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办事组在文革期间存在四年，是军队的“统帅部”，在国家与军队的发展和建设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党史学界有关文革期间的军委办事组这一课题鲜少有人研究。较为有分量的文章是王年一的《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余汝信的《军委办事组前期的几个问题》和《１９６９：对苏战备中的军委办事组、林彪与毛泽东》。为何这一时期军队的统率机构受到如此之冷落？笔者认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是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有关他们的资料披露甚少，这些当事人在世时因为政治原因不能畅所欲言，故学界不闻其声，鲜知其事；此外，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被官方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长期以来被官方指为林彪篡党夺权的工具，而国内个别涉及此课题者又大都属文学作家，学术性不仅甚低，且循官方口径，鲜少客观、公正的评价。〔１〕。随着吴法宪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和李作鹏回忆录的问世，人们有必要重新审识文革中的这段历史，深入探讨文革期间军委办事组的功过与得失。笔者一得之见，还愿方家不吝赐教。
一、军委看守小组的起源
军委办事组的前身是军委看守小组，成立于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７日。为何此时会成立这么一个军委看守小组？国内一位党史作家尹家民说：“鉴于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等人的被批判，‘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之后，毛泽东把他们的问题联结到军委办事机构上，一直不主张再设立军委秘书长。他说：‘秘书长是个怪物。秘书带个长，放屁真是响！黄克诚、罗瑞卿都没有干好，以后，军委不要设（秘书长）了，国务院留一个。’于是，没过多久，林彪提议设立军委办事组，说是军委办公会议名存实亡，要有一个机构处理日常事务，按照主席的意思不设秘书长、不搞秘书处，就叫办事组好了。毛泽东表示同意。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７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成立由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叶群（林彪办公室主任）、邱会作（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张秀川（海军副政委）组成的军委办事组，吴法宪负责。同年９月底，经周恩来提议，中央文革决定，由代总长杨成武兼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成员又增加了李作鹏。１０月，又增补李天焕（第二炮兵政委）、刘锦平（民航总局政委）为军委办事组成员。”〔２〕
尹家民此处有两处不确。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７日成立的并非军委办事组，而是军委看守小组。另外，该看守小组的成立也并非是林彪的提议。我们且看当事人的回忆。
吴法宪回忆说：“大约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初，毛泽东到南方去巡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中央军委决定，由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和海军政委李作鹏随同前往。这时，叶帅已因‘二月逆流’事件靠边站了，萧华也被轰得不能工作，杨成武再一走，‘三人小组’就名存实亡了。于是，周恩来以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名义向林彪提出：‘是不是先成立一个军委临时看守小组，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领导之下，暂时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林彪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提出由我、邱会作和张秀川三人组成这个看守小组，由我任组长。”〔３〕
邱会作回忆说：“‘五一三’以后，部队的三军革命派打垮了造反派，军委看守小组（四人小组）和军委办事组，也就应运而生，军委办事组是向全军文革夺回文化革命领导权的产物。一九六七年七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吴法宪打电话来说：‘总理让我通知你，经主席批准，成立一个军委看守小组，有你一个，要做好准备。’我问：‘谁牵头？还有谁人呀？’吴说：‘让我牵头，可能因为杨代总长不在吧。还有叶群和张秀川同志。’这样看守小组就成立了，在京西宾馆八楼办公，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军委办公厅的同志，没有全军文革的那些人。”〔４〕
我们再看江青是怎么说的。江青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３０日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军委办事组是怎么产生的呢？１９６７年夏天，斗争萧华的时候，出现了不严肃的现象，把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变成低级下流，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侮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因此，我建议成立一个看管小组。开始是４个人。后来……在军队产生了新的办事班子——军委办事组。杨、余、傅问题出现后，进行了改组。”〔５〕
事实上，自“二月逆流”之后，中央政治局里面的老干部们被迫“靠边站”，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常务机构。毛泽东在随意间改变了中央内部的组织结构，江青不仅掌握了操纵文化大革命的权力，而且取得了操纵了整个中央的权力。军队原来负责的主要领导人如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萧华等人，下放的下放，检讨的检讨，全军文革小组也寿终正寝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又时常不在北京，陪伴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一时间军内群龙无首。而林彪不愿意江青通过全军文革小组插手军队事务。林彪曾对邱会作等人说：“他们（全军文革）叫你们去开会说事，你们别理睬，想办法推掉。”这个时候凡是有关军队的事情，周恩来就找杨成武，杨成武列席中央文革碰头会，杨有事繁忙时就由吴法宪代替。如果吴法宪忙不过来，就找邱会作和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军队内部对此也形成默契。邱会作回忆说：“军队里这么办事，周恩来清楚，江青却不明白，她提出军队要有个组织承办文化大革命的事，至少是承办驻京军队各大单位文化大革命的事务。那时，毛主席将到南方巡视，杨成武要随行，周恩来顺着江青的意思，提出成立一个‘小组’看家。林彪赞同，报毛主席批准了，由周恩来口头作了通知。于是一个由吴法宪、我、张秀川组成的军委‘看守小组’开始处理驻京军队各机关和下面大军区与军委的联系工作。”〔６〕
军委办事组在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５日给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说，“根据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７日指示，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４同志组成一个小组，由吴负责，……”。〔７〕根据军委办事组的报告，成立军委看守小组的初衷是“任务主要负责驻京各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看着总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要出偏差。……”〔８〕
为了顺利地开展工作，看守小组在京西宾馆召开了一次军队各大单位党委书记联席会议，吴法宪在会上讲了看守小组的工作范围，主要是完成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交办的各项任务，负责处理军队系统驻京机关的文革方面具体工作，以及各大军区、省军区文革的联络工作。邱会作说：“虽说是‘具体工作’和‘联络’，但各单位什么事都报上来，因为他们没其他地方报，而我们又没别处去推，只好干起来，‘四人小组’成了‘军政府’。军委各机关在上面有了自己的‘衙门’，领导干部害怕全军文革，害怕造反派，害怕挨斗挨整的恐惧心理消除了，都敢站出来工作。从１９６７年４月初到７月底，延续了四个多月的军队‘无政府’状态结束了。”〔９〕
由此可见，军委看守小组的成立是当时政治形势使然，既不是因为毛泽东不主张设立军委秘书长，也不是林彪主动出面要设立这么一个军委办事组。江青最早提出成立这么一个“小组”的目的是：“任务主要负责驻京各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看着总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要出偏差”，而林彪属意的则是防备江青把手伸进军队，利用全军文革小组干预军队事务。从军委看守小组的组成人员即可看出端倪，林彪完全排除了原全军文革小组的成员参与军委看守小组以及日后的军委办事组，林彪后来曾对黄永胜等人说：“去年（１９６７年）３月间，全军文革快垮了，江青几次提出要健全全军文革，我都没有表态。要是恢复全军文革，就会有人插手军队，找他们的代理人，军委常委的工作也难于恢复，这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请谁管事的问题。叶帅管事，军队喜欢，他们（中央文革）反对；徐帅管事，他们喜欢，军队不喜欢，只好临时先用个小组管大事，这个方法靠得住。”〔１０〕
二、军委办事组的成立
军委办事组的正式成立是在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４日，是军委看守小组的延续。据军委办事组在１０月１５日的报告称：“９月２４日，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又决定增加杨成武同志为办事组成员，并指定杨为组长，吴为副组长。”〔１１〕
吴法宪回忆说：“九月二十六日，杨成武回到北京。当晚，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周恩来就宣布撤销了看守小组，另外成立以杨成武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我被任命为军委办事组的副组长，同杨成武一起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我们这个办事组的成员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１２〕
邱会作回忆说：“九月二十三日，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陪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回京。在中央碰头会上周总理亲自宣布把原军队四人小组正式改为军委办事组，成员为杨成武、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杨成武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杨、吴同时又是中央碰头会议成员。不久李天焕（杨成武倒台以后，李吃了安眠药，后被抢救过来）、刘锦平也参加了办事组。军委办事组就是在这样的时期组建的，其目的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有权威、有能力的领导指挥机构。军委办事组第二天在京西宾馆会议楼第三会议室正式宣布成立。军委办事组的成立使军队的文化革命开始了新的时期。对于办事组的成立，我没有听到林彪有任何插手安排办事组成员的意见，林彪也没有召集办事组开过什么会研究工作。一切听毛主席的，在总理领导下工作。”〔１３〕
吴法宪的回忆与史实略有出入，李作鹏当时并非军委办事组成员，李是在１９６８年３月份军委办事组改组后才正式加入。邱会作的回忆则较为准确，１９６７年９月份军委办事组的成员是，杨成武（组长）、吴法宪（副组长）、叶群、张秀川和邱会作。
１９６８年６月１１日，吴法宪在接见军委办事组全体工作人员时说：“原来没有个办事组。文革高潮的时候，‘七二○事件’武汉发生了陈再道的问题。那时王力、关锋、戚本禹勾结军队内部揪军内一小撮，抢枪，冲击军队。那时毛主席还在外地视察。杨成武回来后，成立了军委办事组，杨担任组长。后来又相继搞了政工组、军报组、文艺组。军委办公厅是军委的办事机构。军委常委、军委办事组的事情都通过那里办。军委办事组的问题经办公厅提交军委常委讨论。……”〔１４〕
从以上情况来看，军委看守小组正式过渡到军委办事组，这是因为身为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回到北京，军内需要一个较为正式的机构处理军内日常事务。从林彪的批示来看，林彪对此并不主动，而是“呈主席批示”，也正如邱会作所言“对于办事组的成立，我没有听到林彪有任何插手安排办事组成员的意见，林彪也没有召集办事组开过什么会研究工作。一切听毛主席的，在总理领导下工作。”
三、军委办事组的主要工作
军委办事组的存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杨成武时期和黄永胜时期。杨成武时期较短，从１９６７年９月到１９６８年３月的“杨余傅事件”，为期仅仅半年；黄永胜时期则从１９６８年３月到１９７１年９月的“林彪事件”，为期三年半。军委办事组在这段历史时期的主要工作是“三支两军”、国防战备、国防建设。“杨余傅事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故此处不赘。
（一）“三支两军”的实施
“三支两军”的工作起源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全称是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这是毛泽东利用军队介入地方文革事宜的权宜手段，既可收到军队支持地方造反派之功效，使军队成为文革运动保驾护航的得力工具，亦可达成夺取被刘少奇等人“窃取”的权力，从而稳固自己因发动文革而造成全面混乱的局面。是一举多得办法。军委办事组成立之后，“三支两军”的工作已开始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以曲折的方式设法遏制造反运动。对于响应毛泽东号召造反夺权的造反派们，军委办事组不能公开反对，但却以地区特殊情况为由予以遏制。举例来说，新疆地区的文革在１９６７年初迅速发展，２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特别规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军事管制下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地方上任何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对兵团的文化大革命不许干预和串联。”除了大中学校、医疗单位、文艺团体和科研部门外，其余所有单位一概不搞夺权斗争，所有武装部队，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以利战备。邱会作说：“新疆造反派要打倒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政委王恩茂。王恩茂是最先进疆的干部之一，为新疆的建设和国防立下了功劳，文化革命首当其冲要被打倒。但是新疆的保守、造反两派旗鼓相当，僵持不下。周恩来把自治区党委、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叫到北京开会，一谈就是几十天。我维护王恩茂、丁盛一派。周恩来内心有自己的倾向，但他很谨慎，完全支持王恩茂一派很困难，造反派要闹，中央文革也不许可，于是推出了赛福鼎，让他管事。把一个有影响的民族干部抬出来‘主政’，是毛主席常用的方法。我们这么办表面上很中立，实现了两派‘大联合’，实际上把造反派遏止了。赛福鼎与王恩茂并无根本的冲突，他在共产党里阅历不深，事情来了还是要听王恩茂他们的。后来因为赛福鼎能力有限、开展工作困难，黄永胜到军委办事组管事以后，调湖南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任新疆军区司令员、革委会主任。”〔１５〕这些措施对稳定新疆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坚决支持军队系统干部，使之成为对抗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重要力量。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在文革期间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一度躲进大别山，甚至声称要武力对抗造反派。军委办事组就是看重许世友这一点，对许世友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邱会作说：“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反对造反派，受到军委办事组的支持。正是靠了这个，他才能与辖区内的上海帮抗衡，许世友兼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其影响涵盖了华东，对稳定局势起了作用。”“许司令的成绩无疑是大的，他敢和江青支持的造反派斗，更是让我敬重。对于他的工作失误，当时有很多意见反映到北京来。在南京军区内部，许世友和副司令员张才千、王必成等老同志搞不来，要把张、王打成‘坏人’，矛盾一度激化。军区的清查工作，也发生了扩大化。怎么办？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许司令是反对华东造反派的一面‘旗帜’，有了他，才遏止了上海造反派的扩张，使之屈居于一隅。这面‘旗帜’只能保。于是我代表中央军委出面做工作说服许世友，调张才千到北京任副总参谋长，调王必成到昆明军区任司令员，都委以重任。为了维护许世友，他的一些私事也处理的得当。他的夫人原来在地方工作，调入军队，行政级别也提升了，事情是我们交代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六生办的。”〔１６〕事实证明，军委办事组对许世友的支持，使许世友成为对抗上海文革极左派张春桥的重要力量。
第三、通过组织手段，将造反起家或支持造反派的重要人物从领导岗位上换下来。文革之初最早起来造反夺权的有四个省：山西省、山东省、贵州省和黑龙江省。主要代表人物是山西省的刘格平、山东省的王效禹、贵州省的李再含、黑龙江省的潘复生。但是到了中共九大时，军委办事组的力量进入中央政治局，这几个最早起来造反的代表人物都被换下，军队的领导人成为这几个省的第一把手。北京军区副司令谢振华任山西省革委第一书记，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副政委兰亦农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沈阳军区政委汪家道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这样，等于变相地让这些因造反起家的代表人物边缘化，不再主持省委主要工作。用邱会作的话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三支两军’。”〔１７〕
第四、军委办事组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作了大量辛苦、细致的工作，尤其是军队参与支工、支农、军训等工作。据统计：仅１９６７年２月至１９６９年４月九大召开，全军每月投入“三支两军”的人员均在９０万人左右，最多时达每月９５万多人。此外，为“支工”、“支农”，空军部队还派出飞机１９７６架次、海军出动舰船２３７艘。尽管随着九大的召开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全国混乱形势有所好转，参加“三支两军”的人员逐年减少，但至１９７２年正式取消“三支两军”前，全军进行“三支两军”的人员仍有２７万人。在“支工”过程中，解放军在１９６７至１９６８年中，每年派出１０余万人，深入厂矿、企业，宣传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和党的各项政策，要求广大职工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和工余时间“闹革命”，同时在人力、物力、车辆等方面，给予恢复生产的企业大力支持，抽调大批技术人员携带物资、车辆，直接参加许多重点工程建设，使许多厂矿企业逐步得以复工，使国家一些重点工程项目得到继续建设和发展。另外，解放军还经常派出人员、机械，到车站、码头进行突击装卸和运输，解决物资压车、压船、压港问题；并出动大批车、船、飞机等，抢运内外贸易的紧急物资，不少战士甚至还顶替工人采煤、采矿等。经过“支工”，“文化大革命”之初遭到严重破坏的工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避免了工业生产建设遭受更大损失。解放军在“支农”中投入的力量最多、贡献最大。仅１９６７年２月下旬至３月下旬的一个月时间中，“支农”部队即达７３．９万余人。到第二季度时，每天“支农”的解放军人数，就达５０万人以上；“支农”负责的县（市）达２０７２个、公社达２万多个。１９６８年一年，解放军共抽出１１６个团、１１９个营、２６６６个连、１２５个排、８６１个宣传队，进驻到１２３６个县（市）社队，进行定点“支农”。据不完全统计，仅该年第二季度，用于“支农”的汽车即达２万余辆、各种机械８００余台，马车３０００余辆，出动劳力３０００多万个，支援公社、农场达１．５万多个。当年半年时间内，人民解放军为“支农”还出动飞机７１８架次、舰船４２艘。广大解放军指战员普遍深入田间、地头、队组，与农民同学习、同劳动、同开会。经过与农村干部、社员群众的共同努力，减少了农业生产的损失。〔１８〕
第五、军委办事组不仅为维护军队的稳定作了大量工作，还向周恩来推荐了不少军队干部，及时填补了国务院各部首长因文革运动下台或靠边站的空缺。邱会作说：“那时筹建的国务院业务组成了国务院最高办事机构，并很快恢复了国务院各机关、部委。恢复和重建机构容易，找办事的人就难了。周恩来对我说：‘中央各部门需要人，请军队支援，要选调优秀的。你给我作个参谋，向我介绍，我定下来以后再告诉黄总长向他要人。’我看周恩来这么辛苦，应当为他分忧。我１９５９年参加军委办公会议，我是罗瑞卿、叶剑英、杨成武、黄永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班底里的人，可谓‘四朝元老’，‘人头’很熟悉。当周恩来在政治局会上点名要人时，黄永胜叫了起来：‘哎呀！总理你可是把军队高级干部中的尖子都掐走了。’”〔１９〕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很多来自军队，计有：南京军区军政委王良恩任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沈阳军区副政委郭玉峰任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后为部长）。沈阳军区副司令李震任公安部长；济南军区的李水清任一机部部长、李耀文任外交部副部长；广州军区的白相国任外贸部长；昆明军区的韦统泰任七机部长；总后营房部长伊文任燃化部长；总后物资部长范子喻任商业部长等等。邱会作说：“被打倒的老干部很难解放出来，解放一个副部长以上的人，要毛主席亲自批准才行，如要呈报，上海帮不但会阻拦，可能还会加害。最简捷可行的办法就是用军队干部。这正是周恩来的高明之处，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地解决了。”〔２０〕军委办事组对周恩来的工作予以了最大的支持。
（二）战备工作的实施
由于受到文革运动的冲击，战备工作在１９６７年和１９６８年受到很大影响。从１９６９年起，中国的战备工作进入了一个高潮期。这与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有直接的关系。这一时期军委办事组的主要工作有：中苏边境冲突导致的珍宝岛战斗、加强中苏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的部署，组建中央军委总预备队、加紧军工生产、成立各级防突击办公室等。
１９６９年２月到３月之间，中苏边境发生争端，进而导致军事冲突，中苏双方在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打了一场规模有限的小仗。据吴法宪回忆“从１９６４年以后，苏联方面开始是在蒙古，后来直接在远东方面大量部署部队，对中国施行武力威胁。这样一来，原本亲密无间的邻邦发生了边界的纠纷与冲突，特别是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地区，苏联边防军多次对中国边防巡逻部队挑衅，开始，他们只是推推搡搡，后来发展到用棍棒打伤中国边防巡逻人员，抢夺我方人员的枪支。到了１９６８年下半年，他们的行动就发展到用装甲车碾压我方人员，并开枪射击，打死、打伤我方人员。那一段时间里，军委办事组不断接到下面的这方面报告。每次我们都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给林彪和周恩来，并请示是不是可以采取措施，以保护我方人员。”〔２１〕３月２日珍宝岛上的武装冲突终于爆发。邱会作回忆说：“１９６９年３月珍宝岛战斗，我边防站是营建制，只有一个边防连和二十三军的一支训练小分队，无重火器。苏方是团建制，后援部队是一个师、一个炮团、一个坦克营。我军是于被动中突然应战，因沈阳军区平日战备训练好，我方很快就摆脱被动并给敌人以重创，缴获颇丰。”〔２２〕中国方面利用珍宝岛战斗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强调“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在全国掀起了加强战备和批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高潮。
珍宝岛战斗仅仅是一场小规模的战斗，毛泽东则认为中苏之间还有可能发生更大规模的冲突或战争。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期间，毛泽东就多次予以强调。毛说： “苏联的胃口比沙皇还大，他们有二千四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不满足，他们还要把东欧控制在他统治之下，变成他们的殖民地，附属国，已经出兵捷克。各地反动派都要打我们，但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苏修。苏联和我们有两千万公里国界，国境线这么长，有可能随时挑起战争。比如东北，新疆，都是我们接联地，要准备打仗。”〔２３〕基于这一认识，中央军委确定了“三北”地区的防务，即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西北地区：在兰州军区原有的基础上，从外面调来了一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师，合并组建成一个新的野战军，再从湖南调来了四十七军。加上文化大革命初从山西奉调入陕西的二十一军，兰州军区有三个野战军、近二十万兵力的陆军战略力量了。〔２４〕与此同时，成立军委战略总预备队。从南方抽调多支野战军沿太行山、京广线华北段、陇海线郑州两侧部署，便于快速反应北上。总预备队约占中国陆军五分之一。这一设想是林彪提出，由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具体组织完成。〔２５〕１０月１６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向有关军区和空军下达建立全军战略预备队的命令。战略预备队由若干个陆军军、空降军和坦克师、地炮师、高炮师组成。同日，军委命令，调陆军第４３、４７军编入战略预备队序列。第４３军于１１月２０日前进驻郑州、洛阳地区，归武汉军区指挥；第４７军于翌年适当时机进驻灵宝、潼关、渭南地区，归兰州军区指挥。〔２６〕
对于军工生产，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２７〕按照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中央军委加快了军工生产。邱会作说：“针对苏军的作战和装备特点，研制、生产、装备了解放军大量新武器；增加物资准备，按毛主席的要求，准备了三百万军队打一年战争的军需、油料、弹药、医药等物资；充实军队人员。凡‘三支两军’离队人员的缺额，均予补足；部分生产师、欠员师转为满员师，进行严格训练。中央在准备，各地也在准备。如东北、西北、内蒙等地区，建立小基地，能在‘敌后’生产轻武器、子弹、手榴弹、炸药等。便于我军的小分队以我们擅长的游击战牵制敌人。”〔２８〕
为了防备苏联有可能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军队成立了各级防突袭的指挥机构。１９６９年９月２２日，军委批准总参关于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小组成员调整的报告，同意由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任组长。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范天恩、总参二部副部长徐敏辉和总参三部副部长冯维精任副组长。总参报军委办事组和周恩来的报告称：一、向全国范围发出防止敌人战略突然袭击警报的权力，必须集中于伟大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在紧急情况下，可授权军委办事组决定，由总参谋部组织实施。局部地区的防突袭警报，授权大军区首长决定，同时上报、下发。二、防止敌人战略突然袭击警报，由统帅部直接发到各大军区、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以及军一级部队。三、军队的各级司令部和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办事机构，必须建立昼夜值班制度，保证及时、准确地接收和发出警报。统帅部防止敌人战略突然袭击警报设备，设在总参谋部作战部，警报信号由总参谋部统一规定。１０月７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总参１０月２日关于建立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警报系统的报告，要求迅速组织落实。〔２９〕邱会作回忆说：“中央防突办公室由黄永胜亲自挂帅，各军区、军、师，特别是‘三北’地区部队成立了防突办公室和精悍的应变指挥班子，电台通讯、指挥线路和情报工作进行了加强。”〔３０〕
９月２０日，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区、军兵种司令员、政委。会议研究了苏联的战争动向和对付苏军突然袭击的措施。９月３０日，林彪视察空军第３４师所属的西郊机场。据称，林彪视察后即令军委办事组负责人到其住处谈战备问题。林彪称：这个仗看来八成是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明天就是国庆节。在节日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在人们正欢欢乐乐的时候，说不定战争就打响了。如果敌人知道我们过节，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怎么办？苏联设在外蒙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用不上一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我刚才坐车到西郊机场去转了一下，看见飞机还一排排地在那里明摆着，似乎没有一点应付意外的准备。这不行，也很危险。因此，要立即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等着挨打的状况。第一，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除留下作战值班的以外，其余的一律要在今日夜间转移到外地的机场去；第二，要在机场跑道上设路障，以防止敌空军实行机降；第三，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要全部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人的伞兵。另外，节日的其他战备工作也要搞好。关键是１０月１日、２日、３日，１日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只要在这关键的几天里不出什么事，问题就不大了。〔３１〕由此可见林彪对于战备问题的高度重视。
此外，中央军委对大军区、野战军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军委机关作了精简整编，军内机关也进行了整顿等等。这些都是军委办事组这段时期就战备一事做的主要工作。军委办事组还做了其他一些比较细致的工作，可参见余汝信《１９６９：对苏战备中的军委办事组、林彪与毛泽东》，该文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另外，有关“战备一号令”的问题，已有林办秘书张云生和史学研究者迟泽厚予以详尽的论述，此处不赘。
（三）国防工业建设
１９６７年初，由于毛泽东号召全面夺权，全国各地都发生造反夺权运动，中国的国防工业也受到严重的冲击。面对复杂棘手的局面，中共中央不得不对国防工业企业实行军管。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８日，周恩来与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等商量后致信毛泽东、林彪：已向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部门宣布准备实行军管。３月２８日，中央文革碰头会专门讨论了国防工厂和国防科学研究院（所）实行军管的试行草案。４月２６日，周恩来接见国防口军管干部时说：军管是过渡办法，不同于解放初期的军事管制。军管单位的革命和业务的最后决定权属军管会或军管小组。〔３２〕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３日，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时强调说：“国防工地、机要、要害部门、企业事业单位、仓库，实行军事管制，不进行夺权，不改组领导机构”。〔３３〕当时，粟裕大将出任军管会主任，解放军抽调上万名干部参加了军管。
为何周恩来急于将国防工业系统予以军管？邱会作会说：“周恩来自有他缜密的打算。文化大革命动乱中，有些单位派干部去管，如小水泼大火，不但扑不灭，火反而更旺，派去的干部也很快被牵进去倒台了。粟裕的卓著战功，不亚于有的元帅。王树声曾是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声望很高。在毛主席心目中，他们是有历史地位的‘山头’代表人物，何况他们早就离开第一线实际工作，没有什么‘刘邓反动路线’的小辫子可以揪。他们坐镇国防工业系统，不可能被轰倒。从这个安排可以看出，对国防工业求稳、不要再乱、能维持生产是周恩来的指导思想。”“周恩来还另有一个意思，国防工业交由军队管，受乱的干扰会少得多。周恩来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国防工业由军委总部、海、空军分管；第二步，由中央军委实行统一管理。”〔３４〕通过军事管制，国防工业企业大都保持了稳定，没有发生重大的动乱事件，军工生产未曾停滞，不仅保障了对外军事援助任务，军队自身的装备也有所提高，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之后，国防工业系统脱离国务院，统一归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为了保证军工生产的正常进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２０日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任组长。〔３５〕林彪为此专门与邱会作谈话。林彪说：“准备打仗，除了思想认识之外主要是指挥员、兵员、物质条件三个方面。毛主席是最会打仗的人，我们有很多有经验的指挥员。在这方面我们是军事强国。战争打起来，最难办的是兵源，没有国家能比得过我们。现代战争，物质力量十分重要，甚至起决定作用，我们最困难的是这条。如果把国防工业抓上去了，我们就不怕打仗，甚至使得仗有打不起来的可能。我们有了力量，别人就不敢来欺负我们。”林彪还说：“国防工业要抓住两头，‘常规’和‘尖端’。各种武器都有‘尖端’，即使步枪也有。尖端武器的概念应当是两条：一是火力强，二是适用。火炮打坦克，火力强，但战场上不一定都适用。如果有步枪枪榴弹那样的武器也能打坦克，就是步兵的‘尖端武器’了。科研一定要抓紧，它是‘慢工细活’，要像唐僧取经那样坚持不懈，总有一天可以成功地到‘西天’。”林彪特别叮嘱邱会作说：“你有三个军职：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长、国防工业领导组长，个个都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国防工业组长。你要把主要的精力用在这上，要像你当初到总后那样，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抓出成绩来。现在大敌当前，你要不辜负主席和全党全军对你的期望。”〔３６〕
在军委办事组的领导下，那几年国防工业有了相当的发展，第一，恢复生产。１９６９年国防工业率先恢复，１９７０年达到历史最好水平。那两年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较快，很大程度上是国防工业拉动的。第二，建立了健全的领导机构。国防工业在各省市本无机构，这次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三级领导机构：一是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和国务院各部门的机构；二是大军区成立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对本大区的实行检查督促领导；三是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对国防工业工厂实行双重领导。第三，制定了发展规划。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结合我国现实国力，提出了“四五”期间（１９７１至１９７５年）国防工业发展规划。要在“四五”期末力争达到年产五百个步兵师常规装备的能力，坦克要达到五千辆；飞机要达到三千五百架；舰船要达到二十五万吨；炸药和配套物品，如通讯、车辆等的生产能满足需要。为了应付可能爆发的大规模战争，还规划了“动员生产能力”，即一旦战争爆发，最大限度地动员军工和民用工业开足马力的产量。此外，还把步兵武器、火炮、坦克原有的研究院所集中合并，组建了兵器科学研究院，把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使用，对常规兵器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３７〕
经过中苏珍宝岛战斗，中国军方发现了自己与苏方在武器方面的差距，中央政治局甚至为此专门讨论，要给军队增加反坦克的新式装备。部队装备了新型大口径无后坐力炮，新研制专门对付坦克的１００毫米无后坐力炮还可以装在吉普车上，提高机动性和攻击突然性。对原来装备陆军步兵连队的火箭筒给予改进，配上大威力的新式反坦克火箭弹。此外，在全国还搞了坦克大会战，几乎把中国最好的冶金、机械、电子等新技术都采用上了，完成了新式坦克的定型和批量生产。新式装甲运兵车、自行火炮也投产了。海军方面，除了优先制造导弹驱逐舰和导弹护卫舰外，核潜艇的研制也更上一层楼。１９７０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岸上总试车时出现问题，一些人因为客观条件不成熟而产生畏难情绪。但是林彪却坚持要搞。林彪说就是架着劈柴烧也要搞出来。〔３８〕空军方面，中国自行设计了“强歼六”，可用于低空飞行支援地面部队，还可以打坦克。１９６９年７月“歼八”型战斗机也飞上了天。此外，中型运输机和直升机也研制出来，并扩大生产。〔３９〕
另据李作鹏回忆，１９６７年，新型猎潜艇批量制造，１９６８年代号０５３工程的导弹护卫舰开始研制，１９６９年５月常规动力潜艇开始批量制造，１９７１年８月第一艘代号０５１工程的导弹驱逐舰开始试航。同时大型海洋调查船等纷纷下水或开工制造。林彪见此形势很高兴，提出要建造航空母舰，要建造大型远航登陆艇，要成立海军陆战师。〔４０〕
回顾这段历史，中国的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在文革期间并未停滞，而是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有了突破性进展。１９６６年５月９日中国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７日，第一枚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１９６９年９月２３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２６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所有这些成就与中央军委和军委办事组的领导是分不开的。
军委办事组还有其他几项重要的工作，如对外军援和组建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对外军援主要是针对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具体情况可参看程光《心灵的对话》有关章节。此处不赘。
四、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等文革极左派的关系－－从合作共事到抵制、斗争
军委办事组与江青文革极左派的关系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杨成武时期主要是合作共事，到了黄永胜时期则逐渐转变为抵制、斗争。有学者认为，由于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积极支持了文革，故毛泽东才将军队的大权交给他们。因而，林彪等人与江青的矛盾仅仅是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这种看法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现象，而未能作更深层次的分析和研究。
（１）杨成武时期
杨成武出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是在１９６７年的“七二○事件”之后。那时的杨成武正在军中当红，是军内仅次于林彪的代表人物。此时，杨成武不仅陪同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而且还参与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工作，与江青关系甚好。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基本上是合作共事，对江青予取予求。
吴法宪回忆说：“除了林彪，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很好。江青经常找杨成武办一些事情。杨成武对江青也很尊重，江青叫他办什么，他就办什么。”〔４１〕邱会作的回忆更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邱回忆说：“我觉得有两件事影响了杨成武。一是１９６６年７月毛主席给江青写过一封长信，原信只有周恩来、王任重等极少数人看过，杨成武也知道内容。二是毛主席１９６７年夏天到南方巡视由杨成武陪同，他们朝夕相处了两个多月。杨成武从接触中对毛主席和江青的关系有了自己的认识。”〔４２〕邱还说：“他（杨成武）在军委办事组曾得意地说过：‘你们都没有到过江青同志家里吧，江青同志请我到她家里，给我讲她青少年时的苦难，她说是第一次向外人透露。江青同志一边讲一边哭，我一直陪她流泪……’”〔４３〕此外，杨成武还替江青作了很多私事，经周恩来批准，杨成武交代吴法宪派飞机，将上海方面收集到的江青的材料带回北京销毁，同时还将知道江青底细的江、沪、浙地区负责公安的领导人抓到北京，关进秦城监狱。〔４４〕
１９６７年冬，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要求写一个“党史纲要”，即“两条路线斗争史”，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都表示同意，于是责成杨成武出面完成，杨成武专门搞了一个写作班子，从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等处抽掉了３０多个“笔杆子”，集中在京西宾馆写作“两条路线斗争史”。杨成武亲自挂帅，甚至将自己的女儿杨毅从空军报社调到该写作组。几个月后提纲草稿完成。吴法宪一看提纲，里面只有三个人：毛泽东、林彪和江青。吴法宪极为诧异，问杨成武“连朱老总和周恩来总理都没有，能行吗？”杨悄悄告吴“是江青不叫写的。她不让写周恩来，也不让写其他人。”但是该提纲被毛泽东否定，江青连夜通知杨成武，写作班子解散，人员全部遣散回原单位。〔４５〕一出“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写作闹剧草草收场。
此外，江青为了拉拢杨成武和军委办事组，将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搞来的有关周恩来“变节”资料－－“伍豪启事”通知杨成武和吴法宪。吴法宪回忆说：“有一次，江青把杨成武和我叫到她那里，拿出一包材料对我们说：‘这些都是周恩来的材料，但是你们现在不能看，你们只要知道有这些材料就可以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材料是许世友送来的，里面装的就是著名的‘伍豪启事’。”〔４６〕江青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杨成武和军委办事组跟她走，而非周恩来。
杨成武主持搞的“红太阳”展览也是为了突出江青。据邱会作回忆，“《红太阳展览》和《党史纲要》的指导思想是一样的，也是从有共产党诞生到文化大革命，党的历史都反映出来了。毛主席、林总、江青三个人在《红太阳展览》中的地位，同《党史纲要》也是一样的。突出了毛主席和肯定了林总，江青占有重要的地位。”“《红太阳展览》同样是杨成武亲自组织领导，张秀川协助办具体工作。江青去看过两次，据说都表示满意。张秀川陪我去看过一次。我看后向张秀川说了：‘这个展览，是有杨代总长特色的，总觉得以后会有些麻烦。’”〔４７〕
杨成武之所以与江青关系密切，是因为杨成武意识到江青政治地位的重要，特别是江青背后的毛泽东。对于邱会作对“党史纲要”和“红太阳展览”的疑虑，杨成武特别与邱谈了话，杨说：“今后我们将要为中央文革办很多的事。我们现在办的这些事（指搞党史、办展览）都是为召开九大作的重要的准备工作。我们的眼光要放大一点，远一点。”此外，杨还在军委办事组会议上讲了三点意见：一是军委办事组除办军队的事之外，还要接受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等交给的各种事情，其中有的是最为重要的大事情！二是军委办事组同罗瑞卿的军委办公会议是不同的。办公会议是在军委常委领导下的办事结构，办事组则是代表军委常委工作的；三是我们军委办事组不要把自己的各种范围搞窄了，我们应当立脚军队，面对全党、全国。〔４８〕从杨成武的这番表态可以看出，杨成武紧跟江青的真实态度。总的来看，杨成武对江青毕恭毕敬，有求必应，这一时期的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的关系基本上是合作共事。
（２）黄永胜时期
１９６８年３月“杨余傅事件”之后，黄永胜被毛泽东任命为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与其前任杨成武颇有不同，除了全力抓紧战备工作，在对待江青的态度上有了根本的转变。黄永胜时期的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的关系从杨成武时期的合作共事逐渐演变为抵制和斗争。
为何黄永胜时期的军委办事组有了如此明显的变化？这里主要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林彪的态度。就在军委办事组改组后不久，林彪与军委办事组成员谈话，林彪说：“要防止某些人向军队插手，要像‘防贼’一样。只要文革小组那些人管了军队里的事，就是亡党亡国的开始。”面对毛泽东大搞文革运动，支持江青等人的活动，林彪说：“对主席的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文化大革命，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军队不能乱，军队稳定了，地方乱一点，天塌不下来。军队乱了就不得了了，军队绝对不能让他们（江青）进来搞乱。”〔４９〕第二个因素就是黄永胜本人的军人气质和刚直不阿。文革初期江青指挥的造反派到处揪斗各级干部，冲击军事机关，特别是对军队高级干部的武斗更是激起了民愤和众怒。军队的一些领导人要求叶剑英向毛泽东反映，请毛主持公道，为何中央文革指使造反派把高级干部往死里整。黄永胜更是直接点了江青的名。黄说：“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黄永胜公开说出了众人不敢说的心里话。〔５０〕黄永胜晚年时说：“我到北京以前，杨成武对江青也是怕，一开会，从来没有人敢顶她。我可不管她，我是军人，她又不是我的上级，我为什么一定要听她的？她不对我就顶她。”〔５１〕
黄永胜时期的军委办事组对江青的抵制和斗争，首先是对江青等文革极左派的认识，军委办事组内部对此统一了认识，达成了一致。邱会作回忆说：“从一九六八年三月黄永胜上台之初，他同杨成武的政策基本上是一样的，关于林总、江青之间的关系也是滴水不漏的。黄、吴、李、邱都是同一个桌子办公的，黄、吴两个人挨着坐在一起，他们要是有什么事，总是交头接耳，或者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商量。有时干脆要李、邱离开。究竟是什么事要这样办，我们二人同他们三人相互之间，大体上是‘心照不宣’的，江青的事还是范围越小越好。”到了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八届十二中全会时，黄永胜在军委办事组内部公开对李作鹏和邱会作说：“林总提出了反江青宗派主义。这个问题今后会向你们说清楚的。”从此以后，对一些重大问题，黄、吴对李、邱就会透露一些了。此外，遇到与李、邱有关的问题，黄、吴也会“分别谈话”，不要撞到江青的枪口上。九大之后，黄吴李邱更是敞开心扉。黄说：“过去有些事没有同你们说，有过去的情况。现在就会一切都同你们说的，毫无保留了。不仅如此，过去没有同你们说过的事，也会同你们说的，补上这一课。因为事情都有一个发展过程，过去的事不同你们说清楚，就不能为你们了解今天。”邱会作说：“黄、吴关于林总和江青之间的问题，确实同我和李作鹏‘补了一课’，而且是内容非常丰富的一课。在九大期间，有一天，黄、吴、李、邱四人在京西宾馆大楼八层东边大房间从晚上八时谈到第二天早上六时，一共谈了十个小时，我们是边谈边议的！”〔５２〕军委办事组在对待江青等文革极左派认识问题上有了实质性的变化。
中共九大之后，军委办事组全力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抵制江青等人对中央工作的干扰。九大后中央新的政治局组成，林彪特别对军委办事组强调：“政治局工作要以总理为核心。你们要全力支持总理工作。别的人（江青）的话不能听，不能受她干扰。”林彪甚至说：“你们要把总理当作军队的领导，总理的事就是军队的事，他对你们说的话，一定要照办。”〔５３〕正是有了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大力支持，周恩来在中央可以大胆、主动地处理日常工作。邱会作回忆说：“过去的中央碰头会是江青这个‘霸王’逞威风的地方。凡是要经过碰头会处理的事情，无论大小，江青不点头不能算数，即便是天大的事，哪怕拖在那里误党误国，也只好放着。别人提一句与江青不同的意见，她要反驳十句，恶语伤人是经常的。……‘九大’后的中央政治局会，周恩来变成了真正的主持人，他很尊重大家的意见，只要多数人同意的事情，不管江青同意不同意，周恩来就拍板决定。如果江青提出异议或纠缠，周恩来照样继续主持讨论其他的事，把她客气地‘晾’在一边。”〔５４〕从１９６９年的九大到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这段时期，周恩来执政使中国的经济有了明显的起色，江青等人对中央政局的干扰相对减少很多。〔５５〕
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及军委办事组合作，成功地抵制了中央文革小组，使其最终寿终正寝。九大前江青曾多次要求中央文革小组继续存在，实际上就是要继续在中央碰头会上把持中央权力。但是毛泽东出于全盘考量，没有对此表态支持，而林彪、周恩来对此心照不宣。故中共九大未对中央文革小组过去两年多来行使中央职权予以追认。九大后江青还想以中央文革的名义下发文件，结果被陈伯达这个名义上的组长予以阻止。陈伯达说：“九大结束后，她还要用‘中央文革’名义重新发表她在上海的那个‘座谈会纪要’，‘要大家学习’，文件送到我处，我写上：‘凡是中央文革小组档都必须由毛主席批’。毛主席一见文件，就把‘江青同志’四个字勾掉了。总之她在北京并不如意，她和张春桥、姚文元在一段时间里回到上海去议论他们在九大后的各种计谋。他们为什么不在北京呢？因为中央的会，中央的事，还是周恩来同志主持，他们的阴谋诡计遇到了阻力。”〔５６〕中央文革小组在九大后无疾而终。江青、张春桥等为了使其死灰复燃，在１９６９年夏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成立一个“中央工作小组”，统一管理党中央各部门的工作。会议结束后叶群提醒周恩来说：“总理呀，他们提出的不是什么‘设想’，是‘套’。总理要提防！”邱会作则建议说：“我看不要搞什么‘中央工作小组’，可以成立个专门管理组织和宣传工作的小组。能否叫‘组织宣传小组’，名字看起来大，但还是在他们已经管起来的具体工作之中。”周恩来表示同意。〔５７〕此事一拖一年多，１９７０年８月的庐山会议上军委办事组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才给康生、张春桥等人以机会，１１月６日该小组才正式成立。
林彪和军委办事组抵制江青等人对军队的渗透。文革初起阶段，全军文革小组频繁换人，相关高层领导不是下台就是被打倒，如刘志坚、萧华、徐向前等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都不是江青心目中的合适人选，不能全力贯彻江青的意图。因此，如何控制全军文革小组和总政成为江青的一个主要目标。由于林彪的抵制，全军文革小组在徐向前离职后销声匿迹。江青开始盯上总政这个军内重要的机构。１９６６年江青就想让文革小组的关锋出任总政副主任，林彪知道江青的意图后，将任命压了下来，直至作废。１９７０年春江青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张春桥出任总政主任。吴法宪及时将情况报告给叶群，林彪随即去毛泽东处，提议李德生任总政主任，得到毛的首肯。军委任命很快公布，由此成功地阻止了江青对军队的渗透。〔５８〕
军委办事组全力维护周恩来，抵制江青对周恩来的挑衅。江青意图干扰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的企图一直难以得逞，故换了另一种办法。从１９６９年冬天到１９７０年夏，江青曾四次召集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集中攻击、诋毁周恩来。江青说，周恩来历史上错误很多，在中央苏区犯了王明“左”倾路线错误，搞垮了红军，被迫长征，没几年又和王明本人一块儿，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对深入敌后，反对新四军东进北上，引发了“皖南事变”，几乎毁了新四军。解放后搞经济建设，搞了个“马鞍”形。江青还诽谤周恩来的人格，说他见风使舵、立场不稳。工作上犹豫不决、缺乏魄力，抓不住大事，整日为小事而忙个不停，搞了一个班（十个人）的秘书班子一天到晚地瞎忙，遭到主席严厉的批评……。对于江青的言论，黄永胜当场表态说：“我们知道的，主席同总理的关系非常好。我们不认为主席和总理之间有什么问题。江青同志，今天谈这样的问题既没有必要，也不合适。”〔５９〕事后黄吴李邱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很生气，当场要黄永胜、吴法宪向毛泽东报告，邱会作则及时向周恩来通报。对于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支持，周恩来对此感激不尽。
有关军委办事组抵制江青与江青斗争的事情还有很多，诸如“李必达事件”，“温玉成事件”等，此处不赘。正如邱会作所言：林彪反对江青的态度是一贯的，“九大”后他曾向我们交待，大概意思是三条：１、在政治局里工作，对总理要全力支持，要把他当成军队自己的领导一样，不能给总理出难题，以免别人钻空子；２、对陈伯达应当保护，不要让别人搞掉了他；３、对那些从阴暗角落里爬出来的人（张春桥等），在适当的时候，要用光线“照射”一下。这样就能团结大多数人在一起工作。正是有了林彪的交待，我们才敢于大胆地抵制江青呀！“〔６０〕
（３）军人从政－－军委办事组进入中央政治局
国内的党史教材在论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时，作了如此评论：“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全部进入了中央政治局。……这样，就进一步加强了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使得林彪集团篡党夺权的野心急剧膨胀，直至密谋策划发动武装政变”〔６１〕。另一本教材则说：“通过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林彪、江青两个集团虽然部分实现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但他们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６２〕按照这些人的逻辑，黄吴李邱等人进入政治局是林彪为了实现篡党夺权而搞的阴谋诡计，乃至他们最终要跟随林彪发动武装政变夺取最高权力。
在文革发动之际的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最后补选了六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三位是军队代表：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这意味着毛泽东有意提高军人的政治地位，增加军队代表在政治局中的比例，使之成为自己推行文革路线的可靠保障。然而，随着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运动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几位老帅在“二月逆流”中的表现令毛泽东失望，毛泽东干脆将这些政治局元老们不明不白地驱离中央政治舞台。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组势力如日中天，全力贯彻执行毛泽东的“全面内战夺权”的指示精神。这一时期军人参与中央碰头会的只有杨成武和吴法宪，而杨成武又经常陪同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乃至军人在中央碰头会里的力量降低，仅仅成为贯彻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指示的执行者。
但是由于“三支两军”工作的展开，军队介入地方文革运动，军人主导了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的筹建，搞“大联合”、“三结合”，各省的革委会主任、省委书记中现役军人占了百分之七十多。军人参政并非出于他们的主观愿望，而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在毛泽东的主导和周恩来的部署下从事他们原本并不熟悉的工作。而军委办事组则是接过了军中老帅们的衣钵，负责处理军队日常事务性工作。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８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毛问办事组现有哪几个人，黄永胜等回答后，毛说，还可以增加刘贤权。政工小组可以考虑取消。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捏到手里。毛又说：“军委办事组要订个制度，至少一周到林彪同志那里汇报一次工作，一次谈一两个钟头。有事无事都要去，除非林彪同志身体不好。过去我们两个处在第二线，让他们去搞，他们也不汇报，搞封锁，实行隔离，隔离不反省。”林彪说：“不了解情况。”周恩来说：“军委常委不要开会了吧？”毛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林彪说：“把它悬空起来。”毛说，叶剑英说过，杨成武是接班人。现在换了黄永胜，你这个黄永胜为什么不可以接班？〔６３〕显然，毛泽东与林彪对军委办事组是信任和满意的。
虽然军委常委会议并未明言取消，但事实上，军委办事组已成为军队的核心领导部门，虽然它不具备以前军委常委会议的名义，但却实际上起到领导军队的作用，并得到毛泽东与林彪的批准和信任。正如亲身参与军委办事组工作的邱会作所言：“到了彼时，以杨成武为首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已远远不是刚接过叶剑英的班时只囿于军内工作的机构了。全国许多省如广东、内蒙、甘肃等都实行了军管，军管会是成立革命委员会前的党政最高权力机构。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有上百万以上的军队干部战士进行着‘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军人开始在中国政府和各级政权中担任要职，而他们的‘指挥部’就是履行完了党中央组织手续的中央军委办事组。”〔６４〕 由此可以看出，军人执政是那段历史时期最大的一个特色。那么到了中共九大，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进入政治局全面参与中央日常工作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中共九大刚闭幕，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组成三人小组，受毛泽东、林彪委托负责拟定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周恩来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召集人，康生显然是江青一系的代表，而黄永胜则是军方的代表，突显了军委办事组的作用。经过几轮协商，政治局委员名单终于拟定，并报毛泽东、林彪批准。这份名单上的候选人均毫无悬念地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http://cache.baiducontent.com/c?m=9f65cb4a8c8507ed4fece763105d90234e0897634b878e482a85c913cf374c413037bee43a211700d2c6796716af3e06acaf6866725e60e194dff93acacde13f598e3047710b873105a518b8bc3632c050872cedb86fe5ad863184d9a2c4de2444bb24120b86e7fb501763be78f1642695a48e3b164866bffa476e&p=937ac116d9c111a05bed9266585d89&newp=8166df0586cc42af5ef7872d0214a5231610db2151d4d1136b82c825d7331b001c3bbfb423231606d7c67c6000ab4858eef03278310025a3dda5c91d9fb4c574799234&user=baidu&fm=sc&query=��ԣ�������ĸ�С��&qid=d82b1a5c000026c8&p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