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前辈们讲述在车桥战役中的亲身经历片段
严晓燕
一
我的父亲严振衡是原新四军第一师侦察科长，他回忆车桥战役说：“车桥战役是粟裕同志经过较长时间的缜密思考、亲自进行战场调查，在时机成熟时，果断定下决心，并经过充分的组织准备以后发起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战役。
粟裕不仅是打大仗的能手，更是游击战争专家，处事不惊，履险如夷，胆大心细，料事如神，早已是我们心目中的偶像。
粟裕同志对苏中斗争形势将越来越严重和兵力活动地区的限制将越来越拥挤是早有预见的。早在1942年冬和1943年初，粟裕最初的思考是根据当时苏中形势，部署整个第四分区反“清乡”斗争时，即考虑到为避免敌重兵合围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我军区、区党委、行政公署和四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均应迅速跳出“清乡区”。
粟裕同志面对着20万分之一地图对苏中形势反复思考之后终于将目光停留在苏中区西北角的车桥、泾口、曹甸地区。该地区是日军第六十五师团（师团部驻徐州）与六十四师团（师团部驻扬州）的结合部。该地区伪军属于徐州伪淮海省郝鹏举系统，宝应以南则属扬州项致庄系统。如新四军对该地区实施攻击，日军可能互相推诿和观望，配合作战不会协调。同时，该地区又是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的结合部，如我攻击得手占领该区，不仅打通了相互之间的战略关系，第一、第三师主力还能互为依托，敌如不集中强大兵力决不敢来犯，还便于将来进行大的战略机动。苏中军区既能将领导机关移至此处，有计划地轮训各主力团和分配集中干部进行整风学习。整风也是一种政治上的整军哪！主力部队得到轮流整顿的机会，从政治上、从各方面加强，好为将来反攻做准备。同时也可以就近加强对第十八旅（第一分区）工作的指导。
粟裕同志作了上述谋划以后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为了严格保密，因而未向部属透露。但已作出下列预作准备：以主力三旅第七团分批进入兴化境内，以合塔、永丰、新老圩区等老根据地为依托，积极向南但主要是向西发展，在宝应以东地区打通与十八旅（即一分区）的联系。粟裕亲自到三仓河北的北行镇向七团严昌荣团长、彭德清政委、俞炳辉参谋长和政治处蒋新生主任交代任务，冒雨检阅七团部队，动员他们向宝应地区进军；要求七团打好仗，开辟新区，要有严格的政策纪律。还要七团协同地方在新区建党、建政、建设地方武装，并发动群众有计划地改造水网地区的地形，如在河道中筑明坝、暗坝、封锁坝、断头坝、交通坝等，使敌人汽艇难以通行，而我军能来往自如；要求七团部队普遍学会游泳、划船、撑篙和组织好船队水上行军和学会在水网稻田地区的行军、宿营、侦察、警戒和作战。
七团以俞炳辉参谋长率领第三营于1943年4月初先行出发西进，不久即打下王通河、大小官庄、戴家窑等四五个据点；第二批由政治处主任蒋新生率一营和二营五连进入兴化境内，不久即打下钓鱼庙、王庄等据点；五月，七团严昌荣团长和彭德清政委率团直机关和二营主力亦进入兴化地区，从此捷报频传，东台、刘庄以西，兴化、沙沟以东地区局面打开。
粟裕又命令十八旅（苏中一分区）五十二团主力和高邮、宝应地方武装积极向界首、临泽、沙沟以北、宝应、曹甸、安丰以南地区发展，开辟新区，并特别要求加强侦察情报工作，随时查明掌握淮宝地区情况。四月间，粟裕同志曾派我和二分区侦察科长赵云鹏同志率便衣侦察组去大顾庄侦察，我们刚抵达大顾庄与兴化县三区区长张镇同志会合，即听到北、东、西三方河道内日寇汽艇声大作，我们迅速隐蔽在大顾庄北面的西瓜地里观察日寇动静，看到日寇汽艇遇到阻塞坝，气急败坏地用炸药炸坝，敌人汽艇开走以后，我和侦察员从日寇炸坝的缺口里游过去，随后侦察敌情，然后回到师部机关。
1943年6月，我负责护送粟裕同志去新四军军部驻地——江苏盱眙县黄花塘参加预订在7月中旬召开的整风会议和汇报苏中工作。
同年9月，粟师长带领我们完成了向军部汇报工作的任务之后，他深谋远虑，决定不按原路返回苏中，而是舍近求远，另辟新径，预先勘察战场。
9月17日，粟师长把我找去,当面布置回苏中的准备工作。他说：‘这次来淮南,我们走的是南线。兴化、江都、高邮地区和淮南路东的南部、中部都走了一下，情况比较了解了。现在要回苏中，我不想再走老路，想从北面绕回去，根据有关报告，从龙岗到闵家桥到黎城镇，整个湖西岸都无大的敌情，湖中也很安全。那么我们就‘雅兴’一番，从龙岗坐帆船经闵家桥到黎城镇（现金湖县）的淮河口。再视情况，乘船或步行到淮安、宝应以西看看。争取在平桥以南、泾河附近过运河，再向南、向东南回三仓地区去。从黎城镇向北，向东的路线，等你具体勘察后再定。你现在立即通过黎城镇政府征集好必要的船只，确定水上行军路线，完成各种准备工作，9月19日清晨启航，先头侦察警戒你去安排。’
粟师长要走的这条路要穿行于车桥、曹甸据点附近以及许多边沿区、接敌区和敌占区。那里有敌军重兵把守，公路之间也是据点林立，河网交叉。连日大雨，河水猛涨，道路被淹，到处是一片汪洋。
我心里犯了难，但我还是按照首长意图进行具体布置。那时，自花园口决堤以后，黄河水向东南直接入淮河，河南省东部成了黄泛区，淮河水势极大，入洪泽湖经黎城镇直泻高邮湖，再经邵伯湖南下入长江。另一部分黄河水从淮阴、宝应、高邮等地泄洪进入运河，经扬州、江都等河道入江。因此黎城镇淮河出口处水势即大且急。宝应城西南的复兴圩（现宝应湖农场）、塔集、唐沟等整个半岛大部已被淹没。黎城镇向东，向东南不远即已烟波浩荡，气势不凡。我们的征船工作很顺利，船都是龙岗镇的，一共9条帆船，每船都可载二、三十人，船工政治上可靠，对这段水路十分熟悉。各船按部队行军序列编成一个船队。我提前派出侦察组到黎城镇，掌握向西到马坝，向北到蒋坝、吕良桥的情况，确保船队行进安全。
19日清晨，我们告别抗大九分校按次序启航，白帆片片升起，顺风但逆流，船队在湖中作“之”字形行驶。遥望西岸苍翠碧绿，东岸隐隐一线，面对蓝天碧水，从首长到战士都感到心旷神怡，欢快非常。粟师长利用每次靠岸做饭的机会，带着我和秦叔瑾等参谋上岸看地形、向群众做调查，了解情况。到了夜间，部队都住在船上。船队越靠近黎城镇，水势就越湍急，水的颜色也越黄浊。
9月22日上午，船队抵达黎城镇。南风大作，淮河水汹涌澎湃，轰鸣震天其势极为壮观。因两岸都是石堤，如果小船被风浪打到石堤上，就有粉身碎骨的危险。运载粟师长小黑马的那条船，因受了惊，一个劲地乱踢乱蹦，造成船体有些破裂，船上的同志设法将洞堵上，落篷后的船队好不容易才在南岸石坡靠了岸。
我将各方侦察、警戒部署完毕后，取得首长同意，率领几名侦察员乘当地一条舢板，勉强靠在北岸石坡上，然后跳上岸，与原先派出的侦察组一道深入至吕良桥、岔河、白马湖地区进行敌情、地形勘察，并与粟师长约定，我23日上午回来汇报。
上述地区西为洪泽湖，东为白马湖，南为淮河和宝应湖，北窄南宽呈三角形，北面顶端为淮阴城。城内驻日寇一大队部和一个中队共三、四百人，伪军二百人。西面高良涧位于洪泽湖东岸，常驻日军一个小队，伪军百余名；蒋坝位于洪泽湖东南，是洪泽湖和淮河向东的出口处，日伪军的巡逻艇常来常往。东南沿运河有板闸、淮安、平桥、泾河、山阳沟、黄埔、宝应城等日伪据点。在这个三角区内沟渠水泊较多，由黎城镇北岸可以步行到吕良桥、岔河，但必须乘船渡过白马湖，再步行到平桥、泾河段的运河西岸。这一地区我部队从未到过，据说是属四师淮泗游击区，但是我和侦察员都未找到当地游击队和我方工作人员，从这个地区通过我觉得把握不大。我向当地群众调查，发现可乘船由黎城向东北数里进一小河入白马湖，可直达平桥以南登陆。我亲自踏勘后，证实此方案最为便捷，悬着的心才放下一半。由白马湖边步行到运河边，虽然要渡过几条小河沟，但河沟较窄，在当地就可征集船只摆渡。我到达运河边了解到，白天运河中船只往来甚多，但黄昏后敌人一律将船封在据点内。要过运河，必须在运河西岸将船抬过运河大堤，再放入运河内才能渡河。我想：这也好办，堤西村庄内就有许多小船，可沿小河沟将船一直撑到西堤下面，抬船翻坝就容易了。再有，运河东岸除平桥、泾河、黄埔、宝应外，再往东还有车桥、泾口、马涵洞、蚂蚁甸、杨恋桥、塔儿头、张桥、曹甸等众多日伪据点。过了运河以后，我们将处于平桥、泾河、蚂蚁甸、杨恋桥、塔儿头、张桥各据点的包围圈中。黑夜中光靠地图、指北针没有十分把握，只有在东岸临时找向导了。我将行军路线确定以后，对一个班的侦察员作了具体分工。
23日白天，大家隐蔽休息，黄昏时按各自的分工将各渡口的船员和向导都找好，在各渡口等候；有五名侦察员天黑前将小船撑到运河西岸指定地点隐蔽待命，所有各组都应作好船工及家属的思想工作，保持肃静并严格保密。一切布置妥贴后，我带一名侦察员和在白马湖南入口处找到的一名向导，在黑暗中赶回黎城镇。
23日上午，我准时回到黎城镇，当即对着地图向粟师长作了汇报。师长仔细听完后，思考了一阵，决然地说：“就这样办！路程不近，要大家吃完午饭，休息好，带一顿干粮做晚饭在路上吃，下午二时开船进白马湖。”
我迅速派人将马坝方向的侦察员收回。下午二时前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部队准时出发。沿途一片汪洋，辨不清哪是湖面，哪是村庄。因黄河灌淮后，每年秋天宝应湖边的村庄就被淹没在水中，成了一片大湖，所以船队按我先前踏勘的那条便捷的水路从村庄上面通过，从树梢旁驶过。船队航行了十里左右，进入白马湖，黄昏时刻到达新河头登陆。王重同志给船工发了钱，大家向船工告别，整队步行到达林家码头。晚饭后，在侦察员和向导指引下，途中又过了几条河。这时天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沿着小河边的一条羊肠小道，经过几个小村庄，到达平桥西南数里的运河堤下。侦察组只征集到四条小船。粟师长不顾手臂负伤后留下的残疾和大家一起动手，将小船抬过大堤拖入运河中。为了首长和部队的安全，我带侦察班和特务队一个排先渡运河，布置好警戒，并指定押船员回去渡运部队。我将平桥、泾河方向的警戒派出后，立即在东岸的公路堤附近一家农户找了一名向导。向他问清了周围据点的地名、方位和去张桥据点的路线、距离。这时，粟师长已经过了河，听了我的汇报，同意向张桥方向前进。从张桥西边三、四里处插过泾河，再从张桥通往曹甸的公路往南走。
部队全部过了运河，整队向东，再向东南，经姜家庄、福兴桥到达张桥据点西北方向。然后，部队改奔正南，在离张桥二、三里处越过了公路。粟师长从过运河就一直和我在一起，走在尖兵排后面；过公路时，张桥敌人朝我们这个方向打了几枪，我连忙跑到西南警戒哨那里观察情况。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是粟师长带着一名警卫员跟过来了，我立即请首长赶快回到本队去。粟师长不肯，说：“整个上半夜只有星星，没有月亮，什么也看不清。现在月亮这样好，可以好好看看张桥镇据点轮廓，不要紧。”我们向东望去，午夜月光下张桥镇的轮廓依稀可见，有一个大碉堡里还闪着灯光。
见敌人没什么动静，部队也快过完了，我们就收回哨兵，一同和后卫走在一起。接着又快步赶到队伍前面。到达孙家庄时，天已大亮，部队靠岸隐蔽休息。
我安排完警戒哨，坐在稻草堆上刚想休息一下，粟师长来到我身边坐下说：“高宝独立团离这儿不太远，你写封信派侦察员去联系寻找一下。如能找到就好办了，许多情况我们可以从他们那儿得到。”我说：“ 好！” 拿出随身携带着的纸和笔动手写信。我已经连续几天几夜没合眼了，写着写着，头一歪，倒在草堆上就睡过去了。警卫员要喊醒我，粟师长立即制止，轻声说：“让他睡吧，谁也不要喊他。到下午再说。”他轻轻地从我手里拿下纸和笔，自己亲自写好联络信，又派侦察员去找高宝独立团，然后自己骑上自行车（一路都带着两辆自行车和一匹小黑马）将所有岗哨查了一遍。
直到下午两点我才醒来，自知误了大事，惊出一身冷汗。这时粟师长的警卫员端来一大碗鸡汤对我说：“首长知道你太累了，好几天没吃好睡好。让炊事班买了一只鸡，炖好后送给你一碗，还有一碗给张副团长夫妇送过去了。你放心，你的工作首长都亲自替你做了。”我接过浓香扑鼻的鸡汤不由得两眶热泪，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粟师长一整天都没休息。
粟师长派出侦察员和高宝独立团取得联系后，下午四时，部队继续东进至鱼尾桥高宝独立团驻地。时将黄昏，粟师长与团首长作了详谈。部队吃晚饭时，我和侦察小组就地征集了20多条无篷小船备用。晚饭后首长决定继续东进，部队乘着数十只无篷的小船向曹甸东南之顾家庄开进。我不明白，回苏中可走的路很多，为什么首长要绕得这么远？而且专拣我们从来没到过的、敌情和地形较复杂，并且是我们地方工作较薄弱，甚至完全没有开展地方工作的地区走呢？我以为与高宝独立团联系上了，按惯例会在该团住一两天，没想到几小时后我们就又出发了。按道理，部队应该径直向东南方向前进，粟师长却偏偏要向东，到紧挨曹甸东南不远的顾家庄去，首长置自己的安全于不顾……。我当时疑问很多，但不便多问，也不好提意见，总往首长不放弃任何机会，对自己辖区内或路经地区周围作调查研究这方面想。同时我也深感此行重任在肩，为首长和部队的安全捏着一把汗。后来我才明白，原来粟师长此举是为将来的一场大战作实地勘察。而这个战场竟会选在这个“遥远的地方”。
9月24日晚上，天空布满乌云，接着下起雨来，而且越下越大。大家全身湿透，已是中秋时节，晚风吹来感到越来越寒冷，冻得浑身发抖，部队仍然冒雨前行。下半夜，终于到达顾家庄并住了下来。粟师长赶快叫同志们烧姜汤、烤火、洗澡换衣服。大家吃了热稀饭，美美地睡了一觉。
顾家庄是射阳湖边一个有几十户人家的大屯子。西北是曹甸，东面和东南面分别是太平庄和射阳，西面和西南面是哈拖沟和陶家林，这些地方都有日伪据点，顾家庄处于日伪据点包围之中，而且距离很近。我对首长和部队的安全负有全责，此时的我感到压力很大，丝毫不敢大意，除向四周派出侦察警戒外，还封锁了消息。
25日连天大雨，部队只好留在顾家庄，待雨停了再走。同志们都在休息下棋，这个白天粟师长特别忙。他冒雨找村里的贫雇农谈话，找保甲长谈话，还找地主和跑生意的买卖人谈话。由于他平素就衣着简朴、平易近人，所以这些不同身份的人都愿意和他交谈。他从周围水荡、田地不多，何以为生问起，问到捕鱼、割苇子、跑生意，再问到四面八方的水路、旱路怎么走，鬼子伪军下不下乡，周围据点有多少鬼子和伪军，车桥、泾口、曹甸一带买卖好不好做等等，通过一番谈话了解很多情况。
26日清晨，雨停了下来。粟师长一反以往黄昏时出发的做法，要部队早饭后就行船。从射阳湖中向东南直插沙沟以北，顾殿堡以南，根据情况再定宿营地点。射阳湖到处是芦苇，除几条东西、南北向的主航道外，都是一些穿插于芦苇中农民用以捕鱼、捞虾、砍芦苇、收菱藕的小河道。水很浅且水草多，这些小河道很隐蔽，白天水上行军很安全。有些没有标明在地图上的小村落、小屯子，细心的秦叔瑾都一一补标在地图上。
部队贴近顾殿堡、秦南仓和大邹庄向东，用了三天时间进了新老圩区。这一路粟师长重点调查由圩区沿秦南仓以南经顾殿堡向西（当时秦南仓、顾殿堡都是据点）有无陆路可通行。经调查，这一线沿一条大堤可以从圩区一直走到建阳、益林、东沟一带。如果在楼王向西北，在建阳湖靠北一段的浅水区（1米多深）筑起一条两米宽的长堤坝（约十里长），湖水仍能流通，小船照样通行，堤坝不会被冲坏，那样就可以经顾殿堡、楼王一直步行到西安丰附近。粟师长对这些调查所得到的信息兴趣特别大。我想，首长是下决心将我兴化地区和十八旅淮宝地区完全打通，变成真正巩固的根据地。有七团和五十二团东西对进，还有兴化、高邮、宝应等地方主力团一同努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我当时还是没有想到不久的将来首长要在车桥、曹甸地区打大仗。
从大邹庄向东进圩区，这一路行船就困难多了。到处都是坝，有明坝、暗坝，还有交通坝、阻塞坝等等。船队走不多远就会遇上坝，就得抬船过坝。粟师长也下船和战士们一道抬船翻坝。我这个船队指挥就更不用说了，再苦再累我也高兴。因为，六七月份去黄花塘军部时粟师长就指示要抓紧地形改造，短短两个月时间，改造地形取得了很大成绩。有了坝，鬼子的汽艇就玩儿不转了。鬼子的汽艇重，抬不动，要想通过只能炸坝。那时，鬼子也没有那么多炸药。再说，坝多得很，就是炸也炸不过来。而我们在水网地区不仅可以行船，更可以到处徒步行军了。当时河有多宽，坝有多长。遇到断坝我们搭上木板固定好，部队顺利通过后，我们再把木板撤掉，敌人就过不来了。那时的河里长满了许多老菱角，我只顾下河推船，脚下用力一踩，顿时感到钻心的疼，一个老菱角尖深深的扎进了我的右脚心，我用力把菱角从脚底板拔了出来，顾不得伤口鲜血直流，又继续推船。
下午，部队冒雨开船，经唐家湾、严家大桥、头桥，过汪洋湖到团庄。天已大亮，雨过天晴，我坐的船走在船队的最前面，刚靠近水槽，七团的炊事班长正在水槽边淘米、洗菜。他一眼就认出我，说：“哎！你来了，首长来了没有？你晓得我们的严昌荣团长牺牲了吧？”我回答说：“都知道了，你们打唐子镇时严团长牺牲的，首长和同志们都很难过。”炊事班长又问：“听说给我们调来一个新团长？”我说：“是的。” 炊事班长大声问：“新团长怎么样？孬种别到我们七团来，来的准是好样的！”我笑着说：“你想想，你们七团是主力团，是一师的拳头，给你们派来的团长能差吗？是从军部挑选来的好团长！你说话要注意，你们团长就在舱里！”炊事班长一伸舌头，做了个鬼脸笑了。我回过头看见新调来的张云龙副团长正从船舱里走了出来，我对张副团长说：“张副团长，到七团啦！你听到炊事班长的话没有？”张云龙说：“听到了，保证第一仗打好！不然在七团待不住。”
七团热情地招待我们吃了饭，饭后粟师长详细地了解了严昌荣团长牺牲的过程。
那是1943年7月的一天，严团长率二营进兵兴化水网区，和早些时在这一带活动的彭德清政委会师于新老圩。严、彭商量，为配合四分区反“清乡”斗争，决定攻打唐子镇伪据点。该据点有伪军1个团部加1个营。严昌荣向粟师长要来1门七三平射炮，只有五、六发炮弹。
7月20日深夜，担任主攻的二营部队爬上了唐子镇据点的围子。迫击炮、重击枪齐射。平射炮也架了起来，因为炮弹少，严团长舍不得用。他亲自向围子里打日式掷弹筒。严昌荣骁勇过人，足智多谋，但是有个脾性，缴到新式武器总要由他试打。掷弹筒班的同志劝他别亲自打，他不听。第一发打出去，命中围子内目标，又打了第二发。战士们不让他再打了，他还是不听。彭德清政委拿着望远镜站在草垛上观察敌情，回过头来劝他让掷弹手打。严团长说：“好，我再打一发。”随后，他喊了声“打！”紧接着，震天动地的一声巨响，阵地上一片浓烟弥漫。彭德清政委的头部被弹片炸伤，而严团长却牺牲了。原来，是严团长操作有误，引起弹体在膛内爆炸了。这位经过长征的湖北籍红军战士，长眠在了兴化县陈舍庄，年仅28岁。同志们听了严团长牺牲的过程都很难过，觉得很惋惜。
离开七团前，粟师长向七团领导交代，一定争取用不太长的时间扫除秦南仓到顾殿堡一线的敌伪据点，并打破他们想要复占的一切图谋。协助配合兴化地区的政府群众继续改造地形，将这一片水网地区变成对敌人障碍重重、对我军水陆畅通的好地形。特别是争取修筑一条从楼王通往西安丰以南的长堤路……使兴化到淮宝地区水陆交通能连成一片。
1943年10月3日，我们回到东台以东的吴家桥师部。这时我的右脚已严重感染，加上又患了感冒发高烧，全身酸痛无力。粟师长得知后立即打电话给师部医院说：“你们一定要治好严参谋的伤。”院长从电话中听到粟师长焦急的声音，马上回答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治好他的伤。”放下电话，院长立刻叫来了一位女医生。这位年轻的女军医梳着齐耳短发，瘦瘦的身材显得格外干练。院长将粟师长的指示转达给她。
同志们将我抬进医院，因为没有麻药，女军医用碘酒对伤口部位进行消毒，她想用手术刀把伤口划开，将里面的脓血放出来。可是手术刀因长期反复使用已经磨损得不锋利了。再加上我脚底有厚厚的一层老茧，几刀下去也未能将伤口划开，疼的我直冒冷汗。我猛地坐了起来，推开她的手，自己从护士托着的器械盘里拿起一把剪刀，一下扎进右脚心，剪开了一道婴儿嘴大小的口子，脓血顺着切口一下涌了出来。医护人员被我的突然举动惊呆了，不由得“哎呀”！地叫出声来。女军医连忙用盐水将伤口彻底冲洗干净，然后往伤口里塞满了油纱条。待一切处理完毕，我的衣服已被汗水湿透了。
术后感到右脚轻松了许多，体温也逐渐降了下来，饭量大增。在医院住了7天，伤口还未痊愈，我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回部队。我谢绝了医生的再三挽留，一瘸一拐地回到侦察科。不久，张宜友科长又调走了。
这时，从抗大九分校带回的20多名干部都分配了工作。分给侦察科几名干部，有王建行、李伏仇、周志英、谭志诚、朱锦辉、王祥林、王智信、吴萍等人。这下侦察科一下扩充了，全科有十几个人，并且都是有文化的青年，个个透着机灵，能文能武，还各有特长。在司令部机关会议上我向首长提出，二科人员增加了，再不配备领导干部就会影响工作。粟师长说：“是有这个问题！严振衡，你就是二科的副科长，履行科长职责并兼特务队队长，把侦察科工作搞好。科长职务暂时空缺。”（侦察科当时称二科）顿时我满脸通红，感到很不好意思，心想还不如不说，这好像是在向首长要官。我回到科里，看到刘志平和章宏、李春华、朱哲夫热情地欢迎新同志，帮助他们尽快适应科里的工作。
这些新同志大多数对情报侦察工作不大了解，我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他们进行讲解。比如，“打进去”就是派人进据点侦察，或到敌伪内部工作。“拉出来”就是在敌伪内部物色可能为我所用的对象，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为我搜集情报。
我还用事例启发大家。有一次，我打入敌人内部，并获得了重要情报，但在日伪军严密封锁的情况下，无法将情报带出。我急中生智，把自行车外胎拆卸下来，将情报装入外胎，然后若无其事地骑上自行车离开了据点。
我还讲了“抓舌头”的办法，一个日军到理发店理发，化装成理发师的我侦察员趁其不备，猛然把鬼子的头蒙住，将其制服，然后迅速转移，悄无声息地就把“舌头”抓了回来。我有声有色地讲，同志们津津有味地听，效果很好。
为了让新同志从实践中获得知识，我先派他们到联络站转送情报，而后逐步培养他们独立行动的能力，这些同志很快都能独当一面地胜任工作了。侦察科又在宝应、淮安、建湖等地建立了新的情报站，能够更及时掌握敌情，保证机关部队的安全，为首长提供更准确的情报。粟师长对我非常信任，说我是个 “机灵精”。他定下作战方案后，“打前站”的工作就由我去做，他就不再过问了，相信我一定能完成任务。
粟师长布置任务很严肃，对部下交代工作很细致。同志们都很尊重他，服从他的指挥。因为他为人光明磊落，诚恳待人。他对同志要求很严，批评很严厉，但我从来没听他骂过人，他从来不说“完不成任务，我枪毙你”这样的话。那时，有的首长爱以这种口气下达命令，结果会造成不该有的伤亡。在攻打某城市时，有的首长对下级指挥员下命令时就说了这样的话：“完不成任务，我就枪毙你！”战斗打响后，第一次攻城不成功，上级命令部队撤下来，重新研究调整部署后再攻。有两个营职干部犯犟了，一个死活不撤，几个人都拉不走，蹲在战壕里被敌人扔的“排子手榴弹”炸死了。另一个愣往前冲也牺牲了。所以，打仗的时候指挥员的指挥艺术很重要。
那时，我们华中还不会爆破，也没有炸药。参战部队有两个炮兵连，炮没有汽车拉，都是人扛。一个连就一门炮。事先，我们派了一个工兵连长去山东学习爆破技术，回来后组织了几个爆破小组准备试一下。参战部队没见过爆破，结果，机枪手只顾着看连长怎么爆破，火力掩护不集中，炸药包没送上去，连长牺牲了。爆破不成功，只好用老办法攻城，炮兵火力掩护，架云梯爬城。谁也不是一生下来就会打仗的，都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
以后，粟师长每次去军部开会，都是我负责接送。三师师长黄克诚去军部也走这条路，也是由我们负责接送。因此，我专门把张焕文那个宝应情报站固定下来，让他们负责这件事。这样，一旦首长来往，船是现成的，人熟路熟，既方便又安全。我们这些参谋人员有幸能在粟师长身边工作，在首长手把手的教导下，学会了很多军事知识，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军事素质。
1943年10月3日，我们跟随粟裕师长从淮南黄花塘军部回到苏中。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胜利的形势更加明显，那时的日军已是穷途末路，但是我苏中则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日伪军“第一期清乡”失败，紧接着发动了更加残酷的“延期清乡。”日军少将小林信男开始了新的战法：武装特务化，特务武装化。
有个叫森岛的宪兵特务队队长，是个“中国通”，会说中国话。森岛下乡经常身穿破衣服，腰里系着围裙，手提竹篮，篮里放着短枪和匕首，深夜去敲老百姓的门，用化装偷袭这种阴险花招，捕捉我们的干部、民兵和地下交通员。然后，用灭绝人性的手段将他们杀害。森岛的武装特务队在竖河镇就杀害了100多人。
1943年7月26日在通中、十总店一线，日军活埋了53个宁死不屈的百姓。与此同时，日军在如皋县童家角一带还枪杀了一批群众。10月23日，日军抓捕了560多人。日军机动队在石港用马刀砍死了23个被捕群众，最后1名孕妇极力反抗，被日军用马刀捅腹而死。日军企图用残暴手段来慑服群众接受伪化，日军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更激起了我军民的无比仇恨。我的引路人方启腾同志，当年45岁，是文具铺的售货员，参加新四军后到了崇明，留在“清乡区”短枪队坚持斗争，被日军逮捕后关押在南通。敌人对他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后来被公开杀害。我的阿德哥也在那个时期牺牲了。
1943年9月18日前后，“清乡区”有的地方，成千上万群众把伪军的据点围起来，要求伪军把据点撤走。有些伪军的父母、妻儿指名道姓地喊着伪军官兵的名字，劝他们放下武器，弃暗投明。正值夏季，天气很热。群众把一些死猫、死狗、粪便扔进据点的水里，让伪军喝不成水，吃不上饭。弄得伪军叫苦连天，不得不向上司报告，说在那里实在呆不下去了，只好撤离。有的据点上司不准撤，伪军没吃、没喝，又怕被新四军消灭，所以主动出来和我们谈判，向我们保证不抢百姓的粮食，不奸淫妇女，日军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们报告。
那时，我们也派一些同志打入伪军内部，挂着伪军的招牌，实际上是我们的部队。例如，汤景延同志带领的通海自卫团和崇明自卫团合并后有好几百人，主动和敌伪接头。日军看到汤景延带部队向他们投诚，特别高兴，封汤为少将司令。让汤景延的部队以金沙为中心，在周围占领了二十多个据点。
为了迷惑敌人，我们派出小分队假装去袭击汤景延的据点，汤景延他们在据点里和我们配合演了一出好戏。鬼子一听打得很热闹，等枪声远了，鬼子过来一看，汤景延扛着机关枪，前呼后拥的都是汤景延的兵，汤向鬼子报告说新四军刚被他们打跑了。鬼子一听高兴了，为了奖赏汤景延，请他去如皋吃了一顿饭。饭桌上汤景延嚷着要枪、要子弹，鬼子还真给他补充了不少枪弹。那时，鬼子抓到的新四军、共产党、地方干部送到汤景延那里，汤景延把这些同志送到牢里，在牢里好好地款待了自己的同志。汤景延还利用工作之便，收容了不少新四军后撤时留下的老弱病残同志。我们要买的东西，除了从海上交通到上海51号兵站那条线采购外，还要通过汤景延这条线就地买。汤景延需要搞点情报，搞几只枪，只要派他老婆或副官坐上汽车或汽筏子从海安到泰州走一圈，就能搞到枪和子弹、经费和药品。那些太太们见到汤的爱人就像见到姐妹一样亲热。汤景延有这些关系，所以情报非常灵，一得到情报，汤景延就如实地报告军区，军区及时报告军部。那时还有崇明自卫团，也叫海启人民自卫团。有些情报除了高层的从军部和城市工作部那里得到外，大部分可以从以上那些关系中获得。江南与江北的联络也要通过汤景延那里。
后来，汤景延等同志争取和组织了南通境内金沙、三余等十几个据点的全部伪军胜利地举行了起义。把金沙、南通以东大面积的日伪据点都解决了。他们还秘密处决了一些日伪特务。在我们主力部队的接应下，汤景延又带着部队浩浩荡荡地开了回来，从军事上、政治上都给了日伪军沉重打击。
《粟裕回忆录》里，有几组数字很说明问题。“1943年，苏中新四军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作战624次，毙伤敌15054人，俘虏11949人，缴获步枪30914支、轻重机枪294挺、掷弹筒62个、炮64门；民兵自卫队作战2855次，毙伤俘敌伪4105人，缴获长短枪596支、机枪4挺、掷弹筒5个。”在当时有这样大的胜利，可不容易呀！
那时，在三仓地区东西和南北均不到百里，在此狭小区域内除有我二分区、地委、专署及分区主力特务二团外，还有东台县、台北等县、区机关和地方武装；海边的弶港及芭斗山等地长期以来即为军区后方医院、兵工厂、印刷厂、被服厂等单位的隐蔽地带。弶港及其周围又是我海防团的陆上基地。如今，苏中区领导机关和第一团、第七团、特务团又集中到三仓地区，顿感地区狭窄，到处皆兵。如日寇对此区大举“扫荡”，我将处于被动和不利地位。此外，还要考虑到敌对通、如、海、启地区的“第一次清乡”后，还将对我整个第四军分区、第三军分区以及第一军分区南部的江都地区实行“扩展清乡”，我四分区、三分区的党政军机关也将向三仓地区转移。如我不及早谋划，将会更加被动。
粟裕同志还考虑到中央规定1943年各敌后根据地工作中心为练兵、生产、整风学习三大任务，而苏中军区机关部队连年作战，敌情严重，找不到一块安全的地区进行较长时间的休整，又如何完成中央规定的三大任务呢？粟裕同志对苏中斗争形势将越来越严重和兵力活动地区的限制将越来越拥挤是早有预见的。
时，刘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已先后离开华中地区去延安了。军部和华中局的工作由饶漱石主持。饶漱石说：还是不要打，打了会过分刺激日寇。粟裕同志再三考虑，认为机不可失，毅然于1944年2月下旬，在苏中区党委和军区主要领导同志的小会上，提出了在一分区高宝地区即车桥、泾口、曹甸地区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战役，打破日军“扩展清乡”、“强化屯垦”的计划。彻底解放这个地区，使之成为我们战略反攻积蓄力量的基地，又可作为我军整训主力，干部轮流整风之用。在这个会议上，粟裕同志详细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该地区的战略地位及我军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军事论点，即“在战略相持阶段，争取有利时机，推进局部的战略反攻”。
在苏中区党委和军区主要领导同志的小会上粟裕根据国际、国内总的形势，苏中的形势分析。车桥战役怎么打？有几种打法：一种就是逐点攻克，由西向东打，那样打法不好，打了泾口，驻守车桥的敌人必定增援。敌人就是不来增援，人家也已经有所准备。然后我们再重新准备，再去攻击，由东向西打，不一定能完成任务。不一定打得下来。
另外一种办法：车桥、泾口同时打，这种打法会造成我攻坚突击
兵力分散，突击力量一分散，打援的力量就有所消弱，结果可能两个据点都不能拿下来。拿不下来，敌人援兵到达，我军援兵力量不够，这个方案也不好。
最好的方案，粟裕觉得其他据点都没有鬼子，就是车桥才有鬼子，是这一片十几个大小据点的核心，它是处于敌人的中间，如果把它侦察好了，部署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采取掏心战术，把车桥打下来，敌人整个这一片防御体系就瓦解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分兵作战，有的敌人可以逼退，有的可以继续打下来。打车桥必须要准备打援，但是着眼点应为要拿下车桥地区，所以车桥镇一定要拿下来，这是个重点！打援等等这些都是为了保证攻车桥的部队有足够的时间打下车桥。我们要真攻车桥，敌人必定要来增援车桥。那么敌人增援的部队处于运动之中，就给我打援的部队一个机会，可以在运动中消灭增援之敌。
有一种说法叫做攻坚和打援是同时并举，粟裕说：不确切，真正确切的是打下车桥，全战于中心保全，其他都围绕这个中心来配合。粟裕同志发起车桥战役的建议立即得到与会领导同志的支持，当即决定由粟裕同志负责战役全面组织指挥；叶飞副师长担任战场指挥。车桥地区是日寇两个师团的接合部，车桥镇是既孤立又突出的据点，仅有淮阴守敌指挥的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大队据守。该区为水网沼泽地，有利于我阻击围歼援敌。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一师用五个多团的兵力，还有地方部队共同参战，组成三个纵队。作战编组是：以七团为第二纵队，负责主攻车桥；以一团、三分区特务营及泰州独立团1个营为第一纵队，担任对两淮方向之警戒，完成歼灭或击退敌之任务；以五十二团及江都独立团、高邮独立团各1个营组成第三纵队，担任对淮安、曹甸、宝应方向之警戒，完成歼灭或击退援敌之任务；以师教导团一营及四分区特务营（两个营）及炮兵大队组成总预备队。以一个纵队攻击车桥，两个纵队外围打援。粟裕强调：这次战役安排打援的部队多一些，但并不是“以打援为主”，战役的目的是攻取车桥，解放这一片地区。过去对日军作战打的都是游击战，这次是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对日军攻势作战，这在苏中抗日游击战争中还没有先例。最后，首长要求此次会议内容要严加保密，只有到会的团以上干部知道。
作战会议结束后，粟师长把我留下，让我立即从作战科、侦察科、通信科各抽调一二名参谋，带2名机要员和1部电台，侦察员、徒步通信员、电话员（带总机）各一个班，还有师教导团第一连（马连生连），由管理科配好行政和生活保障人员，安排1名得力的副官带领。这些人员编好组以后由我统一管理和指挥，准备护送叶飞副师长去一分区淮宝地区。对护送叶飞副师长到作战前线的路线，粟师长也对我作了详细指示：尽量陆地行军，避免水上行军。粟师长告诉我，现在从圩里可以一直走到西安丰附近，从秦南仓南边一直到顾殿堡沿线的几个日伪据点都打掉了，射阳湖靠北的大长堤也秘密地修通了。只要注意侦察警戒、昼伏夜行、严格保密，是可以安全到达的。具体事情让我直接向叶副师长请示。
大部队行动保密工作十分重要，那一带是水网地区，封锁消息有不少有利条件。粟师长早就布置宝应县动员3万多民兵和群众，于曹甸、安丰等地筑路打坝，筑起了顶宽一丈，高出水面5尺，穿越湖荡，绵延约15公里的5条大坝，以便于攻击部队隐蔽接敌，奔袭车桥。又组织了数以千计的船只，穿越宽阔的马家荡、绿草荡水面，把部队、云梯和其他器材及担架队运送到车桥附近。还组织精干民兵，利用黑夜开沟挖塘，破坏敌伪据点之间的道路、桥梁，协助部队埋设地雷、放哨和监视敌人。粟师长要求部队加强游泳和操舟训练。要求大家都要学会游泳；学会组织好船队的水上行军；学会在水网稻田地区行军、宿营、侦察、警戒和作战。在水网地区活动的部队经过严格训练后，练就了一套硬功夫，一条小船可坐一个班，每个战士都会驾船。不少同志还学会了撑“滴水篙”和划“滴水桨”的硬功夫。有了这套硬功夫，夜间隐蔽接敌时，敌人听不到篙桨声，只有在接近处才能听到轻微的起篙起桨的滴水声。三旅七团的一个营，在团参谋长余炳辉的率领与兴化地区的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下，不到半年时间内，利用夜暗乘船悄无声息地接敌，隐蔽偷袭，结合强攻等办法，打下了十多个据点，每次歼敌都在一个连至一个营以上。
1944年2月中旬，我带上侦察参谋王建行(建国后任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等人，特务营一个连及特务队部分短枪侦察员，还带了一部电台及其他人员，护送叶飞副师长去指挥攻打车桥的战役。行军路线仍然走上次护送粟师长去黄花塘开会的路线。这一条路线我已经很熟悉了，而且到了射阳以南的那片沼泽地，那里的大堤已经修好，不用坐船，走旱路就行了。
我们用了五天的时间到了顾殿堡以西的楼王附近住下。叶飞副师长对我说：“这次进行车桥战役，为保障车桥能早日打下，必须坚决阻击两淮方向敌军增援，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援敌一部或大部。一团和泰州团及分区特务营负责打援，但他们路途较远，等他们赶到时间就太紧。你明天先行出发，到曹甸东南的顾家庄与十八旅侦察科长会合，到车桥以西，涧桥北岸、小马庄、石头桥以南、受河以西地区看地形，帮助一团选一下伏击阵地。然后，你再回到这里向我汇报。最好能在2月25日下午赶回来。”
我将宿营警戒和四周侦察人员派好后，即将这几天应注意的事项交待给作战参谋周崇钟同志。第二天清晨我换上便衣，带了三名便衣侦察员沿着去射阳湖西岸新筑成的大堤走去。大堤宽约两米多，高出水面约一米五，中间每隔几十米留有缺口通河水，上面搭有桥板。午饭前，我们到达顾家庄附近，即与十八旅侦察科长沈保民同志相遇。沈保民同志带了一名参谋、三名便衣侦察员。我们仔细商量后决定，天黑以前到达车桥、泾口之间肖家舍的涧河边。
夜幕刚刚降临，我们悄悄地从泾口和车桥之间的菊花沟摸了过去，来到涧河南岸。晚上涧河里一条船都没有，桥面上的桥板也被河对面的护庄队撤掉了。这个庄子的百姓恨透了日本鬼子，他们自发地组成了护庄队。十八旅的侦察员和他们的关系很好，冲着对面喊话；“不要开枪，我们是新四军，要到河那边去。”护庄队员们一听，马上拿来桥板铺好，把我们接了过去。我们进了庄，看到村里的墙头上、屋顶上百姓们有站岗的，有放哨的，拿火枪和土炮的人不少。
我们渡过涧河，绕到车桥西北六公里的芦家滩一带，这时天已大亮。我们在树丛下持望远镜仔细观察受河到周庄一带公路（淮安通车桥、泾口）及公路两侧的地形情况。时值冬末，田里冬小麦还未返青。在小马庄以东有两条干涸的河沟一直向南，通到芦家滩西头的公路边；在石桥头附近也有由北向南的两条干河沟直通芦家滩。这些小河沟宽约两米多，深约一米多，都为饮水灌溉之用。冬季水已干，沟底很结实，既可作阻击阵地用，又可很隐蔽地运动部队作出击之用。沟的两边多种有树木和长有芦苇，虽已枯黄、叶落，仍可起遮蔽作用。
芦家滩向西到周庄以东、韩庄以北，这段公路北侧有一芦苇荡，东西长约2华里，南北宽约1华里。冬季基本干枯无水，表面冻结，实际淤泥颇深。荡中芦苇还未割尽，不易观察。
在公路南侧有十余米坡地，坡下即为涧河。涧河宽20米左右，但水深流急，河岸险陡，不易徒涉。公路的北面是一片坟地，那里可以预设地雷阵。坟地后面是一大片沼泽地，沼泽地的后面有几条南北走向的干沟，稍加修筑可以作战壕。干沟有利于部队逾回，是个比较理想的伏击地。那里中间形成狭窄口袋形地域，淮安到车桥的公路就由这里穿越。来援之敌进入这个地域后施展不开，有利于我军在这里歼敌。
2月23日下午，我赶回叶飞副师长处，第二天上午我将详细情况报告了首长，还附了一张概略的地形要图。主攻团的作战参谋悄悄进入车桥镇，实地侦察了敌情及工事部署情况。我把侦察的情况绘好地形图交给叶飞副师长，并向他详细汇报了侦察的情报，以及我军的作战开进路线。而且，我们已经和三师的情报部门建立了联系，能及时地互通情报，随时掌握淮安来援敌军的情况。
车桥镇坐落在涧河两岸，东西长2里，南北约15里，河道上有5座桥梁，从高处俯瞰全镇，形如繁体的“车”字，因此得名。车桥驻扎日军 1个小队，约40余人，伪军一个大队约500余人。车桥是个碉堡群，共筑有53座碉堡，构成绵密的交叉火力网，四周围墙高达2丈，外壕宽15丈，壕中积水深7尺，且与界河相通。以车桥为中心，外围还有十几个坚固的据点相拱卫，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筑垒配系。但是敌人兵力不足，只在主要碉堡里住了人，有的碉堡无人防守。车桥守敌万万想不到，新四军一师主力敢于集中兵力来进攻，而且是采取掏心战术直取中心据点。
2月24日，叶飞率领前线指挥所转移到赵扬庄。叶飞副师长对我说：“这次作战指挥主要依靠十八旅司令部，他们对情况和地形都熟悉。你带来的同志可参加到他们各科去工作。你带一两个参谋在我身边执行一些临时任务。作战指挥时，我是总指挥，刘先胜是副总指挥，使用十八旅机关会很方便。”
车桥战役计划在1944年3月5日发起总攻。
3月3日午后，以七团为主攻车桥的第二纵队，分南北两路开进。北路部队在七团团长兼政委彭德清、参谋长余炳辉率领下于5日凌晨1时50分之前到达车桥以北攻击准备位置。南路由七团副团长张云龙、政治处主任蒋新生率领，亦与5日凌晨1时50分之前到达车桥西南飞机场。
负责两淮方向警戒、打援的一纵队，在廖政国、曾如清等率领下于4日午夜12时抵达车桥以西的石头桥、芦家滩之线，进入伏击地。负责淮安、曹甸、宝应方向警戒与打援的第三纵队，于4日午夜12时到达警戒位置。
3月4日晚，月明星稀，车桥高耸的围墙、林立的碉堡，清晰可见。
5日凌晨1时，开始发起总攻，部队采取夜摸的办法。2时许攻击车桥的七团传来捷报，一、二营分两路同时向土围实行袭击。突击队员泅过外壕，先从无人看守的碉堡下手，同时架起数十架云梯，登上围墙，随后战士们潮涌般地过了深壕，三道流星般的信号弹窜上夜空，北面的一、三连首先突破围墙。占领碉堡的伪军负隅顽抗。六连战士陈稻田，腰上别满手榴弹，背上梯子，冒着弹雨，飞身爬上碉堡顶盖，抡起十字镐挖个窟窿，将一连串的手榴弹塞进了碉堡，顽抗的敌人被消灭了。接着三连乘胜继续攻击伪别动大队，占领了涧河以北的街道房屋，监视小圩内的敌人。
一连向围墙上的两个碉堡发起进攻时,战士蔡心田飞步窜近碉堡，一枚手榴弹凌空而起，准确地从敌枪眼里投进了碉堡，炸得敌人血肉横飞。一连突击组立即冲了进去，全歼驻守伪军。两路攻城部队仅用20分钟便突破围墙，攻下10余座碉堡，占领镇内全部街道，分割包围各日、伪守军。敌人遭到新四军的突然攻击，顿时不知所措，完全处于被动中。天亮前,忽然狂风大作，黄沙满天。经激烈战斗，攻城部队于当日中午全歼了镇内的伪军大队。车桥镇内只剩下日军驻守的工事和碉堡了，呈现出激战前的暂时沉寂。
5日上午，车桥镇上硝烟正浓，新四军三师参谋长洪学智和七旅副旅长胡炳云率1个骑兵排来到指挥部，带来了七旅部队攻克朱圩子的捷报。三师部队的策应，保障了一师作战部队北面侧后的安全。指挥攻坚战的三旅旅长陶勇陪同洪学智等人进入车桥镇里，观察了解敌人的防御体系。我让侦察参谋王建行与十八旅的几位参谋陪同首长一同前往，临走前我提醒王建行说：“王建行，你是第一次上战场，不要乱跑，一定要跟着十八旅的参谋走，你不熟悉地形，容易出事！”王建行说：“好！好！”就走了，我留在七团指挥所了解战场情况。王建行跟着十八旅的参谋向东走。走到街心拐了一个弯，那几位十八旅的参谋很有经验，不走了。王建行没注意，还一直往前走，刚走到拐弯处，只听“叭！叭！”两枪，敌人的狙击手打中了王建行的胳膊。王建行赶紧跑回来说：“科长，我没按你说的做，挨了一枪！”我一看他的伤口还在流血，立即告诉王建行：“快去包扎，你哪儿也别去了，就呆在七团团部！”王建行不干，非要跟着我一起回到前线指挥部，向叶副师长汇报前线的战况。
下午3时半，以七团为第二纵队开始总攻“碉堡中之碉堡”的日军圩子。叶飞副师长命令我把山炮大队带到七团。我立即回答：“是！”转身跑到山炮大队，迅速将山炮大队带入七团阵地。我们首先以迫击炮集中轰击敌外围，接着以山炮轰击大碉堡。随着震耳欲聋的炮声，敌人一些大碉堡及暗堡被炸塌了。大炮一响，部队立即冲了上去，日军1个小队大部分被歼，残敌继续顽抗。以七团为第二纵队，一方面进行近迫作业，重新布置火炮，准备再次攻击，另一方面展开政治攻势，随攻击部队前进的“日本反战同盟苏中支部”宣传委员松野觉，冒着枪弹进至碉堡旁大声喊话，瓦解日军，不幸头部中弹牺牲。
黄昏时，愤怒的指战员们高喊着：“为松野觉同志报仇！”最后的攻坚打响了，我军的炮火打得更加猛烈，鬼子慌忙缩进车桥东街一个集团碉堡群中。我们的部队要想接近碉堡群，必须经过几座桥。可是碉堡群周围是一百多米的开阔地，敌人在碉堡里就能用火力把街上的几个桥头都封锁了。我攻城部队用门板和沙袋堆放在桥头的一侧，挡住敌人的视线，我军将鬼子围困在碉堡中。
正当攻坚纵队围歼凭坚固守的日军之际，情报网传来消息，我打援阻击部队立即进入打援阵地。天黑后，叶飞副师长派我到正面阻击部队，找陈挺团长和曾如清政委了解打援和攻歼韩庄之敌的情况。
5日下午驻曹甸、塔儿头日伪军百余名最先出动，向我军第三纵队方向进军。驻曹甸、塔儿头的日伪军行至大施河，触发了我们埋设的地雷，敌人被炸懵了。日伪军稍与我第三纵警戒部队接战，即退回去了。
在我一纵队方向，5日下午3时，驻淮阴、淮安、涟水等地日军纠合伪军700余人分批在淮安集结，乘车向车桥驰援。第一批七辆汽车载着二百多名日军，进至周庄、芦家滩我军预设的伏击阵地。一纵战士突然猛烈开火，迫使敌人进入我们预设的地雷阵，当即炸死炸伤敌60余人。看到日军被炸得鬼哭狼嚎，伤亡惨重，指战员们兴奋异常。那次作战，地雷发挥了很大威力。
第二批、第三批增援日军各约百余人于下午4时、5时30分，分别进入韩庄与第一批残敌会合，当晚向我军阻击阵地进犯。我第一纵队在韩庄搞了很多假工事，鬼子一发现前面有情况，赶快下车。他们冲呀！杀呀！打了半天才发现是假工事，根本没人。鬼子气急败坏地上车继续向车桥行进。没走多远就遭到我小分队开枪阻击。鬼子又得下车散开应战，我小分队打几枪就走，鬼子又爬上车继续前进。就这样弄得鬼子真假难分，行进缓慢，后来被我小分队引进伏击圈。这时我军的轻重机枪一起开火，把鬼子的汽车玻璃、轮胎都打破了，车也开不动了。鬼子急忙下车，那地方狭窄，日军的部队展不开。我第一纵队战士，从日军侧背奋勇出击，与敌展开白刃格斗，刺死敌人60余人。剩下的鬼子慌忙向公路北侧的乱坟地里钻，他们没想到正中了我军的计，坟地里我军埋了不少地雷，把鬼子炸得魂飞胆丧。
我第一纵见时机已到，由北向南出击。打得鬼子后撤无退路，向前突围也突不动。无奈，只好向东北方向的芦苇荡突围，目的是向车桥方向增援。鬼子一进芦苇荡，那里表层土是冻的，但踩下去越陷越深。他们的九二式步兵炮陷在了芦苇荡里。我第一纵队利用天黑，两头夹击敌人，并采用火攻战术，把敌人躲藏的芦苇荡点着了，日军华北派遣军第六十五师团第七十二旅团三泽大佐只好突围，被我军击毙。在芦苇荡里的鬼子被第一纵队战士切成三段，大部就歼。山本一三小队长的手下死的死，伤的伤，还剩下二十几个人，炮也不要了，趁黑夜突围到小马庄藏起来不敢露头。敌人伤亡惨重，回公路又怕挨打，真是进退两难，他们知道碰上了劲敌，只好原地等第四批增援部队到来。
6日凌晨3时左右，第四批增援日军约一百二十余人，乘两辆汽车进至小王庄、韩庄，与残敌会合。这时，淮安的鬼子又在集结兵力，要继续增援。
叶副师长考虑车桥已打下，剩下几个残敌无关大局，我军应见好就收，免得日军继续集结增援报复。6日深夜，叶副师长把我找去，要我通知参战部队，在天亮前把主力部队撤出阵地。
当时，前线指挥所在车桥正北的赵杨庄，十八旅五十二团团长陈挺的部队在西面。廖政国的部队在芦苇荡北面，七团在攻车桥的日军据点。我带上两名侦察员，逐个部队传达首长的命令。天刚亮，我经过小马庄的时候，突然发现从庄里出来一队日本兵。看样子他们是想与东面增援的鬼子会合，日军一出庄就被我军发现了。我军四、五路部队一下就从附近庄子里冲出来，连医护人员都跟着冲了出来。同志们高呼：“冲呀、杀啊！捉活的呀！”。经过反复冲杀，这队鬼子在山本一三小队长的带领下集体下跪投降，我亲眼看到了那精彩的一幕。(山本一三的中国名字叫向日胜，后来在我华东部队工作，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
7日，车桥镇残敌在援军接应下狼狈逃窜。早已动员好的宝应县40多个乡的3万多民兵、群众立即进入车桥，迅速平毁工事，拆除围墙、碉堡，打扫战场，彻底摧毁敌人的巢穴。苏中新四军部队乘胜威逼车桥周围敌据点。曹甸、泾口、塔儿头、张桥之日伪军如惊弓之鸟，退守淮安。12日苏中新四军收复望直港、蛤拖沟、鲁家庄、蚂蚁甸、受河。13日又收复周庄。
车桥战役歼灭日军465人，其中生俘山本一三中尉以下24人，歼伪军483人，摧毁碉堡50余座，缴获了步兵炮和大批武器弹药，收复日伪军据点12处。我军打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战略区的联系，淮宝地区纵横各50余公里的广阔地区被打通。
原来日军深入我二分区修筑的潘家撇据点，是日伪军一个大据点，在车桥战役时，粟裕没用一兵一卒，3月5日，我们刚打车桥据点，潘家撇的日伪军就不战而逃。敌人明白如果不撤走，车桥据点被新四军拿下，潘家撇据点就孤立了。待粟裕打完车桥，腾出手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拿下潘家撇。
在车桥战役中，我方伤干部11人，战士174人；亡干部7人（排长）、战士46人，共计伤亡官兵238人。
车桥战役结束不久，我一师师部和苏中区党委、行政公署机关卽转移到车桥、曹甸地区，组建了苏中党校，并经常集中一至两个团在这个安定环境里轮流进行整风和整训。使这个地区成为我军以后渡江南下，进军苏浙和转入抗战反攻的重要基地。
车桥之战，有许多独到之处。我们集中五个团作战，这已不是游击战，是真正的运动战。这次，我们的部队无论攻城的、打援的、设伏的都打得不错，叫做天时地利人和。车桥战役是华中抗战史上对敌震动最大的一次攻势作战，它标志着苏中敌我相持的平衡被打破，抗日斗争形势从此走向转折。敌悲观情绪日甚一日，驻东台日军12人集体上吊自杀，驻平桥镇伪营长带100多人反正。敌收缩据点采取守势，而苏中新四军则展开了局部战略反攻，在一、二、三、四分区不断出击，屡歼敌军。
车桥战役这一仗，粟裕先斩后奏。3月8日，粟裕、叶飞将车桥战役的发起理由和战斗经过报告新四军军部。饶漱石主持工作的新四军军部，却向一师发电报，对车桥战役提出批评，指责“攻击方向不对”，“主动过分暴露自己力量”，“过分刺激敌人，很可能引起敌人的报复”，“可能造成对全部各方不良影响和牵制”。为此，3月11日粟裕、叶飞、陈丕显共同署名，复电进一步申诉组织发起车桥战役的理由。车桥战役后，刘少奇、陈毅同志从延安来电：嘉奖一师车桥战役参战部队，指出车桥战役连战皆捷，斩获奇巨，发挥了我军一师历来英勇果敢的作战精神，首创了华中生俘日寇之新纪录。部队英勇善战，指挥英明果断，人民积极支持是根本致胜原因。侦察情报的有力保障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这时我再回想起1943年，粟师长带领我们完成了向军部汇报工作任务之后，他决定不按原路返回苏中，而是舍近求远，另辟新径的用意，才明白粟裕师长是在预先勘察战场。才真正认识到粟裕同志真是个目光深远、深谋远虑、大智大勇的军事家！
粟裕同志经常教育我们说：“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军事干部，每经过一个城镇或村庄，都要做个有心人，都要将重要地形特征、军事要点、山头、道路、桥梁、渡口看在眼里，记在脑子里，有时间要攀登一下，要里里外外转转，步量步量，有地图时要调查调查，对照对照，不对的、错漏的要修改补正。要注意调查社会情况、民情风俗，一旦要在那里打仗，心中早已有数，就好办多了。”我们在护送粟裕同志去黄花塘军部一路上跟随首长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增加了感性知识，受到很大教育。
二
自从2009年10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我依据父亲回忆录音资料，编著的《在粟裕身边的战斗岁月——老侦察科长严振衡的回忆》一书以后，我与许多新四军的长辈取得了联系，长辈们源源不断地给我提供了很多珍贵的史料。
2011年5月8日清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将我惊醒。电话里传来原济南军区67军副军长，我十分敬重的抗战英雄秦镜伯伯洪亮的嗓音：“你是小燕同志吗？”
我兴奋地回答：“秦镜伯伯您好！我是小燕。”
秦镜伯伯兴奋地对我说：“小燕，我告诉你一个重要的信息，打“车桥战役”时，粟司令员不仅亲临前线，还跟着八连连长张玉成爬到鬼子地堡里去了。”
我惊得从床上蹦到地上，为了证实自己的听力，大声问：“粟裕伯伯到了车桥前线？”
秦镜伯伯笑着说：“一点不错，粟司令确实到了前线。八连连长张玉成曾经是我的部下。”
我急切地问：“他现在在哪里？”
秦镜伯伯说：“张玉成解放后任成都警备区司令员，他今年也是九十多岁的人了，身体不好，现在住在成都军区总医院。
还有一个人也可以证明此事，就是我的战友姚力同志。姚力是原苏中四分区特务团政治处主任。当年是他和特务团程业棠团长护送粟司令去车桥的。姚力同志解放后曾经担任过杭州市副市长、国务院警卫处长、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综合组长。他比我大一岁，也是快九十四岁的人了，他和夫人身体都不好，两口子长期住在杭州市老干部医院里。”
我问秦镜伯伯：“程业棠伯伯在哪里？”
秦镜伯伯回答：“程业棠同志已经过世了。小燕你要抓紧时间采访。”
我谢过秦镜伯伯，放下电话，叫上多年帮助我进行采访拍摄的陈戬大哥，买了两张机票赶往南方寻访老前辈。在杭州的医院里，我们见到了姚力伯伯和他的长子姚军辉。姚力伯伯亲切地对我说：“1941年初，新四军一师刚刚组建，司政后机关加起来就二十几个人。当时我担任师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兼民运科科长，每次师部机关和警卫部队出操，粟师长总是早早站在那里，看着我们操练，然后向机关和部队训话。那时出操，政治部机关是我喊队列口令带操。司令部是你父亲严振衡喊口令带操。我和你父亲很熟悉，严振衡同志在世时，我每次去北京都要去军委装甲兵大院看他。”
我眼前的姚力伯伯已是94岁的高龄老人，这位历经革命战争考验，在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的老军人，一生的惊险故事。在他的军人气质中还透着才思敏捷，见解精辟，长于表达的文人气质。我开门见山地请姚力伯伯讲他和特务团程业棠团长护送粟司令去车桥的故事。采访结束，姚力伯伯给了我一份他早已写好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著名的车桥战役》。
文章内容：我到七团不久，一师司令部指名要我带三营去师指挥部以及苏中党、政领导机关所在地－－泰东地区担负警卫工作，因为我曾在师政治部工作过，对当地的人、地较熟悉。
1944年3月有一天，粟司令找我去，说组织上决定调我到四分区陶勇司令员新组建的特务团担任政治处主任，政委由程业棠团长兼任，问我有什么意见。我答“服从组织上的决定”。接着他说，准备好，明天跟他出发打车桥去。
第二天，四分区的特务团团长兼政委程业棠，带了团部书记官和一营奉命来到司令部，一营就是原来的分区特务营。粟司令带几个侦通人员，一部小电台，共20来个人，等特务团一营一到就下令向车桥出发。路上怕目标太大，有时白天休息，夜晚通过封锁线。我们开始步行，后来坐船，当船进到车桥附近时，正是３月４日的午夜。指挥所安置在车桥以东的一所民房里。粟司令交代：一营的任务除了警卫指挥所外，还要派出一个连向东边敌人据点泾口的来路警戒，同时作为战役的预备队，随时作好参加攻坚或打援的准备。
攻坚战斗在3月5日凌晨1时开始。我们到达指定地点比攻坚部队晚了半天。粟司令带了几个侦通人员从东街头向西，朝战斗打响的方向走去，然后回到临时指挥所，对我和程团长说：‘因为随来的工作人员少，你们两个人轮流到七团去，不需传达什么任务，下达任何命令，只要把前线了解的情况，回来向我报告就行了。’实际上，粟司令员是要我们两人临时充当前线观察员。我原就在七团工作，人员都很熟悉，当时大家还不知道我已调离七团哩。我和程团长商量，第一次我俩同去，然后再实行轮换。
我七团分南北两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车桥伪军据点发起攻击。部队泅水渡壕，架云梯翻过围墙，当碉堡里的伪军还在睡梦中，碉堡已被我攻下。三连战士陈福田架起梯子攀上三丈高的碉堡，用十字镐砸开堡顶，连投几枚手榴弹，消灭了敌人的机枪火力，为我攻击部队扫清道路，后来被延安的《解放日报》赞为“飞将军”。二连被向导带错了路，仍从西边泅过两条大河，按时突进围墙，歼灭伪军二中队的大部，天明时即完全占领了街心。
激战至下午二时，该镇500余伪军全部被解决，50多个伪军碉堡全部被攻破。下午四时，八连上去由五连配合，攻打凭坚顽抗的日寇，先后占领了敌外围碉堡，歼灭了数十名日寇，残敌退至中间大碉堡继续顽抗。当日黄昏，淮安之敌增援至车桥以西的周庄附近，被我主力一团、五十二团用正面堵击，侧后突击的战术予以猛袭。敌三次增援共约鬼子500余，均被我军大部歼灭，仅余十数人，正待全歼之际，敌第四批增援部队以数辆装甲车，数百名步兵向我军猛冲。因我军连续激战一日两夜，部队过于疲劳，且敌人继续由淮阴、淮安、涟水等地增援达千余人，我军于6日拂晓前安全转移。这一战役，以攻破53个碉堡。后来，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在《抗战八年来八路军新四军》一书中写到：“在抗战史上，这是1944年以前，在一次战役中生俘日军最多的一次”。
战后，延安新华社发出了“苏北新四军大捷，收复车桥”的消息，赞扬我新四军一师“以雄厚兵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这是来自延安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鼓舞了所有参战部队和全军区的军民。车桥之战是华中敌后战场转入反攻的标志。抗战的最后胜利已经在望了。”
我对车桥战役的粗浅看法：
一、车桥战役采取挖心战术。车桥周围有大大小小十多个据点，车桥是这些据点的中心。我们首先打它的中心据点，是敌人所始料不及的，因为它设防坚固，外有依靠，根本想不到新四军会先攻打它，防守部队容易疏忽大意。我们又采用远距离的奔袭，当我们越过了城河，同时架起数十架云梯进入围墙，攻破了碉堡时，敌人的大部队才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已为时太晚了。
二、巧妙地利用了当地的有利地形设伏。车桥西北的芦家滩一带，南有涧河，北有芦苇沼泽地，中间公路通过的地面狭窄，是伏击聚歼敌人的有利地形，加上我军指挥有方，部队作战英勇，敌人三次来援，三次被歼。利用地形和地雷来设计作战，是重要的一着。
三、战前和战时发动群众配合，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部队远距离奔袭车桥，要经过一个相当长距离的水域。粟司令利用去淮南军部开会之便，来回的路上都对车桥周围的地形、通道、河域等进行了调查，精心组织地方干部发动群众，秘密修路、筑坝、架桥，在水域地区集中了相当多的船只，为攻击车桥的部队装运部队、弹药、云梯、担架和转运伤员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战前进行这些巨大的工程，敌人却始终没有发觉，这同苏中根据地人民的觉悟，热爱抗日部队，自觉支援抗日是分不开的，同时水域地区交通闭塞，也给我们的行动保密方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四、战斗发起后，当主力部队攻击车桥时，当地民兵和地方武装同时把周围十多个据点也包围了起来，并把据点与据点之间的通路、桥梁等全部破坏掉。有的敌人一出据点就被打回去，有的遭到民兵埋的地雷的杀伤。战斗结束，车桥据点里的碉堡、外围的工事，均被组织发动起来的民兵和当地群众迅速拆毁，敌人即使再来，也无法立足。
五、车桥战役是我苏中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的最大的胜利，是对四分区“清乡圈”内反“清乡”斗争中的军民极有力地支援；对我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一仗；粉碎了日伪“偏清乡”和“屯垦”的计划。我们部队撤出后，从淮阴、淮安、涟水出援车桥的敌人千余人，在多架飞机配合下，也不敢进入车桥。好多天以后，敌人的扫荡部队到了车桥，也不敢久留，从此以后，也就不敢再来占领这个地区。车桥后来成为我们苏中干部整风、部队整训、后方机关、学校、工厂的基地。车桥的胜利，也预示了苏中地区向日寇战略反攻的开始。
六、车桥战役的重大胜利充分证实了我苏中区党委的领导者的预见英明正确，是同部队师首长的指挥有方和对这次战役的精心组织、准备，全军上下英勇作战，人民群众大力配合分不开的。当时在军部的饶漱石，还在车桥胜利的第二天，发来电报，主张不要打车桥，理由是不要过分刺激敌人。真是成了历史的笑话了。
我好奇的问姚力伯伯：“车桥战役结束后，你们如何护送粟司令回一师指挥部的？”
姚力伯伯说：“我们去车桥的时候是从北行镇出发的。车桥战役结束后，粟司令得知前线指挥部下令部队迅速撤出车桥战场，他立即亲自打电话给七团，让他们晚一点撤出车桥战场，并向深远方向侦察，因为我们的部队很快都撤出车桥战场，当地的民兵和老百姓还在拆毁敌人的据点和工事，万一敌人报复性地反扑回来，老百姓会受到很大伤亡，粟司令要七团留下来，晚一点走，如果敌人来了，七团可以掩护老百姓安全撤离。
我们护送粟司令离开车桥战场走了一段路程以后，遵照粟司令的命令到台东地区休整。粟司令带领少数同志弯到别的部队，跟别的部队一起走了。”
采访结束后，姚力伯伯和他的子女们热情地请我们吃饭，那份浓浓的亲情让我十分感动，我拿起手机向粟裕伯伯的长子粟戎生将军报告了我的采访收获，粟戎生将军非常高兴，并与姚力伯伯通了话，我不知道粟戎生将军说了什么，只看见姚力伯伯眼里噙着泪，放下电话，老人仍然非常动情地强忍眼泪，努力克制自己的感情，我知道他此刻一定非常怀念粟裕司令员。因为我在十多年的采访中，深深地感受到，这些从枪林弹雨冲杀出来的老前辈们，发自内心的对粟裕首长刻骨铭心的爱戴和崇敬。
三
我们在成都军区总医院见到了正在输液的张玉成伯伯。他虽然年老体弱，但是思维清晰，军人气质实足。
张玉成伯伯亲切地与我们握手，高兴地大声说：“严振衡是我们的老侦察科长，他待人非常谦和，没有一点架子。因为侦察工作的关系，我和严科长很熟。没想到严振衡的女儿，小燕子会飞到这里来。”
张玉成伯伯看见我开心极了，他笑着说：“小燕，你知道吗，战争年代大家都知道粟裕身边有一个英俊帅气，聪明、机敏、干练的侦察科长严振衡，粟司令员非常器重和喜欢你的父亲。”
一阵玩笑话后，我打破沙锅问到底的问张玉成伯伯有关“车桥战役”的事。张玉成伯伯给我讲了他在车桥战役中的亲身经历，并给我一份他多年以前写好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张玉成将军谈205团八连攻克车桥日军阵地》文章内容：
1942年，华中军区首长根据国际形势，对日大反攻时机就要到来。我主力部队和机关需要休整，迎接大反攻到来。
粟司令经反复考虑勘察，认为突取车桥较为有利。车桥是苏北淮阴、宝应日军两师结合部，不利于日军短时间集中大兵力增援。车桥又是我1、2、3、4师结合部，突取后使我交通、机动形成一片，决心突取车桥。确定在44年3月5日发起攻击。
一、 车桥敌情、地形
1、 敌伪军一个大队和伪公安警察等500人。
日军有一个加强分队40多人。
2、 地形
车桥是一个有一千多户居民的集镇，四周筑有伪军围子阵地，并建40多个碉堡，另有日军单独筑有较坚固阵地一个。
二、 七团任务突取车桥
一、二营为第一梯队，突取车桥歼灭全部伪军及政府人员。三营为二梯队突取日军阵地。
一、二营在团首长亲自率领下一举突破车桥伪军阵地，又经半天清扫，扫清了全部伪军政府人员。下午，三营投入战斗，准备攻克日军阵地。
三、日军阵地建筑与攻击布置
1、日军阵地建筑
日军阵地在街东南角，直径50米方圆，筑起不到2米高围子，墙厚40公分，一道围子中间有射击孔，下有八个地堡，每堡对外，有三个射击孔。围子外有2米宽、2米深的外壕，（北面是30米宽自然沟）。围子中心筑有一个中心堡。中心堡高不到10米，直径约4米，墙厚约40公分，门开在中间，下层存粮食、子弹、水、食盐等。上层有射击孔，总的有外壕、地堡、围墙、中心堡、筑成四道防线。交叉火网外加30米扫清射界、开阔地。上、中、下三道火力形成交叉火网。中心堡上层射击孔可向下投弹（没有把的压子手榴弹）。门在中间，只有用梯子才能进出，它形成一个独立坚守点。整个阵地经过长时间的修筑，它确实是一个较坚固，又能独立坚守的据点。
2、八连任务与组织
八连是三营主攻突击连，二营五连助攻。
（1）八连进到前沿首先展开政治攻势，把宣传单投进敌人阵地内，同时一个日本松野觉同志对日喊话，对日宣传，叫敌人不要开枪。宣传了一段时间，并叫他们不要打枪。围子内一听真是日本自己人就不打枪了。松野觉叫他们队长来讲话，队长来对了一段话后伸出头骂松野觉“你是叛徒”等等，之后便对吵起来，松野觉火了拿起特等射手宋飞的三八枪，一枪击中日军队长头部而死。之后日军再也不出来讲话了。松野觉转身向后走，就在他通过30米开阔地时，日军一枪击中他，倒地身亡。他是日本反战同盟苏中支部的同志。
（2）八连突击队组织与任务
正面外壕用人梯过，不要其他器材。正面三个地堡、五个枪眼，每个枪眼用一挺机枪，一个射击组对准一个枪眼集中射击，还组织了四个突击组对准三个地堡，两个组对准中间堡，另一边一个组对准一个堡统一都由三排长任贵云突击排长负责。围墙每一个枪眼都有一个射击组对准射击，张介禄代理一排长紧跟三排长后突破占领围子，二排长张书玉排长从突破口进入向纵深发展。
（3）投弹组：投40米以上的10人投弹组，每人30个手榴弹。冲击同时一起集中投入围子内。
天刚黑，一声枪响，火力组、投弹组、突击组在围子形成了火墙，一梯队占领围子，继续发动火力。二排向围子冲击发展，同时突击小组和突击队在地堡和围子打开缺口成功，我方无一伤亡，占领了敌阵地。敌人无法还手，除少数敌人逃进中心堡外，都被击毙在地堡内和围子里。
右邻五连受敌火受阻，停止攻击。
八连全部进入围子里，占领敌全部房屋（宿舍、伙房、仓库），进到敌中心堡跟前，后又组织第二次小组冲击。我伤亡几人，突击未成，与敌中心堡对峙，准备土坦克（桌子上铺上棉被）再次进行冲击，因当时没有炸药（有也不会用），用土坦克是否能解决问题？当时也没有底，只能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好试试看。二次冲击未成，伤亡了3个同志，停了一下。
团首长叫我到团指挥所汇报了具体情况后，政委兼团长彭德清，副团长张云龙首长指示：“很好！你回去组织好，以防不必要的伤亡。继续做好准备。”他又说：“看山炮能否用上？”我说：“有房子，怕不好打。”副团长说：“从北边看行不行？”
我走了，回到地堡做好准备。这时来了两个同志，也看不清是谁，他说：“连长，首长请您去一下。”我心想，刚去过又叫我去？我跟着爬出地堡，向后走，到冲击出发地的房子跟前，他们说：“首长，张连长来了。”当时已经很晚了，月光下，我抬头一看是粟司令，猛地惊了一下。粟司令说：“你带我去看一下中心堡。”我想了一下，到北边围子门口看，既可以看到，也比较安全。首长让其他人一个也不许去，在这里等着。我一个人带着首长进外壕到围子边门口（距中心堡约30米），首长侧着身站，反复查看，他感觉还是看不太清，对我说：“你带我进房子里去看一下。”我带着粟司令从地堡的黑洞里踩着“死人”一点点的輾进去。粟司令问：“这是什么人？”我回答：“死的是鬼子，活的是我们的战士（因为地堡里很黑，什么都看不见）。因前面有一件事，九班苏班长从北进，想利用敌人的尸体垫高趴下射击。可这“死”家伙一跃而起就想跑，当时便给他一枪，当场击毙了。因此，苏班长让战士把所有尸体全部都查一遍，如果有不死的用圆锹再打他头几下，（因为鬼子尸体混在战士中间，用枪打不容易打准）。
粟司令又进到一个房子角里，（距中心堡约20米）反复查看之后说：“鬼子真坏！门开在中间让你根本就进不去。”对我说：“这里警戒组织好，防止伤亡。”首长要走了，我又把他送回原地。之后，我又回到了围子内的房子里，对姚指导员说：“粟司令来了。”姚指导员说：“啊？他怎么能到这儿来啊？”
我说：“已经走了。”
我也才松了一口气，之后又等了两个多小时，天快亮了，来命令叫前面警戒好部队撤出战斗。当时我想：只有一个堡了，怎么不去打，而是撤出？撤向凤谷村。走在半路上，传来车桥上有14个鬼子跑了的消息，车桥民兵正在拆鬼子的围子，地堡、房子，一下子都拆除完了。
粟司令估计到十几个鬼子不会再去守这个碉堡，一定是我一走，它就会逃的。这样既可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又能收复车桥。此时又传来了打援部队也取得了重大胜利，抓到20多个鬼子的好消息。
车桥战役以全胜结束，团里开了总结大会，团长肯定了八连的攻击组织：突进日军阵地，伤亡小，歼灭敌人多。并让八连很好地总结经验，因为我们攻日本坚固阵地还没有经验，这次八连只用了一两分钟就突破进了敌人的阵地，并且无一伤亡，突破进了敌人阵地。
48年彭德清首长在先遣部队还提到要总结经验，但是我们水平低，觉得没有什么经验好总结，并且也没有时间，但是首长的指示我们铭记在心。今天有时间了，来回想当时的情况与过程。现在回想起车桥，日军阵地建筑确实比较坚固。因为日军考虑到：日军、伪军既是一家，又不是一家，因此，一个据点建两个阵地，并且根据兵力多少确定坚守阵地的大小（40多人建50米直径方圆的阵地），兵力少阵地宽就形成了阵地空，不利于防守。相反，兵力多阵地小又造成拥挤，展不开，因此打起来伤亡大。而车桥日军兵力不多，阵地也不大，但那组成外壕、地堡、围墙、中心堡四道防线，外加阵地前30多米扫清射界，30米开阔地界。三道交叉火力（上、中、下）组成一个完整坚守阵地，这阵地是比较科学紧凑的。敌人一个小分队单独坚守一点，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如果能再加上现代的钢筋水泥就更加坚固了。
要突破这样坚固的阵地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 必须确实查清敌军阵地的组成，火力的配备，对每道防线如何克服？用什么器材？谁负责？何时使用？对每一个火力点射击孔任务封锁的落实。每个组上对准射击，特别妨碍突击的火力点，再用1-2挺机枪封锁，确保突击成功。特别重要的是这次八连突击一举成功，无一伤亡，我火力起到了最大的作用，把敌人火力点全部压住封死。
2、 各种火力、突击队分工必须明确、具体落实，做到没有一点漏洞。
3、 组织协调好，这是成败的关键，这次八连参加、突破、占领只花了一、两分钟的时间，并且无一伤亡，正是因为配合协调得很好。如：你动我不动，差一点就变成自己打自己，完不成任务了。所以对各方面这一点必须下死命令，差一点都不行！
4、 攻击敌军阵地要准备好各种武器器材。这次八连冲击中心堡未成反受伤亡的原因是：没有准备好器材和炸药等，盲目冲击的教训，事先对中心堡没有重视，没有加以防备和训练。
5、 松野觉牺牲的教训
松野觉是做敌军工作的，因为听不得对方骂他，把日军队长打死了，后来松野觉回冲击出发地，通过30米开阔地时围子内的敌人就把他打死了。当然，他还是一个新同志。
42年我在三旅部教导队当排长时，松野觉在队部政工组，当时我们就认识了。他和觉本两个日本同志表现很好，开始我们对日本同志很优待，两天一包烟，背包都有人挑，我们吸的是旱烟，烟丝都是用小袋装的。背包连以下的都是自己背。后来他们不要抽香烟了，也跟着我们抽旱烟袋，背包自己背。在行军中，有时多用半国语对几句来开开心。因此，这次八连一上阵，到前沿，松野觉也跟我来回跑，我在前沿做冲击准备，他就喊话。不一会儿，他就被日军打死了，我们感到很突然。
粟司令的战争回忆录中也讲到了松野觉牺牲问题，他不懂的做敌军工作，吃了亏，受了损失。很可惜！今天就讲到这里。
原205团八连连长 张玉成 2006年10月15日
采访结束后，张玉成伯伯坚持送我们很远的路程，当我们坐上成都警备区的车开出很远了，我回头看见张玉成伯伯还站在原地目送我们，心里一阵发酸，眼泪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
四
回到北京，我们采访了原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林平伯伯，林平伯伯给我们讲述他在车桥战役中的所见所闻与原解放总参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温镜湖叔叔给我，他和粟裕的秘书朱楹将军于1992年9月8日采访林平的采访笔记所记录的内容一样。
采访笔记原文：‘《大江南北》吴瑾瑜文章说，粟在车桥战役中统筹安排，并未直接指挥。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叶飞在前线，刘先胜只指挥十六旅五十二团。我当时任三营教导员，首先与三营攻入车桥，按规定发射曳光弹。师部山炮连协助我们战斗。就在这时，粟裕到了战地，问了战斗情况。我见到他，说了几句话。说明粟裕并非不管前线指挥，而是到了前线。
攻打伪军据点时，我们伤亡很大。团参谋长余炳辉打红了眼，用驳壳枪杀了不少俘虏。我当时说：“敌人投降了，杀俘虏不对！”后来我在《抗敌报》上写了一篇短文，讲不可枪杀俘虏……
听父辈们讲述那些真实的、悲壮的、富有哲理的故事，被他们的英雄事迹所感动，好像自己已融入其中，就是那个战斗群体中的一员，是在战火硝烟还未散尽时寻找部队足迹的人。我将这些史料整理发表，供关心那段历史和研究历史的人共同研究。
严晓燕 2015年7月9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