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尽瘁树楷模 天下谁人不识君
——忆周恩来总理二三事
写在前面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伟人。
他具有世界伟人的全部品格：才华出众、智力超群、学识渊博、思维敏捷、意志坚强、精力过人、经验丰富和知人善任；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灵活的应变力、远大的战略眼光、广泛的世界知识以及彬彬有礼的风度和魅力。他的品德堪为党员干部师表，他的文韬武略堪称世人楷模。他亲民爱民，把群众的疾苦挂在心上；他谦虚谨慎，是部下们的良师益友；他立党为公，把光辉的一生完全彻底地献给了党和人民；他无私无畏，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建设事业奋斗到最后一息！
周恩来是一座巍峨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光辉思想和革命精神与世长存，永放光芒，是我们共产党人永远学习的榜样！
谨以此文纪念周恩来同志同时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八十八周年！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肖像
在我眼前，放着一份我珍藏了四十七年的、由周恩来总理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任命书”，它是我在革命队伍中的成长记录。
作者1959年任海军航空兵某师师长时戎装 摄于1959年
看着任命书上“周恩来”的签字手迹，不禁使我想起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下同）期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下工作六年中的几件小事……
1966年夏秋之际，“文革”进入最疯狂的时期。当时国务院各部委及其在全国的下属单位，都成立了“造反派”和“保皇派”组织。对立的两派每天都在写“大字报”，“串联”、“揪斗”各级领导干部，有些地方甚至还发生了“武斗”。由于各级领导干部纷纷“靠边站”，职工群众都在“闹革命”，工厂的生产完全陷入了瘫痪。
就在此时，我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从海军调到国务院原第六机械工业部（主管造船工业，即今船舶工业总公司，简称六机部，下同）担任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下同）副主任。军管会主任是张元培同志。不久，张元培同志调到粟裕同志处工作，我升任军管会主任。
当时，李先念副总理系国务院领导小组副组长，主管国务院生产口；粟裕大将是国务院国防口军管小组组长；王树声大将、张元培少将为副组长。我有幸经常参加这些“开国元勋”们主持的会议，经常在一起研究工作，感觉受益匪浅。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许多优秀的品质，丰富了我的工作经验。其中，尤以周总理对我的言传身教使我难以忘怀，至今回忆起来，犹是历历在目。
谈话诙谐有趣 拘谨一笑而散
195７年８月，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到青岛检阅海军接见当地党政军领导时，我曾荣幸地见到过周总理， 1963年5月我参加打捞我国第一艘万吨巨轮“跃进号”时，在上海又再次亲眼见到过他，但这两次都没有和周总理近距离接触。
周总理1957年8月在青岛检阅海军
左一为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
大约在1966年8～9月间，国务院通知召开例会。这次例会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举行，时间大致是凌晨二、三点钟。
每次例会，周总理并非听取所有部委的汇报，而是有针对性的提前通知三五个部委做专题汇报准备。这次就有听取六机部工作汇报的安排，为此，我进行了认真的准备。
这是我担任六机部军管会主任职务后，第一次参加这种例会，故此当我见到周总理时，心情有点儿紧张。
因为“文革”的缘故，原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变动很大，增加了许多周总理不熟悉的新面孔，特别是一些从军队抽调到国务院各部委，担任军管会领导职务的同志，包括我在内，总理都知道名字，但不是很熟悉。
周总理也许看出了我的拘谨和紧张，并没有直接让我汇报，而是先以当时六机部他熟悉的几个老的副部长的名字开了个玩笑。当时六机部老的副部长如：刘星同志、刘放同志、边疆同志都参加了会议。
周总理微笑着说：“六机部几位领导同志的名字有点儿意思——刘星（略有停顿）、刘放边疆。”（刘星、刘放边疆的谐音听起来像是：刘星、流放边疆）。总理说完后自己没有笑，在场的各部委领导同志却都会意地哈哈大笑起来。
看到总理如此诙谐、幽默，我也笑了，心情马上轻松了许多，会场气氛也一下子活跃和轻松了。（后来，刘星同志调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担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0年10月我受国务院委派参加我国氢弹爆炸试验现场观摩时，又见到了刘星同志，我和他开玩笑说：“刘星同志，这次您真的是‘流放’边疆了啊！”两人再次大笑）。
这时周总理面带微笑，亲切地问我 ：“刘世雄同志，家是哪里啊？”
我答：“河北深县。”
周总理说：“深县大蜜桃”。
周总理接着问：“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啊？”
我答：“1937年年底。”
总理说：“还是老兵了嘛。”
总理接着问：“什么时候入党的啊？”
我答：“1938年8月。”
接着总理又问了我的家庭情况，我都一一作了回答。
就在这一问一答之间，我已经忘掉了所有的“拘谨”和“紧张”。
之后，我按照准备的汇报提纲开始向周总理详细汇报。在周总理听取汇报过程中，我不时地抬起头来注视着周总理，他老人家也始终用深邃的目光和我交流，认真地听取我的发言，还不时微微点头，用赞许的眼神鼓励我继续。目光的交视，眼神的互动，使我越来越放松，一会儿就完全放下提纲直接汇报，并即时回答了周总理的几次提问，使我的汇报完全达到了“超水平发挥”。
与周总理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就是在这样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事后，我深深体会到周总理的良苦用心。他的和蔼笑容以及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从那以后，大约每个月，我都能在国务院的例会上见到周总理，在他的亲自领导下工作，长达六个年头之久。直到1972年我被“四人帮”迫害，实行“隔离审查”，从此就再没有机会这么近距离地见到敬爱的周总理了。
一字之差境界之差 一字之师终身为师
1967年春天，一次周总理单独接见六机部我和边疆副部长，在听取汇报前，他照例和我们拉拉家常。
周总理问：“边疆同志，你的老家是哪里呀？”
边疆同志回答：“河北。”
周总理又问：“河北什么地方？”
边疆同志回答：“河北完县。”
周总理自言自语地念叨着：“是完县？”
当时我怕周总理没有听清，就补充说“完，就是完了的完。”周总理抬起头来看着我，面带微笑地说：“也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完。”
听完周总理这句话，我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我从内心感受到，虽然只是对一个字的字面解释，且并无对错之分，但周总理对这一个字的诠释，在我的理解中，应当是他时刻激励自己言行举止的自我鞭策，是他崇高思想境界的自然流露，是他对所有党员干部的殷切希望，也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宗旨的再次宣示。他的言行，不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吗？我和周总理对这一个字的诠释之差，差就差在思想境界上的高低不同。
周总理把“完全彻底”四个大字，不仅说在嘴上，更是身体力行。他虚怀若谷，为人师表，不尚空谈，重在实践，“完全彻底”地体现在任何大小事情上，“完全彻底”地体现在他的伟大一生之中。
“让人非我弱 得志不离群”
后来，六机部有两件事引起了周总理的关注。
一是1967年7～8月间，北京的所谓“造反派”，在江青、陈伯达、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挑唆下，先后组织百万人围攻中南海，要揪斗刘少奇同志。“造反派”给六机部群众组织安排的位置，就在中南海的西南角府右街南口附近大约100米长的马路，要求六机部的群众组织派人参加声援。军管会对此坚决反对。我多次找两派组织的头头谈话，非常明确地表明军管会的态度，希望他们说服群众，不要去参加围攻中南海的行动。我还每天骑着自行车，亲自到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去检查，防止有六机部的群众私下参加。经过我们做工作，六机部的群众在长达一个多月的“围攻中南海”行动中，没有一人去参加。
事后，周总理在国务院例会上说：“六机部就没有群众组织参加围攻中南海的行为，别的部委也应该可以做到。”
二是六机部是“文革”期间，国务院和中央各部委机关中最早实现“革命大联合”的。
当时，我们军管会面临的最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当时极为特殊的政治环境条件下，制止已严重下滑的造船工业生产颓势，尽可能地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产秩序。为此，我们军管会必须按照国务院部署，教育和说服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尽快结束两派群众组织“势不两立”的状态，然后把“靠边站”的领导干部“解放”出来，最后实现“革命大联合”，成立“三结合”（地方干部、军管会干部、革命群众相结合，简称三结合，下同）的新的领导班子—“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下同）。
我们军管会的同志们，长期深入到两派群众组织中，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和说服教育工作，加上有广大工人、职工群众对解放军的崇敬，逐渐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于是，两派群众组织逐渐开始了“联合”，被批斗的领导干部和一批知识分子、专家和技术骨干在作了“深刻检查”后，也逐渐得到了群众的谅解，获得了“解放”，站出来工作了。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很快，经过国务院批准，大概在1968年8～9月之间，六机部在国务院和中央直属机关各部委中第一个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号召下，初步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当时，国务院其它部委纷纷到六机部“取经”，一连二十几天，我们天天接待“取经”的各部委领导，介绍“大联合的经验”，着实“风光”了一阵子，心里颇有点儿“沾沾自喜”。
1968年底，在国务院1969年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主席台上看见了我，转身和他的秘书吴庆彤同志小声说了几句，然后吴庆彤走到我跟前，说：“总理让你和边疆同志会后到他办公室去一下。”
会议结束后，我和边疆同志来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室，见到了早已等候在此的周总理。
周总理见到我和边疆同志，马上站起来主动和我们亲切握手，并招呼我们坐下，然后详细听取我们的工作汇报。汇报之后，周总理先是充分肯定了六机部在困难条件下取得的成绩，接着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要求。最后，临近谈话结束，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有很多成绩，但是，我还是要送给你们两句话：‘让人非我弱，得志不离群。’你们要好好体会。”
作者在担任六机部军管会主任时视察下属第408军工厂
当时我仅四十六岁，已经在六机部担任军管会主任两年了，工作也小有成绩，颇感踌躇满志。在聆听了周总理这两句赠言之后，内心顿感惭愧。周总理好像可以“洞察一切”，甚至可以透视所有人的思想和心灵。他总是在需要对领导干部“提醒”的关键时刻，及时教育领导干部保持头脑清醒，从而防止干部队伍中可能滋生的脱离群众倾向和“骄娇二气”。在这方面，周总理就是我们终生学习的榜样：无论在何时何地，他永远都是把成绩归功于党，归功于毛主席，归功于人民群众。下级有了问题，出了纰漏，他从来都是主动承担责任，检讨自己，从不争功诿过。周总理的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真正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操和宽阔胸怀！
毛泽东周恩来 邓小平在一起
周总理送给我的这两句话，给我以深刻的教育，使我牢记四十年，至今仍不能忘怀。每当想起周总理对干部的循循善诱和关心爱护，我都不禁热泪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八十八周年纪念日，也是我入党七十一周年。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回首往事，我在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下工作,到现在也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摄于2005年
如今，在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正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但我们仍要清醒地看到：反腐倡廉依然是我党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学习周恩来同志高尚的情操，对于我们执政党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时值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八周年之际，我愿把我的这篇文字，连同我这个老共产党员的赤诚之心，献给七•一党的生日这个伟大的庆典！
刘世雄口述 lyc整理（完稿于2009年6月30日）
注：1966年8月至1967年初六机部军管会主要成员：
主任：张元培，时任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少将，老红军。
第一副主任：刘世雄，时任海军航空兵司令部副参谋长。
副主任：任志习，时任海军学院教研室主任。
副主任：吴绍亮，时任海军学院教研室政治教员。
副主任：赵森，时任海军装备部副部长。
办公室主任：郑明，时任海军装备部某处处长。
1967初年至1970年（成立革委会之前）六机部军管会主要成员：
主任：刘世雄，时任海军航空兵司令部副参谋长。
副主任：林真，时任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
副主任：吴绍亮，时任海军学院教研室政治教员
副主任：史子才，时任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干部处长
副主任：毕德林，时任北海舰队航空兵副政委。
副主任：王玉璋，时任海军装备部某部部长。
办公室主任：郑明，时任海军装备部某处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