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 年中央军委召开了扩大会议，错误地开展了一场反“教条主义”的
斗争。这个会议，是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决定的。会议要求，
用整风方式，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并在这个
基础上使各项工作得以贯彻。会议于5 月27 日开始，至7 月22 日结束，参
加会议的有军内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各军区、各军兵种领导干
部共360 余人（列席25 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邓小平、刘伯
承、贺龙、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在会上讲了话。彭德怀宣布会
议的内容一是整风，二是整编，方法是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论，主要解决人民
军队的建军原则、建军方针、战略方针三个问题。然而会议开始后，预期解
决的几个重点问题没有形成会议的中心议题。有的同志在会议发言中，还公
开点名批评了主管全军训练和院校工作的同志。
6 月7 日下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在会上传达了
毛泽东6 月5 日在一位同志对军委扩大会议开法意见上的批语：“一方面有
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
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
军阀主义。”号召与会同志根据毛泽东主席“振起生气，大有可为”的指示
和有关领导的一些意见，彻底解放思想，打破顾虑。敢想、敢说、敢于明辨
是非，以反教条主义为纲，针对军委及总部各部的领导，通过小组会、大会、
大字报、小字报等形式，大鸣大放、大争大辩，把会开好。自此，会议转向，
反教条主义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林彪在1959 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彭德怀
时，曾说，1958 年军委扩大会议原来并没有确定以反对教条主义为主题，我
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并报告了毛主席，才有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这次
军委扩大会议①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上），第1 版，166 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立即调整了会议安排，翌日发出扩
大会议范围的通知，吸收全军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参
加，参加会议人员由360 余人增至1400 余人。并派人协助彭德怀主持会议。
6 月21 日、23 日、29 日，毛泽东先后在大会和小组长座谈会上讲了话。
他在21 日接见全体同志大会上谈到军队工作时指出：“八年来基本上搞的
好，有些缺点错误”，“各方面都是蓬蓬勃勃，军队也是蓬蓬勃勃的。可是，
比较起来稍微差一些，经过这次会议要起变化。”他在回顾了党和军队历史
上教条主义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的损失后指出：“有这么两部分教条主义。
一部分是对资产阶级军事学和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
是一种；再就是对苏联的，或叫无产阶级的军事学和管理军队制度，认为是
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在中央苏区一个时期是有的⋯⋯解放以后又发生了教条
主义”，“有些人就是搬外国，不加区别地搬外国，这是妄自菲薄。”毛泽
东在大会讲话之后，23 日又把军委委员和各组组长召集到中南海，座谈两个
多小时，他在插话中说，“人民军队有没有教条主义呢？我在成都会议上说
过，搬是搬了一些，但建军基本原则坚持下来了。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是
说没有，一种是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说军队中没有教条
主义是不存仕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不要
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明确指出：“苏联的经验
有三种，一种是好的，我们用得上的，就要‘取经’；第二种是不好不坏的，
要取其好的一部分；第三种是坏的，也可以研究，引以为戒”。他强调：“一
定要有选择地学”。“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洋奴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此后，会议以毛泽东讲话为基调，对负责训练和院校工作的刘伯承、肖
克、李达等进行点名地批判。在7 月9 日和10 日的大会上，刘伯承、肖克和
其他被认为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人，被迫进行检讨，批判性的发言一直持续
到15 日。7 月19 日彭德怀在全体大会上作总结发言。7 月22 日，大会通过
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草案）》。决议指出：“在某些部
门和某些单位。主要是训练总监部和一些院校，教条主义倾向直到最近仍然
占着统治地位”，“现在我军中存在的错误倾向，基本上是我军历史上正确
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实际上是历史上的错误路线
在某些范围内的复活”。决议要求“目前的斗争必须在全军认真展开”。
军委扩大会议后，全军按照决议的要求，自上而下地开展了“反教条主
义”和“反单纯军事观点”的教育和斗争。各大单位都相继召开党委扩大会
或干部会议，在传达军委扩大会议的基础上。采取大鸣、大放，揭露批判所
谓“教条主义”，“单纯军事观点”的危害，并抓住重点人和主要问题展开
斗争，对一些受批判的同志作了组织上的调整。
这次“反教条主义”斗争，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把学习苏军过
程中难以避免的井已经基本纠正的一些偏差和军队管理、军事训练、院校教
育中出现的一些缺点，说成是“教条主义”；把严格管理，按科学规律办事
等一些正确的东西，说成是“单纯军事观点”；把一时局部出现的偏差，夸
大力全军性的系统错误；把本属于工作上、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夸大为两条
军事路线的斗争，因而对当时和以后的军队建设产生消极影响。此后，正规
化建设不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条令条例处于不被重视以至被废
弛状态，使刚刚起步的正规化建设受到挫折；自觉不自觉地排斥外国有益的
东西，使军队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忽视对外军经验的研究和汲取；采用过人的
批判斗争方法，无限上纲、上挂下联、搞大批判等“左”的做法开始盛行；
一些负责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的同志受到过人的批判和斗争，有的受到错误
处理，严重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等。中央军委在1987 年《关于新时期军队政
治工作的决定》中指出：“错误地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
军事路线，给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害”。
反教条主义斗争所造成的消极影响，经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实事求是
的工作，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努力，在经历了近30 年之后终于得以
消除。1986 年1O 月16 日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在刘伯承同志追悼会
上的悼词》中说：‘1980 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
的’。这也是党中央一致的意见”，不久，邓小平发表《悼伯承》一文，指
出：“1958 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这就为反教条主义斗争
作了正确的结论。1987 年11 月25 日，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发出通知，为在1958 年因所谓教条主义问题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彻底平反。
军委扩大会议在错误发动反教条主义斗争的同时，提出了“以我为主”
的军队建设指导方针。
1958 年6 月17 日，毛泽东在《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李富春第二个五年
计划要点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
独立自主地于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
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
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版，第7 册，273 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23日，毛泽东在各小组长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我们打败了蒋介石、日本帝国
主义、美帝国主义，我们有丰富的经验，看不起自己的经验是不对的。要以
我为主，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同时要研究敌情、友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和讲话精神，军委扩大会议提出了“以我为主”加强军队建设的指导方针。
彭德怀在会议总结中强调：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坚决以毛
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作为今后我军建设和作战的指针。必须以我军经验为
主，有选择地学习外国经验，绝不能盲目地机械搬运。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
议中也强调：在军事训练方面，必须以现有装备为主，照顾将来装备的情况，
以我军经验为主，有选择地学习苏军经验，并认真地研究敌情。必须集中必
要的人力，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的指导下，系统地总结我军30 多年的各
方面经验，吸收我们的伟大同盟者苏军的经验，注意我们的主要敌人美帝国
主义的军事经验，在一两年内陆续编出适合我军情况和需要的条令教范和教
材。
“以我为主”军队建设方针，是中央军委对建国后几年来军队建设进行
反思后提出来的，它正确地揭示了人民解放军建设和发展的进程，科学地阐
明了学习外军经验与自己实际相结合的相互关系，是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
规化建设的经验总结。尽管“以我为主”方针是在“左”倾思想开始滋长，
错误地发动反教条主义斗争的背景下产生的，以后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把“以
我为主”与学习外国经验截然对立起来，忽视了对外军经验的学习和研究的
偏差，但它毕竟是在建国后首次指明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军队的方
向。从实践中看，这是一条正确的方针。标志着中央军委对新的历史条件下
如何加强军队建设认识上的深化，使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在突出中
国军队特色方面更加明确，方向更加坚定，对于后来全军以独立自主、自力
更生精神发展国防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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