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已经成为深受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的学科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发展,国际上传统的汉学演变、发展为中国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中国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学在世界范围内有较大发展。据1971年国外一项报告统计,20世纪60年代末有12个国家对中国进行有计划的研究(注:这12个国家是:美国、苏联、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有19个国家在高教系统中设置研究机构。(注:这19个国家是:奥地利、比利时、匈牙利、印度、以色列、意大利、马宋西亚、挪威、菲律宾、波兰、新加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智利、芬兰、印度尼西亚、墨西哥、韩国、泰国、新西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在世界范围内铺开,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据1994年国内出版的《世界中国学家名录》估计,世界上至少有4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一定规模的中国研究机构,公开出版过研究中国的著作的机构不少于500个。1995年国内出版过介绍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的专著。[6]现在时间又过去了十年,数量当更有增加。对国外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情况,其机构、学者、代表作我们目前正在进行调查研究,还开不出一张全面完整的目录来。总的说来,世界各国都比较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不少国家的学术单位设置研究机构,拥有一批专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家、学者,定期出版学术刊物,(注:较有影响的杂志有:英国的《中国季刊》,美国的《当代中国杂志》、《外交事务》、《新闻周刊》太平洋版、《时代》亚洲版;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印度的《中国述评》;日本的《现代中国》;俄罗斯的《远东问题》。)发表了不少学术专著和伟人传记。(注:有中译本出版者据当代中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统计有74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美〕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56和1966~1982两种),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施拉姆:《毛泽东》,特里尔:《毛泽东传》,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法〕菲利浦,肖特:《毛泽东传》;〔日〕竹内实等:《当代中国的掌舵人邓小平》,〔澳〕古德曼:《邓小平政治评传》,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传》;〔英〕威尔逊:《周恩来传》;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方面的学术交流日见增多。国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热点,已经从三大改造、“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转向改革开放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三农”问题、对外关系等为境外学者所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得到国际学术界重视和肯定,被称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和“北京共识”。对主要领导人生平、业绩和思想的研究也是长盛不衰的课题。
各种人物传记的编写、出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史、党史研究的一个特点,也是成就最高的领域。大大提高了国史、党史研究的水平。其中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年谱和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质量最高、影响最大。《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已经出版18种,包括彭德怀、叶剑英、陈毅等八位元帅,张闻天、王稼祥、王震、粟裕等重要历史人物和气象学家涂长望等。人物传记的内容和形式的丰富性前所未有。大多形成“六大件”的规模(选集或文集、年谱、传记、画册、文献电视片、电视连续剧)。还有历史人物某一时段、某一方面的专集、专史和专题年谱。如《毛泽东军事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邓小平在1975》、《叶剑英在1976》,《毛泽东经济年谱》、《邓小平思想年谱》等等。程中原
【作者简介】程中原,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100009)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中国史学最年轻的一门新学科,它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作为资政育人的重要阵地,国史学科现在已经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局面,日益成为一个新兴的热门学科,并受到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关注。目前,学术界对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等基本问题已取得了趋于一致的认识,国史学科的理论体系正在逐渐形成。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国史研究的领域将更加宽广,研究队伍将更加扩大,国史研究必将进一步成为中国和世界沟通的重要渠道。而国史研究机构也应进一步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文化部门,以适应国史学科的发展。
【关 键 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社会主义建设 中国共产党 当代中国研究所
当代人能不能写当代史的问题 中国史学的确有后代修前代历史、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传统。但应该看到,这是封建时代形成的传统。其断代的依据是皇朝的更替。在封建皇权的专制统治下,史官要编写本朝历史局限颇多,且各种资料的收集也很不便,难以得到全面的认识。即使是具体事实的记录,史官的忠实记载同皇家的利益、避讳也时有冲突。形成对当朝事只撰实录,而不修历史的传统,是可以理解的。但历史发展到现代社会,当代人修当代史的不利因素已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广大干部群众关心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了解共和国历史的强烈愿望,有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迫切要求,而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又具有如上所说的重大意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史学工作者经过努力,可以写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当代史。在这方面,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对巴黎公社的历史总结作出了成功的范例。马克思“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3]而且,从中国历史的传统来看也有先例。司马迁的《史记》共130篇,其中写西汉初年人物和事件的有51篇,还有15篇重点写这一时期的人物和事件,合计占《史记》篇幅一半多,就是当代人可以写当代史的很好的佐证。[4]
诚然,马克思的眼光与才能我们难以企及。一般说来,历史事件刚在萌芽状态,或尚在发展过程之中,不能贸然作出结论,率尔载入史册。当代人写当代史当然更应该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经过实践检验、经过历史沉淀,是必要的。保持严谨的、客观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当代史家写好当代史不可缺少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