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
中国工农红军通道转兵纪念馆雕塑。左起：中央书记处书记、中革军委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34岁）、中革军委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48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41岁）、中央三人团成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周恩来（36岁）、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28岁）。（中新网资料）
通道转兵 转运中华
——中革军委通道会议暨通道转兵对党史、军史和毛泽东思想史的影响
亚高原（侗族）
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通道会议决策听取毛泽东同志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建议，不钻蒋介石口袋，不当第二个石达开，决定改变与贺龙部湘西汇合方向，向贵州黎平西进，通道转兵。出席人有中央三人团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中央纵队担架三人团成员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总司令。当晚７时３０分，红军总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以中革军委名义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报。
历史是一盘好棋。长征是一盘好棋。毛泽东主席在通道下了一盘好棋。下一步，看三步。第一步通道转兵，毛泽东依靠担架上的三人团（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第一次有了发言权；第二步黎平会议整编，毛泽东改变了临时中央三人团（李德、博古、周恩来）与贺龙部湘西洪江会合计划；第三步遵义会议转折，毛主席清算了李德、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当选中央常委，取消了“三人团”，改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自从毛主席率领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和中央红军7天7夜过了通道侗乡后，东方革命进入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通天大道、胜利大道。刘伯承说：“部队在十二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通道转兵拉开了历史转折的序幕，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于万分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中革军委通道会议暨通道转兵既是中国革命史的一个不可缺少独立自主的重要里程碑，又是中国共产党长征史上的第一个伟大转折点，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生死通道纪念地，更是毛泽东思想史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篇章。通道侗族自治县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地理上的一个老少边穷观测点，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意义上如同井冈山、瑞金、通道、黎平、遵义、会宁、延安、西柏坡一样链接的转折点，同样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最美侗乡，好运通道；通道转兵，转运中华。长征如棋通道新。
一、由于1856年洪秀全策划“天京事变”， 9月1日韦昌辉接令后诛杀杨秀清，在天京城内制造大屠杀，并杀死石达开全家老小。石达开要求洪秀全惩办韦昌辉，洪秀全遂于11月初处死韦昌辉。11月底石达开回天京，洪秀全命他掌管政务，但是对其心存疑忌，加封自己兄弟为王，处处牵制石达开。1857年6月石达开率部出走，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绰号石敢当的石达开（1831年3月－1863年6月27日）三十岁从天京来到通道，留下“树三十面征旗”长联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切皆流，无物常住。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德国犹太族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说过：“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也没有性格完全相同的人。”但历史有惊人的相似。通道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怀化市最南端，湘、桂、黔三省（区）三省坡交界处，素有“南楚极地、北越襟喉”之称，确实是一条“通道”：向北可进入湘西腹地到湖北四川，向南则通广西广东，向西可进贵州云南。通道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的去路问题；讨论去路问题的会议在通道召开，也颇具象征意义。据通道“大荒遗址”考古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通道繁衍生息。秦皇时为古镡成地，属象郡。《淮南子》就记载称：“一军塞谭城之领；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壄之界；一军结余汗之水。”至宋崇宁元年（1102年）置罗蒙县，宋崇宁二年（1103），官吏王祖道从罗蒙（通道始建县名）筹划治理广西，安抚平定侗乡907峒，集结六万四千壮丁，开通道路一千二百里，“自以为汉唐以来所不臣之地，皆入版图”。从此沟通湘、桂、黔毗邻地带，因此改罗蒙县为通道县，通道县名始此。《湖南通志》还记载临口为诸葛亮的屯兵处、古琴州。新中国成立后，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1954年5月7日成立通道侗族自治县。通道是一个县域生态公园。全县森林覆盖率达74.56%，素有“天然氧吧”之美誉。
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绰号石敢当的石达开（1831年3月－1863年6月27日）三十岁来过通道。
石达开在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中，是享誉太平天国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武学大家。1854年他率领大军西征，在湖口、九江大败湘军，第三次攻克武昌，控制了长江中上游，发展了革命力量，成为威望很高的领导人。1856年太平军核心领导发生内讧，韦昌辉杀害了杨秀清，洪秀全又处死了韦昌辉。天京震动，洪秀全便召石达开回京辅政，但不久洪秀全又猜忌石达开，常加抑制，使石难以立足。1857年5月，石达开负气率领大部分精锐部队，孤军“远征”，在赣闽两广、两湖、云、贵、川等省战了五年之久。咸丰十年1861年10月下旬的一天进军湘西通道县，部将彭大顺、朱衣点率数万人由广西融县经沙宜入湖南青龙界（今通道青龙界），攻克绥宁，击毙知县吴熊、曲史马景恒及吴熊之子吴度镳，次年三月，太平军进入靖州，后又折回通道，经以双江越黄土隘入广西。清朝县官望风而逃，石达开策马闯进县衙，并在马背吟成这副长联。
树三十面征旗，收来豪杰英雄，虎豹威，熊罴猛，吊民伐罪，只鼓一气渡黄河。占必胜，攻必取，方收我诸夏之社稷；
享两百年国祚，放着贪官污吏，豺狼性，狐狸心，暴敛横征，罔知万民皆赤子。得不易，失不难，何保尔夷狄之江山！
——石达开题通道县衙
上联表现了太平军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和推翻清朝、光复华夏的雄心壮志；下联直指清政府的罪恶，断言他将彻度失败的后果。全联气势磅礴，表现了开天劈地，重整山河的豪情壮志；也是一篇很好的讨清檄文。从这副对联可以看出，当时的石达开还想独挽狂澜，把革命进行到底，达到最后胜利的目的。可惜他这次的孤军远征，脱离了革命中心立功非整体计划，只能是流寇式的行动，故不可能有多大作为，而在客观上反而削弱了革命力量，分裂了革命队伍，直至同归于尽。1863年6月，石达开终于在大渡河边全军覆灭，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若说16岁时从来访的洪秀全、冯云山那里听到半拉子福音，就被上帝所激励，开始对国家的反叛。1857年6月率兵十万离开天京，一去不返。1856年太平天国内讧，天王洪秀全利用北王韦昌辉杀害东王杨秀清及亲信6000余人，“醢而烹之，夷其族。”天朝仅两个月就总共杀了文武官员2万人。当石达开指责韦昌辉兄弟相残后，韦昌辉索性派兵围剿翼王府，杀了石达开母妻子女等数十人。（见王文濡编撰《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6月版，326页）洪秀全后又利用石达开来天京靖难，凌迟处死韦昌辉，将其尸体寸磔，割成许多块，每块皆二寸，挂在各处醒目的栅栏处。石达开出走后，洪秀全写信请他回来，他回信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回来了，但仍为太平天国而战。这位19岁就为左军主将，20岁就被封王的少年英才，他不仅品格高尚，而且能力超群，是太平天国第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他用兵的特点是神出鬼没、而又极其谨慎。离开天京后28天，穿越2000多公里，进入通道深入西南。他计划是占住成都建根据地。没想到遭遇湘军、川军、黔军的三军夹击，死命围剿。 1862年石达开驻军大定与苗胞欢聚即席赋诗：
千颗明珠一瓮收，君王到此也低头。
五岳抱住擎天柱，吸尽黄河水倒流。
1863年5月14日石达开率军抵达紫打地，犹豫不前，格外小心。他先派兵渡河探路，查看清军是否有备，而耽误了一天。这时他写诗道：
苍天意茫茫，群众何太苦。
大江临我前，临流曷能渡?
惜哉无舟楫，浮云西北顾。
到处哭声多。中原白骨露。
三次抢渡大渡河失利后，6月11日率残部六千余人退至老鸦漩河段的石儿山下。面对因伤痕累累粮草断绝而奄奄待毙的六千将士，石达开决定赴洗马姑与清军谈判。他的最后一晚是在老鸦漩之前不远处的利碛堡，作出“舍命全军”决定的。当晚他和全军将士一样露天枕石宿营。张姓的狱卒偷偷告诉了石达开“舍一命，保全军”的现实是：精壮的2000太平将士在大树堡被杀，老弱病残的4000人遣散逃离。另有一狱卒斗胆泄露出石达开5岁的儿子石定忠在其父凌迟之后，被用布包着的石灰捂住鼻子，很快窒息断气。1863年6月27日，兵败大渡河32岁的石达开从成都臬台衙门的监狱提出，凌迟于督院街“院门口”。剐了两个时辰，足足四个小时，咀嚼着观看的唐友耕、骆秉章等要员都觉得累了，熬不住了，余宝也有点疲倦了。骆秉章叫余宝去查看已成一团烂肉的石达开是否已经死亡。余宝用刀尖挑起石达开耷拉在眼睛上的头皮！那是凌迟的第一刀，天！石达开双目如电，亮得足可以熔化刃口。余宝毫无防备，他手上的小刀“当”的一声掉下，反跳起来栽入他的脚背。余宝顿失心窍，突然脱掉衣服，向门外冲去。骆秉章与众人惊愕莫名。余宝从此状如疯魔，迅速被体制抛弃，后来成为乞丐，成天在成都的府河旁边哀嚎：我有罪，我有罪啊……
二、由于留苏派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代表王明在米夫扶持下上台，又因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博古等党的领导人分三伙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打击以毛泽东为首的山沟沟的马克思主义。第五次反围剿双方都请的是德国顾问，反围剿失败，湘江战役失败，中央红军从8.6万人锐减到三万余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中央执委会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别名石三伢子的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09月09日）41岁不远万里从瑞金来到通道县，不顾自身安危和个人得失，顾党和红军大局冒死力谏。这是自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他第一次对中央的战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1931年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泽东未出席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通过了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圈定的新的中央人选，过去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扶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形成王明集团和王明路线。新的中央名义上是向忠发任总书记，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到米夫支持的王明手里。中共中央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从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此时，博古（原名秦邦宪）并没有跻身党中央最高领导层。但是很快博古得到了传奇式的机遇，最终由一名只有6年党龄的普通党员，跳过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阶段，成为党中央最高负责人，当时博古只有24岁。这一童话般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1931年4月和6月，因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迅速转移或撤离上海。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很快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则于12月底到达中央苏区。在离开上海前的9月下旬，王、周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陈云、卢坦福、李竹声组成。博古、张闻天、卢坦福为常委，博古总负责。以博古、张闻天等留苏派领导的党中央，执行“左”倾教条主义政策，给毛泽东造成了极大的思想压力和工作上的困难。同时，随着各路“钦差大臣”陆续被派往中央苏区参与领导工作，毛泽东的地位开始逐渐下降，权力逐渐缩小，以至于最后成为“光杆司令”。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项英成立苏区中央局，成为中央苏区法理上的最高领导人。1930年7月下旬，斯大林接见在莫斯科汇报工作的周恩来，指示中共“应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7月23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召开中国问题讨论会，会议强调扩大红军和根据地的重要性，指出“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实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任务，解决这个任务就一定可以保障革命的强大开展”。这些措施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国的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新的认识。在此之前，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屡屡批评毛泽东领导的农村根据地“充满农民保守观念”、“游击战是单纯的军事游击式的策略”。中央还特别提出割据的错误，甚至警告毛泽东“切忌将自己做成太平天国式的农民军队的行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项英于1930年12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达江西苏区，并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于次年1月15日组织成立了苏区中央局，以苏区中央局为苏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构，由其代理书记，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同时建立了归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领江西和全国红军，由其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至此，从理论上来看，项英取代毛泽东成为中央苏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在1931年2月13日政治局会议上，中央重新调整苏区中央局人选，决定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为常委。任弼时分管组织工作、王稼祥分管宣传工作、毛泽东主管军事工作。中央苏区的二号人物改由任弼时担任，王稼祥则进入了苏区中央局最高领导机关。项英虽仍代理书记一职，但组织上的改动使项英在1月成立的苏区中央局的核心地位大打折扣。1931年4月下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率领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随后任弼时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批评项英“没有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从此，中央苏区的重大问题决定权都集中在中央代表团，项英实际上再也没有履行代理书记的职权。同年5月24日，在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支持下，重新恢复了1月间撤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仍由毛泽东担任书记。10月，苏区中央局致电中共中央，认为项英领导能力不够，决定以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苏区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受到排挤，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赣南会议上，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在苏区实行的土地政策。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批评毛泽东“不没收富农多余及好的土地，向富农让步”，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会后，解除了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会议还取消了红一方面军建制。毛泽东再次失去了对红军的最高领导权。此时，蒋介石发动了第四次“围剿”，采取先扫清中央苏区的外围、再重点进攻中央苏区的策略。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而毛泽东只是以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参与指挥战事。为统一军事领导，周恩来建议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指挥作战。苏区中央局不同意。在周恩来的坚持下，苏区中央局才勉强接受周的建议。在对如何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反“围剿”的策略上，临时中央和后方的苏区中央局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向北出击，威胁南昌。而在前线的毛泽东、朱德等认为行不通。为解决红军军事行动方针的分歧，苏区中央局于10月在宁都召开宁都会议，会议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对毛泽东的指责十分激烈，把毛泽东领导红军在历次反“围剿”中实行的“诱敌深入”的方针指责为“专门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任弼时、项英等指责毛泽东“不尊重领导机关”，会议决定“批准毛泽东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解除了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职务。随后，毛泽东长期告假休养。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次年1月，到江西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1932年3月又在江西开展反“江西罗明路线”即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其实质是打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在反“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中央局党刊《斗争》发表《毛泽覃同志的三国志热》一文，指责毛泽覃实行“诸葛亮式的机会主义战略和战术”——即游击战术，说这是一种“怕有伤亡打滑头仗”、“怕有疲劳反对追击”的战术。很显然，这实际上批的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当时中央苏区许多人都知道，毛泽东熟读《三国志》《水浒传》等书，并从中汲取了许多精华。同年5月，博古、项英参加中革军委，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前方行动的决定权改由后方的中央局直接掌握。在军委总参谋部，由留苏派刘伯承与叶剑英担任正副参谋长，留苏派王稼祥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被完全排除在军委之外。 1932年10月，在江西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会后，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前往福建长汀养病。毛泽东彻底失去了军事指挥权，回瑞金主持中央政府工作。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这一职务在战争动乱的年代，几乎是一闲职。“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大规模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博古领导的临时中央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继续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方针，使党在国统区的组织和工作遭到严重的破坏。临时中央机关也难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于1933年1月迁入中央根据地瑞金。博古等留苏派在根据地全面贯彻“左”倾教条主义方针，为了掌控党政军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有实践经验的干部。1933年1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2月上旬，中共临时中央全面推行 “进攻路线”，清除毛泽东积极防御路线在中央根据地的影响，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红军长征之初，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基本上是党的六届五中全会时确定的。1934年１月15日至18日，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补选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绍禹（即王明）、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顾作霖、朱德为委员，刘少奇、王稼祥、关向应、邓发、何克全（即凯丰）为候补委员；选举了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陈绍禹、张国焘、项英。中央政治局12名正式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中留苏派占了绝大多数，毛泽东未能进入权力核心。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设立了人民委员会，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下辖21个人民委员部（局）及相关委员会。同时博古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至此，毛泽东所担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一职被分割为中央执委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使得毛泽东成为“苏联的加里宁”，有名无实。军事上有一个隶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主席为朱德，副主席为周恩来、王稼祥。另外还有一个相应的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1934年，为准备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实施转移计划。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因受排挤，他在军队内已没有职务，也就不可能参加长征初期的领导工作。1934年9月中旬，中央苏区的形势已极端危急，此时的毛泽东虽“插不上话”，但他心系红军、心系根据地，在得到中央同意下，毛泽东来到南线的于都视察战况。据时任赣南军区参谋长的龚楚将军回忆，毛泽东当时掩饰不住内心的万分悲痛而潸然泪下。10月18日，傍晚，带领警卫班离开于都城，踏上长征的路途。从项英受命进入根据地到博古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只有短短的三年左右。这期间留苏派与毛泽东矛盾斗争纷繁复杂，毛泽东数次被“贬”后又“崛起”。应该说，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博古等留苏派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上已经取得了对毛泽东的完全优势，毛泽东被彻底“丢在一边”。中央红军终于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但渡江之后，红军已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三万余人。红军在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损失3700多人；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损失9700多人；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损失8600多人；而通过第四道封锁线，尤其是湘江一战，红军死亡人数竟有30500多人！ 1934年12月1日，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最后一天。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战。红一方面军血战湘江，和红四方面军西路军蒙难、新四军皖南事变，并称为我军历史上三大悲剧。一批一批将士倒下来，一批一批又往前冲。此时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年仅27岁的博古全然没有了当初的自信，方才意识到共产国际对他这个全无军事斗争经验年轻人的任命是如此荒谬。周恩来在过江人流中发现了毛泽东。这对昔日的战友相互对视却只能默默无语。毛泽东这位卓越军事家面对这惨烈的一幕，却无能为力。从此，当地有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看着溃不成军的红军队伍，望着江面上漂浮的和遍地横卧的红军战士的尸体，渡江后的博古悲痛万分，一种难辞其咎的恐惧感使他举起手枪，指向自己的太阳穴。就在他将要扣动扳机的时候，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正朝这个方向走过来，聂荣臻一眼看到博古对准脑袋的手枪，立刻喊道：“你要干什么？”在博古的惊愕之中，聂荣臻已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博古面前。聂荣臻毕竟比博古经历的事情要多，他语重心长的对博古说，“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力主红军放弃原定向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被采纳。
历史聚焦并铭记的日子：1934年12月12日，地点：湖南省通道县城恭城书院。会议规格：中革军委会议（除项英在苏区，叶剑英时担任军委四局局长兼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毛泽东以苏维埃主席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
1934年2月中华苏维埃“二大”选举产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单是：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中革军委委员：博古、项英、张闻天、叶剑英。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1933年10月，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又名华夫）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由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负责军事指挥决策（即三人团）。由此看出，通道会议即使是飞行会议，仍然是中革军委成员基本上都参加了的会议。
出席中革军委通道会议的人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27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总书记、中央三人团成员、中革军委委员博古、中央三人团成员、34岁的中革军委聘请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德国名字奥托·布劳恩，笔名华夫）、36岁的中央三人团成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34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中革军委委员张闻天、“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28岁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48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41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原中革军委委员毛泽东。主持人是分管军事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死。在7个与会者中4位领导人都是1976年逝世。其中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1946年4月8日飞机失事逝世与叶挺、王若飞成为四八烈士。李德1974年8月15日卒于柏林。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王稼祥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逝世。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被毛主席称为“开明君主” “有道明君”或“明君”的张闻天研究员1976年7月1日在江苏无锡逝世。周恩来总理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朱总司令”朱德委员长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毛大帅”毛泽东主席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历史记住毛泽东在通道的讲话：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英国人菲力普·肖特在《毛泽东传》里写道：“通道仅仅作为红军长征路上经过的一个地方被记了下来，就像部队写在墙上的‘人人参军作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一样，在风雨剥蚀中逐渐消退，成为一幅古老的图片。”诚如此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通道，这个湘西小城，在人们的印象里，不过只是红军长征路上经过的诸多地点中的一个。随着长征历史研究的深入，久被忽略的通道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而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的意义，也在82年后逐渐凸显，并得到应有的历史评价。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实际上开始了在军事上的领导，在危难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湖南建树的一个重大功绩，就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央通道会议和红军的通道转兵，从而使党和红军免遭灭顶之灾。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进至湘桂边境的通道、下乡、长安堡地区。此时，中央红军若按计划北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势必要与以逸待劳的优势敌军进行决战。在悲壮、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这样的决战将给红军带来覆灭性的危险。 在红军境遇危险到了极点的时刻、毛泽东力主通道转兵，西进贵州。中央军委在12月12日19时30分向各军团发出了西进贵州“万万火急”的进军电报！于是在14日，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和二师六团分别从洪洲、中潮、谭溪向黎平发动进攻，当日占领黎平。中央红军17日全部离开通道进入贵州，将20万围追堵截的凶残敌甩在了湘西。（德）奥托？布劳恩在《中国纪事》中写道：“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为此，毛泽东要求召开中央和军委扩大会议，来研究行动方针。在12月 12日于县溪镇恭城书院召开了紧急会议。毛泽东竭力说服“左”倾冒险主义者，放弃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并提出了西入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恢复体力和战斗力，并创建新根据地的意见。毛泽东认真而又诙谐地说：“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去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虽未能说服博古、李德两人，但得到了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用李德的话说：“这次他（指毛泽东）不仅得到了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并且还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了。”通道会议通过的转兵贵州的决定，中央军委作为命令立刻于12日19时30分“万万火急”发出。 通道会议的意义，随着历史的进展而愈来愈显示出来、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叙述这段历史情况时说：“正是在这危急的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从通道会议起，毛泽东实际上“参加了中央的领导工作”，“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的领导”，“中国人开始团结在毛泽东周围，形成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顾问的阵线。”通道会议后，18日在黎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充分肯定了毛泽东转兵贵州的主张。不久，红军强渡乌江，挺进遵义，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了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确认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主张召开的通道会议而决定的转兵，是红军长征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它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夺取长征的伟大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是自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他第一次对中央的战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李德的回忆录《中国纪事》说：“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它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李德把自己的意见说得很清楚，那就是坚持早在瑞金时定下的路线，与贺龙、萧克部队会师，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即贺龙根据地，新创湘黔川苏区。李德的意图正是蒋介石所洞悉的。蒋介石正布好“口袋”，等待李德率红军钻进去，再来一次“湘江之役”。如果照李德的意见去办，等待红军的将是覆灭的命运。毛泽东打破了自宁都会议以来的沉默，两年多以来头一回参与军事决策，坚决反对李德的意见。毛泽东要求改变红军前进的路线，放弃与贺、萧部队会师的原计划，改为进军贵州。毛泽东还是用他的“择弱军打”的战略，因为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号称“双枪兵”(另一“枪”是烟枪，即鸦片枪)，是不经打的“豆腐兵”。在李德的《中国纪事》中，这样写及：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毛泽东“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马上得到了多数的支持——内中特别是“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第一次战胜了李德——他的建议“被通过了”，而李德的建议遭到否定。毛泽东和李德看来要互相换位，毛泽东的威信在剧升，李德的威信在剧降，转折点便是湘江之战。以中共的“上级”自居的李德，在自己的建议遭到否定之后，满肚子的气恼。他对毛泽东表达自己想法的谈话，露出不屑的神态：“我很费劲地听了这个谈话，好像过早地走开了。”会后，李德向周恩来和博古打听他离席后的会议情况。李德十分惊讶，周恩来明确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博古则说先入贵州再北上，求得和二、六军团会师。李德的《中国纪事》中是这么写的：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他显得有些激动，虽然他往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博古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
关于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的发言，除了李德在回忆录中提及的几笔之外，另一个间接的佐证，则是罗明的回忆。罗明到达通道县时，曾去看望毛泽东，并顺便想从傅连暲那里拿点急用的药品。罗明记得，毛泽东住的地方，像学校，也像教堂，不像住家房舍。他来到那里，正巧，傅连暲给毛泽东打完针药。毛泽东见到老朋友罗明，很高兴要跟他聊聊。不过，这时张闻天正在毛泽东那里谈工作，毛泽东要罗明稍等。于是，罗明和傅连暲坐到大厅外的石板上，毛泽东跟张闻天在大厅里的谈话，罗明听得见。后来，据罗明回忆，毛泽东当时对张闻天说：“我们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无论如何不能照原计划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了，因为敌人已调集了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企图消灭我们。我主张现在应坚决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才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开辟北上抗日的道路……”（罗明：《关于通道转兵一些情况的回忆》，《中共党史资料》，第九辑。）
三、中国共产党不学李自成，不走太平天国道路，毛泽东也不是第二个石达开。蒋介石要毛泽东变成第二个石达开。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勇于担当”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通道充分表达的长征精神。
中国共产党不学李自成，不走太平天国道路，毛泽东也不是第二个石达开。蒋介石要毛泽东变成第二个石达开。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勇于担当。”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通道表达的长征精神。通道是第一局。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从大局出发，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出发，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向三人团力谏，赢得了周恩来的主持，使得“朱毛”红军保留下火种，使得“毛周”演绎了四十二年的20世纪“将相和”，一个管宏观战略事务，一个管微观战术事务。用再高的评价对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都适合，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决定自已的事务和修正自已的错误，从通道始，在中共党史和军史上通道这个“双十二”在某种意义上讲不亚于井冈山、瑞金、黎平、遵义、会宁和延安。1949年12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斯大林见到毛泽东后赞不绝口，连声说：想不到你这么年轻！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真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毛泽东听后虽然得到一些安慰，但还是有点委屈地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立即打断毛泽东的话：不，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公理。这实际上是斯大林对他当年的失误当面向毛泽东作自我批评。通道会议的历史意义值得载入史册。一是确认了毛泽东正确的转兵意见；二是实际上变更了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三是事实上开辟了中央红军通向黎平、通向遵义的正确通道。实际上为黎平会议形成决议和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提供了必要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毛泽东在1962年夏同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谈论通道会议时说：那个时候，中央政治局开会，不让我参加，只让管点政府工作和群众工作，毫无发言权。一直到1934年11月，中央红军过了第四道封锁线之后发生了行军方向问题。红军要到湘鄂西与贺龙会师呢？还是打到贵州去？按照原定计划，是要到湘鄂西。在这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他们在湖南通道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这一回他们才请我去参加会议。在会上，李德、博古仍主张按原定计划向湘鄂西方向行军。我当时就发言说，建议中央红军放弃与贺龙会师的计划，改变路线，不向湘鄂西挺进，而挥师向西，尔后向北进入贵州。贵州情况要好得多，因为黔军力量较弱，类似在广西走廊遭受两面夹击的可能性极小。所以在贵州有可能获得喘息的时间，以便整顿被打散的部队，研究今后的行动计划。而如果按原定路线前进，就会遇上蒋介石所埋伏好了的二十万军队，一路上大山也多，我军就有被消灭的危险。我这么一说，朱德首先表示同意，接着，周恩来、王稼祥也表示了赞成。那时候，中国处在危急关头。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的回忆，权威地证实了通道会议的意义非凡。因为“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所以，《长征组歌》这么唱：“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 萧锋在通道会议召开次日写下日记：“周副主席高兴地告诉我们，插向黔东的行动计划，是毛主席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毛主席认为，在现在的条件下，放弃北上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西北前进，力争在运动中打几个胜仗，创造滇川边苏区，扭转红军出征以来的被动局面。大家感到有办法了。” 2012年4月24日，二炮原政委张海阳上将视察恭城书院，他讲了一个细节：“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天下既是打出来的，也是谈出来的，毛主席的这个谈话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
长征中强渡大渡河是中央红军生死攸关的战略节点，这关键的一仗，就是在大渡河上的泸定桥展开的。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说：“泸定桥一战，在长征史上意义巨大。如果这次战斗失败，如果红军在炮火面前畏缩不前，或者，如果国民党炸断了铁索桥，那么中国随后的历史可能就不同了。”能否渡过大渡河，关系到中央红军是否会成为“石达开第二”。1863年，石达开兵败大渡河，3万多太平军在此覆灭。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曾多次预言朱、毛将成为“石达开第二”。他还解释说，朱毛红军与石达开部队有几个相似之处：第一是西进路线大体一致，战术相同，到了西昌城下，石达开也是绕道而过；第二，入川的年辰属相也相同，都是猪年，都是5月江河涨水的季节，渡河十分困难；第三，兵力相同，均为三四万“疲惫之师”，而清军与蒋介石的追剿部队的数量也大体相同。蒋介石听了很高兴，也期望“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
聂荣臻回忆道：我对孙继先同志说：“前几天看到敌人飞机扔下来的传单，说我们毛主席要成为石达开了。但是我们不是石达开，也不可能成为石达开。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结合在一起，有坚强的政治工作，有超乎寻常的勇敢精神专吃苦精神，这是石达开所没有的，我们一定要渡过河去，我们也一定能渡过河去；渡过去，我们的行动就自由了。”……毛泽东同志来到了渡口，林彪也来了。毛泽东同志找我们开了个小会。当他得知渡河的困难情况，就立即决定我军要迅速夺取泸定桥，否则大部队一时难以过河，而敌人李韫珩的五十三师已经渡过金沙江，正向我们赶来。红军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毛泽东同志当时确定购部署是：一师和陈赓、宋任穷同志领导的干部团到大渡河对岸，仍由伯承和我率领，从东岸北上赶向沪定桥；由林彪带二师、一军团军团部和五军团，在大渡河西岸赶向沪定桥。安顺场到泸定桥三百四十里行程，要求我们两天半赶到。毛泽东同志特别向我们指出，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才能到川西去与四方面军会合。
据《石达开日记》记载，他到达大渡河边时，曾向庙中一个高僧透露，希望能出家当和尚。意志消沉到如此地步，胜利也就离他越来越远了。长征时毛泽东曾站在大渡河边用遗憾的口吻说：“本来，彝民和石达开的关系，开始是友好的，但因石达开疑心太重，把关系搞糟了。”（邱远猷《大渡河水险，我非石达开》，原载《纵横》1984年第4期）
四、到通道聆听灵魂的再生，到通道品位红军的再生，到通道仰望英雄的再生。世事如棋局局新。通道不仅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通道，也是大地生命轮回的自然通道。用目前的科学解释不了的通道坪阳“再生人”现象表明通道是适合怀胎的祖地，通道是红军长征的红色圣地，通道是安居乐业的侗乡福地。
世事如棋局局新。通道不仅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通道，也是大地生命轮回的自然通道。通道侗族建筑技艺神奇精湛，鼓楼、寨门、花桥被誉为侗族建筑“三宝”，全县64座大萨坛、117座福桥、267座鼓楼、118座寨门、256座凉亭、92个戏台遍布各村各寨，其中芋头侗寨古建筑群等6处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横岭鼓楼等4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11月17日，通道侗族村寨成功入列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用目前的科学解释不了的通道坪阳“再生人”现象表明通道是适合怀胎的祖地，通道是红军长征的红色圣地，通道是安居乐业的侗乡福地。
《满江红·怒发冲冠》（宋·岳飞）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到通道聆听灵魂的再生，到通道品位红军的再生，到通道仰望英雄的再生。毛主席系列长征诗词和长征组歌足以说明通道的通天大道和道生自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十万大军经通道转兵北上湖北西走成都，最后兵败大渡河，终不免折戟沉沙的悲剧命运。73年后，又一支大军在“通道”之后将会通向什么地方呢？“不怕流血不怕苦，前仆后继杀虎狼。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 20世纪30年代三万中国工农红军子弟兵在毛主席的率领下过通道转兵北上抗日，最后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毛主席写《七律·长征》时一定想到湘江，想到南山，想到通道，想到黎平，想到遵义。生命通道，胜利通道；转兵之城，转运之旅！通道转兵，转运中华；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15697字）
2016.10.04.00.20-10.05.00.39长沙伏龙居
侗族知名军史学者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呕心沥血之作。重要观点一是通道会议是中革军委会议，从会后署名中革军委电报可以看出;二是毛泽东不是石达开，红军苏维埃不是太平天国。三是毛泽东在通道提练出来的长征精神是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勇于担当。四是革命老区通道当年支援红军，现仍是贫困县，需要中央、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各届人土关注支持帮扶。中国通道，好运中华!
作者系《中国侗族军事史》、《粟裕学概论》编写组组长，《粟裕学研究》执行主编，湖南省侗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湖南省怀化市雪峰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