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高风
张志学
一九六七年春，我由军事科学院战术部到粟裕同志身边工作，经历了十年浩劫中最混乱的年代。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受命于时局危难之时，处逆境而不馁，立场坚定，坚持原则，爱憎分明。他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出一个马列主义者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高风亮节。他关心国防事业，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殚精竭力，表现出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高度热忱。他襟怀坦白，为人敦厚，平等待人，态度和蔼，温良恭谦，联系群众，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他的一言一行都历历在目，令人敬仰，永难忘怀。
一
一九六七年三月，正是林彪、江青把他们炮制的反革命政策推向狂热程度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召见粟裕同志说：“现在的情况很困难，国防工业系统已处于半瘫痪状态，你过去有战功，现时打不倒，你去支撑这个局面吧!”随即粟裕同志正式奉命担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王树声、向仲华同志任副组长。尽管有周总理直接领导，但粟裕同志就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后的处境是很困难的。一是在林彪及其死党为夺取最高权力而图谋搞乱军队的情况下，军事科学院的少数人正在进行着打倒粟裕同志的活动。二是国防工业系统是林彪、江青阴谋篡党夺权所垂涎的重要阵地，由周总理组成的“军管小组”成了他们所攻击的目标。三是部队参加军管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情况异常复杂。当时“军管小组”不断地遇到来自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斥责；来自各派“群众组织”的进攻，来自军管人员内部的干扰，真是错综复杂，困难重重。粟裕同志对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一大批老干部、老战友被批斗甚为悲愤，对国防工业受到破坏极感忧虑。我们作为粟裕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十分担心，怎样支撑这个门面啊I平时就性格沉静的粟裕同志，这期间更是沉默寡言，然而他更显得坚毅刚强，把自己思考成熟的想法直接大胆地，但又不得不巧妙小心地付诸于实践。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展示着他特殊的战略战役的奇谋。
“国防工业是周总理直接管的，坚决按总理的指示办”。在整个军管期间，粟裕同志始终抱定这个主意，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粟裕同志对周总理的指示，不管大事、小事，都详细认真传达，并亲自抓贯彻落实工作。他与两个反革命集团中的成员从不来往。他及时地如实地向总理反映情况，遇到自己没有把握决定的问题，都及时请示总理解决。在两个反革命集团猖狂进攻的日子里，有些人恐慌了，徘徊了。有一次总理召集国务院系统军管小组负责人会议，在会上批评说：“你们现在也不向我反映情况了。”接着又说：“只有粟裕同志胆子大，还是经常给我打电话，有时一天两个电话。”
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一些受难的老同志托粟裕同志转信。粟裕同志处理的原则是，凡是托他呈送周总理的，他都转上去。但是一些军队干部托他向林彪及其死党转呈自己的申诉时，他都一律拒绝。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并不能直言，推脱说：“我很难得见到他们，要相信党，问题总会解决的！”有时引起一些同志的误解而伤心，他亲自看到有的同志含着泪水离他而去，只能叹一口气，来表露自己抑郁不平的心情。
两个反革命集团各自操纵群众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粟裕同志对这种作法甚为反感。记得在军管命令刚刚公布，尚未进点讨，一个研究院的群众组织便拉了几卡车人作为代表开到军事科学院，要求粟裕同志接见表态。这一行动显示了国防工业系统的动乱情况。粟裕同志即约王树声、向仲华同志计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确定政策，坚决不搞极左的一套东西。有的好心的同志悄悄来劝说粟裕同志：“某派是中央文革表过态的，你支持这派吧”，“某派是副统帅支持的，你表态吧”。但他都斩钉截铁地说：“国防工业军管小组是受总理直接领导的，总理要求搞大联合，应按总理的指示办。”
由于国防工业生产上不去，而战备任务和援外任务又重，周总理非常焦虑。粟裕同志为了贯彻总理的指示，在抓生产的问题上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时，抓生产不仅有很大的困难，而且存在着很大的危险，随时都可能被扣上以生产压革命的帽子。粟裕同志对此置之度外，想到的是周总理的重托，军队的战斗力，国家的安危。他常焦急地说：“这样多工厂停产，长期拖下去，怎么行呀！”他不顾自己多病的身体，总是竭尽全力，千方百计把生产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即使在最混乱的时候，他也从未放松抓国防工业的生产，一年一度的国防工业系统规模很大的订货会议，每年照常进行。粟裕同志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地方干部很多都是经过长期考验的老同志，怎能都是反革命?如若都被打倒，军队干部又不懂生产，没有人去抓，怎么得了！”他还经常深入生产搞得好的工厂了解情况，总结经验。一九六八年正月初一，他悄悄地去北京东郊四机部的一些工厂，向坚持生产的干部、工人拜年慰问。
为了坚决抵制林彪、江青一伙破坏国防工业的阴谋，粟裕同志对当时的一些错误的东西，常提出不同意见。他明知自己的意见不会被采纳，但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来。有一次，他对某一个问题提出意见，有的同志提醒他说：“你说话要注意一点，这是林某说的”，他默默地微笑着，但下一次他又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时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劝他不必再提了，但他严肃地说：“我是老党员、老军人，要对战备负责！”仍坚持向军委报告自己的意见。使当时在场的同志都深为粟裕同志的求是负责精神所感动。
三
粟裕同志始终保持了战争年代那股干劲，保持着激扬奋发、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他兢兢业业，为振兴国防事业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他曾六次负伤，其中三次重伤，左手因伤致残，头部左侧颅骨负伤造成了经常头痛的后遗症。中年得了高血压病，老年后又患有较重的心脏病。但他不顾这一切，始终为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呕心沥血。
一九六五年秋，粟裕同志因病在上海疗养时，还念念不忘空军建设。他参阅了大量的外军发展空军的资料，对我国培养飞行员和航空工业发展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我军培养飞行员的速度，将会落后于战时航空工业的生产水平。他建议军委在和平时期应未雨绸缪，采取有力措施，加快空军飞行员的培训，以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这个建议得到了军委采纳。
一九六六年春，粟裕同志奉命率领军事科学院的同志，专程去东南沿海调查沿海边防建设。当他在上海了解到一些同志对于把沿海一个水面石礁，改造成炮阵地有不同意见时，不顾自己年过花甲，乘军舰亲自去实地考察。当时，波涛汹涌，军舰颠簸，不少水兵都呕吐了。粟裕同志仍坚持沿石礁航行一周，事后向军委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这种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精神，表现了对战备工作的高度责任心。
一九七〇年初，周总理直接领导的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宣布结束后，一天周总理召见粟裕同志说：“军管小组工作结束了，部队你也回不去了，留在我身边工作吧!”粟裕同志的心情很沉重，又很激动。他清楚地知道是被林彪、江青赶出部队了，这是周总理在保护他，但他怎能放心得下祖国的安危呢?粟裕同志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不会搞地方工作。”周总理说：“不会搞，学嘛!”他向总理请求说：“我请求总理替我向毛主席报告，将来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求重上前线。”总理答应了他。三月下旬，周总理又找粟裕同志说：“你关心国防，我给你创造个条件，去西北、华北边疆走走，一方面学习地方工作，一方面了解边防情况。”粟裕同志真是喜出望外；随后于四月五日到五月二十三日，前往西北、华北地区(主要是大西北地区)进行了近五十天的考察。这次考察全部行程近万公里，先后调查了甘肃、青海、宁夏、内蒙、河北五个省所属地区共五十多个单位七十多个基层点(包括驻军部队、边防哨所、国防工事、国防工厂、大中型工矿企业、农业大队等)。他每到一个基层点，都同干部、战士、技术人员、工人、农民一一亲切交谈，勉励他们抵制派性，排斥干扰，联合起来搞好生产，搞好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
在考察中，粟裕同志保持了在战争年代指挥员亲临第一线的传统作风。一次，他决定乘吉普车到边防去，那里离外军的设防阵地只有一二十公里，外军居高临下，很易被发现，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劝他不要去。粟裕同志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还是冒着危险去察看了边界的实际地形和设防情况。边防战士和基层干部都十分感动地说：“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还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首长来过呢!”
粟裕同志这次考察主要带着这样一个重大课题——探讨未采反侵略战争的作战问题。可以说，自从全国解放后，他就一直在探讨着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指导问题。他对于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如何贯彻执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如何建成我国的积极防御体系，以及采用什么样的作战方法等，都有许多想法。但五十年代后期，党内民主生活逐渐不够正常，特别是林彪把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日益猖獗，使他没有机会就这些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林彪自我爆炸后，他急切地想把自己的考虑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告。但由于他所谈的问题，同当时的主导观点不符合，甚至是对立的，所以帮助他执笔的同志出于好意，党不敢落笔。他得知后，就在一个夜晚关起门决心自己动手写。他的夫人楚青同志劝他说：“你何必担这样大的风险。”他激动地说：“未来的反侵略战争，我不一定能看到了，但我作为一个老兵，如果不敢把看到的问题讲出来，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就这样由他口述，楚青同志记录，写成了向中央的报告。以后他又几次向中央写了有关未来战争问题的报告。为了进一步探讨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问题，一九七二年他又到大同地区进行了调查。他经过多年对敌军作战特点的深入研究，和对我边防地形、设防情况的调查了解，对未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问题，形成了较全面的系统的观点。一九七八年，粟裕同志完成了《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重要论文，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问题，提出丁一系列新的观点和具体设想。同年底，军事学院领导同志请他去作报告，此时他的身体十分虚弱，但为了做好这个报告，他先在家里用录音机一段一段地录好，又一遍一遍地修改，直到满意为止。一九七九年一月，在军事学院高级系毕业班作报告时，身体状况只能允许他先讲几句话，然后则放录音，但他在那里仍然坚持到报告结束。报告结束后，他说，一下子不能把我想讲的话都说出来，这次就说这些吧!
三
粟裕同志有很强的党性，无私无畏，一切服从革命事业的利益。他坚持真理，光明磊落，不附炎趋势，不随便苟同，真诚地爱护同志，关心干部。
粟裕同志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尊敬和爱戴，而对自己的安全和屈辱却全然不顾。一九六七年，林彪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了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军内外掀起一股“反叶”、“揪叶”的歪风。“五一”节的上午和晚上，叶剑英同志没有露面，节后，军内外的一些造反派声称要冲叶帅的驻地。消息传来，粟裕同志一直为叶帅的安全担心。当时，军事科学院内部也因“五一”节宋时轮、钟期光同志上天安门一事，少数人煽动群众要揪后台，矛头指向粟裕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建议粟裕同志是否先找群众组织头头谈谈，做些解释工作，先把院内的风潮平息下来，但粟裕同志明确表示：“当前首先要考虑保护叶帅的安全问题。”在如此关系个人安危的时刻，粟裕同志心里想着他人，唯独没有自己，这是何等高尚的情操！
同年，林彪一伙又推波助澜，掀起了“揪叛徒”的恶浪。粟裕看到街上到处贴着“百丑图”一类的漫画或照片。肆意攻击、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他非常气愤地说：“如果这些人都是‘叛徒’，中国革命怎么能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到底谁在丑化、诬蔑我们党，谁在摘破坏，不是很清楚吗?”他的小儿子受江青、康生迫害被关进监狱里半年多。他明知儿子是无辜的，其目的是打倒他自己，但粟裕同志忍辱负重，坚持工作，不为所动。
一九六八年所谓“杨、余、傅”事件后，军委常委实际上逐步被黄永胜等人操纵的军委办事组取代，粟裕同志本人的处境更加困难。一天半夜，他得悉张震同志的孩子带来血衣并告知其父被绑架的消息，非常着急，亲自给总理打了电话。总理生气地说：“他们这么搞不对嘛，我打电话交代他们!”
粟裕同志对同志极端热情，感情深厚。一九六八年秋，当时军委办事组送来一个文件，内容是讨论开除陶勇同志的党籍，要粟裕同志列席，他一听即气愤地说：“人死了，还搞这些干什么?！”从平时温文尔雅的粟裕同志表现出的那种痛不可耐的神情可以看出，他对林彪一伙是多么的愤恨，对同志又是多么的热爱。还有两件事也是令人难忘的。一九四二年，苏中地区“汤景延团”遵照华东局的决定，潜伏敌军阵营中进行秘密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十年浩劫中却遭到诬陷，牵连到一大批干部。粟裕同志主动向总理写了报告，说明那些同志不但无过，而且于革命事业有功。另一件事是，一九四二年在华中地区为克服根据地的困难，组织上决定通过一个外商购买一些急需的军用物资、医药等。当时受命经办的几位领导同志在十年浩劫中竟因此遭到诬陷。粟裕同志亲自向总理写了报告，还当面向总理陈述了事情的原委。粟裕同志对于老同志的关心爱护之情，感人至深。
粟裕同志对知识分子、科学技术人员也十分关心，爱护备至。在十年浩劫中，我国防工业上的一些知识分子、专家被斥为“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残酷迫害。粟裕同志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想方设法保护他们。军管小组进点后，周总理三番五次向粟裕同志交待：一定要保护好那些知识分子、科学家，特别是对那，些有贡献的科学家。粟裕同志坚决贯彻总理的指示，向各机部军管会主要领导同志进行传达，并提出具体要求。一九六八年冬，粟褡同志曾准备让钱学森等几位科学家住在京西宾馆里，后因无空房又无其它合适的地方才作罢。一九七〇年，他在甘肃酒泉地区调查时，还专程访问了我国著名的专家姜圣阶总，工程师，并到姜的家里作了拜访和慰问，不仅使姜本人深受感动，同时也大大地鼓舞了长年战斗，在西北沙漠地区的大批知识分子。
四
粟裕同志品德高尚，肝胆照人；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作风正派，艰苦朴素；恢宏大度，颇具长者风范。
粟裕同志一直保持着我党的优良的民主作风，平易近人。他提倡身边的工作人员可以根据所了解的情况和问题，提出看法和建议。他对不恰当的意见，也从不训斥，而是耐心地说明道理。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心情非常舒畅，敢于讲心里话，敢于坚持正确的意见。他思想作风朴实，没有官气，不摆架子。个人生活问题大多都是亲自料理，随身的文件包、用品等，外出时从不要工作人员帮助携带。他对同志关心体贴，充满热情。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差不多每天要到他家里去，他总是亲自拿烟、糖果等热情地招待。若因开会或工作，下班晚了，与他同车路过其家时，总是恳留吃饭，使人从内心产生一种亲切感。他生活俭朴，标准很低，一直住在他五十年代就迁入的破旧房子，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高尚情操。
粟裕同志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上要求很严，但在思想上生活上却无微不至的关怀。一九六五年夏天，他秘书的孩子第一次从外地来北京，粟裕同志知道后，和楚青同志一起专程邀请秘书一家去京郊八大处游玩。一九六五年，粟裕同志在上海养病期间，得知战争年代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蒯斯曛同志(当时任上海某文艺出版社社长)家庭遭到不幸，就拖着病体主动去他家里看望。这种感人的同志情谊，给周围的同志留下深刻的印象。身边的工作人员只要回家探亲，粟裕同志总是给他们的家属带一些特产等以表示慰问。谁家人口多，生活负担重，逢年过节时，他总要接济一些食品和钱物。对曾给他带过孩子的奶妈，尽管已经离开他们，但只要生活有了困难，仍不时给钱给物，予以接济。已经调到外地工作的同志，有什么困难找上门来，他也总是热情地帮助解决。所以，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都感到非常温暖。
“将军骨灰洒战地，同我江山万年长。”敬爱的粟裕同志，您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您的不朽业绩永远留在人间，您的崇高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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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学
一九六七年春，我由军事科学院战术部到粟裕同志身边工作，经历了十年浩劫中最混乱的年代。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受命于时局危难之时，处逆境而不馁，立场坚定，坚持原则，爱憎分明。他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出一个马列主义者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高风亮节。他关心国防事业，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殚精竭力，表现出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高度热忱。他襟怀坦白，为人敦厚，平等待人，态度和蔼，温良恭谦，联系群众，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他的一言一行都历历在目，令人敬仰，永难忘怀。
一
一九六七年三月，正是林彪、江青把他们炮制的反革命政策推向狂热程度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召见粟裕同志说：“现在的情况很困难，国防工业系统已处于半瘫痪状态，你过去有战功，现时打不倒，你去支撑这个局面吧!”随即粟裕同志正式奉命担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王树声、向仲华同志任副组长。尽管有周总理直接领导，但粟裕同志就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后的处境是很困难的。一是在林彪及其死党为夺取最高权力而图谋搞乱军队的情况下，军事科学院的少数人正在进行着打倒粟裕同志的活动。二是国防工业系统是林彪、江青阴谋篡党夺权所垂涎的重要阵地，由周总理组成的“军管小组”成了他们所攻击的目标。三是部队参加军管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情况异常复杂。当时“军管小组”不断地遇到来自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斥责；来自各派“群众组织”的进攻，来自军管人员内部的干扰，真是错综复杂，困难重重。粟裕同志对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一大批老干部、老战友被批斗甚为悲愤，对国防工业受到破坏极感忧虑。我们作为粟裕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十分担心，怎样支撑这个门面啊I平时就性格沉静的粟裕同志，这期间更是沉默寡言，然而他更显得坚毅刚强，把自己思考成熟的想法直接大胆地，但又不得不巧妙小心地付诸于实践。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展示着他特殊的战略战役的奇谋。
“国防工业是周总理直接管的，坚决按总理的指示办”。在整个军管期间，粟裕同志始终抱定这个主意，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粟裕同志对周总理的指示，不管大事、小事，都详细认真传达，并亲自抓贯彻落实工作。他与两个反革命集团中的成员从不来往。他及时地如实地向总理反映情况，遇到自己没有把握决定的问题，都及时请示总理解决。在两个反革命集团猖狂进攻的日子里，有些人恐慌了，徘徊了。有一次总理召集国务院系统军管小组负责人会议，在会上批评说：“你们现在也不向我反映情况了。”接着又说：“只有粟裕同志胆子大，还是经常给我打电话，有时一天两个电话。”
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一些受难的老同志托粟裕同志转信。粟裕同志处理的原则是，凡是托他呈送周总理的，他都转上去。但是一些军队干部托他向林彪及其死党转呈自己的申诉时，他都一律拒绝。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并不能直言，推脱说：“我很难得见到他们，要相信党，问题总会解决的！”有时引起一些同志的误解而伤心，他亲自看到有的同志含着泪水离他而去，只能叹一口气，来表露自己抑郁不平的心情。
两个反革命集团各自操纵群众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粟裕同志对这种作法甚为反感。记得在军管命令刚刚公布，尚未进点讨，一个研究院的群众组织便拉了几卡车人作为代表开到军事科学院，要求粟裕同志接见表态。这一行动显示了国防工业系统的动乱情况。粟裕同志即约王树声、向仲华同志计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确定政策，坚决不搞极左的一套东西。有的好心的同志悄悄来劝说粟裕同志：“某派是中央文革表过态的，你支持这派吧”，“某派是副统帅支持的，你表态吧”。但他都斩钉截铁地说：“国防工业军管小组是受总理直接领导的，总理要求搞大联合，应按总理的指示办。”
由于国防工业生产上不去，而战备任务和援外任务又重，周总理非常焦虑。粟裕同志为了贯彻总理的指示，在抓生产的问题上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时，抓生产不仅有很大的困难，而且存在着很大的危险，随时都可能被扣上以生产压革命的帽子。粟裕同志对此置之度外，想到的是周总理的重托，军队的战斗力，国家的安危。他常焦急地说：“这样多工厂停产，长期拖下去，怎么行呀！”他不顾自己多病的身体，总是竭尽全力，千方百计把生产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即使在最混乱的时候，他也从未放松抓国防工业的生产，一年一度的国防工业系统规模很大的订货会议，每年照常进行。粟裕同志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地方干部很多都是经过长期考验的老同志，怎能都是反革命?如若都被打倒，军队干部又不懂生产，没有人去抓，怎么得了！”他还经常深入生产搞得好的工厂了解情况，总结经验。一九六八年正月初一，他悄悄地去北京东郊四机部的一些工厂，向坚持生产的干部、工人拜年慰问。
为了坚决抵制林彪、江青一伙破坏国防工业的阴谋，粟裕同志对当时的一些错误的东西，常提出不同意见。他明知自己的意见不会被采纳，但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来。有一次，他对某一个问题提出意见，有的同志提醒他说：“你说话要注意一点，这是林某说的”，他默默地微笑着，但下一次他又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时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劝他不必再提了，但他严肃地说：“我是老党员、老军人，要对战备负责！”仍坚持向军委报告自己的意见。使当时在场的同志都深为粟裕同志的求是负责精神所感动。
三
粟裕同志始终保持了战争年代那股干劲，保持着激扬奋发、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他兢兢业业，为振兴国防事业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他曾六次负伤，其中三次重伤，左手因伤致残，头部左侧颅骨负伤造成了经常头痛的后遗症。中年得了高血压病，老年后又患有较重的心脏病。但他不顾这一切，始终为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呕心沥血。
一九六五年秋，粟裕同志因病在上海疗养时，还念念不忘空军建设。他参阅了大量的外军发展空军的资料，对我国培养飞行员和航空工业发展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我军培养飞行员的速度，将会落后于战时航空工业的生产水平。他建议军委在和平时期应未雨绸缪，采取有力措施，加快空军飞行员的培训，以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这个建议得到了军委采纳。
一九六六年春，粟裕同志奉命率领军事科学院的同志，专程去东南沿海调查沿海边防建设。当他在上海了解到一些同志对于把沿海一个水面石礁，改造成炮阵地有不同意见时，不顾自己年过花甲，乘军舰亲自去实地考察。当时，波涛汹涌，军舰颠簸，不少水兵都呕吐了。粟裕同志仍坚持沿石礁航行一周，事后向军委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这种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精神，表现了对战备工作的高度责任心。
一九七〇年初，周总理直接领导的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宣布结束后，一天周总理召见粟裕同志说：“军管小组工作结束了，部队你也回不去了，留在我身边工作吧!”粟裕同志的心情很沉重，又很激动。他清楚地知道是被林彪、江青赶出部队了，这是周总理在保护他，但他怎能放心得下祖国的安危呢?粟裕同志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不会搞地方工作。”周总理说：“不会搞，学嘛!”他向总理请求说：“我请求总理替我向毛主席报告，将来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求重上前线。”总理答应了他。三月下旬，周总理又找粟裕同志说：“你关心国防，我给你创造个条件，去西北、华北边疆走走，一方面学习地方工作，一方面了解边防情况。”粟裕同志真是喜出望外；随后于四月五日到五月二十三日，前往西北、华北地区(主要是大西北地区)进行了近五十天的考察。这次考察全部行程近万公里，先后调查了甘肃、青海、宁夏、内蒙、河北五个省所属地区共五十多个单位七十多个基层点(包括驻军部队、边防哨所、国防工事、国防工厂、大中型工矿企业、农业大队等)。他每到一个基层点，都同干部、战士、技术人员、工人、农民一一亲切交谈，勉励他们抵制派性，排斥干扰，联合起来搞好生产，搞好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
在考察中，粟裕同志保持了在战争年代指挥员亲临第一线的传统作风。一次，他决定乘吉普车到边防去，那里离外军的设防阵地只有一二十公里，外军居高临下，很易被发现，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劝他不要去。粟裕同志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还是冒着危险去察看了边界的实际地形和设防情况。边防战士和基层干部都十分感动地说：“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还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首长来过呢!”
粟裕同志这次考察主要带着这样一个重大课题——探讨未采反侵略战争的作战问题。可以说，自从全国解放后，他就一直在探讨着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指导问题。他对于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如何贯彻执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如何建成我国的积极防御体系，以及采用什么样的作战方法等，都有许多想法。但五十年代后期，党内民主生活逐渐不够正常，特别是林彪把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日益猖獗，使他没有机会就这些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林彪自我爆炸后，他急切地想把自己的考虑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告。但由于他所谈的问题，同当时的主导观点不符合，甚至是对立的，所以帮助他执笔的同志出于好意，党不敢落笔。他得知后，就在一个夜晚关起门决心自己动手写。他的夫人楚青同志劝他说：“你何必担这样大的风险。”他激动地说：“未来的反侵略战争，我不一定能看到了，但我作为一个老兵，如果不敢把看到的问题讲出来，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就这样由他口述，楚青同志记录，写成了向中央的报告。以后他又几次向中央写了有关未来战争问题的报告。为了进一步探讨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问题，一九七二年他又到大同地区进行了调查。他经过多年对敌军作战特点的深入研究，和对我边防地形、设防情况的调查了解，对未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问题，形成了较全面的系统的观点。一九七八年，粟裕同志完成了《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重要论文，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问题，提出丁一系列新的观点和具体设想。同年底，军事学院领导同志请他去作报告，此时他的身体十分虚弱，但为了做好这个报告，他先在家里用录音机一段一段地录好，又一遍一遍地修改，直到满意为止。一九七九年一月，在军事学院高级系毕业班作报告时，身体状况只能允许他先讲几句话，然后则放录音，但他在那里仍然坚持到报告结束。报告结束后，他说，一下子不能把我想讲的话都说出来，这次就说这些吧!
三
粟裕同志有很强的党性，无私无畏，一切服从革命事业的利益。他坚持真理，光明磊落，不附炎趋势，不随便苟同，真诚地爱护同志，关心干部。
粟裕同志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尊敬和爱戴，而对自己的安全和屈辱却全然不顾。一九六七年，林彪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了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军内外掀起一股“反叶”、“揪叶”的歪风。“五一”节的上午和晚上，叶剑英同志没有露面，节后，军内外的一些造反派声称要冲叶帅的驻地。消息传来，粟裕同志一直为叶帅的安全担心。当时，军事科学院内部也因“五一”节宋时轮、钟期光同志上天安门一事，少数人煽动群众要揪后台，矛头指向粟裕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建议粟裕同志是否先找群众组织头头谈谈，做些解释工作，先把院内的风潮平息下来，但粟裕同志明确表示：“当前首先要考虑保护叶帅的安全问题。”在如此关系个人安危的时刻，粟裕同志心里想着他人，唯独没有自己，这是何等高尚的情操！
同年，林彪一伙又推波助澜，掀起了“揪叛徒”的恶浪。粟裕看到街上到处贴着“百丑图”一类的漫画或照片。肆意攻击、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他非常气愤地说：“如果这些人都是‘叛徒’，中国革命怎么能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到底谁在丑化、诬蔑我们党，谁在摘破坏，不是很清楚吗?”他的小儿子受江青、康生迫害被关进监狱里半年多。他明知儿子是无辜的，其目的是打倒他自己，但粟裕同志忍辱负重，坚持工作，不为所动。
一九六八年所谓“杨、余、傅”事件后，军委常委实际上逐步被黄永胜等人操纵的军委办事组取代，粟裕同志本人的处境更加困难。一天半夜，他得悉张震同志的孩子带来血衣并告知其父被绑架的消息，非常着急，亲自给总理打了电话。总理生气地说：“他们这么搞不对嘛，我打电话交代他们!”
粟裕同志对同志极端热情，感情深厚。一九六八年秋，当时军委办事组送来一个文件，内容是讨论开除陶勇同志的党籍，要粟裕同志列席，他一听即气愤地说：“人死了，还搞这些干什么?！”从平时温文尔雅的粟裕同志表现出的那种痛不可耐的神情可以看出，他对林彪一伙是多么的愤恨，对同志又是多么的热爱。还有两件事也是令人难忘的。一九四二年，苏中地区“汤景延团”遵照华东局的决定，潜伏敌军阵营中进行秘密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十年浩劫中却遭到诬陷，牵连到一大批干部。粟裕同志主动向总理写了报告，说明那些同志不但无过，而且于革命事业有功。另一件事是，一九四二年在华中地区为克服根据地的困难，组织上决定通过一个外商购买一些急需的军用物资、医药等。当时受命经办的几位领导同志在十年浩劫中竟因此遭到诬陷。粟裕同志亲自向总理写了报告，还当面向总理陈述了事情的原委。粟裕同志对于老同志的关心爱护之情，感人至深。
粟裕同志对知识分子、科学技术人员也十分关心，爱护备至。在十年浩劫中，我国防工业上的一些知识分子、专家被斥为“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残酷迫害。粟裕同志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想方设法保护他们。军管小组进点后，周总理三番五次向粟裕同志交待：一定要保护好那些知识分子、科学家，特别是对那，些有贡献的科学家。粟裕同志坚决贯彻总理的指示，向各机部军管会主要领导同志进行传达，并提出具体要求。一九六八年冬，粟褡同志曾准备让钱学森等几位科学家住在京西宾馆里，后因无空房又无其它合适的地方才作罢。一九七〇年，他在甘肃酒泉地区调查时，还专程访问了我国著名的专家姜圣阶总，工程师，并到姜的家里作了拜访和慰问，不仅使姜本人深受感动，同时也大大地鼓舞了长年战斗，在西北沙漠地区的大批知识分子。
四
粟裕同志品德高尚，肝胆照人；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作风正派，艰苦朴素；恢宏大度，颇具长者风范。
粟裕同志一直保持着我党的优良的民主作风，平易近人。他提倡身边的工作人员可以根据所了解的情况和问题，提出看法和建议。他对不恰当的意见，也从不训斥，而是耐心地说明道理。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心情非常舒畅，敢于讲心里话，敢于坚持正确的意见。他思想作风朴实，没有官气，不摆架子。个人生活问题大多都是亲自料理，随身的文件包、用品等，外出时从不要工作人员帮助携带。他对同志关心体贴，充满热情。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差不多每天要到他家里去，他总是亲自拿烟、糖果等热情地招待。若因开会或工作，下班晚了，与他同车路过其家时，总是恳留吃饭，使人从内心产生一种亲切感。他生活俭朴，标准很低，一直住在他五十年代就迁入的破旧房子，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高尚情操。
粟裕同志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上要求很严，但在思想上生活上却无微不至的关怀。一九六五年夏天，他秘书的孩子第一次从外地来北京，粟裕同志知道后，和楚青同志一起专程邀请秘书一家去京郊八大处游玩。一九六五年，粟裕同志在上海养病期间，得知战争年代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蒯斯曛同志(当时任上海某文艺出版社社长)家庭遭到不幸，就拖着病体主动去他家里看望。这种感人的同志情谊，给周围的同志留下深刻的印象。身边的工作人员只要回家探亲，粟裕同志总是给他们的家属带一些特产等以表示慰问。谁家人口多，生活负担重，逢年过节时，他总要接济一些食品和钱物。对曾给他带过孩子的奶妈，尽管已经离开他们，但只要生活有了困难，仍不时给钱给物，予以接济。已经调到外地工作的同志，有什么困难找上门来，他也总是热情地帮助解决。所以，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都感到非常温暖。
“将军骨灰洒战地，同我江山万年长。”敬爱的粟裕同志，您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您的不朽业绩永远留在人间，您的崇高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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