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在历时两年，辗转数万里的浴血征战中，红军经过生与死的离别，血与火的洗礼，实现了军事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从此翻开了我党军事斗争发展历史的新篇章。这部英雄史诗，不仅记载了中国共产党人前无古人、艰苦卓绝的奋斗经历，还浓缩了革命先辈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为实现理想而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顽强毅力和大智大勇，以及在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中成长壮大的强大生命力。这些特质既是中国共产党夺取胜利的强劲内驱力，也是带领人民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为隆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充分展现各族群众传承革命优良传统，决战脱贫攻坚的生动实践，为铜仁“守底线、走新路、奔小康”凝聚强大力量，在6月1日至30日铜仁市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月活动期间，我报将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报道，重温红军长征艰苦卓绝的光荣历史，缅怀革命先辈的光辉业绩，讴歌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丰功伟绩，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牢记历史、不忘过去，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追忆那段历史，就会发现长征路线的“红飘带”两次从黔东划过。在这片神奇而又美丽的土地上，贺龙率领他与周逸群创建的红二军团（时称红三军）开辟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红二、六军团在此胜利会师，从而孕育了红二方面军。红二、六军团也是从这里出发，创建了更具影响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二、六军团实行战略大转移在这里驻足，然后挥师西进、北上。

每一次回望长征的历史，都会让我们感动、震撼，而作为黔东儿女，更会激发出一种别样的情怀。因为在那段峥嵘岁月，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红旗漫卷、风云激荡；这片土地上生活的黔东人民积极参军参战，不惜牺牲一切，为配合红军创建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积极支援红军长征取得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再创伟业，本报特推出纪念特刊，回顾革命历史，传承长征精神。

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和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诞生，成为20世纪初影响现代中国革命进程的三个标志性重大事件。边远贫困的黔东地区虽然受民主革命影响程度不深，但黔东各族人民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英勇斗争情绪日益高涨，黔东优秀儿女在民主革命汹涌大潮中显示了自己的不凡。如辛亥志士席正铭疾呼走俄国革命道路，周逸群留学日本期间汲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营养，旷继勋以勇猛刚毅治军独树于川军营垒，严希纯成为贵州早期第一批共产党员，等等。他们是贵州民主革命早期代表性人物，是唤醒贵州民众的先进分子。

黔东人民对民主革命进步性的直接认知和感观，主要缘于大革命时期左派将领贺龙的北伐征程。1924年至1926年间，尚在军阀壁垒中探索革命道路的贺龙率所部两次驻防铜仁，在此厉兵秣马保境安民，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扩充，沟通了与广州革命政府的联系，尤其是受到时在黄埔军校深造的周逸群先进思想的启发，倾向和亲近共产党的革命主张。1926年夏，周逸群受党指派，与贺龙在常德相会，从而开始了“贺周”时期的革命生涯。贺龙在黔东招收了6000余名进步青年，他们阔步北伐，在南昌起义中建立了功勋。黔东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因为有了对传奇将领贺龙的钦敬及北伐的洗礼，更有了灵魂人物周逸群的积极引导，从黔东走出的第一批进步青年，奔赴各个战场，民主革命思想深刻地影响他们以后的人生足迹。有的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舍生忘死，积极奔走。严希纯设法传送了国民党铁桶“围剿”中央苏区的绝密情报；戴独明利用公开身份暗地为湘鄂西苏区的贺龙红军运送枪弹；李光庭和姚玉清根据贺龙的指示，一个在黔东南发展秘密武装并创建雷公山根据地，一个在万山秘密组建省溪县苏维埃政府及黔东省溪纵队拓展了黔湘边斗争。

黔东人民的革命航标发生了变化，因为有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更有了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渗透，他们所追求的革命梦想已不同于历史上的传统农民造反。由于黔东还未建立有党的组织，苦难人民的斗争还得不到有效组织，让统治者发抖的农民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进入二三十年代，驻军敲榨、官僚鱼肉、地主剥削、豪绅欺压，反抗成为黔东社会中下阶层的普遍愿望。1932年左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神兵”运动，鲜明地提出“三灭四禁”的斗争口号，地方反动统治几度飘摇。遗憾的是，神兵运动虽然有杰出首领冉少波的组织和共产党员熊仲卿的引导，但仍经不起地方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而归于失败，农民阶级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问题暴露无遗。

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正确地将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入农村，掀起了以土地革命为核心的苏维埃革命高潮，红色革命根据地星火燎原，中国革命道路显现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土地革命同样紧紧抓住了黔东最穷苦百姓的心，既浇灌了农民根基的生命之花，也点燃了彻底革命的熊熊烈火，苏维埃革命给他们指引了一种新思想、新社会和新生活。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和推动下，黔东人民第一次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收获了完全意义上的革命果实。

1934年5月14日，贺龙和夏曦、关向应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即红二军团）进入他所熟悉的黔东地域。一方面，黔东人民需要新的组织方式和斗争纲领的引导，让革命薪火相传，这又取决于群众能否实现自我转变，抛弃如神兵依靠神仙皇帝的幻想，走“工农武装割据”的苏维埃革命道路；另一方面，红三军退出湘鄂西根据地后长期流动作战，且遭受错误肃反和解散党团组织的痛苦，亟须重振革命旗鼓，挽救革命于危境。6月19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枫香溪召开会议，决定：在黔东发展苏维埃运动；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组织干部大队开展地方工作。7月21－22日，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农村工人保护条例》、《武装问题决议》、《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肃反问题决议》、《关于苗族问题决议》等六项决议，选举产生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包括沿河、印江、德江、松桃、酉阳、秀山等县，10万余人口、纵横200余里的黔东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黔东第一次有了党的组织，第一次有了工农民主政权，第一次有了人民子弟兵，黔东人民第一次圆梦革命。这是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胜利，是中国苏维埃制度的胜利。

黔东上空升起了云贵地区第一面苏维埃革命红旗。此时，全国革命处于普遍低潮甚至危境之中，黔东根据地作为红二军团创建的继湘鄂西根据地之后的第二个根据地，是中央红军长征前全国存在的八块根据地之一，成为不久中央红军长征的一个有力战略支点。黔东人民自觉地将自己对理想社会的不懈追求与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伟大事业紧紧连在一起。黔东又是红二军团历时近二年战略转移的落脚地。红三军从1932年秋被迫退出湘鄂西根据地，经过7000多里的“小长征”到达湘鄂边，尔后继续转战进入黔东，总行程近1万里。黔东为中国革命关键时期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量，云贵地区有了一支主力红军，光荣的红二军团得以恢复和中兴。黔东开创了云贵地区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先河，是党局部执政时期的一个伟大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