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革期间的邮票市场状况，集邮界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是“完全空白论”，另一种则认为是“并非空白论”。

　　持“完全空白论”者，以《集邮研究》（1988年第3期）刊登的署名赵珩的文章最具代表性。他认为：“文革”十年，社会是畸形的，人的心理状态也是畸形的。在这段历史时期中，集邮领域被视为禁地，没有集邮组织，没有公开的集邮展览，没有集邮的流通渠道，更没有任何学术的研究，无数珍邮毁于一旦，著名邮人难免一死，以至于青少年不知集邮为何物。

　　同时发表在《集邮研究》（1988年第3期）上署名田健行的文章则认为：“十年浩劫期间，集邮受到严重摧残是事实，但集邮并非一片空白。不仅集邮者不是一片空白，连官方也不是一片空白。”文章还列举一些事实，如1967年-1968年的“中国人民邮票服务处”；天津在几个门市部继续出售明显是供应集邮者的1970年-1976年成套邮票；1967年在邮电部内部办过一次邮展；文革期间，还有民间邮刊和民间邮票目录在顽强地生存和流传着。

　　1966年8月，中国集邮公司虽然关门停业了，但是到了1967年，就在原中国集邮公司门口，挂出了“中国人民邮票服务处”的招牌，经营人员仍然是原中国集邮公司的工作人员，只是出售范围限制在仅能出售1966年5月以后发行的新邮票和特74“中国人民解放军”邮票。邮票服务处的出现，为仍在坚持集邮的人们提供了收集邮票的一点方便，便是显而易见，在国家公开宣布停止一切集邮业务的背景下，这种明显为了照顾集邮爱好者的需要而出售成套集邮邮票的做法自然难以维持。

　　据著名集邮家赵人龙回忆：“1969年下放四川……离开北京之前，某次路过集邮公司，看到门又开了。进去一看，偌大一个营业厅，橱窗里仅陈列着两种邮票。即文4雕刻版‘祝毛主席万寿无疆’4分和8分各一个大方连。柜台里冷冷清清的坐着一位女同志，除我之外没见第二个人走进大门。我虽没有这两种邮票，但也没有兴致去买，应该说情绪是比较低落的。即使这样‘造反派’也没有放过集邮公司，又去第二次冲击，中国集邮公司终于正式停业。”由此大致推断出，这个“中国人民邮票服务处”大约在1969年初即告停业。

　　1966年8月，天津市集邮分公司也被迫关门歇业，并把所有认为存在“政治问题”的邮票全部予以销毁。原有的营业员或被调离，或留在原处改卖报刊杂志，原来偌大的营业大厅只留下一个小小的犄角旮旯，出售一些供人寄信贴用的零枚邮票。然而原集邮公司的工作人员出于对集邮工作的热爱和对集邮家的同情，通过自己经手售票并利用仅有的一点领取邮票机会，想方设法地为集邮者凑成整套，即使有时候凑不成一整套，也会等到新邮票发行之时偷偷地留下一些，准备给集邮者配套。至于那些根本未分配给天津的，如“文4”高面值票，他们就无能为力了。在那种是非颠倒的年代里，这种举动，随时都有被揪斗，被关进“牛棚”的危险，但他们一直坚持这样做。天津一些集邮家能够收集较为齐全的文革邮票，与这些默默无闻却又冒着很大风险的集邮工作者的暗中相助是密不可分的。（杨耀增《津门邮事》第45页）类似这种情况在全国其他省市也时有发生。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在文革开始后，政治运动最激烈的几年内，大约是从1966年初至1969年底，是整个邮票市场体系遭受打击最为严重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邮票的注通渠道基本上荡然无存，从国营集邮公司到民间邮票交换市场，从邮票的门市销售到邮票的通信函购、通讯拍卖、上门收售、跑台拉纤等均告绝迹。所以说这一阶段的邮票市场近乎真空，并不为过。至于民间邮票流通渠道内有无能够抗住高压、坚持交换甚至买卖的行为，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整理。

　　到了70年代初，特别自林彪1971年9月13日叛逃坠机而亡之后，各个方面均出现某种松动的迹象，一些邮瘾难耐坚持集邮的活跃人物，不顾高压、不怕挫折，暗中恢复了集邮活动，其中有不少老一辈的集邮家，更多的是中年集邮家。这些人在文革中虽然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对集邮的热情依然如故。他们有的恢复与各地邮友的通讯联系，相互交换文革邮票，交流信息；有的在家中接待邮友，聚会畅谈，切磋邮识；有的则埋头整理邮票史料，编印邮票目录，做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至于文革中后期邮票市场体系的复苏是从邮票出口打开突破口的。

　　三、文革中后期恢复集邮业务的曙光

　　1969年11月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军管会、通信兵部《关于邮电体制改革的意见》，决定撤销邮电部，成立邮政总局，归交通部（铁路、交通、邮政三合一）领导，管理全国邮政业务，对外称“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总局”；成立电信总局，归通信兵部领导，对外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总局”。

　　1970年1月1日，交通部邮政总局正式成立。1971年，粟裕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作为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之一，分管交通部的工作。

　　建国以来到1971年底，我国共发行纪念、特种、普通等邮票231套1038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可以出售外一律查禁，进而下令集中销毁。随着我国外交工作的胜利开展，国际上要求购买我国邮票的人士也越来越多。情况反映到中央，当时国务院业务组分管交通部的领导粟裕同志非常重视。 1971年6月初，粟裕听取了当时邮政总局负责人燕鼎的工作汇报，当听到中国停办集邮业务后，国内外反映强烈，许多外国朋友和侨胞纷纷写信索要中国邮票，不少人还寄来外币要求购买中国邮票时，粟裕一边翻阅广大集邮爱好者的来信，一边问道：“为什么要停办集邮业务？”燕鼎汇报说：“文革中集邮活动受到批判，被说成是封资修的东西，因而在‘斗改批’中报上级批准停办，现在看来这样做有些问题。”粟裕对此明确表态：“集邮本来是一项群众性非常广泛的有益活动。在国外，从老头老太太到娃娃都很喜爱集邮，他们很希望得到一枚新中国的邮票，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嘛。你们停办了集邮业务，违背了集邮爱好者的愿望，人家当然有意见。开办集邮业务，恢复出口邮票，可以扩大新中国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影响。人们可以从方寸邮票中增加对新中国的了解，增进对中国人民的感情，同时又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办呢？”

　　粟裕最后指示，要恢复邮票出口和集邮业务，由交通部向国务院写一个专题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后执行。在这次汇报后，粟裕又先后三次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到邮政总局了解贯彻落实情况，督促抓紧落实。
中国邮票出口公司的开业

　　1971年8月9日，由外交部、交通部联合向国务院送交了《关于邮票出口问题的请示》。请示中说：“近两年来，许多国家的进步团体和人民群众来函、来电，恳切要求得到我国的邮票。另据《人民中国》杂志编辑部反映，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建藏及其他日本友好人士向我访日乒乓球代表团记者提出，中国邮票在日本很受欢迎，要求我国继续出口邮票。各国集邮商社也纷纷要求订购我国邮票。最近，加拿大驻华商务参赞连续三次向我外贸部探询进口我国邮票的可能性。另据国外来信反映，我国停办邮票出口业务后，外国有些参加广交会的商人，在国内购买大量中国邮票，以商于面值十倍的价格，转手倒卖，从中牟利。”文中还追述了我国停办集邮业务的原因，并提出：现在，鉴于国外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邮票的强烈需求，同时，最近几年发行的邮票，都经过较严格的审查，为了扩大对外政治宣传，促进我国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和文化交流，经与有关部门研究，拟恢复我国邮票对外的出口业务。但在国内不办理集邮业务和出售外国邮票。有关邮票出口的具体业务工作，拟由北京邮局办理，为便于业务联系，对外拟用“中国邮票出口公司”的名义。

　　1971年8月13日，经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准，同意成立中国邮票出口公司。经交通部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联系，责成北京市邮政局设立专门机构，对外名义用“中国邮票出口公司”，具体负责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的出口业务。

1971年9月22日，北京市邮政局又将筹建任务落实到革委会生产组，由当时任生产组副组长刘宗训同志兼任中国邮票出口公司负责人，加上关福才、刘国珍、余长贵三位同志组成一个4人筹备小组，进行具体的筹建工作。由于已中断集邮业务多年，这次重建机构，自然困难重重，一是没有办公场地；二是缺少人手，特别是外语翻译人员；三是不懂集邮业务，特别是邮票的进出口业务一窍不通；四是没有可循的规章制度，两眼一抹黑；五是由于原先大量库存邮票被焚毁殆尽，实在是没有邮票可卖。

　　北京市邮政局在这种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兵分三路，各个突破，一是抽调管理干部和业务人员，调配外语翻译，招收进行短期培训；二是翻阅原来集邮公司档案，请教集邮公司的老同志，走访外贸、轻工、工艺、银行、进口大楼、中旅社等单位，学习、熟悉集邮业务和外贸政策；三是由市局后勤组负责，把东华门大街28号原集邮公司的房子进行整修后，交给邮票出口公司做办公和营业场所，1971年11月邮票出口公司即搬进新址。

　　1971年10月16日，邮票出口公司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交通部邮政总局写出了《关于邮票出口几个问题的请示》，对邮票出口工作的方针、原则，出口的地区国家，经营的业务范围品种，出口邮票的价格，收款办法等，都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得到了交通部的批复，并作为当时的工作依据。

　　1971年底，邮票出口公司经过紧张筹备，已经万事俱备，即将开业，最后也是最难办的事情就是急需筹措票源。他们经请示邮政总局并和北京邮票厂联系，最先是确定了1971年3月至11月期间新发行的“巴黎公社100周年”、“中国共产党50周年”、“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阿尔巴尼亚劳动党30周年”这4套编号邮票可以卖，随后又经过写紧急报告积极争取，增加了样板戏等3套邮票，到开业时总共只有7套39枚邮票可卖。这就是被传颂一时的“4套邮票办公司”的佳话。

　　1972年1月1日，中国邮票出口公司正式挂牌开业，营业地址在北京东安门大街28号（原中国集邮公司的房产），业务范围是专营邮票出口和向在华外宾供应中国邮票，不对中国公民开放，这7套39枚邮票就是该公司对外出口和门市陈列、出售的全部家当。中国邮票出口公司的开业对外影响很大，国外集邮界纷纷来信、来电祝贺公司成立，来款购邮票，同时也反映经营品种太单调。

　　（二）中国邮票出口公司业务的发展

　　落实邮票政策，抢救、开禁一批邮票是邮票出口公司开业后的一件头等大事。在1969年11月10日邮电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发出的（69）生五字712号“关于文化大革命以前发行的部分纪念、特种邮票可以继续发售的通知”中允许出售的107枚文化大革命以前发行的纪念、特种邮票，到了邮票出口公司开业时，北京邮票厂已经没有这107枚邮票的库存了，其他应该销毁而没有来得及销毁的邮票还有不少，因此只能在这些遭禁的邮票中重新审查并开禁。他们对一套套，一枚枚被认为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封资修内容的，在国内外发行，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而判过“死刑”的邮票进行分析、研究、经过各个方面慎重推敲，最后公司经研究并经北京市邮局批准，于1971年10月25日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及交通部提交了《关于邮票品种的请示》（京邮生字（71）169号）请求上级重新考虑开禁一批邮票，为了一炮能打响，首次只提出154套132枚邮票可以解禁拿出来销售。这15套邮票，除“第一届工人运动会”是纪念邮票外，其余则是“古塔”、“金鱼”、“菊花”、“唐三彩”、“熊猫”等特种邮票，在当时看来，这些邮票都是“脱离政治”的。这份报告很快得到北京市革委会的同意。

　　第一批邮票开禁后，他们信心足了，胆子也大了，进而认为“文革”前的邮票绝大部分都是好的，应该开放，对外出售。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同意了第一个报告后在等待交通部批复之前，中国邮票出口公司又在第一份清单的基础上增加了几套纪念和特种邮票，提出了第二份邮票清单，共28套229种，并提出要求开放盖销票。第二份报告（京邮生字16号）于1972年1月22日上报交通部，同年2月19日交通部以“交邮国字第109号”予以批复，主要内容是：（1）目前暂不办理盖销票出口业务；（2）同意对外出售文化大革命前发行的25套（计221种）纪特邮票（附清单）；（3）邮票厂每套留3000套备用外，其余全部无偿拨给中国邮票出口公司
这25套邮票的开禁，意味意味着邮电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1969年11月10日通知清点销毁文革前大部分邮票决定的否定，是落实邮票政策上的一个突破。这个批复和中国邮票出口公司的成立一样，都是一批领导干部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以大无畏的精神抵制极“左”思潮的结果。

　　文革前25套邮票的开禁，使中国邮票出口公司初步摆脱了“无米之炊”的困境，在国外集邮商社和集邮团体中引起强烈反响，订购量大增。邮票出口公司以此为契机，于1972年6月29日，又向交通部邮政总局提交了《关于申请对外出售建国以来发行的邮票的报告》。为使领导部门审查方便，报告中还列出了三个清单：一、请批准出售的109套423种邮票；二、请领导考虑的27套79种邮票；三、认为不宜出售的19套59种邮票。清单中所谓“不宜出售的”19套邮票都是一些涉及苏联、东欧国家重大运动等的纪念邮票。当时中苏关系还在紧张，邮票出口公司不得不有所顾忌。所谓“请领导考虑的”则是涉及一些国际活动、国际组织的纪念邮票，担心吃不准它们的政治背景。还有象“梅兰芳舞台艺术”等邮票，能否出售，也需认真研究。

　　1972年9月19日，交通部邮政总局发出《关于增加出口邮票品种问题的批复》（交邮国字693号），决定：（1）同意对外出售文化大革命前发行的61套233种纪念、特种邮票；（2）请邮票厂除每套留3000套外，其余无偿拨给中国邮票出口公司。

　　这样，1972年1月开业时有7套39枚，2月有25套221枚，9月有61套233枚，经交通部邮政总局先后三次核准，中国邮票出口公司可以对外出售的邮票品种已共计达到93套493种（《中国集邮史》第430页认为是512种）。至此，文革前发行的邮票，基本上都被“解禁”了，这是中国邮票出口公司的一大功劳。

　　又经过多次的积极争取，1972年11月2日交通部终于发出《关于同意出售盖销票的批复》（交邮字第2108号），批文大意是：（1）凡是批准出售的邮票都可以作成盖销票出售，价格参照1955年1月15日上报价格及库存量、国际市场价格制定；（2）盖销票的其他品种自己定。这样就突破了只卖邮票，不出售集邮品的限制，无形中为集邮品的制作和上市销售开了绿灯。同年10月15日，中国邮票出口公司在广州第32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开始展销中国邮票，以后历届广交会都一直展销中国邮票。

　　出售带有集邮性质的盖销票对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外商又提出要求供应首日封等邮品。中国邮票出口公司领导认为，过去国内发行的首日封均有图案和纪念戳，是纯粹的集邮品，现在既然允许出售盖销票，就应该可以按盖销票制作首日封。于是使用国际公文信封，贴上邮票，盖上邮政日戳当作盖销票出售给外商，这就是以后被称作“文革白封”的首日封。第一套是1973年1月5日发行的编号57-62“熊猫”首日封，这种封当时是按盖销票的价格出售的，连封的成本也不收，以避免制售集邮品之嫌。此前，中国邮票出口公司还发行过编号45-48“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邮票空白首日封。实际上，这种做法进一步突破了邮票出口公司只卖邮票，不搞集邮品的限定。当年，日本邮趣协会在收到这些白封后，觉得太单调无味，就根据邮票的主题，自行设计了相关的图案，加印在这些白封上，弥补了白封的缺陷。日本邮趣协会一共为29种中国文革白封设计加印了图案。

　　1974年9月北京至东京首航时，中国邮票出口公司还与日本邮趣协会共同制作了一种首航封，封的背面印着中国邮票出口公司的英文名称和地址。1975年以后，出口公司又增加了邮票折、袋邮等集邮品种。公司从1972年起每年编印一本中英文对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1973年起印制邮票月历，并贴上邮票实物。1975年起印发《新邮报道》。这些对外馈赠的集邮宣传品受到国外集邮爱好者的欢迎。

　　在业务操作方面，中国邮票出口公司，基本上是沿用“文革”前中国集邮公司的办法，经营的品种仍估有新票、盖销票、小套票、单枚票、袋票、普通票等，出口价格也参考过去的办法，新票按面值的60%-80%，供给批发商。收款办法也和过去一样，接收我人民银行允许接收的外国货币，如英镑、法国法郎、瑞士法郎等，基本上仍采用银行托收。这些办法，是他们从档案材料中学来的。

　　中国邮票出口公司成立当年，就与32个国家和地区恢复了邮票经营业务，出口邮票1000多万枚。1974年1月，中国邮票出口公司有职工48人，年收入约130多万元。

　　70年代初，在极左思潮的束缚下，集邮是被划入资产阶级情趣的活动，因此，中国邮票出口公司成立时的宗旨是只卖邮票，不搞集邮。出口邮票的品种一次次经过审批，仍有一些文革前发行的纪特邮票不能解禁。在多方积极努力下，能够允许出售近百套邮票，出售盖销票等集邮品，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已经是了不起的成绩。它不仅适应了国际上对中国集邮业务的需求，也为以后逐步开展国内集邮业务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邮电机构的重建和恢复国内集邮业务的曙光

　　文革期间，是我国邮政部门管理体制和组织机构变动最为频繁的时期，这在世界邮政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因而也给邮票的发行和流通带来许多混乱。尽管如此，到了1972年前后，我国在恢复国内集邮业务和邮票市场体系的道路上终于看到了一丝曙光。

　　首先是邮票发行的组织建制发生变化。1972年12月间，交通部决定成立邮票发行局。在相关通知中指出：“为进一步加强邮票设计、发行和票券管理工作，决定自1973年1月1日起成立交通部邮票发行局。该局为部属企业单位，负责邮票的设计、雕刻、组稿、编辑及邮资信封、邮资明信片、美术明信片的设计和发行工作；负责全国邮政票证的及时调拨供应及调剂工作等等。其机构的设置有：邮票设计室、发行会计科、邮票库，编制人数暂定45人，办公地址暂设在北京邮票厂内。”几乎与此同时，即1972年12月30日，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邮电体制问题的指示，邮电部筹备小组成立。

　　1973年3月12日，原中国集邮公司副经理薛铁以邮票发行局临时负责人的身份，带领原发行局（含中国集邮公司）的部分工作人员，到邮票厂临时局址开始办公。

　　其次是邮电部的恢复建制。1973年6月1日，国务院决定恢复邮电部，邮政总局仍划归邮电部领导，刚成立不久的邮票发行局自然归邮电部邮政总局领导了。

　　又经过半年的酝酿，1974年1月1日，中国邮票出口公司从北京邮局划归邮电部领导，与邮票发行局合并，对外仍暂使用“中国邮票出口公司”。出口公司的全体人员共48人连人带工作都过来，房屋和票库本来就是原集邮公司的，也用不着办什么交接手续。一切又恢复了原样，一个机构二块牌子，这是第二次的合并。由薛铁、贾振敖、关福才三位同志组成领导小组，不久从北京邮票厂调来了倪贯一同志任党委书记兼局长（经理）。

　　1974年5月，邮票发行局经请示邮政总局同意，在即将发行的“万国邮政联盟一百周年纪念”邮票上开始使用新的志号，即“J”字打头，为纪念邮票，“T”字打头为特种邮票，统称为“JT”票，以前发行的则统称“老纪特”。

　　机构的重建，关系的理顺，邮票的解禁，志号的恢复，标志着集邮活动和集邮业务在北京乃至全国又慢慢地活跃起来了。

　　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跨台，“文化大革命”象一场噩梦结束了。

　　纵观文革期间国内邮票市场的发展状况，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考察，第一阶段是从1966年6月至1969年底，这一阶段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从爆发达到高潮的时期，集邮事业与其他各行各业的遭遇一样，是被破坏和摧残得最为严重的阶段。整个邮票市场体系，包括国营邮票流通渠道和民间邮票流通渠道都被阻断，国家邮政主管部门从国家政策的高度禁止国内集邮业务，各级国营集邮公司和集邮门市部被迫停业，国家库存的大批邮票被集中焚毁，最后就连主管国内集邮业务的组织建制（包括邮电部、，邮票发行局、中国集邮公司等）都被取消了，这对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以国营集邮商业企业为主导的邮票市场体系只能意味着全部瘫痪；而此时民间邮票流通渠道由于经过全面的公私合营运动以来已经变得 规模很小、影响式微了，文革一开始，集邮活动就被认为是“四旧”、“是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是投机倒把”、“是玩古董”甚至被污蔑是“搞特务活动”，弄得人人自危，惶恐不安。随着政治运动的逐步深入，集邮家被抄家、揪斗、邮票被没收、销毁、谁还有心思 集邮呢？因此，从邮票的供给到需求，以及邮票的流通，全部陷于停顿。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一时期的邮票市场几乎是真空。

　　第二阶段是从1970年初至1976年底，这一阶段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越来越不得人心，特别是一些对文革运动持不同意见的老同志在中央恢复主持工作，各方面的限制均出现某些松动，恢复国内集邮业务和邮票市场流通渠道首先是从恢复对外出口邮票业务和邮票国际流通渠道打开缺口的。特别是有关部门积极恢复国家邮政主管部门的组织建制，从恢复邮电部、邮票发行局到建立中国邮票出口公司等，为恢复国内集邮业务和邮票市场流通渠道准备了人力（干部储备）、物力（邮票储备）和财务（资金储备）。这一阶段，中国邮票出口公司的对外出口邮票业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使中国邮票在70年代初开始就在国际邮票市场上立稳了脚跟，为后来我国进一步拓展国际邮票市场准备了条件。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文革中后期的国内集邮业务和邮票市场体系开始解冻，尽管国内的邮票销售和交换市场仍是一片空白，但是中国邮票出口公司的建立和对外邮票出口业务的首先恢复，毕竟使广大集邮爱好者看到了黎明前的一丝曙光

本文选自新中国邮市史话，作者李国庆先生，供大家学习！

（ 本文选自2014年《黎平文史》第1期，《锦屏文史》第4期）。

蛮夷长官司，俗称土司。黎平府境内，有潭溪、洪州、亮寨、曹滴、古州、赤溪、楠洞、八舟、龙里、新化、铜鼓、欧阳、中林、三郎、湖耳等十五个蛮夷长官司，这些蛮夷长官司中，亮寨蛮夷长官司的历史最长，其土司文化也是最具代表性。

亮寨蛮夷长官司的历史，可追索到汉朝时代，至今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清朝乾隆年间《龙氏族谱》记载：“汉朝伏波将军馬援征战五溪时，平息蛮夷于斯地。远祖于汉朝时有功，授本司正长官职。自汉、唐、宋、元、明等朝代，仍授前职。”清朝乾隆十八年亮寨第一位举人龙绍俭和作家龙绍讷（1837年中举）的诗文中也有记载：亮寨地区为蜀国丞相诸葛亮南征营寨故地。当地蛮夷民众和土司，为纪念诸葛亮南征，以诸葛亮姓名，分别起寨、江、洞名，即曰：亮寨，亮江、亮水，诸葛洞（洞在今龙池村境内）。

笔者在收集整理研究土司史料中，觉得亮寨蛮夷长官司的史料，保存比较好。

其实，亮寨龙氏世袭蛮夷正长官司的具体确切年代，是从元朝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开始文字记载，时历元、明、清三个封建王朝，世袭20世23人463年。亮寨在四百多年世袭蛮夷长官司活动中，演绎了一部为维护封建统治及土司利益，土司与封建王朝、土司与官府，一同镇压本土蛮夷起义反抗封建王朝的历史。

本文就亮寨世袭蛮夷正长官脉络、行政辖区、平夷、兵燹，长官手稿图，简介如下。

一、黎平府亮寨蛮夷正长官司世袭脉络

元朝：亮寨龙氏于元朝的元至二十一年（1361年）任蛮夷长官司

一世蛮夷长官：龙政忠

明朝：亮寨龙氏于洪武二年（1369年）开始世袭正长官：

一世蛮夷长官：龙政忠；

二世蛮夷长官：龙友仁（1375年世袭），弟龙友义（1383年10月世袭）；

三世蛮夷长官：龙志诚（1392年2月世袭，五子：永福、永寿、永康、永宁，永清）；

四世蛮夷长官：龙永福（1450年正月世袭）；

五世祖龙宽（1475年2月世袭）；

六世蛮夷长官：龙佐（1497年12月世袭；二子：龙凤、龙凰）；

七世蛮夷长官：龙凤（1511年8月世袭）；

八世蛮夷长官：龙韬（1542年11月世袭 ；二子：腾霄、腾雲）；

九世蛮夷长官：龙腾霄（1572年4月；四子：应春、应祥、应时，应雷）；

十世蛮夷长官：龙应春（1576年5月世袭；二子：祖荣、祖华）；

十一世蛮夷长官：龙祖荣（1581年2月），弟龙祖华（1590年世袭，二子：为霖、时霖）；

十二世蛮夷长官：龙为霖（1618年12月世袭）；

十三世蛮夷长官：龙纯极（1638年3月世袭）；

清朝：顺治十四年（1657年）亮寨世袭正长官：

十四世蛮夷长官：龙文炳（1647年世袭。四子：起云、起霔、超霞、起雷，）；

十五世蛮夷长官：起雲（1698年年二子，龙沛、龙漳）；

十六世蛮夷长官：龙沛（1699年4月世袭 ；二子：绍俭、绍靖）；

十七世蛮夷长官：龙绍俭（1729年正月世袭。五子：世勲、世俊、世伟、世佐、世仁）；

十八世蛮夷长官：龙世勲（1768年3月世袭），堂弟龙世寕（1773年7月世袭）；

十九世蛮夷长官：龙觀远（1800年世袭）；

二十世蛮夷长官：龙家谟（1827年）。

二、亮寨蛮夷长官司行政辖区

亮寨蛮夷长官司行政辖区12个寨：平江寨 、敦寨、颓寨、九男寨、龙池寨、塞界寨、竹山寨、捧寨、岑田寨、苗灶寨、岑荡寨、满赖寨。明朝时期，亮司辖区12个寨为1890户36707人；到清朝时期，亮司辖区12个寨里为2008户38636人。

三、亮寨蛮夷长官司的兵燹、平夷情况

元朝，亮寨首任蛮夷长官龙政忠，他出生于湖南会同县岩壁村，父亲叫龙汝一，为元朝贡生，母亲王氏，原籍会同洒口女。政忠的大哥叫颜魁、二哥叫颜殿，龙政忠排行三，字颜弼，为亮寨龙氏始祖。

龙政忠年青时，思想开拓，爱好交结朋友和游玩，但不愿从事农业生产。他的父亲和二叔三叔，多次规劝他从勤农耕，他不从。到了元朝至正年间（1341年），黔楚边方蛮夷，发生了多次兵燹战火，纷纷举旗起义。为此，龙政忠离开家里，加入抚安平蛮夷的队伍。在抚安平息蛮夷的十多年活动中，抚安平蛮首领，十分欣龙政忠的忠诚和勇猛，准许他率队解甲归田于湖广楚黔亮寨。元末，中原无主，诸侯割踞，奸寇称雄，烽烟四起，社会动荡不安，连年战事，黔楚生灵涂炭。龙政忠说：“天下事，大势可知矣。人贵自立，怎能卤卤久寄人篱下”。

元朝晚期，湖广五开卫（卫址今黎平城上午开），卫所辖的亮寨、洪洲、新化、欧阳、龙里、湖耳等长官司，先人分域而治。龙政忠守驻亮寨司，号集附近的寨子，率领众蛮夷，实施了捍卫故土，外打寇盗，内勤耕耘的战略措施，境内的蛮夷得以安居乐业。

朱元璋政治集团推翻元朝统治，建立了明朝。龙政忠颇识务，率蛮夷内属，策划归附朝廷事宜，于洪武二年十月，联合奉有建置的潭溪石氏、八舟吴氏等长官司，携带本地特产，前往京城朝拜天子朱元璋，朱元璋非常高兴，提笔谕写道：“谕归镇抚所属。”意思是说，谕语告诉，你们管辖抚所，所归辖的蛮夷区域。

洪武四年，沅江上游清水江白崖塘（2）蛮夷苗寇，据险坚固，举旗造反，对抗明王朝。明军伐木沿清水江而上。龙政忠随湖广总兵军营征讨白崖塘，剿平之后，兵部论功敕封龙政忠为承直郎 ，世袭亮寨正长官之职，颁给铜印一颗，诰命二轴。洪武八年二月内，龙政忠病故。同时，龙仲严（黎平人）在征战白崖塘中有功，授领湖广五开卫千户，支俸承直郎。

洪武八年八月内，龙友仁承袭，洪武十六年四月内病故。

洪武十六年十月，龙友义承袭。当时，吴面儿（吴勉）在黔楚边境称王，号称率蛮夷兵20万（真正有战斗力的夷兵约13万），抗击明王朝。洪武十六年至二十四年，吴面儿势力范围区域：黎平、锦屏、天柱、靖州、会同、沅州、榕江，从江、荔波、怀远、通道、龙胜等地。洪武十八年亮寨存留的前铜印诰命信书，一同被劫。其实是被吴部收缴。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龙远应病故。

洪武二十五年二月内，龙志诚承袭。洪武三十年，因婆洞林小厮（林宽）率蛮夷作乱，兵部调取龙志诚前往征讨，剿平之后，于永乐元年二月内，复颁铜印一颗。正统十二年三月内病故。

景泰元年正月内，龙永福承袭。成化十一年七月，龙永福在征剿清水江蛮夷的战斗中，不幸阵故。

成化十九年十月内，龙宽承袭，宏治十二年四月病故。

龙佐于三年 十二月承袭，正德三年因病迁替。

正德六年八月，龙凤承袭，嘉靖十九年正月病故； 嘉靖二十年一月，龙韬承袭，嘉靖四十二年四月内病故； 隆庆六年四月内，龙腾霄承袭 ，万历三年二月病故； 万历四年五月，龙应春承袭，万历八年八月病故；万历九年十二月内，龙祖荣承袭，万历十七年六月内病故； 万历十八年三月内，胞弟龙祖华承袭，万历四十六年九月病故；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内，龙为霖承袭，崇正十年六月内病故；崇正十一年三月内，龙纯极承袭，至清朝顺治四年十月病故。

清朝顺治四年八月，龙文炳承袭祖职，到任管事，永乐年间颁给铜印一颗。于十月内，平南大将军恭顺王、孔，差官招抚黎平府，将印信亲缴讫，又发行黎平府加援安抚司委牌一道，仍袭至顺治十五年。顺治十五年四月十日，龙文炳赴巡抚湖广偏沅军门，袁军前投诚，授给银牌一面，缎红一道 ，并安抚苗瑶告示一道，仍准原袭世职管事。康熙二年十二月内，钦颁号纸一道，发府转给；又于康熙六年三月十二日，颁给铜印一颗，康字三百零八号，发府转给，世守顶代正长官管事。

康熙执政时期，吴三桂与清军大败李自成，因战功清晋封吴三桂为平西亲王，兼辖贵州省，永镇云贵；与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子尚之信相呼应，成为拥兵自重的三藩。1673年，康熙帝下令撤藩。吴三桂闻讯后叛清。1678年，吴三桂在湖南衡州称帝，国号大周，建元昭武。康熙十三年正月内，吴三桂追去亮寨长官司印信号纸，复给伪印一颗，伪扎一张，准与承袭正长官管事。

康熙十八年三月内，因武岗路阻，龙文炳前往广西投诚，钦命扬威大将军和硕简亲王，悯念冒险望风投诚，给正长官扎付一张。未几，钦命太子太保抚蛮将军，传颁给扎付一张，俱准正长官照旧管事，并发密谕一张，密令龙文炳联络以及侦探逆贼吴三桂部将的隘口情形。龙文炳选差役，前往枫木岭边和山、辰龙关等处，探听吴三桂军情。龙文炳复于本年十一月内，差役前往各处隘口，侦探得实音，于康熙十九年正月初三日，派差役，前赴广西怀远县，将逆贼吴三桂各处隘口情形逐一细报，广西监军道刘转启亲王外，于三月内恭逢大师恢剿逆寇荡平。

三月十五日，龙文炳前赴靖州投诚，并缴伪印份扎； 钦命定远王平寇大将军固山贝子，又当面赏袍帽，颁给正长官扎付一张，仍准亮寨蛮夷长官司正长官管事。龙文炳领扎回亮寨到任管事。在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内，吏部颁号纸一道，龙文炳赴黎平府，亲领回司任事。于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内，奉钦颁康字六千四百四十一号铜印一颗到黎平府，龙文炳赴黎平府衹领任事，至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六日病故。 

康熙三十七年内，龙起云向黎平府具文申报，得到督抚部院题请承袭，并得到皇恩准世袭，兵部颁号纸到贵州省，龙起云正统欲赴贵州省祇领任事，忽于本三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病故。

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内，龙沛具文请袭，同年十一月内奉部颁号纸一道，衹领任事，于雍正六年九月二十三日病故。

雍正七年正月内，龙绍俭起草拟文承袭父职，雍正七年八月内，奉部颁号纸一道到省，于本年十月二十一日衹领回司任事。雍正六年龙绍俭奉旨，清理清水江苗寇。雍正七年内， 清朝抚部院张一将军，带领前往古州等处押运军粮，龙绍俭随营办事有功。乾隆三年内，奉大部准照一等军功，议叙加一级，随带纪录，二次注册，曾伯祖绍俭以郡庠承袭，自丙辰、辛酉、甲子、丁卯、丙子、已卯、庚辰七科乡试，后科中举，之后因病休致革职。

乾隆三年七月内，龙世勋申请题袭，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内，大部颁给号纸一道，换给乾字一万四千一百三十九号，铜印一颗、衹领任事。 

乾隆三十六年二月内，因挟嫌诬揭本府案、内革职，拟军例应父子并家口迁往安庆，奉文另选合例之人，承袭为龙世宁，乾隆三十七年三月内，具文详请承袭，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内，抚部颁发号纸一道，衹领任事，于嘉庆四年内，因病休致。龙观远于嘉庆五年内承袭，道光七年因病休致。

荫袭龙家谟，例应接袭父职，抚绥苗彝，催徵钱粮。龙家谟所具亲供是实。 

四、申报正长官司文书格式

申报纸张要求：使用上等宣纸。

报号纸式：印制有四周为龙凤图案，有“兵部为循例”字样。

案呈及敬称：武选清吏司案呈，兵科抄出本部，汇题前事内开，贵州巡抚称。

申报内容：黎平府属亮寨长官司龙某(因休病致病故)，某该应袭，龙某现年若干岁，实系(已故休致)土。官嫡生长男，为人诚实，通晓夷情，苗众悦服，取具宗图册，结送部承袭等因，具题奉。告，该部议奏，钦此查定例，土官缺，以嫡长承袭等语。

申报实文：贵州黎平府属、亮寨长官司龙某(病故休致)遗缺，今据该疏称，查该应袭，龙某现若干岁，实系(已故作 休致)土官龙某嫡生长男，为人诚实，通晓夷情，苗众悦服，取具宗图册结送部、承袭等因，查与定例相符等因，应如该抚所请，龙某准其承袭。贵州黎平府属亮寨长官司，颁给号纸令，其祖领等因，于某年号、某年某月某日题，本某日奉。旨依议钦此，相应给与号纸令其承领可也。须至号纸者，殊勾天龙字皆殊点。硃长判，印右号纸给贵州省黎平府属亮寨长官司龙某准此，某年号某月

某年某月某日给号纸花押，硃判。

颁发图章样式：乾隆三十四年，清朝抚部院发亮寨铜印式样，图章正四方形。清朝抚部院发亮寨铜印图章内容：“铜印一颗乾隆三十四年六月，颁，发乾字一万四千一百三十九号。”

五、亮寨正长官司龙家谟手稿图

《龙氏族谱》清朝同治五年，第23代长官司龙家谟，明朝至清朝《长官司图册       

                                                                      图为清晚期亮寨蛮夷长官司铜印

注：（1）蛮夷，是古代对四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泛称。夷是专指南方少数民族。

（2）白崖塘：地在今天柱白市至远口之间。

伯高公七十二世孙，------

黎平县左所坡10号 龙迅  撰写

龙   迅          龙旭云

纪念红军长征到黎平80周年，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要论述中央红军、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 、红八军团、红九军团在黎平前后的军事革命工作，这种宽而大的军事革命题材文章，有难度。在此，我们从红军反围剿、红军到黎平前、红军到黎平中等三个阶段的军事行动和革命工作来简述。仅供学者读者参考。

一、从反围剿的军事革命行动说起

提及红军长征到黎平的军事行动和革命工作，首先要回顾认识一个问题：中国工农红军为什么要长征？红军长征为什么要到黎平？要了解这样的问题，话还得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政治纲领和军事目标说起，从围剿与反围剿的革命战争说起。

红军长征前，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三大的政治纲领分别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历史的中心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建立民主的新中国。这样一个有政治目标、军事目标明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八一起义、秋收起义后，且拥有几十万平方公里的红色革命根据，拥有几十万夺取政权的中国工农红军队伍，且红军队伍在不断的发展壮大。主政国民政府的蒋介石，肯定容不下工农红军的革命行动，为此，蒋介石想方设法调集军队，要灭掉这支红军队伍。于是就有了1930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次反围剿，第二次反围剿，第三次反围剿，1933年2月3月的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和1933年9月10月间的第五次反围剿。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懂得运筹帷幄和军事兵法的毛泽东被排斥，结果，红军在不到一个月的反围剿中，打了败仗，红军由30多万军队锐减到3万。这种惨败的情况下，红军领导层，不得不思考保存实力和生存。在这样十分严峻情况下，中央红军领导层开始的酝酿筹划、秘密准备和出发突围，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挺进。这就是红军为什么要长征，为什么长征到黎平的真正原因。

说得通俗一点，上世纪30至40年代，反围剿与围剿，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反动派统治，两大政党的战争，武装夺取统治政权的战争。

二、   红军长征到黎平前的军事革命行动工作

红军在长征前的军事革命工作，我们综合了一此军事史料记载：1934年10月17日晚(原有资料说16日晚)至20日晚，突围转移的红军野战军，先后渡过于都河，踏上突围转移漫漫征途。

10月18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向全野战军下达突破敌人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攻占信丰县古陂、新田地域的命令。

10月21日上午10时起至23日，野战军右前锋红三军团和左前锋红一军团，先后向驻守古陂、新田地域的国民党粤军发起猛烈进攻。敌第一道封锁线被迅速突破。至10月25日，野战军全部顺利西渡桃江。26日，左前锋红一军团进入广东南雄县界址、鸟迳一带，右前锋红三军团进入信丰县油山和大余县境。

10月30日，野战军全部离开江西中央苏区，继续西征。

军事史记载红军长征的革命工作情况，是具体而详实的。然而，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惨败后，中央红军领导层，开始对红军离开江西中央苏区的去向，是非常保密的，一般的排长和战士行军和打破了敌人的第一道、第二道封锁线的一两个星期，也不知道去哪里，只知道听指挥官讲走哪里，就走哪里，也不知道要进行长征。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了放弃中央苏区、红军主力突围、向湘西转移的决策。1934年10月7日，军委命令各军区地方兵团接替各线主力红军的防御任务，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从阵地上撤下来，向瑞金、于都、会昌地区集中。

10月10日晚，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队从瑞金地区出发。部队分布是：一军团在左翼，后面有九军团；三军团在右翼，后面有八军团；从两翼掩护第一纵队（军委纵队）和第二纵队（中央纵队）作甬道式前进，五军团扔任后卫。

10月11日，奉中革军委第五号命令，将红军总部直属队、干部团、各学校编成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中央纵队为军委第二野战纵队。第一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参谋长钟伟剑，政治部主任王首道；第二纵队为党中央、中央政府、供给部、红大、军委二局等，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维汉，副司令兼副政治委员邓发，参谋长张宗逊（后为张经武），政治部主任邵式平。军委第一、二纵队系一九三四年突围时的编制。

10月21日晚，部队从于都西南的王母河新田之间突破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此时，已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各部队的序列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仍为朱德（兼），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兼），总参谋长刘伯承，副总参谋长张云逸，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辖三个师。第一师：师长李聚奎，政治委员赖传珠（后为黄苏），参谋长聂鹤亭（后为耿飚），政治部主任谭政；第二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刘亚楼；第十五师：师长彭绍辉，政治委员肖华。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辖三个师。第四师：师长洪超（牺牲后为彭雪枫、张宗逊），政治委员黄克诚；第五师：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钟赤兵；第六师：师长曹里怀，政治委员徐策。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央代表陈云，参谋长陈伯钧，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两个师。第十二师：师长陈伯钧（兼），政治委员谢良；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参谋长王光道。第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苏，中央代表刘少奇，参谋长唐浚，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辖第二十一师、二十三师。第二十三师：师长孙超群、政治委员李干辉。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中央代表何克全，参议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李涛。下辖第三师、第十四师。第十四师：师长因子昆，政治委员王开湘。

从10月20日突围至12月10日，红军付出了重大代价，分别突破了敌人设置的一、二、三、四道封锁线，部队由出发时的8万之众锐减至3万余人。 

1934年  12月11日，红军主力占领通道城，并召开了会议。

三、红军长征前在黎平中的军事革命工作

中央红军长征在黎平军事革命工作，是从1934年12月14日开始，这一天，前锋攻克了黎平。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说红军是“红匪”、“赤匪”、“共产共妻”的等等反动宣传，一般富有的地主、商户，听了这些宣传有些害怕，有的连夜携带妻儿走下乡躲避。中央红军到黎平后，积极开展红军革命宣传工作，向没有走开的群众，讲红军革命的道理，红军是工农的子弟兵，是老百姓的军队。红军战士为群众打扫卫生，担水劈柴，以实际行动来证明红军队伍的友善，赢得群众信任。通过宣传，一些群众陆续回黎平。之后，红军还组织召开了黎平群众大会。

中央红军到黎平时，部队已经不足3万人（但有史料载，红军到黎平仅有2.89万人）。

红军长征进入黎平时，每到一些村寨都写有：工农无产者联合起来。在洪州、地西、秦溪等村寨的祠堂墙上，至今仍保存有红军书写大标语：“工农武装起来，打土豪，分田地。”

中央红军到黎平后，经过周密的军事部署安排，确定12月18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会议地点在黎平古城二郎街胡氏商铺内，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委员人员有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张闻天、陈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等10人。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黎平会议的第8天，中革军委为了充实部队战斗力，紧缩机关，于26日下达命令，将军委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纵队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陈云，副司令员叶剑英，参谋长钟伟剑。第一梯队司令员刘伯承兼；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第三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维汉，与此同时，中革军委还命令，撤销红八军团，将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为政治委员。

2006年10月1日，92岁高龄的老红军战士刘国宝（辽宁省人，1932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在参观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会址时，心情颇为激动。他含着热泪，对陪同的黎平、锦屏两县乡镇武装干部回忆说：1934年，他是一名中央红军一军团普通的红军战士，长征到贵州黎平时，参加过青鱼坳的战斗。他和7个红军战士在战斗中，身负伤，走不动路了，是黎平当地侗民老乡救护了红军战士。

他回忆说：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在1934年10月16日至19日傍晚，先后从梓山乡的山峰坝，县城南门、两门，罗坳乡的孟口、石尾和靖石乡的渔翁渡口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红军长征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时，人员折损过半。蒋介石急调四十万大军，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我红军于湘江之侧。在面临敌人重兵前堵后追之下，“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湘西的二、六军团会合上。

当时，被排斥的毛泽东同志主张：“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企图，就必须与五六倍的敌人决战，和优势的敌人硬打仗，显然就有覆没的危险。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到稍事休整。”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到中央大部分同志的赞同。12月，我军占领湖南两南边境通道城后，出敌不意。12月12日立即向贵州前进，14日一举攻克了敌人薄弱黎平城，到了黎平，从而使红军避免了落入敌人陷阱的危险。

老红军刘国宝回忆说： 12月14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六团会同三团，占领黎平城。当日周恩来同志也与先头部队同日进城，在黎平城周恩来对肖锋说：“我要在这里等中央纵队，党中央要开会。”

12月16日，中央红军纵队进到黎平。

中央选择在黎平开会，主要是形势的要求，红军进入贵州的军事战略行动方针问题，这个问题摆在党和中央红军的面前，亟待解决。

会前，中央军事领导小组对黎平会议作了安全军事警戒布防，以“万万火急”电报发往各军团，要求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前进至湖南的新厂、岩鹰坡、溶洞地线，向靖县派出警戒。十五师应前进至通道，向绥宁、靖县两方向派出游击队，加强警戒，又命令三军团脱离桂敌之后，主动进至广西的牙屯堡、团头所地域，向林溪、古宜方向游击警戒。在贵州境内，永从、黎平、锦屏、天柱一线，驻有黔军一个旅又两个营。红军正面突破这条防线进入黎平后，即以一部北上铜鼓，将守敌击溃。周恩来同志到黎平后，即从一军团派出一个师的兵力驻守黎平，驱逐城外的黔军，保障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

12月18日，召开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开会地址在红军总司令部住处，具体住处是黎平城内二郎街胡荣顺号店铺内召开。

这次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关于红军的军事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会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会议争论非常激烈，军事顾问李德要求在黔东北和敌人硬拼，毛泽东同志则主张向黔北走。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努力说服，许多同志改变了观点，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放弃与二、六军团的会合。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

12月19日，中央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同志签发了《中央军委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军事行动的决定》。电令：二、六军团在湘两加强活动，调动湘军北援；四方面军在准备重新进行进攻，能钳制四川全部敌军，以策应中央红军胜利向川黔边进军。

12月24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签发了《关于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明确规定，通过苗侗地区，不打苗侗土豪、不杀苗侗的甲长、乡长，不宰杀耕牛，对违犯者要严厉惩处的纪律规定。

当时，红军部队减员很大。红军在黎平休整了三天。会后，军委对部队进行了部分整编，决定第八军团编入第五军团，取消了八军团的番号。

在黎平开展了扩大红军队伍工作中，黎平共有75名侗、苗同胞加入了红军队伍。何国恩、罗成章、龙老九等侗、苗同胞加入了红军队伍。

12月20日至24日，在扩大红军队伍工作中，中央纵队七连在鳌鱼嘴遇到驻永从、黎平的黔军伏击，刘国保等几个红军战士身负重伤，连续两天没有吃饭，又饥又饿。是侗苗同胞把这几名红军战士带进家中，进行包扎伤口，煎药医治，数天后恢复健康，才继续跟上红军北上遵义。

中央红军在黎平的军事革命工作，是红军长征中灿烂辉煌的一页,也是中国军事革命史上永远不朽的一页。特别是黎平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黎平会议精神的指导下，红军队伍精神焕发，战士斗志昂扬，一路凯歌，势如破竹，强渡乌江，攻占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实现了中国革命历史的伟大转折。

（5000字）

2014年12月13日写于黎平

飞山公统领五溪峒的文化遗存（原创）

龙   迅（侗族）                                                

摘要      飞山公生长在唐末五代时期，是位杰出的五溪峒酋，他青年时期，结营飞山，率兵平蛮，抗击楚王马殷政治集团，峒人举他为诚州剌史。其统领经营的五溪，农耕得到发展，社会得到稳定，蛮民得以安居乐业六十多年，之后，被朝廷封为“威远侯”、“英惠侯”。五溪人为纪念他，立庙祭祀，其神明灵验，庇佑五溪一方生灵，五溪人对其更加虔诚。为研究了解飞山公统领五溪的历史情况，作了田野调查。本本就其统领五溪的地理、历史、背景、价值意义、征战史迹、年谱、文物等文化遗存方面进行研讨。

关键词     飞山公   统领五溪    文史      研考                

正文      至今，五溪区域各县仍保存有多处年代久远的飞山庙宇文化，诸如黎平飞山庙、锦屏飞山宫、靖州飞山宫、绥宁东山飞山庙、龙胜飞山庙、会同飞山庙、城步飞山庙、通道飞山庙、芷江飞山庙、玉屏飞山庙、秀山飞山庙等，如此众多的飞山文化庙宇屹立各地，充分体现了五溪民间人对飞山神的图腾，对飞山公的虔诚崇拜。

五溪人，为何虔诚崇拜的这位人物，其究竟何许人氏？什么时期统领五溪峒？其社会、政治、军事、领地如何？都是值得我们研考的课题。笔者通过多年来的义务实地考察研究，得出结果：湘、黔、桂、滇、渝等五省市民间所建立的飞山庙，均系纪念一位生长在唐末五代时期的五溪峒酋、北宋追封为“威远侯”，名叫杨再思的人物，这个人物，民间称他为飞山公，也称飞山神。现就调查中，将获得的史籍、方志、杂志、碑文、史迹、文物等相关飞山公的文化遗存史料，进行整理、综合作考如下。

一、  飞山公统领五溪的地理概况

飞山公率兵平蛮，抗击楚王马殷政治集团，统领五溪行政军事区域，其主要活动在五溪峒区域。所以，我们首先对五溪的地理情况作考，是十分必要和有历史价值意义的。

五溪是什么？五溪，是人们通常把汉代至清代等的贵州、湖南、四川、重庆、云南东北部、广西北部注入长江的“酉辰无雄清”五条水系河流称为五溪。五溪即是酉溪（今酉水）、辰溪（今锦江）、无溪（今舞水）、雄溪（今巫水）、清溪（今清水江）。五条溪流经纬，还要包括不在“五溪”之内的沅水其他支流所达地区。

五溪地理地区，大至包括贵州的松桃、铜仁、镇远、江口、石阡、黎平、黄平、锦屏、玉屏、天柱、三穗、岑巩、凯里、台江、剑河、雷山，湖南的沅陵、永顺、桑植、张家界、古丈、龙山、保靖、花垣、吉首、泸溪、辰溪、麻阳、凤凰、溆浦、中方、芷江、新晃、洪江、会同、靖州、通道、城步、绥宁、洞口、隆回，湖北的鹤峰、来凤、咸丰、宣恩，重庆的黔江、酉阳，秀山，广西的三江、龙胜等五十余县市。

有关飞山公的平蛮活动、抗击楚国马殷政治集团活动，统治地区活动范围，主要在五溪。民国三年（1914年）甲寅天柱县冷水摆洞《杨氏族谱》抄本记载中说：杨氏飞山公，其平蛮、抗击楚国的路线地点，大致为湖南的黔阳、靖州往贵州黎平、锦屏、天柱县瓮洞，至湖南芷江县大龙；又从黔阳托口，往纳渠水，到纳潕溪。从潕溪，经过镇远、施秉，至玉屏县，进入湖南新晃县、芷江县，到怀化榆树湾踅而朝南，往黔阳县城。率军活动于巫溪，雄溪流域一带。从城步，经过靖州、绥宁、会同，到达洪江。率部从贵州梵净山，经过铜仁，到达麻阳，往辰溪、沅江进行军事活动。也活动到樠溪，即今的万溶江、武水、武溪、泸溪一带。徒步黔、川的武陵山脉，进入湖南的凤凰县，进入吉首，入泸溪，到沅江流域。从重庆酉阳、往湖北来凤，到沅陵县。晚年居住黎平佳所，杨再思率部所到之处，至今有相当部分的地区，保存有纪念他的“飞山公“、“飞山庙”。

简要地说，飞山公（杨再思）政治、军事活动的地区概况，包括今贵州黔东南州、铜仁地区；湖南西部的怀化市、张家界市、湘西自治州；广西北部的龙胜县、三江县；重庆的黔江区；湖北的来凤县等。

二、飞山公统领五溪的历史背景

飞山公统领五溪的历史背景，也就是飞山公活动于唐末五代时期的政治背景：唐咸通九年（839年），朝廷调杨再思的父亲杨居本，从淮南丞（今江苏扬州）调到叙州平蛮，任长史，治龙标，开拓湘、黔、桂、渝等五溪峒流域。

唐懿宗咸通元年（860年）六月初六日：飞山公出生叙州朗溪托口，是年，正是国内发生大规模的庞勋领导桂林戍兵起义反唐，队伍发展到20万人。

公元875年6月，黄巢率众在冤句响应起义后，农民起义战争长达十年之久。这时，各地强烈，各霸一方，划地为牢。五溪流域，也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军与朝廷对抗的景况，也常触动其心灵。他生长在这样一个社会动荡、百姓生活处于水深火热的环境中，但他并没有偏入造反的轨道，也并不因为父亲当官而飘然，这当然与父亲杨居本严格教育有关。这种环境下，铸成了他勤奋好学，勤练武艺，勇于斗争的精神。

唐中和三年（883年）飞山公23岁，随父守护叙州，在平叛中屡建功勋，显现出过人的才能。事后，经江陵节度使向朝廷举荐，任叙州知州，领五溪峒，并组织兵马，抗击楚王马殷，并产生了统领五溪峒流域的政治思想。

其实，飞山公是在唐帝国王室衰微，天下纷争，五代兴起，楚王称雄，人民生活极不稳定的衰落时代里成长的。从《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四页中，就能读到唐朝衰败的晚景：

丁巳（897年），上御延喜楼，硃全忠遣牙将寇彦卿奉表，称邠、歧兵逼畿甸，请上迁都洛阳。及下楼，裴枢已得全忠移书，促百官东行。戊午（898年），驱徙士民，号哭满路，骂曰：“贼臣崔胤召硃温来倾覆社稷，使我曹流离至此！”老幼繦属，月馀不绝。壬戌，车驾发长安，全忠以其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全忠发河南、北诸镇丁匠数万，令张全义治东都宫室，江、浙、湖、岭诸镇附全忠者，皆输货财以助之。甲子，车驾至华州，民夹道呼万岁，上泣谓曰：“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馆于兴德宫，谓侍臣曰：“鄙语云：‘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视。

从以上这段记载文字中，大家可以看到，唐皇被迫迁都后“长安自此遂丘墟矣”。大唐皇帝“ 车驾至华州，民夹道呼万岁，上泣谓曰：‘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馆于兴德宫，谓侍臣曰：‘鄙语云：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由此可见，唐帝国已走向衰败，皇帝走到漂泊，不知竟落何所的地步。同时，也读出唐王朝皇帝的无能。皇帝是在完全不能掌控国家政权后，心感无奈，主动禅位于梁王。这时，唐朝可谓是内外交困，朝中无君。楚王马殷抓住这个有利时期，雄踞长沙，大树楚王旗帜，扩大军事，争雄天下。

是年，飞山公38岁，十峒举公为诚州刺史，他统领五溪十峒的政治思想，经营五溪峒的军事方略，日渐成熟。他手持近万兵马，管辖近3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拥有50万蛮民，逐渐增强抗击楚国（诸侯国）马殷的能力。他抓住这个有利时期，在行政区域中，实施自治政策：“民有修养生息，民有其耕，民有其乐，民有其安。”所辖五溪十峒，一度繁荣，经济上升，使“滇、黔、渝东南、湘西蛮民乐业六十多载也”。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六中记载：（907年）初，梁王以河北诸镇皆服，唯幽、沧未下，故大举伐之，欲以坚诸镇之心，既而潞州内叛，王烧营而还，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离心，欲速受禅以镇之。丁亥，王入馆于魏，有疾，卧府中，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恐王袭之，入见王曰：“今四方称兵为王患者，皆以翼戴唐室为名，王不如早灭唐以绝人望。”…….庚戌，梁王始御金祥殿，受百官称臣，下书称教令，自称曰寡人。丙辰，张文蔚等至大梁.卢佶闻钱传镣等将至，将水军拒之于青澳。 辛未（911年），以武安节度使马殷为楚王。

从以上内容，大家可以看到大唐王朝最后的落幕背景过程，和影响907年江南未来的新生力量“武安节度使”楚王马殷的崛起的历史背景。

911年，马殷，建立楚国统治政权，成为五代十国中强盛一时的国家之一。这个时期，楚国百姓，虽然得到一时的休养生息，但唐皇帝以降御札禅位于梁王后，大的州郡，都被他人占领了。飞山公统领的地盘，也只是五溪峒这块区区的地方了。

我们再看看飞山公统领五溪峒的时代背景。历史上的五代十国，长期处于诸侯混战与分裂割据中，各诸侯国的土地，大量荒芜。京城开封周围二十三州，幅员几千里，土地垦种者“十才二三”；南方诸路，虽遭受战争破坏较少，但由于封建剥削苛重，即使经济最发达的江、浙等路，也仍普遍存在土地荒芜，农民流亡的现象，也十分严重，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是时，国内人口数量，也严重下降。《旧五代史》载：五代后周宋初人口，全国967353户，4836765人口。江南人口密度也不大。楚国的五溪峒人口也不过50多万人口。然而，五溪流域的民族（侗、苗、瑶、汉等），也因受到封建统治王朝长期的压迫和剥削，五溪峒流域百姓的生产力极为落后，生产依然是刀耕火种，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对五代统治王朝，楚国马殷政治集团，产生了不满和仇视。

三、飞山公统领五溪的价值意义

飞山公统领五溪峒，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具有积极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其历史价值，主要是在唐末封建王朝衰败，无能管理西南边境的五溪峒地区的形势下，杨再思，有胸怀五溪，治理十峒地区的志向，为此，其登高呼众，结营飞山，积极组织十峒地方武装，英勇抗击楚国楚王马殷军队对诚州的镇压，其后又归附马殷，马殷被灭后，十峒民众，推举飞山公为诚州刺史，他紧接采取积极的五溪自治政策：“民有修养生息，民有其耕，民有其乐，民有其安。”所辖五溪十峒，一度繁荣，经济上升，“滇、黔、渝东南、湘西蛮民，得以安居乐业六十多载”。五代衰退，宋又兴起。北宋王朝认为飞山公经营治理五溪峒有功，连续追封为“威远侯”、“英惠侯”，这亦是飞山公统领五溪峒重要的历史价值意义所在。

飞山公，经营五溪峒，井然有条，自治地方的政策宽松，深得民心。峒民经济生活得到提高，得到安居乐业。在封建社会里，其所治理的地方社会能得稳定，特别是地方民众能得到六十年安居乐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飞山公对当时社会作出贡献是相当大的。他在教育子孙后代，在管理治地州问题上，维护社会稳定上，也有长期的战略指导思想。在外交上，要同王朝建立好政治外交关系，拟定长期的纳贡外交政策。其子杨蕴袭位后，开始向朝廷纳贡，五年后杨通宝又继续纳贡。清朝举人龙昭讷撰写《威远侯传》记载：“通宝于太平兴国五年，以龟筒、犀角、玉盆、文马，入贡京师、太宗召见，嘉之，仍授诚州刺史。”杨正岩复贡。纳贡，是地方行政长官、附属诸国与封建王朝的一种朝贡政治外交关系。这种纳贡关系，在当时是必须的，也是有积极重要价值和有历史意义的。

杨再思仙逝后，杨氏子孙相继弘扬祖业，多次向朝廷纳贡。《宋史·蛮夷二·诚徽州》记载:“诚徽州，唐五溪峒州，宋初杨氏居之，号十峒首领，以其族姓散掌州峒。”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首领杨蕴始内附。五年，杨通宝始入贡，命为诚州刺史。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其刺史杨正岩复来贡，是岁政岩卒，以其子通盈继知州事。自此，“飞山蛮”的统治范围逐渐扩展到湘西南、黔东南、桂东北广大地区(包括湖南靖州、会同、通道、洪江、怀化、溆浦、麻阳、芷江、新晃、新化、新宁、武冈、城步、绥宁、贵州锦屏、黎平、天柱、从江、榕江、玉屏、广西三江、龙胜等县)。

四、飞山公统领五溪的文史遗存

在研考过程中，收集飞山公统领五溪流域的文史资料，主要是考阅于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的一些史籍、文献、地方志、族谱、碑文等史料：

1、《资志通鉴》：“ 后梁开平三年（907年）叙州蛮酋播金盛恃其所居深险, 数扰楚边。楚王马殷遣邵州刺史吕师周将衡山兵五千讨之。乾化元年（911年）正月, 吕师周扳藤缘崖入飞山洞袭潘金盛师周得平地数处趣军入, 布立栅一日而毕。金盛大骇曰：“此兵从天而降也” 命杨承磊率兵千人出战, 师周为散星炮破其军, 缚降者为乡导, 直至洞前, 杀承磊，擒金盛, 送武冈斩之, 并斩三千人, 尽毁其巢穴承磊族人杨再兴（杨再思之误）以其地附于楚。”

2、 光绪《黎平府志》载：后梁初年，杨承磊据十洞, 内有五开洞, 楚王剿灭之。其族人飞山公（杨再思）据潭阳（今靖州）、郎溪自称诚州牧, 归附于楚王马殷历后唐、晋、汉皆楚马氏地, 再思子孙相继焉。

4、飞山公活动地域：（1）、《新唐书》地理志,：“ 叙州潭阳郡” 本巫州，继改称沉州, 大历五年（725年）始改名叙州, 领潭阳, 朗溪, 龙标三县。（2）、嘉庆《湖南通志》, 叙州潭阳郡, 唐代被称为“ 蛮地” 或“ 南僚’ 地区。（3）、嘉庆《湖南通志》“ 建置沿革表” 定叙州治所为潭阳, 今芷江县地朗溪, 今黔阳、会同、通道、黎平、天柱、锦屏为龙标县地。（4）、光绪《黎平府志》说, 黎平府（东南和东北）唐代亦隶叙州龙标县和潭阳县据此, 则唐末、五代初潘金盛、杨承磊、杨再思等所据的“ 十洞”、“ 诚州” , 均在“ 叙州潭阳郡”境。（5）、公元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后周）, 马氏灭亡，长沙为周行逢占据, 飞山公（杨再思）的后代杨政岩（即杨正崖, 杨再思之子）复称“ 十洞首领, 以其族姓散掌州洞”,“ 自署为徽诚二州刺史” 光绪《黎平府志》称“ 徽州, 今绥阳（绥宁之误）县地诚州, 今黎（平）、靖（州）地” 。（6）、五代末、北宋初的“ 十洞诚徽州” 是同一地区, 其范围东起今湖南绥宁县, 西迄贵州黎平县, 渔通包括靖县、通道从尔后杨晟台反宋的活动地区看, 还延伸到今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北部地区。

5、飞山公业绩资料：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2年）杨芳自叙的《杨氏家谱》说：“再思公以唐懿宗咸通十年己丑岁（860年）生, 至昭宗朝（889—904年）值世乱, 马殷据长沙, 虎视滇、黔。公先由淮南垂迁辰州长史, 结营靖州飞山，扼要拒之, 屡战屡捷, 与李克用同受绢诏征兵, 道长梗阻, 众奉为诚州刺史, 威名曰著, 称令公焉。“ 历五代”，天下多遭涂炭, 独公奉唐正朔, 保障滇、黔, 民赖以安。

6、碑志资料：清末进士，胡长新（黎平人），光绪五年（1879年）,为飞山公撰“ 墓表” 全文载光绪《黎平府志》, 首先叙述清高宗救赐匾额的由来, 次叙杨蕴、杨通宝附宋的年代对杨再思的事迹则照录《杨氏家谱》原文。

7、飞山公族称：《通鉴》称潘金盛为“ 叙州蛮酋” 杨承磊、杨再思与金盛同时分据叙州, 应无疑义。 他们这几个人也是“ 蛮、僚”的首领“ 蛮、僚”, 都是当时汉族统治阶级对西南少数民族的“ 蔑称”, 其中包括侗族证以今黔、湘、桂中的杨姓多半自称是杨再思的后代, 初步把杨再思定为侗族,。

8、明郭子章所著的《黔记》：“ 土司、土官世传” 中说“ 黎平府” 属“ 曹滴、古州、中林, 湖耳、龙里、欧阳、赤溪” 七个长宫司皆杨姓, 再思裔孙也朱梁时, 再思据有徽诚州称解史“孙通蕴即杨蕴、通宝、通楹当宋盛时相继入款, 始授官”。

9、《宋史》载：“ 西南溪洞诸蛮传” 飞山公的后代纳土附宋后, 宋王朝仍以杨通宝、通楹先后任诚州刺史。（诚州治所即靖县）。北宋经营诚、徽州九十余带扩散掌州洞的杨氏族姓首领犹时叛时服。直到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往派遣章悼率重兵“ 经制蛮事” 后, 始初步底定。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改诚州为靖州, 徽州为漪竹孙, 直接派员统洽, 从而把杨再思的嫡系左迁贵州黎平。

10、清朝同治三年，举人龙昭讷（字木斋）编辑《龙氏族谱》中手稿《遗文卷：载有〈威远侯传〉. 〈二侯祠记〉.〈飞山公杨再思传记〉》等篇史料记载了飞山公具体怎样获得统领五溪“威远侯”封号。《威远侯传》是这样中载：“公（再思），见事不谐，亡走楚，至诚州，时朱氏篡唐，天下无主。马殷据长沙，称楚王，虎视滇黔。众举公为诚州刺史，称令公焉，公奉唐正朔，结营飞山寨拒之，保固滇黔，滇黔之民，得以安居乐业六十余载。此后，公屡著灵显，居入神之。为建祠堂于飞山之麓。马氏灭。公之裔杨正崖，据十洞。公有二孙，长通蕴、次通宝。通蕴于宋太平兴国二年，纳土内附，诏以福禄州，置福禄永从长官司属诚州。通蕴卒，通宝遂率所部，通宝美丰仪，娴辞令。太平兴国五年，以龟筒、犀角、玉盆、文马，入贡京师、太宗召见，嘉之，仍授诚州刺史。淳化元年，通宝卒，通蕴之子入贡，诏嗣其职。五代以来，杨氏祖孙，世专溪峒，其爱朝命而为剌史者，自通宝始。”

11、光绪《靖州直隶州志》载：今靖州城西有“ 威远侯庙” ；光绪《黎平府志》载：今黎平县城北有“ 英惠侯祠”，建于追封杨再思之后。庙、祠均早已倾纪, 方志中仅存其名。解放前见存的杨再思庙宇均名“ 飞山庙” 也有名“ 飞山宫”的, 改名年代无考。

12、杨再思“飞山庙”资料：（1）、光绪《黎平府志》, 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以前, 黎平府城和府属的洪州司已有“ 飞山庙”。如绥宁、会同、通道 有“ 飞山庙” 创建年代方志失载, 也许比黎平还要早一些清代, 贵州自省会贵阳以下一般都建有“ 飞山庙”。（2）、《贵州文物》第一期记叙, 贵阳的“ 飞山庙” 建于乾隆六年（1741年）以前。其他地区无论是侗族或其他兄弟民族分布的府、厅、州、县城内都建有“ 飞山庙” 或“ 飞山宫” , 特别是侗族聚居区, 几乎是寨寨都有杨再思的庙宇胡长新在其所撰“ 杨再思墓表” 中说“ 庙之在城市乡村者, 水旱疾疫祷之辄应岁时生忌, 歌舞祀之。民有争, 胜负未决者, 相率质于神, 无情者辄这巡不放入” 此外, 人们还把杨再思的生辰定为六月初六日忌辰定为十月二十六日, 届期往“ 飞庙” 敬祭者络绎不绝。这样看来, 杨再思的名声传播的区域是比较广泛的, 在侗、苗、汉族社会中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13、飞山公墓葬有二处：一即《杨氏家谱》中确定杨再思墓葬于黎平县长岭岗, 光绪《黎平府志》表为“ 宋追封美惠侯唐末诚制史杨再思墓”； 一在今湖南靖县城西十五里的下乡。光绪《靖州直隶州志表》为“ 宋威远侯墓” 光绪五年前。两墓均无碑光绪三年（1877年）, 黎平府知府袁开第亲往黎平长岭冈谒墓, 光绪五年黎平府城乡人士始为立神道碑于墓前约五十米的大道旁碑高约三米, 宽一米有奇, 砷文楷书直行, 阴刻全文为“ 宋追封英惠侯唐末诚州刺史杨公再思神道碑二长岭岗, 一名“ 两路口” , 在黎平县东南三十里。

五、飞山公统领五溪的战斗史迹

飞山公统领的平生事迹，主要是出任叙州知州后和举为诚州刺史时期，进行平蛮，抗击楚王马殷军队和归附楚国等系列活动。

平蛮，指的是什么？平，就是打击，平息；蛮，指的是古代粗野，凶恶，不通情理的南方人。飞山公随父亲杨居本率部平蛮的就是五溪蛮，即是平息五溪流域的社会地方武装，反抗统治者的少数民族群众。

梁开平二年（908年），潘金盛领飞山和五开（今贵州省黎平县）一带，杨再思据叙州的潭阳、郎溪一带，率部声援，以拒马殷。

《资志通鉴》载： 后梁开平三年（909年），叙州蛮酋潘金盛恃其所居深险, 多次扰楚国边境。楚王马殷遣邵州刺史吕师周将衡山兵五千讨之。杨再思率部讨伐之。

《资志通鉴》载“闽国”乾化元年（911年）正月, “吕师周扳藤缘崖入飞山洞袭金盛师周得平地数处趣军入, 布立栅一日而毕。潘金盛大骇曰：‘ 此兵从天而降也’ 命杨承磊率兵千人出战, 师周为散星炮破其军, 缚降者为乡导, 直至峒前, 杀承磊，擒金盛, 送武冈斩之，并斩三千人,尽毁其巢穴承磊族人。”此时，杨再思又率部迎敌，未能取胜。闻讯杨承磊被擒，其率余部回十峒。

梁开平五年（912年），潘金盛被斩之后，迫于形势，飞山公率领“飞山蛮”余部，附于楚国，被封为诚州刺史。他的这一行动，不仅挽救了处于灭亡边缘的“飞山蛮”，而且使其取得合法地位。为以后发展奠定了统领政治基础，附楚后，杨励精图治，设立10峒，以其族姓散掌州峒，抚驭峒民。光绪《黎平府志》载：后梁初年“ 杨承磊踞十洞, 内有五开洞, 楚王剿灭之。其族人飞山公据潭阳、朗溪自称诚州牧, 附于楚王马殷，历后唐、晋、汉皆楚马氏地, 再思子孙相继焉。”

后唐清泰元年（935年）：唐末帝李从珂表彰杨再思丰功伟绩，授银青光禄大夫、诚州刺史、左仆射尚书，食邑一万二千户。

后晋天福年间（937—944年）：杨再思(飞山公）领导征西、平南两大战役，将来犯界之部族在黔粤交界击退，凯旋而归。与西部诸峒酋长在平南一战，使诸峒酋长部属威服，不敢冒犯诚州。

《宋史·诚徽州传》云：“诚徽州，唐溪洞州。宋初，杨氏居之，号十峒首领，以其族姓散掌州峒。”这就是“十峒首领”最早的出处。以其族姓散掌州峒，抚驭峒民。并以字派“再、正、通、光、昌、盛、秀”七字为等级建立封建领土制度，推动境内各民族的团结和融合，从此“飞山蛮”进行兴盛时期。五代之乱，天下多遭涂炭，独诚州兵民屯集，商贾出入，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

马殷楚国政权灭亡后，杨之七子正岩将“飞山蛮”的统治范围逐渐扩展到今湘西南，黔东南，桂西北广大地区（包括湖南靖州、会同、通道、黔阳、怀化、溆浦、麻阳、芷江、新晃、新化、新宁、武冈、城步、绥宁、贵州、锦屏、黎平、天柱、从江、榕江、玉屏及广西三江，龙胜等县，杨再思团结各州的兄弟民族归顺朝廷，因治国安邦功勋卓著，被宋王朝先后追封为威远侯（“威远侯”碑现收藏于会同），芙济侯，广惠存侯和芙党侯。为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杨再思服楚后，设立古州(今贵州罗里)、龙里、潭溪、洪州、八角、湖耳、中林、亮寨欧阳、新化(以上均为贵州省黎平县属)等十峒，号十峒首领，以其族姓散掌州峒，抚驭峒民。杨再思子十二(含其弟二子)，受土分镇滇、黔；长子政隆，授知州，与子通蕴住守武冈；次子政滔，授知郡，住守罗蒙(今通道县)；三子政修，授刺史，住守真良(今绥宁)；四子政约，授知州，住守辰州府(今沅陵)；五子政炎，无官，住守罗岩(今通道县东北境，旧称罗岩洞)；六子政绾，授知州，住守东山(今绥县西北境)；七子政岩，授国公，住守湖耳(今黎平县属)并镇渠江(今靖州县)；八子政嵩，授都司，住守黄疆(今黎平县西南)；九子政权，授太慰，住守潭溪(今黎平县东部)；十子政钦，授都统，住守乐土(今黎平县西南部)；十一子政荣，授安抚，驻守澧州(今湖南澧县)；十二子政衡，授都使，住守西番。同时杨氏还以字派“再、正、通、光、昌、盛、秀”七字为等级建立封建领土制度，推动和加速了境内各民族的融洽。五代之乱，天下多遭涂炭，独诚州兵民屯聚、商贾出入，境内之民，焕然改色，有礼乐文物之盛焉，此皆杨氏之功也。

六、飞山公统领五溪的年谱简介

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杨再思父亲杨居本及其弟弟杨居庆、杨居忠，随杨再思祖父杨临牒，由淮南扬州丞，迁叙州长史。

唐懿宗咸通元年（860年）六月初六日：杨再思出生叙州。

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年）：杨再思随父亲杨居本守叙州。后江陵节度使举杨再思为叙州知州，领五溪峒地。杨再思赴任后，在五溪地区建立峒制，管辖十五峒，亦称五溪长史。

唐龙纪元年（889年）：杨再思受朝廷绢诏，分镇滇黔，保境卫国。

唐昭宣帝天佑年间（904—907）：边郡割据。杨再思临危受命守沅州，分镇黔滇，保境护唐，授左仆射尚书、江淮湖广都铃辖使，都统兵马。

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年）：朱晃废昭宣帝，自称皇帝。杨再思发誓不奉梁，亦不附楚，仍使用唐昭宣帝“天佑”年号，众奉为诚州刺史，威名日盛，被称为令公。杨再思坚持奉唐正朔，改叙州为诚州，诚心固守，自封“诚州牧”。使用唐哀帝“天佑”年号，村寨使用唐规、唐款，在西南腹地创建忠于唐室的藩镇，以功受唐诰封为“诚州刺史”，左仆射尚书，食邑一万二千户。

后梁乾化二年（912年）：杨再思私改叙州为诚州，以示“诚心固守”之意，并自封“诚州牧”。杨再思有十子，各为酋长，称为“十峒蛮酋”。并以字派“再、政、通、光、昌、盛、秀”七字为等级，建立封建领土制度，推动境内峒瑶苗各民族的团结和融合，从此叙州蛮进行兴盛时期。

后唐清泰元年（935年）：唐末帝李从珂表彰杨再思丰功伟绩，授银青光禄大夫、诚州刺史、左仆射尚书，食邑一万二千户。

后晋天福年间（937—944年）：杨再思领导征西、平南两大战役，将来犯界之部族在黔粤交界击退，凯旋而归。与西部诸峒酋长在平南一战，使诸峒酋长部属威服，不敢冒犯诚州。

后晋天福九年（944年）：杨再思年迈，已是八十四岁高龄，自感心力不济，遂将权交与十子分管，二子杨政滔主管军权，七子杨政岩主管政权。杨再思有十子，各为酋长，称为“十峒蛮酋”。三子杨正修，管辖今绥宁、城步、新宁、武冈等峒寨地区。当时属叙州蛮徽州赤水峒，故称“赤水峒主”。

后周显德元年（954年）十月二十六日：杨再思逝世，享年九十四岁。葬於黎平县长岭岗。

七、飞山公统领五溪的重要文物

1、飞山公“威远侯”碑文。考地会同县。  

 2、靖州飞山广场飞山公塑像

3、飞山公杨再思墓。作考地：黎平县佳所长岭岗。

4、飞山公《杨再思》文考：清朝光绪18年版《黎平府志》第六卷下第9—11页。

5、《威远侯传》《二侯祠记》。文考：清朝同治年间文物。清朝开泰县举人龙昭纳（字木斋）手稿《龙氏族谱.遗文传》第20—15页。

6、杨英惠侯墓。作考地：黎平佳所长岭岗。

7、图为宋代诚州刺史三世祖通宝铁盔甲。作考地：黎平《杨氏族谱》

8、清末进士，胡长新（黎平人）书写杨再思墓碑志铭。作考地：清朝光绪五年刻立黎平佳所村飞山公杨再思碑文。

八、结束语

飞山公，潜心统领五溪，经营五溪，保固黔、滇、湘、桂、渝蛮民得以安居乐业60余载，功不可没，绩垂千秋。

飞山公，为稳定五溪社会家园，做出了巨大贡献，被称为五溪家园的精神领袖。他维稳五溪的崇高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飞山公诸子孙，见广开明，进京纳贡。特别是杨政隆兄弟自从父亲杨再思辞世以后，见五代皇室衰终，北宋兴起，人心归宋，与时俱进，顺应潮流，进京面圣，称臣朝贡，献诚州版图。宋太祖赵匡胤龙心大悦，赞扬杨氏父子济世良策，守土有功，树为五溪楷模。元丰年间，朝廷追封杨再思为威远侯，景定元年宋理又诏谥为英惠侯，且要杨氏继续安抚蛮民，固守五溪十峒疆土。

飞山公统领五溪峒，仅仅是笔者个人一考之见，供大家参考而已。可能也有误谬的地方，请专家学者读者们多指导。

参考书：

1、宋代，宋祁、欧阳修编著《新唐书》。

2、司马光、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编纂《资志通鉴》；

3、光绪《靖州直隶州志》；

4、光绪《黎平府志》；

5、嘉庆《湖南通志》；

6、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的《宋史》，《宋史·诚徽州传》；；

7、光绪《杨氏家谱》；

8、清朝同治3年《龙氏族谱》《威远侯传》；

9、民国三年（甲寅）《杨氏族谱》；

10、《杨再思氏族通志》，

11、《贵州文物志》；

12、清乾隆版《开泰县志》；

13、《靖州县志》；

14、《黎平县志》；

15、《五溪之神》。

16、1994年《贵州民族研究》中《侗族巫术文化叙》。

本文：10000字

作者单位：贵州省黎平红色文化团协会副会长

论文纂者：龙 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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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557300

六十世祖：堂龙、堂宝、堂玉、堂文公，堂文配杨氏生四子，光仁（长房）、光文（二房）、光礼、祖岩（满房）。

六十一世祖，光仁公子一，来政；光文公，文职庠生，子一，来富；祖岩公子二：来宝、美章。

六十二世祖：长房：来政之子老时；二房：来富，二子：浦告、浦光，义子三保；三房：来宝公子二：浦元、怀泰，美章公子三：老冒、老长、老宁。

六十三世祖：长房：老时公之子元岩；二房：浦告公之子老敬，浦光公之子老厚；满房：浦元公五子：金桥、金朋、兰桥、金蛟、老侣。怀泰公二子：老三、老保。老长公二子：德盛、志炫。老宁公子一：胜宗。

六十四世祖：长房：元岩公，二房：老敬公，老厚公；满房；金桥公、金朋公、兰桥公、金蛟公、老侣公。

六十五世祖：长房，元岩公、世能公；二房，二薄公、寄坛公，凤岩公，阳保，满房，腾盛，腾茂，老楼。

六十六世景派，文显：嘉庆二十年（一八一五年）生。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巡抚贵州筹处地方督军务增。

六十七世运派

德华公：多次参加清朝科举，被清朝廷恩赐为耆员，为八品官员。

德玉公：居住龙排村。嘉庆年间，监生。

昭财公：又名孝才，冷水坪地人，一八三0年生。系清朝咸丰、同治年间贵州侗族农民起义军军师。参加姜映芳、龙海宽起义军攻破天柱、会同、玉屏、芷江、靖州、黎平、锦屏等十三座州府城邑的战斗，歼灭清军三千八百多人。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二十日，与龙海宽（冷水人）一同率领义军与黎平府军营杨清芬部，在锦屏平秋大战时，身受重伤，不幸牺牲，葬冷水寨脚高峰顶。享年三十一岁。

六十八世祖立派

必刚公：贡员；引堂公，生员。

现  代 仕 录

六十九世本派

锺源：冷水坪地人，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任坪地大队主任。

灿辉：冷水坪地人，武昌第三陆军中学毕业，中华民国革命军第十军警卫营营长；参加中华民国革命军第十军王天培军长北伐战争。国民党第三次反围剿中隐居于贵州省黎平县尚重小务弄寨。一九七四年九月十四日卒，葬于黎平县尚重镇务弄村小务弄寨屋背田砍外边。安葬山向飞蛾扒壁。

七十世正派

胜丰：冷水坪地人，小学学历。中共党员。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零年任水洞乡坪地村村主任。

胜洲；冷水坪地人，中专学历，历任小学、初中教师。调天柱县委宣传部，任外宣办主任。

胜前：黄桥圭西人，中学学历，中共党员，贵州省公安厅三处主任。

胜海：黎平庙岭人，书读到董达私立学校，任过教师后做粮管员，在平途粮站十多年，后到尚重粮管所任所长退休。

永胜：黎平九达高奶人，高中学历，任过小务弄教师，后从政转公安到贵阳，在南明派出所所长，南明区公安局分局副局长，办公室主任等职，

金雄；冷水坪地人，中学学历。曾在贵州地质工作，冷水坪地龙氏族长。一九八七年坪地《龙氏族史》主编。

龙滔：冷水美妖人，初中学历。中西南地区东山龙氏总祠宗亲理事会天柱县分会副会长。

龙渊：初中学历，顿勉教学，后转粮食部门工作，曾在寨蒿、育洞、平寨工作，在尚重粮管所退休。

七十一世家派，

金圭：冷水圭照人，任锦屏县长吴邦建通讯员，平略大队党员支部书记。

金柱：冷水坪地人，大学本科学历。在贵州省从江县公安局、天柱县经贸局、天柱县安全局等单位工作及办公室主任。配杨氏玉娟，在从江县医院、天柱县凤城镇医院工作。

金源：冷水坪地人，大学本科学历，历任雷山二中教师、雷山县公安局、凯里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办公室主任，一级警官，主任科员。

昌基：冷水坪地人，天柱师范毕业，在水洞学校、平茂学校，石洞中学教书，历任副校长。

金星：冷水坪地人，大学本科学历，修文县人民法院副主任，法官。配林氏悦，大学本科学历，医师。

金天：冷水坪地人，大学本科学历。贵阳市房产公司律师。

金弟：冷水坪地人，中共党员，初中学历，历任坪地村民委主任。

金贤；九达庙岭人，贵州电大中文大专毕业，先后在小务弄、尚重中学任教和当总务主任。

金朝：九达庙岭人，贵州电大中文本科毕业，先后在庙岭教书，尚重中学任教。

金贵：九达小务弄人，大专学历，在贵阳银行，云岩区政府社区党政部门工作。

建平：九达小务弄人，大学学历，先后在北京进公司，贵阳、云南开新趋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作。

石平，又名俊成，九达小务弄人，大学本科学历。毕业重庆建筑学院成教。在贵阳开公司。

金焕：九达小务弄人，凯里财校毕业，在黎平人民银行工作。

耀湛：石洞镇大坪人，凯里师范学院中文系，大学本科学历。配石氏凤仙凯里师范学院中文系，大学本科学历。

荣相：冷水坪地人。大学本科学历，黎平县茅贡中学办公室主任及工会主席。配杨氏梅林，大专学历，黎平县孟彥镇财政所会计工作。

龙耀：冷水美妖人，大学专科学历。配王氏朝会，大学专科学历，在供电局工作。

昌演：冷水美妖人，贵州大学机械系毕业。

昌海：冷水美妖人，贵州师范大学毕业

金茂：冷水坪地人，成都地质学院毕业，工程师，出国到新西兰国考查地质，在云楚雄市第二文地质工作。

金锡：冷水坪地人，初中学历，历任水洞粮站主任，坪地村党支部书记。

永翔；黎平九达人，中专学历，尚重镇农牧站兽医员兼任务弄村卫生员。

永长：黎平九达人，贵州民族学院物理系毕业，孟彦中学教师。

七十二世邦派

腾庚：冷水客寨人，小学学历，参加抗美援越战争。

高厚：三穗良地人，前清授从九御职候補州县右堂。

腾盛：冷水坪地人，大学本科学历。

英晗：冷水坪地人，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居住天柱凤城。历任天柱县、施秉县公路征稽所长（正科局级），调天柱县国税局工作。

腾灿：又名龙迅。冷水坪地人，大学专科学历。历任黔东南州森工技校黎平技工班、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黎平县分校教务主任、广西商报社编辑记者、沿海时报社副总编辑；政协黎平县第九届委员，中国侗族文学会会员、黎平红色文化团协会党支部书记。参加编辑《黎平县志》、《黎平历史人物》。著有《龙迅散文选》，《故乡》等书。

腾辉：冷水坪地人，中学学历，黎平县宋家屯小学、姜家屯小学教书。

腾炎：冷水高计人，大学本科学历。

腾平：冷水高计人，吉林大学毕业。

龙锋：冷水龙排人，大学本科学历。

腾周;冷水坪地人，天柱师范毕业，在水洞学校小教高级教师，历任冲敏小学校长。

腾柱: 冷水坪地人，高中学历。小学高教。在邦寨，水洞学校初中教师。

腾圭: 冷水坪地人，大学本科学历。

腾标:冷水坪地人。小学学历，历任石洞、高酿区供销社主任。

腾宋:生于庙岭，大专学历，先后在岑纪教学，德化供销社、尚重供销社工作和主任。

腾祥:又名明凯，黎平岑优人，高中毕业，任村长。

腾波:榕江人，大学本科学历。历任过榕江人民银行行长。

腾川:黎平庙岭人。成都电信工程学院毕业，在北京振华电讯公司工作，高级工程师，住海淀区。配王氏颕，原籍北京人，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在北京振华电讯公司工作。

腾机:黎平九达庙岭人，贵州大学毕业，工程师，曾在凯里、贵阳、广州、上海昆山等地从事外企商务工作。

腾章: 黎平九达庙岭人，大学本科学历，曾在尚重、黎平、锦屏、榕江、从江等地质监局工作，历任副局长，局长。

腾豪:黎平九达小务弄人。贵阳中医学院毕业，在黎平中医医院工作。配吴氏秀娟，贵州师范大学毕业，黎平三中教学。

明利:又名腾恩，黎平九达小务弄人，凯里师院毕业，在榕江宰麻中学教学。

腾明，黎平九达庙岭人，遵义医学院毕业，读研究生。历任凯里四一八医院、遵义第一人民医院麻醉师。配吴氏红大学本科学历，在遵义中山医院等工作。

明安:又名腾禄，黎平庙岭人，湖南工程学院工业设计专业，本科学历，在深圳搞工业设计，

波光:黎平庙岭人，云南大学毕业。

云辉:冷水美妖人，大学本科学历。天柱县政法委副书记。配杨氏凯旋，大学专科学历，天柱凤城四小教师，小教高级。

邦燎:冷水美妖人，大学本科学历。。

芳萍（女）:冷水美妖人，大学本科学历。天柱县石洞镇政府工作。

龙宜:冷水坪地人，大学专科学历，天柱粮厍主任。

世平: 黎平庙岭人，中国政法大学毕业，中共黎平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道桥工程师）兼任贵州省黎平县“三高一快” 协调指挥部常务副主任。配张氏海燕，大学本科学历，贵州省黎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主任 ，第九届黎平县政协委员。

世涛: 黎平庙岭人，大学本科学历，尚重医院院长。

世铭: 黎平庙岭人，大学专科学历，尚重中学教师。

七十三世继派

文汉:号清波，三穗良地人，清光绪授从九御候补州县右堂。

秋利（女）:黎平县德凤人，共产党员，大学专科学历。

文伯:冷水坪地人，大学专科学历。在水洞学校，石洞中学任教，中教一级。

文泉:冷水坪地人，高中学历。坪地村委副主任。

灵健（女）:冷水坪地人。贵州师范大学毕业，研究生学历。教师。

龙梅（女）:冷水坪地人，中专学历。护士。

文华:生于武汉，大学本科学历。

文滔:冷水坪地人，大学专科学历，中教一级。曾在水洞学校，石洞镇中学任教。

文军:冷水坪地人，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

文圭:冷水坪地人，大学专科学历，历任天柱县高酿区长，乡镇企业局长，党组书记。

文英:冷水坪地人，大学专科学历，历任剑河县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副经理）。

廷荣:冷水登路人，大学本科学历。

柳青:冷水登路人，大学本科学历。

廷周:冷水登路人，大学本科学历。

文圭:黎平庙岭人。青岛黄海学院毕业。

文涛:黎平庙岭人，南昌大学毕业。

七十四世述派

献杰：三穗良地人，一九五六年参军，历任部队连长，代理营长。在三穗县粮食:局、县委组织部、信访办等单位工作。

献永: 三穗良地人，高中学历，参军，历任班长、排长职，三穗县教育局工作。

七十五世昭派

盛焯: 三穗良地人，参军，任生产队长，三穗县商业局工作。

盛炽: 三穗良地人，镇远师范学校毕业，小学生教师。

盛燃: 三穗良地人，贵阳邮电学校毕业，历任支局局长等职。

盛柯: 三穗良地人，瓦寨中学毕业，历任大队保管，乡人大代表。

盛鹤: 三穗良地人，大学本科学历，历任轮机长、分队长，科长、支部书记、工会主席、副专长、黔东南州林木检查站长兼党支部书记、副县级待遇。

盛读: 三穗良地人，参军，历任班长、排长、连指导员，中缅战斗中立三等功，转业后任黔东南州水利局工会主席，副县级待遇。

盛文: 三穗良地人，参军，转业后在镇远县物质局、电力公司工作。

盛均：三穗良地人，:参军，任铁道基班班长。

盛南: 三穗良地人，大专学历，共产党员，历任三穗县镇长、科局长。

盛京: 三穗良地人，大学专科学历，在三穗县农业银行工作。

盛泉: 三穗良地人，专科学历，历任三穗县人民法院书记室副主任、支部副书记、办公室主任、研究室主任。配万氏开英，大学学历，历任瓦寨镇副镇长，长吉乡政府副乡长，三穗县卫临局爱卫办主任。

盛田: 三穗良地人，共产党员，历任良地村支部书记。

盛益: 三穗良地人，高中学历，中共党员，历任三穗县政协委员、良地村主任、支部书记。

盛坤: 三穗良地人，遵义医专毕业，历任三穗县桐林卫生院院长。

盛伦: 三穗良地人，在铁道四局工作，离退休。

七十六世先派

应奎：三穗良地人，历任黔东南州法院刑二庭庭长。

应德;三穗良地人，初中学历，参军三年任班长，中共党员。

应凯：三穗良地人，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配杨氏秀霞，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

应军：三穗良地人，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讲师。

应强：三穗良地人，中专学历。配舒氏虹雁，北京大学毕业，本科学历，任红十字会会计师。

应澄：三穗良地人，大学专科学历，历任乡政府计生办主任、副乡长、桐林镇纪委书记。配杨氏平荣，中专文化，教师。

龙琳（女）：三穗良地人，凯里卫校毕业，在凯里中医院工作。

应显：三穗良地人，凯里师专毕业，三穗县职业中学高级教师。

应钊（女）：三穗良地人，天柱师范毕业，在三穗二小高级教师。

应伟：三穗良地人，三穗良地人，湖北省工业学院工商管理系毕业。

应北：三穗良地人，行医三十四年，国家公务员。

应鹏：三穗良地人，凯里师范学院毕业，历任三穗县八弓镇副书记、县农业局副局长、县烟草局办公室主任。

芳达：黎平城关人，中专文化，在黎平县林业部门工作，曾任医师、站长职务。多次被评为国家劳动先进模范。 

七十七世卿派

世良，三穗良地人，配秦氏娘敏，秦氏大学本科学历，在三穗民中任教。

世华，三穗良地人，大学本科学历，广告设计师，在黔东南州广播电视台工作。

世萍（女），三穗良地人，贵州师范大学毕业，在剑河县农村信用社工作。

世健，三穗良地人，夏门华侨大学毕业。

世兴，三穗良地人，中专学历，在瓦寨卫生院工作。

世旭：三穗良地人，贵阳警官学校毕业，在施秉县公安局工作。

景茂：黎平城关人，贵州交通驾驶学校毕业，在黎平县林业局工作。配胡氏德琳，毕业于黔东南州卫生学校，在黎平县人民医院工作。

景业：黎平城关人，中专学历。

本篇仅为银堂公裔，对宗亲情况了解不全，才疏学浅，有粗漏地方，再所难免，特别是七十世正派、七十一世家派、七十二世邦派、七十三世继派、七十四世述派、七十五世昭派，七十六世先派、七十六世卿派的工作单位人员和大学毕业待就业、在校大学本科、专科生的未能全面情况一一阐述，本考仅供宗亲参考。

                        伯高七十二世孙： 腾 灿 撰写

                          二0一三年八月十八日於黎平

廖 耀 南列传

龙  迅

清宣统二年九月十六日（1910年），廖耀南出生于黎平县中潮廖家湾一个小康人家，又名廖绍熹。家有田地山林一千多亩，有商店、药店等，系黎平城南大户之一。

1931年,湖南岳阳私立湖滨大学文史系毕业后，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分别出任黎平县政府、岑巩县政府科长、主任、秘书、区长，县参议会驻会委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镇远专署、贵州省食品公司、贵州民族研究所、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任秘书、文秘、研究员。他对侗族文化历史颇有研究，常撰民族史料在《贵州民族研究》等多家刊物杂志发表。且擅长中医。1987年8月15日病逝。

一、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

1925年至1931年间，廖耀南就读于湖南长沙等多所大学，最后肄业于湖南湖滨大学。在校读书期间，参加过声援北伐国民革命军的活动。

1927年，廖耀南在长沙读高等院校，3月，听闻堂兄廖泽南（时任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传来国民革命北伐军第十军军长兼北伐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王天培（黔东南天柱人）攻打徐州大捷。紧接，王天培又率十军东下，直捣安庆，追击吴佩孚残部。经黄州、克黄冈，占武冈，下黄梅，克英山至安徽青州与张宗昌，马齐、王栋、张敬荛等敌军激战一日，敌军大败的消息后，廖耀南思绪万千，夜不能寐，欣然命笔，撰写十军胜利的通讯文稿，文中写道：“王天培从湖南洪江挥师南下，在湖南新化打败了吴佩孚帮凶韩彩凤和沈鸿英。统率北伐第九军、第十军两军，攻占常德、澧州、藕池口、公安、石首、松滋、沙市、荆州、长阳、枝江、横堤、西各水、屋崖等重镇后，然后渡过长江，攻占宜昌，锋芒直指赣皖。十军自湘而鄂，转战江西，纵横千里，收编甚多，此时的兵力已由原来的2．5万人增至9万余众。攻占安庆后，王天培被任命为北伐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率北伐第十军、七军、二十七军、三十三军、四十四军及冯祥武、王令韬等独立师，由镇江、常熟、芜湖向北挺进。挥兵直指徐州。徐州历为军事重镇，孙传芳和张宗昌在此纠集重兵死守。但王天培仅用十四天时间，就取得徐州大捷。是役歼敌八万余众，俘敌两万余名，击落飞机五架，摧毁和缴获铁甲车五十余辆及无数辎重。孙、张亡命临城。徐州战役是北伐几大战役中的一次大战役，敌军胆寒，全国振奋”。文稿写成后，张贴标语，积极组织千名同学上街游行，庆祝徐州大捷，并把王天培将军率部北伐大捷战况的消息，写成通讯，张贴在大学校园专栏上，并将文稿投发给湖南等当地报馆，各报竟相报道。

1931年秋，廖耀南大学结业后，先后在黎平县政府任田粮管理员、科员、科长、银行经理等；后任黎平县德凤镇，中潮区、水口区、孟彦区几个区的区长，并兼任当地小学校的校长；

1942年，曾接受时任贵州省岑巩县县长张止爰（湖南人，中共地下党党员、曾任黎平、镇远、岑巩等县长）的聘请，到岑巩县任县政府主任秘书，参加革命组织活动。廖耀南自结识中共地下党员张止爰后，心向共产党，心向革命，十分重视家乡的教育事业，积极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日的政治主张。在张止爰的领导下，向地方群众筹备抗日战争物资，支援前线军队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1943年至1949年，廖耀南任黎平县参议员，同时兼任黎平中学教员，教授国文，历史等课程。

他在任民国黎平县中潮区、孟彦区长期间，还兼小学、中学教师，为家乡培养人才。同时，对家乡百姓生活，十分关注，当时常有被地方武装抓壮丁的百姓，只要百姓不愿意去的，都会尽力帮助让其回家。1944年，黎平发生灾荒，有不少农户因灾荒没有收成为灾民，他要家人开粮仓，放粮救济灾民，还亲自煮稀饭救助灾民，得到灾民赞扬，称之为：“民生长官”、“民心长官”、“灾民长官”。

廖耀南在任黎平县水口区区长期间，禁止种植鸦片烟，与当地土匪结怨。一天，在召开水口全区甲保长禁止种鸦片烟会议后，某甲长与土匪有勾结，告诉聚居在雷洞山上种植鸦片烟的某土匪头目，土匪头目听到报告后，连夜带40名土匪下水口，打烂区公所办公设施，威胁廖耀南。廖不怕，立即组织区武装民众进行反击，赶走了土匪，并抓住两名土匪押送黎平劳教。因与土匪有了过节，土匪怀有仇视情绪，采取报复行动。1940年到1949年的10年中，中潮廖家湾老家，多次被土匪抢劫一空。为躲避土匪的猖狂抢劫，全家数十口人的生命安全，一家逃离家园，四处投亲靠友，躲避土匪的勒索抢劫。廖耀南回忆录中说：“那是一个晴朗的清晨。他出门去中潮买肉，发现数百土匪朝廖家开来，他立即回家报信，父亲等已跑不出家门，只好躲入暗室里。土匪很快将家里的粮食财物洗劫一空。土匪忙于抢财物，没有找到父辈，方才幸免于难；事后，带队的土匪头子说：“廖耀南没抓到？为什么不将当区长的廖耀南抓来砍头？”

“土匪离去后，全家又纷纷逃离家园，直到新中国成立，黎平解放，全家才逐渐回来，从此结束了一家动荡不安的生活。”

二、投身新中国民族文化建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解放大西南。刘邓大军浩浩荡荡地开往西南各省，杨勇司令员率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进军贵州。廖耀南得知堂兄廖泽南（泽南：1904年生，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北伐军第九军宣传科长、1927年加入共产党组织，县参议、代县长、团长、粤桂边区抗日游击总队第二大队代司令等职，）已随解放军从湖南进入贵州的消息后，11月，便卖家中所有田地和商店，率领亲友子侄们，毅然投向共产党，坚定地走谋求解放的道路。他带领几个叔叔与哥哥奔赴黔东南镇远县找到了廖泽南与解放军，从而走上了革命道路，开始了新的生活，参加了革命工作和民族文化建设。

解放初期，贵州土匪多如牛毛，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重点放在清匪反上。耀南与堂兄泽南在解放初期跟随解放军的四十九师147团转战于黔东一带，利用社会关系招抚土匪，为完成任务。在剿匪战斗中，不辞劳苦，长途跋涉于黔东南重山峻岭，甘冒生命危险，为剿匪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剿匪任务完成后，进入“贵州革命大学”学习。

在参加“贵州革命大学”学习中，耀南刻苦认真学习研究社会科学，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精神，通过一年多的学习，在思想政治上，坚信党的领导，对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结业后，分配到贵州省食品公司工作，后调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等单位，在工作中一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成绩显著。

1957年，耀南先生被错划为右派，每月工资仅30元，住房才10平方米左右。在文革期间的艰苦岁月里，他下乡劳动改造，坐过牛棚，被揪斗，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忍饥受寒，但他仍然坚韧不拔，积极地埋头为党为人民工作，坚持写文史稿。1969年至1976年，这是文革浩劫的年代，他写《王天培将军的一生》的文稿，遭受沉重的打击，被红卫兵两次烧其文稿，但他坚决给予回击。

在一次批斗会上，有人（红卫兵）批判道：“廖耀南，你天天写王天培，他是你的祖宗老子？”

耀南回答：“王天培将军，他不是生我的老子，是我乡亲父老的先贤，是一名北伐战争赫赫有名的将军。”

那人又批判道：“抱紧北伐战争王天培这个死尸不放，可笑。你要像我们红卫兵一样，天天学习毛主席选集的雄文四卷，才能改造你这个旧的腐朽思想。”

廖耀南：“你说你天天学习毛主席选集的雄文四卷，我倒要问你，毛泽东选集中有两个地方写到北伐名将王天培，请问是在第几卷雄文？雄文标题叫什么？在第几页写到王天培将军大名？”

红卫兵答不上来，嘿嘿两声，遛下台去。台下一片嘲笑声音。

廖耀南接着说：“我告诉你，《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第一卷 第47页至第48页中写到王天培将军的大名。毛主席他老人家都带头写王天将军了，难道毛主席写王天培也是“可笑”的？我们紧跟毛主席写王天培将军，又有什么值得批斗的？。

批判斗争会主持人，滑稽地说：这会开不下去了，散会吧。

1979年平反，落实政策，廖耀南已是古稀之年了。耀南先生决心把余晖献给祖国“四化”建设大业，以实际行动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他在《1984年元旦述怀》诗中写道：

地球公转复周天，人事推移又一年；

举国讴歌政策好，欣看沧海变桑田。

又诗：

荏苒时光七四春，满庭兰芷喜成荫；

伏枥老马怀千里，要趁余年赶一程。

落实政策后，他全心投入参加编写《清实录》、《侗族简史》、《姜映芳》、《黎、锦、从长官司考略》等史书。他治学严谨，工作认真，在写作中尊重史实，长于论述，逻辑严密，力求史论紧密结合，个人完成了质量较高的篇幅达数十万字，为贵州民族研究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他还为《贵州文史资料》撰稿十余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

篇，刊登在《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六集上：一是《王天培的一生》约11000字；一是《清水江流域的木材交易》约21000字。后者曾被贵州师范大学选用为教材。耀南先生关心桑梓的建设，满怀热情地参加黎平县志的编纂工作，十分关注本县的民族教育事业，受到故乡人民赞扬。

耀南之父名燧臣，是家乡有名的中医。他秉承家传中医的高明医术，义务为人民群众治病。几十年来，业余时间里求医者众，达数万人次，治愈的病人也数以千计，其中有不少疑难病症，如肾炎、尿毒症、精神分裂症、肿瘤等，都有具体的实际病例。他尤为关心农民群众的健康，鉴于村缺医少药，经常利用节假日亲自到贵阳郊区的麻冲、小关等农村为农民看病、治病，深受农民群众喜爱，农民也常将新鲜蔬菜送上门，以示感谢。由于耀南先生具有较高的医术，加上义务治病的高尚精神，无形中成了贵阳市口碑较好的名医。通过临床实践和孜孜不倦地钻研古代中医名著，使他获得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经验，不遗余力地精心分析、整理各种病例，先后整理出《辨证论治》、《生理学辑要》、《肾炎临床体察》、《中风(脑溢血)证治》等医药著作18本，约30多万字。

个人作品主要有《诊断备要》、《辨证论治》、《生理辑要》、《医药便览》、《肾炎临床体察》、《中风（脑溢血）论治》、《常用中药》等等，共计有十八本论著，约计三十余万言，继承和发展了祖国医学的宝贵经验，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印刷出版。

诗歌二百余首，其中七首被选入“贵州当代诗词选”第一卷。

《诊断备要》、《辨证论治》、《生理辑要》、《医药便览》、《肾炎临床体察》、《中风（脑溢血）论治》、《常用中药》等等，共计有十八本论著，约计三十余万言，继承和发展了祖国医学的宝贵经验，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印刷出版。

诗歌二百余首，其中七首被选入“贵州当代诗词选”第一卷。

《贵州省文史资料选辑》刊登的有十余篇专著，计十万来字，其中最具代表的两篇是第六辑刊登：《清水江流域的木材交易》”，约两万余字；《侗族北伐名将王天培的一生》，一万一千字。

三、廖耀南家世史源

廖氏始祖原籍江西省吉水县（今吉安市吉水县）。据传先祖于明朝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从戎入黔，后在黎平解甲归田，至今已历六百余年。传至明末廖逢圣先祖五岁被匪掳去，圣伯母郑夫人为之建刹塑佛，持斋以乞归。未经几年，逢圣祖从广西龙图平安回归，先住廖家湾旁的汪清屯，后发展到廖家湾。逢圣祖生子登庸，至祖父辈以历八代，在近两百年间，经科举考试多人入仕，官至知县、知府者多人，到先祖父一代家产已有田土数千亩，此时的廖家湾已发展到数百户，廖氏家族占有附近乡镇田地产数万亩之多，所建房屋均为青砖黑瓦。山墙高挑，还建有两座祠堂，其中一座是清乾隆年间修建的“六家祠堂”，因得到朝廷“诰封”，又名“诰封祠”。至此的廖家湾已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大村子。廖家是书香门第，到祖父廖燧臣一代已是书香八代。

廖耀南结婚时住在廖家湾清水塘老宅，祖父兄弟分家后，因人口增加不够住，其父于1927年开始重修被土匪烧毁的半坡旧宅，到1929年建好后搬入。这座占地近八亩的住宅建有千余平方的砖瓦房，四周有丈余高的围墙和两个碉堡。内有两座蔬菜和果木园，两个大院，全家在此直到解放后的土地改革。

廖耀南之父于1940年病逝，全家曾搬到离廖家湾十华里的潘老厂，第二年又搬回廖家湾半坡居住。进入四十年代，三个叔叔相继结婚成家，堂兄、弟、姐妹出生后，加上佣人，到解放前夕，全家人口多达三十余人。此时这个大家庭占有田、地产数千亩，还开了药店，又在湖南靖州开设木材行，经营木材生意。全家上下由祖母统管，陈氏作为大媳妇协助。此时廖耀南进入社会政界与教育界，在家时间很少，四叔于1937年在担任中潮区保警队队长时，因打土匪牺牲，七叔以经营木材生意为主，晚叔年轻，协助七叔兼营在潘老厂开办的“廖永康真诚药室”。

从廖耀南祖父到父亲直到父辈均有精通医术，常以此济人，救死扶伤。所开药房常免费为穷人看病，送药。深得当地百姓好评。廖家本是书香人家，在四十年代，在半坡家中曾开馆办私塾，特聘请陈次良担任先生，凡家中叔婶及堂兄弟姐妹均在馆中读古书。

解放初期，全国进行土地改革，廖耀南这一辈均已参加革命工作，在其母带领下积极配合土改工作，并顺利完成了土地改革，廖耀南的母亲还作为开明士绅代表出席了黎平县首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我作为撰写人，对他的一生，对他的经历，他对社会的贡献，当然有评价：他生长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里，生活在两种不同社会的执政党统治挟缝中，且做出对社会的贡献，这确实不容易。他一生经历了中华民国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不同的时期，一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他前半身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半生投生了新中国革命工作。在国民党执政时代，无论是在校求学，还是在黎平、岑巩等县政府任科长、主任、秘书、区长，县参议会驻会委员。他一直认真求学，组织同学庆祝北伐胜利、勤劳工作，禁止种植鸦片烟，为民生健康活生生而工作，民众交口称赞：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党执政，社会、民族、国家建设，得到了巩固发展。然而，他虽然适逢“反右”与“文革”，历尽坎坷，倍尝人世艰辛；但他能克服种种困难，在艰难岁月中仍坚持为人民服务。常以“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自慰；在垂暮之年仍以“只要一息尚存，也要为群众做点好事”自勉；一直身体力行、实践自己的诺言；晚年重病卧床，仍坚持为群众看病。他常常说“鲁迅先生倡导要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是血，我能以此为榜样，作为我做人的目标、庶几无憾矣！（5600字）

王天培将军（电视连续剧第六集），编剧：龙迅

1、朗威将军办公室

王天培在看阅文件

吴玉章、杨闇公走进办公室。

旁白：自国民党改组，孙中山先生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四川之国民党人分左右两派，左派以共产党人杨闇公，李晓亨为首，设省党部于重庆莲花，右派以石青扬，陈敬修为首，设省党部于总土地，两派政见相参，政争非常激烈。

吴玉章见王天培正在理文件，微笑地说：“王将军，来打扰了。”

王天培抬起头来，见是吴玉章俩人，高兴地说：“吴委员，失迎了，失迎了。”

警卫员分别给杨闇公、吴玉章，各上了一杯茶，然后，退出。

吴玉章对王天培说：“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四川省党部主任，叫杨闇公。”

王天培急忙伸手到杨闇公面前握手，说：“杨先生的大名久仰，只是以前无缘见面。”

杨闇公：“王将军率部来川，清剿了竹杠岭土匪，为民除害，得了‘得胜碑’‘得胜旗’等两把万民伞，实在是金钱难已买得的东西。”

王天培笑说：“那小事一桩，还得杨先生持于齿上，如此赞扬。我军距劳苦大众的要求，还差得远呢。”

吴玉章：“王将军文武双全，言辞如此逊虚，拥政爱民，真是让人敬佩。”

杨闇公感慨说道：“现在，四川局势混乱，刘湘、刘文辉、杨森等人，互相争战，事态发生了变化，形势拙拙逼人，世道真暗呀！”

王天培：“这均是军阀割剧所造成的。孙中山先生发表了《北上宣言》重申反帝，反军阀的政治思想纲领，主要以武装力量打倒北洋军阀，夺取大国政权，我是非常拥护的。”

吴玉章：“王将军，告诉你一个最近消息，9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第三次对时局的主张，指出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既得的权利与势力。”

王天培点头赞同吴玉章、杨闇公：“我决心加入革命的行列，要与那些破坏统一国家的反动势力作坚决的斗争。”

吴玉章说：“好！王将军不愧为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

2、码头。日。

嘉陵江码头停泊一艘舱船，吴玉章提起一个皮箱，从船舱里走到岸上，又在人流中步行。

一辆小车开到他面前，停下。

王天培下车与吴玉章握手：“吴先生，迟迎了，请上车吧。”

吴玉章笑着说：“王将军劳驾你了。”

小轿车在公路上奔驰。

吴玉章：“今年二月，我参加广州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本来及时想同你和杨其昌等商谈参加北伐一事，无奈又发生了‘中山舰事件’，北伐受阻，王将军你率部只有留川待命了。”

王天培：“可以，我决定留川待命。”

吴玉章问：“现在黔军在川境状况怎样？”

王天培：“入川以来，我认为，税收已能供给军需，力劝袁祖铭勿再扩张，以免触怒川人，而袁祖铭、何厚光等盲目自大，肆意扩张，亦促使川军联合驱逐。五月九日，我决意单独行动，避开在渝拥袁祖铭势力压迫。”

吴玉章：“你的决定很好，我代表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对你的行动表示坚决支持和致谢。”

3、四川綦江·日。

大操场内外，人山人海，一片欢腾，洋溢着喜悦气氛。

王天培从一辆小轿车里走下来，身穿就职军装，走上宣誓台。高奏国歌后，向孙中山像行礼，又向将士们行礼。

吴玉章宣读《广州国民革命政府任命书》，“广州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部和军事委员会任命，王天培任国民革命军十军军长，辖二十八师，二十九师、三十师。”

旁白：1926年，王天培从大局出发，几经与国民革命政府联系，争取黔军全部参加北伐，受到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的热烈欢迎，并任命袁祖铭为北伐左翼军总司令，率黔军由川出师北伐。部队有第九军军长彭汉章，辖25师师长贺龙，26师师长杨其昌，27师师长毛鸿。第十军军长王天培。第十一军军长袁祖铭兼任，还有五个独立师，总计兵力十万余人枪。

4、綦江军营“栲棚”日

王天培走到发报机前，对发报员说：“电命，二十九师，三十师集结湘西，六月二日前到达。王天培、民国十五年五月八日。”

发报员一边记录一边发电报。

5、闪回：二十九师王天锡由铜仁起程，抵达黔阳。

闪回：三十师王天生从黎平、锦屏、天柱出发，到达溆浦的行军镜头。

6、松桃县城

街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地滩上摆有许多各色各样的日常用品和器具，买卖的，卖艺的，玩猴子把戏的比比皆是。

古老墙壁上贴有一张招兵告示。

一群青年围墙边议论告示。

数百青壮年围成一个大圆圈，观看罗启疆习演武艺，舞枪使棒，博得众人拍手赞扬。

王天培走到罗启疆面前，用手轻轻地拍其户膀说：“小伙子，好样子。”

罗启疆警惕地：“没什么，与哥们差远呢？”

王天培：“哪里人士？年纪多了？”

罗启疆看这位陌生的人，盘问得如下劲，欲想发火，但未知底细，只好忍着说：“松桃县人，今年二十三岁。”

王天培又问说：“你为何要招兵买马？”

罗启疆干脆地：“现在世道混乱，土匪作恶，军阀割据，百姓受苦，为维护地方社会秩序，抵御外来势力，使家乡不受蹂躝，而招兵买马。”

王天培高兴地笑道：“你年轻有为，好好的干。”

甘凤章向罗启疆介绍说：“小青年，他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将军。”

罗启疆目视王天培后面的队伍，激动说：“王将军大名久仰，只恨有眼不识泰山。”

王天培：“小伙子，我也是土生土长的，你只管叫我老王就行了，哦！你叫什么名字？”

“罗启疆”

罗启疆心想王将军没有官架子，如此平易近人，眼睛一亮，要求加入王天培的队伍说：“我想带松桃的几百弟兄参加你的北伐军，去打北洋军阀，不知你肯接收我们吗？”

王天培：“欢迎，欢迎你带兄弟们参加北伐。”

罗启疆跳跃起来地向青年们：“兄弟们，跟王天培将军北伐去。”

青年们喜悦地抱成一团。

7、洪江，誓师北伐。

街上，民众敲锣打鼓欢迎十军，街道两边贴满欢迎的标语口号。

十军官兵身穿绿色军装，步进广场。

旁白：王天培将军兵至晃县芷江之间，解决了巨匪唐大王、唐三王，沿途除其余残匪后，一九二六年八月九日在洪江举行北伐誓师大会。

王天培亲自为誓师大会撰写对联，勤务兵把联贴于大会台柱上，字迹猶劲有力，联曰：“誓统十军，为国为民酬我志；师表万众，灭吴灭曹快人心。”

士兵们的钢枪上，都插上三角彩旗，分别有“打倒吴佩孚！”“欢迎革命军”，“铲除军阀势力。”

誓师台上，座有共产党代表吴玉章，王天培和各师长，气氛非常热烈。

杨胜治师长主持誓师大会，他庄严宣布：“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北伐誓师大会开始，由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党代表，吴玉章，受旌旗给第十军。”

吴玉章把旌旗授给王天培。

一阵雷鸣般鼓掌声。

杨胜治：“请将士们高唱《北伐歌》。”

十军将士大声歌唱：“无颜无耻孙传芳，拥兵数十万，盘踞我三江。海港多，枪炮响，反抗我中央，浙踞我三江。海港多，枪炮响，反抗我中央，浙闽苏皖赣，五省不安康，失败走南京，偷过杨子江，交枪交械，片甲不留，逃跑奔北方，东北张作霖，勾结张宗昌、褚玉严、张作良，联合来反抗，党国有方略，主义有辉光，打倒北京城，看你哪里藏，二次北伐，铲草除根，哪个能够忘！”

歌声荡彻四野。

王天培欣然讲演：“今天，在北伐誓师大会上，上级和政府派来了吴玉章同志，他远道来洪江指导，给予我们十军誓师授旗，我本人以及十军将士，深表荣幸，受到了极大鼓舞。这次大会意义深远重大。国家和人民，对十军寄予重托，寄予厚望。我们这支军队是国家和人民的军队，我们要以革命大业为重，要完成铲除军阀的北伐革命。我们必须同心同德，奋勇前进，为国家，为民族，奋斗到底！今天的誓师大会，给我军增加了勇气，增加了斗志，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激励我们在革命道路上百折不挠，消灭吴佩孚，曹锟，占领武汉，直捣黄龙，使我们北伐的这面旗帜，飘扬全国，乃至全世界。”

台下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杨胜治：“现由党代表和政府代表吴玉章讲话。”

吴玉章向将士们行了礼，说：“国民革命军北伐第十军全体官兵们：今天，我代表党和政府到洪江对十军北伐誓师大会作予授旗，我感到非常高兴，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是青年有为的军事指挥员，是革命的军长，上级党很放心，很乐意把钢铁铸成的和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愿望绣织而成的红旗交给王天培，交给十军全体将士们，希望十军将士，英勇杀敌，这面红旗标志着全中华民族的幸福和自由。你们任重道远，要完成光荣使命，消灭曹、吴，除暴安良，达到耕者有其田，士者乐其家，商者喜于市的社会境域。

“十军全体将士们，你们这支队伍是钢铁的队伍，是久经战斗考验的革命队伍，你们有一种艰苦朴素、吃苦耐劳，团结一致的作风，有一个解救人民于水深火热的总体目标，我还要重复一句，特别是有一个忠心耿耿、文武全才、以身作则的王天培指挥官，他率领同志们战斗到哪里，胜利就到那里。军人必须效忠于国家和民族，讲信义于社会，于朋友。方能肩负起重任，去完成革命事业，更重要的是，必须依照孙中山总理遗嘱去奋斗，才能达到自由平等的目的。”

接着是一片高呼口号，口号音荡漾四野。

打倒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

8、洪江街，人声鼎沸。

第十军在誓师会后，举行北伐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大张旗鼓地宣传《三民主义》，北伐要意。

甘凤章对民众大讲演：“父老乡亲们，同胞们，‘三民主义’是我们的国策，也是工农劳苦大众所向往的，我们北伐，就是要铲除北洋军阀，去实现孙中山总理的遗嘱，争取统一和平，民主、自由、统一的新中国，打倒帝国主义！”

9、长沙会议

各路将领陆续走进会厅，军事会议厅了挂有孙中山像。

旁白：1926年8月12日，蒋介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北伐第二期作战的战略计划，参加会议的有：参谋长白崇禧，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苏联军事首席顾问加仑，陈公博，唐生智及所部军参谋长和各师长，李宗仁及所总军参谋长和各师长，王天培代表第九、十两北伐军出席了军事会议。也是王天培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会议后任命王天培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左翼前敌总指挥。

蒋介石：“我北伐军原有8个军，至今年七月以来，有贵州地方军袁祖铭和王天培两军，江西省的方本仁一个军，北伐军总计共有十一个军，总计不到二十万人的兵力，而全国大小军阀合计起来约一百万人以上，目前，我军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基本队伍约十余万人，面对数倍于我的敌军，在占领长沙中，有人提出主张放弃攻取武汉，将主力转攻江西孙传芳，旨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实质是将北伐战争转为守势。因此，在这里提出来让大家讨论。”

李宗仁站起来说：我个人主张“各个击破”的战略，即直捣武汉，首先消灭吴佩孚，若全师东移攻打孙传芳，待吴佩孚得到喘息之后，其主力重整南下，北伐军将处于腹背受敌的境遇，实犯了兵家的大忌。

蒋介石激动地说：“我同意李宗仁军长的意见，决定攻取武汉，对江西采取守势，战略部署是：第八军唐生智率领你部正面攻岳阳。“

唐生智站立起来答道：“是”

“第七军李宗仁，第四军唐发奎出平江，北取蒲圻，羊楼峒，分别渡江与第八军归复武汉。”

李宗仁、唐发奎一齐站起，同声应：“是！”

“第一军何应钦，第三军朱培德，第二军鲁滫平集醽陵，攸县、茶陵防赣。”

何应钦，朱培德、鲁涂平同声答应“是”

“第九军彭汉章，第十军王天培率部出荆州，沙市，取宜昌。”

王天培，彭汉章站立起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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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禄

石新民先生新出了一本电影剧本《毛泽东在黎平会议》（贵州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嘱我看一看，能否写点相关的文字。我对于电影文学剧本，一向认为是一种崇高的事情，或认为是一种技艺性文字工作，故而一直没有染指。假使有一天可能涉及，也是以小说作为媒质介入。但对于石新民的创作，我一直是怀着崇敬的心情特别关注着，甚至还有过多次的促膝交流。捧读他这本花了八年时间精心打磨的新著，我亦如作者一样，胸中翻滚着一股红色的激情，由此也给石新民贴上了“红色作家”的标签。

标签也往往意味着概念或者理念，对于正在进行火热创作的作家，贴概念化的标签一般有两层意思：或一个人在某一领域取得突破性创新，亦或创新的内容形式已经定型。当然，概念又比理念更深入一层。如果说人们认识世界并形成自己的观点，就标明已形成了独特的思想或理念，这种思想或价值理念一旦系统化，则足以影响他人。假如受到这种思想影响的人群更多范围更广，理念则有可能以概念的形式固化下来，流传开去，从而进入人类知识体系，会更加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发展历程。因此，标签一旦上升到概念，也会进入人类的知识体系。像萨特的存在主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等，这是对作家的最高褒扬。人类文明归根结底是靠思想推动的，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说：“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理学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他深刻地揭示了思想的力量，即概念的力量。

当然，任何概念都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结晶，萨特的存在主义即源于对人类矛盾，尤其是巴以之间无法排解的矛盾所提出的思想观点，用存在的方式让双方维持现状，和平相处。这种哲学方法被世界著名的政治家所广泛持有或引用，比如面对复杂的“台海”局势，政治伟人邓小平“一国两治”战略可说深得存在主义精髓；关于南海、钓鱼岛争端，我国领导人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何尝不是存在主义的思想彰显？魔幻现实主义得益于对拉美地区传统文明的深刻理解和省悟，这一标签以概念的形式传播，影响了我国的一两代作家。特别是具有较深厚传统文化基础的国家和地区，更容易受到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因为在漫长的历史形成或记录下来的一些文化乃至巫文化现象，仅仅靠现代思想及主义是无法解释的，于是乎魔幻现实主义成为解读世界的另类合理方法。纵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创作成果，又并非全部可贴上“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标签。当我国作家用它的方法解读生活时，视野就会受到局限，对生活的解读单一化，邯郸学步，走进一个没有出路的死胡同。或许莫言是一个例外。莫言采用魔幻的方法时，并不局限于某种魔幻化的怪诞现实，而是把鲜活的现实怪诞化，拥有广阔的思想和精神视野。

因此，这里用红色作家标签石新民，在说明他的创作成果和方向时，并不能涵盖他的全部成就。

红色初心。石新民属于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对党和红军怀着深厚和专注的感情。据与他一同求学的乡谊说，他在少年时代就表现出积极且优异的文学天分，响应上级号召写大字报，他一夜就能写出一整版工整且流畅的文字。或许现在有人说大字报不是什么好东西，甚至有人会感到深悟痛绝。在一个民族都迷失了灵魂的非理性时代，我们能要求一个农村少年具有多少文化自觉和思想正确呢？事实上那个时代认为正确的一些东西，恰恰经历史检验是极端错误的。一个乡村少年以自己出色的文艺才华顺应时代，为时代鼓与呼，仅仅是出自少年天成的本意，并不包含多少思维和理性判断在里面。包括长久以来，在成年世界里，无数人都迷失在政治正确的世界观里，从而完全地丧失自我及个性，丧失了人文化的自我精神价值、失去了享受鲜活的现实生活。然而，往往最终的政治正确恰恰只代表某一个时期政治思想和判断的合理性，而并非能标注完全的正确与完美。人认识世界的不完整性与思想的波动性，已然证明绝对的正确与完美只是一个伪命题。因此，与石新民对于共产党坚定的初心相比，与他那颗抱着满腔热忱的澎湃红心相比，某些人应当感觉多么羞愧啊。也正是有了坚定的目标与信仰，石新民从一所山村小学出发，从一座偏僻而贫困的乡村出发，走上了一条探索长征胜利之路和红色中国崛起之路，多少年以来孜孜以求，不曾有任何倦怠和改变。

红色题材。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立足于写某一类作品，总是一个不断探索与选择的结果。当我写完《县委组织部长》系列，签约网站和网友给的定义是“官场小说作家”。其实，写这一部书之前，我已经写了近十部现实或民族题材的小说，包括书柜里还没有打印的两部数十万字手稿。就是所谓的官场小说，也是曾经为我小说申报选题的一位编辑建议的结果。他说现在人们关注这个题材，写好了不用担心出版。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我，极需高人指点，很高兴就接受了建议。更何况写机关人事，对我来说连体验生活的环节都省了。故而我在后期的写作中，有意加进了我对机关和社会管理、人才成长方面的深入思考，如是而已。我不知道石新民在写作初期，是否也存在这么一种艰难的探索与选择。不过，当他选定了红色题材作为创作方向之后，他就比任何文字工作者都绝决，一往无前地朝着这一条路子走下去。沿着红军走过的长征路，勇往无前地走下去。以黎平为支点，从瑞金延伸到延安，他是与红军、与中国红色革命贴慰在一起的。如果说红军长征是对中国命运的考验，对于石新民的新长征来说，是对他和家庭命运的考验；如果说红军长征经历的是风霜雨雪，石新民的长征经历的是囊中羞涩、贫困和艰难；如果说红军长征是在播种中国的红色革命，石新民则在播种着红色文化的种子。在经历极其艰难的万里长征和人生长征之后，该到了石新民收获的季节了。

红色作品。石新民一开始就计划并着手用“红色三部曲”之《太阳石》《大风歌》等来给自己的文学长征体现丰收成果。这样宏大的规划，对于没有接受完整的国民教育和规范文字训练的他来说，体现了宽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也证明不受规范训练更能具有的野心。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以特朗普的胜出落幕，表明没有出任过公职没有任何国家管理经验的人，在民众眼里可能比具有丰富经验的希拉里等一干人更胜任总统这样的公职。石新民及其他人，包括莫言在内的许多文学家，比更多受到专业训练的人在文学上更容易取得成就，道理在于此。在红色题材小说闪耀出版之后，石新民又转向了新的领域，推出了《毛泽东在黎平会议》厚重文学剧本。在州委秘书长耿生茂、原凯里学院曾羽院长等众多领导和友好人士鼎力相助下，他为了写这剧本，进行了一系列艰难采访，出版过程也相当曲折。这本新书既是凝聚众志与爱心，又包含作者多年心血的成果结晶；既是作者文学创新的厚重成果，又是纪念伟大红军长征胜利的最好礼物；既是长征影像及精神在我州的物化复制和记录，也是石新民用文学才华进行的一次艰难试验和心灵长征。所幸，这部红色作品像伟大的红军长征一样，满足了读者的期待与良好心愿。

既然是一部以毛主席为主角的书，我在这里也借用毛主席曾经的指示：“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石新民长期以来用他坚决的意志与强大的精神，致力于抒写红军、抒写伟大的革命家这件事，证明极其艰难也极难能可贵。

《毛泽东在黎平会议》过于注重描述领导人之间的斗争及红军下一步的出路为主要内容，但是，长征并不仅仅是“反围剿”失败的红军寻找出路那么简单，也不仅限于北上抗日这一伟大的目标。如果仅是止于这两个具体而简单的目标，红军就不会以一次的失败转移经历而产生“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样伟大的结果。无论是之前国共第一次合作进行北伐，到土地革命战争、包括长征，及至后来抗日战争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实质上都是中华民族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民族与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寻找出路。正因为如此，曾经互为寇仇的国共总是在民族危亡在关键时刻，都能做出正确而理性的选择。因此，红军长征其实质是民族国家走向工业化现代化，及革新开放、融入世界经济大潮直至民强国富的伟大抉择。长征既是红军意志与力量的彰显，也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初步彰显，更是古老中华民族永远向前、追赶世界潮流的伟大精神的彰显。唯其如此，长征精神在八十年后的今天仍不衰减，反而愈发光辉。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在黎平会议》作品内涵与精神价值略为单薄，尚有可提升的空间。