，立即将中央首长批示向海军党委传达，并责成专人成立调查组，对信件反映的问题及海军"四·五"会议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总政开始调查处理肖劲光的申诉。
但是海军主要负责人苏振华阻扰，意见很大。至此，肖劲光和苏振华两位搭档二十五年的海军军政一把手的分歧和矛盾公开化了。苏振华1954年4月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7年2月任海军政治委员，一直是肖劲光的黄金搭档。1972年初为了苏振华的复出，肖劲光帮了很大的忙。但是在批肖劲光上林彪的“贼船”一事上，苏振华的表现让两位黄金搭档开始产生了隔阂。
这样一来，总政几个月的调查一无进展。
叶剑英、邓小平两位中央领导的批示都没有得到落实。这可是一件大事：邓小平已经是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叶帅粉碎“四人帮”后在党政军高层的威望可以说登峰造极。
苏振华的这一步棋导致了自己的身前身后留骂名。
为了解决海军的问题，1979年1月初，军委几位副主席决定在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徐向前主持下召开军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海军的一些问题。
会议在京西宾馆的会议室进行，二十二位高级将军参加了军委常委扩大会议。
到会的有军委常委八名：徐向前、粟裕、汪东兴、陈锡联、韦国清、苏振华、张廷发、王震（1978年3月9日增补）。
值得一提的是这八名军委常委中只有粟裕不是政治局委员。
列席会议五人。第一副总参谋长杨勇、总后勤部长张震、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梁必业、军委办公厅主任肖洪达四人列席会议。1月2日上午刚刚被邓小平提名回军队工作的耿飚也参加了这一次会议，随后在1月10日被中央下发文件增补为军委常委兼军委秘书长。
因为涉及海军，海军党委常委肖劲光、刘道生、卢仁灿、王万林、孔照年、王昕、梅嘉生、杨国宇和九月刚刚增补的海军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邓楚白九人列席会议。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李先念五人因为事情繁忙没有到会。
京西宾馆的一间会议室，宽敞明亮，布置得朴素大方。
共和国元帅徐向前坐在主持人位置上，两侧的红木办公桌上坐着七位军委常委；在两边还有两列长条办公桌，一排坐着杨勇、张震、梁必业、肖洪达、耿飚五人，一排坐着海军党委的九位常委。
主持会议的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做了开场白：今天的会议就是把海军的一些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大家敞开来讲。
徐向前点名叫肖劲光谈谈海军目前的主要问题。
肖劲光戴上眼镜，拿起材料，首先发言，开门见山，直接就苏振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五运动”中犯下的错误提出批评，主要有：苏振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具体表现；苏振华在“四五运动”的表现，特别是恶毒攻击邓小平是“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粉碎四人帮后错误打击海军部分干部，如对周仁杰等人撤职；在1978年4月的“清批查”运动中不讲政策、打击一大批对自己有意见的人；在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压制海军表态。
——事实上，自1975年以来，苏振华同志带领海军党委一班人积极在海军贯彻执行小平“整顿”的方针，海军党委内部思想比较一致，工作有成绩，如果盲目贯彻要点精神，意味着下步工作必须转向，这是一个很大的弯子。因此，肖劲光对苏振华说；“说小平同志翻案，事实根据是什么，我们不清楚。”建议海军不要抢先贯彻《要点》，看看情况再说，苏振华不仅没有采纳这个要冒风险的正确意见，反而来了个大转弯。苏振华在12月，针对海军准备召开扩大传达《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会议，提出了几条极左的意见……此后，苏振华领导海军积极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亲自带领海军党委常委去青华大学参观“批邓”的大字报，在参观中做指名道姓的“批邓”讲话，调子很高。1976年4月7日晚，中央传达了“两个决议”，海军又很快组织召开了海直机关拥护“两个决议”的大会，苏振华在书面发言中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充分说明邓小平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已经发展到对抗性矛盾”等等。以后多次讲话超过了中央的提法，“批邓”的调子越来越高，以至发展到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对邓小平同志进行人身攻击，影响极坏。
在肖劲光发言的时候，脾气火爆的王震一直紧绷着脸。同为开国上将，苏振华虽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海军第一政委，但此时的王震地位已经不比苏振华低：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常委。
肖劲光发言一结束，王震首先发言，对苏振华提出分量很重的批评：“听了肖司令的讲话，我很震惊！苏振华同志的错误非常严重。几次讲话里攻击邓副主席、诬陷邓副主席，言辞恶毒，错误严重。你攻击邓副主席，就是为了投靠四人帮嘛！”
王震和苏振华资历一样，都是开国上将，他在1978年12月22日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说话是很有分量的。
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和苏振华都是来自二野高层，他严肃的说：“听了肖劲光同志的发言，看来苏振华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你说邓小平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这是谁定的调子？就是中央文件里也没有这个说法呀？”
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和苏振华一样也是来自二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成立时候就是三纵司令员，而苏振华也是一纵政委，陈锡联来到北京军区后和海军负责人苏振华也有很多来往，尤其是在1976年2月后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和苏振华来往更多。他一发言，苏振华就感觉到陈锡联的话很重：“天安门事件后，苏振华同志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对邓小平同志进行人身攻击，影响极坏。”
苏振华把钢笔重重放在笔记本上，脸色很难看，辩解说：“我确实是说了很多错话，犯了很多错误，但是我没有反对邓副主席。‘四人帮’一直攻击我，说我‘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是邓小平在海军的代理人’。你们不知道，邓副主席从江西回来，还是我安排他到海军总医院治疗的。”
——倪志福回忆：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批评“四人帮”后，苏是第三个发言批评“四人帮”的，后来他还专门给毛写了揭发“四人帮”问题的信：我是在苏之后发言的。
中央政治局委员、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立即驳斥：“苏振华同志，你不要狡辩。你在海军的几次大会的讲话，海军司令部有记录稿的，有很多同志记了笔记的。”
苏振华脸色铁青，一言不发。会场一片寂静。
徐向前看看列席的将军们：“列席的同志，要发言的都可以说说嘛。”
杨勇轻轻咳嗽一声，要求发言。徐向前点点头。杨勇开口说：“我和苏振华同志是老战友，从1947年组建第一纵队就开始搭档，到第五兵团成立，我们又担任司令和政委，从太行山打到大别山，从淮海打到贵州，一直配合默契。是不是，苏政委？”
苏振华脸色缓和了许多，点点头：“是呀，那时候还有潘焱嘛，他是参谋长。”
杨勇接着说：“那么，现在就连潘焱同志也对你有很多的意见呀，难道不值得你反省吗？是你指示潘焱要清查和严肃处理‘文革’初期对苏提过意见的人，可是潘焱同志明确表示，只要不是个人品质及有意紧跟那些海军“左派”的问题，并且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讲清楚后在处理上该高抬贵手时就抬抬手，特别是对一些业务骨干。他还以自己在“文革”初期，因被划为苏振华同志一派而被造反派整的很厉害一事加以说明，你却不以为然，就要换参谋长了。”
——不久之后，苏振华逝世后，潘焱和杨勇一起去向遗体告别。潘紧跟在杨勇后边，在向家属握手慰问致哀时，听到杨勇对苏的夫人陆迪伦说：“当年我和苏振华配合很好，可是到后来有些分歧了。”潘焱回家后，跟亲属表示：“苏政委去世了，就不要说分歧的事情了。”
杜义德站起来，大声说：“我也说几句。”海军的几位党委常委都看着他，有的很吃惊，有的很迷惑。
杜义德现在是海军第二政委、海军党委第三书记，和苏振华都在1967年1月打倒并且隔离审查，而且也是在1972年3月同时复出的。当年在二野，杜义德是六纵政委，苏振华是一纵政委。前不久，肖劲光、刘道生、杜义德出席了三中全会，会议前后邓小平在百忙中三次找老部下杜义德谈话，把端正海军思想路线、加强海军现代化建设的重任托付给杜义德。邓小平意味深长地对杜义德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决定，要贯彻下去，恐怕还要我们做很多的工作。”
杜义德声音低沉：“我和苏振华同志一样被打倒、隔离、监护......恢复工作后，工作配合一度配合也很协调，但是在‘四五运动’后，苏振华同志就变了样，开始是坚持批邓，以后又反对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压制海军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犯了严重错误，阻碍了海军拨乱反正工作的事实。”
——1979年4月，海军党委正式发文，“为肖劲光、苏振华、杜义德等同志彻底平反”。6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杜义德同志复查结论》说：“杜义德同志是遭林彪反党集团私立专案，实行法西斯式的审查、打击迫害的，应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
接下来，海军党委书记、第一副司令员刘道生发言：“特别是1978年3月开始的“查整改”运动，原是为了总结160舰爆炸事故的经验教训。而苏振华同志却出于个人需要，推行“左”的做法，搞扩大化，借此机会打击一批与他有不同意见，揭发他错误的同志，动辄点名批判、宣布停职、撤职、隔离审查，甚至逮捕。错整了一大批干部，造成严重的后果。”“那时候，我作为海军的党委书记也是战战兢兢，对苏振华同志望而生畏呀。”
至此，文革初期，海军党委里被“李、王、张”打击的“肖、苏、刘、杜”里肖劲光、刘道生、杜义德都发言批评苏振华。
粟裕大将缓缓的说：“那个时候，苏振华同志的问题，实质上就是看到那时候总理去世了、叶帅被夺权了、邓小平同志被撤职了，就连李先念同志也靠边站了，他动摇了，他要找后路了，所以他想投靠四人帮了。作为一个1975年曾十分积极拥护邓小平同志“整顿”方针的党的高级领导人，苏振华同志的这些表现，使人想法很多，也很难让人理解。”
苏振华仍不接受意见，忽地一下站起来，大声说：“这里是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不是中央会议。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批评我，那是要通过中央的。”
会场一片肃静。
徐向前目光炯炯，十分严肃地说：“你要考虑你问题的性质！”
元帅一发言，一言九鼎。
苏振华无话可辩，颓然坐下。
会议热烈起来了，大家纷纷发言......
这一次会议，成了苏振华的滑铁卢。
1979年1月2日，邓小平讲话：中央决定耿飚回军队工作。
1月5日，海军直属机关举行理论报告会，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邢贲思作报告，联系实际讲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意义。
海军第二政委杜义德传达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给予的高度评价，并要求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海军的工作中去。
人们开始猜疑杜义德要主持海军党委的工作了。
1月7日，海军党委在北京召开全会，第二政委杜义德了传达党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并在全会闭幕时讲了话。这次会议对海军历史上的一些重大是非问题做出了正确的总结，对受到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同志给予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更为重要的是，决定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进行“补课”。
1月11日，耿飚担任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协助军委主席处理日常工作。
在1月3日军委扩大会议结束的时候，肖劲光再次提出对“上贼船”一事平反的问题。
此时，苏振华已经处于被批的形势下，可是,所在单位海军党委却没能做出各方满意的结论。
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的健康力量已经占据上风。
增补为中央副主席、中纪委书记的陈云已经有了很大的发言权，他得知有关部门在平反决定中仍给他留有“先受林彪打击，后在林彪淫威下犯了一些错误”的尾巴，很不高兴。要知道，当年，陈云和肖劲光一起在东北战场上指挥南满我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一起经历了艰苦的战斗生活，他很了解肖劲光的为人。
1月11日，陈云亲自提笔给邓小平写信，提出：“肖劲光平反不要留尾巴”，“肖劲光是受‘四人帮’迫害的”。信中还提到一个细节：1973年召开中共十大时，“总理对劲光说，‘你度过了一场很大的风险’，这就证明当时肖劲光是受害挨整的”。陈云还亲自给肖劲光文集提写了“一代元戎”的书名，反映了他对肖劲光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
1月12日，邓小平审阅海军关于为肖劲光平反的报告，亲笔批示：“在那次会议上肖劲光同志是受四人帮迫害的。”把报告送华国锋、叶剑英、陈云、李先念。
前后叶剑英、邓小平的批示，后有党中央副主席陈云亲自写信证明，事情有了转变。
苏振华等人已经无法阻挡了。
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具体承办,与大单位领导反复交涉,终于作出正确结论。
海军党委常委成员都清楚，所谓“肖劲光上贼船”完全是江青、张春桥联手炮制的一个冤案。接到总政通知的当晚，他们便连夜召开会议，给党中央起草了报告。“报告"”郑重说明，肖劲光同志是受“四人帮”迫害的。所谓"“上了林彪贼船”的结论，是“四人帮”强加给肖劲光同志的。“本着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建议党中央撤销肖劲光同志‘上了贼船''的结论。待中央批示后，我们将在全海军和现在正在召开的党委全会上，予以宣布。”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各位副主席，除李先念不在北京外，其他人都迅速圈阅了海军党委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在报告上作了具体批示：“劲光病得很重。我的意见，对肖劲光平反不要留尾巴，而且要说明七二年至七三年的会议，肖劲光是受‘四人帮''迫害的。‘十大''时，总理在人大会堂检查窗帘是否露光时，当时见到劲光，总理对劲光说‘你经过了一场很大的风险''。这就证明，当时肖劲光是受迫害的。"
考虑到肖劲光病重，时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特意批示："要迅速告肖。”
与此同时，总政调查组的调查、复查工作业已结束。
为了彻底消除影响，韦国清根据调查的情况，主持起草了《关于肖劲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在简略地介绍了海军"“四·五"”会议的情况后，对作为肖劲光“上贼船”证据的五个问题，一一作了说明：
(一)关于林彪找五人谈话问题。林彪为了解决其死党李作鹏和张秀川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巩固他们在海军的阵地，并为了在“九大”向党进攻做准备，于1969年1月25日找李作鹏、张秀川和×××、×××同志谈话。当时因肖劲光同志是海军党委书记之一，也临时找肖劲光去参加了谈话，而林彪谈话时始终是强调李、×、×、×这个"战斗集体"要以李作鹏为核心。林彪说什么“你们这条线是信任的，另一条线是不相信的”，“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敌人”。林彪讲的这些话是对李、×、×、×的，而对肖劲光同志则另外讲了一段话。但“四人帮”却不顾事实，不作具体分析，硬把肖劲光同志打成林彪线上的人。
(二)关于“九大”选举没有投所谓“忠于毛主席的中央领导同志票”的问题。党的“九大”选举时，肖劲光同志认为江青、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姚文元、张春桥，不论哪一方面都不够当政治局委员的条件，所以没有选他们。这本来是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但“四人帮”不顾党纪国法，查了"九大"的选票。当知道肖劲光同志没有选他们时，对肖恨之入骨，进行政治陷害，故意将其与李作鹏在“九大”时布置选谁不选谁的阴谋活动联系起来，给肖劲光同志加上不选“忠于毛主席的中央领导同志”的罪名。
(三)关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在华北组的发言问题。肖劲光同志是相信了有人反对毛主席时才在华北组发言的，本来是属于上当受骗而不是由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布置。但“四人帮”把肖劲光同志的发言无限上纲，混淆是非，与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向党进攻联系起来，是别有用心的。
(四)关于“北兵南调”问题。“北兵南调”是经毛主席、周总理、中央军委下发的作战方案，肖劲光同志执行了指示，是没有责任的。1973年中央10号文件中说肖劲光同志“负有严重责任”是不对的。
(五)关于所谓顶撞“中央领导”的问题。“九·一三”事件后，肖劲光同志直接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并经批准，积极主动地解放了一批干部，而张春桥为此怀恨在心，妄加指责，当时肖劲光同志进行了申辩，是坚持原则表现。把这说成是顶撞“中央领导”，是完全错误的。
197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发19号)，批转了总政的“复查报告”。同时决定，撤销张春桥插手搞的1973年中发10号文件(文件中涉及其他人的问题，建议海军另行处理)，将中央本通知连同总政的复查报告，在(1973)中发10号文件传达范围内传达，海军传达到全体干部。
至此，历经六年的时间，“肖劲光上贼船”一案，终于大白天下。
经过叶剑英、邓小平、陈云三位副主席的努力，肖劲光才终于获得平反。
在肖劲光平反的同时，海军召开党委会议传达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
1979年1月17日，党委会议上苏振华作了比较全面的检查。
1979年2月7日，苏振华因突发心包膜破裂病逝于北京，终年67岁。
秘书回忆：会后，苏振华心事重重，心中郁闷。接着，中央决定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彭冲接替苏振华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职务。
在苏振华逝世的噩耗传来时，倪志福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不相信这是事实：怎么会走得这样匆忙呢？前两天还好好的，不仅通了电话，还见了面啊！在中央领导人中，倪志福是第一个赶到医院。倪志福悲痛欲绝地与苏遗体告别。当时，中央党政军各方面的领导人来吊唁的络驿不绝，倪志福一直陪同苏的夫人陆迪伦接待，直到中央主要领导人来了，与中央、军委有关部门、海军党委负责人一起商定治丧事宜。倪志福完成了对老友苏振华的最后一次送行。
1月23日，杜义德在海军党委会议结束的时候再次讲话，满怀激情地说：“海军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首要问题是要解放思想，使思想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夕，邓小平点名叫杜义德担任了自卫反击战海南前线陆海空三军总指挥。杜义德到达海南前线不久，一切战备工作已经展开，突然接到海军副政委卢仁灿的急电，报告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病危的情况，要杜义德务必立即回北京。杜义德只好嘱咐同行的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暂时负责指挥战备，自己急速赶回北京，安排苏振华的后事。邓小平亲自出席了苏振华的追悼会并致悼词。2月15日参加了苏振华的追悼会。2月16日凌晨2点，杜义德和海军榆林基地政委范天枢等人坐上了海军的飞机，从北京直接飞往海南岛。苏振华的夫人陆迪伦也在这架飞机上。她是专门护送苏振华的骨灰前往海南的。飞机抵达海南后，杜义德直接去主持三军联合作战会议了。海军榆林基地政委范天枢陪同陆迪伦，直接前往已经等候在码头准备出海的海军501护卫舰；遵照苏振华的遗愿，把他的遗骨撒在祖国南海的万顷碧涛里。
苏振华同志最后一任秘书王保江回忆：
1979年1月初，海军党委召开会议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这次会议是海军总结过去同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一次重要会议。1月17日会议结束，我和苏政委一同乘车回友谊里住所时他突然说，你当处长我不知道（由海政部党委决定），你当副部长时我没有反对，此言不知他想说明什么问题，欲说又止，遂即又把话题转到了海军的部队建设上，说海军的历史问题都解决了，今年要集中精力抓部队建设。从表情上看，他心事重重，心中苦涩！又一次处在逆境之中，又不便同我讨论。不久他生病住院，2月7日晚上，我同夫人一起在空军大院体育馆看电影，银幕上突然打出了我的名字，说有急事要我马上回三0一医院，我立即乘车7点半赶到医院时才得知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海军第一政委我的老首长苏振华因心肌梗塞心脏停止了跳动，医护人员还在全力抢救，实施人工呼吸已一个多小时却无回天之力，不治身亡。随后华国锋等中央、各总部和海军领导陆续来到医院慰问亲属，安排后事，他的突然逝世使许多人深感震惊与悲痛。2月15日由华国锋主持，邓小平致悼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不久出现了对他的一些非议，许多是完全不符合事实或被歪曲夸大的,但当事者人已不在，无法申辩正名，我认为邓小平代表中央和中央军委致的悼词对他的评价是高度肯定和恰当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更不用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上几下，大起大落，时而顺境时而逆境，他的政治生涯是很曲折的，“文革”初期被林彪集团整得很苦，后因林彪集团李作鹏等人的垮台重新复出，步入党的高层，处在风口浪尖上，就像处在大河大海“堆出于岸，流必湍之”。最主要的是由于他先于许多高级干部解放出来，又位高于人，某种程度上与昔日高层的同道拉开了一些距离，人已不在又无人为其说公道话，更不要说那些“9.13”事件后“挨整”的人心怀不满，形成众必非之的局面，教训是深刻的。我曾向后任海军的主要领导汇报海军党组织状况和干部队伍组成的复杂性，提及苏振华的教训时，在表达上述看法的同时，讲了苏的学习与工作精神，作风与品格、为人与处事、组织性与纪律性都是非常好的，他对党对国家的无限忠诚、敬业精神令人钦佩，我在他身上学到许多东西。
1979年2月4日，中共中央任命政治局委员、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和第一副总参谋长杨勇为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杨勇时任军委副秘书长、主持总参日常工作的副总参谋长，位列耿飚、韦国清之后，不久杨勇在十二大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作为当年二野五兵团的军政主要领导，杨勇尽管不是政治局委员，但实际上地位超过了苏振华。
苏振华与海军事件
2014年05月15日,,风凰网在风凰历史栏目以《哪位上将被邓小平批评后华国锋搞阅兵笼络他》为标题，摘录登载了权延迟所著《龙困与微行》一书所述，提出南海舰队导弹驱逐舰出事后“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严厉批评了海军司令部和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上将。苏振华不满，向华国锋告状。华国锋正不甘撒手军队，借此机会抚慰苏振华，并决定五月上旬访问朝鲜归来时，在大连检阅海军，以示对苏振华的支持。”
文中仍然老套的用华国锋“两个凡是”做辅垫，把华国锋准备在大连阅兵说成是与邓小平较量。指责华国锋阅兵未经军委批准，提出“人民解放军首要的政治原则是“党指挥枪”。只有军委能代表党，任何个人都不能替代。”。是邓小平下令停止这次检阅，并严肃处理直接责任者。
权延赤与师东兵、叶永烈曾被称作大陆政治文学的“三驾马车”。原为北京空军政治部文学创作室专业作家。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1996年转业。发表过长篇纪实文学《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红墙内外》、《领袖泪》、《共和国秘使》、《红朝传奇》、《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掌上千秋》、《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沉浮录》、《龙困——贺龙与薛明》、《第三代开天人》等。他的父亲权星垣生前曾任内蒙古文革小组副组长，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省经委主任。
此人多年来写了许多涉及到高层内容的文章和作品，1971年因抄袭事件被河北作家阎涛状告侵犯著作权而败诉，1989年又与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原卫士长李银桥对簿公堂而败诉，被判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8万元。他在《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一书受到包括当事人李锐等的质疑。
此人的作品本身带有野史的痕迹，加之摘录时断章取义，很容易造成历史误会。
1978年海军导弹驱逐舰沉没事件。
1978年3月9日，海军南海舰队导导驱逐舰160号在湛江港内码头爆炸沉没，造成134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超过十亿人民币的重大事故。
据事后得知，该舰有一名叫赖三羊的正排级干部，由于提干前在四川农村老家找了一对象，提升干部后即表示要和那农村姑娘断绝恋爱关系，姑娘为此自杀了。支队政治部作出了对赖撤消干部职务，作战士复员的处理。赖在请求减轻处分未果的情况下，产生了报复念头。据说因为赖掌管兵器库的钥匙，在舰尾深水炸弹仓库底部甲板凿了一个小孔，让海水缓缓渗入。海水溢满了深水炸弹仓库，在强大的海水压力下，深水炸弹在舰尾爆炸，随后又引起了弹药库爆炸
160号驱逐舰由广州造船厂建造，1971年4月下水，1974年6月服役。是当时中国自行研制的最大型水面舰艇051型导弹驱逐舰（北约称“旅大”级Ⅰ型），是在中国人民海军南海舰队服役的首艘舰。
该舰的爆炸，在国际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海军党委（司令员肖劲光、政委苏振华、参谋长杨国宇）被迫向中央写检查。南海舰队（司令员谭知耕、政委张元培）一名副司令被责令提前离休，第二驱逐舰支队多名领导被撤职。160舰舰长、政委因160舰出事时不在岗位，后被执行逮捕。
此时华国锋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一肩挑，邓小平重新出山担任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是1977年7月21日。当时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第一副主席叶剑英，其它副主席包括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
荣 臻。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政委苏振华。
按照权延赤的说法，海军发生事故后，邓小平“严厉批评了海军司令部和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上将”，苏振华不服气，向华国锋告状。
事实是１６０舰事故发生时，苏振华的工作重心在上海而不在海军，事故主要责任应由一直在家的司令员萧劲光及其他海军党委常委承担。
虽则如此，事故发生当日正率上海代表团在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的苏振华（苏振华1976年10月率中央工作组接管上海市委市政府），当晚即赶到海军作战指挥室听取汇报，决定派卢仁灿副政委和杨国宇参谋长赶赴现场了解情况，并向军委、总参作了报告。同时，苏振华还向中央、军委提出报告，请求批准把自己的主要精力从上海抽回海军。
３月２６日，苏振华回到海军，主持召开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在海军内开展群众性的查整改运动，着重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切实解决软、懒、散的问题，苏振华还提出，海军党委要亲自带领检查团到三个舰队和院校蹲点，就地解决问题。何来“不服气”一说？
批评海军的为什么不是军委第一副主席叶剑英？为什么不批评海军司令肖劲光而单批评在上海担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的苏振华？完全不符合逻辑！
华国锋大连检阅海军。
根据时任海军参谋长杨国宇写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３０日的证明材料：“１９７８年４月１２日晚，正看电影，约２０：００，苏振华同志通知我和杜义德、刘道生、卢仁灿四同志到他办公室研究一件事。我们一齐到后，苏说话大意是：我向华主席汇报时，华主席说，我在访朝回国后到大连看看海军。估计时间是在５月１０日就要视察海军。这是一件大喜事，就是时间太仓促，我们立即准备，一定要搞好这次视察，这件事请杨国宇同志到旅顺亲自布置，并事先约好傅继泽（海军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在旅顺等，要绝对保密，不要在电话上讲内容。在未去布置前，你明天先将此事亲自向萧司令报告一下，看他有什么指示？”（杨肇林、丑运洲、乔崖：《从高山到大海－－共和国上将苏振华》（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１）页４２３－４２５）。
杨国宇证明材料：“４月１３日８：３０我到萧司令家向他汇报，萧当即指示，内容大意：华主度视察海军这是一件大好事，是对海军的鼓舞，海军出了这件事（指１６０舰沉没），华主席来鼓励，这与毛主席（指示）团结起来，焕发精神，把海军搞好是一致的。毛主席没有检阅海军，我心至今不安，周总理检阅了。这次华检阅，一定要搞好，傅继泽去我同意，码头、上下船地点、舰艇的选择，都要做好。做好绝对保证安全。凡是新型舰艇，都列队检阅。码头也要搞好，旅顺如何搞好？要好好研究一下”。萧劲光此后还谈及了一些细节问题，
杨国宇即向时任中央军委的秘书长罗瑞卿做了报告。此情节在总参谋部《罗瑞卿传》编写组：《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６）页６０７中有具体描述：“４月１７日，正在３０１医院试用假肢的罗瑞卿接见了杨国宇，在听了杨的报告后，罗向杨提出两个问题：一、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搞这样大的兵力行动？这对国际、国内有什么样的影响？二、既然１２号已定，为什么现在才报告？杨国宇向罗说明了迟迟不报告的原因。罗瑞卿考虑了一下说：这件事由我向邓副主席报告，至于此事行不行，再用电话联系”。
而杨国宇的证明材料则表述为：“向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报告，并请求罗瑞卿立即批准调动部队，说批晚了海军来不及准备。罗瑞卿给了杨国宇三点指示：一、保证安全，个别舰艇、个别项目无把握不搞。二、国际、国内有什么影响要考虑。三、4月22日之后动好，并由他负责向邓副主席报告。”
由于部队预演要调动部队，必须经过总参谋部。总参谋部当时主持工作的是杨勇，作战部长肖向荣。此时两人正为军委预定将济南军区徐海方向划归南京军区事组织两军区负责人对徐海地区进行勘察，罗瑞卿也正准备赴徐。
杨国宇证明材料说：“我汇报时要求马上行动，怕时间来不及，罗瑞卿说：”因我２１日也许回来。由我告诉杨勇、王尚荣同志，他俩都在徐州。）１９日我出去一下听汇报。我２１日回来，杨勇同志因有病我劝他早日回来，他一直不回，这次也可能同我一道回来，部队调动以前由我报告邓副主席。并同我约定打电话的暗号说：如果我２１日不回来，你主动给我打电话说，‘１７日那个事情行不行’，我说‘行’就动，‘不行’以后再说。”
4月21日，海军派海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陈德鸿专门向总参作战部报告。总参作战部同意海军司令部的意见，即东海舰队3艘军舰可以原地待命行动，北海舰队按正常训练计划，在本海区进行训练待命。
不久，罗瑞卿就主动给杨国宇打来电话，说：“那个事不搞了。”与此同时，总参作战部也打电话通知陈德鸿：“你们那个事，我们于21日15点上报中央军委了。”
事后得知，杨国宇告辞后，罗瑞卿马上就向邓小平报告了，同时明确表示自己反对此次海军受阅。邓小平同意罗瑞卿的意见，华国锋检阅海军的行动终于被制止。
同年，杨国宇升任海军副司令员。杨国宇系原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十一军参谋长，少将军衔。
提出有关问题。
问题一、海军事故军委的态度。至目前为止，海军发生事故没有见到其它军委和总部首长的态度。只有后来有人说邓小平曾批评过海军，却没有任何文字证据。况且海军事故为什么只有邓小平的态度，军委第一副主席叶剑英是什么态度，其它军委副主席的意见呢？
问题二、海军事故苏振华的责任。苏振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文革前就是海军政委，文革被打倒。1976年１０月参与粉碎“四人帮”行动，并率中央工作组“接管”上海，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１６０舰事故发生时，苏振华的工作重心在上海而不在海军，事故主要责任为什么不是海军司令而是政委苏振华。而且事故发生当日，苏振华正率上海代表团在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会议，当晚即赶到海军作战指挥室听取汇报，并向军委、总参作了报告。报告同时请求批准把自己的主要精力从上海抽回海军。事故的责任为什么要苏振华承担？邓小平真的批评苏振华了吗？
问题三、苏振华是否告状。据《罗瑞卿传》所言，苏振华４月１２日去向华国锋告状，谈了５个小时。回来后即向海军党委汇报说：华主席支持我们，不要紧，打不倒”。据苏振华的夫了陆迪伦讲，苏振华是向华国锋请假到部队蹲点搞查整改运动。检阅之事是因为叶剑英副主席和军委常委都劝华国锋到部队走走看看，多了解些部队情况，以利以后工作。所以才打算在访问朝鲜后，回来顺便去旅顺看看海军部队，但日程未定。把请假和汇报工作说成是告状，是文革后诋毁干部的一种手段。是否凡是向领导汇报工作都属于告状？
问题三、关于检阅向军委报告事。华国锋要检阅海军有没有向军委报告的问题。据时任海军参谋长的杨国宇写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３０日的证明材料，苏振华当时传达华国锋的指示是“访朝回国后到大连看看海军”，并非是检阅海军。而且是苏振华提出要杨国宇向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汇报，并没有讲不用向总参和军委报告。作为海军政委，汇报工作时军委主席华国锋提出回国途中要看海军，向司令员报告是正常程序。是否向总参和军委请示汇报是司令员的事。难道让政委包揽整个海军工作？。
问题四、关于检阅规模。华国锋要检阅海军，包括苏振华在内都没有提出动用多少舰艇飞机，是参谋长杨国宇４月１５日到旅顺后与傅继泽（海军副参谋长兼南海舰队司令员）研究方案时，两人提出用７８条舰艇，轰炸机１２架，歼击机２４架。这种方案因为牵涉到调兵的问题，最终必须通过总参谋部。苏振华对此有何责任？
问题五、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的问题。据杨国宇证明材料，杨国宇向萧劲光汇报时，萧劲光提出了检阅的问题，不仅直接向参谋长下达了准备指令，而且没有提向军委和罗秘书长报告。后来要向军委报告是苏振华提出的，难道有什么问题？
问题六、关于谁提出向邓小平报告事。据当事人杨国宇证明材料：“当时我问苏，是否先向总参报告一下，可能徐帅、杨勇、王尚荣副总长知道后，肯定都会参加。苏当即指示，你明天回京亲自将此事报告邓副主席一下。”显然是苏振华提出向邓小平报告。后来为什么非说没有报告呢？
问题七、罗瑞卿的问题。当杨国宇向罗瑞卿报告后，罗表示同意，并当即发出四条落实指示，并表示由他向邓副主席报告。作为海军而言，向军委秘书长报告等于向军委报告，是否向军委其它副主席报告是秘书长的事。罗瑞卿为什么在海军面前表示同意，又在邓小平面前表示反对呢？
问题八、是否是邓小平制止了这次检阅。杨国宇的证明材料：“后来上级通知说：华主席访问朝鲜回国后工作很忙，不去旅顺了”。1978年邓小平无论在党内还是军委，还没到说一不二的地步。华国锋没有最终检阅海军的原因应该不是受到邓小平的阻拦，可能确实是工作忙没有安排。邓小平为什么把这件事当作功劳来宣传呢？
问题九、华国锋检阅海军是否是应合苏振华的情绪。据后来所言，苏振华因为海军事故被邓小平批评，所以鼓动华国锋检阅海军以提高威信。然而从各方面回忆表明，华国锋检阅海军只是出访回国的顺便行为。苏振华作为海军政委想表现或提振海军士气做准备是正常情况，况且海军事故跟苏振华关系很小，根本不需要因情绪而让海军大动干戈。有谁能证明苏振化有情绪？
问题十、华国锋检阅海军的资格问题。据罗瑞卿传所言：“后来，到１９７９年７月间，在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再一次批评了‘两个凡是’以后，也谈及此事。他说：海军出了一件坏事，就是旅顺搞大海军演习，这是坏主意，政治上是错误的，出发点也是不正确的。这一点罗瑞卿同志处理得好。罗瑞卿讲了这个问题，我同意他的意见，制止”。（这段话在海军会议纪录中没有查到，很可能是编撰的）。中央领导人到各地视察检阅部队基本是常例，为什么说成是坏事呢？不管是谁先提出检阅，按程序向中央军委报告，无论同不同意，就事件本身没有坏处可言。军委主席检阅部队何错之有？
苏振华是冤枉的。
此事后来被当成华国锋和苏振华的一大罪证。华国锋不和邓小平商量，不经军委常委、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不顾在国内外发生严重影响和政治后果，擅自决定要在大连搞海军大检阅，迎合苏振华的错误情绪。
苏振华1926年参加革命，红军时期任团政委。抗战时期任115师343旅政委、冀鲁豫军区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二野五兵团政委（司令员杨勇）。解放后担任贵州省委书记、海军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文革后1972年复出任海军第一政委。1976年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1979年2月因突发心包膜破裂在北京猝然逝世。
从苏振华履历看，应当属于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然而解放后与陈锡联、谢富治、王秉璋、王辉球、李德生等二野主要将领一样，都与邓小平划清了界限。邓小平对苏振华的气，更多的是因为苏振华与华国锋走的太近。
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即使华国锋检阅海军错误是因为没有经过军委研究，最终制止也没有通过召开军委或政治局会议，而是邓小平不批准。
从组织程序上，当海军提出准备调动部队接受党的主席检阅的报告后，中央军委应当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做出同意或者反对的决议。现在的事实是，军委主席华国锋要检阅海军，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反对，最终作罢。这种情况既不符合组织原则又违背军队指挥原则的问题，邓小平有啥值得炫耀呢？充其量是把持军队向党的主席示威！就像他自己说的是与华国锋“较量”。
同时，苏振华的问题都是在华国锋下台，苏振华去世后邓小平的借题发挥，目的是抹黑华国锋，为自己的专权寻找借口和理由。
此事过后不到十个月，1979年2月7日，苏振华因突发心包膜破裂病逝于北京，终年67岁。
邓小平在苏振华追悼会上致悼词是这样评价的：苏振华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忠于党，忠于人民，深受广大指战员的衷心爱戴。他刻苦学习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力求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他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曾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典型，到海军工作后，又刻苦钻研海军专业，使自己成为海军建设的内行。他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深入实行，身体力行，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工作极端负责。他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坚持原则，敢于斗争，顾全大局，团结同志，遵守纪律，严于律己，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苏振华同志的高贵革命品质，坚决响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号召，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加速建设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整军备战，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
苏振华的海军检阅事件成了一些写手们吹捧邓小平，贬低华国锋的靶子，岂不知适得其反。在证据面前，既戳穿他们通过编造历史进行政治攻讦的丑恶嘴脸，也向邓小平脸上摸了黑。
稍有点常识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华国锋作为军委主席为什么就不能出国途中顺便看看海军？海军安排军委主席检阅何错之有？批评检阅没有经过军委会议批准，那制止华国锋检阅又何不是邓小平一个说了算？军委副主席可以下达命令而军委主席却受约束又符合那个组织原则？此事究意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事实是这次检阅不仅有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的直接指令，海军司令部做出方案。也向军委作了汇报，总参谋部参预了具体策划安排。何来苏振华私自调动舰艇受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