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红六军团在黔东的大事件

（中共铜仁市委党史研究室）

1934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即红二军团），从湘鄂西历尽艰辛转战进入黔东，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枫香溪会议作出重大决策，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发展苏维埃革命运动，开辟了云贵地区第一块独立、完整的革命根据地，建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和17个区革命委员会及百多个乡苏维埃。黔东革命根据地包括沿河、德江、印江、松桃、酉阳、秀山等县地域，纵横200里，人口10万余。是年10月，红二、红六军团在印江木黄胜利会师，使来自两个战略区域的两支红军队伍结成一个战斗整体，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红军主力之一的 红二方面军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月底，红二、六军团又东进湘西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红军主力撤离后，在中共黔东特委的领导下，以段苏权、王光泽所率黔东独立师为主体，黔东根据地军民在根据地中心区域和梵净山一带，与十几倍于己之敌进行了英勇壮烈的坚守斗争，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两军团主力东进湘西的牵敌任务。1936年1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再入黔东，在石阡、江口、玉屏、铜仁、思南、万山等地播下新的革命火种，使根据地进一步拓展。红军足迹遍及黔东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

生死攸关定决策：湘鄂西中央分局枫香溪会议

1932年秋，红三军退出洪湖根据地，在湘鄂川边转战两年多。1934年5月14日，从彭水（属重庆市）西渡乌江，进入黔东地区，6月19日到达沿河县枫香溪（今属德江县）。当日，在贺龙的建议下，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会议，夏曦、贺龙、关向应到会，卢冬生列席了会议。会上，根据黔东群众高昂的斗争情绪和敌人力量薄弱且内部散乱的情况，贺龙主张在黔东建立根据地，关向应和卢冬生首先表示赞同。夏曦开始从两年多的挫折中反省，思想开始转变，表态支持。于是会议决定：一、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二、恢复红三军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三、组织干部大队深入各地发动群众，组织苏维埃和游击队。当晚在“黔阳宫”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贺龙主持，关向应传达了分局会议精神，对三项决定作了具体的工作布置。

中央分局枫香溪会议后，红三军创办了干部大队（即红军干部学校），开始规模性培训干部，并从军师直属机关抽调100多名干部分赴各县发动群众。经过1个多月的努力，各地苏维埃政权、游击队纷纷建立，到7月中旬，包括沿河、印江、德江、松桃、酉阳、秀山等县，10万余人口，纵横200余里的黔东革命根据地已初步形成。

枫香溪会议，使党和红军的工作重心真正转入到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道路上来，成为挽救红军挫败局面的关键转折点，是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会议。它的重要性体现在：第一，它是红三军一次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会议，红三军不仅停止了令全军上下人人自危的错误“肃反”，而且结束了两年多没有根据地的游击作战局面，并迅速得到发展壮大；第二，它是黔东乃至贵州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分水岭，没有枫香溪会议就没有云贵地区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的诞生，就没有红二、六军团的木黄会师，及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的诞生；第三，它是遵义会议前党内自觉纠正错误的一次重要实践，坚持了正确路线，率先纠正了红三军内的“左”倾错误，在党的建设和红军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云贵高原红旗飘：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云贵地区苏维埃革命运动的第一个组织指挥所。

1934年5月，贺龙、夏曦、关向应所率红三军（即红二军团）历经2年多的艰苦转战进入黔东，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枫香溪会议作出了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通过展开有力的地方工作，在区、乡革命政权逐步建立，群众广泛发动组织起来的基础上，7月21日至2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沿河县第四区铅厂坝的张家祠堂召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沿河、德江、印江等县选出的代表和红军代表135人出席。酉阳、秀山县的代表未赶到会。大会由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夏曦主持。选举孙秀亮、秦育青等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大会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要把地主豪绅的土地拿来，彻底由贫农、中农平均分配”的重要任务。

经过讨论，通过了《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关于工农武装问题决议》、《农村工人保护条例》、《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关于肃反问题决议》、《关于苗族问题决议》等六项决议，这些政策和法律法规的产生，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发展了农业生产。尤其是《关于苗族问题决议》，是黔东第一个关于苗族问题的法规，破天荒地提出苗族及黔东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平等地位、根本利益和根本前途，使千百年来受剥削受压迫的苗族同胞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为黔东少数民族地区根据地的开创与拓展提供了政策依据，在黔东内外广大地区和所有民族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会选举出宁国学、冉少波、刘本玉、罗亨举、夏国安、黎光富、汤福林、邓吉星、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李佛如、朱绍田、钟炳然等80人组成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罗亨举、孙秀亮、符公高、秦育青、陈正国、张均望、胡昌进、黎光富、汤福林等32人为常务委员。推选孙秀亮为主席，秦育青（红军干部）、陈正国为副主席，田兴才、王顺帮为土地部部长，汤福林、张均望为军事部部长，孙永臣为劳工部部长，李芝兰为经济部部长，罗亨举、黎光富为政治保卫局局长。

黔东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加快了根据地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在73个乡苏维埃范围内，10万余人参加了土地革命运动，打土豪约680户，其中426户618000余挑的土地及其他财产被没收分配，200多户的土地未来得及分配，只没收分配了其他财产。与此同时，红军主力还取得了谯家反击战、二战木黄、再取沿河等反“围剿”战斗的胜利。作为黔东特区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具体组织指挥机关的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还在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和统一战线建设、坚守根据地斗争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亦称联县政府，群众称为“省政府”），办公地点设在沿河县白石溪土地湾。这是代表黔东特区各族人民利益的最高行政机关，是由各方面优秀代表人物组成的工农民主联合性质的革命政权。它的成立，标志着黔东人民开天辟地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政权，工农大众获得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成为社会的主人，同时也标志着云贵地区第一个包括沿河、印江、德江、松桃、酉阳、秀山等县地域，纵横200余里、人口近10万，建有17个区革命委员会、100多个乡苏维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舍身忘死顾大局：困牛山激战

困牛山战斗是红六军团长征史上悲壮的战斗之一，红军集体跳崖壮举，惊天地,泣鬼神，是红军为革命英勇牺牲的一块不朽的丰碑。

在甘溪战役中，1934年10月15日，红六军团主力行进至石阡县的川岩坝，拟渡石阡河去印江与红三军会合。前卫五十二团与驻守板桥的黔敌李成章部、湘敌刘建文部交战。主力则夜宿龙塘的朱家坝一带。此时，黔敌万式炯、王天锡、柏辉章部，湘敌唐伯寅、胡达部及思南、石阡地方民团，分别对红六军团进行围堵。红六军团决定突围南撤国荣再进甘溪，跨过石镇大道，令担任前卫的红十八师五十二团改为后卫，师长龙云和团长田海清率800余人承担掩护任务，阻击敌 人。16日，军团主力从朱家坝南撤甘溪。为完成掩护任务，红五十二团果断暴露自己，把大批敌军吸引到自己周围，且打且退，待红六军团主力安全跳出重围后，快速跟进军团主力。行至地处十字路口的关口大田处，得知与军团主力相距仅约2里。五十二团决定将敌军引开，立即改道西走川岩坝的困牛山，兵分三路，400余名红军成功地将大部敌军引向了困牛山。

困牛山一面临河，两面悬崖峡谷，四周高山包围，地形险恶。由于地形不熟，加上途中部分红军误食桐油，行走不便，又怕误伤被裹挟在敌军中的百姓，红军不便展开战斗。紧急中，师长龙云带200多名战士从陡壁荆丛中逐个下营盘垴到三步跳，沿河沟突     围，夜宿蒙人湾和老君山。敌军不断增援，对红五十二团形成合围之势。16日下午，红五十二团在虎井沟约500米长一段进行顽强的抵抗，团长田海清阵亡，许多战士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宁愿殉难，不愿当俘虏，集体跳崖，壮烈牺牲。龙云率部突出重围，在追赶主力的途中，又多次遭到敌人阻击，转战到岑巩县龙颈坳一带时，与黔敌金祖典团、岑巩何吉安民团激战中负伤被俘，同年12月在长沙英勇就义。红五十二团大部阵亡或失散，只有少部突围至江口县，与军团主力会合。

《红二方面军战史》等史书对困牛山战斗均作了记载。红五十二团浴血奋战，“顽强抵抗，冲锋10余次，全用肉搏”，“与敌奋战几昼夜，终因众寡悬殊，最后弹尽粮绝，失败（未能打退敌人）。”虽然全团受到了惨重损失，但拖住了大部围追堵截之敌，确保了红六军团主力安全突围，最终与红二军团在印江木黄胜利会师。

勇于牺牲闯先锋：甘溪战役

甘溪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西征历程中著名的战事。

1934年4月，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破灭，在这种严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开始作退出中央根据地的准备。7月23日，命令刚刚组成的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推广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与红二军团（时称红三军）取得联系。决定萧克为红六军团军团长，王震为政治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原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为随军中央代表；组成以任弼时为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的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为红六军团西征行动最高领导机关。

8月7日，红六军团（下辖十七、十八师）9700余人，在独立四团的引导下，由江西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西进的征途。在一个月之内，跳出数倍之敌的包围，辗转周旋，于9月进入贵州锦屏、黎平，10月4日攻占了瓮安县的猴场（今草塘），准备西渡乌江。此时，中革军委两次电令，称“桂敌现向南开动。……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你们不得再向西移。”“迅速依军委电令向铜仁以西，乌江以东之江口前进”。遵照中央电令，六军团掉头向东北方向进发，从石阡进入江口。10月7日拂晓，行至石阡县甘溪镇，进入湘、桂、黔24个团的敌军包围之中。军团前卫与桂军廖磊部骤然相遇，仓促应战，阵地几多争夺，军团指挥得悉险恶战况后，作出突围紧急部署。采取灵活的游击战，寻机突围，与红三军会合。10月10日，军团报告“前后减员约六七百人。伤病员枪支极多，行军笨重，平地需四时，山地需六时至十时，遇敌需掩护，四五时才能通过，因而人员、弹药、精力消耗极大（弹药很缺）”，而“贵州山地，悬崖绝壁，人烟稀少，给养困难，大兵团行动十分困难”，建议分两路纵队，“焚烧行李，减少辎重，以灵活的游击动作转到苏区”。中革军委仍强调兵力应“集结使用”，“不应渡乌江北进，或由现地域一直北进，仍应向铜仁以西乌江以东之江口前进，继续执行军委规定的任务。”六军团在山高路险，人烟稀少，物资奇缺的深山密林中与敌战斗，饥寒交迫，疾病不断侵袭，部队历尽艰辛，减员极大，但全军指战员仍保持坚强的革命斗志和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10月17日，红六军团主力再抵甘溪，湘敌成铁侠部、胡达部分两路向老窝沟的红六军团夹击，夜10时左右，红六军团主力在马桑坪一戴姓老猎户的引导下，从绝岭走湾塘沟，终于冲出绝境，通过了石镇大道。10月20日，通过石江大道，兼程向印江方向前进，24日与红二军团在木黄胜利会师。

甘溪战斗是红六军团征战史上最为悲壮的战斗。在大敌合围，突遭袭击，地形生疏，情况不明的严峻形势面前，全体指战员沉着冷静，依靠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灵活机动的战术，终于分别冲出包围，主力突围，军团的领导集体无损，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宝贵的种子。后来，萧克为甘溪红军烈士纪念碑题词：“牺牲决胜勇当长征先遣队，浩气长存信是中华好男儿”。

铁流汇聚堪大任：红二、红六军团木黄会师

1934年7月，包括沿河、印江、德江、松桃、酉阳、秀山六县地域的黔东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蒋介石急从川、湘、黔调集14个团的兵力对黔东根据地进行“围剿”。黔东苏区也开始了反“围剿”斗争。

在黔东军民进行反围剿斗争的同时，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正在艰难进行。为从长远计，中央提出了向西战略转移的设想，于是决定组建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西征先遣队。中央的意图是通过红六军团西征，相机建立新苏区，并与红二军团取得可靠联系，以造成中央苏区和鄂豫皖两苏区联结的前提。为使这一重大战略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中央决定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并组成任弼时为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的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9700多人，从江西的遂川县出发开始西征。红六军团日夜兼程，连续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于10日初进入贵州。10月7日，在石阡甘溪与湘、桂、黔敌遭遇，部队被切成三段，处境十分困难。

其间，为掩护主力，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二团进行了困牛山悲壮激战，团长田海清壮烈牺牲，百余红军在身处绝境、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跳崖为国捐躯。

得知六军团前来黔东会合的消息，贺龙、关向应作出周密部署并亲率红三军主力南下接应，派出四支部队分别从东南向多路寻找接应，经沿河、印江、松桃，深入到铜仁、玉屏、省溪（即万山）、江口等县及梵净山广大地区，沿途开展发动群众，扩红、搞征发、打土豪，为红六军团筹集粮草等活动。10月24日，经甘溪遭遇战安全转移的红六军团主力，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率领下来到印江县木黄镇，与迎候在这里的贺龙、关向应所率红三军主力胜利会师，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随即两军团领导人在木黄水府宫召开会议，初步确定下步行动方案，并用电台向中央作了报告。由此，红六军团西征的战略目标完全实现。

红二、六军团胜利会师后，鉴于红二军团因几次肃反后政治干部缺乏和红六军团甘溪遭遇战后战斗力受到削弱的情况，两军团的兵力进行了整合，从红三军中调一部分指挥员充实到六军团连、营担任指挥员，从六军团中调部分干部到二军团任连营政治干部，贺龙又为六军团营以上干部配备了马匹，又调拨了一批武器给六军团，从苏区调来粮食、衣物发给六军团每一个战士。红二、六军团结成了一个团结的整体，战斗力得到迅速提高。26日至28日，两军团领导人在酉阳县的南腰界召开会议决定，为有力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一方面主力红军向湘西进发，开辟新苏区，另一方面，组建中共黔东特委（段苏权任书记）和红二、六军团黔东独立     师（王光泽任师长、段苏权任政委）留守黔东，率领苏区人民继续坚持斗争。

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在中国工农红军征战史和中国革命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为解决两军团建设中各自存在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红二军团撤离湘鄂西苏区以后，夏曦继续执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红三军不断进行肃反，政治机关被取消，许多政工干部被杀，因而导致红二军团中政治工作机制十分薄弱的严重后果；而红六军团西征以来，80多天转战，行程5000余里，且经甘溪、困牛山战斗，兵员和武器装备损失惨重，官兵疲惫不堪，处境十分困难，迫切需要休整。两军团会师后，形成了统一的指挥，两军团力量得到整合，大大提高了整体战斗力）。

第二，两军团会师后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孕育了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第三，两军团会师，事实上完成了中央派遣红六军团长征先遣的既定任务，标志着红六军团西征目的已经实现，为中央决定红军战略转移提供了可选择目标。第四，两军团会师后形成的强大军事力量，为顺利地开辟湘鄂川黔新苏区提供了军事保障。第五，两军团的胜利会师，迫使敌人对围剿中央红军的兵力作出重大调整，大大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有效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因此，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是团结的会师，模范的会师，胜利的会师，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会师。

坚守南方创奇迹：石阡会议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遭受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为了保存实力，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红二、六军团决定向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方向战略转移，相机建立石(阡)镇(远)黄(平)根据地。为达此目的，两军团领导集体决定在晃县组织“便水战役”给予尾追敌军以沉重打击。l936年1月5日，便水战役打响，但敌军仅小股进入伏击圈，未能实现原定作战目标，红二、六军团于是进入黔东玉屏县境，组织了田心坪战斗，消灭l个团尾追之敌后经铜仁、江口，红十八师在江口县磨湾胜利归建，于1月10日进入石阡县城。1月13日，红二、六军团政治部在石 阡天主教堂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为确定红军下一步的重大行动，19日，在这里召开了两军团负责人会议。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甘泗淇、夏曦等参加。会议总结了红二、六军团长征转移以来的工作，对敌我形势进行了分析：由于便水战役未能给敌人以决定意义的打击，失去了开展新的有利战斗局势，敌人依据原有碉线包围逼近，红军处在狭小地区渐成被动局势，以石阡为中心地带内，粮食缺乏，居民稀少，地形不利进行运动战，因此，创建石(阡)镇(远)黄(平)根据地的计划已不现实。会议决定，撤离石阡地区，转移到乌江以西、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活动，以争取在贵州西部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石阡会议确定了坚持在长江南岸开辟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红二、六军团的下步行动指明了方向。在长江南岸活动的总方针确定后，鉴于之前的战斗失利及贵州山区的复杂，会议又强调，继续向西移动的同时，要落实“在广大地区进行运动战”的军事作战方针，强调“在保持在长江南岸活动的原则下，……进行运动战，创立暂时根据地，准备在时局大变动时再从东向湘黔边转移。”因此，石阡会议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红二、六军团的中心目标是在云贵川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红二、六军团上下充满了“保持在长江南岸活动，决定在长江南岸活动”的信心和斗志，在艰苦环境中屡创敌军，红军有生力量不仅未削弱，而且有新的发展，顺利进入毕节地区，开创了黔（西）大（定）毕（节）革命根据地，成立了川滇黔革命委员会，创造了又一个新的奇迹。（张丽红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