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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写作者志向的描述，我一向以为最深刻者莫过于司马迁。遭受宫刑而顽强著述，忤逆孔子述而不作的儒家文化观念，努力开创著述为峰的传统史学大家，在《报任安书》中简评人生意义：“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用前人伟大的人生经历和成就，激励自己，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司马迁朴素的人生理想和文化志向，成为华夏学者最为高贵的人生志向和博大文化情怀。
从社会发展进步角度而言，华夏民族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核心特质正是奠基在以儒道传统和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史家崇高、自信而骄傲的厚重文化心理基础上；建立在对文化的深刻认知认同基础上，最早发现了文化于社会传承的典范意义。经过无数文化功勋的努力，华夏文明得以生生不息，浩荡前行，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出现文化断代的民族。统治者也很早就认识到了文化的社会历史意义，出于功利目的，或促进文化进步，或毁灭文化传统。“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秦王朝“车同轨书同文”对于华夏民族的进步功莫大焉。然而对于文化的功利性选择，实用主义的价值导向，又造成礼乐崩坏，引起社会混乱，汉代深刻地吸取秦王朝的经验教训，“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这样，亡佚书籍皆得以收集，文化呈蔚然大观之势，成就了有汉一代的社会兴盛，汉也成为华夏最大族群的的典型标志。
文化兴衰产生了两个基本规律：就个人而言，文人之不幸，乃文化之大幸；就社会而言，国家兴盛，必然促进文化蓬勃发展与振兴繁荣。反过来说，文化兴盛必然促进社会进步、民族振兴、国家强盛。正是对文化的充分认识，党的“十九大”将文化于国家民族的意义，提升到空前的历史高度：“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华夏文化成为世界上影响力最为强大的文化之一。美国著名投资人罗杰斯在《写给女儿的十二封信》第七封写道：“这是中国的世纪，去学中文！无论住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我所能给与他们的最佳忠告可能是：让你的孩子和孙子学中文。在他们的世代，中文和英文会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两种语言。二十一世纪是属于中国的，这个发展此时此刻正在发生，就在你的眼前。”一个曾经积弱积贫的中国，在当代世界能够挤身世界民族之林，产生如此巨大深刻的影响力，经济发展功不可没，文化成就不可或缺。
就黔东南而言，在有文化记载的整个人类世纪，几近籍籍无名。人们印象中的荒蛮之地，广为人知且载入史册的是“两语三言”——几个经典的负面效应词汇：“夜朗自大”、“黔驴技穷”及“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当历史的镜头转向二十一世纪，黔东南以独特丰厚、多彩多姿的文化形态闪亮登场。原始的自然风光、原貌的文化遗存、原生的民族文化引起世界注目，侗族大歌，苗族鼓舞等民族和谐文化典范样本，成为文化大舞台上的惊鸿，为世界文化增添了又一道华丽元素。
黔东南文化能够挤身世界文化大舞台，受到世人的广泛深研与追捧，得益于四大要素：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断提升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力；得益于人们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审美心理追寻，苗侗等少数民族文化促进了这种审美趋向的滥觞；文化时代大背景下，现代传播技术加快了不同文化在公共平台上的平等对话与交流，黔东南民族文化自信高度增强，官方与民间宣传推介意识增强，利用一切可资借用之手段，将民族文化及自然生态、生活习俗表现得淋漓尽致。前州委书记黄秋斌也“披坚执锐”，作为民族文化代言人，勇登央视“魅力中国城”大平台与强市PK，推介乡村文化旅游，甚可嘉敬；一代又一代的黔东南文化学者埋头深钻典籍，刻苦著述，以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奉献精神，不断夯实黔东南文化基础，为民族文化推波助澜，使其影响力日益广阔、波峰逐渐形成蔚然广大之如虹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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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黔东南优秀学者中，景川先生以他的勤勉与刻苦，踏踏实实研究写作，做了大量有益于苗侗文化宣传推广之工作。他是我所深为了解的具有司马迁式文化情怀的侗族学者，埋头于史学、尤其是黔东南地方史学多年，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素养，具有敏锐而深厚的史家学识、炽热而浓郁的乡愁情怀、朴诚而纯真的人文理想价值。在繁忙的工作中，他利用业余时间，不断挖掘整理黔东南文化，梳理前人留下的文化遗存，勤奋著述，抒写成章。迄今为止，我案头有他的丰厚散文、历史著作《龙大道传》《伟人名家与黔东南》《向世界敞开大门》等书籍十余本，为扩展黔东南文化影响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退休经年，身体抱恙，正当我以为他的著述当进入暂停状态时，他又将一本《千年丰采》的历史散文集赠予我，计三辑七十七章，洋洋洒洒五十余万言。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面对这本充满深厚历史气息、宏大史学思维的大书，恰如其氛地照出了我的懒散与贫乏。懒散者，乃因我较景川先生年轻十余岁，因锁事烦顿，近来写作颇有怠倦之意。景川先生却能克服病痛，积淀资料，推陈出新，熬更守夜，以不懈怠的精神不断著述，如镜子一般照出了一个小小的懒惰的我。贫乏者，我自许还读过几本书，对黔东南之文化史实略知一二，在景川先生著述的博大的历史内容面前，照出了我知识的欠缺、狭隘与贫乏。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赠人良言，口齿留香。景川先生热情、豁达、厚道，具有宽阔的师长胸怀和学者情怀，也就不计较我的诸多弱点，反而以言相劝，以文相教，以身为范，督促我珍惜时光，为人为学，学精悟透。只是我于景川先生的热望相差甚远。
当然，人际交往中美好和谐融洽的关系，毕竟只是小爱情怀，体现的是一位师长的道德情操。学者景川先生的诸多作品，也体现了厚朴深沉雄阔大爱的人文情怀，受到社会广泛肯定，赢得诸多学者赞许佳评。2015年，景川先生退休之际，贵州省文史馆特别举行“贵州情怀：一个人和一片土地——陆景川与黔东南地域文化研讨会”，对他数十年来的创作成就进行系统的疏理探讨、研究总结。来自省内外文史、文学界的人士、贵州文史馆员等四十余人参加了活动，有中国作协《民族文学》总编室副主任、文学博士杨玉梅，光明日报高级记者、散文家王建明、贵州省社科院院长吴大华教授、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得主、侗族作家袁仁琮等，会议由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文史馆长、省文联主席顾久主持。研讨会规格之高、主题之鲜明，既系统研讨景川先生作品及学术文学创作成就，也对他的乡村文化情怀、贵州情怀、人文情怀进行了全面肯定。《黔东南日报》《贵州政协报》《贵州日报》《贵州都市报》、新华网贵州频道、贵州网、贵阳网、环球大华头条网等多家媒体报道了这次学术研讨活动。
顾久先生认为：“贵州文化中有两只翅膀，一是接近于儒家的经世致用，能够与中原文化联结的精英文化；一是接近于道家的源于自然，立足于乡土的民族文化。对贵州文化的研究也有两翼：有着专业素养的学者型精英文化研究，和生根于脚下土地的乡土文化研究。前一种研究非常重要，得到普遍的认同和关注；而后一种研究也不可忽视，应该得到发扬和彰显。陆景川正是这后一种学者，孜孜不倦致力于黔东南民族文化的发扬传承和发展建设，非常难能可贵。他还寄希望贵州文化今后的研究，立足于乡土，关注、传承和发扬从乡土中长出来的文化。”
杨玉梅博士说：“陆景川先生几十年来用脚丈量黔东南这块土地的神奇与厚重，用心用爱体验这块土地的温度与情意，他为黔东南的文化事业发展上下求索，特别是将自己的青春、智慧和精力都投入到抢救和保护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透过陆景川的文学创作、文学工作、文化研究及其工作实践，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位侗族作家对黔东南这块土地的一片深情，对苗乡侗寨多民族文化的无限热爱，对文学的无比虔诚。透过陆景川的文学实践，我们看到了一位业余作家的文学理想和人文情怀、一位文化学者的使命意识与探索精神、一位政府公务员的公仆意识和奉献精神，从他的作品中，我们读到了这位作家几十年来对人民的感情，对民族的感情、对祖国和时代的感情，以及对黔东南的感情，这感情就像一位拳拳赤子对母亲的一片深情和眷恋。阅读的过程，我感受到的还有大爱、还有责任和使命，以及深深的感动。”
杨玉梅博士对陆景川创作活动和作品的评价，热情而中肯。是的，景川先生的人文情怀，体现在他根植于这块厚重的大地，对这块土地上的同胞的热切关爱上，具有高远的理想、深厚的情意，也体现了暖暖的人文温度，也才让他对关注关怀这块土地上的发展、关心帮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古往今来的名家伟人，充满了感恩之心，感激之情。恨不由笔绘天堂，以资匮乏我同乡；情感笔端透纸背，满腔热血谢厚恩。景川先生通过描述名家轶事，将情感、思想、才华倾注于笔端，将他们的恩与情一点一点记录下来，将他们的故事耐心细致地告诉读者、传之后世，培养和升华这块偏远、厚朴、原生文化土壤上的同胞和民众，培育他们的感恩之心，文化情怀。
人杰地灵。我们的文化，无论是主流文化还是少数民族自成体系的文化，不就是无数具有宏大思想和深厚情怀的人，一点一点开化、教导、注入人文思想道德而形成的？也只有爱、思想和才华，才能将广远的历史、厚重的情爱联系起来，将古今文化遗存串成珍珠，将名人轶事从浩繁的历史尘烟中拣拾出来，凝成宝贵的文化大书。杨玉梅博士敏锐地看到了陆景川文化活动对于乡土黔东南的意义，她说：“现如今鲜有作家谈论文学理想，或许陆景川也不会跟人说自己的文学理想，可能他也不会畅谈自己的文学追求。但是，从作者个人的生命历程和他所讲述的人物故事中，比如革命烈士龙大道、龙云与杨和钧、画家吴冠中、院士叶大年、赤脚医生李春燕、母亲、继父等，我们可以窥探到作者所奉行的文学理想，那就是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出发，以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反映黔东南这块土地上的现实生活与世态人情，展现这块土地上的生活之美、人情之美、自然之美与民族文化之美，刻画黔东南各族人民的民族性格，表达对生活对时代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她还说，“这些人物承载着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记忆，这样的散文作品，正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
作家王建明说：“家乡美丽的河山，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深邃光荣的民族历史，早已深深地根植于他（景川）的心中，他的血管里流淌的是民族的热血。他从骨子里热爱黔东南，以致于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黔东南这片土地。”吴大华教授评价：“景川先生长达几十年的写作中始终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关注民族民间文化和地域文化的挖掘、整理和发展，并以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和坚韧不拨的顽强意志一直致力于民族民间文化和地域文化的探索与创新。他注重挖掘历史和民间文化资源，建立了台江古生物化石博物馆，为社会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资产，也为推动当地文化旅游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也获得过许多荣誉和头衔，在省内外尤其是侗学界享有盛誉，然而他却淡泊名利、生活简朴、作风严谨、退而不休，充分体现了一个草根学者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是我省社会科学工作者学习的榜样与楷模。”北京大学段宝林教授在《一本理论联系实际的好书——评<文化与旅游>》中说：“陆景川是少数重视并切实研究和保护民间文化的知识分子，可谓凤毛麟角，弥足珍贵。我们从这本文集可以看到他多年来含辛茹苦，对深山险谷中的民间文化进行调查研究、保护开发的闪光足迹，不光对黔东南丰富多彩、神奇灿烂的民间文化遗产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全国各民族的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专家评价切中了景川先生创作研究的文化价值，也点明他关爱人生、关心家乡、热爱社会的厚重人文情怀。景川先生背负历史文化使命前行，是担得起这些美好评价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身体欠佳、精神强大的他还能将同仁的佳评转为前行的动力。无论是从人生前行的背影，还是从以书为质的文化角度，负重前行、勤奋著述的景川先生都让我们高山仰止，给后辈学人树立了极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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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同志卸任总书记后，仍然牵挂曾经任职省委书记的贵州乡村，仍然关心贵州发展，因此，曾专程安排时间到贵州特别是黔东南西江苗寨、肇兴侗寨、镇远古城等考察调研。州委领导考虑到锦涛同志在贵州工作期间，多次就黔东南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发表过重要讲话。作为对锦涛同志关心黔东南发展、心系黔东南人民的感谢，研究将这些重要文献资料收集起来，编辑成册，敬献给尊敬的锦涛同志。州委将这一感恩答谢的重要政治任务交给文史专家景川先生，由他牵头负责编辑完成。从接受任务到完成文献印刷成册只有短短的一周时间，景川先生明知困难重重，为感谢党中央和锦涛书记的恩情，为了黔东南的发展，他慨然接受任务，加班加点、日以继夜抓紧工作。庆幸的是，在数十年的文史工作中，景川先生不仅掌握了大量的信息和第一手资料，还养成了筹备与积存史料的良好习惯。我曾看到景川先生将办公室订阅的报刊资料，包括平时翻阅过的，一一过目，凡与黔东南有关的文字和信息，都收集整理，装订成册，以备关键时刻查找利用。在编印锦涛同志在黔东南的重要讲话等文献资料过程中，景川先生的资料库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即便如此，他也是边收集，边校印，甚至整日整夜守候在印刷厂里，随时增补。当散发着油墨香的《书记的情怀----胡锦涛在黔东南》送给省领导审阅时，时任省委书记陈敏尔报人出身，知晓在较短时间内编辑此书的难度和艰苦工作，对黔东南奉献出来的重要文献成果大为赞赏，说：“省里尚未想到和办到的事，黔东南的同志办到了，可喜可贺。”《书记的情怀》文献呈献给锦涛同志后，引起随同考察的其它领导同志的重视，特意提出多要一些带回北京。
能够在较短的时间，以最好的质量完成文献，这里面也包含着黔东南各级领导和人民，对锦涛总书记的感恩情怀。也包含着景川先生个人对领导、对前任总书记，对心系黔东南发展的伟人名家的满腔赤诚，一片感恩之心。同时也体现了强烈的家乡情怀，努力将伟人与偏僻落后的家乡联系起来，挂起勾，结成对，就是想提升家乡的历史厚度、文化温度、思想深度，将家乡推向前台，与外界平起平坐，比肩发展。利用伟人名家的影响力，来提升家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促进乡村生态与文化旅游发展之目的。同为侗家学者，袁仁琮先生特别欣赏景川先生这种热情主动的家乡情怀，他说：“景川的作品取材广泛，历史名人，革命先烈、领袖人物、文艺名家，贵州历史风物、民族文化、黔情民俗、自然景观、人物素描、自身经历，还有外国友人、文化使者等等，构成了多姿多彩的画面，非常符合贵州这块土地的山水和人文特征，这是一点也不夸张的。他写领袖人物、革命先烈、历史故事相当有功力，三千来字的一篇散文，不仅写了革命先烈龙大道的斗争经历，还栩栩如生地描写了毛泽东、周恩来和龙大道之间相处的和谐、风趣以及深厚友谊。他巧妙地从寻迹来访的知名人士的视角来写贵州......既写了知名人士们对贵州悠久历史、多彩文化、自然风光等方方面面的赞扬，推介了贵州，又写了他们对贵州的痴迷与关爱，可谓一箭双雕。”
掌握和拥有了伟人史料、名家轶事等丰富素材，对于文化学者来说，仅仅如大厨备好了食材佐料，能不能让这些东西变成读者喜闻乐见、快慰平生的作品，又考验着一个作家和学者的文字功力和艺术表达技巧。在《千年风采》一书，无疑是景川将历史与文学创作完美结合的重要范式，是他对历史散文写作的不断探索成果和重要文化收获。
景川先生关于利用名人与黔东南的关联，将看似与黔东南关系不大的历史人物，与黔东南巧妙的搭起桥梁，引出名人对黔东南的关注、建设与贡献。如《巍巍祠宇彰公道——纳西总兵和耀曾德政惠边民》一文，利用镌刻于镇远和公祠石碑上的盛赞和耀曾的诗文：“诏遣将军镇汉中，移防荡节工莅黔东。千仓积谷无忧虑，十载政声有德隆。广设讲堂储学士，宏兴建筑兵民充。巍巍祠宇彰公道，俎豆从来祀有功”，把和公祠的建设背景，楼宇状貌等进行了精细的描写，通过和耀曾的历史功迹，及他对开边惠民、促进镇远建设及进行文化教化等德政，进行了生动详实的描述，是一篇赞誉多民族融合发展的优秀历史散文。
善于从诗文中，发掘伟人名家与黔东南的密切关系，是景川先生的一大特长，反映了他博览群书、广泛搜集史料而积淀下来的深厚学术及史学素养。如在广东发动禁烟运动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看似与黔东南风牛马不相及，扯不上任何关系。景川先生却从他留下的一首诗《镇远道中》，发现了林则徐与镇远的过往。通过查找资料，发现了林则徐与镇远，与贵州不仅密切关连，且对这片土地极为关注。于是著述《宠辱皆忘卧亦安——林则徐诗文记黔东》，文中说：林则徐一生数次路过镇远，并留下了堪为绝唱的诗文。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七月初二午后，钦命云南乡试正考官林则徐率副考官吴慈鹤由青溪县乘轿赶到镇远城。黄昏时在府、县官陪同下游览了镇远城与青龙洞、香炉岩、中元洞等名胜古迹。当他伫立于舞阳岸边，眼前如太极图划分为阴阳流势漂来的溪水幽静深蓝，妩媚多娇，狭窄两岸，山峰插天，山路陡险，人在道中，影坠溪中，令人胆落魂丧，不寒而栗......面对这方雄奇山川、险要地势，这位三十五岁的京城宣南诗社诗人感触生情，诗韵奔腾：
两山夹溪溪水恶，一径秋烟凿山脚。
行人在山影在溪，此身未坠胆已落。
盘陟崩石来无端，山前突兀复有山。
肩舆十步九扶掖，不尔倾蹶肤难完。
传闻雨后尤险绝，时有崩泉掣山裂。
此行幸值清明来，峻坂驰驱九已折。
不敢俯睨千丈渊，昂头但见山插天。
健儿撒手忽鸣炮，惊起群山向天叫。
历史散文也罢，历史小说也罢，线索总归有来处。景川先生所描写林则徐行经镇远的情景，线索就来自于这首著名的《镇远道中》，由诗为引，又从林则徐日记里，看到了林则徐途经镇远的行迹：“初二日，辛酉。晴，寅刻行，五十里至焦溪，过河饭，又四十里宿镇远县。是日路甚险恶，上接千仞，下临重渊，闻雨后发水，尤不可行。兹以遇晴为幸，然此地告旱久矣，身虽行役，亦甚为盼泽也。府城有中河山，两水夹流，山居其中，石壁镌有‘楚峤风顺’四字。又有香炉岩，上丰下削，岩上镌‘溯流光’三字。府治依山为城，山隙处补以睥睨，望之若无城然。府前大石桥临镇阳江，江即舞溪，合西南诸水入沅，由此泛舟下水，可直达常德，是日始见苗民。”据此，景川先生文中描述种种，与林则徐经行及游览景观、著诗抒发内心感受皆明了矣。
林则徐经飞云涯，亦著有诗文，从云南返，亦经镇远。后，出任云贵总督，再次经过镇远赴任，告老返乡，亦著诗《己酉年九月自滇归闽，同人赠言惜别，途中赋此答之》和作《相见坡》，将林则徐与镇远的缘分，以及他一生的沉浮密切相扣，家国情怀与个人命运密切关联。颂读诗文，念及英雄一生，景川先生亦感慨道：“斯人已去，但其诗文名句，却永留在黔东南，永留在贵州。尤其是他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思想情操，更是熠熠生辉，激励后人。”
假如说林则徐、王昌龄、王阳明等历史人物是以诗文足迹与黔东南交集，诸葛亮则是以另一种方式，与黔东南进行隔空喊话，跨时空结缘。这份缘通过《儒雅善战 北伐名将——王天培与武侯祠长联》得以巧妙表达。原来，北伐名将王天培率黔军子弟驻四川以养兵，后卷入四川军阀混战，前途无望，理想落陷，苦闷之时游览武侯祠，不禁悲从心中起，感慨万端，奋笔疾书，写下了一副著名长联：
公本识字耕田人，为感殊遇驱驰，以三分始，以六出终，统一古今难，效死不渝，遗恨功名存两表；
世又陈强古冶子，应笑同根煎急，谁开诚心，谁广忠益，安为天下系，先生以往，缅怀风义扶残碑。
上联说诸葛亮人生经历与志向，下联描述现实，表现对诸葛亮的景仰之情。这副黔东南人撰写的武侯祠长联，让人不由想到诸葛亮七擒孟获，平定南方，开荒教化的历史功绩，将黔东南与名相诸葛亮的情缘表现出来。同时巧妙地将青年黔军将领与历史名相联系在一起，揭示其内心世界与高远志向，也提升了王天培的历史地位。顺应写出王天培加入革命，率部北伐，一路高歌猛进，为国民革命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历史功绩，隐喻王天培堪与历史名相的贡献比肩。揭示了偏僻之黔东南同样可以出现在历史上作出巨大贡献的伟人名家，大大提升了黔东南的历史文化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