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为中共注入了党魂

尽管南陈北李因故没能参加一大，但建党的核心组织者仍应该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只能算是建党人之一。在一大十二名代表中，总共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其中毛泽东、何叔衡所代表的湖南，具体党员数虽没查到，但实力应该是较强的。因为从新民学会、湘江评论、到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从实际上已经做了大量扎扎实实的建党准备工作。建党的确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但只是个伟大的形式，能不能产生实效，才是关键。而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毛泽东起到了任何人无以取代的根本性作用。

回顾一下党的历史，在毛泽东当头号领袖之前，有两个非常让人刻骨铭心的现象：一个是，毛泽东虽然代表着正确路线，却一直被打压，被排挤，甚至被闲置。再一个是，党的根本宗旨虽然是对的，但在毛泽东就任党的核心领袖以前，方针、路线基本上都是错的，也不是独立的。陈独秀时期的党，是蒋介石的儿子党；李立三、王明、博古时期的党，是斯大林的儿子党。他们都是在共产国际的遥控指挥下，只是傻乎乎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看不透中国国情，都是接着影壁作揖，解决不了中国实际问题。

毛泽东早就看透了这一点，知道如此下去必无希望，从秋收起义到上井冈山，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独立探索，但他出于组织观念，不会与中央决裂，只是想摸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革命道路，再由中央参考并推广，不想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得到打压，先后四次靠边儿站。蜗居在上海的中央大员们，马列主义本本们，骨子里就看不起毛泽东这个草莽英雄，可又害怕这个极具实力的山大王威胁到自己的最高领导权，他们可以忽视朱德，甚至可以忽视周恩来，但对毛泽东却不敢掉以轻心，一直以打掉毛泽东为快，这一点，还算他们有眼力，没看错。

是毛泽东用心血经营了井冈山这个根据地，才使这些中央大员有了相对安全的栖息地，但他们不但不感谢毛泽东，反而继续变本加厉打压毛泽东，甚至打了胜仗还要打压。由于他们的瞎指挥，不仅弄丢了井冈山根据地，把红军逼成了流浪汉，而且害死了数万红军。当他们使革命队伍沦为乞丐的时候，无路可走的时候，连他们自己都性命难保的时候，才不得不请出了毛泽东。

我们那受苦受难不得好的苦命开国领袖，就是在这样谁也收拾不了残局的情况下，才再次出山的，要是不遇到这样的危局，他老人家，一个人类顶级奇才，也就注定被打压死了，岂能再有“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的机会？不想，这一出山，如蛟龙入海，“倒海翻江卷巨澜”，“换了人间”。是他，在党和革命队伍“山穷水复疑无路”的时候，引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谁敢与之比高？唯“天公”而已。自此，党有救了，红军有救了，新中国，有希望了。谁能不信？谁敢不信？天筑事实，安能践踏？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气无力的中国共产党，仿佛吃了壮阳药，开始坚挺起来，开始聪明起来，开始成熟起来，开始壮大起来，开始雄心壮志起来，开始独立起来，开始独立解决中国问题，开始不再受遥控指挥，开始按中国实际情况解决问题，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共产党，这是因为，它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正领袖，只有这个领袖，才有能力为它注入属于自己的魂魄。毫无疑问，只有毛泽东，才能为中共铸造魂魄，才是它的核心缔造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毛泽东，才使这个党有了属于自己的魂魄，才有了自己的独立地位，才成为了货真价实的中国共产党。

应该说，没有南陈北李，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形式；而没有毛泽东，就没有独立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注入民族魂魄的中国共产党；也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发育正常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走向正确路线并获得成功的中国共产党。所以，没有毛泽东，也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新纪元，也就没有东方大国最恢弘的壮丽时刻，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二、毛泽东为军队注入了军魂。

人民军队是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等起义中诞生的。但从起义的最终效果上看，规模最大的是南昌起义，但效果最好的却是秋收起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南昌起义虽是打响了第一枪，还是全国性的，但有头无尾，有前劲儿没后劲儿，没有有效地保存革命火种和持续进行战斗，而是不了了之，这反映了起义领导人还缺乏远见卓识。

而秋收起义则不同，它虽然也失败了，但对于这个队伍，毛泽东非常珍惜，决不忍其流散，他知道这是火种，必须保存下来，必须寻求出路。因此他几经周折，把队伍拉上了井冈山，从此中国有了革命的摇篮，有了可以对抗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根据地，有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第一把烈火，有了人民军队为人民打天下的第一支生力军。后来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残部到了井冈山，使这支生力军迅速扩大。再后来，彭德怀率平江起义队伍也到了井冈山，使这支生力军再次扩大，并形成了以朱、毛、彭为核心的最高军事指挥结构。

因此，人民军队的创始人，从组织上讲，应该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加上南昌起义的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再扩展，就是罗荣桓、林彪、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粟裕等人。虽然都是军队组织上的创始人，但起轴心作用的，显然是毛泽东。是毛泽东创造了让人民军队可以汇聚的地方。毛泽东相当于磁石，其他人相当于铁块，不管你铁块儿有多大，都只能被磁石所吸纳。如果没有毛泽东，朱老总以下各将帅，都将无所依存，无处靠拢。

这只是从组织上讲的。从政治思想到军队建设上看，起导师作用的，仍然是毛泽东。一个军队，光有组织是不行的，井冈山的原始队伍，是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但他们仅仅是个组织，杀富济贫的穷哥们性质的队伍，缺乏党性、纪律性、规范性，与水泊梁山大碗喝酒、大秤分银没什么两样。自从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队伍上山，才逐步改造了他们，使他们逐步走上规范。

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确立党指挥枪的根本性原则，确立军队和百姓的鱼水关系，发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豪言，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促使人民军队跟党走，更加人民化、更加规范化的措施，无一不是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提出，并形成制度的。我军的创始人，大多行武出身，多重于军事而忽略军队建设。也只有毛泽东这样远见卓识的文化人，才能把军队调教好。一句话，是毛泽东，为军队注入了党魂民魂，继而形成军魂，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和人民的军队。

再一个，人民军队的启始性标志，应该是工农红军；旗帜应该是五星加锤子镰刀。而任何其他的旗帜，都还不足以证明工农红军的独立存在。南昌起义没有打起这样的旗帜，打的仍然是国民党的旗帜。虽然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但至少在形式上没有体现彻底决裂或势不两立的象征。而毛泽东发动领导的秋收起义，则公开打起了五星加锤子镰刀的旗帜，是以“道不同，不相为谋”，彻底决裂的架势出现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毛泽东拉出了第一支名副其实的工农革命队伍，这也当是红军真正诞生的日子。南昌起义的参与者主要是军官麾下的军人们，而秋收起义的参与者主要是工人农民的武装。因此，文化大革命时有人提出，建军节应当把八月一日改成秋收起义的日子，即九月九日，并不是没有一点儿道理的。但是，却被从不居功自傲的毛泽东彻底否定了。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的谦虚而淡化秋收起义的独特意义。因为，秋收起义，才是地道的人民军队的生母。所以，毛泽东不仅是军队的核心缔造者，也是最早的创始人。

还有一个是军队的战略战术，这一点无须多谈。从井冈山反围剿，到长征路上金蝉脱壳，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人民军队已经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战略战术，这无疑也是毛泽东这个超级战神点化的；而粟裕、林彪等神将，无疑也是毛泽东培养出来的。

一句话，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人民军队的出类拔萃、所向披靡。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吹捧，而是事实。

三、毛泽东为国家注入了国魂

毛泽东不仅为党注入了党魂，为军队注入了军魂，也为共和国的发展注入了国魂。什么是毛泽东注入的国魂呢？我理解，对内，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有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要永远和人民打成一片，始终保持为人民大众服务，当好人民公仆的本色。

对外，自力更生为主，依靠外援为辅，结盟第三世界，团结第二世界，形成统一战线，孤立强霸；支持各国人民反抗压迫，摧毁一切特权，直至解放全人类。毛泽东，创造了一个国内最具凝聚力，国外最具威慑力的东方大国形象。这是大家都能感受到的，没必要再用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实去论证了，也不再需要说那么多废话了。

四、毛泽东为人民注入了民魂

毛泽东是有史以来强力贯彻强民弱官政策的第一人，他一向反对并藐视官能治民而民不能整官的社会机制。为了强民，他采取了全面措施：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意在经济上强民；三反、五反、整风、反右、社会主义教育等等，意在政治上强民；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意在文化上强民；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消灭血吸虫病，除四害讲卫生，农村办合作医疗，意在身体上强民。

毛泽东，只有毛泽东，创造了一个人民至上的时代，创造了一个以人民为主的时代，创造了一个任何官员与学者都必须为人民服务的时代，创造了一个人民不容易被欺凌的时代，创造了一个人民最强势的时代，创造了一个人民最扬眉吐气的时代。同时，还创造了一个彻底解放女人，并使女人真正享有“半边天”地位的时代。

五、毛泽东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族魂

纵观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华民族多受异族欺凌，真正使中华民族拥有了民族魂魄，并绝对独立，不受任何欺负，拥有了民族尊严，使异族不敢小觑的，也只有毛泽东。他创造了一个中华民族再也不被亵渎、不被侮辱、不被要挟、不被利用的时代。

精细的毛泽东研究者会发现，在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几乎都留下了或显态或潜态的毛氏定理、毛氏定律。这些毛氏定理、毛氏定律，构成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部分，使毛泽东思想更加丰满，更加完善，具有相对永恒的规范价值。毛泽东，不仅为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非凡的现实世界，还为中国人民营造了一个强大的精神王国，这一点，也只有一个大思想家，大文化人，超级精神领袖，才能够做得到，任何其他领袖人物都差之甚远。

毛泽东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替代的。那些企图抹杀毛泽东功德的人，正在反证着毛泽东的真正伟大，正在反证着毛泽东是史无前例的最地道的人民领袖。假如他们也歌颂毛泽东，那就奇怪了，因为毛泽东不是蒋介石，也不是袁世凯。毛泽东是人民大众的需要，不是特权迷恋者和享乐者的需要。

毛泽东时代以前的人，没有毛泽东这样的奇才，毛泽东以后的人，也没见到毛泽东这样的奇才。当然，如果没有毛泽东存在，可能会有另一个人出来，诸如李泽东、王泽东，等等，但都不会建立毛泽东的业绩与功德，因为任何人都不会拥有只有毛泽东才拥有的全部素质。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

读此文，可知张元济确有不同于郭、胡之处。毛待之亦多尊敬，新政甫建，自是应当。只是之后不到十年，即对知识分子对待如此，恐怕是张菊老在10月1日送林则徐文集并书函于毛时，未可料及的。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邀请部分国民党起义将领和民主人士游览天坛。前排右二李明扬、右三程潜、右五张元济、右六陈明仁；后排右三李明灏、右四程星龄。陈毅（前排右一）、刘伯承（后排右二）、粟裕（前排右七）等陪同。

以下转自《首都的诞生--从北平到北京》，载《国家历史》2009年10月1日刊

http://history.news.163.com/09/1020/22/5M3RIJM100011247_3.html

从六国饭店到天安门

本刊记者 杜兴

1949年9月8日，张元济乘火车于午后到达北平，随后被安排住进六国饭店130房。这位参加过戊戌新政的清末翰林、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中国出版第一人”，见过光绪、孙文、袁世凯、蒋介石，这一次，他将被毛泽东约见。

宣统三年（1911年）夏天，全国教育会议结束后，他曾在这个饭店住过几天。他感慨地对儿子说：“至则犹是三十九年前之旧状”。三十九年过去，张元济已经83岁了，六国饭店依然是旧模样，而时局万变，当年他面对的是一个即将灭亡的旧王朝，而如今，他则要等待一个新政权的诞生。

群英荟萃

张元济到北平后的第一夜睡得“甚酣”。从上海赶来，旅途之劳累自不待言。他住的房间“光线甚好，空气亦佳”，送来的晚餐简而不陋：一汤两菜，米饭、面食均备。

第二天早上，沈雁冰即来到六国饭店看他。紧接着，竺可桢、茅以升、蔡邦华、谢家荣，梅兰芳、梁思成夫妇等也前来拜访。而在随后的日子里，到访的还有沈钧儒、陶孟和、钱端升、马叙伦、马寅初、严景耀、雷洁琼、汤用彤、金克木、张东荪、徐悲鸿、郭沫若、潘光旦……张元济小小的居所，俨然成为政界、学界名流轮番亮相的舞台，这些旧友新知，平日各自天南地北，本来就难得一见，再加之不少人理念各不相同，政见也大相径庭，相聚更是不易。而如今，这些南北名流却在北平小小的六国饭店中汇聚一堂，不由得不让张元济对新政权的鼓动能力刮目相看。

实际上，张元济已经退出政界多年，自戊戌变法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他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党派，与政治一贯保持距离。1913年9月，他以“自维庸劣，终不敢误我良友、误我国家，并误我可畏之后生”为由断然拒绝了熊希龄出任教育总长的邀请。除了1947年、1948年为青年学生仗义执言，他曾与唐文治等老人致信上海当局外，他确实不问政治久矣。1949年1月30日，李宗仁亲自写信，派人拜访张元济，希望他作为和平代表去北平敲门，第二天，他就拒绝了这一邀请。

1949年6月初，新政协召开在即，新任上海市长陈毅登门拜访张元济。他也只在写给故交黄访的信中，淡淡地说：“沪上新旧易帜，尚称安定。”

即便如此，他还是被列为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代表，8月24日，当他从老友陈叔通处得知这一消息时，还曾以“实有难于应召之处”的诸多理由回绝。但随后，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上海市政府交际处处长梅达君又相继造访。盛情难却，思虑再三的张元济终于在9月5日，登上了北行的列车。

相比于张元济的再三推脱，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郭沫若等35名著名民主人士，以及天津市民主人士李烛尘、资耀华、张国藩、刘持钧等人，早于当年2月就已经到达北平，准备新政协的召开。

到了6月，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致公党等众多党派，也都派出代表，作为发起单位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

而一些同盟会的老会员，如李书城、宁武、张村等人，数十年未参加任何政治会议，而如今也同时在北平亮相。这一切，也让同是同盟会老会员的张难先觉得“意义是非常重大”。

人民革命

虽然人已到北平，但对于新政权到底如何，由于交往不多，张元济始终心存疑虑，所言所行处处谨慎。

9月17日，招待处给张元济送了零用钱，张元济表示“不能领受”，“退回未收”。第二天，他和政协代表中负责照顾的小组联络人李明灏谈起零用钱和电报费的事。李说这是“规定供给，不必过谦”。但他认为“公家何等艰难，余父子二人来此，食宿已极受优待，何敢再耗公款？”，并郑重表示以后送来，也“断不能从命”。

华北人民政府等20多家单位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参加政协会议的著名人士。招待规格之高，连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也叹为观止，“一席西菜加葡萄酒，费用相当可观。如以每人六千元计，即三百万元，或三万斤小米也。”那天出席宴会的有五百多人，而张元济则干脆“辞谢不往”。

张元济的低调和顾虑是有其原因的，“中共诸子多非素识，在会中者，屈计故交大约不及十人”，这位历经数次政权变更的老者深知自己性格憨直，不愿人云亦云，但如果“任情吐露”，又难免被认为是屈意迎逢，招来“交浅言深”的讥笑。

直到9月19日，张元济受到毛泽东的邀请，同游天坛，疑虑才得以减少。毛泽东在天坛祈年殿外等候他，握手寒暄。毛泽东谈起自己早年受益于商务印书馆，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科学大全》，让自己“得新知识不少”。

毛对他说，这次革命并非出于共产党的一党之私，实际上是人民革命，他举例说，“即如重庆舰来归，舰上凡七百余人，并无一共产党人，此可为证”。

相比于张元济的谨慎，素来与中共有交往的民主人士则活跃得多，郭沫若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劝知识分子们早点放下包袱：“我们从事文化科学的人，向来是自高自大，这个包袱需要丢掉。如果古人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我们就说‘万般皆上品，唯有空口说白话的人什么也不高’”。

在政协筹备会开幕式上，这位诗人还激情澎湃地发言说，“正好像在黑暗中苦斗着的太阳，经过了漫漫长夜的绞心沥血的努力，终于吐着万丈光芒，以雷霆的步伐，冒出地平线上来了。我不能不以满怀的热诚，庆贺这新生的太阳出土。我更不能不以满怀的热诚，庆贺这新生的太阳永远上升，永远不会下降。”

政协会议

张元济在与毛泽东会面之后，对新政权的了解日益加深，此后的发言果然积极很多。9月23日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新政协讨论会上，他明确反对采用西历：“至以现在为划时代，则民国犹是民国，民主犹是民主，不妨仍继续称民国纪元，今年为三十八年。”

9月26日，周恩来在六国饭店召集座谈会，参加的数十人都是“长老”，讨论简称“中华民国”的问题。周恩来说，有关议案屡经小组讨论，大致上已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下加括弧简称“中华民国”，每次会议都有人表示似乎累赘，当初之所以在《共同纲领》草案中写入这一条，主要是为了顾及一部分人的意见，表示不忘辛亥革命创始的功绩。周恩来自称受毛主席之命，特约各位长老到这里讨论。

陈叔通、陈嘉庚、马寅初、徐特立、周善培等都主张删，“何香凝起而抗议，邵力子和黄炎培则折衷其说，谓可暂留。”面对这些争论，张元济这位历经辛亥革命的老者显得非常平静，也发言赞成删去。而沈钧儒则补充说，去掉这四个字并无忽视辛亥革命的意思，于是周恩来就拿他的话作为结论，删去了括弧中的“中华民国”简称。

受张元济的带动，一些曾参与辛亥革命的老人发言也颇为踊跃。同盟会老会员张难先表示，“好多年看见旧政府所作所为，都是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主张，遇到什么政治性的会议都是不肯参加的。”，而诸多老人此次专程前来参加政协会议，“这实在是看见解放军军纪之好，政府人员之刻苦努力，以及毛主席、朱总司令之英明领导所感召。就这几位老先生之参加看来，真可以代表全国人民心悦诚服地拥护人民政府。”

《文汇报》主笔徐铸成以老记者的眼光记录下政协会场中的发言情况，“其中，以刘伯承、粟裕、傅作义、梁希的发言，最受欢迎。刘、粟代表二野、三野向大会保证，短期内肃清西南、华南残敌，解放台湾，完全统一。傅甫由绥远归来，他说，蒋最近还有电给傅，说傅今天的处境，仿佛当年他在‘西安事变’时，望勿以一念之差，后悔莫及。傅并报告绥远和平解放经过，全场热烈鼓掌。傅发言的最后，还说今后将以将功折罪的心情，为新中国的建设尽力。梁为自然科学工作者首席代表，以朴质之态度，表示自然科学工作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决心。”

共同纲领

从9月27日开始，政协会议开始讨论《共同纲领》等多个议案。张元济认为：“《共同纲领》文字甚欠整洁，前后亦欠贯串。发言人多斤斤于词句之末。”之前，他对《共同纲领》曾提出撤销“禁止肉刑”字样及增加“推广海运”的意见，被大会采用。但他提议仍用民国纪年则未被采纳。

当天的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通过了政协组织法、中央政府组织法、首都、国歌、国旗等决议。会议决定以北平为首都，恢复北京名称，纪元用公元，国歌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

徐铸成特意在日记中感慨说“一九二八年北京改北平，余在，刚做记者不久，今日又改称北京，余参加决定，可谓有始有终。二十一年变迁，回顾有沧桑之感。”

随后几天，会议继续讨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及选举人民政府委员。张元济一开始就被列入到“全国政治委员会”（即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他请张难先代为辞去，但未获同意，最终还是当选委员。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候选名单分发下来之后，大会主席说同意的加“O”，否则加“×”。张元济又一次犯了憨直的脾气，认为“素不相知者，无同意不同意之可言，拟质诸主席”。坐在旁边的人，都劝阻他不要说话，“加‘O’为妥”，最后他还是遵从了大家的意见。

大会各项议程都进展顺利，但难免还是发生一些小插曲。民盟成员史良已被定为司法部长人选，但中央政府委员和政协委员两个名单中，都没有的她的名字，民盟还特意为此召开内部会议鸣不平。而山东大学教授丁西林，浙江大学竺可桢都被列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名单中，但却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认为“彼等平时不谈唯物辩证法，有何资格当选”。

尽管历经一些小波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80人名单最后还是得以顺利通过。9月30日，乘检点中央人民政府选举票数的空当，大会宣布在天安门广场建纪念烈士碑，邀请全体代表前往参加奠基礼。等代表们回到怀仁堂，宣布投票结果，“掌声不绝”。“散会时大家兴高采烈，在极度兴奋中唱《义勇军进行曲》……”

当日会议进行到很晚，张元济回到住处，“厨房已熄火矣”，他只好“以饼干充饥”。徐铸成在日记中记下了“宣布毛主席当选时，全场欢声雷动”。这一天上午，徐还特地到王府井大街理了发。“因明日开国大典，个人亦应有新面目也。”

开国大典

“晨微雨，午饭后渐晴霁”。10月1日，张元济记道：“是日通知下午三时在天安门楼上行政府成立礼，升旗、阅兵、游行。……拾阶而上，见游行队列坐广场，蜂屯蚁聚。届时赞礼宣布开会，作乐鸣炮，宣读公告。继朱德阅兵，先步兵，后机关枪，次炮兵，次海军，继骑兵，继坦克车而飞机则遨翔上空，寥寥无几。行伍行毕，游行方始。”

“下午三时，天安门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阅兵，人民大游行。典礼与阅兵从三时到六时，群众行列从六时继续到九时一刻。”不久，胡风就把这一天写入了他的《时间开始了》组诗《胜利颂》中，他以汉语中能找到的所有最美好的词汇歌颂毛泽东。

女记者杨刚看到，毛泽东则在城楼上、在播音器中呼喊“同志们万岁”回答人们，楼上楼下一呼一应。“群众是欢呼跳跃，主席温厚而慈祥的手在空中摇动不停，累了，便另换一只手，他的全身凝聚着力量，他的脸上发出庄严而慈祥的光辉。”

张元济这一天心情究竟如何，已经很难揣测。但他在一个多月后，11月26日，在商务作关于出席政协会议的报告时恳切地说：“现在有许多人对共产党不满意。是的，共产党并非没有错处，但是现在除了共产党还有谁呢？还有谁能负起这一艰巨的责任呢？我们总希望国事一天一天转好，多说些话是无益的，我们唯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埋头苦干，奋发图强。也有人说，共产党来了，我们的生活苦了。要知道这苦是几百年——尤其是近百年所积累下来的苦，并不是共产党带来的苦。……解放并非换朝代，这是几千年来的大变。……我们全国人民还得忍苦忍劳，咬紧牙关，度过这一非常时期，建设起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也就是在1949年10月1日这天晚上，他听到“外间游行欢呼声至夜半方止”。在临睡前，他摊开纸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送了一套林则徐的《林文忠政书》，信中，他历数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受劫难，希望毛泽东能“发愤为雄，力图自强……一雪此奇耻。”

毛泽东等“拒帅说”史实考辨

廖    锋

      谈及19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这一党史、国史、军史中的重大事件，有一个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说法：即1955年授衔的初步方案为元帅13人、大将14人。为了解决评衔工作中的矛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带头不要军衔，因而最终只评了10位元帅和10位大将（以下简称“拒帅说”）。近年来，随着相关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的陆续解密，这一说法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为免以讹传讹，笔者依据已掌握的史料对此进行考辨，力求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拒帅说”的由来及疑义

      根据文献检索，“拒帅说”最具代表性的来源是1994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宋任穷回忆录》。该书中专门写了“毛主席坚决不要大元帅军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谢授元帅衔”一节，其主要内容引述如下：

      “根据军官服役条例和勋章奖章条例，按照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历史功勋和在部队的任职情况，是应该给他们授衔和授勋的。在初步方案中毛泽东主席为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为元帅，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为大将。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列入了授勋名单。但毛主席坚持不要大元帅军衔，不要勋章。……

      以后有一次，我和赖传珠同志随彭德怀、罗荣桓同志去向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授衔授勋工作，由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同志和罗荣桓同志主谈，汇报了我们提出的初步方案。

      毛主席听完汇报后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他问少奇同志：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是元帅。少奇同志当即表示：不要评了。他又问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周、邓都摆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主席又转身问几位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后来到地方工作的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这几位同志也都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以毛主席为首的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主动提出不受衔，对全军干部是个很大的教育，也解决了评衔工作中的许多矛盾。原来一些自认为评低了的同志，也从思想上想通了，这就大大地推动了授衔工作的顺利进行。最后评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没有评大元帅，只评了10个元帅，10个大将，55名上将，175名中将，802名少将。还有2名上将、2名中将以及一部分少将，是在1956年以后授的。除了赛福鼎、乌兰夫、谢富治、韦国清、叶飞、阎红彦等少数几位因特殊情况授予军衔外，其它已转到地方工作的同志，包括驻外大使，都没有授予军衔。”[1]

      以上叙述对汇报时间、方案内容、地点场景等关键要素均语焉不详，含糊不清，也没有相关史料佐证。按说，作者是当年具体负责全军评衔工作的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后来又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其所言应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即便有记忆失误之处，也有条件通过查阅历史档案予以厘清。作者在该书“前言”中也说，该书是“请几位同志帮忙，由我口述，请他们整理成文字，并查阅一部分历史档案，写出初稿，再经我审阅修改后定稿”[2]的。但恰恰在基本史实方面与现有的文献档案资料相违。这就不得不令人“疑义相与析”了。

      从评衔授衔的时序发展逻辑来看，只有先确定军衔等级划分，才能按照军衔等级提出相应的拟授人选名单。因此，明确军衔等级划分和评衔初步方案提出的时间，是解析“拒帅说”真相的关键。

      二、关于军衔等级划分的确定

      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军衔奖励处成立后，即开始研究、筹划军衔制。从当年底至1952年底，全军各级干部进行了评定等级工作，在全军范围内建立了正规、统一的等级制度，为实行军衔制度奠定了初步基础。1952年11月26日，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在呈报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彭德怀并转毛泽东主席的《1953年军衔准备工作计划》中，根据苏联顾问卡苏林推荐的苏联军衔设置模式，首次提出我军军衔等级区分的方案拟为6等20级，即：元帅（设大元帅、国家元帅、兵种元帅3级）、将官（设上将、准上将、中将、少将4级）、校官（设上校、中校、少校3级）、尉官（设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少尉4级）、军士（设准尉、上士、中士、下士4级）、兵（设上等兵、列兵2级）6等。

      1953年1月9日，中央军委颁发《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军在上半年有组织、有计划地完成实施军衔制度的准备工作，“如果有可能的话，拟于今年七月份在全军实施军衔制度与薪金制度”。[3] 正式启动了实施军衔制度的准备工作。1月20日，总干部部发出《关于军衔鉴定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军干部的军衔鉴定一律于3月底前完成。据此，总干部部开始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该草案在1952年11月赖、徐所提方案的基础上作了调整修改：增加大校一级；将上将、准上将改称大将、上将；将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改称大尉、上尉、中尉；其它不变。因此，草案第三条“军衔等级的区分”规定为6等21级：元帅军衔——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兵种元帅；将官军衔——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军衔——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军衔——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军士军衔——准尉、上士、中士、下士；兵士军衔——上等兵、列兵。[4] 2月17日，军委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黄克诚、萧华为副主任的军衔实施委员会。同时，负责拟制编制、军衔、薪金、兵役法、勋章等相关条例的工作机构和研制军衔肩章、标章、识别符号和相应的制式军服等工作均开始进行。4月下旬，第22次军委例会鉴于须先确定编制军衔，才能具体评授军衔，而各项工作均挤在一起，颇为紧张，经彭德怀提出并报毛泽东批准，将军衔评定工作推迟至年底。[5] 但到了9月份，军委考虑到朝鲜停战后我军建设的方针必须进行新的调整，各项新的制度应分先后缓急，有步骤地逐次实施。而军衔制度的实行，需要与兵役制度、薪金制度、勋章奖章制度的改革和实行同步进行，为给实行军衔制度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决定军衔评定延期进行。因此，已酝酿和运作大半年的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暂停。

      一年以后，1954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3次会议决定，在1955年实行义务兵役制、军衔制、薪金制、勋章奖章制（简称“四大制度”）。实施军衔制度工作再次启动。在拟制相关法律文件时，不再单独制定军衔条例，而是将军衔等级设置的内容写入《军官服役条例》。11月，军委第6、7、8次会议连续讨论修改《军官服役条例（草案）》。12月先后呈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修改、中央政治局最后审核、国防委员会讨论。至12月16日，由国务院第3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于1955年2月8日批准，国家主席毛泽东颁令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作为实施军衔制度的法律依据，其第七条规定：军官的军衔等级区分如下：（一）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二）将官：大将、上将、中将、少将；（三）校官：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四）尉官：大尉、上尉、中尉、少尉。至此，军官军衔等级正式确定。

      由上可知，在1952年11月赖、徐所提方案和1953年《军衔条例（草案）》中，元帅军衔均分为3级，直到1954年底才在《军官服役条例》中确定元帅军衔分为2级。因此，所谓元帅13人、大将14人的授衔初步方案，只可能产生于《军官服役条例》最后审核通过后的1955年初。

      三、关于元帅、大将评衔的初步方案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文献史料能够证明“拒帅说”中所谓的毛泽东为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为元帅，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为大将的评衔初步方案确实存在。相反，中国军方媒体近期公开披露的一份档案材料却能够证明其纯属子虚乌有！

      1955年1月，总干部部下发《评定军衔的工作计划》，提出“中将以上军衔，由中央及军委于1955年1、2月间先行确定，以便全军依此标准向下排队，逐级评定”。1月14日和15日，中央军委开会讨论研究元帅、大将、上将军衔的人选问题。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于16日联名向军委主席毛泽东上报了会议所提的元帅、大将、上将人选名单和意见。其中，元帅（包括大元帅、元帅）人选大家一致意见为现任军委主席和军委委员（即1954年9月28日成立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12名成员，主席毛泽东，委员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大将人选15至22人（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张宗逊、宋任穷、许光达、肖克、王震、周纯全，以及许世友、刘亚楼、邓华、陈再道、杨得志、彭绍辉、王宏坤）；上将人选58人。[6] 可见，这份名单是按照国务院业已通过并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规定的军衔等级区分（大元帅、元帅、大将、上将）来提出相应人选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名单不是正式公文的打印件，而是在白纸上用毛笔自上而下、从右至左，每行4人，竖行书写的。在上将名单中还有涂改删除之处（如将王世泰名字涂抹删去）。在纸面上还留下了毛泽东用铅笔作的各种记号，以及叶剑英关于请求把自己“最多摆在大将的军衔上”的签阅意见等。[7] 显而易见，这仅仅是一份尚未正式确定的名单草稿，或者说就是评定元帅、大将、上将军衔的初步方案。此后，元帅、大将、上将的正式人选均是在这份名单的范围内确定的，没有增加其他人选。而名单中除了邓小平外，既无刘少奇、周恩来，也无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足以证明“拒帅说”所言不实。

      那么在此之前会不会还有其他方案呢？由于1953年4月22日赖传珠、徐立清曾向彭德怀报送过一份关于呈请中央审批大军区以上军官的军衔问题的报告，该报告建议中央对各大军区以上首长之军衔等级，能于5月5日前审批下来，以便着手进行正兵团级以下军衔等级的研究。故有研究者推测1953年上半年总干部部可能也曾经提出过一份评衔名单。但那时总干部部起草的《军衔条例（草案）》中规定，元帅军衔分为大元帅、元帅、兵种元帅3级。假设真有评衔名单（至今无史料证明），也不可能如“拒帅说”中所言只有大元帅、元帅、大将人选，而没有兵种元帅人选。由此可以确定，所谓13名元帅、14名大将的方案肯定是不存在的！

      四、关于地方负责干部的军衔评定和授予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前有着长达22年的领导革命战争的经历，党中央的领导人和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从事过长期的军事工作，大都具备授衔的军队任职资历。从情理上讲，给他们评授军衔，也是对其历史功绩和地位的评价认可。但军衔是区分军人等级、表明军人身份的称呼和标志，也是国家给予军人的荣誉。如果对非军人滥授军衔，在政治上是很不严肃的。所以，对已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的负责干部是否评定授予军衔，是评衔授衔工作中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拒帅说”称：毛泽东在听完彭德怀、罗荣桓、宋任穷、赖传珠关于授衔的初步方案汇报后表示，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他不仅提出自己不要大元帅军衔，还问在场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邓子恢、张鼎丞等人要不要评军衔，他们都当即表示不要评了。然而，笔者查阅与此有关的人物和党史、国史、军史资料，包括中央权威部门编撰和出版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子恢、罗荣桓、张鼎丞、杨尚昆等人的年谱、传记、大事记、文稿、日记等，均未发现有此次“汇报”的记载（《毛泽东年谱》把宋任穷的回忆内容作为注释处理，恰恰说明中央文献研究室也没有找到可资依据的原始档案资料），而现有相关文献史料的内容却与此相悖！

      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明确了评定军衔的范围和标准。规定：军官军衔的评定授予分两期进行。第一期评定授予现役军官军衔，第二期评定授予预备役军官军衔。已转业的军队干部应在第二期评定授予预备役军官军衔。而“省、市、地委书记及省公安厅长兼任军队首长职务者，均应评定军衔。”据此，总干部部长罗荣桓于1月29日向军委呈报了《关于地方负责干部的军衔评定和授予问题的请示》，列出了应评定军衔的22位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即：陶铸、张德生、张仲良、高峰、李井泉、廖志高、周林、舒同、江华、江渭清、曾希圣、潘复生、杨尚奎、陈漫远、周小舟、王任重、黄欧东、欧阳钦、李梦龄、王国权、林铁、陶鲁笳（其中陶铸、李井泉、曾希圣已被列入彭德怀、罗荣桓16日呈报毛泽东的上将预授名单中），以及时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和国防工业部长的乌兰夫、赵尔陆、叶飞、谢富治、王恩茂5人。此外，还有一些与军队有历史联系和与某一地区有联系的代表人物，建议采取3种方式办理：“须评定军衔又授予的”有王维舟、冯白驹、周保中；“只评定军衔不授予的”有滕代远、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邓子恢、张鼎丞、王世泰；“授予预备役军衔的”有程子华、蔡树藩、谭启龙、何长工、张际春、姬鹏飞等。

      但半年后，总干部部于7月14日在《关于评定军衔工作向军委并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对于兼任军队职务的地方干部，凡兼任分区政治委员（地委书记）以上职务者，对其军衔采取评而不授的办法。凡兼任县兵役局（县委书记）以下职务者，则不评定授予军衔”。可见，对地方负责干部的军衔评定授予办法，由最初的“均应评定军衔”调整为分区（地委）以上“评而不授”、县以下“不评定授予”。当第一期对现役军官的军衔评定授予工作完成后，对地方负责干部的军衔评定实际上并未实施（同时原拟第二期向转业、复员和离队军人授予勋章奖章的计划也未实行）。如果说这一变化的原因确实是毛泽东提出的“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那也只能是1955年7月以后的事。但无论是彭德怀、罗荣桓1955年1月16日呈报的名单，还是罗荣桓1月29日列出的名单，都没有刘少奇和周恩来，所以他们根本无需表态自己评不评元帅。

      至于邓小平“谢授”元帅军衔，也不是“拒帅说”所称的在向毛泽东汇报评衔初步方案时。实际上直到1955年9月授衔前夕，邓小平都在拟授元帅军衔的名单中。8月3日，毛泽东将彭德怀呈报的授予少将以上军衔名单批示刘少奇、邓小平：“请印发各政治局委员，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批准。”[8] 9月3日，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副部长宋任穷、赖传珠、徐立清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呈报“（55）总干衔字第561号”文件，内称：“关于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问题，中央已决定现任军委委员之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十一同志均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彭副主席要我们起草国务院总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呈请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函稿一份，现呈请审查修改并请即由国务院秘书处转送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但此后党内对没有担任军队实质性职务的陈毅、邓小平是否授予元帅军衔出现了不同意见。毛泽东于9月9日晚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罗瑞卿、宋任穷等开会讨论这一问题。[9]11日，在北戴河的周恩来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主张授予陈毅元帅军衔。当晚，毛泽东再次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宋任穷、杨尚昆开会，继续讨论评元帅军衔问题，最终确定邓小平不授军衔。9月16日，周恩来签发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函件，将建议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0人元帅军衔的名单按法定程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并于23日批准公布。[10]所以说，邓小平未授元帅军衔与毛泽东拒授大元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至于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由上述可知，他们均属于总干部部建议“评而不授”的代表人物。但由于对地方负责干部的军衔评定实际上并没有进行，所以，他们也没有可能被列入大将人选的名单。

      五、关于毛泽东拒授大元帅军衔的原因

      “拒帅说”称，毛泽东认为：“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笔者认为此说显属臆测。

      1955年2月8日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规定，“对创建全国人民武装力量和领导全国人民武装力量进行革命战争、立有卓越功勋的最高统帅，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显然，只有毛泽东一人符合这个条件，他获得大元帅军衔也是名符其实，众望所归。况且，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党政军领导职务“双肩挑”（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即使毛泽东接受了大元帅军衔，也不可能成为其他“在地方工作的”领导干部要求授军衔的借口。毛泽东虽然没有授衔，而且1963年9月对《军官服役条例》还进行过修改，但大元帅军衔却一直存在，直至1965年5月军衔制取消。这应当与毛泽东对“军衔”问题始终存在着一种“矛盾”的心态有直接关系。

      毛泽东对实行军衔制问题的看法，从他的一些谈话中可以看出。一方面，从个人的角度而言，他曾表示对“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他个人在工作方面的意愿就是“采取逐步脱身政策”，摆脱事务性的工作，“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而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这样规模的军队，从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角度而言，在军衔体系中设大元帅一级也是必要的。但在和平时期则暂可不授，“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时再授予为好。[11] 这与他对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职务方面产生的一些想法都是相似相通的。

      另一方面，当时在授予大元帅军衔的法律程序上还存在着一个技术性问题。《军官服役条例》规定：“大元帅军衔，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命令授予。”如果毛泽东接受大元帅军衔，就会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自己颁令授予自己军衔的情况，这显然是不适宜的（苏联为了授予斯大林大元帅军衔，规定大元帅军衔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如果按照军委1955年1月提出的方案授予毛泽东大元帅军衔，那么《军官服役条例》在1954年底至1955年初经中共中央军委、中央政治局、国防委员会、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多次反复修改、审议过程中，就应该借鉴苏联的做法，对这个明显不便于为毛泽东授衔的技术性问题进行修改。然而，即便在1959年4月刘少奇接替毛泽东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后，大元帅军衔依然是设而未授。所以，把毛泽东未授大元帅军衔的原因简单地解释成是为了“解决评衔工作中的矛盾”，是后人想当然的演义。

      综上所述，毛泽东等未授军衔的基本史实为：1954年12月国务院审议通过《军官服役条例》，正式确定了军衔等级区分后，中央军委于1955年1月中旬开会讨论，研究提出了元帅（包括大元帅、元帅两级）12人、大将15至22人、上将58人的初步方案（元帅中有毛泽东、邓小平，无刘少奇、周恩来），由彭德怀、罗荣桓上报毛泽东。不久，总干部部也上报了拟评定军衔的地方负责干部兼任军队首长职务者、以及与军队有历史联系和与某一地区有联系的代表人物名单共43人（包括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中央在审议过程中，对元帅人选的确定经历了由不授大元帅（具体时间待考），只授元帅11人，到9月上旬对陈毅、邓小平2人是否授衔产生异议，最终决定邓小平不授军衔的变化过程。对地方负责干部（包括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的军衔也由“应评定军衔”变为“评而不授”，再到最终没有实施。这就是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