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襄西地委军事部部长、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八团团长曹玉清

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等，早在日本大本营发动的宜昌作战（中国方面称枣宜会战），还未突破襄河（汉水流经襄阳以下河段）之半个月前，就于1940年5月15日作出了“向西发展部署”。6月7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电示李先念等“向襄西敌后发展”。李先念等根据刘少奇的指示，进一步作出“向西发展部署”，立即决定纵队主力向西作战略展开，借以牵制敌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7月初，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派毛凯率纵队特务中队（由原在襄西组建的国民党第一七九师搜索队改编，毛凯之兄毛杰任中队长）80余人挺进襄西，与荆当地委领导的地方人民抗日武装会合，武装开辟襄西（指襄河以西，长江以北至宜昌西陵峡南津关以东地区）。在取得了第一个立足点后，鄂豫边区党委和挺进纵队首长即于8月上旬又增派李炳南率纵队第六团第三营，同到襄（河）东京山八字门向鄂豫边区党委、挺进纵队首长汇报襄西情况的荆当地委负责人兼组织部长李守宪一道到襄西，进一步“开展襄西工作”。为了统一领导襄西地区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的开辟工作，根据鄂豫边区党委的指示，决定在原荆当地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襄西临时地方委员会，李守宪任书记。同时，为统一襄西地区党、政、军工作，成立以襄西临时地委和襄西地方武装领导干部为成员的中共襄西军政委员会，李守宪任书记，刘真、吴云鹏、毛凯、李炳南等为委员，机关驻当阳。襄西军政委员会作为襄西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机构，统一领导襄西地区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和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同月，襄西军政委员会决定奔袭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不事抗日、专事反共的土匪左墨香。在打垮左墨香后，左部第三大队三个中队和一个手枪队300余人、枪，经原中共当阳县委书记王建桥、县委组织部长王全国等的争取工作，由大队长龙剑平等率领起义参加了新四军襄西部队。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襄西敌后抗日武装已全部会合。9月，襄西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关于部队“进行一次大的扩军运动”和在地方工作上“要去建立新开辟地区的工作，要切实巩固我之根据地”的指示，并根据鄂豫边区党委和挺进纵队的决定，对襄西各地抗日武装进行整编，宣布成立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襄西独立团，毛凯任团长，李守宪任政治委员，李炳南任参谋长，刘真任政治处主任。独立团下辖两个大队和警卫连（原纵队特务中队改编）。纵队第六团第三营（营长李炳南）暂归独立团指挥。新四军襄西独立团召开了建军大会。从此，共产党领导的襄西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40年10月初，襄西临时地委决定恢复建立中共当阳县委，开辟以绿林山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为建立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基础。随即，刘宝田奉命率十余人、枪返回当阳组建新的中共当阳县委，刘宝田任书记，下辖南宁、东安等区委和庙前特支。同时，县委决定恢复基层党的组织。当阳县委在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的同时，于10月成立了荆（门）当（阳）大队，刘宝田兼任大队长，很快由10余人、枪发展到50余人、枪。中共当阳县委和荆当大队成立后不久，刘宝田、刘华廷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利用其社会关系，联合东安、南宁、西靖、官文等四个乡的爱国人士和开明士绅，成立了当阳县四乡联合办事处（亦称当东区署）。公推刘华廷任办事处主任（亦称区长）、雷东伯（开明士绅）任副主任。不久又增加周美成、胡少衢任副主任。当阳县四乡联合办事处是当阳抗日民主根据地最初的政权组织，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社会秩序，为襄西独立团及荆当大队筹粮筹款等。当阳县四乡联合办事处的成立，标志着当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正式创建。它的创建成立，为建立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2月，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鉴于襄西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有利形势，为了加强对襄西的领导，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加紧发展襄西的游击战争”，“创造（襄）河西根据地”，决定再次增兵襄西，派纵队第六团团长朱立文、政委周志刚率领第六团第一、二营来襄西（第三营已先期进入），协助襄西党组织创建襄西抗日根据地。并指示：必须进一步发动群众，积极扩大抗日武装，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鄂豫边区党委决定撤销襄西临时地委，正式成立中共襄西地方委员会（简称襄西地委），派在豫鄂挺进纵队机关报——《挺进报》任编辑的苏震回襄西任地委书记。苏震在赴任途中，不幸在京山、钟祥两县交界的东桥，遭国民党武装特务袭击杀害。随后，由原任襄西临时地委书记李守宪继任书记，吴云鹏任组织部部长，刘真任宣传部部长，曹玉清任军事部部长，朱正传任民运部部长。鄂豫边区党委、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决定改组襄西军政委员会，由纵队第六团和襄西地委负责同志共同组成，周志刚任书记，李守宪任副书记、吴云鹏、刘真为委员；将襄西独立团改为纵队第八团，由曹玉清任团长，李福泰任政委。毛凯调回襄东。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三三制”政权的原则，选举产生了襄西行政委员会，龙剑平（党外进步人士）任主席，刘宝田任副主席，刘真任党组书记。襄西行政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正式建立。

　　中国共产党在襄西敌后建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一开始就面临着日、伪、顽军夹击的严峻局势。日军以两个师团和一些特种部队分别长期占领宜昌、当阳等地，大肆网罗汉奸特务，组织维持会、伪政权，收编伪军，奴役人民。退守长江以北，西至宜昌南津关以东，沿荆山经远安至荆门石桥驿一线的国民党军有三个军九个师。加上江防军，国民党防守部队共有六个军、17个师。另外，还有曾宪成、周赞廷、郑家良等多股国民党地方武装部队，他们拥兵自重、通敌扰民，猖狂与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及其人民地方抗日武装为敌。面对日、伪、顽军严重夹击的险恶环境，中共襄西地委领导新四军襄西部队及其地方人民抗日武装和抗日民主政府，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克服和战胜种种困难，在与日伪顽进行坚决的斗争中，为巩固和发展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工作。多次同日伪军开展了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和反破坏、反威胁的斗争。仅1941年2月周家集反“扫荡”歼灭战，全歼日军一个小队，毙小队长以下30余名；消灭伪军一个中队，俘获伪军70余人，缴步枪70余支，机枪四挺和一批弹药，新四军伤亡20余人。新四军襄西部队与日、伪军多次作战取得的胜利，受到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首长的好评：“襄西方面最近与敌寇打了几仗，影响很大。”在此前后，中共当阳县委还多次派荆当大队，并动员根据地人民群众，数次拆毁了日军从淯溪至河溶的电话线，砍断电话线杆，使敌人电话不通，联络不灵，行动困难。同年4月和7月，中共当阳县委还两次派荆当大队配合荆南路东区大同乡和路西区民权乡组织的数百人，将日军在岳飞城至官家洼和团林铺至五里铺的电话线全部拆毁，并将团林铺至五里铺的公路分节挖断，使敌人再来“扫荡”时，车路不通，只能徒步行走。同时，设下假桥，使敌人掉进陷阱。

　　1943年8月中旬，驻当阳日军二三二联队联队长奉第三十九师团长令，从各大队挑选一个中队的精兵，配一个野炮中队和一个山炮中队，“扫荡”驻绿林山的新四军部队和在此活动的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部队。日军在抢占绿林山主峰后，将第三十三集团军一个团压制在山南一个土冈上。中共当阳县委闻讯后，一面组织荆当大队等地方武装配合新四军独立三十三团夹击日军，一面组织民夫、担架抢救第三十三集团军部队伤员，使战斗转败为胜，击毙驻淯溪日军司令官以下200余人。同年12月，襄河军分区副司令员吴林焕、政治部主任刘真率第四十五团，在襄西支队和荆当大队等地方武装配合下，开辟江（陵）枝（江）当（阳）三县边界地区新区，成立了中共江枝当工作委员会、江枝当军政联合办事处，隶属襄西中心县委领导。王展任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曾昭荣任工委副书记兼办事处副主任。

　　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党政军民反“扫荡”、反“蚕食”、反破坏、反威胁斗争等所取得的胜利，不仅保持了新四军襄西部队及人民武装的有生力量，顽强地坚持了原有阵地，保卫和开辟了新区，而且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到1944年，新四军在襄西地区的部队及地方人民抗日武装已有相当的数量，普遍建立了政权，并成立了农救、妇救等群团组织，党的组织也发展壮大了。鄂豫边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和五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任质斌于1944年10月5日在《襄西组织武装状况》中写到：襄西“有党员八、九百以上，经济亦可自给，其他江陵西北（即江陵、枝江、当阳等县一部分地区）、当阳西南、远安东部、官城南部等地的组织，均由该各县委领导，我在基本区威信相当高。”李先念、任质斌在《襄西组织武装状况》中还写到：“湘鄂西省委如在国民党区域无法发展，建议可搬至我襄西已开辟的大块地区为基础，来领导国民党区域的工作，我们拟将该区域武装等统交鄂西省委领导。”此时，宜昌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根据地面积仅在当阳约1200余平方公里，人口约15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