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笔从戎 军工智星
程望原名黄铭光，1916年出生于广州市，童年爱好绘画，居家近珠江长堤，常到长堤西濠口岸边观景，遥望白鹅潭港口景物。在培正中学求学期间，他受到了爱国语文教师陈黄光的启发。17岁那年(1933年9月)中学毕业后，他只身到了上海，进入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班。1935年，在该校机械造船系，他与钟思、刘应虎、韦永宁(曾任台湾“中国船舶总公司”董事长)同班学习。受到进步同学的影响，他在1936年就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救国会入编救亡宣传第六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毅然投笔从戎，并于1938年年初在温州平阳县进入由粟裕任校长的中共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救亡干部训练班。1938年12月，程望由张鼎丞、粟裕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初3年，他在新四军从事通讯方面的工作。
从1941年开始，由于战争急需武器，他被调任到组织制造武器的新四军军工部工作。粟裕当面交代，军工部要生产各旅不能生产的迫击炮、炮弹等，但是工厂连车床都没有一台。程望到一艘海船上找来了一个床身，又从地下和水塘中挖掘打捞到了一些车床零部件，并用铁板、檀木经加工后完成配制，造出了一师军工部的第一台车床。在十分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凭借程望在同济大学工学院机械造船系学到的机械制造知识和手艺，克服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制造出了两种口径的迫击炮270余门。因为我军没有迫击炮，无法摧毁敌掩体后面的机枪阵地，所以一般攻击都是在夜间进行的。在300余门迫击炮装备了各排(73炮配备到排)各班(52炮配备到班)以后，一次在天目山战斗中，粟司令出敌不意，突然命令白天攻击，大批杀伤敌军，获得意想不到的大胜。
1943年3月，程望在东台县海边，开始试制82毫米迫击炮弹，克服了冶炼、铸造、加工、装药、试验等过程中一系列原材料和技术上的困难。没有无烟火药，就用废电影胶卷替代；没有冶炼鼓风设备和模锻设备，就自己动手造。1944年，他们就生产出了上万发炮弹，供粟裕部队过江出击浙西。1945年部队向兴化攻城，为解放盐城作出了贡献。1944年9月，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盱眙县黄花塘召开兵工生产会议，时任第一师军工部部长的程望带去82毫米迫击炮弹、迫击炮平射扳机和防水性能好的手榴弹的实样，受到军部的表彰，获得写着“制造精良”字样的奖旗。
连续几年取得的业绩，使他深受粟裕的赏识、信任和器重。1946年2月，程望接任新四军军工部部长，1947年1月，任华东军区军工部部长。1947年年底，解放战争进入要以解放大城市为主的大反攻前夕，程望代表华东军区参加了由朱德、刘少奇主持、在西柏坡召开的解放军军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程望第一次认识时任晋察冀军区军工部部长的刘鼎。1948年3月，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7月工矿部成立，李人俊任部长，程望任副部长，按管济南时，兼任过济南市工业局局长，负责接管军事工业及重工业的机构和企业，后又继续随军南下。
聚英育才 建局觅厂
1949年上海解放时，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重工业处处长是孙冶方，程望任副处长。8月间，陈云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指出，运输是件大事，要花很大力量去组织航运，要争取时间，建造能迅速完工的船舶。根据陈云的意见，由陈国栋、于眉、程望三人领导的华东区船舶建造委员会随即在上海成立。其执行机构就是下设的船舶建造处，处长是辛一心、副处长是沈岳瑞。程望同班的老同学钟思也回到上海，在与程望会晤后参加了船舶建造处。当时有相当一批造船、造机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汇集在船舶建造处，如曾超群、朱淑新等，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造船系49届毕业生。船舶建造处负责从设计到组织、督促生产，他们采用发包的形式，共有48家大小船厂和65家机械厂参加，仅在1年多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内河船队72艘拖船和120艘驳船的建造任务。
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后，34岁的程望就受任华东工业部副部长，部长是汪道涵。当船舶建造处任务即将完成时，程望与辛一心、沈岳瑞、钟思等在上海海关大楼五楼(当时的船舶建造处所在地)共同磋商向中央建议建立船舶工业局，他还偕钟思多次上北京向何长工、刘鼎(中央重工业部领导)汇报。适逢中央对此亦有所考虑，经政务院批准，1950年10月，中央重工业部下属的第五个专业局——船舶工业局在上海四川路桥南的资源大楼成立，程望兼任局长。以辛一心为首的一批造船、造机专家都集中到了船舶工业局，程望委任辛一心任技术处处长。这批技术人员是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由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吴淞商船学校等高校培养的为数不多的造船专业人才，但因旧中国的船舶工业日渐衰落，他们报国无门，献身无路，多数得不到适当机会从事造船工作，被迫改行，甚至失业。船舶工业局成立后，又一批从高校造船系毕业的学生得以分配到船舶工业局工作。
建局初期，从船舶建造处共转过来45人，商得华东工业部同意，调用了该部工矿器材管理委员会24人，中央重工业部派来7人，其他机关调来11人，大学毕业分配来13人，自行吸收15人，共计107人(其中技术人员占70％)。船舶工业局的招牌一竖立，就吸引了一批在国外留学以及在香港工作的造船、造机等方面的学者、专家、工程师，如方文均、钟道昌等。此外，原来在其他国营或私营企业工作的工程师、专家陆续来到船舶工业局工作。一时间，船舶工业局汇聚的技术力量堪称雄厚，以辛一心为主任的船模试验所筹备处和以钟道昌为主任的船舶内燃机筹备处也相继成立。
船舶工业局成立时，政务院的批文原将海军江南造船所、交通部的新港船厂、青岛海军船厂和武汉江汉船舶机械公司都划归船舶工业局领导，因几方面不同意，结果只有武汉江汉船舶机械公司一个单位为船舶工业局接收。为了提升船舶生产能力，基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国家决定租用外资经营的修造船企业。1951年，华东工业部通过海森实业有限公司，向设在上海的英商马勒有限公司租用马勒机器造船厂。1952年2月13日，海森公司与马勒公司签订租约后，又与船舶工业局用换文方式，将马勒机器造船厂转租给船舶工业局，成立国营沪东造船厂。1952年1月15日，华东工业部与中法求新机器制造轮船厂的法商代表商谈，达成协议，将该厂租赁给华东工业部后再转交船舶工业局，成立国营求新造船厂。后经查明，该厂原法国资方隐匿国民党政府的产权，随后即宣布予以接管。当时还拟考虑租用英联船厂(由杨树浦船厂、和丰分厂、董家渡分厂三部分组成)，并已开始洽谈。1952年7月，由于英国行政当局非法掠夺我国在香港的两个航空公司留港资产，我国政府发表声明予以严正谴责，并宣布征用英国在华一切财产。据此，1952年8月15日，上海市军管会发布命令，征用马勒与英联两船厂。程望被指派负责此事。程望在进驻工厂前夕，首先找上海五金工会主席马小弟，商量请工会发动两船厂职工力量，帮助政府接管。仅用了一个月时间，清理和财产登记工作就得以完成。此外，大中华机器造船厂是爱国民族资本家杨俊生创办的当时在私营企业中较大的工厂。杨俊生主动找程望要求公私合营。程望去北京找何长工汇报，何长工拨出每年仅有的50万元部长基金给船舶工业局，支持大中华机器造船厂的公私合营。1952年9月底的一天，在上海市庆祝国庆酒会上，程望见到了华东海军司令员赵启民，程望向他建议将和丰船厂划归海军扩建，而江南造船所应按原政务院的批文归属船舶工业局。次日，他陪同赵启民去察看了和丰船厂，征得了赵启民的同意。1953年年初，江南造船所才又被明确划归船舶工业局，而和丰船厂(即今4805厂)则归海军。
1952年冬，程望带领船舶工业局计划、基建、物资、财务等部门的十余名干部到北京编制我国船舶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他与大家一起住在米市大街东方饭店的一般住房。大家都没有经验，他总是鼓励大家大胆工作，强调在工作中学习、提高。他从不要小轿车，重工业部给他派小车，他谢绝了。待工作基本结束，他一人先回上海，随身没有手提包之类，仍如以前战争年代一样，用一块白色包布包着简单的衣物和生活用品，对角一卷，用绳一捆，两角打一小结，往肩上一挎，也不要别人送，独自乘电车去前门火车站了。经过大家两年多时间的努力奋斗，船舶工业在经济恢复时期建立了行政管理机构，接收了主要船厂，在国内外招引了一批造船人才，并开始创办新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造船工业中等专业学校——上海船舶制造学校(1971年迁往镇江，即江苏科技大学前身)和技工学校(即现上海航海仪器有限责任公司所在地)。船舶工业局所属工厂为海军修船、改装船，配合解放收复沿海岛屿，修复了打捞出来的运输船舶，建造了一批民用船舶。当毛主席号召“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程望多次去淮河工地现场，承接治理淮河及荆江分洪所需的许多大闸门和金属构件任务，并且出色地完成，得到治淮指挥部的感谢与表扬。这一系列的努力，为船舶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承担海军订货协定(《六·四协定》)任务，建造苏联转让舰艇作了物质条件上的准备。
执行政策 创业奠基
旧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近一个多世纪帝国主义的入侵大都是从海上来的。鉴于历史的经验和现实斗争的需要，新中国建立后，为了迅速改变“有海无防”的被动局面，中共中央早早就筹划创建新中国的船舶工业，建造军舰装备海军，同时制订了“以军带民”的方针政策与海军舰艇装备发展建设三步棋的具体步骤。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程望是具体贯彻中央这一方针政策与实施第一步棋的执行者。《六·四协定》签订前，苏联曾派遣两位专家与中国海军联系。程望受邀向他们介绍中国船厂概况。1953年，中苏两国政府签订《六·四协定》，根据协定，苏联转让提供五型舰艇，由中国建造的一大批舰艇要在3~5年内完工，1954~1955年这两年内，苏联要派遣150名(实际来了288名)技术专家来华，同时接纳100名中国造船人员去苏联培训。1954年1月28日，《六·四协定》的第一批图纸资料共41箱即被运到了东北满洲里车站。3月7日，以白浩东为首、由28名专家组成的造船专家委员会来华做前期规划工作。一机部指定程望负责联系各有关方面与之配合。程望陪同白浩东等由北京抵武汉后，乘船沿长江而下抵达上海，还去了广州，对各造船厂进行实地考察，调查研究，与各地有关部门交换意见。
由于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国家财政还十分困难，船舶工业在几年内要建造完成一大批五型舰艇，主要不是，也不可能依赖建设新厂，而是要靠老厂的技术改造。由于程望的有效配合，3个月内以白浩东为首的造船专家委员会就五型舰艇的生产厂定点，对各厂必需的技术改造措施，各舰施工计划进度安排方案，材料、设备、武备分交计划和国内可能试制、生产、自供的材料装备，以及为技术图纸资料译制建立专门设计机构等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报告。1955年6月19日，程望与白浩东分别代表总订货方和总供应方签署了中、俄文本的《报告书》，报送中央。白浩东对与程望的合作很满意，当面赞扬程望是位造船内行。
6月22日，程望将白浩东送走后，为执行《六·四协定》的国内准备工作，全力抓“改造工厂”“筹建设计分处”和“选派赴苏实习人员”三件要事。他夜以继日，不辞辛劳，忘我地工作。为了建立船舶
产品设计分处，程望找了陈毅。经陈毅亲自批示，上海市委拨出环境僻静、优美的一所院落（即衡山路10号），解决了分处的场地与房屋问题。早在1953年5月，船舶产品设计处已在嘉陵大楼组建了。程望还将当时的老一辈造船专家叶在馥、郭锡芬、王平轩、张令法等请到设计处专门成立了顾问室。分处就从中抽调了一部分骨干，并请求一机部从工厂和第二设计分局以及当年的大中专毕业学生中抽调了部分力量。程望还请辛一心制订教育大纲，请局内工程师做兼职教授，开办了一个相当于大专的两年制造船专科速成班和3个相当于中专的初级设计人员训练班，自力更生培养技术干部。对派遣到苏联实习的98名各工种专业人员，程望逐一进行了审核，还亲自找主要人员谈话。五型舰艇的俄文技术资料有数百箱之多，都需要翻译，从全国各外国语院校先后分配来200多名应届毕业生后，大家一边自己动手编纂船舶专业技术辞典，一边开展翻译工作。
1954年11月3日，以祖鲍夫为首的五型舰艇的设计、建造专家分批陆续来华。由于上海承担建造任务的比重较大，祖鲍夫与程望在上海衡山路10号设有办公室，有较长时间在上海工作。因此，当时衡山路10号不仅是负责各型舰艇图纸技术文件翻译、技校、复制工作的中心，实质上也是局机关领导执行《六·四协定》的指挥部和苏联专家活动的重心所在。在一次大会上，程望号召：“我们全体连同我本人都是学生，今天利用这所从前是美国驻沪使馆设立的为教育美侨儿童的、设施条件比较好的一个校舍，现作为我们的工作与学习地点，相信我们必定能不断努力学习苏联现代造船先进技术知识，来完成我们自己的建设任务。”
中共中央对“五型舰艇”的建造十分重视，1955年6月，黄敬下令，要船舶局制作了模型与简介，在1955年9月“驶进了中南海”。黄敬率程望在中南海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作汇报。1955~1957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分别到承制“五型舰艇”的有关工厂视察。
承担“五型舰艇”建造任务的造船厂，为新产品建造必需的主要生产环节进行了技术改造。江南、沪东、求新、芜湖、武昌、广州等造船厂和大连造船厂在广州黄埔的404工地等各转让舰艇的首制艇纷纷开工以后，程望经常陪同祖鲍夫等在各厂巡回视察指导工作。当第一艘鱼雷快艇于1955年7月5日交到浙东海军基地时，程望与苏联专家、海军代表在基地参与试航的全过程，参加调整艇的吃水和纵倾的具体工作，连艇上的压铁都一起帮着搬。
除了重点领导全局完成《六·四协定》任务，程望还得全面领导全局的工作，包括公私合营的中华造船厂。当索麟被派往该厂负责党委工作时，程望交代说：“你们一定要学好党的政策，认真团结、改造资方，带领全厂职工前进，只有团结好，才能改造好。杨俊生不仅是个资本家，更主要的，他是一位造船专家，通过他还可团结一批上海市工商业者和学者。”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为了带动上海造船全行业公私合营，为了作好对资方的人事安排等，他不辞辛劳，星夜登门做杨俊生的工作。当时的厂党委成员，对一些工商业政策、党委对工厂领导、资方待遇等问题的认识不大一致。程望经常与大家商议、疏导，还带索麟去华东局参加会议，向陈毅汇报。
陈毅当面表示：“回去告诉厂党委的同志，共产党要肚量大一点，不要为那些琐事，妨碍了大事。”程望还注重从工人中选拔干部，但有的同志担心自己文化水平低，不能胜任，程望热情地鼓励说：“只要虚心学习，依靠群众，堂堂正正工作，按你们的文化水平签个同意或不同意，加上自己姓名总可以吧!”
全局上下通过艰苦卓绝、富有成效的奋战，取得的进步非常明显。1957年8月，船舶工业局报告周恩来总理和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副总理说：“我国的造船工业通过舰艇转让制造不仅提供了中国海军以许多现代化的舰艇，而且也使中国造船工业经历了第一次技术改造。就各主要造船厂而言，已经掌握了建造现代化舰艇的复杂技术。”两年半时间内，5000余名制造舰艇的专业人员得到培训，其中包括1000余名工程技术人员。
1957年7月，程望还在上海交通大学及时组织召开了大型造船新工艺经验交流及展览会，邀请全国交通、海军、水产行业与地方省市各修造船企业的代表参加。通过交流、相互学习，大家将各厂在分担各型舰艇建造过程中所学到的新工艺、新技术按工艺工种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将船舶工业系统各单位所学到的新工艺、新技术扩散到全国修造船行业。
船舶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经过七八年的艰苦奋斗，不仅根据军民的需要，为新中国海军提供了第一批舰艇装备，为恢复和发展内河与沿海航运提供了一批运输船舶，而且使船舶工业自身经历了一次技术改造；同时，聚集、培养和造就了一批船舶工业科学技术人才和技术工人，为新中国现代船舶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谦逊敦厚 主动让位
程望一直对工业与企业的管理工作比较重视。1952年，中苏造船公司成立，何长工、欧阳钦、程望三人是中方股东代表。他了解到苏方经理在该公司推行的修造船技术、企业管理和产品设计都比较先进。在全国向苏联学习的号召下，程望决定抽调局属单位各类干部30多人，于1953年4月组成学习队，由船舶工业局副局长柳运光带队，前往中苏造船公司边学习、边工作、边总结。学习队此次全面总结了各方面的先进经验。程望亲自主持了多次汇报会、报告会进行推广，在造船系统中起到了很好的改进管理的作用。船舶工业局生产处还有份定期刊物《生产改革通讯》，编辑左宗相准备为程望代笔写发刊词。程望却说：“不必了!”隔了两天，程望自己写出了言简意赅的发刊词，传达了中央和当时一机部关于加强生产管理的指示精神，结合船舶工业的实际情况，提出学习和推广中苏造船公司的经验，加强生产技术管理等要求。这成为船舶工业局当时工作的准绳，如此工作了几年，实践证明是有效的。正是在这一段时期，一机部要求各局推行以加强车间作业计划与成本核算为中心的企业管理制度。然而，船舶工业局有的同志在大连学习后的体会是，船舶产品具有规格大、建造周期长的特点，因而他们强调以建造师制订的产品作业计划(也被称为阶段进度表)为中心的企业管理制度。在干部学习会上，有的同志主张坚持贯彻执行一机部推行的以加强车间作业计划为中心的企业管理制度，程望则主张根据造船工业的特点，将船舶产品作业计划和车间作业计划相结合，但受到领导主观主义的批评。随着《六·四协定》转让制造的任务越来越繁重，一机部决定加强船舶工业局的领导。1954年的一天，一机部部长黄敬找程望谈话，告诉他拟调当时在渤海工程处的陈扬来船舶工业局工作，担任局级领导。程望就对黄敬说：“那就请陈扬来当正局长，我改任副局长。”黄敬还问道：“这样好吗？”程望回答：“这没有什么不好。”1955年3月，一机部正式下文，任命陈扬为局长，程望改任副局长。
1956年，国际渔船会议在苏联召开，程望率中国代表团前往参加。团员有辛一心、沈岳瑞、刘应虎、钱洪昌、王荣琪、吴裕煜等人。他们有机会首次参观、考察了国际著名的克雷洛夫造船科学研究院，并与对方建立了长期的联系。虽然程望是团长，但他十分尊重辛一心，很多事都推崇以辛一心为主，而往往将自己置于旁听学习的位置。程望在苏联考察期间，有较多时间与辛一心真诚交谈，加深了彼此的理解与情谊，促进了辛一心在列宁格勒时，写了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报告，邮寄给时任船舶工业局副处长兼党总支书记的武彦荣。程望永远铭记着与辛一心用心合力，共同开创新中国船舶工业近8年的珍贵经历。他知道辛一心在1936~1940年曾就读于英国杜伦大学皇家学院学造船工程，又去格林威治海军学院深造学造舰工程。在程望心目中，辛一心是日后新中国开辟军民造船科技事业的领军帅才，所以对于辛一心在1957年12月16日突然去世，他是十分悲痛的。1987年，在辛一心逝世30周年纪念会当日凌晨，程望还在亲笔撰写纪念会的讲话稿，充分体现了他对辛一心的深情厚谊。
1957年7月，程望受聘为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交通运输组组员，参与了1958年万吨远洋货船“东风号”在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中的立项。
1957年10月，邓存伦到船舶工业局接替陈扬的工作后，程望协助邓存伦分管局科研、生产、技术方面的工作。他一如既往，积极地全力配合邓存伦的工作。
l958年10月，以苏振华、方强为正、副团长的代表团去苏联商谈签订《二·四协定》问题，程望也是代表团成员，但他一直说自己是随员，尽量主动分担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在苏联逗留4个多月，最后代表团派遣程望持协议草案火速回国请示彭德怀。到京后次日，程望即随李强去向彭德怀汇报。彭德怀不认识程望，问他的姓名，程望回答后，彭德怀打趣说：“那你前面还有一里路程了。”听完汇报后，彭德怀说：“核潜艇技术人家不肯给，这有什么办法呢？就这样算了吧！”
《二·四协定》签订后，以契利金为首的第二批苏联造船技术援助委员会专家来华工作，船舶工业局也是指派程望协同契利金开展实施《二·四协定》准备工作。程望的工作深受契利金的赞扬与信任，在中苏关系恶化后，契利金是最后撤回国的，当时程望因公出差不在京，契利金迫切地要求将程望尽快召回京，因为他认为只有向程望交代，才能相互理解并对后面的工作有更大帮助。
蒙受委曲 改操煤业
1961年6月，中央组织部的一位同志找程望作调煤炭部工作前的谈话。那位同志说：“按你的级别，应该由中组部副部长与你谈的，因为已经过研究，煤炭部需要熟悉机械制造方面的人，拟调你去该部机械局工作，看你本人还有什么意见？”程望问：“不知道组织部是否了解我是学什么专业的。”那位同志回答说：“当然知道，对你的情况我们是清楚的。”程望就说：“作为一个党员，当然首先应服从组织分配，并且向组织保证，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一定努力工作。但还想提一个问题和反映一点个人的愿望，是否可以？”那位同志说：“当然可以。”程望说：“我提的问题是，组织上是否可以告诉我这次调动工作的原因。我的个人愿望是希望3年之后，如可能，仍能回到造船或航运有关部门工作，因为与自己学的专业比较接近。”那位同志对程望所提的问题没有作答，而只是回答说：“你的个人愿望是合理的，组织上知道了，今后是可以考虑的。”
就这样，3天之后，程望就到煤炭部报到去了，分配在机械局当副局长，不久后直接下矿区去作些调查研究。第一次是到抚顺煤矿。离京时，他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批煤矿机械方面的书籍带着自学。连续8个月在矿区的调查中，他发现矿上用的风镐与矿灯型式都是比较陈旧的，效率与使用寿命都较低。随后在他的主持下，煤机研究所和矿区的技术人员一起，对矿工们常用的这两件基本工具进行革新，并取得了成功。接下来，为了提高工效与确保矿下的矿工安全，他又致力推广应用金属支架代替木质支架。他到江南造船厂作调查研究，召开座谈会，宣传制造金属支架代替木质支架的重要性、煤矿工人井下作业确保安全的必要性，还详细介绍了金属支架质量要求和技术标准。在委托试制性生产，样品制成后，程望又邀煤炭部领导与专家进行技术鉴定。确认后，江南造船厂组织了一条专门的金属支架生产流水线进行批量生产，持续生产了好多年。程望在煤炭部的勤奋工作及业绩，使他深受机械局内同志和矿工们的爱戴与尊敬。虽然程望已不在船舶工业系统工作，但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的会员还是推选他当理事。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程望回造船行业的愿望当然不能实现。1968年8月，
国务院各部机关干部大批下放劳动，程望被分配到江西农场劳动，直至1971年4月，才获得解放，离开农场，被安排到北京矿务局任革委会副主任。正当他准备组织技术力量，参照国外样机，自行设计制造高效的采煤掘进机时，粟裕把他请回去了。
重返造船 锐意改革
全国造船要统筹是周总理在1969年就提出来的。按照要求，海军、交通、农林、六机部等部门的造船工作应当统筹。1973年6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
国务院成立了以粟裕为首的
造船统筹领导小组。粟裕了解程望，他在医院病床上召见程望，委托他当造船统筹办公室副主任，程望总算又回到了造船行业。当时很多知道他的同志，特别是众多技术人员，莫不欢欣鼓舞。因为发展船舶工业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关系太多，他出了数十个题目，组织了各种专业的数百位技术人员到全国各地有关部门与单位去调查研究。当时还在十年动乱期间，交通十分不便，生活不安定，旅途不安全，有时甚至有生命危险，但参加调研的同志都乐意积极工作。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们组织撰写了60多份有价值的专题调查报告。
1975年8月，统筹办公室被撤销，程望被调任交通部水运工业局副局长。11月，他随同叶飞视察长江，次年，就提出了《关于开发长江航运的报告书》，但时值“四人帮”正发动“批邓”，就无法进一步研究实施了。
1978年9月，程望被提升为交通部副部长。从1978年冬至1982年初，除了出差，他每天7点骑自行车到机关，进办公室打扫卫生、打开水。批阅文件时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他总是自己走到有关同志的办公室去当面谈。听工作汇报时，他十分认真，尽量了解每一个细节。他生活艰苦朴素，天天吃食堂的大锅饭、大锅菜，和一般职工一样排队买饭吃。有时一个馒头、一碗粥、一点调料就是晚餐了。晚餐后，他还要继续工作或学习，一直到9点以后才离开办公室，天天如此。至于他1961年被调离船舶工业局的委屈，1978年叶飞在一次会议上才为他平了反。
1981年4月，中央决定
国务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全行业性的改组，先在汽车、船舶和卷烟等少数行业进行试点。韩哲一、安志文、程望在薄一波的直接指导下开展工作，上海地区迅速开始改变条块分割，按照体改的精神筹建地区性的上海船舶工业公司。8月，公司正式成立，冯直任董事长，程望任总经理，领导28个企、事业单位，7万名职工。他又回到了上海四川中路与当年中央重工业部船舶工业局相距100余米的一座楼里办公。他首先改组与精简了原来的管理机构，按照政、企分开的改革精神，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性的改革。他说自己没有当过厂长，管理工厂生产的经验不如其他几位经理，所以这方面的工作，他就委托几位经理分工负责，自己则集中精力抓公司全局性的机制变革，在公司下逐步建立起修船中心、铸锻中心、空调冷冻公司等精简、高效的新型专业公司，还办起技术咨询、法律咨询、财务会计咨询等机构，从各机构的章程制定到负责人的选任等工作，都在他的亲手帮助下，逐一开展起来。
1982年5月4日，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正式成立，柴树藩任董事长、党组书记，张有量、程望任副董事长，冯直任总经理、党组副书记。这是新中国实施由“政”改“企”的首家试点企业。国家赋予“工贸结合”权力，总公司可自营船舶出口和设备材料进口的各种业务，这是一项十分有效的强力改革国家原来外贸管理体制的重大举措。它释放了实体经济的经营活力，增加了企业生产效益。船舶总公司以国际船舶市场为导向，按国际海事规范、标准建造第一批载重量为2.7万吨和3.6万吨的出口船——“长城号”“世沪号”“亚谊”“东星号”等，交付后，船东表示满意。这标志着与国际造船技术主流隔断了40年的中国造船技术开始与国际接轨。
程望充分利用上海地区发展造船工业的一切有利条件，在上海积极主持并组织两年一度的“上海国际海事技术学术会议和展览会”。1983年的第二届“上海国际海事技术学术会议和展览会”引起了联合国相关机构与外国驻沪总领馆较广泛的关注。联合国派遣政府间海事组织秘书长和亚太经社委员会的官员参会剪彩。新上任的法国驻上海总领事恳切要求程望在展会开幕前见面。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为展会剪彩，程望在论坛作了主题报告。此后，江泽民、朱镕基等历届国家领导都十分关心该展会，纷纷出席剪彩、酒会与论坛等。
工作中，程望广交国际同行，重视技术引进和工厂的技术改造，着力提高职工素质，特别是帮助沪东造船厂建立与日本三井造船的长期技术合作关系，程望是花了很大心血的。他多次与沪东造船厂领导研究，三井造船总裁前田和雄多次来华，他每次都接见商谈，亲自陪同去外地参观访问，也曾亲自率员去三井造船深入学习考察。他还重点抓营业部的工作，积极开拓船舶出口业务，遵照中央的指示，为我国船舶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竭尽所能。当时上海地区各行业的经济体制改革正逐步展开，这些行业的主管部门纷纷派员来上海船舶工业公司取经。程望在介绍改革实践的体会时表示，管理部门必须树立面向基层服务的观点，反对官僚主义；机构要精简、高效。他还介绍了上海船舶工业公司信息来源渠道广、因地制宜办法多等优势。
1982年8月和1984年1月，
国务院先后成立了“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和“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程望受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委托和推荐，一直是这两个组织的领导成员。在上海经济区，他将四省一市(江苏、浙江、福建、江西、上海)与船舶行业有关的400多家企事业组织了五个网，开展多种形式的信息交流活动，求得共同发展。为了扶持福建省船舶工业的发展，他提议并帮助江南造船厂与马尾造船厂开展全面长期的技术合作，他还亲自带队去福建沿海调查考察，并有书面报告送福建省领导参考。因此，他深受规划办公室领导的支持与表扬。关于三线的工作，他在赴任前先到四川各地察看了三线企事业单位基本情况，针对三线企业设备好、任务不足的问题，热情为三线企业服务，组织一、三线企业在技术和生产方面开展合作，只要是他承诺担任的工作，从来不是挂名的，他总是踏踏实实地去做，并且力求将工作做得好上加好。他常说：“我们总要将自己今天的工作做得比昨天好一些，这才算有进步。”1986年6月，他被推选出席第三届全国科协代表大会。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1986年5月，退居二线以后，程望除了担任
国务院两个办公室的领导成员职务，还受船舶总公司党组委托主编《当代中国的船舶工业》卷以及担任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和上海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等职务。他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甚至更加努力。他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时说：“年轻一点的同志来日方长，而我留下的时间已很有限的了。”由于他在船舶与航运界负有盛誉，德高望重，所以一批离、退休的老院长、老所长、老总、老厂长、老专家都愿意来找他谈心，而他都热情接待。他说：“我不太赞成退休后继续工作是发挥余热的说法，人的退休年龄和衰退年龄并不同步，相反，在退休后还有有利条件，没有一线工作的繁杂与干扰，学习新知识不受时间和专业的限制，因此可以将毕生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串联起来，起连锁反应的作用，解决新问题，为领导决策提供建议。这是‘知识的爆炸’，而不是发挥余热。”基于此，他又及时将各种专业具有高级职称的志同道合的专家40多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技术顾问组，提倡为社会无偿服务，获得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领导的赞许和支持。l987年，上海频频发生严重火灾，市领导十分担心满载200吨抽余油的“沪航油4号”船定航于高桥至吴泾化工厂，途经人口稠密的市区中心，一旦发生失火爆炸事故则后果严重。8月5日，市交通运输局的同志在下班前匆匆赶到程望的办公室，要求设法帮助。次日，程望就请技术顾问组的原船舶检验局规范研究所所长、消防专家马家骥与船舶设计单位的陈绍纲、许学彦、颜焕申等3位老总帮助研究，经实船调研后，一周内就提出了花钱少、切实可行而有效的咨询报告，深受委托单位与市有关单位领导的好评。马来西亚有位兼营制酒业的船东，有意在华找个酒厂合作，程望亲自陪他去浙江长兴的一个酒厂参观。上海船舶设计院的老院长龚善麒还有志于参与船舶标准化的工作，程望帮助他组织了一个船舶标准化咨询组，通过收集各厂制造各国出口船的交船质量标准，编制出了上海船舶工业公司的“船舶建造的检验及质量标准”，获得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的赞扬。华东物管处的老书记、曾任江南造船厂副厂长的孙林枫对改进造船材料的供应与管理有感受，程望请他主持在浦东川扬河畔筹办专业化的钢材预处理中心。程望多次帮助召开专业会议研究方案，两次去川沙察看场地。程望与曾任上海造船局书记的张心宜促膝谈心：“至今造船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大洋全’。这是由于当时历史原因，也是我们这一辈在位时所造成的，我们对此都是有深刻体会的。现在趁我们还在，我们亲手建立起来的‘大洋全’，还是应由我们亲手来把它砸了。船厂主要应该搞总装配，场地十分珍贵，凡是可以拿出去的应逐步地尽早扩散出去为好。”
按照中国造船工程学会领导的分工，他是分管编辑出版的副理事长，对《中国造船》《英文论文选集》《船舶工程》与《舰船知识》等4份刊物编委会的工作，他都按时予以具体指导，组织交流总会与地方学会编辑出版经验，尤其是对《舰船知识》，他还曾帮助按期审稿。对《中国造船》编辑部，他一直关心到工作人员在上海船舶工业公司的食堂搭伙。他团结造船、航运、渔业、海军与教育等各方面的广大科技人员，主持主编了一系列船舶专业的设计手册和专业词典，如《船舶工程辞典》，英汉、俄汉、德汉、法汉等船舶科技辞典。程望曾先后担任上海市造船工程学会六届理事长，为学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还曾被中国造船工程学会推选为名誉理事长。
《当代中国》丛书是胡乔木向中央建议获批准，中央宣传部下达通知，由邓力群、马洪、武衡任主编的，全套丛书共有180多卷本，历时17年（1982~1999年）才大功告成。《当代中国》丛书各分卷的主编，大多是各行业、各部、各门类德高望重的人物，如《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卷主编是朱镕基。《当代中国的船舶工业》卷的编写共用了8年时间。程望领导主编《当代中国的船舶工业》卷可谓煞费苦心，经常与编辑部的同志一起研究编写提纲。1983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编委会，遴选与动员了造船行业各专业技术业务方面的上百位专家，程望称他们是专业史的创业者，同时是历史的见证人。他还主持召开老专家研讨会，议论船舶工业40年发展历史阶段的划分等十大问题；建议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党组主持召开了两次老部长座谈会，议大纲、审书稿。不仅每次编委会都由他主持，连重要的编辑部会议他都参加，讲讲自己亲身经历有关往事及当时的背景。他经常鼓励大家说：“这首先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是为国家今后编‘国史’打基础的。组织上交代了这样重要的任务给我们，我们相当于过去的‘史官’，历代好‘史官’都是‘刚直不阿’‘秉笔直书’。史书最最可贵的在于一个‘实’字。”这也就是《当代中国》丛书主编邓力群所指的“书是否重现了历史的原貌”。他逐编逐章地审阅书稿，最后基本满意后才又亲自赴京向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党组报告。《当代中国的船舶工业》卷完成后，被国防科工委评为国防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程望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学习、读报和剪报。个人消费支出中最大的项目就是购书、购报纸杂志。他以任弼时同志的“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花钱多，三怕麻烦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工作极其努力，生活极其俭朴。程望对同志的关心是十分细致的：他每次出差去北京，总要给孙冶方的夫人、80余岁高龄的洪克平带去一小瓶治病用的杨梅烧酒。沪东厂的老书记、上海造船局的老局长孙黎明离休时，程望知道他喜爱种花，便送他这方面的书籍。每年春节前后他总要到王公衡、王荣琪、陈薰等高龄的老知识分子和老战友家去看望。老局长佟子君，在上海船舶工业公司成立时就退居当顾问了，程望也经常去看望他，1989年，程望还亲自帮他去找妥敬老院，并亲自陪送他去。甚至自己已病情垂危，他还关心着新四军老战友、80多岁高龄的张云白的哥哥，并嘱咐陆震、杭波等同志设法给予经济补助。他躺在病床上，只要精神能支撑总要读报，关心国家大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船舶工业的发展。1990年洪灾，他托人送去捐款并说：“我们船舶工业要对河道疏浚、水利建设所需的工程船舶有所考虑和准备。”他从报上了解到浦东陆家嘴将改造成浦东公园，并矗立起450米高的亚洲第一电视塔等文化设施。他建议利用我造船系统在该区域内的上海航海仪器厂的厂房改造成一座上海或中国船舶历史博物馆，多次向来探望他的有关同志宣传。他始终把一生从事船舶工业的老技术人员视为珍宝，十分重视他们的作用，关心他们的生活，直到临终前，上海市科委、上海船舶工业公司和上海市造船工程学会的领导去探望时，他还再三叮嘱要重视和关心这些老同志，他们都是发展我国造船事业的有功之人。他一直盼望着病愈后再回到他寄予深情的办公室继续战斗，一刻也没有忘记组织和党的事业。
与病魔搏斗了9个多月后，1991年12月18日，程望永远离开了我们。次日，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党组委派酆炳林专程到沪慰问程望的夫人钱君苏。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长罗世谦前往慰问钱君苏。上海市委、市府领导吴邦国、陈国栋、汪道涵、杨堤等，社会著名人士杨槱，以及中国造船与航运业的各单位领导参加了程望同志的遗体告别会。上百封唁电唁函汇集到了上海船舶工业公司，对他的不幸逝世致以深切的哀悼。次年，日本三井造船的社长前田和雄来华，要求在清明前去龙华烈士墓为程望扫墓并会见钱君苏。前田和雄向程望遗像行礼后，紧握着钱君苏的手，热泪满面地说：“我深深地为去年没有在程望生前与他见上最后一面而感到遗憾。”
程望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他在半个多世纪中，始终不渝地坚信共产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是新中国船舶工业战线上重要的开创人之一。他具有高尚的革命情操以及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勤奋朴实、礼贤下士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高风亮节，堪称共产党员的楷模，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