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过藏区及藏族人民对红军的支援和贡献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震惊中外的伟大历史事件，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在漫长的征途中，红军将士们走过了湘、桂、黔、滇、川、康、甘、青、陕等省区的苗、瑶、壮、藏、彝、羌、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战胜了数不尽的艰难险阻，终于实现了北上抗日的历史使命。藏族人民在红军长征这一永垂史册的壮举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时刻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将作为长征精神中的一份宝贵遗产，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给后人以启迪、鼓舞和鞭策。值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笔者以此题回顾和研究这一现代历史事件与藏民族有关的内容和他们的历史作用，以飨广大读者。
一、红军长征经过藏区与党的民族统战政策的作用
1934年10月以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陆续开始战略大转移——长征。随后便分别通过了苗、瑶、壮、侗、水、布依、土家、仡佬、白、纳西、彝等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区。1935年4月至1936年10月，红军长征先后到达过云南的中甸、西康的甘孜、宝兴，四川的阿坝，青海的果洛、海北、海南，甘肃的卓尼、天祝等藏区。
红一方面军由党中央直接率领，从云南四川交界的绞平渡过金沙江，于1935年5月24日抵达安顺场，5月29日飞夺沪定桥，强渡大渡河，占领甘孜藏区东部重镇沪定县。6月13日，先头部队进入宝兴县硗碛一带的藏区，随后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的达维镇会师。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两河口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红军将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先取甘南，再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8月5日，中央政治局在松潘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定》，根据该决定红军于8月下句开始向阿坝草地进军，9月11日到达甘南藏区的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关于张国熹同志的错误的决定》。10月初红军越出甘南藏区抵达通渭县继续北上。
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由西向东越过嘉陵江、涪江，进军到岷江流域，于1935年5月相继解放川北藏区的松潘、黑水、理番等地。6月中旬与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向草地进发。9月上旬，张国熹擅自命令己进入墨洼草地的左路军返回阿坝。10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发动了绥、崇、丹、懋战役。占领了川西北广大藏族聚居区。1936年3月，以四方面军为主的红军进入甘孜藏区的道孚、炉霍、泰宁（乾宁）、甘孜等县。红军在川西北和康北先后建立了藏族人民的地方自治政权，成为我党早期历史上实行民族平等、团结、自决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次实践。
红二、六军团长征在1936年4月30日到达云南省中甸藏区，5月5日至9日兵分两路进入康南藏区。6月3日和30日分别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理化县（理塘）的甲洼和甘孜县的绒坝岔。7月2日，红二、六军团及红三十二军组成了红二方面军。随即，二、四方面军领导召开了“甘孜会议”决定率部队北上与党中央会合。7月3日，二、四方面军从甘孜、炉霍出发向阿坝藏区的毛儿盖、包座方向挺进。7月底，为确保红军顺利通过草地并打击青海军阀的气焰，红军分兵向果洛藏区出击，直捣阿什羌河南岸，然后在甘肃省岷县与主力会合。8月7日至9月7日，红军走出茫茫草地，又越过甘南，结束了在藏区的活动，继续北上。
在长征中，三大主力红军都经过了除西藏以外的川、滇、康、甘、青五省藏族聚居区。红军途经的十多个少数民族地区中，在藏区停留时间最长，其中在川康藏区停留达一年以上，驻扎的地区最广，方圆20多万平方公里；活动的内容也最多，有永载史册的会议、著名战役和文告。这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广泛地与藏族接触，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当机立断并结合实际地处理复杂而紧迫的民族问题，从而通过革命的实践活动为我党民族理论、政策和民族统战理论、政策的形成积累了宝贵和丰富的经验。
红军在藏族地区广泛宣传和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1935年8月，中共中央在川西北藏区发布的 “八一宣言”和“毛儿盖决议”均严正声明：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成立真正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中华苏维埃。红军向全体指战员明确指出，长征中必然脱离不了与少数民族的联系，争取少数民族参加在党和苏维埃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对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正因为如此，红军进入藏区后十分注意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使用自己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保护藏族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得到藏族人民的普遍拥护和支持。
红军在藏区的民族统战工作十分出色，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的决议中指出：“估计到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程度与经济发展的条件，我们不能到处把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在有些民族中，在斗争开始的阶段上，除少数上层份子外，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在康北建立的博巴政权的宣言中也明确提出：“要消除过去一切由于汉官、军阀外族侵略者挑拨所结的私仇，不分教别、派别，不分区域族别，不分僧俗贵贱，大家团结得向一个人一样，一条心地去干这番为我们全体波巴人民永远过好日子的大事。”党在红军长征中注意争取和团结藏族上层人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少数民族宗教上层中的绝大多数有反帝爱国立场，同时又对大汉族主义的歧视和国民党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不满。在民族和宗教关系上，一些上层人士有着民族公众领袖的地位，这就决定了他们与本民族的群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团结他们并引导和帮助其进步，是党在战争年代取得革命胜利的极为重要的法宝。至于他们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只有当条件成熟后，才能通过民主改革的方式去完成。长征时期则不具备后一条件，而此时更重要的是团结和发挥他们的作用。事实上，当时一些藏族上层在中国革命这一历史关头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以至，红军长征胜利15年后，邓小平在重庆追忆这段历史时说：“现在我们应该跟他们说，当时全国革命的负担放在你们身上，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责任。对那时办得不对的事，应当向他们赔礼。这次我们到那里，一些藏族人士也很坦白地说，那时把粮食吃光了，心里不愿意，现在了解了。他们为自己的解放感到高兴。”由于红军模范执行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得到了包括许多上层在内的广大藏族人民的支持。客观上，因藏区自然条件差，出产不丰，物资匮乏，红军在藏区辗转达一年半之久，人员众多，粮食供给的确十分困难。就是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红军仅在川西北先后停留的16个月中，获得当地藏羌回等各族人民支援的牲畜总数约20多万头，粮食达1000多万斤，同时，还筹集到一大批皮、盐、麻等生活物资。我党的民族统战政策发挥了巨大作用，藏族人民给以红军大力支援，使红军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围困和“经济封锁”，越过了雪山草地。
二、党和红军帮助藏族建立新生的民族自治政权
为使藏族广大人民真正获得解放，党和红军积极开展了帮助藏族建立民族自治政权的革命活动。在藏区建立的民族自治政权主要有：1935年夏天在川西北小金、阿坝以及瓦钵梁了区建立的藏民苏维埃；1935年秋在卓斯甲（壤塘）建立的藏民苏维埃；同期在丹巴县各级都建立了苏维埃；1935年底在绥靖、崇化县建立了苏维埃；1936年春在康北泰宁（乾宁）六个乡范围内建立了波巴自治政府；1936年4月14日在康北建立的道孚县波巴自治政府（波巴是藏语音译，意为藏族人民）；1936年5月在康北藏区的甘孜建立了中华苏维埃波巴自治政府。其中，尤以后3个自治政府最著名。
1935年底在绥崇建立的格勒得沙自治政府，因当地为嘉绒藏族，“格勒得沙”在嘉绒藏语中指藏族人民政府，体现出嘉绒藏族建立的人民自治政权的性质。绥崇格勒得沙政权下辖绥靖、崇化、懋功、马尔康、丹巴、卓斯甲、阿坝等地的藏族聚居区，以绥崇为中心，范围北起阿坝县以南，东自鹧鸪山以西，南起懋功、丹巴县以北，西至壤塘、鱼科一带，是川西北控制面积最大的以藏族为主的民族自治政权。该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由150名代表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经代表大会选出自治政府的领导成员，主席克基，藏族；副主席3人，两位藏族，一位回族。另外，下设若干部。其中，青年部长桑吉悦希及是后来美国作家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誉为“藏族革命的先驱者”的天宝同志。党为了发动藏区的民族革命运动，1935年6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草案），明确指出，康藏民族要想获得解放，就要“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而“这种政权是以广大的劳动群众为基础，但不拒绝一切真正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的份了参加。”这就表明红军在藏区帮助建立民族自治政权的初期己经开始注意运用民族统战政策，广泛团结反对民族压迫以及赞成民族独立解放的部分中、小上层人士。所以，自治政府成立的宣言中宣布，给一切革命的小头人、小喇嘛以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给革命的大头人、大喇嘛以选举权；并实行信教自由。在革命地区内的大头人、大喇嘛的财产不没收，并允许他们与白姓平等分土地，以联合他们。在绥崇格勒得沙自治政权下设立了区、乡级的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当地的事务。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进驻康北后，3月发布《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要求部队在“新的策略路线下，来进行少数民族的工作”，“要在反帝国主义，建立民族联合战线的基本口号下面，说明红军的任务，红军所处的环境，红军在少数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联系到群众的切身痛苦，并要顾到群众的最低限度的需要。这样来耐心的说服群众，提高群众政治上的觉悟与对红军的同情”。同时对“有革命意义的土司、头人、喇嘛，我们仍然不放弃与之联合或使之中立”。红军根据这些政策，在进入道孚县后，保护寺庙，发动群众，建立自治政权。道孚县波巴自治政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于4月14日由各民族代表选举产生。更重要也是最有价值的是道孚县波巴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12个条例性法规：《土地暂行条例》、《关于喇嘛和喇嘛寺暂行条例》、《波巴依得瓦独立军暂行条例》、《关于发展农业的暂行条例》、《关于工商业的暂行条例》、《保护工人和娃了暂行条例》、《关于借贷和投资的暂行条例》、《交通暂行条例》、《税收暂行条例》、《关于粮食问题的决定》、《关于发展畜牧的决定》、《关于春耕问题》。这些涉及经济、宗教、军事、人身权利保护的条例是党在历史上第一次在少数民族地区帮助建立民族自治政权后比较系统地制定和发布的法规，也是藏族历史上最早且较完整的现代法律法规，是战争年代党在民族地区制定民族政策性法规较早的一次实践，他距今己有70年，但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仍然十分重要和突出。道孚县波巴自治政府也因此闻名后世。
1936年5月1日，又一个更大规模和范围的波巴自治政府在甘孜诞生。四方面军西进康北后，除帮助筹建县级以下的波巴自治政权外，筹备成立了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该政府是由第一次波巴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隶属于当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政府委员和主席、副主席由波巴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波巴人民政府主席多德，藏族；副主席达吉、孔撒也是藏族。他们的任期1至3年。下设民政、农业、畜牧、司法、民族、宗教、外交、军事等部和总务厅，各部之下视情况设科或股。在波巴自治政府中吸收了康区影响很大的上层参加，如：财政部长邦达多吉；军事部长夏克刀登。在波巴人民共和国下辖炉霍、甘孜、瞻化、道孚、泰宁、雅江等县波巴政府及炉霍、甘孜两县汉人自治委员会。七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后北上，波巴人民共和国完成了历史使命。
藏族自治政权的建立是红军在长征中解决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平等的一次实践活动，同时也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地团结了藏族各阶层群众。红军在藏区的革命活动对藏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9年底西康省解放前夕，当年支持过红军的格达活佛、邦达多吉、夏克刀登等派代表到北京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致敬。1950年4月，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在重庆欢迎从北京归来的藏族代表时，盛赞藏族人民在红军长征途经藏区时所给予的支援。
三、藏族人民对红军的支援和贡献
红军在川西北和康区转战停留时间较长，在红军的推动帮助下，藏区第一次建立起一大批各级民族自治政权。组织广大群众给红军以最大的支援，是这些政权的主要任务之一。藏族人民在自治政权领导下，尽其所能，倾其所有，给红军以难能可贵的支持，与红军一起共渡难关，粉碎了敌人妄图困死饿死红军于川康藏区雪山草地的梦想，从而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这些支援和贡献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筹运粮食和物资，救护伤病员，接待过往红军
为了解决红军面临的极大困难，各级藏族自治政权组织群众筹粮、筹畜，筹办盐巴、柴草、服装等物资；组织运输队、担架队、修路队；设立红军接待站；为红军赶制军需品等。
1936年上半年甘孜白利寺就为红军筹集青棵134石，碗豆22石，支援军马15匹，牦牛19头。红四方面军负责人陈昌浩特为该寺颁发布告以示表彰和感谢：“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灭蒋，应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犯，切切此布!”藏族大头人夏克刀登也为红军筹集了150头牛、53匹马和大批粮食，红军以银元、枪械回赠，作为酬谢。
川西北格勒得沙各级政府普遍成立了粮食委员会，为红军筹粮。仅绥崇两县粮食委员会就为红军筹集了4千石粮食。丹巴县格勒得沙政府协助红军筹粮50万斤，食盐4千多斤以及大批油、肉等物资。道孚县波巴政府领导藏民为红军筹粮3千多石。据长征时任中共川陕省委委员谢兴华的回忆：“1936年春天，红军的粮食问题很严重，前方需要供应，后方没有吃的，那时我在负责筹粮工作，马尔康一带的苏维埃成员和藏民们帮助我们买了不少的牛羊和粮食。牛、羊关了一条山沟，最少也有几万头，粮食约有四十多万斤。”“四大坝的粮食多，糖萝卜也多，又大又甜，前前后后在那一带买的粮食有一百万斤左右。”他还说：“有一次在金川沙尔尼西边，通过一名小头人做工作，就买到藏民粮食五万斤”。
红二、六军团在过迪庆藏区时，喇嘛寺主动把3万斤青棵和大批盐、红糖卖给红军。贺龙亲往中甸藏经堂与喇嘛相见，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向寺庙赠送“兴盛番族”锦幛一面。寺庙高僧送贺龙茶叶2驮、猪肉3驮、沙糖2驮、盐1驮，红军均作价付钱才肯收下。
广大藏族人民还冒着风险，不顾劳累把粮食和物资运到前线和红军驻地。黑水县瓦钵苏维埃政府组织了300人，集中附近的17座水磨，日夜为红军磨面，历时月余，磨面15万斤，然后运往红军驻地。
妥善安置、掩护并耐心照料红军伤病员，也是藏族人民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许多伤员被治愈后，重返部队，继续长征。有不少则留在当地，为在藏区传播革命继续工作。红军北上后，仅留在康北的伤病员就达3千余人，他们大多数被群众救护或转移。波巴政府领导人格达活佛亲自安排救护队就有200余名，他派手下最得力的喇嘛色波等巧妙地把伤员从甘孜送到道孚县章谷寺，委派那扎夏活佛掩护治疗红军伤员。格达活佛还写信给桑根寺活佛桑根顿珠，请他转告在森林中坚持斗争的红军伤病员：“红军己经胜利抵达抗日前线，开始新的战斗，你们听到这一消息一定很高兴。可是别忘了春天快要到来的时候，还有暴风雨的春寒”。桑根活佛为了伤病员的安全，又将他们接到桑根寺一带居住，设法躲开了国民党军阀的搜捕和屠杀。
在道孚县，红军留下十名女伤病员住在藏族根却志玛家。国民党军队逼她交出留下的女红军，她想尽一切办法把十名女红军隐藏下来，并给她们治好了伤，还帮助这些女红军安了家。她本人也和一名负伤的男红军结婚成家。她认定照料和保护红军是心甘情愿的职责。类似的事迹不胜枚举，它真正表达出藏族人民与红军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二）为红军当翻译、向导，配合红军作战
红军在藏区开辟工作，辗转征战，除必须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带来的困难外，还遇到诸如民族隔阂、语言障碍、宗教习俗各异等困难。因此，藏族翻译（通司）、向导在帮助红军战胜种种困难的过程中就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宝兴藏族青年莫日坚不顾危险，毅然为红军带路，使红军顺利通过“鸟儿飞不过，人们不可攀”的夹金山。后来，红军翻越过的虹桥山、梦笔山、雅克夏山、昌德山、打古山等，都得到藏族通司、向导的大力帮助。
征服雪山后，红军又来到“人陷不见头，马陷不见颈”的茫茫草原。这里根本就没有路，只有大片的沼泽茫茫无涯，可供作路标的树木也极少，稍有不慎就会迷失方向或身陷淤泥，为沼泽所吞没。加之气候变化异常，粮食短缺以及土兵的袭击，给红军过草地带来很大的危险。这时，只有熟悉草地环境和气候的藏族通司、向导才能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比较准确地掌握前进方向，避开险境。1935年8月下旬，党中央率领右路军离开毛儿盖准备越过草地时，就请了当地藏民——毛儿盖寺庙的喇嘛能周、扎栋巴为向导，为红军带路，他们战胜重重困难，历尽险阻，终于走出茫茫草原，抵达班佑，红军顺利过境，并确保了党中央的安全。
1936年夏初，贺龙、任弼时率二、六军团进入康南地区时，部队严重缺粮。巴塘县仁波寺的喇嘛拉波亲见红军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对藏民秋毫无犯，官兵也一起吃苦，又十分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非常感动。于是他不仅积极帮助红军筹粮，还主动要求为红军带路、当翻译，并一直把红二军团从巴塘送到甘孜。
一大批通司、向导在红军长征途中的危难时刻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更多的通司、向导则在积极协助红军的过程中，懂得了革命道理，毅然参加到红军的行列，他们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后来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为各族人民的解放和幸福立下了功勋。
藏族人民还积极配合红军作战，打击敌军，保卫红色政权。其骨干力量就是藏族人民革命武装——番民骑兵队、格勒得沙革命军、金川独立师、波巴自卫军等。
1935年底，由于红军主力聚集于雅安一带与川军作战，金川赤区兵力薄弱。在国民党军阀的唆使下，一些反动土司组成联军袭扰我后方机关及工作队。一次，一股反动武装集结于绥靖后山八步里沟一带，妄图伺机偷袭革命政权。大金省委军事部获悉后，立即派格勒得沙革命军警卫营3个连夜间突击包围，将敌歼灭。
1936年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丹巴翻越党岭，西进道孚时，丹巴独立师派一团协助红军与驻东谷沟、托牛沟的李炮冰部接战，使敌遭到重创，保证了红军西进计划实施。在康北成立的波巴自卫军在配合红军打击敌人的进犯、保卫红色政权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其中，甘孜藏民骑兵队经常击溃敌军骚扰，还深入到青海藏区为红军侦察敌情。
（三）藏族青年踊跃参军，人民深情怀念红军
红军长期转战使各部队减员较多，急需补充兵员。随着藏族人民与红军的接触，以及对红军的了解，一些藏族青年觉悟提高很快。红军在苏维埃政权的帮助下广泛开展了补充兵员的工作，在藏区张贴了“参加红军十大好处”，“欢迎工农与番人加入红军!”，“成立番人红军”，“参加红军打倒帝国主义，不当亡国奴!”等口号和文告。
苏维埃和民族自治政权的干部和积极份子首先带头报名参加红军，准备为抗日救国和民族解放做出贡献。据不完全统计，现属阿坝州区域内参加红军的人数约在5千人以上。金川县有1000余藏汉民族参军；理县有380余人，其中藏族185人；马尔康县的党坝一带，仅少年参军就有72人；丹巴县有300余人；绥靖有700余人参加红军。
在参加红军的藏族青年中有的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成长为党在藏族中培养最早的一批先进份子。例如，建国后任中共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四川省委书记的天宝同志，任国家民委副主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杨东生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扎喜旺徐同志，任甘孜藏族自治州委书记、州长的沙纳同志，任中央民委副司长的孟特尔同志等，都是在川西北参加红军的藏族青年。他们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感召下，亲眼目睹了红军待人和气、纪律严明、官兵平等，认定红军的道路才是民族解放的唯一之路，于是自愿投军，在革命征途中经受了锻炼抵达陕北，成为最早投身党的事业的一批藏族革命的先驱者。
红军北上后，黑暗又笼罩大地，反动势力对人民进行疯狂的迫害和屠杀。仅甘孜县参加过波巴政府的工作人员就有40余人被害。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里，藏族人民以各种方式表达对红军的思念。1935年后在藏区形成和流传着一首首怀念红军的歌谣。例如巴塘藏区广为流传的一首民歌，其歌词为：我们家乡在柳树林中，看到柳树发绿就想起我的家乡。我的朋友贺龙象太阳，看见了太阳就想起了贺龙。藏族人民保护和珍藏红军留下的革命文物，以寄托对红军的真挚感情。被藏族保护下来的革命文物不胜枚举，其中最珍贵的有“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印章，红军印发和刻制的各类传单、文告、标语，红军后勤工厂生产的钱币、衣帽，红军赠给喇嘛寺的锦旗，以及红军用过的军号、大刀、马灯、枪支等。红军在藏区的活动鼓舞了藏族人民，同样红军留下的遗物、标语、传单、文告也增强了人民相信红军将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念。
70年多前党和红军在藏区的革命实践，为后来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经验教训；它所揭示的真理亦将永存，即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道路上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才能正确地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才能消除民族间的对立和隔阂，实现各民族真正的平等和团结。藏族人民在中国革命最艰苦和困难的时刻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亦将永载中国革命的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