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8月21日 17:08:29
来源：《苏区研究》 作者：周根保
提要：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公开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首次武装起义。以周恩来、朱德等人为代表的南昌起义领导人，在起义的成功举行、遭受挫折后的顽强奋起及起义军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展现了崇高的革命精神。在起义过程中孕育的“八一精神”，是他们崇高革命精神的具体体现。基于文献史料，尤其是以当年起义领导人和参加者的口述历史、回忆资料作为切入点和着眼点，提炼“八一精神”的基本内涵，研究起义领导人及参加者对铸就“八一精神”的历史性贡献，对领会和传承“八一精神”，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南昌起义；领导人；八一精神
DOI:
10.16623/j.cnki.36-1341/c.2016.04.005
作者简介：周根保，男，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执行会长，南昌军分区原司令员。（江西南昌 330006）
南昌起义和“八一精神”的研究，是一个长久不衰且日渐深入的永恒课题。“八一精神”，指的是参加南昌起义的革命先辈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奋起抵抗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打响第一枪的壮烈血战中，用行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革命精神，其集中体现为“坚定信念、听党指挥，英勇顽强、敢为人先，百折不挠、为民奋斗”。它既是南昌起义得以发动、胜利和坚持的强大动力源泉，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系列的重要构成环节，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历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2010年，在军地领导的支持下，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在南昌成立。我们充分发挥地处南昌的优势，多渠道收集、整理南昌起义资料，并对起义领导人与“八一精神”这个课题进行了专题研讨。南昌起义是一次伟大的起义，是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研究“八一精神”，首先必须把视野扩展到南昌起义全过程，尤其要特别关注在起义中起关键作用的历史人物，探究他们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精神风貌，把遵循历史事件的原始脉络和尊重历史人物内心世界有机结合起来，揭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凝结于其中的精神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把握和传承“八一精神”，有着特殊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朱德、贺龙、陈毅、聂荣臻、陈赓、粟裕、林伯渠、徐特立、郭沫若、萧克等老一辈革命家和许多参加起义的老战士，都先后来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视察、参观。故人重访挥师圣地，讲述了许多南昌起义的往事，揭秘事件细节，还原历史真相。他们的口述回忆和文献史料成为了研究南昌起义和“八一精神”的宝贵资料。基于文献史料，尤其是以当年起义领导人和参加者的口述回忆作为切入点和着眼点，来提炼“八一精神”的基本内涵，研究起义领导人及参加者对铸就“八一精神”的历史性贡献，是八一精神研究会研讨的重点。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阐释。
一、坚定信念、听党指挥的高度自觉，铸就了伟大“八一精神”的永恒灵魂
起义发生于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最黑暗的岁月，革命处于将被扼杀的危险境地。作为完全由中共领导的武装起义，能够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时局突变中胜利举行，革命志士仁人能够百折不挠地坚持斗争，就是因为有党的指挥，有党的坚定信念的武装。此次起义的全过程体现了南昌起义领导人坚定信念、听党指挥的高度自觉。
（一）用对党的忠诚和对信念的坚定，开启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艰难历程
周恩来在流沙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人要有继续奋战在党的旗帜下的决心。【魏宏运编著：《南昌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0页。】这既是对起义军将士提出的要求，也是起义军将士坚定信念的集中体现。时年29岁的周恩来是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也是铸造“八一精神”的轴心。1927年7月下旬，在九江工作的李立三、邓中夏等提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建议后，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出任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并于7月25日赶赴九江，亲自组织和领导这次起义。周恩来以坚定的信念、必胜的信心，投身于这场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中。他明确支持迅速举行起义的正确主张，参与了起草政纲和组织政权的工作，亲自部署，广泛调集党的干部，多方联络国民党左派官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起义进入了实际行动的轨道。他提议当时还不是党员的贺龙出任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亲往贺龙指挥部，传达党的决定，研究部署起义的军事战斗行动。南昌起义从酝酿到发动，历时短短十几天，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把起义部队从九江秘密转移到南昌，工作是极其繁重的。南昌起义战斗，仅仅5个小时就全歼守敌，出乎意外地顺利，总结其原因，主要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昌起义领导人牢牢地把握了起义部队的政治方向，决心坚定，决策果敢，部署周密，发动充分。在革命遭遇危难的逆境中，周恩来无所畏惧，勇往直前，赴汤蹈火，力挽狂澜，表现了一个伟大革命者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
贺龙义无反顾参加南昌起义的行动，是听党指挥的生动诠释。南昌起义前，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信仰党的主张，听从党的指挥，举全军之力，铁心跟党走。周恩来曾经高度评价他：“贺龙当时领导一个军，是起义军的‘大户’，他性格豪爽，斗争坚决，什么敌人也不怕。在最困难的时候，下定决心跟党走。”【南昌市史志办公室、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建设风云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贺龙回忆南昌起义时说：“七月底，汪精卫决定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这时，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就上庐山，要就开到南昌。那时，我主意已定，就是跟着共产党走。我对党说：‘不管怎样打，我都不怕，只要共产党员不走，我就有办法。我一百个信服共产党，党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时，敌人也用力拉我，送来金条银洋，还许愿让我当安徽省长。我对他们说：‘国民党我不入，要入党就参加共产党。’”【《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建设风云录》，第31-32页。】贺龙对党的忠诚来自于对党的高度自觉的信任和拥戴，坚信只有贯彻党的纲领主张，走党所指引的革命道路，才能解放人民，拯救中国。在整个起义过程中，以总指挥贺龙为代表的进步武装力量始终团结在党的前委周围，沿着中共指引的方向运动，这是南昌起义军领导人坚定信念、听党指挥的最佳典型。
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在江西大旅社召集的会议上，决定让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叶挺明确表示坚决执行党的决定，竭尽全力，完成使命。当年在他的部队做政治工作的阳翰笙评价叶挺：“叶挺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党指向哪里，就在哪里战斗。”【转引自徐巍：《南昌起义领导人与八一精神》，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编：《南昌起义与八一精神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42页。】泸顺起义后，刘伯承也辗转到南昌，临危受命任参谋长。贺龙评价：“刘伯承是代表党来二十军工作，帮助了我，改造了部队，这场战斗是我们一起指挥的。”面对党的指示，叶挺、刘伯承等领导人毫不犹豫地表达了对起义的坚定支持。
在南昌起义将士中，陈赓是坚定理想信念的杰出代表。参加南昌起义的女兵杨庆兰回忆陈赓参加南昌起义的经历时说：“陈赓在黄埔军校时，曾经在一次战斗中，把蒋介石背下火线，救了蒋的一条命。因此，只要他投靠蒋介石，必然会飞黄腾达，军长司令都不在话下，但他却选择一条反蒋的革命道路。他负伤后，坚持跟着队伍走。……起义后，我和陈赓在上海和北京都见过面。每当我们谈起这段经历时，我都为他那种为党和人民无私献身的精神所感动。”【转引自徐巍：《南昌起义领导人与八一精神》，《南昌起义与八一精神研究》，第234-235页。】陈赓参加南昌起义的战斗经历，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坚贞不渝。
参加南昌起义的革命先辈徐特立、郭沫若等也都表现出了对党的忠诚和信仰。徐特立是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横遭屠杀、许多意志不坚定者纷纷退党的低潮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参加南昌起义，任二十军三师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当时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南昌起义时他正在庐山，听到起义的消息，就决定赶来南昌。他下山到火车站，在已经没有去南昌的火车的情况下，请铁路工人用手摇车送他到南昌。起义军南下到瑞金，他和贺龙一起加入了共产党。
（二）在主力失败后艰苦转战、不屈不挠，是坚定信念、在危难中铁心跟党走的最好诠释
起义胜利后，前委即按照中央原定计划，率起义军于8月3日开始了南征行动。因部队未来得及整顿，动摇分子未清除，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的稳定，第十师刚撤出南昌就脱离起义军，投奔了蒋介石。加之正值南方酷暑，起义部队沿途还要与堵截的敌人作战，因此损失很大。【徐兆麟：《南昌起义历史地位新论》，《南昌起义与八一精神研究》，第5页。】潮汕失利后，朱德、陈毅率领起义军余部2500余人转战福建、江西。粟裕说：“那时，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与前委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给养和伤痛困扰着我们，每天离队的人很多，部队组织散乱……”【徐巍：《南昌起义领导人与八一精神》，《南昌起义与八一精神研究》，第235页。】不少人对革命悲观失望，有的甚至带着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离队，连那些握有兵权的高级军官也相继自行离去。当队伍到达江西信丰时，只剩下800人左右。革命前途和信念问题成为了起义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异常艰难的时刻，朱德、陈毅以坚定的信念和超乎常人的组织领导才能，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思想工作，使起义军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1927年10月中旬，起义军在安远天心圩召开军人大会，朱德坚定地向大家说：“哪怕只有十几，二十几个人，我们也要干下去，中国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会后，大家的情绪重新高涨，七八百人表示要坚持干下去。陈毅曾经做出这样的评价：“朱德同志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向大家指明了革命的前途，增强了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卓识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是不可能的。朱德同志成为人民军队的总司令，不是偶然的，是革命斗争里考验出来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建设风云录》，第36页。】在革命最困难、最无望、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朱德表现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让起义军将士感受到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
陈毅也曾回忆：“当时我说，失败时我们不当英雄，难道要做狗熊，这与共产党员的称号相配吗？在赣南，有人劝我开小差，我是发了脾气的。我说：现在我拿着枪，可以杀土豪，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就会把我杀掉。队伍存在，我们也能存在，个人牺牲了，革命仍有希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建设风云录》，第36页。】可见，这支上千人的部队，如果没有朱德、陈毅坚强的领导，很可能就会垮掉。
在大革命的低潮中，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革命先辈对信念的执着、对党的忠诚难能可贵。起义军将士永远奋战在党的旗帜下的光荣传统，在以后的建军过程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听党指挥”已成为人民军队永恒不变的军魂。我们把“坚定信念、听党指挥”视为“八一精神”的灵魂，正是因为它和人民军队一以贯之的建军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学习和贯彻八一起义领导人身上的忠于信仰、坚定信念的革命精神，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精神与习总书记提出的强军目标结合起来学习、思考，有利于从人民军队诞生之初创立的克敌制胜的传家宝中，深刻理解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战略意义，从而增强我们听党指挥的政治自信和政治自觉。
二、英勇顽强、敢为人先的英雄气概，铸就了伟大“八一精神”的鲜明特色
粟裕在《激流归大海》中，以崇敬的心情称颂南昌起义领导人，“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和革命胆略”，【粟裕：《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76页。】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冲破千难万险，为保留革命火种、率领起义军登上井冈山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周恩来说：“八一起义，功在第一枪。”【《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建设风云录》，第43页。】这一概括，既高度总结了南昌起义的历史功绩，也科学阐述了“八一精神”的精髓。在南昌起义之前，中国共产党从未独立组建、领导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组织发动南昌起义，这不仅需要有“敢为天下先”的气概与胆识，而且需要有英勇顽强的勇气与毅力。
（一）彰显了南昌起义领导人敢于担当的政治勇气和革命胆略
1927年，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借助国共合作兴起的大革命浪潮，在军事上、政治上暴发的蒋介石，背信弃义地开始了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大屠杀。在敌强我弱、双方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举行起义，客观上面临巨大困难，也必然会遭到一部分人的怀疑和反对。就在前委讨论南昌起义实施的关键时刻，中央代表张国焘来到南昌，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他极力主张拉拢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张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拿着共产国际指示的尚方宝剑，竟然提出起义要等张发奎和起义无胜利把握可以解散回家的主张。”【徐巍：《南昌起义领导人与八一精神》，《南昌起义与八一精神研究》，第234页。】周恩来以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洞察和远见卓识，坚持认为只有不失时机开展武装斗争，革命才有出路，害怕失败而不敢进行武装斗争，革命必然失败无疑，中共也将从根本上失去立足之地。
为了坚持这一正确路线，周恩来和其他前委成员一起，同张国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周恩来在总结过去依靠蒋介石、汪精卫导致革命一再受挫的教训后指出，党必须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能去依靠张发奎，再受别人摆布。最终，在冲破了张国焘的阻挠后，前委又一次决定，起义确定在当晚（即8月1日）凌晨举行。1961年，周恩来视察八一起义纪念馆时说：“那次斗争，很紧张，在那次会议上，我平生第一次拍了桌子。”周恩来为了执行中央的正确决定，拍了中央代表张国焘的桌子，展现出的是一个优秀共产党人在危难之中英勇无畏、敢于担当的勇气。贺龙评价说：“如果不是周恩来的英明坚定，南昌起义很可能就被取消了。这是周恩来同志在党的危难时刻为革命做出的一大贡献。”
南昌起义最初就是在顶住共产国际的巨大压力下举行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未经莫斯科同意作出的重大决策。大革命失败之后，共产国际派来了全权代表罗明纳兹。当听到张国焘向他报告，中共中央决定于7月31日在南昌举行起义的消息时，他对中共中央没有请示共产国际就决定这一重大军事行动十分不满。在7月16日的临时中常委成员会议上，他向与会的中共领导人施加压力，希望起义“推迟”下去。如若完全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那么南昌起义将胎死腹中。面对共产国际代表的压力，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态度坚决，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还是干”。起义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之时，共产国际指示：“（暴动）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1927年7月25日），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9号（特字第97号）记录（摘录）》（1927年8月11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可以说，起义的发动，是中共领导人从中国实际出发，顶住压力，以敢于担当的政治勇气，在中共的自身生存和奋斗历程中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
在南昌起义的发动过程中，李立三敢于担当的革命精神表现得也很突出。他是起义前委成员之一，以一种“火车头”般一往无前的精神感染着周围的同志。有学者称，李立三是南昌起义计划的第一个提出者。当时中央派他到九江，主要工作是部署党组织转入地下工作，同时考察利用张发奎“回粤运动”打回广东的可能性。李立三到九江后，迅速把撤退任务变成了组织武装起义。当时，虽然中央确定了武装反抗的总方针，但何时、何地举行何种起义，没有进一步计划。7月20日，他在九江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南昌暴动主张。7月24日，在向中央请示的报告还未收到批复的情况下，他接着召开第二次九江会议，具体提出了起义时间安排。7月25日，周恩来来到九江，召开第三次九江会议，传达了中央同意暴动的决定，但地点选择在南浔而不是南昌。李立三不同意把暴动地点选在南浔，认为九江地区军阀部队聚集，于我不利。周恩来最后同意了李立三的意见。在张国焘干扰南昌起义的会议上，李立三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周恩来的正确主张。李立三敢作敢为、勇于担当，对南昌起义的历史贡献功不可没。
（二）彰显了南昌起义领导人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和过人智慧
南昌起义领导人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业，这种敢为人先的英雄气概，不仅体现在打响第一枪上，而且展现在起义全过程中。粟裕在回忆中写道：朱德、陈毅在领导起义部队西进的战斗历程中，“为改造旧式军队和建设无产阶级的新军队；为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粟裕：《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南昌起义》，第476页。】。从打响第一枪到上井冈山，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上，起义军开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四大转变：
1.由联合国民党北伐到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转变。陈独秀不要政权、不要军队的右倾政策，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使中共处于濒临灭亡的危险边缘。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机会主义的领导方式断送了许多同志的生命。恽代英说：“当敌人拿起屠刀时，我们没有政权，没有军队，只能任人宰割，到处血流成河。现在我们要反击了，又告诉我们要停下来，等待再等待，难道还要让大屠杀的悲剧继续再演下去？”贺龙说：“当时我们面前只有三条路，一条路是被敌人杀死；一条路是跑，放弃革命；另一条路是拿起枪来斗争。我们选择了后一条路。”周恩来在参观指挥部大厅时说：“决定南昌起义是对的。本该早动手，但被陈独秀耽误了。……到了7月下旬，汪精卫已经公开反共了，再不动手，连剩下的武装力量也保不住。时机是相当紧迫的，所以，在这里开会时，对于要立即起义，是几乎一致的意见。”【《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建设风云录》，第22页。】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是革命形势由黑暗走向光明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朱德也说：“起义决定后，准备的时间是很匆促的。那几天，这里的工作很紧张，为了挽救革命，也是由于形势所迫，起义再晚就不行了，而且一定要成功，所以大家都有一种与敌人决一死战的拼命干劲。”很显然，武装斗争是当时唯一的选择，也是思想观念上的一项重大创新。当时南昌起义的领导人都有了这样高度的觉悟。南昌起义是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最初尝试，它的可贵之处，就是打响了第一枪，开启了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中国革命的新征程、新转变。
2.由占领城市到开始认识到要在农村建设革命根据地的转变。虽然南昌起义指明了武装斗争的大方向，但对武装斗争怎么搞，起义领导人还没有清醒的认识。南下广东的决策，不可避免地使起义军陷入与优势敌人决战的危险境地。随着潮汕失败，起义领导人逐步认识到夺取大城市战略的错误，开始将革命的目光转向农村，转向山区。正如萧克所说：“起义军当时指出要南下广东，占领大城市，这种思想当时很普遍，是不奇怪的。十月革命、辛亥革命都是先攻下城市才成功的。所以没有人一开始就认识到要把部队开到农村去，上山下乡都是逼出来的。下农村，第一个提出来的，是毛泽东同志，但他也是攻打长沙失败后才认识到的，他觉悟早，决心大，一直坚持不动摇。南昌起义的同志，开始有攻打大城市的思想，但随着潮汕失利，也开始认识到要下农村，朱德和贺龙就是代表。”【转引自徐巍：《南昌起义领导人与八一精神》，《南昌起义与八一精神研究》，第237页。】
朱德在茂芝会议上，决定不拘泥于原定方针，率领部队向闽粤赣山区发展。这一决策使起义军逐步开始了由不自觉到自觉从城市到农村的转变。11月上旬，起义军来到崇义县西南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朱德、陈毅决定在这里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首先他们打走了占山为王的土匪何其朗部，收缴了地主武装，控制了该山区。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生产，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第一次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朱德非常重视这一段历史，他说：“干革命，过去只知道在城市里搞起义，这时候才知道还可以上山打游击。”“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觉得上山有出路。”【粟裕：《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南昌起义》，第489页。】粟裕回忆说：“潮汕失利后仅仅四个月，朱德就领导发动了湘南暴动……这是武装斗争向农村发展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是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之一。”【徐巍：《南昌起义领导人与八一精神》，《南昌起义与八一精神研究》，第237-238页。】贺龙在起义后回到湘西桑植，很快就打出新局面，开辟了一个新的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在无数革命者的鲜血浸染下，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才逐步形成的。
3.在军队建设上，开始了由旧军队管理模式向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转变。南昌起义军经历了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锻炼，成为了一支革命的武装部队，但是它还保留着旧军队固有的不良制度和作风。特别是从饶平到大余约一个月的行军过程中，环境恶劣，这些不良因素更加突显出来。如何建设和巩固这支部队，是当时摆在朱德、陈毅面前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10月底，起义军到达大余，朱德、陈毅决定借军阀混战的空隙，在大余对部队进行整顿。大余的整顿是从信丰整纪开始的。起义军到了信丰，一进城，一伙士兵把老百姓的当铺抢了。朱德一声令下，把部队拉到十几里外的山坳里，把3个带头抢东西的士兵当场枪决了。大余整顿首先严明纪律，规定缴获的东西要归公。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团支部。为了便于指挥，他把队伍整编为一个纵队，后来又根据当时面临的新形势，在崇义上堡整训中，对部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每隔一天上一次大课，上小课则天天保持。朱德回忆说，通过这次整顿，“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朱德：《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南昌起义》，第189页。】“我们得到一个月的休息，在那里开会，进行教育，建立政治工作及军事技术工作，部队有一千多人，共产主义是提得很高，大家兴趣高，连伙夫也是这样，都认为非阶级斗争不可，非组织红军不可。”【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页。】粟裕在追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部队还有党团员五六十人，党团员人数不到群众的十分之一，但在重新登记后，健全了党团组织，党团员被派到各基层连队去，政治工作也加强了，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这时全队虽只有七八百人，比起从饶平出发时，只剩下了三分之一，但部队质量更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已成为不灭的革命火种，这就为以后开赴湘南、奔上井冈山打了牢固的政治组织基础。”【徐巍：《南昌起义领导人与八一精神》，《南昌起义与八一精神研究》，第238-239页。】
这次整顿，尽管没有提出“支部建立在连上”，但就本质而言，和三湾改编是同一性质。整顿后的这支部队已经摆脱了旧军队的痕迹，成为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充满活力与生机。
4.在作战方法上，开始了由打正规战到游击战方向的转变。起义军南征途中开始沿用的是北伐战争的老战法。靠起义将士的英勇顽强，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战争毕竟是敌我双方实力的较量，这种打正规战的作战方法，使起义部队力量逐步消解，最后终因敌众我寡和消耗严重而无力再战。在这千钧一发的历史关头，朱德将起义军拉上山区开展游击战，正是面对失败作出的正确决策。朱德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时回忆：“起义军进到广东后，兵分两路，主力进至汕头、揭阳地区，另一部分则留在三河坝，由我指挥。当时敌军人数多，攻势猛，一次次的发起冲锋，我们打的很顽强，敌人的损失很大，我们也牺牲了不少同志，但始终守住了阵地。后来，听说我军在潮汕遭敌人攻击，我即令部队撤出三河坝，迅速南下接应。走到饶平，接到潮汕撤出的同志200多人，才知道主力已在战斗中失利。我们当即开了会，决定部队不去潮汕，辗转北上，转向山区，在山区打游击。”【《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建设风云录》，第27页。】
朱德还回忆说：“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1944年），《南昌起义》，第177页。】为了适应新的作战方法，11月中旬，起义军在犁铺休整一个月，朱德利用这个时机，把干部组编成教导队，进行游击战训练，他亲自口述编写教材，亲自任教，讲授正规战如何向游击战转变。起义军作战方法的转变，使这支濒于溃散的部队重新焕起了勃勃生机。粟裕回忆说：“转变战术思想后，我们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就是痛打许克祥。许克祥当时带五个团向我们杀来，而我们只有千把人。我们没有摆开阵势和敌人打硬仗，而是主动撤出宜章，诱敌深入，利用山地地形，围截堵击，敌五个团很快被我们打垮，许克祥连摆在桌子上的饭菜也来不及吃，扔掉轿子和皮大衣，仓皇逃命。敌人抛弃了许多枪支弹药，而我们的伤亡却很小。”【转引自徐巍：《南昌起义领导人与八一精神》，《南昌起义与八一精神研究》，第239页。】
贺龙对转变作战方法也深有体会，他说：“起义军南下时，我们只知道和敌人打正规战，阵地战。当时敌人有几十万，有强大的后方，而我们只有二三万人，这种打法，虽然可以靠勇敢打赢几场战斗，但最终还是会被打败的。这一教训，使我们清醒起来，不能摆正规军的架子，和敌人拼消耗，而是要看清敌强我弱的形势，和敌人打游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后来我回到湘西，就是用这种战法，靠开始的几十个人，十几杆枪，又重新打出了一个根据地。”【徐巍：《南昌起义领导人与八一精神》，《南昌起义与八一精神研究》，第239页。】
实践表明，南昌起义领导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有些认识虽然还是初步的，但对改变南昌起义的命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起义领导人的这些正确认识，当时并没有形成全局的共识，特别是在当时的党中央，“左”的指导思想仍然占统治地位。大革命失败后，党纠正了“右”的错误，但很快又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依然坚持攻打大城市，搞正规战，不重视农村建设，对中国革命造成极大的损失。但这丝毫不能降低当时起义领导人对中国革命探索的贡献和意义。今天我们弘扬他们这种开拓创新的的首创精神，对推动社会制度改革，对搞好改革开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三）彰显了起义将士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英雄品质
许多起义参加者在回忆当年那些激烈的战斗时，对战友们那种不惜以生命捍卫革命的精神仍然充满敬意。在南昌贡院的战斗中，七十四团教导队队长陈守礼在敌人向团部反扑的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像一座铁塔屹立在营房门前，敌人的子弹射中了他的腹部，他坚持不退，不断高喊：“不准退，要顶住。”当援兵赶来消灭了这股敌人时，昏迷中他仍然询问阵地守住了没有，并说一定要顶住，直到得知胜利的消息时，才闭上了眼睛。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在回忆南昌起义军南下时说：“三河坝战斗，是起义时打得最惨烈的一仗。敌人有十个团，比我们多三倍。战斗打了三天三夜，阵地反复易手。七十五团三营负责坚守阵地，掩护主力撤退，在打退敌人一次次冲锋后，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营长蔡晴川和全营官兵，仍坚守不退，在与敌人肉搏后全部壮烈牺牲。”【徐巍：《南昌起义领导人与八一精神》，《南昌起义与八一精神研究》，第240页。】
对朱德在战斗危急时刻亲临一线指挥，并直接参加斗争的情景，许多起义参加者都记忆犹新。南昌起义参加者李奇中回忆：“会昌战斗时，敌人反扑过来，我们的阵地即将被突破。这时朱德来了，他一边指导我们调整布置兵力，一边像一名普通战士那样，伏在战壕边，亲自拿起武器射击。由于他的坚定，我们守住了阵地，直到援军的反攻开始。”在队伍退出武平时，敌人有两个团追了上来。城外有个石径岑，是个隘口。两边都是悬崖峭壁，只有一个隘口可以通过，却被反动民团占据着，部队无法通过。这时，朱德突然出现在队伍前，他一边指挥部队分散隐蔽，一边亲自带领几名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峭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在敌人侧后方发起进攻，给部队杀出了一条血路。
起义将士英勇战斗的故事，不胜枚举。这种在危险中奋起，在刀丛中杀出一条血路的英雄气概，是八一起义的一大亮点，“英勇顽强，敢为人先”是“八一精神”最鲜明的特色。它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的精神力量，为形成军队优良战斗作风奠定了基础，其强大的感召力对后来者必将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它也成为人民军队落实军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强军目标和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四有军人所必须发扬光大的英雄气概和优良作风。
三、百折不挠、为民奋斗的执着追求，铸就了伟大“八一精神”的核心价值
1957年，朱德曾为八一起义纪念馆题词：“学习八一起义英雄们为人民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祖国。”朱德的题词是从南昌起义的本质出发对南昌起义革命精神核心价值的科学总结。起义领导人把救国救民作为南昌起义的根本目的和崇高使命，充分体现了南昌起义领导人及广大官兵为民献身的价值追求。为了实现这一价值和目标，他们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坚贞不渝，开创了中华民族一代英豪的风范。
（一）南昌起义领导人在起义的决策和指挥上，贯彻了救国救民的宗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之时，就确定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和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时隔6年，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南昌起义的伟大实践中，坚定地贯彻了党的性质与宗旨，鲜明地提出救国救民的口号，提出开展土地革命的目标。中共中央在1927年8月1日致前委信中指出：“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争斗。”【《中共中央致前委信》（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第40页。】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南昌起义领导人在起义的决策和指导上明确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宗旨。
起义总指挥贺龙在《告全体官兵书》中郑重宣称：我们“此次革命的行动”，就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告全体官兵书》（1927年8月），《南昌起义》，第36页。】起义军南下广东后，以总指挥贺龙的名义发布的告示明确指出：“此次南昌起义，原为救国救民。”【《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示》（1927年9月），《南昌起义》，第38页。】救国救民的宗旨在南昌起义一开始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为谁当兵，为谁打仗，这对军队官兵来说至关重要，它是起义军区别于其它任何军队的重要标志。南昌起义军由于其宗旨和性质，决定了它是为劳苦大众、为广大官兵自己打仗，这就大大激发了广大官兵英勇杀敌的献身精神。起义将士殊死拼搏、浴血奋战的壮举，是南昌起义救国救民宗旨的生动诠释。
起义军在赣南、湘南的革命实践还说明，南昌起义之所以没有停留在单一的武装起义，而是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积极开展分田运动和苏维埃创建等诸多工作，其原因在于起义领导人牢记了起义的根本目的和救国救民的宗旨。朱德、陈毅率部于1928年年初到达湘南发动湘南起义，在夺占的地区开展土地革命、“插标分田”。“插标分田”把土地革命的口号真正付诸实施，使起义军救国救民的根本宗旨落到实处，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真正拥护，湘南起义如燎原烈火迅速在湘南大地燃烧起来。起义领导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开展土地革命、践行为民奋斗的宗旨，这是湘南起义在短时间内迅速掀起高潮的根本原因。
（二）南昌起义领导人在起义及后续征程中，践行了为民奋斗的价值理念
南昌起义是在白色恐怖蔓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当年大多是身居要职的高级将领。是救国救民、为民奋斗的历史使命，把众多中华民族精英凝集到了南昌。他们不为钱，不为官，不怕苦，不怕死，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地参加南昌起义，他们的壮举，堪称为民奋斗价值追求的典范。
1938年1月17日，蒋介石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问贺龙：你为什么放着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贺龙用“政见不同”不卑不亢地回击了蒋介石。【贺捷生：《唯有信仰不灭》，《人民政协报》2015年8月18日，第4版。】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目标，蒋介石是不可能理解的。贺龙曾说：
“我参加南昌起义，不是一时的冲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什么目的，而是当时我就选择了今后一生要走的道路，那就是坚决跟共产党走。作出这个决定，我花了七年的时间。……我是农民出身，农民的苦难我是亲身感受过的，那时军阀政客争权夺利，腐败堕落，我感到只有跟着共产党，国家、军队和个人才有出路。因此下定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再没有动摇过。我曾几十次提出入党要求，但当时先认为我是高级军官，要多考验，直到南昌起义后，我才在瑞金加入了党。”【徐巍：《南昌起义领导人与八一精神》，《南昌起义与八一精神研究》，第233页。】
萧克回忆，朱德曾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立了很多战功。1922年，当他36岁时，已经当上了滇军旅长，金钱地位权利都唾手可得。但就在这时，他接触到了共产党的学说和主张，于是毅然抛弃一切，辞职离家，寻找共产党。他被陈独秀拒之门外，便远渡海外，在德国终于由周恩来介绍入党，之后又赴苏联学习。1926年回国，半年后，他来到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
贺龙的坦诚，朱德的执着，凝集着老一辈革命家对为民奋斗历史使命的真诚和执着。南昌起义发生的许许多多故事，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革命前辈为民奋斗的崇高风范和品德。
在腥风血雨中历经磨难的南昌起义领导人，在领导南昌起义的过程中，也贯彻了为实现工农大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宗旨。8月2日，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就在公布的《土地革命宣传大纲》中明确提出“实行土地革命，建设乡村政权，耕者有其田”等口号，在南征途中，又制定了《农民解放条例》，发动群众开展抗租、抗税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这是我党最早提出以土地革命为中心，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为解决土地问题、解放农民而斗争。这一系列主张本身就是对社会不公平的批判，体现了为民奋斗的价值追求。此外，起义和南征过程中，南昌起义领导人还重视军队建设，朱德、陈毅从整顿起义军思想、组织、作风、编制入手，加强革命纪律、树立革命信念，将一支军阀习气盛行、部队成分复杂、雇佣思想严重、怕苦怕累的队伍打造成为了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区别于旧式军队的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朱德、陈毅率余部进入山区，深入农村后，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不断整顿军纪、军风，制定了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相一致的严格的组织纪律，一心一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理解和支持。
（三）南昌起义领导人在艰难曲折的非凡历程中，体现了百折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追求
南昌起义将士在践行为民奋斗的宗旨中，表现出的百折不挠的刚强意志，是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特别是在南征途中，起义领导人为寻找革命道路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百折不挠的坚定意志，更是“八一精神”最鲜活的体现。
朱德是率领起义军余部走上井冈山道路的伟大旗手。10月5日，朱德率三河坝撤下来的起义官兵来到饶平县，得知起义军主力和指挥部都失散的消息，一时感到震惊。10月7日上午，朱德在茂芝学校召开了有20多位军事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围绕要不要坚持南昌起义旗帜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的主张，“既然主力失败了，叶军长又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们留下还能干什么，不如解散好了”。朱德激昂进行反驳，说：“八一起义军主力虽然失败了，但是，这面旗帜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刘汉升：《南昌起义之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页。】为了冲破敌人围堵，在饶平略事整顿后，朱德率起义军迅速向西北山区转移，此时已是10月天气，起义军还穿着南昌起义时的夏服，山区的气温低，寒冷、饥饿、疾病纠缠、折磨着他们。这支孤立无援的部队究竟走向何处？革命的前程究竟如何？严酷的斗争现实摆在每一个战士面前，那些经不起这种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甚至叛变了革命……面对困难，朱德无所畏惧，总是满怀信心地走在队伍的前面。他一路行军，一路给大家讲革命道理，他的一言一行深深地感动着大家，对稳定军心起了极大作用。
经过一个月长途行军，起义军进入江西境内。朱德利用新军阀再次爆发派系混战的有利时机，除组织部队进行休整外，还创造性地与范石生部队开展合作，解决了起义军急需的装备及补给问题。后来起义军被蒋介石发现，朱德立即率领队伍到湘南，于1928年1月发动了湘南起义，在宜章县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的旗帜。后来由于党内盲动主义错误的干扰，加之强大敌人的“围剿”，湘南已不适合继续坚守，1928年4月28日，朱德审时度势，把部队撤向井冈山，迎来了“朱毛会师”。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朱德成了第一个与毛泽东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亲密合作者。
粟裕参加南昌起义时担任班长，并历经生死考验。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时，他介绍了自己南下战斗的一段经历：
“在武平，我第一次负了伤，一颗子弹从我右耳上侧头部颞骨穿了过去，我当时觉得受到猛烈一击，就倒了下来，当我清醒过来时，身边已空无一人。只觉得浑身无力，爬不起来，但我抱着无论如何要赶上部队的信念，奋力地站了起来，可是身子一晃，又跌倒了。只好顺着山坡滚下去，艰难地爬行到路上，却又滑倒在路边的水田里。这时有几个同志沿着山边走过来，帮助我爬出水田，替我包扎好伤口，又搀着我走了一段路。我忍着伤痛，拄着拐杖，终于赶上了部队。”【转引自徐巍：《南昌起义领导人与八一精神》，《南昌起义与八一精神研究》，第243页。】
共和国的两位大将粟裕与陈赓，几乎重复了同一个故事，他们的事迹是百折不挠精神的生动写照。
萧克奋斗不息的事迹也令人难忘。在参加起义的部队于汤坑溃散后，1927年冬，他从汕头经广州沿途乞讨回到湘南，与当地党组织接上关系。“失败了再干！失败了再干！”这是萧克从当年到晚年都说的话。1928年1月，朱德发动了湘南暴动，萧克任宜章农军独立营副营长，率领农军打到宜章西南山区并建立了革命政权。1928年3月下旬，萧克率部队由宜章出发，登五盖山，东进资兴龙溪洞，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不期而遇，第一个与毛泽东会师。1968年“五一”劳动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握着萧克的手说：“我们是在龙溪洞见面的，那时候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萧克回答：“男女老少加在一起有五六百人，六七十条枪。”毛泽东说：“揭竿而起，揭竿而起。”【参见熊敏：《坚定信念上井冈——采访萧克上将》，《党史文苑（纪实版）》2014年第12期，第44页。】萧克25岁任军团长，29岁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始终担任军队高级将领。
据调查，在南昌起义后两三年内，全国发动的100多次武装起义中，有南昌起义将士参加和指导的就不下40起，它们遍布了国内10多个省、30多个地区。就连起义军南下途中留在上杭大浦等地的起义军伤病员，有的也参加了当地举行的起义。陈毅在八一起义纪念馆参观时说：“当时在赣南，坚决跟朱德干革命的，约有800多人，他们是人民军队的奠基者，他们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功绩，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建设风云录》，第36-37页。】南昌起义将士为民奋斗的献身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坚定意志，铸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凝集了“八一精神”的核心价值。
四、结语
1958年5月，聂荣臻给八一起义纪念馆题词：“南昌起义精神永放光芒。”南昌起义精神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八一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丰富的政治资源。它和党的其它精神财富一样，将超越时空，不论历史怎样发展，作为中华民族精神重要组成部分，永远不会过时，永远是我们实现党的奋斗目标、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在临近纪念八一起义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我们要进一步弘扬“八一精神”，万众一心，艰苦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期盼已久的强国梦、强军梦而努力奋斗。
Nanchang Uprising
Leaders and "Bayi Spirit"
Zhou Genbao
Abstract: Nanchang
Uprising was the first armed uprising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n the open revolt against the Kuomintang. Zhou Enlai,
Zhu De and other representatives of the Nanchang Uprising leaders,
have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the successful holding of the
uprising, the tenacious rise after frustr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the uprising Army; showing their
noble revolutionary spirit. The birth of Bayi spirit in the process
of the uprising was the concrete embodiment of their lofty
revolutionary spirit. Based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particularly the oral history and memories from the leaders and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uprising as a starting point and focus, we
abstracted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Bayi spirit, and studied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the leaders and participants of the
uprising to the Bayi spirit. It has special and important meaning
to understand and inherit the Bayi spirit.
Key words: Nanchang
Uprising; the leaders; Bayi spirit
文章转载于求是网 原文链接:http://www.qstheory.cn/llqikan/2016-08/21/c_1119427894.h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