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 1930年2月12日 中国自由大同盟成立

1930年2月12日 中国自由大同盟成立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

1930年2月12日，由鲁迅、柔石、郁达夫、田汉、夏衍、冯雪峰等51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简称自由大同盟。其宗旨是要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反对国民政府统治。后自由大同盟出版了刊物《自由运动》，相继在各地成立了50多个分会，吸收了许多学校、文艺团体和工人组织参加。 　　自由大同盟是中共领导的外围革命群众团体，自成立之日起即遭到国民政府压制。1931年2月，自由大同盟主席龙大道在上海牺牲，遂自行解散。

（人民网资料） 鲁迅到上海后，先后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济难会(后演变为中国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革命团体。其中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鲁迅是发起人之一。1930年2月13日，鲁迅出席了该会的成立大会，并和郁达夫、田汉、郑伯奇、冯雪峰、沈端先等联名发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因有几种刊物发表这个宣言所署日期为2月15日，遂使不少文章误以为是成立日期，这是应当说明的。但该会成立大会的会址，至今说法有异，有必要进行调查、核实、改订，使它正确地载入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史册。1930年2月13日<鲁迅日记》载:晚邀柔石往快活林吃面，又赴法教堂。这是鲁迅前去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成立大会。鲁迅在成立大会上第一个演讲，第二个演讲的是郁达夫。待郁讲完，鲁迅便先告归，鲁迅在日记上写“法教堂”，可能出于保密的目的。长期以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的会址有多种说法。1977年8月，郑伯奇曾对复旦大学鲁迅著作注释组访问时回忆说: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地点是公共租界里的汉口路圣公会”，“是通过董维健的关系才借到的，而董当时......来源：《上海鲁迅研究》2002年第00期 作者：丁景唐;周国伟; 不管讽刺与否吧，统战下，鲁迅又先后参加了中共的三大外围组织，也就是著名的三大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0年2月13日，鲁迅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列名为发起人之一。按鲁迅的自我评价，他既不知“运动”的人，凡所演讲，也与该同盟格格不入，但既使这样，也有人看不惯。［3］看不惯的结果，就是不久就听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他这个“堕落文人”、“反动文人”，所以鲁迅出去避了一段时间。事后国民党中央也没有咋着鲁迅，只是宣布取缔自由运动大同盟等几个团体，并在后面的名单里附有鲁迅的名字而已。       鲁迅跟友人解释，自己只是被自由运动大同盟请去做演讲了，演讲完就走了，没成想事后就被他们列为发起人之一了。于是友人劝他在党报上发个声明，解释一下，但他很不屑，跟许寿裳说：“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他们倘来问我一声，我可以告知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么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就算由我发起好了”。［4］       当然对于国民政府这边，他心里也有数，当日本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担心他的安全，劝他躲避一下时，他回的是：“不要紧的，如果是真的要捉，就不下通缉令啦什么的了。……就是说，有点讨厌，别给我开口——是那么一回事。”［5］       一句话，鲁迅对于党派、政治，都心里有数。［3］鲁迅：《书信·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页。 ［4］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76页。 ［5］内山完造：《鲁迅先生》，《活的鲁迅》，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40页。

就在这个月（1930年2月）的13日，鲁迅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在汉口路江西路附近的圣公会教堂举行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签署了以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为宗旨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此后，就有消息传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以鲁迅参加该组织为借口，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鲁迅，就等待一纸批文了。先生随时有可能被缉捕，住在这里已经不再安全。这才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1930年3月2日下午，鲁迅走出家门，一袭长衫包裹着瘦弱的身体。他在柔石等人的陪同下，从景云里走出来，左拐，再走几十步，进入窦乐安路233号（今多伦路201弄2号）。这栋具有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城市住宅风貌的建筑，此时是中华艺术大学的所在地。一间教室里，五十多位作家济济一堂，正举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鲁迅在会上做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演。“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的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先生浓重的绍兴口音在会场里回响。会场上鸦雀无声。先生对“革命作家”的忠告，表达了自己对这支队伍的担忧，使在场的人陷入深思。傍晚，鲁迅在柔石等年轻人的簇拥下走出会场。出了学校大门，他无意间扫视周围，发现窦乐安路上游荡着几张陌生面孔。那些人的眼神正紧紧地盯着出来的人群。他疑惑地问柔石：“他们是学校的学生吗？”柔石警惕地说：“不像，我们快走吧。”鲁迅联想到自己被缉捕的传闻，马上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有人在“关注”他们。回到家中，许广平抱着海婴迎上前来。鲁迅亲亲海婴肉嘟嘟的小手，对许广平说：“我们被人盯上了，看来又要搬家了。”许广平忧虑地说：“一时三刻，上哪儿去找住的地方？”鲁迅沉吟再三：“前几天，我曾经跟内山说起过这件事，他说特务一般不会到外国人家里抓人，可以去他那里暂住几天。这期间，我抓紧找房子。”两年前，鲁迅刚到上海，在北四川路上散步，行至魏盛里（今四川北路1881弄），看到弄内有一家书店，陈列的大多是日文书籍。这让曾在日本留学的他感到意外的惊喜，与店老板内山完造交谈后，两人颇为投缘。人住景云里后，他隔三岔五地去书店，购书或者会友。时间一长，鲁迅与内山结为知交，除了经常请他代为购置书籍，还托他收转信件，代售自己或友人所写的被禁著译。空闲的时候，两人一起在店里喝茶聊天。1929年，内山书店扩容，迁到了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口，装修一新的两开问门面，紧临街面。3月19日，鲁迅住进了内山书店。内山腾出了堆放书籍的假三层楼，作为鲁迅避难暂居的处所。房间朝南有一排窗，正对着车来人往的北四川路，朝北是两扇矮窗。小方格子的窗棂，与房间的落地拉门相对应，都是日本式的。推开北窗，后面是一排日式的新式里弄房子，家家天井里种着高高的杉树，宁静安谧。注视眼前的景象，鲁迅有一种好像来到了异国他乡的虚幻感觉。然而，幻觉并不能替代严酷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