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始与终
大会最后一天上午，支部局向大会提交《解散团支部局的决议案》，五百多名中大生均投反对票，只有二十八人举手赞成，而这二十八个正好扎堆站在主席台左边。事后，被称“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嘲笑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以示轻蔑。
王明（资料图）本文作者：裴毅然
中共党史上，曾有过一个特殊的团体，名字叫“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是一个由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一些中国留学生组成的松散团体。那么，这团体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有这么一个称呼？
从“东大”到“中大”
十月革命后，为不让“帝国主义将新生的苏维埃扼杀在摇篮里”，也为了“世界革命”，赤俄政府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成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斯大林为名誉校长，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干部。1921年10月21日，“东大”正式开学，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管理，学制初定七个月，后改三年。专业均为政治类：党的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会运动、行政法律、经济。1925年，“东大”学生近千，涵盖七十多个民族，除了中国学生，还有蒙古生、土耳其生、朝鲜生……
1925年秋，为纪念孙中山，苏联再办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部分中国师生转入“中大”。中大1926年正式成立，建校初衷是为国民党培养干部，进入中大的国民党系学生有：蒋经国、郑介民、戴笠、谷正纲、谷正鼎、屈武、邓文仪、刘咏尧、张秀兰、吴家钰、何重汉、卜涛明、王崇武等。是年，赴俄生费用明确由苏联政府负担。据不完全统计，1921～1930年，苏联共培养1400余名中国学生，其中300余名国民党员。
“四·一二”国共破裂，国民党与苏联关系随之断裂，国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邵力子离开中大回国，从此中大理事会不再有国民党成员。1932年“一·二八”后，日本显露全面侵华意图，苏联再次援助国府，才与苏联恢复邦交。
1928年中大更换校牌：“中国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改名“苏兆征大学”，但师生仍沿用前称“中山大学”。此后当然只收中共学生。直至1930年中大停办，共招收四期学生。1925年第一期340名，1926年第二期300余名，1927年第三期百余名，1928年四期百余名。
“十天大会”上的斗争
1929年暑假，“劳大”学生赴黑海度假，在疗养所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争论焦点为二：一、拥护校内支部局还是拥护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而支持哪一边，关系着大革命失败的是非、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二、学制四年还是一两年，要不要按正规程序既学俄文又学理论？
米夫、王明主持的支部局认为从中国革命长期打算出发，必须培养一批有理论根底的骨干，必须进行正规教育———先学俄语再学理论。而在校中国学生多为大革命后在国内无法立足的干部，许多还是文化很低的工农干部，认为学俄文学理论实无必要，国内斗争那么激烈，希望短期培训后赶快回国，一两年的学制已经很长了。
据亲历者刘英(后为张闻天夫人，1905-2002)回忆：“像我这样的人，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感情很深，心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希望得到学习提高，早日回国投入斗争，很自然地并不赞成支部局的教学计划，对拥护支部局的同志那种反对中共代表团的态度也不满意。而像我这样的人，在‘劳大’学生中占的比重很大。这样，在平时，争论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尤其是在墙报委员会里，后来几乎天天都要争执。那时墙报几乎每天一期，而墙报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就是坚定地拥护支部局的一个。”(《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下同。)
9月，黑海度假回来，中大支部举行全体师生例行总结大会，由俄人支部书记作报告，会议发言主要围绕以上两个焦点激烈辩论，最后进行表决。这次大会史称“十天大会”，它之所以出名，关键是选举时出了后来名声很响的“二十八个半”(反对派起的外号)。
大会一开始，提名主席团七人名单就引起争论。名单上有余笃三、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张国焘、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共产国际监委主席索里茨。盛岳说王明并未出席“十天大会”，他已回国，在上海任《红旗报》通讯员、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刘英回忆：“激烈的争论在这次会上总爆发了……会场上很混乱，赞同时鼓掌、欢呼，反对时起哄，因为两派观点尖锐对立，所以鼓掌、欢呼的声浪和嘘声、起哄声常常混成一片。激烈的时候甚至挥舞拳头，相互威胁。争论的问题主要是教学计划的问题、大革命失败的是非问题、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问题。”
据陈修良等人回忆，“十天大会”为支部局精心布置，意在整中共代表团与反支部局的同学。此前已有“江浙同乡会”、“第二条路线”(对中大支部局有意见者)、“反中共代表团”等一系列事件，校内矛盾已相当尖锐。党内残酷斗争从那时就开始了。如王明集团多次拉拢张崇德遭拒绝，便以“江浙同乡会”罪名加以逮捕，未经审讯即由格别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判五年劳改，释放后再抓回，最后死在苏联。王明曾以共产国际名义找“不同意见者”李一凡谈话，拉他到住所，用俄语告知，共产国际东方部想派他回国接办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李一凡回答：“我不会做买卖。”王明很尴尬，满脸通红。
“二十八个半”得名
“十天大会”上，各派人士上台发表意见，互相攻击，闹成一片，几乎动武，主席台无法控制。张国焘讲话时，法国来的华工上台想打，被俄国人阻止。最后，争论焦点汇聚“支部局路线是否正确”？支部局自认为执行了“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广大党团员则认为支部局执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仅有官僚主义问题，还有贪污问题。
大会发言者：秦邦宪、吴玉章、王稼祥、董必武、盛岳、余笃三、李剑如、吴福海、张崇德、张崇文、李一凡、溥庆、唐有章、郭妙根、张祖俭。张崇德、李剑如的发言与支持支部局的人针锋相对。余笃三、李剑如的发言批评了以王明为首的宗派小集团。据王观澜回忆，董必武立场坚定，反对王明集团操纵支部局搞宗派，批评搞教条与唯成分论，不同意打击人、整人，把凡是不同意见者都说成反党分子、托派，帽子满天飞。
陈修良分析：支部局的人想打倒中共代表团，特别想打倒瞿秋白、邓中夏，因为不少“劳大”学生经常去代表团处谈话。1928-1930年夏止，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为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余飞、陆定一。中大学生中经常有人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共代表团。瞿秋白、邓中夏甚至上了墙报漫画，受到人身攻击。
意见分歧太大，只好付诸表决。大会最后一天上午，支部局向大会提交《解散团支部局的决议案》，五百多名中大生均投反对票，只有二十八人举手赞成，而这二十八个正好扎堆站在主席台左边，很容易计数。事后，被称“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嘲笑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以示轻蔑。表决后，米夫见大势不妙，下午搬来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用区委的名义命令大会结束。
盛岳开列的“二十八个”名单是：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陈昌浩、沈泽民、凯丰、杨尚昆、盛岳、夏曦、肖特甫、李竹声、殷鉴、陈原道、何子述、孟庆树(王明妻)、张琴秋(沈泽民妻)、杜作祥(陈昌浩妻)、李元杰、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袁家镛、孙济民、宋泮民、汪盛荻、朱阿根、朱子纯(女)。
未出席“十天大会”的王明之所以位列榜首，乃是这一派公认的头头。
至于那个“半”，即徐以新(1911-1994，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一说年纪最小，又是团员；一说徐对支部局的态度前后不太一致，故算半个。
斗争的深远影响
惊心动魄的“十天大会”结束了，斗争根子深深埋下。刘英回忆：“‘十天会议’结束时进行表决，形式上支部局一边取得了多数，实际上许多人弃权，而弃权的人其实都不是赞成支部局的，只不过有顾虑而没有明确表态而已……”十天会议“的混乱局面，使得学校领导以至联共、共产国际都认为”劳大“学生党员队伍严重不纯，决定进行”清党“。不久就在联共监察委员会直接领导下成立了清党委员会。
1929年冬，随着苏共清党，“劳大”也停课搞运动，日日夜夜“战斗”在会场。年底，支部局忽然召开全体党员大会，组织委员王云程手拿两页信纸宣布：河南人赵言清(俄名马马也夫)自杀了，留下遗书，揭发校内存在庞大托派秘密组织，“十天大会”中操纵广大党团员群众向支部局进攻、反对党的领导，提供了一个百十来人的托派名单。此后，校内学生陆续失踪，说是被送回国、共产国际找去谈话，实际上被逮捕了，其中有唐有章、李一凡、张崇德等。
几百名学生遭受冤屈，五六十人被逮捕，李一凡后被流放西伯利亚，遭受迫害22年，1958年才回国。被逮捕的学生不少死在苏联，如张崇德、李国暄。一部分学生送回国，如“十天大会”主席团成员余笃三(后死于鄂豫皖苏区肃反)、李剑如。瞿秋白三弟(景白)反对支部局，清党时被格别乌逮捕，后失踪。少数人飞黄腾达。李国暄仅因同情俞秀松、周达明、董亦湘，为他们送了毛毯，就被隔离五年，1937年上半年后，再也听不到他任何消息。《江苏革命史料》1983年第8期载文称，董亦湘被王明诬为托派，1938年被捕，经其俄籍妻子与弟弟董涤臣请国际红十字会帮助寻找，苏联中央军事检察院1959年通知：“他没有罪行，应恢复其名誉。”
在国内，党内斗争也相当激烈。博古妻阿金，江苏省委妇委书记，受不了白色恐怖的沉重压力，精神失常，送苏联治疗。
“二十八个半”的下场
“二十八个半”的人生道路，个个有异，既两极分化，亦有“中间人物”。
八名党内要角：王明、博古、王稼祥、张闻天、沈泽民、凯丰、杨尚昆、陈昌浩(“文革”中自杀)。四名烈士：陈原道、夏曦、何子述、宋泮民(冤杀于湘鄂西肃反)。追随革命者：王盛荣(后任湖北冶金厅副厅长，“文革”中入狱)、徐以新、孟庆树(随王明赴苏，1983年病逝于俄)、张琴秋(“文革”中自杀)。病故：殷鉴(1934年被捕，后因病保释就医，不久病故)。不详：肖特甫、朱自舜、杜作祥。
变节者：李竹声(政治局委员、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岳(中委，接李竹声任上海中央局书记，被李供出)、王云程(团中央书记)、孙济民(团中央组织部长)、袁家镛(江苏省委书记，后入“中统”)、朱阿根(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一说退党)。王保礼(即王宝礼，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回国后叛变，在上海大马路上带特务搜捕留苏同学，一说淡出政治舞台)、李元杰(传说叛变)、汪盛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后退党，一说叛变。1950年代初期在湖南被处决)。
|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说的来龙去脉 |
| ——谈新版《王明传》的一个重要变化 |
| 戴茂林 |
| 2009年04月27日13:55 来源：《北京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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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的《王明传》，是我与曹仲彬教授在1991年5月出版的《王明传》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一部人物传记在17年后再次出版，自然要做较大调整。我们在后记中已经写明：“这本《王明传》较之1991年版，作了较大改动。结构上，以王明人生的几大阶段为依据，将原来的十章改为九篇；观点上，诸如‘右倾投降主义’等原有的提法按照目前学界的普遍共识作了调整；王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时间等史实根据新发现的史料重新做了考证；还增写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由来》等一些新的内容。” 其中增写了“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由来”，是新版《王明传》的最大变化，也是在此之前几个版本的《王明传》、《王明评传》中都没有涉及的内容。 不涉及，并非不重要。很多人都知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曾经是王明教条宗派的代名词。但重要的问题未必能够轻易地搞清。诸如，这一称呼是如何出现的？为什么要称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有无必要继续使用这一称谓？这些问题不但在国内外的研究著述中众说纷纭，就是原中山大学的当事人也说法各异，需要认真地进行辨析和考证。经过查阅文献，访问当事人和知情者，认真研究思索，我们在这部《王明传》中首次公布了如下研究成果：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称谓出现的两种提法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是如何出现的，原中山大学的当事人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在“十天大会”中出现的。持此种说法的人最多。所谓的“十天大会”，是中山大学党支部局于1929年6月暑假前夕组织召开的一次工作总结会议。但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在“十天大会”中是怎样出现的，这些人的说法又可分为四类，这几类观点虽然在细节上有些区别，但基本上都肯定“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出现，源于“十天大会”表决支部局提出的提案时，只有二十八个人拥护，后来就把这些拥护者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第二种说法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反对支部局的人对以支部局为核心的王明等人的讽刺性称谓。 1926年入中山大学的盛岳说： “只是到后来，中山大学的一群学生，我是其中一员，才慢慢被人叫成‘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因为这二十八个人成了中山大学所有‘反党’派别的敌人，结果，大家给他们起了个别号，叫做‘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意思是说他们不过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尾巴而已。” 1927年入中山大学的袁孟超（袁家镛）回忆说： “我们是拥护斯大林的，当时我们也搞教条主义。与托派斗争时都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拿着马列书本，引经据典，与他们论战。托派就给我们这些人起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因为天上有二十八宿，加个半是讽刺，类似于中国的四大金刚等。” 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说： “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和‘陈绍禹集团’的说法，也是托派和陈独秀分子于1929年秋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搞清党时捏造出来的。” 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对王明教条宗派的讽刺性称谓的提法是比较可信的 真正搞清楚“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称谓的由来，必须联系“十天大会”召开的背景来看，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曾经叙述了这次会议召开的背景：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政治斗争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虽然他们及其支持者，同第二条路线联盟进行了激烈的搏斗，但联盟分子人数大大超过他们。尽管如此，他们在1929年夏初还是要求同第二条路线联盟摊牌。按照他们的‘争取速胜’战略，他们向党支部局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全部得到采纳。他们建议召开中山大学党员大会，来对有关问题深入辩论。他们还提议请中山大学所在地的苏共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给大会讲话。他们并进一步提议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出席大会，从而把他们置于公开批判之下，以此来制止他们的幕后活动。这就是‘把他们拉出来打’的策略。” 按照苏联当时的管理体制，高等学校的党组织也要接受所在地党组织的领导。所以，大会召开后，首先由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讲话，博古和杨尚昆现场翻译。芬可夫斯基在讲话中公开表示支持支部局的路线，对反对支部局的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 由于芬可夫斯基的讲话不符合中山大学的实际情况，明显袒护教条宗派一方，自然遭到了多数学生的反对，甚至有学生跳到台上，打断了芬可夫斯基的讲话，会场一度出现了混乱。 不过，虽然在“十天大会”上拥护支部局的是少数，王明教条宗派在同学中间也比较孤立。但是，由于他们有学校领导的支持，有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为靠山，参加大会的又有几百人。因此，支部局提出的决议“只有二十八个人举手拥护”的说法难以成立。 而且，所有当事人的回忆都说王明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首领，我们所见到的各种不同版本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名单也都把陈绍禹的名字排在前面。如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果真来自于“十天大会”表决支部局的提案时有二十八个人举手拥护，那么，王明当然是举手拥护的二十八个人中的一员。可是，“十天大会”是1929年6月召开的，而王明于1929年3月就已经由苏联回国，他根本就没有参加“十天大会”。 第二种说法中，认为是“托派”或者是 “当时反对党的路线的人”给起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显然是对托派分子分裂党的错误行为与中山大学的多数学生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正义行为的混淆。但是，这种说法中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称谓的出现，不是在“十天大会”的某次表决时有二十八个人拥护支部局的决议，就把这些人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而是当时反对支部局的人对他们这些人的讽刺称谓，是逐渐出现的，则是比较可信的。 1928年来到中山大学的吴玉章，曾在1943年写了《吴玉章略传》。他在这篇自传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十天大会”的情况，并提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反对支部局的人在墙报上提出来的，是对支部局一些人的讽刺。 《吴玉章略传》中关于“十天大会”的叙述时间较早，内容丰富，其中关于“十天大会”召开的时间等史实描述已被证明准确。大量的回忆材料也可证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在“十天大会”之前并未流传，确实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出现的。因此，我们认为，吴玉章的观点是可信的。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称谓也借用了中国“二十八宿”的传说 如前所述，虽然王明于1929年3月回国，但正如杨尚昆所言，“这条线还在”。因此，在王明离开中山大学以后仍把中山大学内的教条宗派称为“王明教条宗派”，是必要和恰当的。但是，在“十天大会”上，为什么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同学要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呼而不是其他的名称来称谓这个教条宗派呢？ 我们认为，袁孟超所说的，“天上有二十八宿，加个半是讽刺，类似于中国的四大金刚等”，还是可信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把“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称为“二十八宿”，与袁孟超的说法不谋而合。当时参加了王明教条宗派活动的人，多数都在支部局、团组织、学生公社或者学校中担任一定的职务，有一定的影响。这些人当时又多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所以，用中国传说中象征着具有一定权势和地位的“二十八宿”来称谓，是有一定道理的。 已无必要继续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称谓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有名词，虽然并非是后人的虚构，而是在中山大学1929年6月召开的“十天大会”上出现的一个特定称谓。但是，存在过的未必就要沿用。所以，我们在《王明传》中采纳了杨尚昆同志的意见：“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这是一个实事问题，不是理论问题。”“当时确有以王明为核心的教条宗派，主要是指一部分靠近中大支部局的党员，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上比较一致，但是，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成员。”“‘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不能准确反映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发展和分化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它的性质和危害，建议今后不要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有名词。” （作者为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副校长） |
在我党早期发展史上，曾有1个亲共产国际的左倾集团：“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集团内的28半中共党员，以自己因留学苏联而掌握纯正的“马列主义”为资本，激烈批评甚至藐视国内的革命实践，其领袖王明也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掌控了我党的最高领导权。但后来他们脱离实际的观念和行为使我党付出了惨痛代价，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说起‘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由来，首先得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年秋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产物之一。尽管这所学校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但其招生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国民党人，而是包括更多的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学生。可以说，中山大学是为当时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培养政治理论骨干的特殊学校。
从1925年开始，到1929年，每年都有一批人由中国远涉重洋，辗转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几年里，莫斯科成为当时中国的革命精英荟萃的地方。1927年7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同时命令各级组织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1930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学宣布解散，走完了短短5年的历程。但是，中山大学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却是相当深远的，其中“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就是在中山大学诞生的。
根据学界普遍的说法，“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在1929年夏召开的中山大学“十天大会”上诞生的。他们后来大都成为了我党早期的领导人，其领头者就是王明。中大第一期的300多名学生中，王明在入学一年后就成为“学生公社”的主席，在中大崭露头角。原由很简单，就是他紧紧跟随中大副校长米夫，取得了米夫的信任。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又逐步获得了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的信任。他以“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将一批学生拉拢在自己周围。
1929年夏，中山大学照例召开了一次学期总结。大会的中心议题是：中山大学党支部执行的路线是否正确。在当时，路线问题无疑是1个决定生死的问题。大会争议异常激烈，迟迟难以下决断，一直开了10天，史称“十天大会”。在无法找出更圆满的解决方式的情况下，大会只好决定，用举手表决的方法，看谁拥护中大支部局的报告。结果大多数学生反对这个报告，只有二十九个人支持，其中的徐以新因为年纪小、个子低、态度也不坚定，还只是个团员，被称为“半个”。从此，人们便把他们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以后的王明宗派集团就是从这二十九个人发展起来的。由于当时没有记录，二十九个人的名单并不确定，按学界比较通行的说法，“28个半布尔什维克”是指以下二十九个人而言的，他们是：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孙济民、杜作祥、宋潘民、陈原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新。
这二十九个人，进入中山大学的时间并不是一样的，王明、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盛忠亮、张琴秋、陈原道等，是在1925年入学的第一期学生，沈泽民虽然是1926年才插班进来的，但他也属于第一期学生之列；杨尚昆、李竹声是1926年进校的第二期学生；其他的人员，基本上都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进入中山大学学习的。还有1个人比较特殊，那就是夏曦。他是1928年春成立的特别班（或称老头子班）里的一名学员。这个班的学员有不少都是年纪较大、经验较丰富的中共领导人，如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杨之华、杨子烈、施静宜等。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有女性4人，即孟庆树、张琴秋、朱自舜、杜作祥。沈泽民和张琴秋当时已是夫妻，沈泽民牺牲后，与沈泽民同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陈昌浩又成为了张琴秋的第二任丈夫；孟庆树则是王明当时追求的对象，回国后不久也结成了夫妻。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归国以后，其结局大不相同，有的成了开国功勋，有的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有的则成了可耻的叛徒，有的则默默无闻，还有的下落不明。
成为了开国功勋的有杨尚昆、张闻天（洛甫）、王稼祥、张琴秋、陈昌浩、何克全（凯丰）、王盛荣、徐以新。
其中，在建国后担任职务最高的是杨尚昆。他与张琴秋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最早就认识和改正了错误的人。杨尚昆1907年生，四川潼南人。杨尚昆献身革命70余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1988年春召开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邓小平称作“革命元老”的杨尚昆当选为国家主席，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继毛泽东、刘少奇、李先念之后的第四任国家主席。
张琴秋，曾经担任过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师长，还亲自指挥打过仗，是红军历史上惟一的女性将领（语出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介绍我军各个历史时期重要将领的《解放军将领传》）。她在革命战争及和平建设时期都有出色的业绩，解放后又是共和国第一代女部长（任纺织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王稼祥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他到达中央苏区后不久，就支持毛泽东担任红军的领导工作，在遵义会议上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首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951年起，长期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张闻天有“红色教授”之誉，因他在理论研究上高于留苏的其他人，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大力拉他，而张闻天因缺乏国内实际工作经验，一时也对他们的主张表示赞同。１９３１年初，他回到上海任中宣部部长，后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通过实践，他逐步认清了“左”的错误危害，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大力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军。会上，张闻天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又替代博古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延安整风时，他检查了过去的教条主义倾向，要求到实际工作中锻炼。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外交领域，历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8大”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陈昌浩是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党政军“三驾马车”（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之一；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是长征时期最大一支红军主力部队的主帅。他这个人在二十八个半中比较另类。首先，他是唯一1个真正指挥过军队的统帅；其次，他的功大过也大。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他功不可没，西路军的毁灭他也难逃其责。他精明强干、英勇善战，对敌斗争坚决，他冒着风险坐飞机向黄安城里敌人扔手榴弹的故事很一直为四方面军的人津津乐道；但张国焘为了清除异己，残杀红军将领，他又是重要帮凶。西路军受挫后，陈昌浩性格变化极大，晚年胆小怕事，豪气全无，文革时更是选择了自杀之路。
王明传http://read.jd.com/9919/478175.html
| 第二篇：留苏受宠 |
八、“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由来 |
| 2011年03月09日14:13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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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王明作传，不能不论及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因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出自于中山大学，而王明又被认为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首领。 但搞清“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缘由又是一项艰难的课题。虽然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问题长期以来在党内外、国内外流传甚广，议论颇多，但多有歧义，莫衷一是。诸如，这一称呼是如何出现的？为什么要称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有无必要继续使用这一称谓？这些问题不但在国内外的研究著述中众说纷纭，就是原中山大学的当事人也说法各异，需要认真地进行辨析和考证。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是如何出现的呢？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是如何出现的，原中山大学的当事人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 第一种：“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在“十天大会”中出现的。 持此种说法的人最多。但是，这个称谓在“十天大会”中是怎样出现的，说法又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在表决支部局的工作报告时，只有28个人拥护，所以，这些拥护者就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27年入中山大学的陈修良回忆说： “大会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讨论支部局的路线对不对，揭发支部局的官僚主义、学校当局的贪污问题。后来没有办法，只好付诸表决，看谁拥护支部局的报告。五百多人投反对票的是压倒多数，赞成支部局的只有二十八个人。因此人们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以表示轻侮之意。那天这二十八个人都立在大会台的左面，所以大家很容易计算举手的人数和是什么人。‘文化大革命’时，有许多人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其实并无‘半’个，这不知道根据谁的说法。” 与陈修良同期入中山大学的张崇文在接受我们的访问时回忆说：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十天大会’时发生的。大会表决时拥护支部局的就只有二十八个人，大多数都反对。” 第二类：表决是否改组支部局时，拥护支部局领导的只有二十八个人，这些人就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也是1927年入中山大学的吴福海回忆说： “同学们就是否要改组支部问题展开辩论，最后大会对此付诸表决，结果拥护支部领导的人不过二十八个。后来我们就送给他们‘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称号。” 第三类：在表决支部局提出的解散团支部的要求时，只有二十八个人赞成，这些人就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28年入中山大学的李一凡回忆说： “在支部局提出的解散团支部的表决中，只有二十八人举手赞成。主席团的余笃三一走出大会会场就哈哈大笑，说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就只有二十八个？从此以后就传开了。”第四类：有人在大会上提出了二十八个人的名字，后来就把这些人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27年入中山大学的毛齐华回忆说： “有一天下午继续开会。余笃三在发言中拿出一张纸条，说：所谓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究竟有多少人呢？接着就念了纸条上所列的二十八个人的名字。” 第二种：“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反对支部局的人对以支部局为核心的王明等人的讽刺性称谓。 1926年入中山大学的盛岳说： “只是到后来，中山大学的一群学生，我是其中一员，才慢慢被人叫成‘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因为这二十八个人成了中山大学所有‘反党’派别的敌人，结果，大家给他们起了个别号，叫做‘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意思是说他们不过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尾巴而已。” 1927年入中山大学的袁孟超（袁家镛）回忆说： “我们是拥护斯大林的，当时我们也搞教条主义。与托派斗争时都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拿着马列书本，引经据典，与他们论战。托派就给我们这些人起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因为天上有二十八宿，加个半是讽刺，类似于中国的四大金刚等。” 1926年入中山大学的李元杰回忆说： “当时反对党的路线的人说这些人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我也是一个。我们这些人坚决拥护党的路线，但我们并没有组织，而且也不是一直的。” 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说： “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和‘陈绍禹集团’的说法，也是托派和陈独秀分子于1929年秋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搞清党时捏造出来的。” 在上述这两种说法中，第一种说法的四类观点虽然在细节上有些区别，但基本上都肯定“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出现，源于“十天大会”表决支部局提出的提案时，只有二十八个人拥护，后来就把这些拥护者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第二种说法的四位当事人，都是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成员。他们一致否认“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源于“十天大会”表决支部局的提案时只有二十八个人拥护的说法，而是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反对支部局的人对他们的讽刺，是逐渐出现的。 据我们考证，第一种说法虽然有较多的当事人在回忆中坚持，但由于年代久远，记忆难以十分准确，而且有些回忆材料又是相互参考引证，所以，仅靠人们的回忆是难以作出正确结论的。从“十天大会”的实际情况来看，认为“在表决中只有二十八个人拥护支部局的决议”的说法不能成立。 所谓的“十天大会”，是中山大学党支部局于1929年6月暑假前夕组织召开的一次工作总结会议。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曾经叙述了这次会议召开的背景： “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政治斗争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虽然他们及其支持者，同第二条路线联盟进行了激烈的搏斗，但联盟分子人数大大超过他们。尽管如此，他们在1929年夏初还是要求同第二条路线联盟摊牌。按照他们的‘争取速胜’战略，他们向党支部局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全部得到采纳。他们建议召开中山大学党员大会，来对有关问题深入辩论。他们还提议请中山大学所在地的苏共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给大会讲话。他们并进一步提议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出席大会，从而把他们置于公开批判之下，以此来制止他们的幕后活动。这就是‘把他们拉出来打’的策略。” 按照苏联当时的管理体制，高等学校的党组织也要接受所在地党组织的领导。所以，大会召开后，首先由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讲话，博古和杨尚昆现场翻译。芬可夫斯基在讲话中公开表示支持支部局的路线，对反对支部局的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 由于芬可夫斯基的讲话不符合中山大学的实际情况，明显袒护教条宗派一方，自然遭到了多数学生的反对，甚至有学生跳到台上，打断了芬可夫斯基的讲话，会场一度出现了混乱。 不过，虽然在“十天大会”上拥护支部局的是少数，王明教条宗派在同学中间也比较孤立。但是，由于他们有学校领导的支持，有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为靠山，参加大会的又有几百人（一说近500人）。因此，支部局提出的决议“只有二十八个人举手拥护”的说法难以成立。 而且，所有当事人的回忆都说王明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首领，我们所见到的各种不同版本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名单也都把陈绍禹的名字排在前面。如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果真来自于“十天大会”表决支部局的提案时有二十八个人举手拥护，那么，王明当然是举手拥护的二十八个人中的一员。可是，“十天大会”是1929年6月召开的，而王明于1929年3月就已经由苏联回国，他根本就没有参加“十天大会”。 第二种说法中，认为是“托派”或者是 “当时反对党的路线的人”给起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显然是对托派分子分裂党的错误行为与中山大学的多数学生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正义行为的混淆。但是，这种说法中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称谓的出现，不是在“十天大会”的某次表决时有二十八个人拥护支部局的决议，就把这些人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而是当时反对支部局的人对他们这些人的讽刺称谓，是逐渐出现的，则是比较可信的。 1928年来到中山大学的吴玉章，曾在1943年写了《吴玉章略传》。他在这篇自传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十天大会”的情况，并提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反对支部局的人在墙报上提出来的，是对支部局一些人的讽刺。 《吴玉章略传》中关于“十天大会”的叙述时间较早，内容丰富，其中关于“十天大会”召开的时间等史实描述已被证明准确。大量的回忆材料也可证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在“十天大会”之前并未流传，确实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出现的。因此，我们认为，吴玉章的观点是可信的。为什么将王明教条宗派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如前所述，虽然王明于1929年3月回国，但正如杨尚昆所言，“这条线还在”。因此，在王明离开中山大学以后仍把中山大学内的教条宗派称为“王明教条宗派”，是必要和恰当的。但是，在“十天大会”上，为什么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同学要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呼而不是其他的名称来称谓这个教条宗派呢？ 我们认为，袁孟超所说的，“天上有二十八宿，加个半是讽刺，类似于中国的四大金刚等”，还是可以说得通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把“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称为“二十八宿”，与袁孟超的说法不谋而合。当时参加了王明教条宗派活动的人，多数都在支部局、团组织、学生公社或者学校中担任一定的职务，有一定的影响。这些人当时又多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所以，用中国传说中象征着具有一定权势和地位的“二十八宿”来称谓，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有无必要继续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称谓？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有名词，虽然并非是后人的虚构，而是在中山大学1929年6月召开的“十天大会”上出现的一个特定称谓。但是，笔者同意杨尚昆同志的意见：“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这是一个实事问题，不是理论问题。”“当时确有以王明为核心的教条宗派，主要是指一部分靠近中大支部局的党员，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上比较一致，但是，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成员。”“‘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不能准确反映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发展和分化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它的性质和危害，建议今后不要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有名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