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办事组是文革期间军队系统的一个极重要机构。去年出版后引起颇大反响的《吴法宪回忆录》，有一节为“军委办事组的成立”。然而，遗憾的是，作为这一重要机构的主要成员，吴法宪对该机构成立的初衷及前期活动的回忆，均有不太准确之处。为此，本文依据较为可靠的材料，对吴著的失实处提出不同的看法，对吴著的一些重要遗漏予以补充，以供讨论参考。
一、是否存在一个“三人小组”？
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以前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的罗瑞卿、贺龙等人先后被打倒，经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成立了一个由叶剑英、杨成武和萧华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事务。”（《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９月第一版，页６７６。下文引自同书者，仅注页数不再注书名。）
文化大革命前，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工作的机构，为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秘书长主持。贺龙作为军委第二副主席，并不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而军委常委、秘书长罗瑞卿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上海会议前倒可以说是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的。文革前夕，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为罗瑞卿、杨成武、萧华、邱会作、萧向荣、张爱萍，１９６５年１１─１２月萧向荣、罗瑞卿先后受审查后，成员余杨成武、萧华、邱会作、张爱萍四人。１９６６年５月，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调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军委秘书长（副秘书长苏振华、萧华、杨成武、王新亭），自此，由叶剑英主持，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工作。杨成武、萧华既为军委副秘书长，又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分别又是代总长、总政主任，权责集中于叶、杨、萧三人，是显而易见的（其他两位副秘书长苏振华、王新亭不是办公会议成员，而办公会议成员邱会作、张爱萍又不是副秘书长），惟军委是否郑重其事地成立过一个如吴所称的、经毛泽东同意的“三人小组”，则大有疑问，起码目前在任何军方正式编纂的资料中均未见记载。【1】
二、成立看守小组是谁的提议？
吴：“大约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初，毛泽东到南方去巡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中央军委决定，由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和海军政委李作鹏随同前往。这时，叶帅已因‘二月逆流’事件靠边站了，萧华也被轰得不能工作，杨成武再一走，‘三人小组’就名存实亡了。于是，周恩来以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名义向林彪提出：‘是不是先成立一个军委临时看守小组，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领导之下，暂时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林彪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提出由我、邱会作和张秀川三人组成这个看守小组，由我任组长。”（页６７６）
以上吴所说１９６７年毛泽东南巡的时间欠准确。毛乘专列离京的时间为７月１４日。【2】随同毛专列离京的是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余立金早于６月下旬随谢富治、王力到西南解决当地问题，７月１４日随谢、王到武汉，当时并无负责毛安全的任务。李作鹏１４日凌晨随周恩来到汉，为毛泽东打前站。
惟吴上文最有疑问的是所谓周恩来的那段话，吴用以表明军委看守小组是周恩来向林彪提议成立的，并得到林彪的同意，人员还是林彪指定的。
笔者认为，目前有关军委办事组前期活动最具权威性的论述，为王年一于２００１年发表的《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3】王年一该文引述了江青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３０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所说的一段话：“军委办事组是怎么产生的呢？１９６７年夏天，斗争萧华的时候，出现了不严肃的现象，把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变成低级下流，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侮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因此，我建议成立一个看管小组。开始是４个人。……”
王年一所引述的江青讲话，来源是可靠的，且接近历史真相，那就是──看守小组（江青称看管小组）是江青提议成立的，得周恩来的同意，而并非是周提议，林彪批准。该小组开始时只是临设机构，其组成应毋须经毛、林批准，除吴法宪上文外，我们亦未见过任何周恩来提议、林彪批准成立并亲定该小组成员名单的材料。
三、看守小组成立时间及成员
吴：“七月十七日，我接到通知，要我当晚去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在这个会上，周恩来宣布：‘经毛主席批准，由吴法宪、邱会作和张秀川三人组成中央军委临时看守小组，由吴法宪任组长。……”（页６７６）
吴文有关看守小组成立的日期有误，小组组成人员也有遗漏。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７日，周恩来不在北京而在武汉。据《周恩来年谱》记载：７月１５日─１８日，周召集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和武汉空军负责人会议，听取工作汇报。７月１７日，到梅岭一号毛泽东处开会，听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贵州、四川三省问题和武汉问题。７月１８日晚，同陈再道、钟汉华等到毛泽东处后，于晚十一时半飞返北京。【4】记述周恩来此一时期活动甚详的《陈再道回忆录》下卷及《王力反思录》，也证实了《周恩来年谱》以上记载的准确性。【5】这些材料皆可以说明，７月１７日晚，周恩来不可能在京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换言之，也不可能在京宣布看守小组的成立。
看守小组宣布成立的准确时间，应为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７日，成员四人。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引述了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５日军委办事组给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报告，内称：“根据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７日指示，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４同志组成一个小组，由吴负责，……”。官方编纂的军队组织史资料亦称：“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７日，成立由吴法宪（负责）、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的四人小组。”
军委办事组的报告可以印证，成立看守小组是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８月１７日的“指示”（报告未有提及毛泽东和林彪）。同时，证实小组成员为吴、叶、邱、张四人，而不是吴法宪回忆中的三人。四人当时的职务是：吴法宪，空军党委第一书记，司令员；叶群，军委办公厅党委常委，林办主任；邱会作，总后党委第一书记，总后部长，原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张秀川，海军党委常委，海军政治部主任。
四、看守小组成立初衷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两次引述所谓周恩来称：“是不是先成立一个军委临时看守小组，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领导之下，暂时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周又称：“临时看守小组的任务是，接受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交代的任务，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页６７６）
吴的回忆有误。事实上，成立看守小组的初衷，是因总政和军委文革小组相继瘫痪，欲以其取代上述两机构负责指导总政及其他军队驻京机关、部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方面工作的职能。直至１９６８年３月前，看守小组及后来的军委办事组，皆无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权限。在这一点上，王年一引述的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５日军委办事组报告已说明得很清楚：“任务主要负责驻京各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看着总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要出偏差。……１０月４日，我们研究了军委办事组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认为，由于总政目前处于瘫痪状态，军委文革小组目前实际上也处于瘫痪状态，军委办事组是在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军队系统驻京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体工作。各大军区、省军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军委办事组负责办理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交办的一些有关具体工作。至于部队各项建设、战备工作、行政工作、干部工作等等，统由军委常委直接领导进行。提到办事组来的这类问题，均呈送军委常委处理。”
五、杨成武任办事组组长
吴：“九月二十六日，杨成武回到北京。当晚，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周恩来就宣布撤销了看守小组，另外成立以杨成武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我被任命为军委办事组的副组长，同杨成武一起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我们这个办事组的成员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页６７７）
军委办事组首任组长杨成武
吴上述回忆还是多处有误。首先是日期。据可靠材料，杨成武随毛泽东的专列应在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２日已返抵北京。【6】据王年一引述的军委办事组１０月１５日报告：“９月２４日，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又决定增加杨成武同志为办事组成员，并指定杨为组长，吴为副组长。”引述的报告说明，办事组成立日期应定在９月２４日为宜。该报告还说明，吴上述撤销看守小组，另外成立军委办事组的说法有违史实。军委办事组是看守小组的延续，只不过在９月２４日前名称是不太确定的，或称四人小组，或称看守小组，又或称办事组，９月２４日后才有一正式确定的名称而已。除增加杨成武外，其他成员未有变化，吴提及“我们这个办事组的成员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其实叶群、邱会作早在看守小组时期已是成员，而李作鹏应为张秀川之误，李１９６７年９月尚非办事组成员，他迟于１９６８年３月办事组改组时才替代张秀川进入办事组。
杨成武（右）、萧华（左）与毛在天安门广场
杨成武此时是个红人，是毛、林、周及中央文革小组都能接受的人物。王年一引述军委办事组的报告还称：军委办事组是个临时性的，待政治工作组组成后，即将办事组的工作移交政工组负责，军委办事组即行撤销。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６日，周批：“提议在小组会议上讨论一次，再正式报告主席、林副主席。”
１０月２０日，康生批：“此事必须先请示林彪同志，在林彪同志同意后再正式上报主席。”
１０月２７日，杨成武、吴法宪向林彪报告称：“关于军委办事组问题，向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并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个报告，遵康生同志的批示先报您批示后，报主席批示。现将报告呈上，请阅批。”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
毛泽东１０月２８日批示：刚成立又取消，恐怕不妥。【7】
根据以上周、康、林的批示，三人对取消军委办事组一议均未置可否，毛说“恐怕不妥”，自然也就不会取消了。此外，在杨、吴１０月２７日报告前，林彪对军委办事组成立一事是否知情，尚大有疑问。
六、周恩来：“军委常委不要开会了吧？”
吴：“与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实际上行使中央常委会议的职权一样，我们的这个军委办事组，实际上行使的是中央军委常委办公会议的职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军委办事组的正、副组长，实际上也就相当于以前军委的正、副秘书长。”（页６７７）
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是否行使中央常委会议的职权，这里暂且不论，“中央军委常委办公会议”的说法却值得商榷。实际上只有高一层次的“军委常委会议”和低一层次的“军委办公会议”，并没有“军委常委办公会议”一说。而本文第四节已说明，直至１９６８年３月前，军委办事组甚至不具备军委办公会议的职能，更遑论军委常委会议了！从军委办事组成立后的１９６７年１０月至１９６８年２月，军委常委会议如常举行，据《聂荣臻年谱》记载，此期间军委常委会议举行过１５次，即从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４日第九十七次至１９６８年２月２２日的第一一一次，第一一一次是１９６０年代的最后一次军委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了国防科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飞机发展问题的建议，海军拟组建一个歼击机师等问题。”【8】
军委常委不再开会，是自１９６８年３月“杨余傅事件”发生，军委办事组改组始。提议者是当时中共的第三号人物──周恩来！
据王年一文：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５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向林彪报告称：“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讨论过新的军委办事组名单，拟了５个同志，现先送上，请考虑是否妥当，并请在您考虑后，向主席报告请示。名单：黄永胜组长，吴法宪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当天，林彪：“呈主席批示。”毛指示照办。
军委办事组第二任组长黄永胜
王年一文内又称：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８日，毛、林、周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毛问办事组现有哪几个人，黄永胜等回答后，毛说，还可以增加刘贤权。政工小组可以考虑取消。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捏到手里。毛又说：“军委办事组要订个制度，至少一周到林彪同志那里汇报一次工作，一次谈一两个钟头。有事无事都要去，除非林彪同志身体不好。过去我们两个处在第二线，让他们去搞，他们也不汇报，搞封锁，实行隔离，隔离不反省。”林彪说：“不了解情况。”周恩来说：“军委常委不要开会了吧？”毛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林彪说：“把它悬空起来。”毛说，叶剑英说过，杨成武是接班人。现在换了黄永胜，你这个黄永胜为什么不可以接班？
王年一引述黄永胜、吴法宪１９６８年４月１日给毛、林、周、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叶群、汪东兴的报告称：由于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队文电今后除发到团级文电照发各常委外，重要文电不再抄送陈毅、刘伯承、徐、聂、叶等同志，粟裕同志与工作无关文电亦不抄送。毛批示：“此事待议。”而事情尚在“待议”中，４月４日，李天佑（副总参谋长）却已以书面形式报告黄永胜：文件已立即停送徐向前、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今天回过头来看，黄、吴、李在停发军委常委文件一事上做得是有点过于积极，但此事与林彪却无关。
王年一还说，１９６８年６月１１日晚，黄永胜、吴法宪接见军委办事组全体工作人员。吴法宪说：“黄总长来了以后，权力集中了，实际上代替过去军委办公会议的职权。”
吴法宪当年的表述是准确到位的。１９６８年３月以后，军委办事组实际上代替的，是“过去军委办公会议的职权”，在这一点上，回忆录的表述就有点儿含混不清，而且，对其职能未有划分为１９６８年３月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七、办事组对下不单独行文，不发文件，不下命令吗？
吴：“军委办事组对下不单独行文，不发文件，不下命令。实际上是一个办事机构。”（页６７７）
吴此说不确。恰恰相反，自１９６８年３月以后，军委办事组以自身名义向军内下发文件，下达命令已很常见。仅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作大事记》（北京：总参谋部，１９８８年１２月）及其他有关资料记载，军委办事组在１９６８年３月至１９６９年１２月期间上报的报告，下发的文件，下达的命令、指示即有：
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６日，军委办事组下发《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６月１２日，军委办事组对上述规定作了补充。１９６９年１月１１日，办事组对部队调动使用权限规定又作了补充。
５月１４日，军委办事组发出《关于一九六八年从部队挑选飞行学员的通知》。
９月１６日，军委办事组上报从一九六八年秋冬至一九七０年上半年陆军军分批调整部署的报告。
１１月２６日，军委办事组以（６８）１９号军委文件发出《座谈会纪要》，内中主要谈及大军区以上机关精简工作问题。
１９６９年１月１０日，军委办事组重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八条规定。
２月２日，军委办事组决定，将高等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合并，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
２月１９日，军委办事组转发《军队院校调整方案》，对军队院校进行调整，裁减８２所，保留４３所。
５月２日─６日，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召开座谈会，研究设防、防空降等问题，讨论了准备打仗等工作。这次会议纪要，经毛、林批准，于６月１８日以（６９）９号军委文件下发各大单位执行。
黄永胜（右3）与军委办事组其他成员在西山前指
６月１３日，军委办事组公布经毛泽东批准的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机关精简方案。
６月２０日─７月４日，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召开“三北”地区作战会议。８月２０日，毛泽东对该次会议纪要批示：已阅照办。
８月２７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经毛泽东批准的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
９月４日，军委办事组公布《大军区机关精简方案》。
９月２０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会议最后产生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纪要，经毛泽东批准后，军委办事组于１９７０年１月７日将其印发全军。
１０月１８日，遵照军委办事组批示，总参向各大单位传达“林彪副主席紧急战备指示（第一个号令）”、林彪给第二炮兵的指示（第二个号令）、军委办事组给各总部、各兵种、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总参各有关部局的指示（第三、四个号令）。
１１月２２日，军委办事组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打坦克、打飞机训练的指示》。
１１月２８日，军委办事组公布《总政治部机关精简方案》。
以上记载应不甚完全，但已应很能说明问题。
八、办事组成员
吴：（除杨成武、吴法宪外）“我们这个办事组的成员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以后屡有变动，先后参加过军委办事组的有黄永胜（杨成武被打倒后，由黄永胜接任军委办事组的组长）、谢富治、刘贤权、李德生、温玉成、纪登奎、张才千等人。”（页６７７）
吴法宪的回忆，遗漏了张秀川、李天焕、刘锦平、李天佑四人。关于李作鹏替代张秀川，见本文第五节。而据解放军组织史资料，李天焕（第二炮兵政委）、刘锦平（空军党委常委，民航总局政委）于１９６７年１１月增补为军委办事组成员。【9】
军委办事组成员与工作人员在西山前指
据王年一文，１９６８年３月３０日，吴法宪在军委办事组会议上说：“经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批准，改组办事组，由总部、军种主要负责人组成，在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直接领导下主持军队工作。办事组成员由黄、叶、李、邱和吴５个人组成，将来还可以加一个刘贤权同志，黄为组长，吴为副组长。……李天焕、刘锦平不参加办事组。……”
李、刘两人在军委办事组改组后不再是成员。算起来，在军委办事组的时间，尚不足五个月。
关于李天佑，王年一在文中引述黄永胜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８日给毛、林、周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报告称：“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确定增加谢富治、温玉成两同志为办事组成员，我们非常欢迎。还要求增加李天佑一人。……”陈伯达、姚文元１１月２２日批：“是否等几天之后，征求一下江青同志的意见。”黄永胜于１１月２４日批：“完全同意文元同志意见。”由于中央文革的干预，李天佑延至１９６９年４月九届一中全会经毛、林批准方为办事组成员。【10】（２００７年６月）
注释：
【1】本节资料来源参见总政组织部编：《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四、五卷，（北京：长征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２月）。
【2】铁道部专运处编：《铁道部专运处四十五年》（北京，１９９８），页１１７。另一说法为７月１３日下午离京，经郑州停留，１４日抵武汉。
【3】【7】见北京《党史研究资料》２００１年第７期，页４５－４８。以下本文引用王年一的论述全部出自该文，不另一一说明。
【4】《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１９９７），页１７０─１７１。
【5】《陈再道回忆录（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１），页３１９─３２２；《王力反思录（下）》（香港：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页１００６─１００７。
【6】同【2】书，页１１７。
【8】《聂荣臻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页１０９２。
【9】同【1】书，第五卷，页４。
【10】同【1】书，第五卷，页７。
【2007年8月13日首发于华夏文摘增刊·第590期，2017年2月加附图重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