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用粟裕——毛泽东在内战中真正大手笔
顾则徐
说明：自从2010年春我的《朱德别传——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台湾版名称为《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虽然大陆索求的专业、非专业人士很多，但碍于海关之封建割据，本书难以一睹。时常有出于社会公义之朋友，希望我能将部分内容提供到网络，以使较多的读者共享。犹豫至今，方决定选择部分估计可在大陆发布的章节，陆续以单列文章标题在博客登出。有本说明者，即为该书节选。
到1948年4月时，从1947年8月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以来，由于刘、邓突破黄河的战略被毛泽东错误地调整，刘、邓大军自宫，中共的所谓战略反攻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效果，国、共在总体上基本处于相持、胶着状态。在中共方面，军事、政权和经济的建设在综合效益上最显著的是由朱德控制的华北地区，特别是在经济方面，朱德已经使用他的权威建立起了一整套在当时中国最有规模的军工工业体系，可以大量生产黄色炸药、炮弹、手榴弹、子弹。虽然毛泽东出了败着，但朱德稳扎稳打的成就还是为中共重新进行战略反攻并进行进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时候，没有什么大作为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中共中央不得不到华北与朱德、刘少奇会合，以在新的战季里摆脱困境。这一次会合使朱德再次获得了调整中共整体战略的实际权力，阻止了毛泽东犯比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更大的错误，策划了与国民政府进行决战的基本计划，加速导致了蒋介石的全面失败。
面对中原僵局和不利的形势，1948年1月22日，粟裕至少经过四十多天考虑后，“斗胆直陈”地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和刘伯承、邓小平发了一个电报，也即“子养电”。在这分电报里，粟裕作为前线高级作战指挥官迂回但仍然比较直白地指出了严重的形势：“目前敌人虽已被迫作全面防御，但尚有一定兵力，作为其攻势防御之机动使用。观其目的，不仅在破坏我建设新解放区，而且企图争取时间，以待其新军之训练，或政治阴谋之从容布置。因此，目前江北（中原，鄂豫陕及豫皖苏）敌我是处在反复的拉锯形势中。这种形势，本给我们以有利而且多的运动战机会，但由于新区反动势力未完全打倒，反动武装未肃清和新区群众尚未完全发动，故使我们难以保密和及时捕捉战机。而敌人则多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我兵力分散时则进犯，我集中兵力时则后缩，敌我兵力相等则与我纠缠，不让我安定休整。在上述情况下，我一个战略区之兵力对当面之敌作战，则难取全胜；如待三个战略区兵力集中，则又失去战机。而敌人则利用其较我优良的运输条件和建制的临机变动，以集中或分散对付我军。但我军则因缺乏固定补给来源和足够的运输能力，又不便长期集中强大的兵团于一个地区（或方向）作战。……敌由于二十年的堡垒政策和许多失败经验，其守备技术加强了，筑工效率提高了（每班三小时即可完成一个地堡，四至五小时全盘工事大体可以完成）。如不在敌占三小时以内发起战斗，则每战均须攻坚。今后敌完全转入守势，则其工事将更为加强。部队之攻坚技术（坑道爆破）和增强攻坚炮火，实为急需。否则伤亡大而收效少。……依二次大战经验，似攻一防线均可攻破，惟依据大城市所设之防御则很难攻破，如再加以优越之技术与政治条件（如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则实不可攻破。……自全国转入反攻以来，我军在政治上固属优势，在战略上亦取得优势，但在数量上、技术上则尚非优势。”粟裕在这封电报里令人难以察觉地把解放军在中原的被动指向了刘、邓跃进大别山，使解放军兵力分散，提出“请刘邓统一指挥”刘邓部和陈粟部，在中原组织歼灭战。
粟裕，原名粟多珍、粟志裕，1907年生，湖南会同人，1925年春考入常德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清党后去武昌，被中共安排到叶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教导大队当兵，接受了初级的军事训练，从此走上了军事道路。粟裕起点低，南昌暴动时为班长，三河坝阻击战后跟随朱德，因作战勇敢和忠诚被朱德提拔为军官，但职务上升比较慢，朱毛红军江西时期多数时间跟随陈毅，在非主力的地方红军红十二军中任职，作为朱毛嫡系人员做到了红十二军师长职务，也担任过红四、十一军和红七军团参谋长，并没有表现出什么过人的才华和战将本色，但粟裕为人沉稳、谨慎，熟悉政工而在政治上并不过于激进，考虑问题全面，显示出了一定的军事领导人气质和修养。1934年7月，粟裕作为参谋长随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州、政委乐少华）抗日先遣队东进闽浙赣，与红十军合编为刘畴西、乐少华红十军团后，继续担任参谋长。后又赴皖浙赣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由于敌人重兵围攻、堵截，红十军团损失惨重。1935年1月，刘畴西因战被俘，乐少华战死，担任红军挺进师师长的粟裕终于突颍而出，成为独立的军事指挥官，开始展现他的军事指挥天才。1935年10月，粟裕任闽浙边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兼军区司令员，成为一方根据地首脑，进行游击战。抗日战争后组建新四军，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为张鼎丞，但实际主要作战多数是由粟裕指挥。1940年7月，粟裕随陈毅进入苏北，从此正式开始成为陈毅副手，并成为陈毅最得力的战将，由于陈毅军事上比较平庸而为人豁达，粟裕越来越成为了陈毅部一系列战役的实际指挥官，在解放军组建后有了“陈、粟大军”的称呼。粟裕是从低起点逐步成长出的一员战将，他晚年仍然再三强调自己打仗是由毛泽东、朱德教会的，实际上说毛泽东更多是政治性客套，如果仔细分析、对比粟裕与朱德的战例，粟裕显然是从自己眼见的朱德军事艺术中获得了精髓，最终与林彪一样成为了由朱德熏陶出来的天才军事家，但林彪更见长于战术，粟裕更见长于战略，因此，粟裕更是中共除朱德之外最卓越的军事战略家。粟裕的军事战略天才在他下决心发出“子养电”后，得到了最辉煌的表现。
粟裕“子养电”之所以是“斗胆直陈”，是因为他此时虽然已经是解放军最重要的战将之一，名震中国，但地位并不高，仅仅是陈毅的副手，且长期远离中共中央，从来没有进入过中共军界和政治界的核心圈子，也没有卷入过相关的冲突，当时唯一牢靠的保护伞只是本就具有被边缘化倾向的陈毅，稍不小心就可能前途尽毁。而客观上的情况对粟裕几乎是极其不利的，因为，无论粟裕怎样小心翼翼地把握措辞，毕竟矛头是对着毛泽东，而且也等于否定了老资格的刘伯承，更可怕的是，随后事情的发展也使粟裕跟陈毅对立了起来，忠诚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将领对粟裕进行了指责，使粟裕基本孤立了起来，几乎处于了人生毁灭的境地，弄得粟裕不得不再三表明自己对陈毅的尊敬和忠诚。
毛泽东此时也是急于摆脱战场僵局和劣势，但对现代战术几乎没有概念的他并不能想出什么妥当的办法，依然只会想当然地搞他的“大手笔”。毛泽东再次产生了“向南”冲动，捡起了他的游击经验，想出了新的“千里跃进”，把陈毅召到陕北中共中央，决定陈、粟部分兵，组织三个纵队十万大军向南突破长江，打到长江以南去。与其说是个军事领袖不如说更是个实力派但在军事上并无天才的陈毅，与1946年6月支持毛泽东越过淮河向南到外线作战一样，对毛泽东这一“大手笔”兴奋备至，积极服从、响应，当即答应派粟裕率十万精兵于1948年秋天南渡长江。文学青年出身的陈毅赋诗道：“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粟郎。”五年胜利，即指毛泽东原来说的打败国民政府需要五年。粟郎，即指粟裕。既然这个行动要由粟裕执行，粟裕又在“子养电”中主张在中原打歼灭战，自然还是需要把这位南下主将当点事，因此，毛泽东亲自起草了1月27日给粟裕的电报，坚持要粟裕南渡长江，并指示粟裕按照毛泽东在井冈山时发明的所谓“兜圈子”战术：“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不管怎样，这总算是等于毛泽东已经承认粟裕具有了与自己进行争执的地位，是对这位歼灭张灵甫的战将予以器重了。这样，便有了一场粟裕与毛泽东之间的战略争执。
粟裕与毛泽东之间的战略争执对早日击败国民政府有着关键性的意义，而决定性的定鼎人物则是朱德。这场战略争执一开始毛泽东只是对手握重兵的粟裕表示尊重，在实质性观点上却丝毫没有余地，陈毅回去后更是督促、组织执行南下计划。华东野战军精锐的第一、四、六纵队编组为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粟裕兼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占陈毅部主力三分之一，毛泽东命于5月15日后向长江以南突破，去“兜圈子”。虽然国军要在中原对解放军实施歼灭受困于兵力缺乏，但从中共来说，如果要在中原进行歼灭战，同样也处于兵力缺乏的困境，毛泽东本已经几乎毁掉了刘、邓大军，现在又要毁掉陈、粟大军了。这是一个很荒唐的决策，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被鼓吹为正确的主要理由是吸引了国军，特别是使蒋介石调动了部分预备部队从江南北上，毛泽东在中原削弱自己、增强敌人，以至于陷入困境，现在又要陈、粟大军南下，“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等于再用陈、粟大军的损失否定了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颠三倒四之极。粟裕认为，如果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实际并不能将中原国军的四个主力军吸引到江南去，而自己到敌人深远后方打游击战，三个纵队和地方干部近十万人，在敌占区转战几千里甚至上万里，预计将有五、六万人的减员，等于自己毁灭了，却又难以对敌人形成大的威胁。粟裕经过再三考虑，在“万事俱备，只待渡江”的4月18日，再次决定给毛泽东发电反对。粟裕不敢绕过陈毅，陈毅很不满：“中央要你过江，你不过江?”好在陈毅是个比较宽容的人，并没有阻止粟裕。
在与粟裕的争执中，毛泽东逐步体会到了压力，粟裕虽然地位不高，但下江南只能是使用陈、粟部，而且粟裕是唯一具备能力可以担当此任的大将，粟裕本人不愿意南下，绝不是件可以忽略的事情。这不仅只是个南下的问题，更是牵涉到了全面的内战战略，到底如何，必须要朱德来参与决策了。朱德作为中共最被将领们信服的军事家，如果朱德认为应该南下，粟裕也就无话可说，如果朱德认为不应该南下，中共中央就必须重新调整南下战略。这是个极其重大的问题。3月10日，在陕北的毛泽东发电报给在西柏坡的刘少奇，通知中共中央将去华北，到达后“拟约粟裕一商行动计划”。粟裕4月18日电后，已经到达华北的毛泽东于4月21日通知陈毅、粟裕立即到河北阜平县西柏坡“商量行动问题”。
4月29日，陈毅、粟裕到达西柏坡中央工作委员会驻地。诚惶诚恐的粟裕先去拜见朱德，希望先听取朱德的意见，长期与最高领导层缺乏交道的粟裕显然不很熟悉朱德的风格，朱德只是鼓励他在会议上按照自己心里想的说就是，粟裕不知道这实际就是朱德已经支持他了。第二天，五大书记以及陈毅、粟裕、聂荣臻、彭真、薄一波、李先念等开会，核心的议题就是讨论粟裕的意见。第一次面对中共五大书记的粟裕非常紧张，加以在他汇报自己想法时不时有人以近乎居高临下的态度插话询问，更加重了他的压力。由于南下是由毛泽东决策的，是毛泽东第二个“千里跃进”，而刘、邓的第一个“跃进”又是被吹嘘为无比英明的，因此，周恩来等人对粟裕采取了严厉的质问态度。粟裕汇报过以后，一片沉寂。粟裕虽然说是应该暂缓渡江南下，但实际等于否定了毛泽东的主张，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朱德，因为，无论肯定还是否定粟裕，在场者中的最高军事权威只能是朱德。如果否定，朱德足以让粟裕心服；如果肯定，则朱德足以让毛泽东改变决策。朱德表态了，支持了粟裕，认为解放军应该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但南下可以作为以后考虑的方案，战略方针向南，必须向南才有胜利。朱德的态度既强有力地否定了毛泽东，也给了毛泽东面子，肯定了毛泽东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但实质上等于废话，因为，解放军要全面击败国军，最终自然是要向南发展的，粟裕与毛泽东之争并不在这一趋势性的方针上，而是在眼前是否应该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扭转中原战局的问题。朱德肯定粟裕之后，其他人的立场也就动摇，毛泽东则做了次“明君”，在保持自己面子的前提下容纳了粟裕意见。之后又陆续开了几次会。刘少奇认为刘、邓大军在大别山，解放军主力削弱了，胜仗打少了，但必须义无反顾，不能北返，现在江北至多支持一年，主要问题是吃饭，渡江很困难也要前进。周恩来认为军队向外线转，不断开辟新的外线，是坚定不移的方针，现在暂不跃进，暂采波浪式前进，先迫江边。任弼时认为打向国民党区域，是决定战争胜利快慢之一条。可见，虽然接受了粟裕的意见，但他们有着很大保留，甚至只愿意给中原作战有限的期限，根本上仍然维持毛泽东原有主张。
毛泽东显然比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高明也聪明得多，他之所以能在粟裕对南下提出异议后予以容忍，一来粟裕的异议客观上是不可忽视的压力，二来刘、邓的窘况也越来越证明了南下不可行，毛泽东终于意识到了眼前的战争已经完全不同，大兵团作战还想搞“兜圈子”将是非常荒唐的。朱德提醒“应有炮随行，自然成为重兵”和后勤问题，实际已经指出了大兵团作战与游击战的关键性区别，而粟裕对南下后十万大军将面临到的惨象的描述实际正是涉及到了重兵和后勤这两个关键问题，如果没有后勤配套和将重兵改变为缺乏战斗力的轻兵，进行大兵团作战的结果只能是失败。毛泽东终于认识到了这种对于他来说的新的战争模式，因此，不仅接纳了粟裕的主张，而且也同时要求刘伯承、邓小平将所部残军调出大别山，到中原与陈、粟大军会合作战。毛泽东枭雄本色非同寻常，一方面他仍然强调“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正确，维持自己的英明形象，另一方面也果断改变思路，很明显地不满意刘伯承没有象粟裕一样能够在“跃进”前进行异议，导致重大的战略失误，不仅提出要用粟裕取代平庸的陈毅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兼政委，而且要把刘伯承部兵力归属粟裕统一指挥。可以说，这才是毛泽东在内战以来最大的一个手笔。惶恐不安的粟裕不敢接受毛泽东这一破格提拔，客观上其中的压力特别是陈毅在华东野战军中庞大势力可能发生的逆反情绪也远不是粟裕所能够扛得住的，最后，陈毅转任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保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政委职务，到刘、邓处工作，由粟裕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并兼任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名义上受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组合的集体领导，实际就是独立指挥华东野战军并按照作战需要指挥刘、邓部队。
二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毛泽东根据华东地区的战场态势，在原来新四军控制的地区，组建成立了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并将新四军主力调往山东。(即派在延安学习的陈毅赶赴山东前线)以接替原来罗荣桓的山东八路军主力，远赴东北后留下的空挡。并同时组建成立了山东军区和山东野战军。但是，在战略上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其行动受陈毅指挥。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共内战爆发，毛泽东随即要求陈毅部署一年前在延安时，就商定好的“南线作战”计划。这是陈毅平生第一次统率大兵团——山东野战军六万人马外线出击，南下鲁南、两淮(淮阴、淮安)。在此后，一直到一九四六年十月的五个月时间里，陈毅和华中野战军司令粟裕、政委谭震林及华中军区司令张鼎丞、政委邓子恢、华中局书记曾山等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三次鲜为人知的决定整个华东战区历史进程与走向的重大争论与冲突。分别是：一、先内线作战后外线作战之争；二、两淮保卫战之争；三、战略出击方向和出击时机之争。
一九四六年九月，随着华中战局的变化，粟裕建议中央军委将山东军区的山东野战军和华中军区的华中野战军合并，以期集中优势兵力准备打大仗。并得到了的毛泽东首肯。陈毅起先也是欣然同意的，还表示干脆把华中、山东两个指挥部合二为一。但是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陈毅畏缩不前，贻误了南下的战机。合兵计划未能得以实现。
到了十月上旬，蒋介石终于缓过神来，将“面上”不断缩水的精锐部队收缩成“点”，采取了避实击虚的策略，一面经两淮进攻涟水，威胁粟裕的后方。一面由鲁南进占山东的峄县、枣庄，威胁陈毅的“首府”临沂。在此紧要关头粟裕提出集中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的主力，先歼灭涟水方面的来犯之敌，然后转兵北上。为此，粟裕同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等在十月七日一天就连发了三封电报给陈毅。粟裕还在电报中再三强调：“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再存在两套指挥系统了。盼军长(陈毅)来此间统一指挥。”
然而，陈毅这个时候却忽然改变了主意。他于十月八日电复粟裕、张鼎丞、邓子恢、曾山提出“要么华中野战军随山东野战军一起退入山东，放弃华中军区。要么两个野战军分开各自为战，分别在南北两面作战。我便不能来你处，南面我实在照顾不过来，由你们自己负责，我则考虑山野回固之根本，只好分任南北，”随即，陈毅将在华中军区准备与华中野战军合兵抗敌的山东野战军，全部带回了山东。这对粟裕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
第二天，陈毅又致电毛泽东：“我意华中野战军应该迅速北上，助我回鲁。时下可不顾淮海地区，或让淮海地区糜烂。等鲁南临沂解围后再作南下准备。”显然，陈毅认为此时的山东才是关键，淮海“糜烂”无关整个华东战略区的大局。他缺乏粟裕那样作为战略家的宏大目光。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曾经再三电示陈毅“两淮”关系全局。毛泽东在九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两次去电指示粟裕、陈毅：“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两部应该集中行动、统一指挥。”
而陈毅却让华野、山野两军分开。南线的张鼎丞、邓子恢、曾山虽然不直接分管军事，却也感到陈毅这样做非常不妥。因此，他们一致支持粟裕的主张，不同意陈毅的行动方案。十月九日，他们瞒着粟裕给毛泽东发了一份历史上被称作“陈毅不会打仗”的密电，开门见山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陈(毅)佳(十月九日)电悉。我们对陈此部署决不同意，对陈这几个月在华中指挥亦深表不满。陈毅自六月率山东野战军南下鲁南、两淮以来，四个多月里指挥失当，重大决策失误不断。我们向主席提出如下建议和主张：一、山野仍应在原地担任后防，候华野十日后北来，再配合作战。二、陈、粟、谭(谭震林这是正在胶东许世友处)应会合一起，不宜分开，使粟能促进陈下决心，并便粟统一指挥山东野战军。三、为了兼顾山东起见，以八师回鲁南，由叶(飞)去指挥。并要山东补充叶(飞)纵五千人(闻叶纵人数很少)。四、如陈一定要北返，至少应留下二纵，山野无论如何要在一、六师北返前确保六塘河与沭阳城。否则，如果按照陈毅的部署，前途极坏。以上是我们三个人通过这几个月来观察，所取得的共识，本知无不言之义，直告主席及中央。是否妥当，请主席及中央决定，但望勿告陈。”
张鼎丞、邓子恢、曾山三人，都是中共早期武装斗争史上的风云人物。张鼎丞、邓子恢是闽西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曾山则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陈毅当时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省军区司令)从个人感情上来说，他们与陈毅并无任何过节，在新四军时期曾是相濡以沫、亲密无间、共同战斗的战友。他们三人之所以如此尖锐地指出陈毅这个“上级”的失误。只能较为客观地说明了，陈毅此人确实“不会打仗”，更不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
张鼎丞等三人向毛泽东提意见的时候，因涟水前线战事吃紧，粟裕正在那里坐镇指挥，并没有参与此事，也不知道这份电报，更没有在电报上署名。但是，十二年以后的一九五八年五月到七月，在彭德怀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受到了来自陈赓、黄克诚、张宗逊等几位副总参谋长的严厉批判。陈毅在会上当众以这份电报为由，(这份电报的事是周恩来在同陈毅一起出访缅甸时，告诉陈毅的)当众指责粟裕“一贯反对领导，喜欢越级告黑状，”于是，这份电报成为了粟裕挨整的一大“罪证”，粟裕为此受到无情的批判和打击。彭德怀更是以粟裕在部队训练工作中存在严重问题，给粟裕扣上所谓“教条主义”的帽子。免去了他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粟裕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这一无权的虚职。
毛泽东收到了张鼎丞等三人的密电后，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千里之外的他，只能翘首南望，十分焦急。对陈粟之间的争论，如果不及时正确解决，纠正陈毅的“失误”。对整个华东战区乃至全国的战事均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毛泽东深思熟虑了三天，在十月十四日语气严厉地致电陈毅：“现在你因感渡运河向西作战困难，而主张全军入鲁，那么假如入鲁后你仍感作战困难，打不好仗，而苏北各城又尽失，那是结果将如何？你又将怎么办？且渡运河向西作战，是你自己曾经同意之方案。此次你与张、(鼎丞)邓、(子恢)曾(山)会商时，你亦是以渡运作战列为方案之一。何以元亥电又不相同？如按你的元亥电实行，你与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粟、(裕)谭(震林)诸同志间关系是否将生影响？请你对各方利害分析后再告！！！”
最后，陈毅不得不被迫同意取消了自己的计划，暂缓北上鲁南，准备与华中野战军合并，先在南线的淮海地区打几个漂亮仗。
毛泽东当然感到了些许欣慰，然而他还是很不放心陈毅，他随即作出了一个在全国各战区、各野战军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人事安排。毛泽东于十月十五日致电指令陈毅、粟裕等人：“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须共同决定。战役指挥权交粟裕负责，粟裕有战场的最终机断权。”毛泽东的这封指令电，给陈粟之间的争论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也就是将两军合并后的战役指挥权之职责，明确地交给了粟裕。
两个月后，粟裕指挥的合并后的华东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在淮海地区的宿北首战告捷，全歼蒋介石的整编六十九师共两万三千人，成为继苏中七战七捷后又一个漂亮干脆的歼灭战。此次战役成为华东战局全新的转折点，也是华东野战军成立后开篇序幕。
从此，粟裕在没有什么“掣肘”的情况下，在淮海战场上演了一出出被毛泽东誉为诸如：“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籍如探囊取物”、“硬是吃下了六十万对八十万的夹生饭”的战争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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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则徐
说明：自从2010年春我的《朱德别传——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台湾版名称为《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虽然大陆索求的专业、非专业人士很多，但碍于海关之封建割据，本书难以一睹。时常有出于社会公义之朋友，希望我能将部分内容提供到网络，以使较多的读者共享。犹豫至今，方决定选择部分估计可在大陆发布的章节，陆续以单列文章标题在博客登出。有本说明者，即为该书节选。
到1948年4月时，从1947年8月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以来，由于刘、邓突破黄河的战略被毛泽东错误地调整，刘、邓大军自宫，中共的所谓战略反攻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效果，国、共在总体上基本处于相持、胶着状态。在中共方面，军事、政权和经济的建设在综合效益上最显著的是由朱德控制的华北地区，特别是在经济方面，朱德已经使用他的权威建立起了一整套在当时中国最有规模的军工工业体系，可以大量生产黄色炸药、炮弹、手榴弹、子弹。虽然毛泽东出了败着，但朱德稳扎稳打的成就还是为中共重新进行战略反攻并进行进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时候，没有什么大作为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中共中央不得不到华北与朱德、刘少奇会合，以在新的战季里摆脱困境。这一次会合使朱德再次获得了调整中共整体战略的实际权力，阻止了毛泽东犯比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更大的错误，策划了与国民政府进行决战的基本计划，加速导致了蒋介石的全面失败。
面对中原僵局和不利的形势，1948年1月22日，粟裕至少经过四十多天考虑后，“斗胆直陈”地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和刘伯承、邓小平发了一个电报，也即“子养电”。在这分电报里，粟裕作为前线高级作战指挥官迂回但仍然比较直白地指出了严重的形势：“目前敌人虽已被迫作全面防御，但尚有一定兵力，作为其攻势防御之机动使用。观其目的，不仅在破坏我建设新解放区，而且企图争取时间，以待其新军之训练，或政治阴谋之从容布置。因此，目前江北（中原，鄂豫陕及豫皖苏）敌我是处在反复的拉锯形势中。这种形势，本给我们以有利而且多的运动战机会，但由于新区反动势力未完全打倒，反动武装未肃清和新区群众尚未完全发动，故使我们难以保密和及时捕捉战机。而敌人则多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我兵力分散时则进犯，我集中兵力时则后缩，敌我兵力相等则与我纠缠，不让我安定休整。在上述情况下，我一个战略区之兵力对当面之敌作战，则难取全胜；如待三个战略区兵力集中，则又失去战机。而敌人则利用其较我优良的运输条件和建制的临机变动，以集中或分散对付我军。但我军则因缺乏固定补给来源和足够的运输能力，又不便长期集中强大的兵团于一个地区（或方向）作战。……敌由于二十年的堡垒政策和许多失败经验，其守备技术加强了，筑工效率提高了（每班三小时即可完成一个地堡，四至五小时全盘工事大体可以完成）。如不在敌占三小时以内发起战斗，则每战均须攻坚。今后敌完全转入守势，则其工事将更为加强。部队之攻坚技术（坑道爆破）和增强攻坚炮火，实为急需。否则伤亡大而收效少。……依二次大战经验，似攻一防线均可攻破，惟依据大城市所设之防御则很难攻破，如再加以优越之技术与政治条件（如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则实不可攻破。……自全国转入反攻以来，我军在政治上固属优势，在战略上亦取得优势，但在数量上、技术上则尚非优势。”粟裕在这封电报里令人难以察觉地把解放军在中原的被动指向了刘、邓跃进大别山，使解放军兵力分散，提出“请刘邓统一指挥”刘邓部和陈粟部，在中原组织歼灭战。
粟裕，原名粟多珍、粟志裕，1907年生，湖南会同人，1925年春考入常德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清党后去武昌，被中共安排到叶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教导大队当兵，接受了初级的军事训练，从此走上了军事道路。粟裕起点低，南昌暴动时为班长，三河坝阻击战后跟随朱德，因作战勇敢和忠诚被朱德提拔为军官，但职务上升比较慢，朱毛红军江西时期多数时间跟随陈毅，在非主力的地方红军红十二军中任职，作为朱毛嫡系人员做到了红十二军师长职务，也担任过红四、十一军和红七军团参谋长，并没有表现出什么过人的才华和战将本色，但粟裕为人沉稳、谨慎，熟悉政工而在政治上并不过于激进，考虑问题全面，显示出了一定的军事领导人气质和修养。1934年7月，粟裕作为参谋长随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州、政委乐少华）抗日先遣队东进闽浙赣，与红十军合编为刘畴西、乐少华红十军团后，继续担任参谋长。后又赴皖浙赣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由于敌人重兵围攻、堵截，红十军团损失惨重。1935年1月，刘畴西因战被俘，乐少华战死，担任红军挺进师师长的粟裕终于突颍而出，成为独立的军事指挥官，开始展现他的军事指挥天才。1935年10月，粟裕任闽浙边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兼军区司令员，成为一方根据地首脑，进行游击战。抗日战争后组建新四军，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为张鼎丞，但实际主要作战多数是由粟裕指挥。1940年7月，粟裕随陈毅进入苏北，从此正式开始成为陈毅副手，并成为陈毅最得力的战将，由于陈毅军事上比较平庸而为人豁达，粟裕越来越成为了陈毅部一系列战役的实际指挥官，在解放军组建后有了“陈、粟大军”的称呼。粟裕是从低起点逐步成长出的一员战将，他晚年仍然再三强调自己打仗是由毛泽东、朱德教会的，实际上说毛泽东更多是政治性客套，如果仔细分析、对比粟裕与朱德的战例，粟裕显然是从自己眼见的朱德军事艺术中获得了精髓，最终与林彪一样成为了由朱德熏陶出来的天才军事家，但林彪更见长于战术，粟裕更见长于战略，因此，粟裕更是中共除朱德之外最卓越的军事战略家。粟裕的军事战略天才在他下决心发出“子养电”后，得到了最辉煌的表现。
粟裕“子养电”之所以是“斗胆直陈”，是因为他此时虽然已经是解放军最重要的战将之一，名震中国，但地位并不高，仅仅是陈毅的副手，且长期远离中共中央，从来没有进入过中共军界和政治界的核心圈子，也没有卷入过相关的冲突，当时唯一牢靠的保护伞只是本就具有被边缘化倾向的陈毅，稍不小心就可能前途尽毁。而客观上的情况对粟裕几乎是极其不利的，因为，无论粟裕怎样小心翼翼地把握措辞，毕竟矛头是对着毛泽东，而且也等于否定了老资格的刘伯承，更可怕的是，随后事情的发展也使粟裕跟陈毅对立了起来，忠诚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将领对粟裕进行了指责，使粟裕基本孤立了起来，几乎处于了人生毁灭的境地，弄得粟裕不得不再三表明自己对陈毅的尊敬和忠诚。
毛泽东此时也是急于摆脱战场僵局和劣势，但对现代战术几乎没有概念的他并不能想出什么妥当的办法，依然只会想当然地搞他的“大手笔”。毛泽东再次产生了“向南”冲动，捡起了他的游击经验，想出了新的“千里跃进”，把陈毅召到陕北中共中央，决定陈、粟部分兵，组织三个纵队十万大军向南突破长江，打到长江以南去。与其说是个军事领袖不如说更是个实力派但在军事上并无天才的陈毅，与1946年6月支持毛泽东越过淮河向南到外线作战一样，对毛泽东这一“大手笔”兴奋备至，积极服从、响应，当即答应派粟裕率十万精兵于1948年秋天南渡长江。文学青年出身的陈毅赋诗道：“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粟郎。”五年胜利，即指毛泽东原来说的打败国民政府需要五年。粟郎，即指粟裕。既然这个行动要由粟裕执行，粟裕又在“子养电”中主张在中原打歼灭战，自然还是需要把这位南下主将当点事，因此，毛泽东亲自起草了1月27日给粟裕的电报，坚持要粟裕南渡长江，并指示粟裕按照毛泽东在井冈山时发明的所谓“兜圈子”战术：“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不管怎样，这总算是等于毛泽东已经承认粟裕具有了与自己进行争执的地位，是对这位歼灭张灵甫的战将予以器重了。这样，便有了一场粟裕与毛泽东之间的战略争执。
粟裕与毛泽东之间的战略争执对早日击败国民政府有着关键性的意义，而决定性的定鼎人物则是朱德。这场战略争执一开始毛泽东只是对手握重兵的粟裕表示尊重，在实质性观点上却丝毫没有余地，陈毅回去后更是督促、组织执行南下计划。华东野战军精锐的第一、四、六纵队编组为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粟裕兼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占陈毅部主力三分之一，毛泽东命于5月15日后向长江以南突破，去“兜圈子”。虽然国军要在中原对解放军实施歼灭受困于兵力缺乏，但从中共来说，如果要在中原进行歼灭战，同样也处于兵力缺乏的困境，毛泽东本已经几乎毁掉了刘、邓大军，现在又要毁掉陈、粟大军了。这是一个很荒唐的决策，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被鼓吹为正确的主要理由是吸引了国军，特别是使蒋介石调动了部分预备部队从江南北上，毛泽东在中原削弱自己、增强敌人，以至于陷入困境，现在又要陈、粟大军南下，“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等于再用陈、粟大军的损失否定了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颠三倒四之极。粟裕认为，如果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实际并不能将中原国军的四个主力军吸引到江南去，而自己到敌人深远后方打游击战，三个纵队和地方干部近十万人，在敌占区转战几千里甚至上万里，预计将有五、六万人的减员，等于自己毁灭了，却又难以对敌人形成大的威胁。粟裕经过再三考虑，在“万事俱备，只待渡江”的4月18日，再次决定给毛泽东发电反对。粟裕不敢绕过陈毅，陈毅很不满：“中央要你过江，你不过江?”好在陈毅是个比较宽容的人，并没有阻止粟裕。
在与粟裕的争执中，毛泽东逐步体会到了压力，粟裕虽然地位不高，但下江南只能是使用陈、粟部，而且粟裕是唯一具备能力可以担当此任的大将，粟裕本人不愿意南下，绝不是件可以忽略的事情。这不仅只是个南下的问题，更是牵涉到了全面的内战战略，到底如何，必须要朱德来参与决策了。朱德作为中共最被将领们信服的军事家，如果朱德认为应该南下，粟裕也就无话可说，如果朱德认为不应该南下，中共中央就必须重新调整南下战略。这是个极其重大的问题。3月10日，在陕北的毛泽东发电报给在西柏坡的刘少奇，通知中共中央将去华北，到达后“拟约粟裕一商行动计划”。粟裕4月18日电后，已经到达华北的毛泽东于4月21日通知陈毅、粟裕立即到河北阜平县西柏坡“商量行动问题”。
4月29日，陈毅、粟裕到达西柏坡中央工作委员会驻地。诚惶诚恐的粟裕先去拜见朱德，希望先听取朱德的意见，长期与最高领导层缺乏交道的粟裕显然不很熟悉朱德的风格，朱德只是鼓励他在会议上按照自己心里想的说就是，粟裕不知道这实际就是朱德已经支持他了。第二天，五大书记以及陈毅、粟裕、聂荣臻、彭真、薄一波、李先念等开会，核心的议题就是讨论粟裕的意见。第一次面对中共五大书记的粟裕非常紧张，加以在他汇报自己想法时不时有人以近乎居高临下的态度插话询问，更加重了他的压力。由于南下是由毛泽东决策的，是毛泽东第二个“千里跃进”，而刘、邓的第一个“跃进”又是被吹嘘为无比英明的，因此，周恩来等人对粟裕采取了严厉的质问态度。粟裕汇报过以后，一片沉寂。粟裕虽然说是应该暂缓渡江南下，但实际等于否定了毛泽东的主张，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朱德，因为，无论肯定还是否定粟裕，在场者中的最高军事权威只能是朱德。如果否定，朱德足以让粟裕心服；如果肯定，则朱德足以让毛泽东改变决策。朱德表态了，支持了粟裕，认为解放军应该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但南下可以作为以后考虑的方案，战略方针向南，必须向南才有胜利。朱德的态度既强有力地否定了毛泽东，也给了毛泽东面子，肯定了毛泽东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但实质上等于废话，因为，解放军要全面击败国军，最终自然是要向南发展的，粟裕与毛泽东之争并不在这一趋势性的方针上，而是在眼前是否应该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扭转中原战局的问题。朱德肯定粟裕之后，其他人的立场也就动摇，毛泽东则做了次“明君”，在保持自己面子的前提下容纳了粟裕意见。之后又陆续开了几次会。刘少奇认为刘、邓大军在大别山，解放军主力削弱了，胜仗打少了，但必须义无反顾，不能北返，现在江北至多支持一年，主要问题是吃饭，渡江很困难也要前进。周恩来认为军队向外线转，不断开辟新的外线，是坚定不移的方针，现在暂不跃进，暂采波浪式前进，先迫江边。任弼时认为打向国民党区域，是决定战争胜利快慢之一条。可见，虽然接受了粟裕的意见，但他们有着很大保留，甚至只愿意给中原作战有限的期限，根本上仍然维持毛泽东原有主张。
毛泽东显然比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高明也聪明得多，他之所以能在粟裕对南下提出异议后予以容忍，一来粟裕的异议客观上是不可忽视的压力，二来刘、邓的窘况也越来越证明了南下不可行，毛泽东终于意识到了眼前的战争已经完全不同，大兵团作战还想搞“兜圈子”将是非常荒唐的。朱德提醒“应有炮随行，自然成为重兵”和后勤问题，实际已经指出了大兵团作战与游击战的关键性区别，而粟裕对南下后十万大军将面临到的惨象的描述实际正是涉及到了重兵和后勤这两个关键问题，如果没有后勤配套和将重兵改变为缺乏战斗力的轻兵，进行大兵团作战的结果只能是失败。毛泽东终于认识到了这种对于他来说的新的战争模式，因此，不仅接纳了粟裕的主张，而且也同时要求刘伯承、邓小平将所部残军调出大别山，到中原与陈、粟大军会合作战。毛泽东枭雄本色非同寻常，一方面他仍然强调“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正确，维持自己的英明形象，另一方面也果断改变思路，很明显地不满意刘伯承没有象粟裕一样能够在“跃进”前进行异议，导致重大的战略失误，不仅提出要用粟裕取代平庸的陈毅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兼政委，而且要把刘伯承部兵力归属粟裕统一指挥。可以说，这才是毛泽东在内战以来最大的一个手笔。惶恐不安的粟裕不敢接受毛泽东这一破格提拔，客观上其中的压力特别是陈毅在华东野战军中庞大势力可能发生的逆反情绪也远不是粟裕所能够扛得住的，最后，陈毅转任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保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政委职务，到刘、邓处工作，由粟裕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并兼任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名义上受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组合的集体领导，实际就是独立指挥华东野战军并按照作战需要指挥刘、邓部队。
二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毛泽东根据华东地区的战场态势，在原来新四军控制的地区，组建成立了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并将新四军主力调往山东。(即派在延安学习的陈毅赶赴山东前线)以接替原来罗荣桓的山东八路军主力，远赴东北后留下的空挡。并同时组建成立了山东军区和山东野战军。但是，在战略上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其行动受陈毅指挥。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共内战爆发，毛泽东随即要求陈毅部署一年前在延安时，就商定好的“南线作战”计划。这是陈毅平生第一次统率大兵团——山东野战军六万人马外线出击，南下鲁南、两淮(淮阴、淮安)。在此后，一直到一九四六年十月的五个月时间里，陈毅和华中野战军司令粟裕、政委谭震林及华中军区司令张鼎丞、政委邓子恢、华中局书记曾山等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三次鲜为人知的决定整个华东战区历史进程与走向的重大争论与冲突。分别是：一、先内线作战后外线作战之争；二、两淮保卫战之争；三、战略出击方向和出击时机之争。
一九四六年九月，随着华中战局的变化，粟裕建议中央军委将山东军区的山东野战军和华中军区的华中野战军合并，以期集中优势兵力准备打大仗。并得到了的毛泽东首肯。陈毅起先也是欣然同意的，还表示干脆把华中、山东两个指挥部合二为一。但是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陈毅畏缩不前，贻误了南下的战机。合兵计划未能得以实现。
到了十月上旬，蒋介石终于缓过神来，将“面上”不断缩水的精锐部队收缩成“点”，采取了避实击虚的策略，一面经两淮进攻涟水，威胁粟裕的后方。一面由鲁南进占山东的峄县、枣庄，威胁陈毅的“首府”临沂。在此紧要关头粟裕提出集中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的主力，先歼灭涟水方面的来犯之敌，然后转兵北上。为此，粟裕同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等在十月七日一天就连发了三封电报给陈毅。粟裕还在电报中再三强调：“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再存在两套指挥系统了。盼军长(陈毅)来此间统一指挥。”
然而，陈毅这个时候却忽然改变了主意。他于十月八日电复粟裕、张鼎丞、邓子恢、曾山提出“要么华中野战军随山东野战军一起退入山东，放弃华中军区。要么两个野战军分开各自为战，分别在南北两面作战。我便不能来你处，南面我实在照顾不过来，由你们自己负责，我则考虑山野回固之根本，只好分任南北，”随即，陈毅将在华中军区准备与华中野战军合兵抗敌的山东野战军，全部带回了山东。这对粟裕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
第二天，陈毅又致电毛泽东：“我意华中野战军应该迅速北上，助我回鲁。时下可不顾淮海地区，或让淮海地区糜烂。等鲁南临沂解围后再作南下准备。”显然，陈毅认为此时的山东才是关键，淮海“糜烂”无关整个华东战略区的大局。他缺乏粟裕那样作为战略家的宏大目光。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曾经再三电示陈毅“两淮”关系全局。毛泽东在九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两次去电指示粟裕、陈毅：“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两部应该集中行动、统一指挥。”
而陈毅却让华野、山野两军分开。南线的张鼎丞、邓子恢、曾山虽然不直接分管军事，却也感到陈毅这样做非常不妥。因此，他们一致支持粟裕的主张，不同意陈毅的行动方案。十月九日，他们瞒着粟裕给毛泽东发了一份历史上被称作“陈毅不会打仗”的密电，开门见山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陈(毅)佳(十月九日)电悉。我们对陈此部署决不同意，对陈这几个月在华中指挥亦深表不满。陈毅自六月率山东野战军南下鲁南、两淮以来，四个多月里指挥失当，重大决策失误不断。我们向主席提出如下建议和主张：一、山野仍应在原地担任后防，候华野十日后北来，再配合作战。二、陈、粟、谭(谭震林这是正在胶东许世友处)应会合一起，不宜分开，使粟能促进陈下决心，并便粟统一指挥山东野战军。三、为了兼顾山东起见，以八师回鲁南，由叶(飞)去指挥。并要山东补充叶(飞)纵五千人(闻叶纵人数很少)。四、如陈一定要北返，至少应留下二纵，山野无论如何要在一、六师北返前确保六塘河与沭阳城。否则，如果按照陈毅的部署，前途极坏。以上是我们三个人通过这几个月来观察，所取得的共识，本知无不言之义，直告主席及中央。是否妥当，请主席及中央决定，但望勿告陈。”
张鼎丞、邓子恢、曾山三人，都是中共早期武装斗争史上的风云人物。张鼎丞、邓子恢是闽西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曾山则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陈毅当时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省军区司令)从个人感情上来说，他们与陈毅并无任何过节，在新四军时期曾是相濡以沫、亲密无间、共同战斗的战友。他们三人之所以如此尖锐地指出陈毅这个“上级”的失误。只能较为客观地说明了，陈毅此人确实“不会打仗”，更不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
张鼎丞等三人向毛泽东提意见的时候，因涟水前线战事吃紧，粟裕正在那里坐镇指挥，并没有参与此事，也不知道这份电报，更没有在电报上署名。但是，十二年以后的一九五八年五月到七月，在彭德怀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受到了来自陈赓、黄克诚、张宗逊等几位副总参谋长的严厉批判。陈毅在会上当众以这份电报为由，(这份电报的事是周恩来在同陈毅一起出访缅甸时，告诉陈毅的)当众指责粟裕“一贯反对领导，喜欢越级告黑状，”于是，这份电报成为了粟裕挨整的一大“罪证”，粟裕为此受到无情的批判和打击。彭德怀更是以粟裕在部队训练工作中存在严重问题，给粟裕扣上所谓“教条主义”的帽子。免去了他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粟裕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这一无权的虚职。
毛泽东收到了张鼎丞等三人的密电后，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千里之外的他，只能翘首南望，十分焦急。对陈粟之间的争论，如果不及时正确解决，纠正陈毅的“失误”。对整个华东战区乃至全国的战事均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毛泽东深思熟虑了三天，在十月十四日语气严厉地致电陈毅：“现在你因感渡运河向西作战困难，而主张全军入鲁，那么假如入鲁后你仍感作战困难，打不好仗，而苏北各城又尽失，那是结果将如何？你又将怎么办？且渡运河向西作战，是你自己曾经同意之方案。此次你与张、(鼎丞)邓、(子恢)曾(山)会商时，你亦是以渡运作战列为方案之一。何以元亥电又不相同？如按你的元亥电实行，你与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粟、(裕)谭(震林)诸同志间关系是否将生影响？请你对各方利害分析后再告！！！”
最后，陈毅不得不被迫同意取消了自己的计划，暂缓北上鲁南，准备与华中野战军合并，先在南线的淮海地区打几个漂亮仗。
毛泽东当然感到了些许欣慰，然而他还是很不放心陈毅，他随即作出了一个在全国各战区、各野战军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人事安排。毛泽东于十月十五日致电指令陈毅、粟裕等人：“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须共同决定。战役指挥权交粟裕负责，粟裕有战场的最终机断权。”毛泽东的这封指令电，给陈粟之间的争论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也就是将两军合并后的战役指挥权之职责，明确地交给了粟裕。
两个月后，粟裕指挥的合并后的华东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在淮海地区的宿北首战告捷，全歼蒋介石的整编六十九师共两万三千人，成为继苏中七战七捷后又一个漂亮干脆的歼灭战。此次战役成为华东战局全新的转折点，也是华东野战军成立后开篇序幕。
从此，粟裕在没有什么“掣肘”的情况下，在淮海战场上演了一出出被毛泽东誉为诸如：“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籍如探囊取物”、“硬是吃下了六十万对八十万的夹生饭”的战争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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