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写的关键是占有资料,而更关键的是对于资料的阐释。当代法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勒高夫说:“资料本身不是纯粹客观的,它不仅要经过史学家的选择,而且其本身也部分受产生它的时代和地点的制约,它是以往社会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产物,既是为了说出‘事实’,也是为了把过去的形象强加于人。”
同一场景、同一历史的参与者,即使没有人为的因素在内,对历史事件的描述也不完全一致,更遑论后人描述中的千差万别。既然“资料”本身不纯粹客观,对资料的“阐释”是为了“强加于人”,自然也会更加的不客观。有鉴于此,严肃的史家一向主张,对同一历史事件的陈述,少一点武断,多一点“别备异说”。
彭德怀和粟裕是中共军中两名战功卓著的将领。两人在抗日战争中的经历不必细说,但说国共内战时期的三大战役中,彭德怀为西北战场的总指挥,粟裕则为华东战场的总指挥之一,两人均为中共建政立下了卓著功勋。1949年以后,彭德怀授衔为元帅,并任国防部部长;粟裕授衔为大将,担任总参谋长。
战争年代,彭德怀和粟裕分属不同战场,交往不多,更谈不上有什么个人之间恩怨;和平年代,两人在军中都任要职,似乎也没有多少冲突。但在1958年,两人却被卷入一场军内“反教条主义”运动,并由此衍生出诸多关于二人恩怨的描述。前几年出版的《粟裕传》和《粟裕年谱》对此有“资料”、有“阐释”;为纪念彭德怀诞辰100周年而推出的煌煌130万的《彭德怀全传》,对此更是笔墨浓重。
说实在的,由于档案资料没有解密,关于1958年军内“反教条主义”的历史,研究者并不清楚。大致的脉络是,作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对于刘伯承元帅主持的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的教学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存在效仿苏联的“教条主义”。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彭德怀主持了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在此过程中的上挂下联,从刘伯承元帅到粟裕、肖克等数名军中名将遭到批判并被或降职或调离军外。
据《彭德怀全传》的“资料”与“阐释”,这场批判,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彭德怀于一线主持。粟裕被卷入并遭到批判,原因在于有三次被认为“擅权”:第一次是自行布置准备攻占马祖列岛(福建闽江口外) ;第二次是用总参谋部名义调志愿军5个军15个师回国;第三次是向苏联索要国防部与总参的资料。但在此前一些有关粟裕的出版物上,除把粟裕向苏方要材料一事说是“极其正常”外,对打马祖一事涉及甚少,而对于调志愿军回国事则基本无涉。
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阐释,就印证了勒高夫所言。按照《彭德怀全传》的阐释,这场批判,诸多的责任在于毛,而彭则为其次;而按照有关粟裕的出版物,则主要责任者为彭。既然“资料”不“纯粹客观”,在各自的“阐释”中出现异议也属正常。但是,问题不在于谁说的正确,而在于“阐释”问题的方法:不论是《彭德怀全传》还是有关粟裕的出版物,在罗列了同一场景的不同材料后,都有勒高夫所言“强加于人”、下断语的嫌疑。
在档案资料尚未公布前,欲为一历史事件下断语,非广博深厚的学术功力不辩,套用陈寅恪先生《读〈哀江南赋〉》结尾之言,正所谓“文史互证岂易为哉”?所以,历史书写者还是少下断语、“别备异说”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