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胜理苗厅的建立及其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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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军
龙胜理苗(“苗”泛指明清时期生活在湘桂边界的苗、瑶、侗等民族)厅，建于乾隆六年
(1741年) ，撤于民国元年(1912年)，历时171年。是清政府在湘桂边界设立的，治理龙胜桑
江流域及湖南极少部分地区少数民族的特别行政机构。没于龙胜寨，距湖南宝庆理瑶同知府
(乾隆五年设于今城步县长安营乡政府所在地)二百余里，距桂林府二百余里，处湘桂边咽喉
之地。清政府为什么在如此偏僻之地设立龙胜厅，在百多年的历史中，龙胜厅的存在对龙胜
及湘桂边社会的发展有何影响，本文试简析之。
一
龙胜之地，自五代至乾隆五年属广西义宁县，境内桑江源于湖南城步的五峒地区，自东
北向西南，经龙胜、三江入融江，人们习惯把桑江作为整个龙胜的代称。桑江四峒地区同城
步，绥宁九峒地区相毗连，是苗、瑶、侗、壮等民族聚居的大山区。秦汉时期，这一带的少
数民族统称为“长沙、武陵蛮”，秦汉以后，这里是“五溪蛮”南部支巫溪蛮的活动地域。
唐末五代，在十峒首领杨再思的统辖之下，这一带的少数民族被称为“飞山蛮。”据《桂海
虞衡志》载，在宋代，桑江地区已出现了穿着与众不同的“瑶酋”，说明这里的少数民族已
进入封建社会。
历代统治阶级在这一地区，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加上又受地理环境的影响，社会发展缓
慢，封建化程度不高。到明清时期，桑江流域还较多地保留着农村公社的残余。在民间，苗
族的“捆伙”制、侗族的“合款”制，瑶族的“瑶老”制等民族权力制度还很盛行。“款首”
“瑶老”处理族内一切大事。因此，中原王朝称这些地区为未开化的“生界”，称栖息于这
些崇山峻岭“不籍有司者，为生苗”(注：《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六《兵政·蛮防上》)。
生产上，还处于“刀耕火种”的状态，山多田少的现象比较突出，粮食作物以杂粮为主，其
分布是“干禾占地，粟麦占坡” (注：《龙胜苗族情况调查》所附苗族《酒歌，》广西民委
1953年编)。文化上，桑江四峒地区，无一所学校，少数民族青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疾病多信鬼神，用巫师问卦，宰鸡鸭猪羊祷神”，“不行商，不读书，民气闭塞，百人中
无二、三读书者”(注：《龙胜县志》，民国十四年增辑本)。
对这极端贫穷落后的地区，历代统治者采取羁縻政策。南宋时，中原王朝在远离龙胜百
余里的宛田设“桑江寨”，有寨长二人，寨丁百余人。明朝中叶，把“桑江寨”改为“桑江
口巡检司”。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在今与资源县交界的贝子立堡，设堡卒七十五人，堡
目一人，分守桑江皮水、石门诸隘要口。这些机构纯属军事机构，虽以“治苗”为宗旨，但
因治所选置不当，兵力又少，治理功效甚微。故历代统治者又辅以严禁盐铁输入的办法来控
制桑江四峒人民，使本来落后的龙胜更为贫穷。
龙胜境内，纵横三百余里，“其间崇山万叠，峭壁千寻，而宽广阔之处甚少。”且道路
崎岖，地势十分险恶，古人曾这样评价过它的地位：龙胜“西北界湖南之绥宁、城步、武冈
等州县，东南界桂林属之全州、义宁、兴安、灵川及柳州属之融县、怀远。实粤西之藩篱，
桂林之肘腋”(注：《龙胜县志》，民国二十二年本)。
龙胜地区落后的社会面貌，统治力量的薄弱，地势的险要，为历代各族农民起义提供了
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地理等方面的条件，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五代末宋初，龙胜阳峒
苗杨通览起义；南宋乾道间桑江寨苗起义；明正统十四年平等都熬寨杨文伯起义；明弘治十
三年，城步苗李再望起义，龙胜苗族纷纷响应；雍正八年，萝卜王李天保起义，乾隆五年，
吴金银、张老金起义。
吴金银、张老金起义，从乾隆五年四月开始，是在城步五峒地区侗族首领粟贤宇，苗族
首领杨青保等领导的起义影响下发动的。他们互相支援，与清军作战。起义军最多时达一万
余人，九月被镇压。余部在石金之、戴老四的率领下，转战怀远、贵州黎平府、湖南通道一
带，直到乾隆六年六月才告结束。这次起义，牵动了湘桂粤等五省官兵三万多人，使得清政
府“支应络绎，需用浩繁”。仅广西就调动各地官兵九千人，花费军资银二十九万余两，清
政府顾此失彼，朝政乱纲。这使清政府清楚地认识到“桑江本义宁所属，距县百七十里，抚
苗瑶鞭长莫及，原设之桑江司巡检未足以资弹压”(注：《龙胜厅志》)。于是，本着“开辟”
苗疆的目的，在大兵进剿之后，把桂林捕盗通判移驻龙胜，设立龙胜理苗厅，有通判一人。
将桑江司移驻龙胜，改为龙胜巡检司，管理龙胜至芙蓉一带苗寨。另设广南巡检司于瓢里，
管理瓢里至小江一带苗寨，各设巡检一员，协助逋判。于是，一个专责“理苗”的行政机关
在龙胜诞生了。
二
龙胜理苗厅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所谓治理龙胜各族人民的措施。
<一>“清叛产”。把参加起义军的各寨各户田产一律充为“官租田”，共三千一百零三
亩，然后再租给百姓耕种，每年要向官方交纳租谷二千三百九十五石，再加上每年征收秩役
食官租米一百七十五石。从此，龙胜各族人民田地被强占，并加上了封建赋役的枷锁。
<二>设协、营，驻重兵。据《龙胜厅志》载，清政府在龙胜设义宁协，以桂林协副将移
驻，按绿营兵建制，设左、右二营，左营驻龙胜，右营驻广南，都司、守备各一人。营下设
汛，有石村汛、独车汛、小江汛、芙蓉汛、贝子汛、龙甸汛、瓢里汛等七汛。汛下设塘，计
有三十九塘，有千总四员，把总八员，外委十二员，马步兵丁一千名，散布各营、汛、塘。
营、汛、塘互为犄角，相互联络，一方有事，各方应援。并与城步、绥宁、怀远等县相接各
汛，每月定有会哨之期。
营兵之外，还有“堡卒”、“铺兵”和“民壮”。堡卒多设于要隘之处，龙胜有堡二处，
一在金钱隘，设堡日一名，堡卒八名；一在贝子；设堡目一名，堡卒七十五名。堡卒平时耕
作练兵，战时出征，是各营汛的辅助力量。辅兵多设于交通沿线，每十里或二十里设一铺，
每铺设铺兵一至四名，龙胜厅铺兵十名，专司传递信件命令，每月发给一定数量的工资银。
同时，又设民壮二十六名，负责“捕匪捉盗”。
<三>编牌甲，重防范。在乾隆以前，桑江四峒，以峒、寨相治，“伙首”、“款首”等
由群众选举产生，一切案件及民事纠纷，全按“苗例”自理，不受政府节制。乾隆六年三月
的《楚粤两省苗疆善后事宜》规定，“苗寨大者，十户为一牌，立有牌头，十牌为一甲，甲
有长，寨立长一、二人；小寨，随户口多寡编定，立寨长一人” (注：《清高宗实录》卷一
三九，页2072) 。寨长负责稽查，按户发给门牌，将各户人口一一登记，不许容留汉人，不
许私藏军器。一家有犯，连坐九家，治寨长失察之罪。“凡图财谋命及苗民与军民交涉案件，
仍按律究拟”，其它则“按苗例完结”。牌甲制度的确立，使清政府达到了“以苗治苗”的
目的，实现了对地方政权的直接管理，从而结束了千百年来苗侗民族合款制度的历史，使款
词变为一般的乡规民约，不再起管理整个社会的作用。
三
清政府“武力开辟苗疆”的政策，其目的就是为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封建统治秩序，
以消除“化外”，开化苗疆。这一政策，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剿抚兼施”，即在吴金起义时，
大肆屠杀起义群众，据《龙胜厅志》载：桑江原有三百三十四寨，被“剿抚”一百一十余寨，
被杀害者达九百九十三人，被俘者三百三十六名；义军家属被掳者六百九十五人，“投诚”
后获释者三百四十六人。当时桑江四峒计八千三百九十一户，按每户五口计，约共四万二千
人左右。这样，每百人中就有五人或被杀或被掳、被俘，欠下了各族人民的一笔血债。另一
方面，起义军被镇压后，在龙胜厅存在的一百多年间，又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社会秩序，安定
民心和发展经济文化的措施。尽管这是从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但客观上，对发展生产、开
发山区，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促进民族融合，起了积极的作用。
龙胜厅所采取的政治、军事措施，稳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龙胜长时间的和平安定。从
乾隆七年到民国六年，仅发生战争七起，全为境外人所为。自道光十三年(1833年)起，就陆
续裁减营汛塘兵，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各汛、塘兵裁撤结束。裁兵是社会秩序安定的表
现。龙胜的社会经济文化，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获得较快发展的。
龙胜历来山多田少，农业向来落后，各族人民只好以耕山为业，林业尚属发达。各地除
有天然杂木外，满山皆种桐茶杉竹之属，故桐、茶油及杉木等为出口大宗。自嘉庆年间起，
各族人民大植经济林木。龙胜三门的阳、苏两姓，其祖是灵川县人，嘉庆间从灵川挑砂罐来
三门，见此地发展油茶有前途，就在三门安家落户、买山种植油茶，数十年后，成为有名的
“阳十万，苏八千”。到民国二十一年，龙胜年产桐油一百二十万斤，产茶油三十万斤。茶
叶生产也很发达，尤以壮族“龙脊茶”出名，乾隆末年，龙脊茶成为龙胜厅上贡清廷的“贡
品”。道光年间，义宁县人黎映斗有《龙脊茶诗》广为流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龙胜乡
贤编“龙脊茶诗”云：“龙脊十三寨，寨寨十八家，家家十三人，人人能种茶。”每年清明
谷雨前后，壮族少女到茶园采茶，尤如一幅美丽的图案，被誉为桑江十八景之一。
手工业也有了发展，有造纸、纺织、木工、石工、酿酒等。侗族家家有织布机，妇女均
能纺织土绵布， 自染自缝， 有织花被面，柳条毡等物，挑至苗族地区换取谷米牲畜。红瑶
“斑布”为上乘之品。龙脊十三村多产草纸、湘纸，运往外地销售。民国二十一年，龙胜有
二十五家造纸，年产纸五千担，出口到桂林二千四百担。
商业也发展起来。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在龙胜厅设立“盐埠行”。此后，商贩肩挑
食盐进入湖南城步、通道及贵州黎平一带行商。出现了行商集镇。道光五年(1825年)汉族温、
何、赖等姓在瓢里街建立“粤东会馆”，道光十三年(1833年)汉族曾、蔡等姓在瓢里街建立
“湖南会馆”，光绪壬午年(1882年)陈湘浦、李汉清、游松山等在厅城建“楚南会馆”。各
会馆以维护同乡，联系谋生职业，经商为宗旨，每年一大会，厅城的“楚南会馆”定在农历
三月三，瓢里“湖南会馆”定在六月六，“粤东会馆”则在三月廿三。会期原以本同乡聚会
敬神祭祀、议事为主。又因湖南、广东籍汉人多经商者，会期借此大搞买卖。年长日久，约
定成俗。每年农历三月三，成为以厅城为中心的集日，而三月廿三，则成为以瓢里街为中心
的集日，龙胜、瓢里也就成为土特产品及其它商品的集散市场，沿俗至今。瓢里是龙胜厅最
为繁华的商业中心。清朝末年有“瓢里埠”之称，民国时期有“瓢里市”之称。桐、茶油大
部分由此运往柳州转梧州出口。商业的发展，瓦解予龙胜的自然经济，促进了民族地区与外
地的往来，加速了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
社会的进步，生活的改善，各族人民对文化教育的要求也随之增长。光绪十八年 (1892
年) ，瓢里街商民温习章、倪明亮、唐际昌等筹款创办义学，经广南司报龙胜厅呈送桂林府
批准立案，这是龙胜第一所民办公助的学校，分蒙馆和经馆 (注《义学告示牌》，光绪二十
五年立，现存龙胜县文物管理所) 。是年，龙胜厅设客学二名，在当地应试，并议定原嘉庆
三年(1798年) 所设的苗民学额二名与客学一样，皆归厅考(注：《广南石碑》光绪二十五年
立，现存广南寨鼓楼) 。并规定，当时苗瑶应考，其生童叫新童，其试卷叫新卷，并注明字
样，学习阅卷，例须从宽取录；考取各生，必查其现在所居峒村寨，有无户籍田庐可凭，并
取具瑶总瑶头甘结立案，以资征信，冒混者，本生照例治罪，并将疏玩之地方官严予参处。
因此，苗瑶子弟，稍有学问，便可入学，其功名获得甚易。据不完全统计，自嘉庆三年到光
绪末年，龙胜考取禀生二人，庠生二十一人，生员十四人，贡生四人，武举一人。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龙胜厅有初等小学堂一所，学生二十三人；到宣统元年(1909
年)，龙胜有高等小学堂一所，初等小学堂四所，学生八十三人。同年创办师范讲习所(又名
自治讲习所) ，开办一期，招生六十人，三个月毕业，分赴各地教化苗瑶。并成立劝学所，
阳文渊任所长。
随着龙胜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大批汉人迁入龙胜。据《龙胜厅志》载，
乾隆前“其人为苗、为瑶、为侗、为壮、为伶错居。”乾隆六年所派驻的一千名兵丁中，多
是汉人。年深月久，一部分官兵留下世居，有的眷属子女，或嫁或娶，安居于营汛附近村寨。
民国二十二年《龙胜县志》载：“二塘七汛三十九塘，皆有客民迁居，大都客二土八。”龙
胜厅城，即是汉族最早的聚居点。
嘉庆年间，又有大批汉人迁入龙胜。一是从广东的南海、梅县迁来，先到柳州，沿融江
而上，进入龙胜的总枚、六漫、瓢里，而聚居于瓢里街最多。其族以何、赖、潘、温四姓为
最，多讲麻界话。一由湖南绥宁、城步、通道等县流入，如居于平等乡龙山的唐姓，固峒的
侯、夏、欧姓，瓢里的杨、谢、雷姓，龙胜的蒋姓。一支由广西义宁，灵川一带迁入，居住
在泗水、马堤、龙胜、和平等地，以周、阳、黄、苏等姓为著，县内多称为灵川人。一支由
湖南新化、溆浦县迁入，居住在桑江两岸及散居半山，以曾、蔡、舒、洪等姓为多，被称为
新化人、淑浦人。这些汉族或经商传艺，或设馆开学，或垦荒植油桐茶林。他们长期与苗、
瑶、侗、壮等民族共处，互通婚姻，互认老庚，交朋结友，一些已融合于少数民族中。另一
方面，汉族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耕作经验，对山区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综上可知，龙胜理苗厅的设立，建立了少数民族地区号内地的统一政治纽带，从此双方
从地域上，制度上直接联成一体，打破了旧的民族壁垒，促进了苗瑶侗等民族的封建化过程，
各民族间的交流得到加强，对巩固和发展民族国家的统一有一定积极作用。因此，龙胜理苗
厅的建立是完全必要的，客观上顺应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具有进步意义。广西地方志199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