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中共十一大平议

中共十一大平议

杨宏雨、周瑞瑞

【摘要】十一大是在粉碎“四人帮”、中国进入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召开的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大会产生的四个文献——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新党章和闭幕词都体现了时代的要求，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十一大正式宣布结束“文革”，实现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党的工作重点，初步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重建了一个有活力、勇于担当、敢于探索的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干部基础。十一大虽然没有在理论上否定文革，但也没有采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旧口号，此后在党和国家的工作中也没有任何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行动部署。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11大也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从总体上看，是一次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大会。

【关键词】十一大   华国锋  文革  拨乱反正

一、十一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离世，中国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江青等人借机加紧抢班夺权。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联手击败“四人帮”。10月8日至15日，又采取果断措施，粉碎了“四人帮”的余党在上海策动暴乱的计划。18日，中共中央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通知》印发各级党组织。1976年12月10日、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全国印发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之二，全国掀起了揭批“四人帮”，清查其余党和帮派体系的运动。经过揭、批、查，“1977年上半年前后，全国各地的武斗动乱被制止了，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①]

粉碎“四人帮”，中国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这是十一大召开的第一个历史前提。

几乎在粉碎“四人帮”的同时，华国锋等人已经在酝酿纠正毛泽东晚年亲自安排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错误。据吴德回忆，1976年10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提出解决邓小平复出问题的三条方针：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②]。接着在1977年1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提出：“小平同志不是一个人，是一层人。”“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示：“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华国锋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的方略包含了二个考虑：(1)全局性：水到渠成，不影响稳定；(2)合法性：经过正当的程序和正式的手续。

按照上述方略，粉碎“四人帮”之初，中央在强调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同时，“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0月26日以后，根据华国锋的指示，改为“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其实“继续批邓”也好，“连带批邓”也罢，总体上只是一句虚的口号。笔者检索了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消息以后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社论，除了10月25日的“两报一刊”社论有“继续批邓”的字样外，其余的一篇也没有。[③]1976年底，华国锋在审阅元旦社论时，亲自删掉了“批邓”的文字。1977年1月，《人民日报》上提及“批邓”二字的文章“仅3篇，2月以后绝迹” [④]。

华国锋等人一边淡化、消解“批邓”，一边积极为邓小平复出做准备。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于1976年10月和1977年4月写给华国锋等人的两封信。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1976年4月以前的职务。

在着手让邓小平复出的同时，华国锋等人还为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进行事实上的平反。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第23号文件指出：“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经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经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经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消。”文件虽然也说：“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但文件强调的是前者，使实际操作者能够利用空挡，施展变通的智慧。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这样天安门广场事件在性质上变成了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这就为释放因参与天安门广场事件而被捕的人提供了正当理由。在此背景下，北京和各地都抓紧平反工作。从1976年11月到1977年7月，北京市已将天安门事件中被拘捕的300多人全部予以释放。[⑤]

邓小平的复出和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基本解决，使中国有了一个比较清明的政治环境，有了一个可以预见的政治走向，这是十一大召开的政治前提。

粉碎“四人帮”以后，面对百孔千疮的中国经济，华国锋等人接过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方略，狠抓国民经济的治理。1976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华国锋在讲话中把会议的宗旨确定为“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强调“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要贯彻执行这个基本方针。”他还使用了1975年整顿时期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的论断，强调发展经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意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生产发展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⑥]尽管讲话中的不少话语仍有“文革”刚结束时所特有的意识形态特征，但新话语的出现以及对“发展生产”的高度关注，犹如丝丝凉雨滋润着干涸的中国大地。1977年4月，华国锋利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的机会，发挥毛泽东的有关思想，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加以改革的情形是经常会发生的；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不能保护甚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加以改革的情形也是经常会发生的。说社会主义制度有优越性，并不是说，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这些基本矛盾已经消失，而是说，能够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主动积极地解决这些矛盾。”“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尽快地发展生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逐步得到满足，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获得愈来愈充分的物质基础。”不难看出，华国锋已经提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一命题。此外，从上述熟悉的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到中共“八大”报告中正确思想的影子。华国锋还用1975年《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中的有关思想正面阐发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工人阶级自己的宏大的技术干部队伍，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是不行的。”[⑦]1977年5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召开，华国锋在会议上除了阐发了前面我们已经提及的一些积极思想外，还特别指出：“革命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迅速发展生产力，实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⑧]

在承接邓小平1975年整顿有关思想的同时，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肯定了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坚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领导整顿的干部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领导干部”，从而事实上已经“从政治上肯定了1975年整顿的方向和路线”[⑨]。1977年6—7月间，《人民日报》刊登专文，全面肯定指导1975年整顿工作的三份文件，反驳“四人帮”横行时期称其为“三株大毒草”的污蔑[⑩]。

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功绩现在已被国内学者普遍接受，有作者认为“1975年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是改革开放的试验”；“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二次伟大转折的前奏”。[11]众所周知，邓小平的整顿只进行了几个月，就因毛泽东的反对而夭折，而粉碎“四人帮”后由华国锋等人接续起的治理工作不仅没有中断，而且直接启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更大更全面的改革。但对华国锋主政的这两年，不少党史著述称之为“徘徊的两年”，否定之声不断。两相比对，不免让人有厚此薄彼之感。

从粉碎“四人帮”起，作为中国式政治动员的一种方式，提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就频频出现在当时的报刊中；各种与经济工作相关的全国性会议纷纷召开，重要的有1976年12月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977年1月的全国煤炭工业学大庆赶开滦会议、全国轻工业学大庆座谈会，2月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全国基本建设会议，3月的全国计划会议、全国林业水产会议、全国冶金工业会议、全国财政金融学大寨会议，4—5月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6月的全国三夏生产会议、全国棉花生产会议，7月的全国地质部门工业学大庆会议、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全国外贸部门学大庆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全国邮电学大庆会议、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8月的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全国粮油工作会议。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工作事实上已经开始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

由于党中央的重视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形成的空前有利的社会环境下，中国国民经济从文革时期的停滞、徘徊、下降转为稳定上升。1977年“工业总产值3月份以来逐月增加，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48%。铁路平均日装车，4月份达到55100车，超过历史最高水平，6月份达到57000车。80种主要工业产品，5、6月份的产量，绝大多数高于上年同期水平，其中26种创造了历史最高月产水平。29个省、市、自治区的工业总产值，有24个上半年超过了上年同期水平。6月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比5月份增长，有23个达到和超过了历史最高月产水平。”[12]

国家工作重点的转向和国民经济的全面好转，是十一大召开的经济前提。

谈及十一大，就不能回避“两个凡是”的问题。“两个凡是”的核心是如何看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而这又不能不涉及到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对于“两个凡是”的来龙去脉，韩钢在其文章中作了全面的说明[13]，笔者结合韩钢的文章，提出几点看法：(1)“两个凡是”的主旨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地位和形象，堵住国内外各种“非毛化”的议论，防止这些议论导致国内局势的动荡。(2)“两个凡是”的提出不是为了阻止邓小平的复出和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如前所述，邓的复出在刚粉碎“四人帮”时就定下来了，为老干部落实政策的工作也一直在进行[14]，但客观上对平反冤假错案有一定的阻碍。(3)“两个凡是”代表了当时党内相当一批人的认识水平——1977年2月7日社论的起草者就是国内著名理论工作者、党史问题专家，是一个认识问题，说明“人们对粉碎‘四人帮’以后工作上和其他一些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15]。(4)提出“两个凡是”和维护、坚持“两个凡是”之间不能划等号。华国锋等人一方面提“两个凡是”，另一方面又准备邓小平复出，肯定邓小平1975年的整顿，并恢复了文革前的许多正确做法，事实上是在否定文革。这种“打‘左’灯往‘右’转”[16]的做法，虽然在理论上和逻辑上有许多问题，但在过渡时期，却不失为一种比较稳妥的策略。(5)“两个凡是”并不是要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特别是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比如在为配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发行而发表的文章中，华国锋虽然用《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作为标题，但众所周知，毛选第五卷的内容起于1949年，终于1957年，与“文革”没有什么关系，涉及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也少之又少，因而整个文章并不是要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特别是文革的错误理论，而是希望通过正面阐述建国初期毛泽东比较正确的理论来为拨乱反正提供依据。(6)“两个凡是”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文革、正确看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采取的一种比较简单、粗暴的办法。在当时，如何看待文革，如何在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同时又能维护好毛泽东的旗帜，这是全党面临的一个难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花了2年多的时间，经过5600多人的讨论，形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和毛泽东的晚年才做出一个政治结论。但即使如此，党史专家王长江认为，这个决议在今天看来还有很多缺陷和不足。换言之，在刚粉碎“四人帮”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要彻底否定文革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做不到的。(7)在邓小平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用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之后，华国锋等人及时改正了错误。“1977年4月以后，华国锋再未提过‘两个凡是’，而党内文件、国内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17]当时邓小平尚未复出，华国锋是党内最高领袖，这种知错就改、从善如流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1977年8月的十一大政治报告采纳邓小平的意见，使用了“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这一话语。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时，在中共中央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称毛泽东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华国锋一面强调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一面将这一过分的调子降下来，改为“伟大领袖和导师”、“我们党、我们军队和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18]。在如何高举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问题上，尽管党内曾有“两个凡是”的错误提法，但很快就得到了纠正[19]。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文革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是一个党内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评价。1977年4月，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表示“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和工作的部署”，强调要“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捍卫”毛泽东的旗帜，信中没有触及“文革”问题。1977年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也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各方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表明在华国锋主政期间，宽容、谅解是中央高层的一种常态。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高层领导之间同舟共济、团结一致，以大局为重、事业为先，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搁置争议的做法，使各种不同意见能在若干问题上尽快达成妥协。这是十一大顺利召开的一个重要历史前提。

二、十一大召开的历史诉求

所谓历史诉求，简单地说，就是历史的要求是什么。通常在分析历史时，这部分内容可以作为历史背景的一部分。为了让读者更清晰地理解十一大的价值与意义，笔者把它单列出来。

1、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去世，“四人帮”的垮台，导致中共党内巨大的权力真空，中共迫切需要重建中央领导核心。

有人认为，迅速召开十一大是华国锋急于解决自己作为党的领袖的合法性问题。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华国锋作为中共领袖的合法性有二条保障：(1)毛泽东的授权。1976年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设立第一副主席，这在中共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表明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选择了华国锋作为他的接班人。在毛泽东一言九鼎的时代，华国锋作为接班人的合法性无人敢有异议。(2)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追认。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开会议，通过了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并提请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追认。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至此，华国锋作为党的领袖，已经具有了程序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考察一下中共十大选出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变动情况，就能看出重建中央领导核心是十一大的重要任务。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选出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24人，合计319人。在195名中央委员中，毛泽东等21人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吴桂贤等4人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政治局21个委员中，毛泽东等9人当选为常委。按照中共的领导体制，中央政治局为党的领导核心，政治局常委是核心的核心。

1974年9月，经毛泽东同意，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保留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从9人减少为8人。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由原来的21人增加到22人，常委由8人回到9人。1975年4月，董必武去世，政治局委员减少为21人，常委减少为8人。1975年12月，康生去世，政治局委员减少为20人，常委减少为7人。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政治局委员减少为19人，常委减少为6人。1976年4月，经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同时免去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政治局委员减少为18人，常委仍为6人。1976年7月，朱德去世，政治局委员减少为17人，常委减少为5人。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政治局委员减少为16人，常委减少为4人。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拘捕，政治局委员减少为12人，常委减少为2人。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政治局委员增加为13人，常委增加为3人。

从以上叙述中可以看出，十大及其后党的中央全会增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26人(十届一中全会选出的25人，加二中全会增补的邓小平)只剩下17人（政治局委员13人，候补委员4人）；中央政治局常委11人(十届一中全会选出的9人，加随后增补的邓小平、华国锋)仅剩下3人，接近原有总数的四分之一，不到原有总数三分之一。显然，无论是从中央政治局还是政治局常委来看，党的“十大”产生的领导核心已经残缺不全。

不仅如此，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很多老同志复出，但限于党章的规定(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不能选举中央委员)，一时无法进入中央领导集体。

2、适应“文革”结束后中国发展的需要，让国家的政治生活走上正常化的轨道。在“文革”中，毛泽东以其一言九鼎的地位，打破一切框架，自由地按自己的意志行事，造成了中国政治生活极端无序和非正常化。比如文革初期设立中央文革小组凌驾于政治局之上，鼓励学生停课闹革命，鼓动各地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公检法等等，由此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动荡。九大和十大以后，政治秩序虽有所恢复，但也仅在1975年召开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协、共青团、妇联、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活动仍没有恢复。带“文革”特征的红卫兵、红小兵组织仍在活动。

3、承接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制定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方针。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以后，逐渐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所谓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上重申了这一战略目标，并把时间定为在20世纪末。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从1964年提出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历史已经过去了近12年。尽管这十二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文革的动荡，总体上进步不大。1976年10月，以“四人帮”的粉碎为标志，“文革”正式结束。但此时到2000年，已不足25年。要完成上述目标，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迫切需要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中来。

4、为解决“文革”中的是是非非定下基调。1976年10月，华国锋等人打着继承毛主席遗志的旗号，抓捕了“四人帮”，为十年“文革”划上了句号。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即如何看待毛泽东晚年的政治理论和实践，特别是文革。粉碎“四人帮”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20]，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内国际都有不同的声音，这就是所谓“非毛化”的议论[21]，这些论调增添了中共合理评价毛泽东和文革的难度。

三、十一大文献述评

  十一大的文献包括华国锋所作的《政治报告》，叶剑英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经大会表决通过的新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邓小平在十一大闭幕会上发表的闭幕词。下面我们将对这些文献逐一进行解读。

(一)十一大的政治报告[22]：

依照惯例，十一大的核心文献是华国锋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按照报告的提法，十一大的历史任务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总结同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斗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一表述突出强调了团结和现代化，除了个别反映时代特点的词语外，大体上反映了新时期中国社会的要求。报告分“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形势和任务”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以及党同“四人帮”斗争的过程；第二部分分析了当时的国际与国内形势，提出了八项“党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抓纲治国的主要的战斗任务。”

十一大过去整整36年了，要在报告中找一些过时的话语，给予一些批评，当然很容易。过去不少人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不否认报告中的缺点，但“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23]所以，重要的是如何把该报告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客观地分析它的历史价值。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选择6组43个词，通过它们在十大、十一大、十二大报告中出现频次的对比，看看与十大相比，十一大报告有哪些进步？与十二大相比，又有哪些不足？

通过上面列表，我们看到，十一大超过10次以上的词是生产、工业、民主、团结、纪律、科学、文化、教育、工人、知识分子；这10个词除了团结，其他词在十大政治报告中出现的频次都很低。这10个词，在十二大的频次也都在10次以上。这说明十一大报告和十二大报告之间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十二大报告频次在10次以上的词一共19个，除了上面提及的10个外，其余的9个词是物质、农业、生活、利益、现代化、平等、技术、农民、集体；这些词在十一大中的频次，除平等外，都在4次以上，其中农业、现代化接近10次。

十一大频次在4次以下的词，除“平等”一词外，十二大报告中出现的频次也都在10次以下。十二大频次在10次以下的，十一大也没有奇峰突起。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证实了十一大和十二大报告在重点问题上的相似性。

单从经济方面看，十一大提及工业16次，而十二大仅10次，十一大提及农业9次，十二大为19次，这说明十一大关注的重心仍在工业发展上，而受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成功的影响，十二大提及农业的次数较多。十一大对商业和商品提及的频次很少，十二大则有了较大突破。十一大提及生活达5次，与十二大相比，提及的频次不算多，但与十大相比已是天壤之别。而现代化一词，十大报告中根本没有出现，十一大却有8次之多。从经济词汇看，十一大提及的许多词，如商品、公有制、物质、现代化，在十大报告中都是零，这意味着十一大报告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十大报告有质的区别。

从政治方面看，十一大和十二大提及民主的频次都是36次；十一大使用团结一词达44次，远高于十大和十二大，这一是因为毛泽东的去世、清除了“四人帮”集团，中国处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容易乱；二是因为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来发展经济、推进现代化。十一大报告中的法制、自由、安定、人民民主、党内民主、安定团结、纪律等词，十大使用的频次都是零，这同样也能说明十一大在中国政治变革中飞跃性的进步。党内民主是八大政治报告首次使用的一个词，九大、十大都没有使用，十一大使用了3次，这说明了十一大对党内民主问题的重视，也说明了十一大与八大之间的承接关系。

在文化、教育方面，十一大和十二大报告中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科技等几个词出现的频次比较接近。这与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主张科教兴国，优先发展科学、教育的战略是一致的。十一大报告明确提出：“科学研究工作，应当走到经济建设的前面”；实现四个现代化，要“从教育入手”，大力培养人才。与十大相比，十一大中科教文化词汇的频次急剧飙升。

在阶级、阶层方面，十一大提及知识分子的频次超过了十二大，这与我们前面提及的重视文化、教育，主张科教兴国的思想是一致的。十一大把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作为任务写进政治报告，这在党的代表大会中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十一大提及农民这个阶层5次，与十二大的13次相比，显得有点不足，这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仍坚持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是联系着的，也与长期找不到突破口的农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低下地位是一致的。

从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几个传统上被称为党的法宝和优良作风的词汇看，十一大和十二大中出现的频次大致相同。稍有差异的是实事求是一词在十一大报告中出现的频次比较高，这与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的中共领导核心特别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有关。华国锋于1959年6月当面向毛泽东谈自己对大跃进的看法：“田瘦了，牛瘦了，人瘦了，产量不可能那么高了”。他曾被毛泽东称赞为“讲老实话，是老实人”。实事求是邓小平的特点，也是华国锋的本色。当时无论是华国锋、叶剑英还是邓小平，都意识到建国以后中国社会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坚持实事求是。

从其他类的五个词看，十一大和十二大各有特色。十一大对统筹强调得比较多，这与当时刚结束文革，国家百废待兴、头绪繁多有关。十二大强调集体比较多，这与当时中央决定发展乡镇企业，用集体经济推动中国发展的思路有关。

从我们选择的这43个词在十大、十一大、十二大的出现频次及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十一大报告已经在事实上突破了“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与十大政治报告相比，十一大政治报告的突破是惊人的；与十二大报告相比，十一大报告虽然还有缺陷，但在思维方式和用词、用语上是接近的。

现在我们具体看看报告中那些今天基本上还能接受的内容、还在使用的话语，那些至今仍在闪光的珍珠：

1、肯定了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意义，阐述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批驳了“四人帮”散布的“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谬论。

2、提出了在揭、批、查“四人帮”运动中应注意的策略与原则：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把受‘四人帮’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同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严格区别开来；把参与某些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但是尚属受人利用，犯政治错误的人，同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严格区别开来；在骨干分子当中，又要把那些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打招呼会议之后愿意悔改，揭发‘四人帮’罪行，与‘四人帮’划清界限的人，同继续顽抗的死硬分子严格区别开来。”

3、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强调了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意义：“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战胜资本主义势力的需要，是加强国防力量，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是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报告还阐述了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4、从思想、组织、作风、干部队伍四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加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提出了“党要管党的工作，党要管干部工作”；“要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恢复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等一系列思想。

5、阐述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提出了“向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进军”的口号。报告指出：“科学研究工作，应当走到经济建设的前面，由于‘四人帮’的严重破坏，现在却落在后面。这个问题关系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必须认真抓起来。”报告论述了教育与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指出“要在二十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迫切需要培养和造就大批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材。这就要从教育入手，……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和加快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提高教育质量”。报告还阐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提出了团结、爱护知识分子，重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以及“建设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等思想。

6、阐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并对如何发扬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做了论述：“一方面，要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认真做到毛主席历来倡导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又一方面，要防止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

7、阐述了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重要性。报告指出“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对过去审查干部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应当严肃认真地尽快妥善处理。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适当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也要妥善安排。少数人需要作出审查结论的，应尽快作出。”

8、提出了“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思想。

9、此外，报告还对党的文化政策、军队工作、民族工作、统一战线问题，以及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和问题中的立场、原则等问题做了正确的阐述。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从三个方面对中国新时期的建设，特别是拨乱反正工作出了巨大贡献：(1)阐述毛泽东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正确思想，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2)对毛泽东的一些不适合新形势要求的提法做了新的阐述，如对团结、教育、改造知识政策，华国锋解释说：“教育和改造，是从爱护出发，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实际上就是对毛泽东始终把知识分子看作改造对象的否定；(3)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如科教兴国，“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等。

限于文章篇幅，我们不能多引，但从前面的引述和分析中可以看出，十一大报告并不像过去某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与错误的东西相比，正确的东西太少，而且都不是根本性的思考与命题。”[24]十一大报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这些思想，是需要勇气的，在推动中国拨乱反正和现代化建设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

(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25]：

叶剑英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是十一大的第二个重要文献。该报告从“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纲领和党的基本任务”、“‘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干部路线”、“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对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的要求”八个方面阐述了十一大党章对十大党章所做的重要修改及其缘由。报告中比较突出的地方有三点：

1、解释了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提出的反潮流思想。反潮流是指反对错误潮流，“反对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恶流”，因此，首先“一定要运用‘三要三不要’这个锐利武器，区别正确潮流与错误潮流”，辨明大是大非，然后才能有革命的正确的反潮流行动。这一论述是对“文革”中不分青红皂白，一味鼓动造反，“造反有理”，把造反当革命的否定，有利于实现社会的稳定。

2、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充分发扬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生活的问题：报告指出，首先要言论自由，要让人敢于说话——说真话，说与自己观点不同的话。“在党内，在人民内部，真正实行毛主席倡导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不许群众讲话，怕群众提出不同的意见，压制群众的批评，是完全错误的。”其次，要用正确的态度和方式方法对待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和言论，“用民主的方法，也就是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第三，正确认识批评的目的，正确使用批判的武器，“采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达到新的团结的方法，处理同志之间的关系，而不能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第四，集体领导是充分的民主生活的前提和保障：“在党委内部，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依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防止和克服个人说了算或者个人不敢负责的不良倾向。”这一论述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全面的了。

3、阐述了领导干部如何任人唯贤、知人善任的问题。报告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但任人唯贤不是求全责备，而是要知人善任。“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要善于使用干部。要有自知之明，也要有知人之明。任何同志都有长处，也有短处。对自己要一分为二，对别人也要一分为二，都要按辩证法办事。所谓‘贤者’，就是要顾大局，识大体，抓大事。当然，‘贤者’也不会没有一点短处，也要一分为二。领导者要善于发挥别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同时又要帮助别人克服他的短处，这就叫做知人善任。”知人善任，就能不断发现人才，就不怕没有人才，就能大胆使用人才，做到人尽其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诗句)在经历了太多的“左祸”，特别是十年“文革”的历史灾难之后，叶剑英强调在党的干部政策上，要把任人唯贤和知人善任结合起来，用其所长，去其所短，其意义是巨大的。一个执政党做到知人善用、野无遗贤，那么国家就会人才辈出，欣欣向荣；反之，求全责备、遍地遗珠，则国家必然万马齐喑，江河日下。

叶剑英报告中的这些思想是对华国锋所作的政治报告内容的重要补充。

(三)、中国共产党章程[26]。

经过修订的新党章是十一大的第三个重要文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第四部党章，在此之前，党的八大、九大、十大先后通过三部党章，十一大的党章和这三部党章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我们看最简单的字数对比。十一大的党章为5028字，八大的党章为12662字，九大党章为2823字，十大党章为2687字。十一大党章的字数虽不到八大党章一半，但与九大、十大的党章相比，字数几乎翻了一番。

其次，在结构上，十一大和八大的党章一样，总纲单列；而九大和十大的党纲，总纲为第一章。十一大党纲中的第二章还使用了八大党章中的“党的组织制度”的提法来替代九大、十大党纲中的第三章“党的组织原则”。

第三，从内容上看，十一大的党章虽然还有十大党章的影子，但总体取向上是学习和模仿八大党章。

(1)恢复了八大党章关于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的说法。“最高形式”的重新提出，强调了党作为领导集体的至上性和严肃性，这是对文革中个人、特别是党的领袖凌驾于党之上的否定。

(2)在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表述上，恢复了八大党章中的“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以及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表述。

(3)在党的任务的表述上，十一大党章提出“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等。这和八大党章中“动员和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动员和团结的积极力量，以争取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完全胜利”；“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在内涵上基本一致。十一大虽然没有明确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对八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做法持肯定的态度，这一点不论在党章还是政治报告中都能看出。

(4)在党的作风表述上，不仅使用“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一贯的表述，还特别恢复了八大党章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提法。

(5)十一大的党章恢复了八大党章中对党员预备期的规定；

(6)在党的组织制度部分，十一大党章几乎全文抄录了八大党章中“党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任何重大问题都由集体决定，同时使个人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段文字，仅在中间增加了“要依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几个字。

(7)十一大党章提出要设立纪律检查机关，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县和县以上、军队团和团以上的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要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选举产生，并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负责检查党员和党员干部执行纪律的情况，同各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作斗争。这实际上就是八大党章关于“党的监察机关”的内容。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正式设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8)十一大党章中对党员的八项要求，也与八大党章对党员的10项要求基本一致。

诚然，由于历史的惯性和时代的局限，十一大的党章不可避免地保留了一些左的话语，特别是没有象八大党章那样专条规定党员的权利，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憾。但从上文所讨论的八点看，在总体上，十一大的党章是对党内政治生活正常时代所制定的八大党章的复归。十一大的党章对健全的党组织、制度和生活，拨乱反正起了积极的作用。

四、闭幕词[27]：

邓小平所致的闭幕词，是十一大公开的第四个文献。邓小平的这篇闭幕词不长，共1200多字，它传达了以下的信息：

1、肯定十一大“是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会，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团结、坚持光明正大的大会。”十一大“充分发扬了民主，大家心情舒畅、生动活泼”，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次大会，将作为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大会，而载入我们党的光荣史册。”

2、强调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党树立的五大优良传统和作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民主集中制”。

3、肯定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党全国面目一新”，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努力奋斗。”

四、十一大的贡献与不足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笔者曾提出了历史对十一大的四点诉求，现在我们就对照这四点，看看十一大有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有哪些贡献，还有哪些不足？

首先，在重建中央领导集体方面，十一大选出了中央委员201人，中央候补委员132人。在201名中央委员中，“只有邢燕子、朱光亚、林丽韫、宝日勒岱等19人是建国后入党的。而这19人中有12人是产业工人出身； 2人出身少数民族； 1位是科学家； 1位是台湾籍代表； 3位是农村基层干部和劳模。这些人都是在1966年前入党的，跟‘文革’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28]换言之，十一大虽然言语上还在肯定文革，但组织制度和干部任用上，都在极力否定文革。

在201名中央委员中，华国锋等2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3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23名政治局委员中，华国锋等5人为政治局常委。

考察十一大的26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可以看出，原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17人中，除了吴桂贤，其余全部当选。这体现了十一大政治格局设计的稳定原则。

新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10人，从年龄上看，超过70岁的为3人；60—70岁的为4人；50—60岁的为3人，大体符合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在这10人当中，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3人；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4人；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5人；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8人，十一大新当选的中央委员2人。多次连任的老中央委员占了绝对多数，这也体现了慎重、稳定、循序渐进的思路。

整体分析十一大选出的26名中央政治局成员， 可以看出：

(1)60岁以下的为6人；60—69岁的为12人；70—79的为6人，80岁以上的为2人。70岁以下的中青年超过2/3。

(2)七大开始进入中央的6人，八大开始进入中央的14人，超过总数的一半。也就是说，十一届中央政治局的组成人选，大多来自八届中央委员会。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十一大的政治发展路向与八大的联系。

(3)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5人中，有3人继任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占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半。十一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26人中，14人继续进入十二届中央政治局，超过总数的一半，占十二届中央政治局成员的一半；3人(许世友、陈锡联、耿飚)担任中顾委常委，地位、待遇仍相当于政治局委员；苏振华去世；刘伯承因年老多病坚辞；彭冲、赛福鼎·艾则孜虽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但继续担任党和国家重要职务，地位、待遇也未动；真正没有得到重用的只有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5人。这5人中，陈永贵是因为文化水平太低，汪东兴是因为认识问题，而吴德、纪登奎则是因为文革中的是是非非。

(4)华国锋是中共十一大选出的最高领导人物，却没有进入十二大的中央政治局，显然让人有点尴尬。华国锋没有继续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一是和中共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资格政治有关。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华国锋的胜出是毛泽东晚年左右两派势均力敌的结果。一旦“四人帮”被粉碎，这种平衡被打破，老干部不断复出，在一批七老八十的老革命家中间，他是没有多少资格和权威的；二是和当时中央不少人对他执政期间“一正四负”的评价有关。对于这一问题，韩钢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探讨，他认为：“‘一正’的结论过轻，‘四负’和衍生的负面评价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29]，换言之，所谓“四负”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夸大不实之词；三是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有关。作为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粉碎了“四人帮”，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错案。这些冤假错案说起来是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但事实上是文革这一总错误的一部分。文革的总责任人是谁？是毛泽东。但毛泽东已逝，怨气只能发在毛泽东的继承人——华国锋这位没有什么资历的英明领袖身上。换言之，华国锋为本不应该由他来承担的历史责任付出了代价。

对于华国锋的去职，从已经披露的资料看，当时党内的分歧很大，叶剑英、胡耀邦、赵紫阳都不主张动华国锋[30]。有些著作称，当时无论地方还是军队干部中，都有人对华国锋去职感到不理解，要求中央“收回让华国锋辞职的成命”[31]。联系陈云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也提及的“现在外面讲，华国锋同志一是有功，二是谦虚，经验不足，老同志帮助帮(助)”[32]，可以看出这一叙述是可靠的。从事后的历史或一个更宽阔的视野看，对华国锋的去留问题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处理。作为粉碎“四人帮”的核心人物、中国改革开放的倡导者和前驱之一，他没能进入十二届中央政治局是一个历史的遗憾[33]。

尽管有这样的遗憾，作为过渡时期中国的核心人物，华国锋的作用是无人能替代的。他是毛泽东晚年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但在实践中他并没有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相反，他作风民主[34]，积极稳步地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从他解放邓小平、起用胡耀邦、保护张爱萍、提拔胡绩伟……，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5]，支持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36]，主持召开了在中共历史上有特殊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等历史功绩看，他确实是中国过渡时期比较适合的政治领袖。

综上所述，中共十一大在重建中央领导核心这一方面是成功的。

其次，在国家政治生活正常化方面，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提出：(1)“在适当的时候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时，还将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2)“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3)“加强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的领导，把这些组织整顿好、建设好，充分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4)“要加强公安工作和社会主义法制”；(5)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全国科学大会。

根据上述安排，1978年2月，五届政协、人大一次会议分别在北京召开，恢复了文革前政协和人大同步召开，构成中国政治生活基本秩序的做法。1978年9月，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10月，中国工会第九次、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在北京召开。与此同时，文革中的红卫兵、红小兵组织名称被取消。中国政治结构基本上恢复到文革前的正常状态。

1977年12月，第17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肯定了文革前17年的公安工作，否定文革中“砸烂公检法”的做法。1978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办公，各地检察院也开始重建。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颁布。同年，重建了自1959年被撤消的司法部。中国开始走向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法制化轨道。

1977年10月，在文革中工作陷于停顿的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恢复活动，1979年10月，各民主党派纷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规划和拓展自己的活动。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精诚团结、紧密合作的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恢复了文革以前广州会议的提法，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4月，中共中央决定摘掉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11月，最后一批右派的摘帽工作结束。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摘掉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对长期以来中共把知识分子看作小资产阶级，当作教育、改造的对象的否定，是中国政治生活走向理性和光明的标志。

十一大在推进国家政治生活正常化合理化方面的功绩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在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推进方面，十一大确定大会的使命是“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在十一大报告中，六次使用“调动”一词和积极性、积极因素、积极力量相搭配，有三次提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1次为一切积极力量，意思一致)三次使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现代化一词出现8次，经济、生产、建设、团结、民主等词出现频次都30次以上，知识分子、教育、文化出现的频次都在19次以上。这些都足以说明，尽管十一大没有公开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但已经在实践中开始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心了。事实也是这样，1978年，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确定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第四、在如何看待文革问题上，十一大报告侧重阐述了以下几个方面：(1)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2)文革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受到了林彪、“四人帮”集团的破坏；(3)粉碎林彪、“四人帮”集团是文革的巨大成果；(4)宣布“文革”胜利结束，中国社会今后的任务是“抓纲治国”，实现四个现代化。(4)要求文革中蒙受冤屈的干部“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从今天的眼光看，十一大报告对文革的论述显然不能让人满意，但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看，也算差强人意了。(1)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大召开，仅10个月，毛泽东巨大的身影还笼罩着中国，要在此时对文革做一个比较科学的总结，事实上做不到。(2)出于维护领导人、执政党的威信、防止诱发社会动荡等方面的考虑，建国以后，中共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甚至像反右、大跃进那样的错误，采取的都是正面肯定的做法，发现做错了，至多是停止该项运动、对运动中遭受打击的人进行平反甄别工作，一般不直接宣布整个运动是错误的。(3)文革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发动和领导的，文革中的许多罪恶，有些是出于个人私心而干的，但大量的都是执行中央指示的结果。文革结束后，大批被解放的人希望为自己文革中的冤屈讨个说法，要个公道，但制造这些冤假错案的人大多不是敌人或反革命分子，而是自己的领袖、战友、同志、革命群众，在文革还没有被彻底否定前，向谁讨公道？如何讨公道？比较可行的方法就是“正确对待”。邓小平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也是希望文革中遭受打击的人不要再纠缠于历史和个人恩怨。(4)毛泽东晚年对文革的看法就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作为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要公开否定被毛泽东看作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之一的文革，必然是非常尴尬的。

五、评价十一大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正确评价十一大的历史地位，首先要看到，十一大没有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华国锋在十一大报告中提的是“抓纲治国”，这里的“纲”是指“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抓住这个斗争，就是抓住了纲”。按照十一大报告的说法，抓纲治国的中心点，“就是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巩固和发展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在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工作的各个领域，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华国锋论述的抓纲治国的八项任务中，除了第一项揭批“四人帮”以外，其他七项全都与执政党自身建设与国家发展有关，基本上不带有运动的色彩。

其次，要看到十一大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是一种历史的惯性。十一大报告中仅有一处提到“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实际上是文革语言的一种残留，没有太多的实质性意义[37]。首先，这一话语在十一大报告中不占重要地位；其次，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等人一直以发展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工作中心，对政治斗争并不热心[38]，更没有任何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行动部署。

第三，大转折需要缓冲期。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有人提议立刻让邓小平复出，叶剑英讲了一段十分睿智的话。他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39]正确评价十一大的历史地位，也应该有这个思维。在粉碎“四人帮”以前，以阶级斗争为纲一直是中共的政治路线(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以发展生产为中心，但1957年就回到了阶级斗争的老路上去了)。粉碎“四人帮”后，一下子否定毛泽东的晚年，否定文革和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的。当时党内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还处于迷茫状态，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和文革缺乏科学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转变过程。这个弯子很大，弯弯很多，转变过程不可能太快，太快可能翻车。

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前，叶剑英曾问华国锋主政治国的方针。华国锋回答说：“举一纲抓两目。”“举一纲，是阶级斗争为纲，抓两目，就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安定团结。” [40]十一大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思路，也就是说，不否定毛泽东的文革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在实际工作中，基本上不搞阶级斗争那一套，把重点放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上，用华国锋的话说就是狠抓“大干快上，安定团结”这两件“党内国内最广大的人民最关心的”大事[41]。十一大反复强调团结，用团结一词达44次之多，加上安定，接近50次，实际上就是怕乱。华国锋在不公开否定文革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强调要重视研究“新时期，新形势，新课题”，要注意学习，要学会“多谋善断”[42]，从某种意义上看，和邓小平在苏东巨变后强调“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有点相类似，而这也在客观上为中国逐渐认识左的错误、摆脱左的思想，探寻新路做了铺陈和准备。

六、结论

1977年8月，邓小平在十一大的闭幕式上说，十一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一次“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大会。” 1980年11月，胡耀邦说：“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一大’前后，……一大批老同志，一齐出马，宣传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全党在思想上、理论上巨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开始了实际工作上的拨乱反正。”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们的评价是中肯的。十一大是中国走向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次大会。

十一大是一次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大会。所谓结束过去，是对文革而言；所谓开辟未来，是对改革开放而言。根据前文我们的分析看，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这两件事情它都做了，都有贡献和功绩。尽管它有新旧杂陈、自相矛盾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历史毕竟不是事后诸葛亮写出来的，是人走出来的、干出来的，它不可能是理想化的、笔直又简练。因此，从整体上看，十一大是成功的。十一大党章向八大党章回归，十一大报告提出了加强党内民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重视发展教育、发展生产力、强调科学要走在经济发展前面等一系列有见地的认识，都为中共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十一大成功地重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勇于探索、敢于担当的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干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