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写的关键是占有资料，而更关键的是对于资料的阐释。当代法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勒高夫说：“资料本身不是纯粹客观的，它不仅要经过史学家的选择，而且其本身也部分受产生它的时代和地点的制约，它是以往社会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产物，既是为了说出‘事实’，也是为了把过去的形象强加于人。”

　　同一场景、同一历史的参与者，即使没有人为的因素在内，对历史事件的描述也不完全一致，更遑论后人描述中的千差万别。既然“资料”本身不纯粹客观，对资料的“阐释”是为了“强加于人”，自然也会更加的不客观。有鉴于此，严肃的史家一向主张，对同一历史事件的陈述，少一点武断，多一点“别备异说”。

　　彭德怀和粟裕是中共军中两名战功卓著的将领。两人在抗日战争中的经历不必细说，但说国共内战时期的三大战役中，彭德怀为西北战场的总指挥，粟裕则为华东战场的总指挥之一，两人均为中共建政立下了卓著功勋。1949年以后，彭德怀授衔为元帅，并任国防部部长;粟裕授衔为大将，担任总参谋长。

　　战争年代，彭德怀和粟裕分属不同战场，交往不多，更谈不上有什么个人之间恩怨;和平年代，两人在军中都任要职，似乎也没有多少冲突。但在1958年，两人却被卷入一场军内“反教条主义”运动，并由此衍生出诸多关于二人恩怨的描述。前几年出版的《粟裕传》和《粟裕年谱》对此有“资料”、有“阐释”;为纪念彭德怀诞辰100周年而推出的煌煌130万的《彭德怀全传》，对此更是笔墨浓重。

　　说实在的，由于档案资料没有解密，关于1958年军内“反教条主义”的历史，研究者并不清楚。大致的脉络是，作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对于刘伯承元帅主持的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的教学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存在效仿苏联的“教条主义”。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彭德怀主持了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在此过程中的上挂下联，从刘伯承元帅到粟裕、肖克等数名军中名将遭到批判并被或降职或调离军外。

　　据《彭德怀全传》的“资料”与“阐释”，这场批判，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彭德怀于一线主持。粟裕被卷入并遭到批判，原因在于有三次被认为“擅权”：第一次是自行布置准备攻占马祖列岛(福建闽江口外) ;第二次是用总参谋部名义调志愿军5个军15个师回国;第三次是向苏联索要国防部与总参的资料。但在此前一些有关粟裕的出版物上，除把粟裕向苏方要材料一事说是“极其正常”外，对打马祖一事涉及甚少，而对于调志愿军回国事则基本无涉。

　　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阐释，就印证了勒高夫所言。按照《彭德怀全传》的阐释，这场批判，诸多的责任在于毛，而彭则为其次;而按照有关粟裕的出版物，则主要责任者为彭。既然“资料”不“纯粹客观”，在各自的“阐释”中出现异议也属正常。但是，问题不在于谁说的正确，而在于“阐释”问题的方法：不论是《彭德怀全传》还是有关粟裕的出版物，在罗列了同一场景的不同材料后，都有勒高夫所言“强加于人”、下断语的嫌疑。

　　在档案资料尚未公布前，欲为一历史事件下断语，非广博深厚的学术功力不辩，套用陈寅恪先生《读〈哀江南赋〉》结尾之言，正所谓“文史互证岂易为哉”?所以，历史书写者还是少下断语、“别备异说”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