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被誉为中国的“潘菲诺夫”，许世友评价他“没有知识分子的毛病，打起仗来和工农干部一样不要命”。战争年代，他长期在一线带兵作战；和平年代，他致力于军事科学研究的领导工作，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重要贡献。他，就是开国少将——高锐。
高锐，1919年3月出生，山东省莱阳县人。1937年12月参加八路军，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
高锐7岁进入私塾读书，14岁得师友资助，考入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就读。1937年，以转学为名，骑自行车投奔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
抗日战争开始后，高锐任八路军胶东军政学校教育长兼训练主任。
1938年3月，高锐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8年8月结业后，高锐历任抗大第1分校胶东支校营长兼队长、军教股股长、胶东军区教导2团营长、14团参谋长、胶东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
（二）
抗战胜利后，高锐任胶东军区司令部参谋主任、新5师参谋长。
1947年8月17日，原胶东军区5、6、7师奉命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下辖5、6、7师）。5师不久改称37师，高锐任师长。
1948年3月初，华东野战军一度组成第1、第2、第3、第4兵团，高锐任第2兵团（又称山东兵团，许、谭兵团，下辖第7纵队、第9纵队、第13纵队、渤海纵队、鲁中南纵队）第13纵队37师师长。
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37师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第31军91师（属后起之秀），高锐任91师师长。
解放战争时期，高锐参加了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福州、厦门等战役战斗。
（三）
1950年1月，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成立，高锐任第10兵团兼福建军区第31军参谋长。后任第三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教育长兼训练部部长。
1956年，高锐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京军事学院第一期，留校任军事科学研究部部长。
1959年起，高锐任军事科学院战术研究部副部长、部长，参与组织并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条令和《战役学》。后历任兰州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宁夏军区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分管战役、战略研究工作）、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近代军事史学会会长、孙子兵法研究会名誉会长。
1988年，高锐退居二线，享受副大军区职待遇。
1998年离职休养后，高锐任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顾问、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红叶诗社社长、军事科学院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老年大学校长。
高锐酷爱看书，到一个地方首先就是找书。他认为打仗没有知识不行，光靠勇敢硬拼，一次两次三次可以，最后总是要吃亏的。高锐有个外号叫“潘菲诺夫”，这是当时苏联小说《恐惧与无畏》里位红军师长的名字，他非常喜欢这本书，常给战士讲潘菲诺夫带兵打仗的故事。许世友认为他这个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毛病，打起仗和工农干部一样不要命。
高锐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2016年10月16日凌晨3点，高锐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夫人张青松，1942年结婚。
五同学相约去延安
1937年，高锐在山东莱阳乡村师范上学。“卢沟桥事变”后的一天，同班同学鲁奇的亲戚（共产党员）对鲁奇说，红军在西安有一个红军大学，你们应该去考红军大学。
11月的一天，高锐与鲁奇约了同学张凯、姜林东、曲常川，在地下共产党员的指点下，他们五人骑脚踏车去西安。路上虽遭国民党军队的拦截，日本侵略者飞机的扫射，但终于到达西安。在这里，他们听从莱阳乡师转到西安女子师范教书的宗又新老师说，红军大学在延安，并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莱阳乡师的唐般若老师已经投奔延安。我给你们写封介绍信，你们去找他。
五位同学直奔延安，唐老师果然凭着这封介绍信介绍他们进了陕北公学。
这是高锐等五位同学迈向革命征程的关键一步，他们后来都成为党和军队建设的骨干：姜林东，曾任广州军区副政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张凯，曾任总参通信部政委；曲常川，曾任中共伊春市委第一书记；鲁奇，曾给朱德、杨尚昆等同志当过秘书，后任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党委书记。
听毛主席做动员
高锐将军回忆说，毕业前夕，他们有幸聆听毛泽东同志作动员报告。
那天，毛主席穿着一套灰军衣，站在席地而坐的学员前面，以生动、通俗、有趣的语言，鼓励大家上前线。他首先说，每个人在初上战场打仗时，会感到有点惧怕，子弹横飞没有眼睛，是会吓人的。接着，主席循循善诱地说，这是因为你对打仗情况不了解。当人们对一种客观环境和事物不了解时，就会感到受压迫，感到不自由，感到有点怕。当你了解了它的情况后，就不会惧怕了。打仗也是这样，当你参加过几次战斗后，了解了打仗的实际情况，摸到了打仗规律后，就不会怕了。他还举了警卫员在他住的窑洞抓蛇的例子鼓励大家说，到敌人后方去，抓住日本侵略者这个野牛的尾巴，拉着它倒退，不让它向内地入侵。要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撕碎它的五脏，让他昏死过去。最后他说，我们要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配合正面战场，打败日本侵略者。要建立根据地，占据山区，依托山地开展敌后游击战，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坚持持久战，直到把日寇赶回老家去。他向大家提出三个要求：一是当学生；二是当先生；三是当指挥员。他说：你们抗大毕业了，但学的知识还很有限，还必须继续学习，到实际工作中学习，不仅要向八路军学习，向友军学习，还要向敌人学习。既要学习带兵打仗，又要学习做群众工作，学会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带领群众去和敌人作战。要把学到的抗日战争的道理向人民群众宣传，发动群众拿起枪来打日本。除了当学生当先生之外，还要当指挥员。用你们学的本领，去指挥部队打仗，运用灵活的战术不断地打胜仗，大量歼灭敌人，把日本侵略者打回老家去！
这么多年过去了，高锐将军对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将军动情地说：听主席一次报告，受益终生。
身先士卒奋力杀敌
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第37师师长高锐奉命率部攻打济南，那年，他29岁。
经一番激战，部队一举攻下外城，到达趵突泉。为了不给镇守济南的国民党将领王耀武喘息之机，司令员许世友下达了当晚突破内城的命令。
济南内城有14米高的城墙，国民党军队在城墙上构筑三层射击设施，王耀武自诩“固若金汤”。师长高锐、政委徐海珊身先士卒，奋力杀敌，全师接连突破三道坚固城防阵地，经过反复争夺终于攻破内城。师指挥所正要转移到内城之际，突然，一颗炸弹把指挥所的小楼掀翻，高锐负伤，师政委徐海珊牺牲，37师伤亡过半，109团的很多士兵都牺牲在城墙上。战后，中央军委授予该团“济南第二团”荣誉称号。
痴迷科研终不悔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高锐就被叶剑英元帅点将调入军事科学院工作，参与组织并主笔编写了我军第一部战斗条令和三部共同条令。“文革”开始后，军事科学研究陷于瘫痪状态，高锐到兰州军区任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宁夏军区司令员、中共宁夏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1975年，他回到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很快就投入到《战役学》的审定工作。1979年，他带着研究人员亲赴一线参加作战经验的调研和总结工作。在弥漫着炮火硝烟的前线，他和同事们边总结边研究，将第一手宝贵资料与《战役学》的修改完善结合起来，使得这部学术著作有了更强的操作性和指导性。
1988年，高锐退居二线。本该是安度晚年的时光，而他却闲不住，满脑子都装着科研课题。为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历史，他“猫”在历史书籍里，最终写成50万字的《中国上古军事史》。接着，高锐结合在部队的工作经历和战斗经验，以及当前军事变革的需求，撰写了《战火冶炼》一书，为人民军队的现代化理论献了一份“大礼”。
40年科研春秋，高锐著述颇丰，曾先后主编了《战略学》、《游击战纲要》、《中国近代战争史》、《中国军事史略》，其中专著《中国上古军事史》还获得了全国第十届图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