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一九三七年浙江的两次国共和谈
黄耕夫
一九三七年一月底二月初，浙南特委派黄先河、周饮冰，陈铁军和我四人，到温州开展工作。三月下旬，上年秋天去上海与上海党联系的吴毓同志，从上海带回当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文、刘少奇同志论白区工作以及方志敏在狱中给同志们的信等文件，通过浙南党组织转给闽浙临时省委书记刘英同志。当时，刘英从闽浙边到了平阳北港一带活动，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吴毓同志由温州经瑞安，从平阳坑进入平阳时，正值国民党十九师在平阳对我们大肆“围剿”，到处设卡检查。吴毓进不了山区，找不到刘英，乃又折回温州。在这情况下，我们在温州的几位同志都很焦急，经研究，决定根据中共中央给国民党的电文精神，先向国民党地方当局呼吁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双方进行和平谈判。于是，三月二十五日，我们在温州第一桥苏毅民同志的家里（苏是黄先河哥哥的岳父，当时在温州国民党法院当书记员）搞了一个“快邮代电”的电文。这电文是由黄先河同志起草、吴毓和我修改过的。我们通过“快邮代电”的方式向设在衢州的国民党闽浙皖赣四省边区绥靖主任、驻军十九师师部、浙江省政府、省党部，温州、处州、衢州专署以及各县政府、县党部等单位呼吁：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共双方，应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双方派出代表举行和平谈判。在“快邮代电”的电文中，我们还提出谈判时要保证双方代表人身安全、来去自由的问题；还提出为国民党所了解的平阳北港人林次瞻（林奎）、温宗周二人为谈判的一联系人。“快邮代电”是以闽浙临时省委及闽浙军区司令部名义，由周饮冰用青田石刻了二颗“钤记”盖上，分别从温州、瑞安、乐清、以及上海等地投邮发出的。
这颗试探性的“汽球”发出以后，对方果然有了反应。驻温州的国民党十九师的旅长唐伯寅把林奎、温宗周从平阳北港找到温州，要他们来找我们。我当时没有公开暴露身份，住在温州渔盐收运所里，因那里有许多平阳北港人。林次瞻从平阳来到温州，就在我面前大骂吴毓搞鬼。其实，林、温二人既不知道我们把他们作为和平谈判的联系人，此时也无法找到我们。我们之所以提这两人为联系人，因为虽然他俩都是国民党员，但是林次瞻的儿子林国珽是我党秘密党员，国民党的某些活动，我们可以通过林国珽及时得到，温宗周虽然思想很反动，但他和国民党地方当权派也有很大矛盾。另外，我们估计所提这两人也易为国民党所接受。因此，我们要求林、温到温州后在《浙瓯日报》上登“启事”。我方当派代表前往联系。果然，他俩四月三十日在《浙瓯日报》上登了一则心照不宣的“紧急启事”。内容大意是：林次瞻、温宗周住温州新聚发旅馆，兄弟有日代电经转达，并有实际负责人来永嘉洽商一切，请派要员来此面洽等语。温宗周登了启事的第三天回去了；林拟再等候三五日，如不见我们去人，也要回去。当时，我们在温州的几位同志研究后，一致认为对方现在既有了反应，必须主动和他们接触；但考虑到事关重大，应当先请示刘英同志，取得一致行动和对策，然后才能同对方举行和谈。可是当时刘英同志正处在敌人严密封锁的包围圈中，一时无法进去。在这种情况下，乃决定先有吴毓同志以联络员身份出面，在温州与对方接触，争取先行停战一周，保证我方代表的人身安全，来往自由，这样就有可能使我们乘此时机顺利地通过封锁线、进入山区找到刘英同志。
事情定后，一天晚上，先由我到林奎住的新聚发旅馆进行侦察，看有没有特务守侯，然后吴进入旅馆同林会面。吴伪称三天前才看到“紧要启事”，今天刚赶到温州，遂将林拉到小南门外三育学校张达生家里交谈。吴说自己是单枪匹马来到温州，问林奎安全是否有保证。林说自己是被十九师旅长唐伯寅找来的，已与唐见过面，并说对方表示愿意和谈，安全不会有问题。第二天上午林奎陪吴毓同志去见唐伯寅，当唐还在某酒楼宴请吴毓同志，这个国共和平谈判的消息当天就在温州传开来了。有几位平阳同乡得悉吴毓代表红军来到温州谈判，相约到酒楼去看吴；我也随着一起去。当时宴席刚散，只听唐伯寅对吴说：能谈成功最好，谈不成也不要紧，可以再打，打了还可以再谈嘛。这时刘建绪派政训处长邓讱作为正式代表也来到温州，吴毓同志即与他直接接触。吴毓同志声明自己是上级派来的联络员，怎样进行谈判，还要请示上级领导决定；并提出贵方如有诚意，先停战一周，保证本人的安全，来往自由，以便同上级领导取得联系，派出正式代表举行和谈。邓表示完全同意。于是双方约定下一次联系地址在平阳北港区。吴于当晚回到我们的秘密住所。
当吴回来后，温州党组织立即决定由黄先河、吴毓、陈铁军三人利用停战期间，设法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平阳北港山区，向刘英同志传达中央电文并汇报我们的工作。
黄、吴等三人离开温州后，沿途在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顺利到达平阳包垟、凤林，找到了刘英同志。刘英同志听取黄等汇报后，完全赞同我们所做的工作。当即决定按照中央的“五项国策、四项保证”作为和谈的条件，派吴毓、董启文、陈铁军三同志为我方出席和谈的代表，并指定山门畴溪小学为谈判地点。
在这次谈判开始之前，我们曾估计到对方对和谈不会有诚意，谈判未必成功。为了防备敌人袭击和保证刘英同志的安全，先由黄先河带领刘英等离开当时驻地，转移到瑞安仙降。于是，翌日深夜，他们偷渡飞云江，摆脱了敌人的包围圈，到瑞安北区五云山一带隐蔽起来。然后吴毓同志等三人下山到山门，从乡公所挂电话给水头街北港区政府，亮出自己是刘英同志派他们作为中共和红军出席和平谈判的代表，邀请对方代表邓訒来到山门畴溪小学会谈。
这次谈判的时间，约在五月初旬。我方参加的代表有吴毓、陈铁军、董文启三人。还邀请了畴溪小学校长邓扫空（邓野农）、中医陈鸣玉、教师林伊红（又名林书合，中共山门平西区位书记）三人作为地方人士列席谈判。对方代表是邓讱，带了一个参谋随从人员。会谈就在畴溪礼拜堂的楼上举行。第一天，双方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第二天，谈了具体条件，我方按照中央的“五项国策、四项保证”作为谈判基础，只是把其中“陕甘宁特区”一条，改为“在闽浙边设立特区”并实行普选。由于国民党当局对这次和谈根本没有诚意，对我方代表提出的合理要求不但不予考虑，竟无理提出：1、要闽浙边红军接受收编，统一归政府领导、调遣；2、所有政工公布要全部集中杭州受训，另行分配工作。这是妄图把我们全部吃掉。敌人的蛮横要求，当然被我方代表断然拒绝。双方经过辩论争执，未能达成协议，谈判因而破裂。
谈判破裂后，我方代表吴毓、陈铁军、董启文等三人怕暴露目标，不便直接回到刘英同志那里，乃随同邓讱等到了鳌江。在鳌江时，我方代表曾提出双方先行停战，其他政治问题以后逐步解决；对方代表表示同情，但要请示上级。据说，蒋介石在杭州回电是“停抚进剿”。于是，和谈全部无望。吴等三人仍随邓讱等乘河轮回到温州。吴毓在中途梧田地方借故上岸走了。董启文、陈铁军跟到温州小南门，也很快甩开“尾巴”，回到我们住处。吴于当晚亦回温州。
二三日后，黄先河同志从五云山刘英同志处理回到温州，传达了他们这次在山区曾同刘英同志商定，将浙南党组织并入闽浙临时省委领导，原浙南特委与临时省委所属的浙南特委合并，仍以龙跃同志为书记；同时，浙南红军游击队也归闽浙边临时军区领导。另在温州建立白区工作团，黄先河任团长，继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当时温州党组织还讨论如何保卫临时省委和刘英同志的安全问题。
就在这次谈判破裂以后，黄先河和我以及出席这次谈判的吴、董、陈三同志，曾到五云山看望刘英同志。带去刘少奇和方志敏同志的信和这两个文件，经过显影，由我誉写出来。我们在刘英同志处总结了这次谈判破裂的经验，部署了白区工作，必要时还可以争取国民党军队，地方当局再次进行和谈。此后，黄先河和我回到温州，陈铁军、董启文留在山上。陈铁军在瑞安青田边境一次战斗中，脚部受伤，被敌俘虏。他对敌人说自己是和谈的代表，要求去见邓讱。结果被解送衢州收押。不久，董启文和刘英同志发生了分歧，偕同张炽昌同志亦回到温州，转赴上海去延安学习。
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八月，日本侵略军直指上海、南京，局势危岌。国民党四省边防主任刘建绪，把陈铁军从衢州监狱中放出来，要他回温州与我党联系重开和谈问题。陈先来温州找到我们，随即偕同吴毓、黄先河翻过桐岭到五云山找刘英同志汇报。经研究决定，指定吴毓和我二人为出席第二次谈判代表。对方代表仍为邓讱。在陈铁军回来后一二日，邓讱亦来到温州。约在八月下旬，吴毓和我到温州会见邓讱，并在邓下榻的申江旅社重开和谈。
此时，全国政治形势已发生根本的变化，抗日战争已全面开始，我党中央已发表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周恩来同志率领代表团到庐山与国民党中央会谈；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因此，对方的态度比较明朗，我们也从实际出发，双方经过几次协商后，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
第二，有关红军建制问题，对方仍有改编意图，我们即提出红军暂编为“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至于建制问题，应由双方中央商谈解决，我们无权交出红军。经过争执，对方亦无异议。
第三，指定平阳、瑞安、泰顺三县为红军集结地区，沿途不得留难。在红军建制未定以前，给养由地方政府供应，我们表示停止打土豪向地方筹款。
第四，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提出首先释放关押在永嘉县监狱的邓扫空、张忍之、陈急冲三位同志。
第五，实行民主，开放言论、出版、集会、集社自由。
我们提出的这些条件，对方基本表示同情，没有异议。邓訒说：我是代表军队而来的，主要希望双方军队停止敌对行动，先搞军事停战，其他问题属于地方党政管的，我们不便干预，应和地方协商决定；但可转达地方政府帮助解决。由于对方军队十九师已开始调往沪杭前线，急于和我达成军事停战，因而双方意见比较一致。但没有签定书面协议。
为了一致抗日，我方提出共同发表一则消息，扩大影响，同时也为了分散在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在集中过程中避免与对方发生冲突。邓表示同意。立即指定《浙瓯日报》记者拟稿，但没有经过我方审阅，第二天就在《浙瓯日报》发表了。内容大意：邓讱、吴毓联袂到温，商谈红军“收编”事宜……。我们看后很不满意，我曾当面责备邓讱这种阿Q式的胜利；邓则推说是报社搞的。此时驻防在平阳的国民党十九师已经撤退，刘英同志从瑞安山区回到平阳北港，我和吴毓亦由温州回平阳向刘英同志汇报了这次和谈情况。
在这次和谈中，我们知道了我党已在南京设立办事处。省委乃决定派龙跃、吴毓二同志与九月中旬经过衢州，通过刘建绪和邓訒等的帮助，前往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见了博古同志。龙等汇报了同国民党谈判的经过情况，并请示部队今后行动。博古同志指示部队集中后不要下山，防备国民党阴谋袭击。在部队建制未定前，没有他的亲笔信，不准调动。还带回给刘英同志一封信和通讯密码。
在这次谈判以后，尚未补充两件事：
一、在第二次谈判达成协议两个月以后，刘建绪派政训处处长王裕光、詹行烈两人来到山门要求会见刘英、粟裕二位同志，由我接待，安排他们住在山门街的旅馆。当时我们活动已经公开，刘、粟住在山门下东山徐公旭的家里接见他们。徐家正宴请刘、粟和其他同志。王、詹二人要求会见刘、粟，是一种试探性访问。他们提出要我们部队编入刘建绪的第十集团军，并开往浙江乍浦前线（这是阴谋），被刘英同志拒绝，说明我部队是要听候我党中央安排的，没有得到中央命令是能随便行动的。席间，我方还向他提出根据谈判的协议应当解决我军的给养问题。他们表示回去转达。但这一次不是正式谈判，也不存在谈判的形式。
二、一九三八年一、二月间，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来到平阳鳌江，原拟会见刘英、粟裕。已记不清是黄改变主意还是刘、粟不愿会见黄，乃派我和吴毓两人作为代表去会见黄；地点是在鳌江北埠某银行里。当时黄是在接见平阳青年救亡团的代表王栻、杜贤宏等十余人，然后询问我们的武装部队，何时开赴前线参加抗战。因当时我军建制未定，我们告以部队正集中整训，等待我党中央命令才能行动。我们也向他提出，停止筹款后，部队的军需给养急待解决，希望政府能按照年前温州和谈的协议由地方政府负责我军需给养。当时黄表示同情，后来由省政府财政厅拨款给平阳县政府，分两批领取共约一万五千元。
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部队改编为新四军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在温州设立新四军通讯处；在丽水设立新四军办事处。黄表示同意。另外提出补充我军枪支弹药的问题。后来听说我们部队经过丽水碧湖时，曾发给每个战士一件棉背心和少数弹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