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浙边红军历次与国民党四省边区
主任刘建绪谈判的经过
自一九三六年七月间，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给予我们关于党中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决议案文件后，我们即根据决议案的内容与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而行动，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在闽浙边号召全体同志开展广泛的抗日救国运动与抗日游击战争。获得了广大的各界人民的加入或同情与拥护。因此，引起了国民党的极端注视，且有“闽浙红军也标榜了四北红军的行动，非及早肃清，势必酿成大患”之语，所以派遣了五师以上的珍力大举围剿。但是，闽浙党与苏维埃及红军，为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议，完成伟大胜利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在国民党二中全会后，即发出通电和宣言，向国民党中省边区主任刘建绪、福建省主席陈仪、浙江省主席朱家骅等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关于这个要求，一直到四月间才昨到刘建绪的答复，并派邓讱充代表来温接洽。
当未谈判前，我们估计这次谈判很少实现的可能，这原因：A、国民党的觉悟程度与政策的转变还没达到相当程度；B、根据当时的局势与实际地理环境，还有延长局部内战的可能；C、他们在军事上占了极大优势，企图一举便可肃清。而且我们是站在党的独立与批评的自由和红军武装的保持独立性这二个原则为退让最低限度，超过这个限定是不可能的。因此，必然地他们会轻视我们的力量而提出污蔑我们党的无理要求。结果，不错，果然不出我们的预料，当我们代表分析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局势，说明中国非大团结不足以救亡，非抗战不足以图存后，并提出以下几点保证：
1、闽浙抗日红军愿意改为中华国民革命军，根据国军编制，直接受南京军委会的指导；
2、闽浙苏区改为特区，在特区内实行彻底的民主普选制，在行政上一切行政制度与系统，均按照国民政府实施，同时国民党可以派代表或顾问参加；
3、停止推翻南京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
4、停止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
5、闽浙抗日红军经改编后，即集中特区内，准备对日作战训练。同时提出以下几项要求；
1、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一致抗日；
2、召集各党派各武装部队代表商讨救亡大计；
3、开放言论、集会、出版、结社自由；
4、释放政治犯；
5、改善人民生活。
经我方代表提出上面几项要求与保证后，国民党代表即大加反对，并提出：
1、闽浙红军受编，其待遇与国军同；
2、取消苏维埃与赤化宣传，并停止赤色活动；
3、闽浙红军应随时听候指挥与调遣；
4、闽浙红军中的政治人员一律到南京受训分发。
这是多么苛刻的条件啊！因此，双方代表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辩论后，我方代表已觉谈判无望，即提出一个为国民党绝对不能接受而且藉这扩大政治影响的；“闽浙抗日红军认为在国难临头的今天，不忍内战的再续，因此，情愿舍弃一切，集中开赴东北或西北抗日去但贵方必须让出抗日路线。”可是结果，只得着“ 胞与为怀”的蒋先生介石一个“停抚进剿”的简单答复。谈判是决裂了，当然只有继续战斗，而且比以前更凶。一直到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我们再度发出通电和宣言，向刘建绪等重提停止最后的内战，一致到前线杀敌时，敌人的队伍才由闽浙边界撤退，同时<并>放回陈铁军同志接洽谈判。二十四日我们又重新派代表到温州，他们的代表仍是邓讱。经双方长久讨论后，结果如下：
1、闽浙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并根据国军编制，待遇与国军同；
2、闽浙江红军在瑞安、平阳、泰顺三县边界，以峰门为中心地点集中，集中时间限半个月；
3、红军集中时如遇到国军与地方军队攻击，则由四省主任刘负责，如红军发生暴动，则由苏方负责；
4、无条件释放政治犯；
5、一切政治问题，由双方中央解决。
这次谈判经双方签字后，我军则向根据地集中，并发出“团结御侮，和平实现”告全国各界同胞宣言。后来因为国民党方面没有通令浙江及福建各县，使红军行动仍然发生困难，一时无法集中，致无形中又把时间拖延下去。
九月十六日，刘建绪又派王裕先、詹行烈二代表到平阳和我军接洽一切，刘英同志即亲与会谈，结果以[如]下：
1、闽浙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并根据任务编制；
2、红军集中地点在平阳县的北港区；
3、红军军需与给养根据任务发给补充；
4、集中时间自十七日起至十月一日止；
5、无条件释放政治犯；
6、一切政治问题，由双方中央解决；
7、目前的宣传工作根据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原则进行宣传。
经过这次谈判后，刘英同志即派我同龙跃偕刘建绪代表来杭，与刘建绪直接谈最后问题，但主要的则是利用这机会来南京找叶剑英同志商量一切，可是到杭州后，他们又提出如下一项，即红军经点编后，即开入战区（乍浦一带）发给补充并进行整理与训练。当时关于这项的提出，经我说明不能同意的理由后，即改为：“红军集中时间到十月十日止，经点编后，即移驻永嘉发给补充，经整理与训练，再开入战区”。但我即事前向他们声明，关于这条在未得到刘英等同意前，我不能负任何决定之责，同时对于红军的名义，即盼迅速决定。
经他们的答复后，结果如下：
1、闽浙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待遇与国军同，并任抗日第十集团军第一路抗日游击队，集团军并得派联络参谋。
2、编制根据任务编制。
3、军需与给养由第十集团军负责。
4、集中时间至十月十日止。
5、无条件释放政治犯。
6、经点编后即移驻永嘉发给补充，经整理与训练，再开入战区（暂保留）。
7、一切政治问题，由双方中央解决。
上面这些，是历次的谈判经过，以后必然地还有困难问题存在着。
究竟如何？盼党中央帮助我们，并指示我们！完了。
龙跃 吴毓
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于南京
吴 毓
吴毓（1911-1943），又名吴祖育，浙江省平阳县南宋垟（今属苍南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5月，负责中共浙南委员会委员组织工作，9月任中共浙南委员会委员。12月，任中共中央与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政治交通。抗战初期，曾作为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首席代表与国民党浙江地方当局代表谈判，达成共同抗日协议。1937年9月，受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委派，和龙跃一起赴南京，向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汇报浙江国共和谈经过及浙南根据地情况。同年10月，任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驻温州办事处主任。1938年3月，任新四军驻丽水办事处主任，成为中共浙江地方组织与国民党浙江当局之间的主要联络人。1939年4月，任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同年7月，作为省委机关代表参加在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同年冬，兼任中共永（嘉）瑞（安）中心县委书记。1943年2月，由浙南特委派遣去永嘉西楠溪，代表特委指导瓯（江）北、乐清两县党的工作。1943年12月10日，在永嘉、仙居交界处被土匪杀害 。
陈铁军（1917～1961），平阳人。早年参加国民党部队，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任浙南红军游击队队长、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副司令员、新四军教导总队教员、军部参谋处侦察科副科长。皖南事变时，他战到弹尽粮绝，展转突围，三个月后抵达苏北盐城，参加新四军军部重建工作。1941年，任十六旅参谋长。1942年4月起，分别任新四军军部第五科科长、第七科科长，第1师2旅参谋长。1945年任新四军第1纵队参谋长。解放战争初期，任华中野战军第6纵队参谋长。1946年，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教育长，次年1月任教育长。1948年8月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副参谋长。1949年，任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副参谋长，第10兵团副参谋长兼福建军区副参谋长。参加了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兵团副参谋长，中央军委军训部组织计划处处长，军事训练计划局第一副局长、代理局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1年10月23日在北京逝世。
郑海啸传略
郑志兴
（一）
郑海啸（1900-1987），原名郑志权，参加革命后，曾用化名侠山、小觉等，大家昵称他“老海”。1900年11月5日，郑海啸生于浙江省平阳县北港区凤卧乡凤林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兄弟5人，他排行第三。父亲郑正元从长工到佃农，日夜劳作，却养不活几个孩子，他二哥和四弟因饥寒交迫，幼年时就夭折了。郑海啸少年时只读了三年私塾，15岁开始跟父亲务农，每天晚上，到村里拳师郑永林家学打棍棒，后来又跟山门拳师林声楼学打南拳，他的武术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名气。20岁时与江屿乡詹家埠农家女子金澄梅结婚，生有郑子雄、明德、学仁（一平）、明新4个子女。
1927年1月，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成员张培农、叶廷鹏等，乘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好时机，成立平阳县农会，全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凤林村的农民也起来组织农会，郑海啸被推选为村农会会长，带领大家向地主开展“二五”减租斗争。随后邻近几个村也相继建立了农会，并联合成立凤卧乡农会，郑海啸又被推选为乡农会会长。在实际斗争中，郑海啸认识到群众团结起来的强大力量和提高群众文化的重要性。1930年春，他与大家商量，把办在凤林村郑氏宗祠内的私塾改为凤林初级小学，让更多的农家子弟有读书的机会。村民深受没有文化的痛苦，一致支持办学，并推选郑海啸为校长，兼任教员。学校没有课桌椅，郑海啸带头把家里准备修房子用的木头捐献给学校，群众深受感动，纷纷献物出力。经过一个月的筹备，凤林初级小学办起来了。学校对家庭困难的学生给予减免学费，对家里劳力紧张需要孩子帮忙的安排半日制，让学生半天读书，半天劳动。这样，学校很受群众欢迎，上学的孩子就更多了。
1930年5月24日，叶廷鹏等率领平阳农民赤卫队配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攻打平阳县城失利后，中共平阳县委决定着重向北港开展工作。是年冬天，叶廷鹏到凤卧工作，由金岙村黄美迎陪同到凤林小学找郑海啸，向他宣传革命道理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郑海啸从社会现实情况和自身经历，深感叶廷鹏说得很对，正合自己心意，便积极配合他工作，并向他提出要求参加共产党。不久，黄先河等也到凤林小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进行党的工作。1933年6月，郑海啸由叶廷鹏、黄先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7月，党组织决定郑海啸参加凤卧乡乡长竞选，在群众的支持下，他顺利地当选为国民党政府的凤卧乡乡长。此后，他一面做党的秘密工作，一面以乡长的身份公开在社会上层活动，从中了解国民党地方组织内部情况和县、区政府的动态，处处抓住有利时机为党工作。国民党政府各种捐税名目繁多，一种捐税刚派下来，另一种捐税又来了，群众叫苦连天。郑海啸对捐税总是能拖的就拖，能欠的就欠，敷衍了事。国民党北港区区长对凤卧乡收不上捐税十分恼火，常训斥郑海啸办事不认真。一天，特地派了两个警察，手拿麻绳到凤林小学找郑海啸，说：乡长，你乡里捐税都没有收上来，怎么办？郑海啸说：老百姓很穷，没有钱。警察说：没有钱也要收，收不上来，你乡长跟我到区署说话去！他俩边说边抓郑海啸的手。郑海啸被激怒了，双手顺势一推，一个警察踉踉跄跄向后退了好多步，另一个警察仰面跌倒在地上。他俩站定后更凶狠地喊道：你敢打人？郑海啸卷起衣袖抢上前去，说：就是要打你，你要怎样？两个警察见郑海啸真的要打，知道不是他的对手，忙丢下麻绳，拔腿就跑。此后，他们好长时间不敢到凤卧乡来作恶。红军游击队经常在凤卧及邻近山区活动。有一次，国民党兵一个中队到凤卧乡公所，要郑海啸派个向导带他们去马迹村。当时，红军游击队一个小分队正好驻在那里，郑海啸一边请中队长吃饭喝酒，说已派人去叫向导，一边暗中叫人赶到马迹村向红军报告。等到敌兵饭饱酒醉，向导把他们带到马迹村时，红军小分队早就转移了。
1933年9月，郑海啸秘密组织北港区赤卫队，任队长。是年冬，建立凤林党支部，任书记。1935年春，浙南委员会重建中共平阳县委,郑海啸被任命为平阳县赤卫队队长。同年,郑海啸又发展和建立了内塘和五潭桥党支部。随着党的工作开展和党组织的扩大，凤林小学成了党的活动据点和联络处，聘请的教师都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如陈铁君（军）、郑志偶、黄铁汉等都在凤林小学教过书。郑海啸和教师们白天教书，晚上忙着开展党的工作，到邻近的冠尖、玉青岩、樟垟、马迹、大屯和山门西山、晓坑等村庄开展革命宣传。有时利用星期天到几十里路外的公阳、廿五坑（公阳、廿五坑今属文成县）、河山、百尖、龙尾、吴小垟、包垟、蔡垟等地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并组织农民赤卫队，这些地方后来都成为党的游击根据地。
1936年7月的一天晚上，平阳县赤卫队的主要干部在凤林小学开会，散会后，郑海啸留宿在学校。清晨，郑海啸在熟睡中被国民党北港区长楼钟声派兵抓捕，关在区署牢房里。楼钟声每天对他进行了多次刑审，每次刑审都把他的两个拇指用麻绳捆吊起来拷打，被打昏过去又被冷水泼醒。旧伤痕才凝住了血又被打得裂开。有时被吊打得麻绳断了，身子被重重摔在地上。郑海啸始终不供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不供认自己参加赤卫队，下定决心，宁死不屈，决不泄露党的秘密，一定要保护党的组织。郑海啸英勇坚强的表现，感动了负责看管他的区警备队班长林瑞清。林瑞清也是林声楼拳师的徒弟，郑海啸乘机向他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林瑞清本已痛恨国民党的腐败，经过郑海啸的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于1937年1月离开北港区署参加了革命队伍。
郑海啸在北港区署监牢里关了8天后，又被押送到平阳县城继续受审，经党组织和乡亲父老多方营救，终于在8月底释放回家。郑海啸中午回到家里，向妻子金澄梅交代了交通站的工作，接待了乡亲父老和当地党员，傍晚便由交通员带到樟垟见叶廷鹏，向他汇报了被捕经过情况，从此脱产革命。9月，中共浙南委员会任命郑海啸为中共平阳县委书记。
1935年10月，粟裕、刘英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与闽东特委会合，成立了以刘英为书记的闽浙边临时省委，以鼎（福鼎）、平（平阳）、泰（泰顺）边为基地创建浙南游击根据地，1936年3月成立了中共浙南特委。以叶廷鹏为书记的中共浙南委员会到1936年9月初，已建立了平阳、瑞安两个县委和八个区委，浙南红军游击队发展到近百人，在平阳北港和瑞平边创建了广大的秘密工作地区。1936年9月，粟裕率领的红军挺进师部队与浙南红军游击队在平阳、瑞安交界的葛藤湖会师，当天两支部队进驻包垟。叶廷鹏和郑海啸向粟裕汇报了浙南、平阳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及本地区的地理环境情况。粟裕很高兴会见浙南地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同志，他说，前几次红军挺进师经过平阳时，因时间太匆促，未能找到平阳的地方党组织。同时告诉他们，闽浙边临时省委要在闽浙边区建立游击根据地，今后大家要在革命斗争中密切配合。第二天晚上，红军挺进师和浙南红军游击队从包垟村向凤卧乡马迹村转移，叶廷鹏等随部队行动，郑海啸带领几个人去水头方向探听敌情。郑海啸等来到冠尖山脚时，听到村里狗吠声四起，立即隐蔽在路旁的树丛里观察。一会儿，约有一个大队的国民党军队朝马迹方向开进。等国民党军队过后，他们即抄小路赶到马迹，向粟裕和叶廷鹏汇报了情况。原来，国民党军队从晓坑尾随红军挺进师已有数日了，现在追到凤卧，上了马迹对面的樟垟村。马迹和樟垟中间隔一条悬岩峭壁的山涧，叶廷鹏和郑海啸等决定趁国民党军队初到樟垟立足未稳之机，打他个措手不及，使他们不敢继续尾随红军挺进师，粟裕赞同浙南红军游击队夜袭敌军的计划。浙南红军游击队由熟悉地形的郑海啸带领，攀登险道，秘密进入樟垟，在当地党支部和革命群众的支持下，由董启文指挥向敌军发起突然攻击。敌军绝没有料到红军竟然能在黑夜里攀登山涧险道进入樟垟村，顿时惊慌失措，有的四处逃窜，有的躲在树林竹丛中毫无目标地乱放枪，好不容易挨到天亮，仓皇掉头逃跑下山去。浙南红军游击队和挺进师从马迹回到包垟，休整了三天后，粟裕率挺进师去浙西南活动。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推行“北和南剿”的反共方针，从湖南调来刘建绪的第四路军，在衢州设立“闽浙赣皖四省边区主任公署”，动用正规军和各省部分保安团共约10万兵力，“围剿”浙南地区和四省边区的红军。为了配合红军挺进师反“围剿”斗争，中共浙南委员会领导浙南红军游击队向国民党地方武装发起主动出击。1937年1月6日夜袭国民党北港区署，击毙罪大恶极被称为“杀人魔王”的反动区长楼钟声，歼灭区警备队40多人，缴获40多支步枪和1支德国制造的20发连珠驳壳枪；2月15日袭击驻宜山八岱宫国民党地方部队，击毙队长和一名士兵，缴获长短枪20多支；并于1月下旬消灭了横行于平瑞边境的王粹雅股匪。郑海啸参与研究这些战斗的计划，负责调查敌情，组织赤卫队参战，并亲自当向导带领红军游击队攻进北港区署。
1937年2月底，刘英带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机关和教导团短枪队30多人，从福鼎、泰顺山区转移到平阳北港，与叶廷鹏和郑海啸等会合。叶廷鹏要求闽浙边临时省委直接领导浙南党组织和浙南红军游击队。3月，中共浙南委员会及其下属组织和活动地区归属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至此，中共浙南委员会结束了活动。同时，闽浙边临时省委决定中共瑞安县委与平阳县委合并，成立中共瑞平县委，任命郑海啸为书记。为了密切配合省委机关活动，郑海啸与刘英在龙尾、吴小垟、凤林、赤砂、大屯等山村一起活动了一个多月。刘英向郑海啸学习闽南话，了解当地社情民俗；教郑海啸如何开展游击战争，怎样发动组织群众及做好统战工作。刘英还要求郑海啸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多作工作总结，把实践经验提高到理论来认识，不断提高工作能力。
3月底，刘英率省委机关到瑞安沙门山和永嘉纸山地区活动。郑海啸带领县委机关和武装人员留在北港和平瑞边地区坚持斗争，领导全县工作。他协助从浙西南来北港的红军挺进师第二纵队政委张文碧率领的一个小分队，把他们安排在凤卧、山门的群众家里隐蔽，并乘机护送他们冲过敌军封锁线，到瑞安东坑找到刘英，送交缴获的军事地图。接着，又协助从瑞安梅山来的舒雨旺带领的数十位红军挺进师战士，解决给养困难。红军挺进师战士们说：只要找到郑海啸，就不愁住和吃。
（二）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代表同国民党闽浙赣皖四省边区主任公署代表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郑海啸接到通知，要他到平阳坑接刘英和省委机关回平阳。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国顽军）连续的“围剿”，郑海啸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理发了，穿一件破旧粗布衣及一双磨破了底的草鞋。刘英见郑海啸这个样子，马上把他按坐在一张长板凳上，叫警卫员给他理发，又将自己仅有的一套换洗衣服和一双布鞋给他穿上。郑海啸理了发，换了衣服，一下子变了样。刘英忙招呼大家看，说老海年轻了，大家一起欢闹着，展现了一幅无产阶级深厚情谊的动人画面。第二天，刘英听了郑海啸的工作汇报，非常高兴，称赞郑海啸领导的瑞平县委和各级党组织，在极端艰苦的斗争中坚持下来。特别是武装队伍，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从30多人20多条枪增加到80多人，而且人人有枪，感到非常高兴。他风趣地对郑海啸说：你缴了国民党那么多的枪，难怪他们要拿500块大洋买你的头。郑海啸接省委机关回到平阳北港后，挑选最好的6支驳壳枪和2支手枪，以及许多子弹给省委送去。
9月16日，刘英在山门接见了国民党闽浙赣皖四省边区主任刘建绪派来最后一次谈判会议的代表，决定把红军的集中地点，由原定“在瑞、平、泰三县边界，以峰文为中心集中”，改为“红军集中地点在平阳北港”。随后，刘英即带领省委机关和先前集中的部队200多人进驻郑海啸的家乡凤林村，写信并派员分头找粟裕等分布在各地的红军。
10月，红军挺进师全部在凤林村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并开始整训。郑海啸布置各级党组织，大力动员爱国青年和农民抗日自卫队队员参军抗日。11月，闽浙边临时省委在凤林召开扩大会议，郑海啸列席会议，听取了刘英作的八个月反“围剿”斗争的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及粟裕作的抗战形势的报告。会议期间，省委还为郑海啸等人补行了入党仪式。接着在凤林举办第一期军政干部训练班，后又在玉青岩和大屯办了两期。郑海啸参加了第三期训练班，学习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关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的关系；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关系等。刘英在凤林村，给70岁的房东郑志西赠送祝寿匾额和亲自撰写的对联，向老人祝寿；为冠尖青年郑志斌结婚书写贺联，赠送贺礼；还与粟裕一起，为郑海啸父母棺木入土送葬。郑海啸及时抓住这些事，揭露国民党里有些人污蔑共产党不要祖宗，不认父母，共产共妻的谣言，使广大群众更加相信共产党，要求参军抗日的人更多了。1938年1月，省委机关移驻山门大屯村，随即以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名义，在山门畴溪小学开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郑海啸随同刘英、粟裕参加了干校的开学典礼，并听取了粟裕在干校讲授的《游击战术讲授提纲》。
1937年9月至1938年3月，省委机关、挺进师在凤卧、山门期间，郑海啸承担了繁重的后勤服务工作，他依靠当地党组织，解决部队和机关人员住、吃、穿等生活问题，千方百计让大家生活过得好一些，以保证训练、学习和工作的顺利进行，从不擅用丝毫公家财物。冬天到了，部队指战员还没有棉衣、棉被，郑海啸派人买来棉布、棉花，请来几十位裁缝师傅，并发动妇女协助赶做棉衣、棉被，及时发给指战员，还准备一部分棉装留给新来的战士。有天早晨，刘英和粟裕到郑海啸的住处，见他床上只是一条旧的薄被子，便问：天这么冷，盖条薄被子怎么行，为什么不盖新的？郑海啸回答说：新棉被是给新来的同志准备的，弄脏了不好。后来，在一次干部会上，刘英表扬了郑海啸公私分明的好品质。
1938年3月初，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在龙跃、余龙贵陪同下，从江西南昌到平阳向闽浙边临时省委和抗日游击总队传达中央指示。刘英派郑海啸专程到水头街迎接曾山，他们步行至闽浙边临时省委所在地山门大屯村后，郑海啸还接受了刘英交代的对曾山住处的安全保卫和生活安排任务。曾山知道郑海啸是平阳本地人后，很高兴地向郑海啸了解平阳群众抗日活动和生活情况。曾山经过了解考察，对郑海啸的工作表示很满意，赞同刘英说的“郑海啸是浙南的群众领袖”。3月中旬，曾山和刘英一道从大屯村出发回东南分局，叫郑海啸引领，特地经过他的家乡凤林村，然后到水头去南昌。
3月18日，粟裕率领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从山门出发北上抗日，瑞平县委在凤卧五潭桥水尾宫举行欢送会，郑海啸代表县委和群众在会上致欢送辞，妇女联合会向部队赠送罗汉鞋、绣花袋、鸡蛋，农民抗日自卫队手持红缨枪，跟在部队后面送了一程又一程。在北上抗日的500多人中，有170多名是平阳籍的爱国青年。
5月7日，刘英从东南分局回来后，在凤卧玉青岩召开会议，成立中共浙江临时省委（9月，党中央批准为正式省委），郑海啸列席了会议。浙江临时省委成立后，决定充实浙南特委，郑海啸任特委委员。同时，省委把中共瑞平县委分为瑞安县委和平阳县委建制，并充实和健全了平阳县委领导班子。县委书记郑海啸，委员有邓扫空、林夫、黄耕夫、黄美迎等6人，设组织、宣传、青运、工运、农运、妇运等部。下辖平西、平安、小南、平南、江南5个区委。5月12日，刘英率省委机关秘密迁入温州城区，龙跃带领特委机关秘密驻在平阳北港一带农村。
在省委和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平阳县委抓住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公开发动群众建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团结国民党政府和社会上层的爱国人士，在城乡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号召群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支援前线抗日；抵制日货和查禁奸商漏海资敌；反对汉奸和破坏抗日的贪官污吏；推行“二五”减租；举办战时消费合作社；开办夜校、识字班等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同时，秘密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当时党领导下的平阳抗日救亡团体有：农民抗日自卫队，计4500余人，山门、凤卧等乡参加的有500~1000人；平阳青年抗日救亡团，有18个分团、2600多人，办了一份报纸（后发展为《平报》）和一所临时中学。还有妇女救亡工作团、儿童抗日救亡团，以及工会、农会等团体，全县有组织的群众达3万人以上。到1939年冬，全县党支部从1937年的58个发展到98个，党员从407人增加到1860人，5个区委有4个建立了分区委，全县共建立了12个分区委。郑海啸除主持县委的全面工作外，还亲自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如：当过国民党平阳县党部常务委员的黄强，郑海啸年轻时就与他认识，后来建立统战关系。1937年9月，他在郑海啸动员下，从温州回到家乡水头，组织了北港区抗敌后援会。黄强根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制定了《平阳北港区抗敌后援会的行动纲领》，曾被上海《译报》转载。后来，他出任县抗敌后援会主席，积极支持平阳青年抗日救亡工作，并送儿子赴延安参加革命。曾任过国民革命军十七军二师政治部党务科科长和国民党浙江省临时党部特派员陈强，郑海啸写信给他，请他回平阳工作。陈强是北港闹村人，他从建德回到平阳，以科技界知名人士的身份，当上了县建设科科长。经过他的工作，使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毓与县长徐用建立了联系，多次晤谈国共合作抗日事宜，促成徐用从县财政拨款3000元，作为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北上抗日的经费，并支持儿子赴延安参加革命。北港知名人士王扬西，郑海啸与他是挚友,也是亲戚。1938年3月，平阳县政府成立县政工队,郑海啸动员王扬西参加政工队，县长徐用委任他为副队长。县政工队共40多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秘密成立了党小组。王扬西领导的县政工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抗战初期，平阳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觉悟，激发了团结御侮、救亡图强的民族精神，动员了大批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抗日前线；并推动了社会政治的进步，发展壮大了党的力量，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党务委员会于1939年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报告中称：“平阳北港完全赤化，为全省人士所注意，大有浙江陕北之概。”
为贯彻党中央关于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指示，1939年4月，平阳县委在全县党员中开展“热爱党、拥护召开七大”的思想教育活动，5月2日召开全县党员代表大会，选举出席中共浙南特别区代表大会的代表。5月26日至30日，中共浙南特委在平阳县凤卧乡冠尖和玉青岩召开中共浙南特别区代表大会。会上，郑海啸被选为出席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同时，被选为中共浙南特委常委。同年7月21日至30日，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平阳县凤卧冠尖和马头岗举行。大会选出了出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同时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
在省党代大会召开前一个月，刘英和龙跃找郑海啸谈话。刘英说：平阳党的组织基础好，群众觉悟高，你是特委常委、平阳县委书记，又是当地人，对情况了解，省委决定在你的家乡凤卧召开省党代表大会。大会的安全保卫和后勤工作，就由你负责。郑海啸听了心里十分激动，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参加省党代会的都是省委和各地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和重要干部，如果安全保卫工作稍有闪失，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省委把关系到全省党之命运的安全保卫工作交给郑海啸，充分表达了省委对平阳党组织和群众的信任。随后郑海啸立即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对省党代会的安全保卫工作，作了具体周密的安排。调整交通员，健全联络站。选择一批政治上最可靠的人员，护送各地来的党代表安全到达省委机关所在地；在会址周围数十里内外的主要街镇，建立情报站，侦察国顽军动态，迅速传递情报；反便衣侦探，依靠当地党组织，动员群众注意保密，发现有可疑的陌生人，及时采取监视、防范与应急措施；组织党员配合省委和特委机关警卫人员站岗放哨；布置在国民党机关内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密切注意国民党地方当局活动情况。在后勤服务工作方面，粮食、肉类，由党员分头去街上购买，并秘密送到机关；蔬菜，除购买一部分外，由当地党员和群众把自种的拿出一部分赠送给大会；南北货和海产品，通过凤卧街小商店协助购买送来。代表们和会议工作人员对大会的伙食安排感到很满意。由于做好了安全保卫和后勤服务工作，保证了省党代会的顺利召开，并取得圆满成功。这样规模大、时间长的省党代表大会开完了，国民党当局却毫无所觉。实是浙江革命保卫工作历史上一个突出的成功范例，是郑海啸和平阳人民对浙江党的建设的一大贡献。
（三）
国民党政府为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1939年9月，调反共分子张韶舞来平阳任县长。他一上任就布置取缔一切进步组织，并先从力量较强的山门农民抗日自卫大队下手，指使山门乡乡长和胡仲亷出面，请中共平西区委书记林瑞清和山门农民抗日自卫大队长曾定到乡公所吃饭，企图强制解散山门农民抗日自卫大队。林瑞清派颜庆富请示县委，郑海啸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对颜庆富说：半年前，国民党平阳县当局就宣布农民抗日自卫队为非法组织，现在竟要请农民抗日自卫队的负责人赴宴，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圈套，绝不能去！曾定不听县委指示，去了乡公所，结果被抓捕。接着，张韶舞下令禁止一切抗日救亡活动，并派兵强行查封了《平报》，逮捕了投宿在平报社内的县委宣传部长林夫。
从1940年4月起，国民党顽固派向浙南游击根据地发动了武装“清乡”。国民党浙江省第八区（温州地区）专员张宝琛在平阳北港成立瑞（瑞安）、平（平阳）、泰（泰顺）三县“剿匪指挥部”，以北港地区为重点，向瑞（瑞安）、平（平阳）、泰（泰顺）交界及鼎（福鼎）、平（平阳）边展开“清乡”，他们集中浙江保安第八大队和平阳及附近几个县17个自卫中队的兵力，并抽调特务、政工人员组成500多人的“政治清乡队”随军行动。张韶舞还抽调全县党政军团各机关140多人编成7个突击分队，每个突击分队在一个中队兵力配合下，对北港21个乡分三批进行为期一周的“突击运动”。凤卧、山门、腾蛟、晓阳、天井等7个“赤化”最为严重的乡为第一批“清乡”目标。在“推行新县制，进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幌子下，采取召集乡民大会进行反共宣传，清查户口、编并乡保、更换乡保长，印发良民证，计口授盐，办理联保切结，以及便衣特务四出寻找目标，配合军队袭击等方法，以达到消灭共产党组织，搞垮北港这块游击根据地的目的。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清剿”计划部署，郑海啸同特委书记龙跃研究决定，将一部分武装人员调往根据地侧翼隐蔽，避免暴露目标；调出部分工作人员到平（平阳）、瑞（瑞安）、泰（泰顺）边和反动力量较薄弱的平南、江南两区开辟工作；他们两人带领特委、县委机关留在凤卧一带领导反“清乡”斗争。为应对张韶舞的“突击运动”，县委派出县、区工作人员配合各乡党组织向群众进行深入的宣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和所谓“新县制”、“国民精神总动员”的阴谋目的，动员大家采取各种灵活的方式进行抵制；组织党员实行秘密放哨，警戒国民党便衣侦探和军队，保卫党的组织和领导机关；做好乡保甲长的工作，推动他们表面应付“公事”，敷衍拖延办理联保切结。同时，布置在国民党政权和团体内任职的共产党员参加“突击队”，带动“突击队”里的同情者，从中乘机起分化、阻挠作用，并及时传出情报，使那些被划为“莠民”的共产党员和基本群众得以安全转移。为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龙跃和郑海啸研究决定，并经省委批准，于1940年9月1日，以平阳县委委员林瑞清等个人名义发表了《为反对平阳县长张韶舞杀人放火告全国党政军报学暨各界同胞书》，文章以充分的事实揭露了张韶舞等顽固分子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屠杀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罪行；表明了共产党坚持抗日、团结、进步的严正立场。
群众发动起来后，他们勇敢、机智地采取种种办法，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1940年5月，张宝琛在北港水头街召开瑞（瑞安）、平（平阳）、泰（泰顺）三县县长“清乡”联席会议后，又在凤卧召开民众大会。会上，张宝琛大放厥词，主持人想为张宝琛助威，带头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群众一声不响，沉默抗议。主持人再呼喊口号时，台下群众突然愤怒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大汉奸汪精卫！打倒汉奸卖国贼！”张宝琛、张韶舞等面面相觑，只好跟着一起喊。群众高兴地说：今天会议气死张宝琛，笑煞老百姓。6月，国民党顽固派调了一个中队的兵力到凤卧乡，又集中1000多名壮丁准备搜山。出发前，国民党军中队长将士兵和壮丁集中起来训话，其中一个壮丁利用两天前日军飞机在水头上空侦察后，大家恐惧日军飞机扔炸弹的心理，突然大喊“飞机来了！”其他壮丁也跟着呼喊，趁机一哄而散，搜山计划也就告吹了。
由于特委和县委领导应对得当、措施得力，加上广大群众的抵制、反对，张韶舞搞的“突击运动”在大部分乡一无所获，不了了之。仅有个别地区遭到严重摧残， 30多个党支部被破坏。特委、县委机关仍然安全在北港活动。在这段时间里，平南、江南两区和瑞（瑞安）、平（平阳）、泰（泰顺）边的一些地区，党的工作还有了新的发展，共建立了近40个支部。
1940年10月，中共浙南特委书记龙跃接到省委书记刘英的来信和转来的党中央及东南局的文件指示抄件。中央文件是中央书记处于1940年7月7日发出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组织上的隐蔽政策和精干政策。”东南局指出：“国民党统治的地区要严格执行党的短小精干政策，要长期埋伏，保存和积蓄我们的力量，在必要的时候，配合全国斗争，争取最后胜利。”郑海啸协助龙跃在平阳玉青岩和山厂举办了两期特委和县、区委干部训练班，学习贯彻党中央和东南局指示的隐蔽精干政策。同月，根据特委指示，平阳县委率先改为特派员制，郑海啸为县特派员，县委各部长改为干事，区委改为联络员（为记述方便，下面仍称县委、区委）。郑海啸把党的工作高度集中在特派员领导之下，对重要据点、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工作和重要统战关系等，实行单线领导。建立工作巡视制度和交通情报组织；精简县、区机关人员，并对基层党组织按隐蔽原则进行调整整顿。
为了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清乡”，实行武装自卫，郑海啸将县、区委武装人员组织为武装工作队，亲自兼任县武工队队长、政治委员。武工队的任务是保卫县、区委机关，镇压汉奸和其他反动分子，开辟新地区和恢复遭摧残的老地区，护送干部和重要文件，为武装抗日准备条件。郑海啸要求武工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努力学文习武。学文化，以山地作纸张，以树枝当笔练习写字；学武术，在学过武术的郑海啸和林瑞清等指导下，大家互学互练；学射击，就是拿着小石头，站在不同的位置投向目标。郑海啸特别强调摆石头阵，用石头砸敌人，既省子弹，威力又大，杀伤力强。此外，提倡练沙袋，在条件允许的夜行军时，小腿捆扎沙袋，进行长期训练，一旦沙袋解掉，双脚行走如飞。平阳武工队队员人人学武术，不但增强了体质，而且在短兵相接时，有效地战胜敌人，保护自己。这是郑海啸在困难时期创造的练兵方法，后来兄弟县也学着做，许多同志还赞许这是平阳的“土特产”。
郑海啸还布置县、区委机关和武装人员一律都在晚上活动，并提出一套行军宿营的规则：出发前，经过调查研究看好地图后，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弯路，有时向没有路的山上爬；互相间除了规定的联络记号外，禁止讲话、咳嗽和吸烟、点火；将要到宿营地时，先指定一人专门对付狗叫；进入群众家里，先遮好门缝和窗口，然后再点灯。人员在室内无事不轻易走动，室内外隐蔽哨配合群众分头放；离开宿营地前烟蒂纸屑收拾干净，用的东西全部处理好恢复原样，连茅坑也要撒上柴灰和铺上杂草，不让过多的新粪便暴露在上面；等等。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对浙南游击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他们在浙南成立了“第五绥靖区”（隶属于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在北港水头设立福鼎、平阳、泰顺“三县督剿办事处”，而且还特地在郑海啸的家乡凤林村设立“剿共办事处”。平阳除了原来的浙江保安第八大队外，又增调浙江保安第三团到北港作进攻主力。他们改变过去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而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进攻为辅，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声言要在六个月内“消灭”浙南共产党。与此同时，党内又相继有人叛变，特别是县委组织部长施泽民被捕叛变，全县党组织名单几乎全被出卖。国民党顽固派利用这些叛徒引路，不断地搜山“围剿”，烧杀抢掠，残酷摧残县、区机关和武工队活动的基本地区。
面对这种极端险恶的形势，郑海啸毫无畏惧地日夜坚守自己的战斗岗位。他竭力想方设法，采取各种应急措施，尽量减少党和群众的损失。及时派人将被叛徒出卖、遭国民党政府通缉的苏松、郑志偶等地方干部脱产接入队伍。更加严格地贯彻执行隐蔽精干政策，带领全县党员干部和武工队，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
1941年7月，刘英带领部分省委机关人员来浙南地区检查工作，与特委机关、平阳县委机关一起行动，住在吴小垟等地方。郑海啸特别关注省、特委机关的安全，在山头上增加瞭望哨，又派警卫人员配合群众站岗。还布置平安区委书记吴可邦和当地党支部，每天派出群众分头到平阳坑、腾蛟、水头等地探听消息。7月13日，吴可邦派其弟吴可寅去腾蛟探听消息和为县委购买物品，清晨，吴可寅在包垟口遇上国顽军，强迫他带路去包垟、吴小垟。吴可寅故意将国顽军引过老虎垟、后岗山、东山，在山头上兜了一大圈，以拖延时间，让岗哨发现，及时报告。郑海啸同时接到群众报告的，还有从水头和瑞安方向来的两路国顽军，也向吴小垟包围来。在刘英指挥下，郑海啸布置县委警卫人员作后卫，自己引领省委、特委和县委机关人员，从荒山密林中安全转移出去。国顽军一个营分三路包围吴小垟扑了空，他们当场枪杀了当地群众洪玉甫等3人，逮捕群众57人，烧毁房屋67间。被抓群众押到水头北港区署里，受了严刑拷打，没有一个人说出共产党曾住过吴小垟。结果，林仁满夫妇等６人壮烈牺牲。
从吴小垟突围出来的省委、特委和县委机关，转移到凤卧赤砂桐树湾。7月16日清晨，国顽军一个团从内塘、山门、公阳等地分六路包围了赤砂。山下群众给郑海啸送来情报：从水头来的有好几百国顽军进入内塘，正向赤砂岭攀登。接着，山上王窟尖党小组也给郑海啸送来情报：从山门来的也有好几百国顽军，其前锋快到王窟尖了，距桐树湾仅两里路。郑海啸向刘英、龙跃汇报后，刘英立即下令大家清理场地，归还借物，火速到屋后树林里集中。郑海啸和刘英走到屋后时，晨雾中见王窟尖岗背上隐隐约约地爬上了好多戴钢盔的国顽军；下方的内塘赤砂岭山路上，一队长蛇似的国顽军在稀疏的树林中蜿蜒而上。赤砂的要道均被国顽军封锁了，在当地群众指点下，由熟悉地形的郑海啸带路，避开国顽军视线，从没有道路的半山腰树林中冲出去。他们连续跑了十七八里山路，非常疲乏，快到了山顶，刘英招呼大家休息一会。郑海啸马上建议道：这里不能休息，上方山背后一条大路直通公阳，那里驻有国顽军，如果他们从公阳那边向赤砂行进，正好堵住我们的后路。刘英马上叫大家站起来说：“听老海的，继续前进！”并带头向山背上方内侧跑去。他们这一跑，正好赢得了几分钟的时间差。从公阳那边赶来的大队国顽军，排着三路纵队，抬着重机枪，正在刘英他们刚才休息的地方不到100米的大路上，大踏步地从外侧山背后绕到山前。而刘英等却从山前的内侧转入山背后，几乎是与国顽军擦肩而过，大家说：真是好险！当晚，大家安全转移到平溪。次日晚上，刘英即动身返回温州，龙跃同时率领特委机关转移到瑞安五云山、沙门山和永嘉纸山地区。
后来，国民党顽固派知道在吴小垟和赤砂桐树湾两次包围的竟是共产党的浙江省委、浙南特委、平阳县委机关人员，而且有他们多年来调集十多万军队，并高价悬赏要抓捕的刘英、龙跃、郑海啸等人，竟能在重兵包围下，全部安全撤离，感到万分的惊奇和懊丧，从而引起内部互相指责和埋怨，闹了好长时间。士兵暗地里骂官长无能，指挥失误，害得他们在山头上跑来跑去，几天不能睡个安稳觉。官长指责士兵是饭桶，上千人竟抓不住已被包围了的几十个共产党，难道他们会飞？可是，老百姓说刘英他们就是会飞，那天，他们亲眼看见刘英带领大家从后门飞出去。由于老百姓痛恨国民党顽固派，无限热爱共产党，以后更是有声有色地把刘英会飞的故事说得更加神奇。
郑海啸在平溪与刘英、龙跃分开活动后，带领县委机关几经转移，于同年8月初进驻凤卧冠尖新楼。8月19日，驻在水头和腾蛟的国顽军300多人，从凤卧二尖、凤林、内塘、玉青岩、金岙五路包围冠尖，封锁了所有的路口。清晨，县委炊事员正在烧稀饭，有群众跑上来向郑海啸报告：凤林岭上来很多国顽军，现在正进入岭边屋子里搜查。郑海啸分析，大队国顽军从明处凤林岭大路上了冠尖，在冠尖山其他各路的暗处定有埋伏，立即带领县委机关18位同志，迅速地跳入新楼前密林中的坑沟向下撤出。当最后一位同志跳入坑沟时，大队的国顽军从凤林岭的岭边山沟小路向新楼爬上来，当中仅隔一座小山岗。新楼房东黄芳兰对国顽军斗争很有经验，她把同志们丢下的小件东西收藏起来，还将一把从反动分子那里缴来准备化装时用来不及带走的拐杖刀，藏进烟囱里，又在饭锅里倒进许多蕃薯藤叶，把大锅的稀饭搞成了猪食，使国顽军找不到破绽。国顽军搜遍了新楼的每个角落，又搜遍了冠尖地方每座屋子，连柴垛也翻开看，几百个国顽军在冠尖这个只有几十户的小地方折腾了大半天，什么也没有找到，最后，他们无可奈何地抓了30多名群众走了。这次，正如郑海啸分析的，新楼后面冠尖山各路口均有国顽军埋伏，县委机关只要从新楼后山撤出，马上就会暴露目标。郑海啸带领县委机关从新楼前坑沟撤出后，在凤林的坑底宫隐蔽了一天，于当天晚上转移。有讽刺意味的是，坑底宫下面便是国民党顽固派设在凤林的“剿共办事处”，与坑底宫相距不到300米。
郑海啸等在吴小垟、赤砂桐树湾和冠尖地方，三次被一个营至一个团的国顽军包围住，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安全转移，许多人称赞郑海啸真不愧是个“小诸葛”。郑海啸连连摆手说：都是群众真诚的支持与掩护，使国顽军有耳听不到我们的信息，有眼看不见我们的行踪，我哪敢当什么小诸葛。
1942年2月15日，国民党开始对瑞（瑞安）、平（平阳）、泰（泰顺）三县展开“会剿”，平阳基本地区周围布满了国顽军。有保安部队的一个连紧紧追逼县委机关。3月1日夜，一片漆黑，寒风刺骨，细雨夹着“雪米”，在当地党员帮助下，郑海啸带领县委机关，踩着江边又滑又狭的泥泞小路，在官岩渡上船渡过飞云江，进入瑞安梅山活动。天亮时，国顽军追到飞云江南岸，封锁沿岸渡口，检查渡船，两岸交通遂为断绝。他们哪能料到郑海啸早己带领县委机关人员过了江，摆脱了他们的包围。
同年3月，龙跃带领特委机关从永嘉纸山到瑞安梅山地区长寮山，在深山老林里，郑海啸和龙跃两位战友会在一起。龙跃沉痛地告诉郑海啸，2月8日刘英在温州城区被捕和省委机关被破坏及郑海啸的小儿子郑一平同时被捕的消息，郑海啸悲痛万分。省委机关被破坏和刘英被捕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向浙南基本地区进攻。这时，摆在浙南特委领导人面前一个紧迫问题，是今后该怎么办？在长寮山上，龙跃召开特委常委郑丹甫、郑海啸等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有两种意见：一是国民党重兵已深入到基本地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基本地区日益缩小，难于在农村坚持斗争，主张领导人分散活动，秘密转入城市隐蔽下来，以待时机。二是城市是国民党统治力量最强的地方，易于出事，应该接受省委被破坏的“温州事件”教训，坚持农村地区斗争。郑海啸坚决主张坚持农村地区斗争，他说自己在农村斗争十多年，了解基本地区群众一心向党，支持革命。目前的斗争虽有困难，只要团结起来，克服困难，坚持斗争，必然胜利。他还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红军挺进师和浙南党组织在农村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事例，态度鲜明地表示决不能放弃农村阵地，领导人必须在基本地区坚持斗争，直到胜利。经过充分讨论，最后统一认识，要坚决执行隐蔽精干政策，继续坚持农村地区的斗争。这次会议还研究确定了今后工作部署，其中一项是，由郑海啸负责组建瑞平区委，以加强梅山地区的工作。梅山是瑞（瑞安）、平（平阳）、青（青田）边界的山地，战略上回旋余地宽广。早在1937年3月，郑海啸任瑞平县委书记时，就开始派人到梅山活动，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为建立梅山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长寮山会议后，郑海啸认真执行会议的决定，组织力量加紧工作，于同年7月建立瑞平区委。到1945年瑞平区共建立了30多个支部，党员200多人，成为浙南特委的一个重要活动基地。1947年改为梅山区，作为特委的直属区。
郑海啸带领县委机关在梅山活动了一段时间，1942年4月回到平阳基本地区。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实行移民并村政策，强行拆除基本地区群众房子，强迫基本地区群众迁移到他们指定的地区，昔日鸡啼狗吠、炊烟袅袅的村庄，变成断垣残壁，寂静无声。郑海啸给特委书记龙跃的信中写道：“我们……经过迂回曲折，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回到平安区，一路上看到基本地区到处颓壁残垣，寂无人声，一片荒凉，触目惊心。敌人用如此残酷的手段，只能激起我们的同志和革命群众对阶级敌人的同仇敌忾，任何困难我们都不怕，下定决心为党的事业坚持斗争到底！”郑海啸面对顽固派的疯狂进攻，基本地区遭到残酷摧残，而无所畏惧，向党表示要克服任何困难，在农村坚持斗争直到胜利的决心。他在平安二分区（龙尾、岭门一带）与洪汝兰等平安区武工组会合后，召开临时会议，贯彻长寮山会议精神，决定分三组行动，恢复老区工作。他在会上提出：首先要做群众工作，夜里分头下山去移民居住点找可靠的老关系户，了解群众思想动态，调查社会情况，动员思想好、胆子大的群众带头回山区重建家园。其次，要找好的或比较好的乡保长谈心，向他们宣传共产党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立场，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革命老区实行“三光”政策、残害人民的罪恶事实，争取他们站在人民的一边。对于在“清乡”中站在人民一边的行为，要给予适当的表扬。第三，对死心塌地跟国民党顽固派走的乡保长、特务、叛徒，要择机镇压，为民除害。会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胆子大的老农民和青年带头上山耕耘，上山的群众逐渐多起来。到7月日军第二次占领温州，国民党政府忙于逃命，老区的群众大都回山，忙着伐木割草搭茅棚。有的青年农民白天边劳动边放哨，晚上跟武工队员一起睡岩洞。大家互相帮助，生产劲头很高，遭摧残破坏的老区逐渐得到恢复。与此同时，各武工组择机镇压了一些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气焰，振奋了群众革命意志，原来动摇不定的乡保甲长的态度大都有了转变。
1940年至1942年间，郑海啸连续失去三个亲人。他的妻子、平阳县委凤林交通站站长金澄梅，为严守党的秘密，被国顽军用枪托打成重伤不治而死。他的胞弟郑志荫带领一个武工组到公阳开展工作，遭国顽军包围追杀，并割去头颅送到大峃悬竿示众。他的大女儿郑明德，1941年7月，随武工队到平西区工作，完成任务返回县委机关途中，在公阳遇到大队的国顽军包围被捕。郑明德被捕后，武工队同志多次向郑海啸要求去平阳劫狱，救出郑明德。为了保护大家安全，避免更大的损失，郑海啸坚决拒绝大家的要求。郑明德在监狱里表现得极为坚强，经受了县长张韶舞种种威迫利诱和严刑拷打，她坚贞不屈使敌人一无所得。老奸巨滑的张韶舞，又使出一个更加恶毒的办法，他托人捎信给郑海啸，要郑海啸写一封信给他，只需说明郑明德年小不懂事，就可以释放。郑海啸十分干脆地回答捎信者：我们抗日，他们反共，没有什么好写的。张韶舞不死心，第二次捎来信，说只要郑海啸写上“请释放”三个字，郑明德马上可以出狱。郑海啸明白张韶舞想拿这三个字在群众中大做文章，破坏共产党的声誉。世上哪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子女，但郑海啸果断地认为决不能拿党的原则做交易，他坚决地回答：一个字也不写！1942年6月27日，郑明德就义于平阳县城。国民党顽固派还烧了郑海啸的房子，挖了郑海啸的祖坟。所有这些，丝毫动摇不了郑海啸革命到底、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信念。
1942年12月，郑海啸带部分干部到特委机关向龙跃汇报工作，并研究决定调整县、区机构。特派员郑海啸兼任组织干事，苏松任宣传干事，洪汝兰任巡视员，林瑞清任武工组政委。1943年1月，郑海啸回平阳召开县委会议，传达贯彻1942年11月10日《中共浙南特委关于当前浙南党的中心任务的指示》，讨论决定在军事上切实避免引起敌人进攻；政治上加紧争取中间势力；在恢复老区工作的同时，加紧开展瑞平区及沿海边缘地区工作；加紧党内教育，加强对武工组的领导，和寻找各方面联系等。1943年8月，特委发出《关于整顿三风运动给各级党的指示信》。11月，郑海啸决定由苏松、郑志偶负责，集中平安区和武工组人员，在北尖和古岭举办整风训练班。1944年11月，郑海啸与郑志偶一起主持，在马田、大埔举办整风训练班，全县大部分干部参加了学习，历时一个月。经过整风学习，进一步统一了党员的思想认识，改进了工作作风，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拓展了党内外工作，全县工作得到新的进展。
1944年9月，日军第三次侵占温州。驻在温州市区的国民党军队早就闻风逃离，国民党政府机关也早就纷纷搬迁到各地农村。郑海啸对墨城党支部林岩钏说：施泽民叛变后，带兵摧残平阳各处基本地区，破坏党组织，惟独没有带兵去墨城地方，他自以为给自己留条后路。现在温州沦陷了，他在温州也混不下去，很有可能去墨城，你们要注意了解，做好准备，除掉这个叛徒。果然不出郑海啸所料，施泽民携带妻子等四人从温州潜回平阳，偷偷地窜到墨城山门岭脚，躲进僻静的新堂（尼姑庵）里。当天傍晚，墨城党支部获得施泽民到来的消息后，组织人员乘机击毙了施泽民，使这个罪恶累累的叛徒得到应有的下场。施泽民被击毙后，反动分子震动很大，特别是曾经出卖过组织、带兵摧残基本地区的叛徒，心惊胆战，不得不考虑自己将来的下场，有的外逃，有的称病，惶惶不可终日。
自1939年冬到1945年，国民党顽固派对平阳，特别是对北港地区持续六年之久的“清剿”。以郑海啸为书记的中共平阳县委，正确执行了党中央的隐蔽精干政策，不但保持和发展了原来的基本地区，而且开辟了一些新区，发展到平（平阳）、瑞（瑞安）、青（青田）边界；全县党的组织（不计瑞平区），由1943年的34个支部、293名党员，恢复发展到1945年的40个支部、362名党员。保存积蓄了干部和武装力量，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为迎接新的斗争任务，夺取革命胜利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郑海啸根据特委指示，于1945年9月撤销特派员制，恢复委员会制。恢复后的中共平阳县委由郑海啸、洪汝兰、苏松、林瑞清、郑志偶等5人组成，郑海啸任书记。接着，县委撤销了各区联络员，恢复区委会。为配合党中央同国民党政府谈判，仍继续执行隐蔽精干政策，把抓紧时机恢复被摧残地区，开辟新区，整理党组织，发展革命力量为县委的主要工作。主要干部带领工作组，分赴平安、平西、小南、瑞平等区，整理恢复党组织。对于被破坏不很严重，还有少数支部或党员在起作用的地区，在进行思想教育的基础上，作政治审查和组织整理，建立和恢复经常的上下级联系，加强党在群众中的作用；对于被破坏比较严重，虽有少数党员存在，但不起作用的地区，经过调查弄清情况，教育党员提高革命积极性，恢复或重新建立党支部；对于坚持下来的基本地区，一方面积极巩固党组织，另一方面也进行必要的组织整顿，以提高党支部的战斗力。在整理党组织的同时，对革命烈士家属和受到摧残损害的同志及群众进行慰问，鼓励他们继续革命，并尽可能给予一些物质上的帮助，以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对经不起考验，履行自新手续，虽没有出卖过党的机密，也没有干过坏事的人，以及做过坏事，现已痛改前非有了悔悟表现的人，欢迎他们继续革命，但不承认为党员，也不吸收其入党；对个别出卖党组织，危害极大的叛徒，则予以坚决镇压。同时，有计划地吸收，特别是吸收在反顽固派斗争中表现勇敢忠诚的贫苦工农、知识分子、劳动妇女入党。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到1946年年底，全县共恢复和建立党支部69个，大批失去联系的党员又恢复了组织关系，同时新发展党员189人。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的全国内战爆发后，浙南特委根据华中分局关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解放区军民自卫战争的指示和浙南的实际情况，为实现长期执行隐蔽精干政策向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于1946年10月20日作出《对今后任务的决定》，提出加强思想建设，加强对党支部领导，大量培养干部，发展党组织，开辟新地区与加强城市工作，积极开展群众运动，加强统战工作，开展军队工作等“八大任务”。郑海啸参与《决定》的制定，并认真贯彻执行，领导平阳党的组织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为开展游击战争、夺取革命胜利作好准备。
为加强思想建设，1947年3月开始，郑海啸组织县委领导干部开展整风学习，领导大家学习党的整风文献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结合实际，各人写出自传和反省总结，小组中讨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7月、12月，先后举办两期整风学习班。参加学习的为县、区一般干部和新参加革命工作的知识青年干部。通过学习，进一步认清形势，增进团结，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树立对开展游击战争，夺取革命胜利的决心和信心，迎接艰巨斗争任务的到来。
在恢复老区和开辟新区工作方面，1947年1月，郑海啸亲自拟定恢复老区和开辟新区工作计划，要求各区在恢复巩固老区工作的基础上，努力开辟新区。在开辟新区工作时，注意填补平阳与邻县之间和县内区与区之间的空白地带，使分散的地区逐步成片连接起来。是年冬，平阳游击区东至墨城、西湾，西至吴垟、山垟交界，南至玉苍山、鲸头，北至瑞安高楼、梅山一带，形成一片广阔的地区。
对群众工作，郑海啸不仅强调宣传发动，更注重把群众组织起来。在农村组织农联会、民兵、妇联会等群众组织，开展减租减息和抗丁、抗粮、抗捐、抗税及反对恶霸地主的“一反两减四抗”斗争。在城镇和各中等学校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做好统战工作，通过各种途径向各界著名人士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争取他们支持游击根据地的斗争。
郑海啸十分重视扩建武装队伍。原来的县武工队只有几十人，在避强打弱、避大打小的方针下，武工队原来主要消灭小股的“清乡”兵和镇压一些极端反动的乡、保长和特务的任务，已不能适应游击战争发展的需要。按照特委指示，将县武工队扩编为浙南第十区队，区队长郑子雄，教导员苏松。为了培养军队干部， 1947年和1948年分别派出干部参加特委举办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1948年8月，浙南第十区队三个小队扩编为三个分队，区队长颜庆富，教导员黄嘉斌。1949年1月又扩编为浙南游击纵队独立大队。同时，县委警卫班扩编为警卫分队，又从分队扩编为中队，中队长华业都，政治指导员陈声録。
为了吸收和培养干部，郑海啸要求各级领导，深入调查了解家住游击区内及游击区附近的温师和平阳各中学的学生情况，对进步的青年学生作个别工作，加以培养。根据不同的对象，有的由县委直接联系，有的布置各区委考察和培养，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发展党员和吸收入伍。还开展温州城区中学的学生工作，吸收进步的知识青年来平阳工作。1948年12月，县委在平安区王坛举办首期知识青年干部训练班，经过一个多月学习，结束后分配工作。大家在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前，郑海啸几乎与每位学员进行了个别谈话，鼓励好好工作。以后又举办了三期青训班和两期妇女干部培训班。此外，各区委也举办了干部训练班。
1945年和1947年，由于县委两位主要干部林瑞清、洪汝兰先后牺牲，县委领导力量比较薄弱。郑海啸报经特委批准，1947年7月增补郑子雄、华业都、屠德川为县委委员，1948年又增加徐宪买为县委委员。1947年重建了遭破坏的平南、江南区委，之后对各区区委都及时进行了调整、充实。
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郑海啸参加了1947年10月与1948年4、5月间的中共浙南特委第八、第九次扩大会议，研究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步骤和部队建设、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等。他回到平阳后领导武装部队主动出击，采取灵活的战术，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
平阳是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列为全省19个“清乡”重点县之一。1947年11月，平阳成立“绥靖委员会”，同月，成立县自卫队总部，下设6个中队18个分队；11月26日，又决定年内建碉堡68座，组织情报网。国民党反动派在平阳的兵力，有浙保四团、自卫队、保警队、警察大队、盐警队、水警队、税警队、护渔队、便衣队及各乡的警备班等共1400多人，其中多数分布在北港。
1948年2月，浙南第十区队第一小队化装为国民党保安团，智缴山门自卫队枪支，使水头街敌人失去了犄角之势，进一步打开平西工作局面；4月，浙南第十区队第三小队在曹村消灭了瑞安仙降区自卫队，扫除了平安区在曹村工作的障碍；8月，浙南第十区队第一、二分队夜袭灵溪警察所，给群众以很大的鼓舞，加快了中共平南区委对恢复老区和开辟新区工作的开展；11月，浙南第十区队30多名战士，在当地民兵配合下，于晓坑岭打垮了装备精良的浙保四团二营300多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在这次战斗中，郑海啸倡导的“石头阵”大显神威。第十区队组织当地民兵在晓坑岭半山上垒上好多个石墩，石墩外面用“甲”字形的木架拦住，系上大麻绳，木架里装满石头，便成了个大石墩。当敌人被战士打散企图重新组织兵力反扑时，山上民兵把大石墩麻绳砍断，石墩里的大石块带着山坡上的石块，犹如山塌峰倒，黑压压的铺天盖地而下。敌人吓得魂飞魄散，抛掉武器和物资漫山乱窜。浙保四团二营被打垮的第二天和第三天，浙保四团又两次派兵到晓坑妄图报复，均遭到浙南第十区队的伏击而狼狈逃跑，丢了不少武器。浙保四团团长气得发昏，叫来北港区长，把所有火气都向他发泄：你们这个鬼地方，没有一个不是共产党！
郑海啸还亲自指挥了穹岭头和石溪岩两次重大战斗。1948年6月，郑海啸带领县委机关20多人驻在山门大岙村双吊岗，随县委机关一起行动的有浙南第十区队第一、二两个小队和青年组学习班共100多人。清晨，哨兵和当地群众跑来报告，山下有四五百敌人从大岙和土地公山向双吊岗包围上来。鉴于敌众我寡，不宜打硬仗，郑海啸即令浙南第十区队队长郑子雄带领第二小队占领后山顶，掩护县委机关和青年组学习班及第一小队撤退。郑海啸临走时，对郑子雄说：双吊岗地势险峻，山坡陡峭，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相机“摆石头阵”。敌人用机枪和步枪向山顶乱打一通后，改用手榴弹往上扔，同时，队伍分散开向山顶爬行。敌我距离越来越近，这正好是“摆石头阵”的良机，郑子雄指挥战士改用石头打。高山滚石头，石块沿着峻峭的山坡蹦跳起来一丈多高，飞在空中呼呼作响，落在地上立即砸沉一个大窟窿。接着，石头又重新蹦跳起来，带动旁边小石头一起往下滚，吓得敌人抱头逃窜不敢冲上来。郑海啸从双吊岗突围后转移到穹岭头附近峰岗地方。当地同志报告刘正发率领的青景丽县队也在附近活动。郑海啸与刘正发等见面后，地方交通员送来情报，浙保二团有一个连100多人向穹岭头行进。敌人是来追击从双吊岗突围出来的中共平阳县委机关的，但还没有确切的目标。郑海啸和刘正发商量决定，两支部队合作，共同打一次伏击战。下午2时，敌人从穹岭头进入伏击圈，首先和青景丽县队接上火。浙南第十区队从山坡横冲到沟边，插入敌人阵地。敌人受到前后夹攻，有20多人举手投降，其余向五十四都方向逃跑，第十区队和青景丽县队乘胜追击，杀伤了不少敌人，缴获了许多武器。穹岭头战斗后，敌人的小股武装力量再也不敢随意进入游击区。
1949年1月23日，郑海啸获悉，敌人有两只民船的军用物资，从瑞安县城运到平阳坑，然后陆运到文成。押运的是浙保二团一个连。郑海啸立即召开会议，并派人察看地形，决定在石溪岩地方伏击。他与部队一起进入阵地，部署兵力，以逸待劳，等候敌人到来。24日下午1时30分，敌人完全进入了伏击圈，独立大队第二中队对准敌人的后卫和主力猛打，截断了他们的退路。敌人主力被切成几段，有的退回躲在石溪岩底下，有的跳入江里向溪滩逃跑,有的向大垟口方向钻。这时，埋伏在各处的战士用机枪扫射大路和溪滩上的敌人，山头上的民兵喊杀声震天。敌人走投无路乱作一团，最后在一片“缴枪不杀”的喊声中，连忙丢了枪举手投降。这一仗，除了缴获敌人许多武器外，还有军棉被、军棉衣各358套和其他军用物资。40多个被国民党军队抓来挑东西的民夫，在补发发给他们工钱时连声说共产党真好。石溪岩伏击战，不但消灭了浙保二团一个连的兵力，改善了游击队的装备，更重要的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补给线，围困和孤立驻在文成的敌人。郑海啸把这次战斗缴获的6挺轻机枪，给浙南地委送去5挺,支援浙南游击纵队。还把军棉被、军棉衣分送给遭摧残的老区群众。
1月31日，浙南游击纵队独立大队和青景丽县队及平西区、泰东北区、文成等地民兵，攻下位于瑞安、平阳、文成通往泰顺交通要道的珊溪碉堡，使瑞（瑞安）、平（平阳）、文（文成）、泰（泰顺）四县游击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的3、4月间，郑海啸参加浙南地委第十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学习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重点研究了解放浙南的方针政策和军事部署，决定首先解放温州，然后四面开花，解放浙南全境。地委扩大会议期间，4月1日，召开了各界代表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浙南人民临时行政委员会，作为浙南人民临时最高行政权力机构；15日成立浙南行政公署，负责在行政委员会闭会期间处理一切政务事宜。郑海啸先后分别被选任行政委员会和行政公署副主席。
这时，温州城内共有敌军2000余人，国民党温州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在酝酿起义。在飞云江南面的敌军主力，有浙江保安第二旅旅部及第五团约八九百人，驻在平阳县城及鳌江镇；浙保四团800多人驻文成大峃和瑞安平阳坑；浙保六团800多人驻北港水头。此外，平阳县自卫总队6个中队分驻在鳌江、宜山等地。为能顺利解放温州，防止浙保四团由文成大峃突围顺飞云江东下配合平阳城内的敌人作最后挣扎，地委决定由常委郑海啸率领平阳县委警卫队和当地民兵，扼守飞云江中游峃口至营前一段水陆要道阻击敌人。
郑海啸从地委机关返回平阳后，主持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地委扩大会议精神，全面部署解放全县的各项工作，调整充实了县、区机构，建立城镇工作委员会。同时宣布地委决定苏松、郑志偶任县委副书记。接着加紧争取浙保六团起义和阻击浙保四团。
1949年3月，国民党增派浙保六团到平阳、瑞安，六团团部和第三营驻瑞安马屿，第二营驻平阳坑，第一营驻平阳北港水头街。郑海啸认为浙保六团三个营驻地均在游击区包围中，只要加强政治攻势，策动他们起义是有可能的。4月初，郑海啸以县委书记的名义写信给浙保六团团长洪彪，向他分析形势，要他弃暗投明，率部起义。同时，县委通过进步人士苏尚田，经常向浙保六团二营寄发《浙南周报》、《新民主》等报刊。不久，六团团长洪彪回信，派二营副营长罗时新的传令兵张阿江来联系。洪彪在信中表示愿意率部起义，但需要一些时间向下属做工作，其他情况张阿江讲不清楚。于是，郑海啸写了复信，肯定洪彪的起义表示，希望他当机立断，并要他将团部移到平阳北港水头街，以便联系，同时要求派一名负责的代表来谈判。４月下旬，洪彪派副营长罗时新到王坛村。郑海啸接见了他，向他宣传共产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并招待他吃了中饭。罗时新回去后，洪彪便将团部移到平阳北港水头街。
为了与洪彪及时联系，促使他起义，郑海啸邀水头民主人士王扬西到王坛，请他帮助策动六团起义工作。这时，浙保二旅旅长陈柬夫命令洪彪把驻在水头街的一营调往鳌江，还要他本人立即赶往平阳坑，派兵接应驻在文成的浙保四团撤出,然后两个团都在鳌江集中待命。洪彪通过王扬西向平阳县委告知上述情况。郑海啸立即通知洪彪抗命，并把六团的二营和三营转移到北港水头街集中，准备起义。洪彪接受平阳县委的意见拖延不去平阳坑接应浙保四团撤出，同时，将全团集中于北港水头街（可是一营已被陈柬夫调往鳌江）。5月6日，县委决定派副书记苏松、民运部长郑子雄先后赴水头，就近与洪彪面商，敦促他及早起义和处理起义中的具体问题。
5月8日，洪彪率全团官兵849人起义，按县委提出的要求，解除了国民党北港区刑警队武装，枪决了其中5个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国民党北港区区署和区自卫队100多人，随浙保六团一起起义。起义官兵的武器后由浙南游击纵队独立大队点收，计迫击炮4门，重机枪8挺，轻机枪59挺，冲锋枪35支，手枪50支，步枪510支及一批弹药、报话机等。浙保六团起义，标志北港区解放，并大大缩短了平阳解放时间。
驻在文成大峃的浙保四团获悉5月7日温州解放消息后，于5月8日凌晨，仓皇向瑞安逃窜。郑海啸率县委警卫中队和民兵在营前部署兵力进行拦击。经过激烈战斗，击溃敌人前卫连，俘敌几十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其余的敌人向瑞安马屿窜逃，12日在马屿放下了武器。
继北港解放后，5月9日，南港解放；5月10日，江南解放。曾表示要死守平阳的浙保二旅旅长陈柬夫，于5月10日晚率残部逃离平阳县城，从鳌江下海逃跑了。县长罗杰此前曾派代表吴勃与平阳县委代表进行投诚谈判，他来不及与其派出的代表接上头，彷徨无措，也跟着陈柬夫走了。5月12日浙南游击纵队第一支队进抵平阳县城，宣告平阳县城解放。13日上午，郑海啸率领县委机关干部和武装人员200多人，从西门进入县城，各界人民夹道欢迎。5月13日，平阳重镇鳌江解放。至此，除南麂和台山列岛外，平阳全境解放。
郑海啸连续担任14年中共平阳县委书记，在异常艰难困苦环境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不断加强党的建设，1949年，全县有党支部223个，党员3124人。坚持统一战线工作，积极争取正义进步人士的同情与支持，把许多国民党的基层政权争取过来为革命服务。坚持武装斗争，从山区到平原，逐步建立农村游击根据地。郑海啸亲自建立的平阳武装力量,发展到千余人，其中，独立大队成为浙南游击纵队的主力之一。至1949年5月，在平阳境内，在瑞（瑞安）、平（平阳）、文（文成）、泰（泰顺）边界，所有国民党军队都被解除了武装，终于在平阳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五）
解放后，县委机关迁入县城，郑海啸立即投入新的紧张繁忙的工作，组织人员接管国民党平阳县政府及其下辖单位的人、财、物和文书档案，筹建全县各级人民政权。1949年5月20日，成立平阳县人民政府筹备委员会，郑海啸为主任。27日，成立各区人民政府筹备委员会。为了支援解放军部队南进作战，6月16日成立平阳县支援前线委员会，郑海啸兼任主任，积极组织力量筹集粮食、马料、柴草和其他军用物资，及组织民工运输等工作，保证了部队的供应。随军南下干部到达平阳后，郑海啸热情接待，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教育本地干部要同南下干部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搞好平阳的工作。
7月，中共浙江省委决定浙南地委改称中共浙江省第五地委（10月改称温州地委），并充实调整领导成员，郑海啸为地委常委。7月下旬，郑海啸在温州参加浙南地委会议，二十一军政委康志强派车把郑海啸接到军部，告诉他一个喜讯：他的儿子郑一平（学仁）在上海第九兵团司令部工作，同时将郑一平的信转交给他。郑一平自1941年调到省委机关工作，1942年与刘英一起在温州被捕后，就和家里失去了联系将近10年，是生或死全无音讯。现在，郑海啸知道儿子还在，而且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家人均参加革命，感到万分的欣慰。由于大家都忙于各自岗位的工作，至1950年，郑海啸一家人才相会于杭州。
8月26日，浙江省第五区（温州）专员公署成立，郑海啸被任命为专员公署专员。此时，温州全境解放不久，盘踞在温州地区的国民党残余反动势力尚未彻底摧毁，一些特务、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国民党长期反动统治遗留下来的物价飞涨，工厂停工，工人失业，农村农副产品滞销等问题严重存在。在中共浙江省第五地委统一领导下，郑海啸主持专署工作，作风民主，平易近人，联系群众。他同两位副专员团结合作，大事集体研究，具体工作放手大家干，团结专署一班人，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调配干部，搭建政府机构，支援解放军南进作战，开展剿匪反霸，打击金融投机，恢复与发展生产，建立国营贸易公司，开展城乡交流，搞好贸易，稳定物价，贯彻合理负担（征收公粮），实行减租等，努力完成地委和省人民政府部署的各项任务，社会开始走向稳定。他博得了人们的普遍爱戴。
在1950年3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原浙南特委被错误地批判为坚持十余年“山头主义”，随后召开的中共温州地区代表会议上，又错误地开展清算“山头主义”的斗争。郑海啸出席了中共温州地区代表会议，作为原浙南特委的一名常委，他深知特委领导的情况，认为这种批判是不符合事实的，是不公道的。他坚决抵制这种错误的批判，无论人家如何动员，始终一言不发，由此受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对待。5月，他从温州地委常委、温州专署专员的岗位上调到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后改为监察厅），没有安排职务，后来才任科长。他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始终努力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他调省工作后，曾到设在苏州的华东党校学习了半年。
1951年冬至1952年上半年，平阳发生了严重假匪案，涉及北港等区许多乡村，被打为“土匪”的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农村干部和劳动人民。群众非常恐慌，人人自危，特别是山门和水头等地群众，大批外逃或跑到山上躲避。以致1953年芒种已过，大片田地仍荒芜着。温州专署和县政府派干部到北港，开会动员群众回来种地，还是没有人敢回来。1953年8月省委派郑海啸到平阳帮助工作，他到山门找部分党员干部座谈，要他们相信党的政策，赶快动员群众回来种地。群众听说郑海啸回来了，奔走相告，一批又一批地来找他，向他诉说假匪案的冤屈。这些被打成“土匪”者，许多人还是老革命、老党员甚至是革命烈士的家属。郑海啸心里感到非常不安，深觉对不起他们，不断地安慰，反复劝说大家要相信共产党，党和政府定会给他们一个公正的结论的。群众向郑海啸诉说了心中的痛苦和不满，仿佛出了怨气，心情舒畅多了，他们说郑海啸的话不假，应该相信共产党，愉快地回去，纷纷到地里干活，种上庄稼。接着外逃到福建、江西等地的群众也大多回来种地了，还踊跃把余粮卖给国家。当时与郑海啸一起到平阳工作的温州专员黄先河说：群众哭着、骂着进入郑海啸的住处，出来时，却是一路笑着说共产党好，各自回家。老海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我真佩服他。
1956年11月至1965年3月，郑海啸任浙江省民政厅副厅长。他积极参与研究贯彻中央、省委关于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解决全省民政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经常下乡或到厅属单位调查考察。特别是省民政厅在诸暨的荣军医院，住的都是抗美援朝志愿军的伤病员。郑海啸经常去看望他们，与他们谈心交朋友，鼓励他们好好养伤治病，为人民再立新功。郑海啸经常参加省委、省政府组织的慰问团，带一个分团到浙南革命老区和沿海部队驻地慰问老区群众和部队官兵。郑海啸十分重视信访工作，经常亲自接待来访群众。他对办事人员说：接待来访一定要热情，把事情详细记录下来，而且还要想办法给他们排忧解难。浙南革命老区许多上访群众，郑海啸大多认识，他不但热情接待吃饭，还给买回程车票。他的工资大部分用在老区来访群众身上。他常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浙南革命老区人民作出重大牺牲与贡献，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最大的心愿是能为他们做些事，解决他们的困难。他自己却始终过着俭朴的生活，公家要给他配沙发，他没有要；按规定他可以坐小车上下班，他很少坐小车。他家住在昌化路，是六十年代初建的省政府机关宿舍，房子很小，没有装修，家具简陋。组织要给他换大一些的房子，他说让更需要的同志先搬去住。他多少年来都在集体食堂用餐，有时和厅机关传达室同志一起吃饭。
郑海啸的小女儿郑明新考上大学，被西安冶金学院录取，在杭州只剩下郑海啸一个人。他的几个子女都不在身旁，生活不方便，有同志建议通过组织把郑明新转到杭州来念书，以便照顾老人。但郑海啸不同意，说：“个人事小，不要麻烦组织。”暑假期间，郑海啸下乡搞调研或到诸暨荣军医院工作，有时把郑明新带去，让她也受教育。回来后，立即交代秘书，他小女儿的吃饭和住宿费都一一交清。1961年，郑明新大学毕业，有关同志又提出请求组织把她调到杭州工作。郑海啸说：“革命的人，四海为家，个人困难应该自己克服。”
1965年3月，郑海啸调到省府视察室工作。不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在浙江的代理人蓄意制造“浙南叛徒集团”，掀起揪“叛徒”妖风。浙南各级党组织的同志被列入叛徒名单的有3600多人，成了浙江党的历史上一个大冤案。郑海啸被打成“浙南叛徒集团”的头目之一，受到了严重的迫害。许多同志为他抱不平，他始终说自己相信党，相信时间，不相信几个人就能改变得了历史。对他的种种陷害诬告，郑海啸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还不顾个人安危，实事求是地写出了许多证明材料，使许多同志得免于难。粉碎“四人帮”后，“浙南叛徒集团”冤案得以平反，1978年12月，浙江省委在温州召开为“浙南叛徒集团”冤案平反大会，郑海啸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愤怒地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及其在浙江代理人的罪行。平反大会前后，他带病写了数以千计的证明材料，使不少同志搞清了问题，得到平反昭雪。
1977年12月，郑海啸在政协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省政协常务委员，他积极参加政协各项活动，尊重党外人士，与他们交朋友，热情支持他们的工作，受到了委员们的好评。
1978年，中共浙江省委组织老同志集体进京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这是郑海啸一生中首次到北京。原打算在北京女儿家住几天，好与女婿外孙玩玩，看看首都的名胜古迹。但出发时，省委提出几点注意事项，其中要求集体行动，同去同回。郑海啸便改变了主意，不到女儿家去了，和同志们一起返回杭州。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中央指示各省选派一名老干部代表参加庆祝活动。中共浙江省委选派郑海啸为本省老干部的代表。粟裕知道郑海啸到北京后，派车接他到家，设宴招待，并叫夫人和儿子作陪。粟裕说：当年挺进师部队在平阳北港集中，闽浙边临时省委办军政干部训练班，还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我们的后勤供应、柴米油盐大都要靠老海他们筹办，那真是不容易啊！要敬老海三杯酒。郑海啸在北京参加了庆祝大会，听取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作的重要讲话，参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及庆祝文艺晚会，还出席了中央组织部专门召开的老干部代表座谈会，在会上发言并赋诗：“七十不算老，八十还年轻。白发非高年，乃是风霜痕。四化大任重，奋勇争担承。筋骨硬且直，犹有志凌云。”郑海啸赴京参加建国30周年庆典时，省委领导考虑他年事已高，让他孙子陪同。返杭后，单位要给其孙子报销差旅费，郑海啸坚决不同意，说：“孙子是为照顾我而去的，不能用公家的钱。”
1983年郑海啸离休后，仍然时刻不忘党和国家的大事，坚持每日看书阅报，学习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以与时俱进的思想状态和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参加党史研究、新四军军史研究和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并撰写了一批革命回忆录，为党和人民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他关心革命老区人民和老区建设，热情接待老区干部群众的采访，尽自己可能帮助老区人民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问题，直到病重住院后仍在接待来访者。
1987年1月3日，郑海啸在杭州逝世，终年87岁。遵照生前遗愿，骨灰安葬在瓯江之滨秀丽的翠薇山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