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和楚青
《粟裕大将的申诉报告》
华主席、叶、邓、李、陈副主席:
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鼓舞下，我对1958年彭德怀同志利用军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批判提出申诉。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下召开的。会议的任务是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全国解放和抗美援朝胜利后，我军面临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由战争时期到和平时期这两个历史性的转变，军事工作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大家缺乏经验，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各方面意见较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研究总结八年来的军事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会议上，毛主席对军队建设形势作了正确的估价，指出：“同志们大多数都说，八年来基本上搞的好，有些缺点、错误。”“基本方针是没有错的，但工作有很大缺点。”毛主席还为我们承担了领导责任。但是，彭德怀同志背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把工作上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以及正确的东西，上纲为“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把肖克同志打成这条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是批了刘伯承同志；同时又把我做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拿来批判，混淆是非界限，破坏七大以来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把会议引向了歧路，在军内开了很坏的先例。
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对我搞突然袭击，实际上把我一棍子打死。在总参工作期间，彭德怀同志对我专横跋扈、训斥谩骂，使我实在难以忍受；我在工作上同他也有一些争论。他抓住我在工作上和处理问题上的某些缺点和我性格上的弱点，牵强联系，混淆是非，给我扣上“反党反领导”、“向党争权”、“阴险卑鄙”、“告洋状”等等莫须有的罪名，企图把我打成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份子而置于死地。为了把我的问题搞到外部去，还组织地方干部参观大字报。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无法为自己做实事求是的申明。而且，为了不致被打成敌我矛盾，只得违心地做检讨。尤其是我的第二次检讨，（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突然遭到猛烈批判深感意外，对被强加的种种罪名困惑莫名，在家中连续七天闭门反省，百思不得其解。高度紧张的思虑，引发血压升高头昏脑胀，无奈中由楚青代写了这份检讨。）完全是违心的，不符实际的，把强加给我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来，把自己说得简直不成样子。就是这样，彭德怀同志还不放我过关，以后他竟在中央说我“里通外国”。
我向中央申诉：我在总参工作期间，由于我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又没有在首脑机关工作的经验，工作没有搞好，对我进行批评是应该的。但是，彭德怀同志发动对我批判用心是不好的，方法是错误的；强加给我的罪名是莫须有的，目的是要把我打下去。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包括我在总参工作期间，尽管在工作上、思想上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但是我对党对人民一直是忠诚的，任何时候没有反党反领导，，没有向党争权，没有在背后搞过任何同志的鬼，没有任何两面行为。我深信，我参加革命五十多年的实践是足以证明自己的，（注：1959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粟裕出席了8月2日至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会后他回到北京家里已是深夜，我正熟睡。往常他见我睡熟总是轻轻进来以免影响我，这次却推醒我，“快醒醒!快醒醒!”庐山出了大事了，彭德怀挨批了。”“有个下午，少奇同志对我说，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说说嘛。还有位老战友也建议我乘此机会把1958年的事提一提。”“我没有发言。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我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楚青）也是经得起组织上审查的。
在这里，我还要向中央报告，听说现在还有人说，1943年饶漱石赶走陈毅同志，我是支持饶漱石的。这完全是莫须有的。我想这是1958年对我的批判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1943年华中抗日根据地还处于被敌人分割和多层封锁的状态，军部在淮南地区盱胎县黄花塘，一师师部活动于苏中海安、东台地区。当时我们对军部的情况很不了解。对饶漱石制造的“黄花塘事件”我们根本不知道，事后也没有听到传达。我是后来才从长期在黄花塘军部养病的一师政委刘炎同志
( 已故 )
处听到一些传闻。解放战争期间，我经常在前方，几乎全部精力集中于打仗。我对于饶漱石的阴谋活动完全不知道，这一点即使在1958年的高压下，我也是坚持了的。我对陈毅同志一贯是尊敬的，而且认为华东部队必须由陈毅同志来统率。1947年，军委要我带六纵
( 王必成纵 ) 到鲁西南，同已在鲁西南的陈 ( 士榘 )、唐 ( 亮 )
部队会合，统一指挥这六个纵队。我当即请求，这六个纵队是华东的主力，必须由陈毅同志亲临指挥。中央同意了我的请求，我是随陈毅同志一起去的鲁西南。1948年5月初我随朱德同志（注：这是笔误。粟裕同陈毅于1948年4月25日从濮阳出发前往西柏坡，5月中旬朱德总司令在陈毅、粟裕陪同下亲临华野指挥机关和部队驻地濮阳。）、陈毅同志一起到西柏坡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作战方案。汇报结束后，毛主席对我说，以后华野就由你来搞，陈毅同志要到中原去。我立即请求说，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毛主席说，那边必须陈毅同志去。我又请求说，如果陈毅同志必须去中原，华野也仍然要由陈毅同志兼。当时毛主席同意了我的请求。如果我有排斥陈毅同志的思想，那不正是机会吗?
这些历史事实是有案可查的。
我记得1958年批判我，硬说我一贯反领导，我曾说了这件事。我还举了另一件事来说明：1946年，中央任命我为华中军区司令，张鼎丞同志为副司令。我认为张鼎丞同志是党内很有资望的老同志，新四军二支队时他是司令，我是副司令，华中军区司令应该由他任才好，我压下了这个任命，向中央做了报告。后来，中央同意了我的报告，下达了新的任命。但是，当我讲了这些情况以后，彭德怀同志竟然说，“这正说明你阴险”，压我对此做出检查。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当时对我的批判是如何不实事求是。
1958年对我的批判，虽未形成正式决定，但曾经传达到团一级，我还看到一个中央文件上把我做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影响及于全党全军。而且那些不符事实的发言、简报，我的违心的检讨等等，均已做为历史文件存档。二十多年来，它已成为压在我身上的沉重负担，使我内心深为痛苦。但是，由于近二十多年来，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没有提过申诉。现在，我们党已经取得了粉碎林彪、“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指引下，历史上许多冤假错案已经陆续纠正。中央对彭德怀同志的功过是非也已做出评价。我迫切恳求中央能将彭德怀同志对我制造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请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诉，使我在今后有限的余年终于能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更好地为革命贡献全部力量。
此致
敬礼
这是粟裕遗体火化后，崇敬他的火葬场工人师傅，
细心筛选他的骨灰，从头部骨灰中发现的三块弹片。
粟裕经常头部剧烈疼痛，吃双倍的止痛药也无法减轻，
就是因为存留在脑中的这些弹片！
1984年2月5日他逝世后，家人从他火化的头颅骨灰中，竟发现了三块弹片。
2003年，中国军事科学院筹建院史馆，粟裕的夫人楚青公开了这三块珍藏近20年的弹片。
粟裕水南战役被炸伤
1930年2月下旬，作为支队政委的粟裕与支队长肖劲光率领部众随红四军进军赣南地区，在吉水、吉安的南部水南，参加了消灭进犯赣南苏区的国民党军唐云山独立十五旅的战斗。
在激烈的战斗中，突然敌人一发迫击炮弹打过来，在粟裕身旁爆炸。粟裕只觉得头部被猛地一击，就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士兵们看到粟裕头部负伤，满脸是血，急忙跑过去帮他包扎伤口，并要把他抬下战场。
粟裕苏醒后坚决不肯，刚说完“别管我，快去追击敌人”，又昏了过去。
战斗结束后，士兵们把昏迷不醒的粟裕抬到后方医院，发现一块锐利的弹片深深地嵌进了他的颅骨。因医院条件简陋，无法进行大手术，医生只好用纱布将其头部紧紧缠住。
治疗三个多月后，粟裕伤愈归队。
在以后的日子中，战事一紧张，或者工作一劳累，粟裕就常犯头痛头晕病。疼的最厉害时手都不能去摸，摸的话，根根头发像针一样扎。
旁人都以为他是被炮弹片炸伤而已，谁会想到，弹片竟然一直留在他的头颅内。
这年6月，红四军、红六军(后改为红三军)、红十二军整编。
粟裕由于在水南等战役中表现突出，得以调任红十二军五支队支队长。
当时，粟裕年仅23岁。
妻子回首往事心痛不已
楚青说：“如果这三块弹片是粟裕在水南战役中负伤留下的，算起来在他头颅里54年了，但我们家人都不知道，他在生前很少讲自己过去的作战经历。”
“头部弹片所导致的头痛头晕，几十年来一直折磨着粟裕，给他带来了无比的痛苦。平常疼得受不了，他就用凉水冲头，或者在头上戴健脑器，缓解疼痛。我们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既着急，又没办法。”
回想这些往事，楚青脸上挂满了内疚和悲伤，总是不断地自责没能更好地照顾粟裕。
“战争年代，一打起仗来，他在前方常常几天几夜不睡，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过来的。后来，他习惯晚上工作，我白天上班，我们经常几天都见不上面！”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记得他在谈起淮海战役时，说当时他日夜守候在指挥所，注视着战场情况的变化，设想着临机处置的方案，曾经连续七天七夜没有睡觉，头疼得受不了，就让警卫员反复摁头，或用凉水冲头，或者用看地图来分散疼痛，带病指挥作战。我想，弹片镶在脑子里，那疼痛一定是非常人能忍受的，他超常的坚强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特别令人钦佩！”
楚青说，后来医生给粟裕做了一个简陋的“健脑器”，头发热了，就把它戴上帮助头部散热。但这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他的头部仍然又烫又痛，他也还是不言不语地用冷水浇头。
病痛夺走粟裕赴朝带兵机会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曾点将，要粟裕担负抗美援朝战争的指挥重任。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总理周恩来先后两次召开国防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中国国防问题，决定抽调战略预备队4个军以及配属的炮兵、空军等部队25万多人，组成东北边防军，由粟裕任司令员兼政委。
后来，毛泽东又派陈毅再次向粟裕传达，明确要求粟裕担负抗美援朝作战指挥任务。
可这时，粟裕身体状况很不好，每天头痛头晕难忍，但仍在坚持工作。得知毛泽东亲自点将，他深感这是中共对自己的信任，觉得义不容辞，立即着手进行担负新任务的准备。
他要求华东军区司令部选配指挥部的参谋、通信班子，要华东空军调查研究侵朝美军空军的飞机数量和作战能力，并向中央军委建议增调三野九兵团参
不料他的病情日益加重，头疼眼晕得非常厉害，不仅难以坚持工作，甚至不能左右环视，吃饭时只能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线上。
他不得不向毛泽东报告病情。后经中央军委批准，他专门到山东青岛疗养。半个月后，病情仍不见好转，他心急如焚，特地托到青岛的罗瑞卿带信给毛泽东，再次报告自己的病情和心情。
毛泽东看到粟裕的信，立即复信，“粟裕同志：罗瑞卿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修养，直至病愈。修养地点，如青岛合适则在青岛，如青岛不甚合适，可来北京，望酌定之。问好！”
后来，中共才决定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委。
中共中央与苏联协商，安排粟裕到莫斯科继续治疗。
可是，他在那里治疗数月后，仍没有完全解除头疼的痛苦。
家人视弹片为传家宝
在饱受头痛之苦几十年之后，粟裕于1984年去世。2月15日，粟裕的遗体在北京火化。
负责火化炉的老师傅得知火化的是仰慕已久的粟裕大将的遗体时，筛选骨灰特别仔细。
在火化炉床上捡扫骨灰时，他和粟裕的长子粟戎生忽然从头颅骨灰中发现一块直径约有黄豆大小和两块绿豆粒大小的乌黑色薄片，拿起一看，是三块残碎的弹片。
粟戎生特别吃惊，难道父亲生前的头痛病就是这三块弹片引起的？他立刻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悲痛之中的母亲楚青。楚青用颤抖的双手捧着三块弹片，翻来覆去看个不停，她终于找到了丈夫多年头痛的真正原因。
后来，依其遗言，家人把粟裕的骨灰撒在了他战斗过的八个省市。
楚青及全家把这三块弹片视为传家宝。
2003年3月，她得知军事科学院筹建院史馆，亲自把其中一枚赠送军科院史馆陈列。她说：“把弹片交给军事科学院，是我们家人的想法，也是它最好的归宿。”
注:博文大都是从亚高原侗族大哥(吳跃军)同志
那里找到和转录的的,仅在此向他致以衷心的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